再过十分钟就是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逶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着。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着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顶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逃得远远的。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徕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只只杏仁蛋白糖果猪像被拔了毛的老鼠兀自守护着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8。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是贴在同一高度，仿佛这是规定。它们全都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着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地迎过来。“让外国劳工滚回去！”“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跺着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时而会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于街灯之下。

这个夜晚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昼走得毫无征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室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凶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着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着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世界属于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9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张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脚步。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俨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踪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这种权威感却让他越来越难过。他是被前头看到的东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宛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位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边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次是一些不尽属实的广告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穆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凶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锲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费尔德要在汉诺威讲演！”“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钟开始单调地鸣响着，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看。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嵌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钟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钟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当当当当声。是祈祷钟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着。教堂毗邻着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刹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陡地响彻整条空荡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湿滑的电车轨上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

“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光束照在英国粗花呢大衣上，而对个子这么小的人来说，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点。他做工精细的鞋子上沾着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闪烁。

“你是什么人？”警察重复问了一遍。教堂钟声此时已是无处不在，而它们的回声倔强地持续着。

一只小手伸进大衣的衣缝里，掏出来一个皮夹子。警察朝气蓬勃地接过皮夹子，单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则勉为其难地同时应付手电筒和他不熟练地握着的黑色手枪。

“怎么回事？”他把皮夹子归还的时候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大声叫喊？”

小个子男人没有回答。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

“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问，眼睛仍然望着车子开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话音轻细，仿佛生怕吵到在楼上睡觉的小孩。一种脆弱的声音，对寂静充满敬意。

“不知道。”

线条紧绷的脸庞松弛了下来，做出一个有安抚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我还以为我认识他。”他的腔调既不完全是英国腔，也不完全是德国腔，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位于一片自行选定的三不管地带。感觉上，为了听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调朝两个方向加以调整的。

“是天气搞的鬼，”小个子男人说，“天气突然冷下来让人容易认错人。”他边说话边打开一盒荷兰小雪茄，递了一根给那警察。警察没有接受，他径自给自己点燃一根。

“暴动，旗帜、标语——”警察慢慢回答说，“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整天神经兮兮。这个星期是汉诺威，上个星期是法兰克福。他们搞得天下大乱。”他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他说，用的是一句流行语句，“跟共产党没两样。”

他对小个子男人行了个微微的敬礼；对方再次微笑，这次是一个持续一阵子和带情感的微笑，传达出依赖感，暗示着友谊。这微笑不情愿地慢慢缩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谛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声音一下子停下来，然后再次响起，变得更快，而且变得——只是他的错觉吗？——更有决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恩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回想起刚才那个陌生人浑若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就连苍蝇也是有来头的。”

拿出笔记本，他仔细记下时间地点和发生过的事。他不是个脑筋转得快的人，但工作态度却一丝不苟得让人没话说。他又把车牌号码记下，这个号码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过目不忘。突然间他愣住了，瞪着他刚刚写下的东西看：那个名字和车牌号码。他又回忆起那个壮胖男人和他行军般的大步伐，心脏开始跳得飞快。他记起了在育乐室公告栏读过的那份秘密指示，还有那张年代久远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着笔记本，他以脚上靴子容许的最快速度向电话亭奔去。

在去那儿的路上

有个德国小镇

那儿住着个鞋匠

他的名字叫舒曼

我是一个音乐家

我在为国家

我有一个大低音鼓

你瞧我就这样打！

德国占领区的英国军队进餐时唱的祝酒歌，以淫秽的调子模拟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