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你走了。”他的语气疲倦要多于惊奇。

“我错过了班机。她没告诉你吗？”

“你怎么把自己的脸搞成这个样子？”

“西布克龙派人搜我房间，想找有关黑廷的线索。我干扰了他们。”他坐了下来。“他们都是仇英的。就像卡费尔德一样。”

“黑廷的案子已经结束，”布拉德菲尔德很刻意地把面前一些电报推到一旁，“我已经把他的数据寄到伦敦，同时附有一封信，评估这事对我们造成的安全损害。其余的事伦敦方面会料理。我相信，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就要不要把此事知会我们在北约的伙伴，作出决定。”

“我看你大可取消那封信，忘掉你的评估。”

“我已经给了你相当多的宽容，”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态度恢复一贯的严厉，“各式各样的宽容。宽容你的不专业，宽容你对外交的无知，宽容你非同寻常的粗野。你在这里带给我们的一直只有麻烦，没有别的；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当不受欢迎的人。你到底安什么心？我叫你离开波恩但你却赖着不走。然后又衣不蔽体地闯进我办公室。难道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是星期五！是示威游行日。就当我是怕你忘了提醒你。”

特纳没有动一下，而布拉德菲尔德的愤怒最后也被疲惫取代大半。“拉姆利告诉我你粗野但有效率，但看来你还不只是粗野。我一点都不惊讶你会挨揍，是你自找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意孤行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也告诉过你我要放弃调查的理由。我没有计较你对我下属不必要的野蛮。但我受够了。你不准再出现在大使馆。出去。”

“我已经找到那些档案，”特纳说，“找到了所有东西。那台手推车，打字机，椅子，电暖炉，还有莱尔的风扇。”他的声音不连贯而没说服力，他眼睛盯着的似乎是不在这办公室里的东西。“还有茶杯和他在不同时间偷走的各种硬件。还有他从收发室签收而从没有交给梅多斯的信件。它们是写给利奥的，明白吗？是回答利奥询问函的回信。他在地下室搞了一个自己的部门，一个参赞处的独立单位。只是你从不知道罢了。他发现了有关卡费尔德的真相，所以他们要对付他。”他用手轻触脸颊。“对我下手的人和追逐利奥的是同一批人。他要逃是因为他问了太多问题，知道了太多事。就我猜想他们已经抓到他了。原谅我说这些无聊屁话。”他淡淡地说，“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喝杯咖啡。”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动。

“那个绿档案怎么样？”

“不在了。只剩下个空箱子。”

“他带走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是普兰什科拿走的。”他摇摇头，“我很遗憾。你得要赶在他们前头找到他。否则他们就会杀了他。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和杀人犯，黑廷找到了证据。”他提高嗓门。“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吗？”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看着他。

“黑廷是什么时候起意要对付卡费尔德的呢？”特纳自言自语地说，“起初他是不想管这事的。他转过身去。他对很多事情都转过身去，不想去回忆。他就像我们一样，不想管闲事，想要谨守纪律，视之为牺牲。平常做做园艺，参加参加宴会，幸存下去。他把头低下，任由世界在他头上滚过。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十月，也就是卡费尔德开始得势起。你知道吗，他认识卡费尔德。而卡费尔德亏欠他。这让利奥耿耿于怀。”

“亏欠他什么？”

“别急。慢慢来，让我们一点一点从头开始。他被卡费尔德惹火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被卡费尔德惹火，对不对？到处都看得到卡费尔德的照片。有微笑着的，有皱着眉的，有一脸威吓的……他的名字反复在利奥耳边响起：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卡费尔德是个杀人犯，卡费尔德是个假货。”

“你在说什么？听起来荒谬十足。”

“利奥不再喜欢这样：他不再喜欢谎话连篇，他想要真相。你可以说是他的男性更年期作祟。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袖手旁观，厌恶自己的幸存。他对自己的老把戏和生活方式感到倒胃。我们全都有过类似的感觉，对不对？但利奥的感觉比我们强十倍。所以他决定要讨回他被亏欠的：向卡费尔德讨回公道。你知道他有很强的记忆力，记得很久以前的事。于是他开始策划。先是想办法打入档案库工作，接着想办法得到续约，然后想办法取得各种档案：《名人追踪》……预定要销毁的档案，还有光荣洞里那些陈年档案。他把一个旧案子重新打开，加以调查……”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生了病。我建议你回去躺下来休息。”他的手伸向电话。

“他第一件事是拿到钥匙，这对他来说轻松容易。放下来！把电话放下！”布拉德菲尔德的手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到吸墨纸上面。“然后他开始在光荣洞里工作，建立起自己小小的办公室，做备忘录，写信。任何档案库里他用得着的东西，他就偷。他是个贼，这是你自己说过的。你应该知道。”有那么片刻，特纳声音变得温柔和体谅。“你是什么时候给地下室装上铁栅门的？不来梅的暴动之后对不对？一个周末？他就是那时候恐慌起来的。惟一的一次。他就是那时候偷走手推车的。我在谈的是卡费尔德，听好！关于他的博士学位，他的服役记录，他在斯大林格勒受的伤，一家化学工厂……”

“这一类谣言已经传了好多个月。自从卡费尔德成为政治要角以来，有关他过去的谣言就一刻不停，但他每次总是能够成功辟谣。西德这里几乎没有一个有头脸的政治人物未受过共产党的中伤。”

“利奥不是共产党，”特纳用极疲惫的语气说，“你说过的，他是个政治低能儿。他有很多年都远离政治，因为他害怕他会听到些什么。我在谈的不是谣言，而是事实。那全都是记载在我们的档案里的，就锁在我们自己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他就是在那里找到档案的，现在，就连你也无法把它们埋葬了。”他的声音既没有洋洋得意的味道，也没有敌意。“如果你想看，那些档案现在就在档案库里。有些东西我读不懂，我的德文不好。我已经交代过任何人都别碰。”他在回忆中微笑，而他回忆起的，也许是他自己陷入过的困境。“他在安装铁栅门和电梯上锁以前把手推车推到地下室去。他害怕调查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害怕去不了光荣洞。在那之前，他做的事一直简单得像小孩的游戏。他哪里都有办法去，《名人追踪》给了他这个权力。他只要坐上电梯，就可以直接下到地下室去。但你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终止了这一切：防暴铁栅门阻断了通向他洞穴的路。所以他就把他需要的一切放到手推车里，推到地下室，待了一整个周末，等焊接工人把工作做完才出来。为了离开地下室，他对后楼梯入口的门动了手脚。那之后，他就利用冈特邀他喝茶聊天的机会到顶楼去。冈特当然是不知情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使馆里每个人都是不知情的。我很抱歉，为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抱歉。我是错的。”

“现在恐怕不是道歉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打电话给皮特小姐要她送咖啡过来。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档案里有些什么，”特纳说，“都是些对卡费尔德不利的证据。请帮帮忙别打断我的话。你我都很累了，而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他前面的吸墨纸上摊开一张蓝色草稿纸。皮特小姐把咖啡送了进来，又离开了。她只瞧了特纳一眼，但这憎恶的一瞥却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道出她对特纳的鄙夷。

“我打算告诉你他拼凑出一幅怎样的图像。如果你想挑毛病，等我全部讲完再挑。”

“我尽力而为。”布拉德菲尔德说，脸上闪过一个微笑，让他看起来像另一个人。

“在丹嫩贝格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字叫哈普斯托福，居民寥寥无几，坐落在一个树木茂密的河谷里。德国人1938年在那里盖了家工厂。那里原先就有一家造纸厂。造纸厂位于一条湍急的河流旁边，有一栋乡村别墅相连，后方是一座悬崖。德国人把造纸厂改装，又沿河盖了一些实验室，把整个地方变成个极机密的小研发站，专门研究某种毒气。”

他喝了口咖啡又吃了口小饼干。看来吃东西会弄痛他唇上的伤口，因为他把头侧到一边，咀嚼极为小心。

“是毒气。工厂地点为什么选在那里，理由显而易见。那地方难于轰炸，而且溪流湍急，便于排放废水。村庄又很小，他们爱赶走谁就赶走谁。跟得上吗？”

“跟得上。”布拉德菲尔德拿着钢笔，特纳一边说，他一边记重点。特纳看得见他在每个重点前面都编上号，心里想：编不编号又有什么差别？你是不可能通过编号摧毁事实的。

“当地居民事后声称他们不知道工厂是干什么的，这大概是实话。不过他们知道原先的造纸厂被拆掉，换上很多昂贵的设备。他们知道，位于工厂后方的仓库是有守卫的。他们也知道工厂不容许干部与当地人杂处。工人都是些外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他们是不许外出的，所以也不会与当地人杂处。每个人都知道有动物。主要是猴子，但也有绵羊、山羊和狗。动物进了工厂以后就不会再出来。有一则记录指出，当地的省党部头目曾收到过一些爱动物人士写的抱怨信。”

“他在地下室工作，夜复一夜，把整件事情给拼凑了起来。”他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地下室没他的事。那里的档案库禁止进入已经很多年。”

“但那里就是有他的事。”

布拉德菲尔德在他的便笺上写下什么。

“大战结束前两个月，工厂被英国人摧毁。是精准轰炸。爆炸威力巨大。工厂连同整个村庄都被炸得翻了过来。外来劳工统统被炸死。据说爆炸声几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到。”

布拉德菲尔德的钢笔快速掠过纸张。

“爆炸当时，卡费尔德人在老家埃森；这一点没有疑问。他说他当时是埋葬母亲，她死于空袭。”

“那又怎样？”

“他回埃森不是为了埋葬母亲。她是早两年前死的。”

“说不通！”布拉德菲尔德喊道，“要是这样的话，报纸早早就……”

“档案里面有一张原来死亡证明的影印本，”特纳心平气和地说，“我不知新的一张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伪造的。不过，我想你我不消多少想像力都可以猜得到是谁。”

布拉德菲尔德瞧着特纳，眼神充满激赏。

“战后，汉堡是英国人的管辖范围，他们派出一组人，去看看哈普斯托福还剩下什么，搜集些残留物和拍些照片。只是一般性的情报小组，没什么特别的。他们想找到一些在那里工作过的科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好处。你知道我的意思的。但他们也听到了一些谣言。有一个法国工人——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指出工厂会用活人来做实验。不是用工人，而是一些从别处运来的人。开始的时候是用动物，但后来他们想要一些货真价实的，就特地安排。他说有一个晚上他本来应该在大门值班的（他当时受到信任），但德国人叫他回房间睡觉，第二天早晨以前不要出来。他起了疑，就在附近徘徊。他看到了一件怪事：一辆灰色的巴士不用出示证件就通过了一道道栅门。它开到工厂后头的仓库，几分钟后再次开出来，这一次速度快上许多。显然是辆空车。”特纳再次停下来，这一次是从口袋拿出一条手帕，擦额上的汗。“那法国工人又说，他有一个朋友——一个比利时人——曾经因为额外奖金的吸引，答应到悬崖下面的新实验室工作。他去了几天，回来以后失魂落魄，说是把全世界的好处给了他，他都不愿意到实验室多待一个晚上。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德国人说他被调走了。不过临走前他和他的死党提到一个名叫克劳斯博士的人。说这个克劳斯博士是行政总监，负责安排各种细节，让那些科学家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他把他派到实验室去工作的。”

“你这个就叫证据？”

“别急。小组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而一份副本送到了当地的战争罪行调查组。调查组的人觉得事有蹊跷，就接手调查。他们盘问了那个法国工人，得到全部的证词，但对方却不愿意出庭作证。还有一个开花店的老妇人说她有一个晚上听到过尖叫声，但却说不上是哪个晚上，而且说有可能只是动物的尖叫声。所有证据都非常薄弱。”

“原来你也知道。”

“听着，”特纳说，“我们现在是站同一边的，不是吗？所以就别打岔了。”

“我只是想你的说明会不会扯远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继续记笔记。

“战争罪行调查组事务繁重而又人手不足，最后只好把这案子束之高阁。还有一些更大的案子等着他们去烦。他们把克劳斯的名字记录在案，然后就把他忘了。法国工人回到法国去，老妇人忘了那些尖叫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两年后……”

“慢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的笔并没有加快速度。他的字迹仍然是一贯的字迹：清晰好读。对他的继任人可说相当体贴。

“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你我会预期得到的事情。一个住在哈普斯托福附近的农夫向当地议会买了一块畸零的荒地。那是一块崎岖不平的地，很多石头，树木丛生，但农夫认为自己说不定可以种出什么来。但在他挖地和犁地的时候，却发现了三十二具成年男人的尸体。德国警察瞧了瞧，就把此事报告占领当局。英国人展开调查，断定其中有三十一个人是被毒气毒死。另一具尸体是个穿着束腰外衣的外地劳工，他是颈背中枪而死。还有一件怪事……一件让调查人员百思莫解的事。那些尸体都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

“他们被研究过。被解剖过。显然有人曾经先把他们挖出来过。于是当局重新展开调查。镇上有人记起前不久有个来自埃森的克劳斯博士到过这里。”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把钢笔放下，两只手合在一起，专注地看着特纳。

“调查人员过滤了所有住在埃森、有能力从事高级化学研究而名字又叫克劳斯的人。他们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把卡费尔德给挖了出来。他当时固然还没有博士学位，不过，谁都知道干那种事的人一定会用化名，所以他为什么就不能再给自己加个博士头衔？埃森也是英国的管辖区，所以他们就把卡费尔德找来盘问。但他否认一切。这很自然，除了那些尸体以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他的。不过，倒是有另一个偶然得来的信息。”

这一次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打岔。

“你听过安乐死计划吗？”

“哈达曼，”布拉德菲尔德向着窗子的方向甩甩头，“就在下游。”

“哈达曼、魏姆、艾希堡、卡尔曼霍夫：它们全都是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医院。把一些不事生产的多余人去除。这方面的数据光荣洞里一堆。档案库里也有不少，都在预定要销毁的档案里。起初这计划的消灭对象都有一定的范畴：畸形的、精神病的、八至十三岁之间严重残障的小孩、会尿床的。除了很少数例外，死者都是德国公民。”

“他们被称为病人。”布拉德菲尔德说，语气极为倒胃。

“现在看起来，有某些‘病人’被挑选出来，作为医学实验的白老鼠。大人小孩都有。”

布拉德菲尔德点点头，就像是他也知道这个。

“在哈普斯托福的案子爆出来以前，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安乐死计划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调查。他们其中一个发现是，有一车‘混种的工人’曾经被挑出来，‘送到哈普斯托福的化学研究站从事危险任务’。一车是三十一个人。顺便说一下，用来运工人的是灰色的巴士，说不定这可以提醒你些什么。”

“汉诺威，”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卡费尔德的保镖坐的就是灰色的巴士。”

“卡费尔德是个管理天才，今天一如往日。人人都佩服他这一点。真高兴知道他没有跟一个旧日的熟人失去联系，对不对？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

“别卖关子了。我希望知道整件事情，说清楚一点。”

“灰色的巴士。三十一个座位，不算押送者的座位的话。窗户都是从里面封起来的。”

“你刚才说发现的尸体是三十二具，而不是三十一……”

“你忘了那个比利时工人？就是那个在悬崖下面工作，后来与他的法国死党话别的那个。他知道得太多了，不是吗？就像现在的利奥一样。”

“来吧，”布拉德菲尔德站了起来，帮他倒了杯咖啡。“你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特纳拿起杯子，手还相当稳。

“英国人把卡费尔德带到汉堡，用那些尸体和手头的证据诘问他。但他只是笑。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他一辈子都没去过哈普斯托福。他只是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爆破专家。他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在俄国前线服役的情形，还出示他获颁的一枚战争勋章。但我怀疑他对俄国前线的知识是从纳粹党卫军那里听来的，勋章也是党卫军颁给他的。他的话里是有一些漏洞，但不多。受审期间他矢口否认一切，否认自己踏足过哈普斯托福或听说过那里的工厂。‘好吧，’他反复说，‘如果你们有证据，就起诉我吧。把我送到法庭上去。我不怕。我是个英雄。除了埃森的家传工厂以外，我这辈子从未管理过任何工厂，但英国人却把它炸得粉碎，不是吗？我去过俄国。我没有毒害过混种人。我对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友善。有本事你们就找人来指证我吧，谁都行。’但他们找不到。当初在哈普斯托福工作的科学家都是独自起居的，行政人员理应也是这样。再说工厂的档案都在轰炸中摧毁殆尽，而所有人用的不是教名就是化名。”特纳耸耸肩。“事情看来就只能到此为止。他甚至还编了个故事，说自己曾经在俄国帮助过反纳粹的游击队。因为他提到的服役单位不是已经集体被俘就是已经覆没，所以调查人员也无法往这个方向着手。不过后来他似乎没有再对外界提自己曾帮助过反纳粹游击队这一节。”

“那不再时兴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特别是在他的圈子里。”

“所以他从未受到起诉。这有好几个理由。一是战争罪行调查单位本身已濒临解散，他们受到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压力，被要求自废武功，把司法权还给德国法院。当时情形一片乱。调查单位本身想要起诉，但总部方面却准备特赦。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理由。这宗罪行的受害人被认定涉及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但由于无法确定死者的国籍，所以司法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要找麻烦的人却很有帮助。”

“我知道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情形，”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乱得像疯人院。”

“法国人并不热心，波兰人则过度热心，而卡费尔德当时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手上握有一些同盟国的大合约。哪怕是把合约转包给竞争对手，都足以让他赚翻。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个管理天才。有效率。”

“听你的语气有效率是一种罪。”

“他的工厂曾经解体过两三次，但现在却运行得风生水起。看来去动它真是有点可惜。甚至有一些谣言说，他之所以一开始能够打败竞争对手，是因为他拥有一种特殊的气体，那是他在战争末期运到埃森，贮存在地底下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家空军轰炸哈普斯托福的时候，他会在埃森的原因。可不是别人以为的是为了埋葬可怜的母亲。他是拿一些好东西回去充实自己的巢。”

“就你迄今所提的证据，”布拉德菲尔德平静地说，“没有一件是足以证明卡费尔德与哈普斯托福是有关联的，是足以证明他涉及一宗集体谋杀的。他自己的说辞说不定是真的：他曾经在俄国作战，曾经负伤……”

“没有错，那就是总部方面所持的观点。”

“甚至那些尸体是不是从哈普斯托福运来，也是无法证实的。也很难证实那些科学家曾经对活人试验过毒气，更不要说证实卡费尔德知情，或有办法接近那些毒气……”

“他在哈普斯托福的房子有一个地窖。地窖并未受轰炸破坏，窗户本来都是用砖封死的，有一些管子通过天花板连接到实验室。但后来地窖的砖墙被撕了开来。”

“什么叫‘被撕了开来’？”

“用手掀了开来，”特纳说，“用手指。有可能。”

“不管怎样，他们的观点和你一样。卡费尔德死不招认，又没有新的证据。所以他们没有起诉他。所有相关档案被束之高阁。战争罪行调查组后来搬到了不来梅，然后又搬到汉诺威，再搬到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它收藏的档案则被送到这里来。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军法处档案。它们悬而未决地在这里等待最终的处置。”

“这就是黑廷拼凑出来的故事？”

“这事本来就一直是他管的。他是战争罪行调查组的下士调查员。卡费尔德的案子就是他负责调查的。他，还有普兰什科。全部的档案、谈话摘要、备忘录、书信、侦查报告、证据摘要——所有东西都是利奥一字一句写下来的。利奥逮捕卡费尔德，盘问他，参加解剖，寻找证据。玛格丽特·爱克曼——也就是那个他差点娶了的女人——属于同一个单位。她是文职研究人员。他们被喊作猎头者：这就是他的人生……他们全都很卖力想把卡费尔德绳之以法。”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沉浸在思绪中。“你先前提到一个名词。混种——”

“那是纳粹的专门术语，用来形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

“唔，我懂了。他把整件事情都视为私人恩怨。当成跟他个人有切身关系。所以对他来说事关重大。他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是他惟一懂的事情。”钢笔在布拉德菲尔德手上仍然静止不动。“但就法律层面来说，这却很难构成一个案子。事实上，就任何标准来说它都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事情本身当然有趣，它解释了卡费尔德为什么那么恨英国人。但他恨英国人并不犯法。”

“对，”特纳说，相当出乎布拉德菲尔德的意外，“那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但对利奥来说，那却是一颗烂疮。他从来没有忘记。所以今年一月，他就跑到光荣洞去，重读他自己写的报告和自己提出过的论据。”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是静静坐着。

“这也许和他的年纪有关。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人生有未了的事，”特纳说，语气就像这是一个适用于他自己而他又无解的问题，“也可以说他有一种历史感，一种时间感。他被吊诡绊住了，感到非把它解开不可。他同时也堕入了爱河，”他补充说，眼睛望着窗外，“尽管他不见得会承认。他利用了某个人，却没想到陷了进去……他想逃出冷漠。这就是重点。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而有某个人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救的。”他轻柔地补充说，“但不管理由何在，反正他就是重新展开调查。他把相关档案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档案库里的和光荣洞里的。对比所有的事实，然后展开自己的查询。”

“什么样的查询？”布拉德菲尔德追问。他们没有看着彼此。

“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发出一些信件，收到一些回函。全都是用大使馆的信封和信纸发出的。他自告奋勇去领参赞处的信件，把任何寄给他的回信先抽出来。他办这件事就像他：秘密而有效率。不信任任何人，对谁都不会推心置腹，利用别人彼此间的矛盾……他有时候会到别的地方走走，查查档案、走访部会、翻阅教堂的记录册……全都是拿大使馆的公文来当幌子。他收集剪报，制作副本，自己打字，盖上自己封印。他甚至偷了一个官方印章。他在信件上署的头衔都是‘理赔暨领事事务’，所以回信大部分就是以他为收件人。他对比每一个细节：出生证明、结婚证书、母亲的死亡证明、打猎执照。他随时都在找时间漏洞，以证明卡费尔德从未在苏联前线作战过。他建立起一个可观的个人档案室。这就难怪西布克龙会嗅出有什么不对劲。几乎没有一个德国政府部门是他没有用某个借口查询过的。”

“老天！”布拉德菲尔德低声说，用一个承认被打败的手势放下钢笔。

“到了1月底，他得到一个惟一可能的结论：卡费尔德一直在撒谎，而某个政府官员——地位很高的官员，看来很有可能是西布克龙——一直在掩护他。我听说西布克龙有政治野心：谁的政治行情看好他就会忙不迭去巴结。”

“说得对极了。”布拉德菲尔德说，陷入私人的思绪里。

“就像从前的普兰什科一样……你现在看出我们的处境了吗？当然，用不了多久，西布克龙就注意到英国大使馆正在进行一些非常不寻常的查询——哪怕那是由‘理赔暨领事事务’进行的。他气炸了，特别是在利奥找到证据以后。”

“什么样的证据？事隔二十多年以后，怎么可能还有证据？”

“它们全都在档案库里，你最好自己去看。”

“我没这个时间，而我也习惯听不中听的事实。”

“然后把它们置之不理。”

“我坚持要你来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坚持并不抱幻想。

“好吧。去年，卡费尔德决定要拿个博士学位。他当时已经是个大头，因为经营化学工厂而坐拥巨额财富，而且还在埃森政界开始崭露头角。但他还是想当个博士。也许他就像利奥那样，觉得人生还有未了的事，想要让自己的生平履历更加完整。又也许他觉得博士头衔是一项有用的资产：投卡费尔德博士一票吧。德国人会喜欢他们有一个博士总理的……所以他就回到学校，写了一篇论文。他没做多少研究，但论文的内容却让人人动容，特别是他的几个导师。了不起，他们说，他竟然找得出这个时间。”

“还有呢？”

“它探讨的是某些毒气对人体的影响。这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在当时还引起过小小的轰动。”

“但这很难说是结论性的。”

“不，它是决定性的。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对那31具尸体的详细检查。”

布拉德菲尔德闭起了眼睛。

“那不是证据，”布拉德菲尔德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但手上的钢笔依然稳健。“你知道那不是证据。我同意它可以支持一些假定。比方说可以假定他在哈普斯托福待过。但如果想指控他犯了战争罪行，那他的论文就连半个证据都谈不上。”

“可惜我们无法告诉利奥这一点。”

“卡费尔德会辩称，他对毒气的了解来自他的工厂，或是得自第三方。”

“得自那些真正的凶手。”

“就算能证明他的知识来自哈普斯托福，他还是可以辩称自己没有参加实验。你自己就说过，他本人并未亲自参与研究……”

“对，没有，他是管行政的。”

“就是说。单是使用毒气的知识不足以让他受到起诉。”

“我们还有一个未解的谜。”特纳说，“利奥只是半个律师：一个混种。我们还得去研究他的另外一半：研究他为什么要当贼。”

“对，”布拉德菲尔德心不在焉地说，“他偷走了绿档案。”

“尽管如此，对西布克龙和卡费尔德来说，利奥知道的事已足以把他们推向极端危险的边缘，对不对？”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件‘表面证据成立的案件’，”布拉德菲尔德说，再次打量他的笔记，“提出重新调查的理由。那公共检察官说不定就会被说服，展开初步的听证。”他看着他的电话簿。“法律随员会知道行不行得通。”

“不用费这个事了。”特纳说，“不管卡费尔德做过些什么，现在都可以逍遥法外了。他已经跑过了终点。”布拉德菲尔德瞪着他。“没有人现在可以起诉他，哪怕是有一份他亲自签名的自白书。”

“当然是如此，”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你不说我还忘了。”他的声音听来如释重负。

“他受到法律保护。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超过。利奥星期四下午在档案上写了个按语。‘案子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做任何事了。”

“但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个程序可以让案子再生效……”

“是有，”特纳说，“但在这个个案不适用。这不巧又是英国人的过错。哈普斯托福的案子是由英国人调查的。我们从未把它移交给德国人。没有审讯，没有公开报告，而当德国人完全接管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司法权时，我们并未知会他们有这个案子存在。所以，卡费尔德的案子是落在德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三不管地带。”特纳停下来半晌，“利奥目前面对的也是这个困境。”

“黑廷到底想干吗？整个调查的目的何在？”

“他想要知道真相。他需要完成这个案子。他觉得被它嘲笑，就像是被一个乌七八糟的童年或你无法坦然面对的人生所嘲笑。他要把事情纠正过来。我想他是凭着感觉走的。”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所谓的证据的呢？”

“他是在出走前的星期天收到卡费尔德的博士论文的。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日期图章，会在每份他收到的数据上盖上日期。他星期一到档案库上班时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花了两天时间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上星期四他和普兰什科一起吃午餐……”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过，但没有答案。或者是为了商量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向普兰什科征求法律上的意见。又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还有可以起诉卡费尔德的方法……”

“但都没有方法了，对不对？”

“对。”

“谢天谢地。”

特纳没理他。“或者他是要告诉普兰什科自己处境越来越危险，寻求保护。”

布拉德菲尔德非常谨慎地看着特纳。“但那个绿档案不见了。”他说，恢复了力量。

“没错，箱子是空的。”

“而黑廷又跑了。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吗？”他的眼睛仍然盯着特纳，“他建立起的小档案室里也有足以解释这个的吗？”

“他反复在他的备忘录里写道：‘我的时间很少了。’每个跟我谈过的人都形容他像是在跟时间赛跑……似乎有什么紧迫的事……我猜他悬着一颗心的是有效追诉期限的问题。”

“但我们都知道，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过了，卡费尔德已经是个自由人，再没有什么能做的了。所以黑廷为什么要跑呢？他面对的是什么压力？”

对这些有探听味道甚至有奚落味道的问题，特纳只是耸耸肩。

“所以说你并不知道确切原因？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特殊的时间出走？或者为什么他单单挑那个绿档案来偷？”

“我猜是西布克龙在挤压他。利奥得到了证据而西布克龙知道这一点。从此，利奥就是一个被盯上的人。他有一把手枪，”特纳补充说，“一把老旧的军用手枪。他一定是害怕才会把它带在身边。”

“一定是的，”布拉德菲尔德说，“这无疑一定是正确的解释。”特纳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困惑。

有大概十分钟，布拉德菲尔德既没有移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他站在房间一个角落，两肘支着一个读经架，远眺着窗外的莱茵河。

“怪不得西布克龙要在这里派驻那么多的警力，”他终于开口，但语气就像在谈论雾，“怪不得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对待危险人物。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波恩的部会，甚至没有一个新闻记者，是没有听说过英国大使馆正在揭卡费尔德的老底。你希望我们怎样做？公开勒索他？在事隔二十五年后拿出全部证据，用同盟国司法权去指控他？但人们会怎样想？会不会想我们只是公报私仇，是为了向一个破坏我们欧洲梦的人报复？”

“你会去找利奥的，对不对？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的，对不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这里谁不需要帮助。”布拉德菲尔德说，仍然凝视着河水。

“他不是共产党。他不是叛徒。他把卡费尔德视为一种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他为人很单纯，这一点从那些档案就可以……”

“我知道他怎么个单纯法。”

“怎么说他都是我们的责任。他的观念是我们从前灌输给他的，我是说绝对正义的观念。我们对他许下所有承诺：纽伦堡大审判、去纳粹化。是我们让他相信的。不能只因为我们改变心意就让他沦为伤员。你没有看过那些档案……你不知道那时他们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利奥没有变。他是个没有跟上时代的人。但这不是罪，不是吗？”

“我很清楚他们那时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当时我人就在这里。我看到过他所看到的。但他应该长大，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我的意思是，他是值得我们保护的。他的人格中有某种忠诚……我在地下室的档案库里感觉得出来。他不是个会对吊诡止步的人。你或我都会有一堆理由推托为什么不去做某件事。但利奥却是反过来的。他会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理由：他感到那是非做不可的。”

“我相信你不是要提倡向他学习吧？”

“另外还有一件困扰他的事。”

“嗯？”

“像这一类案子都总会有外部证据的。比方说本来存放在纳粹党卫军总部或执行安乐死计划医院里的文件。行动命令、授权信、相关文件之类的。但却一件都没有。利奥反复在眉批里说：为什么科布伦茨75那边没有任何记录？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好像他怀疑其他证据已经被销毁……比方说被西布克龙所销毁。”

“他是值得褒扬的，不是吗？”特纳补充说，语气近乎恳求。

“在这里没有绝对可言，”布拉德菲尔德说，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遥远的景物，“一切都是模糊的。一切都被薄雾所笼罩。雾吸干了一切的颜色。没有清晰分明这回事，社会主义者就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什么都是。他们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卡费尔德会搞得起来的原因。”

布拉德菲尔德正在端详河里的什么呢？是那些与薄雾挣扎的小船吗？是红色的起重机、平坦的田野和在南边远处匍匐的葡萄园吗？又还是张伯伦那座幽灵般的山丘和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个长方形的混凝土盒子？

“光荣洞是禁止进入的，”他终于开口，然后再次陷于沉默，“普兰什科……你说他和普兰什科星期四一起吃午餐？”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了？”他已经开始走向门边。

“我们现在对他的看法不同了，对不对？”

“是吗？他仍然有可能是共产党。”布拉德菲尔德的声调里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你忘了他偷了一个档案。你看来突然间就能看透他的心事。”

“他为什么要偷它？档案里有些什么？”

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走进了走廊，在一堆床铺与杂物之间觅路而行。告示在各处涌现：“急救室往这边走”……“紧急休息室”……“禁止孩子往前走”。经过档案库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突然的欢呼声，尾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脸色煞白的科克从档案库跑出来，迎向他们。

“她生了，”他嗫嚅着说，“医院刚打电话来。因为我在值班，阵痛时她不愿意医院让我知道。”他粉红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余悸。“她甚至不需要我陪她。她甚至不愿意我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