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仿佛被切走了一片。

不知怎么的，陈家鹄突然发现身边空空如也，教授海塞斯不在了，所长陆从骏也不见了。明明，刚才这两人还在他崭新的办公室里跟他聊天，说事，转眼间说不见就不见了，蒸发了，只留下两人丢在烟缸里的烟头：一个纸烟头，小半截雪茄。

那只纸烟头还在冒烟呢。

见鬼！

陈家鹄嘀咕一句出了门，四顾张望：没有，院子里只有静物，间或有一两片树叶在拂动。喊一声，不见回音。又喊一声……连喊几声都没有回音。难道我是在梦中？陈家鹄突然怀疑自己还是在山上，下山后的一切不过是他做的一个长长的梦。他迈着梦的步子，反身人屋。办公室在廊道尽头，占用了廊道，是长长的一间，坐北朝南，南边窗户呈拱形，北窗是四方形的，玻璃都是普通玻璃，看上去不结实，也不是太通透明亮。

陈家鹄入屋后，漫无目的地踱着步，从拱形南窗踱到方形北窗，又从北窗踱往南窗，像在丈量自己的心智。不知踱了多少个来回，他最后停步在北窗前。已是午后四点多钟，太阳光都移到北边，北边的空间显得比南边开阔、明亮。他追着阳光，无意识地举目眺望，近处，远处，空中，地上，屋尖，街角，目光像风一样飘忽、茫然。

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是一千二百公里外的武汉历史上最阴霾的日子，日军第六师团的佐野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火力配合下，强行渡河，攻克了汉口的最后一道防线——戴家山防线，从而宣告武汉沦陷。对陪都重庆来说，这是个哭泣的日子，天若有情，应该落雨代泣。但那个年代，天道也偏袒大和民族，炎黄子孙只配受嘲弄、欺辱。这一天，重庆的阳光是少见的灿烂，即使是午后四点多钟的太阳，依然灿烂得喧嚣，热烈得张狂。阳光把一片片黛瓦烤得黑中透亮，空气干燥得刺刺啦啦响，似乎落个火星子就会熊熊燃烧，把天地烧成一堆茫茫白烟。

一道哀怨的声音拔地而起，响彻空中。

起先，陈家鹄以为这是空袭警报声，仔细听，发现不一样。警报声要更粗粝，更浑厚，且节奏明快，听了身体会不由得紧张。这声音尖细尖细的，飘飘的，缓缓的，带着怨气和哭诉，像一艘大船被汹涌波涛吞没时的哭诉，浸满了无辜、无助的痛伤。

其实，这是为武汉沦陷的哀悼声。

三公里外的一号院内，以委员长为首的一群官僚政要，包括杜先生在内，正在为国难举行降旗仪式。默哀。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似乎在等人开镰收割。

别了，武汉！

别了，阵亡的将士们！

别了，武汉的父老乡亲！

哀号如诉，翻山越岭，波及四方。

陈家鹄一直用心地听辨到最后，也没有确定这到底是什么“号”，倒是这听辨的过程让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精神饱满了。待哀悼号结束，饱的目光陡然变成了探照灯，在空中——高空——低空扫来扫去，最后从空中降落在两个不知从哪儿骤然冒出来的背影上。

背影居然有点熟悉，一个高大，另一个更高大，他们并着肩，正在往陈家鹄刚才进来的门走去。门口的哨兵看见他们过去，抢先拉开了大铁门，然后立正恭候两人离去。就在两个背影即将走出门消失之前，陈家鹄猛然认出，他们就是陆所长和海塞斯。

他们刚从陈家鹄那儿出来，这会儿正准备回斜对面的五号院去。他们的出现使陈家鹄又回到现实中，他想起刚才与他们相见、相谈的种种细节，可就是想不起他们是怎么与自己分手的。分手的过程成了一个黑洞，把他的心智吞没得无踪影，黑洞洞一个孔，一团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切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他是又犯病了：灵魂出窍的“迷症”。

但不论是陈家鹄还是海塞斯，还是陆从骏，此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是病。这是一种罕见而神秘的病，确诊它需要一个时间和数量的演化过程，还要一定的机缘巧合。最后，陈家鹄把这个“黑洞”归结为人太累（发生了这么多怪事），海塞斯和陆从骏则把它看做是他对这个地方（过去的监狱）或者这种方式（把他骗下山）的厌恶、反感、心里有气，于是有意冷淡它们，赶它们走。

与此同时，李政正在四公里外的陆军医院里寻找陈家鹄。他从蒙面人徐州那儿得知陈家鹊是被一辆陆军医院的救护车接下山的，便下山直扑陆军医院来找陈家鹄。

当然找不到。

门诊，住院部，楼上楼下，每一个病房都找了，连厕所都去查探了，就是没有。他灵机一动，去找那辆救护车。医院就一辆救护车，一个司机，没费什么周折，车子和人都找到了。司机也不知道陈家鹄是什么人，没什么警惕性，加上李政连哄带骗的功夫实在是一流，两支香烟没抽完，李政已经从他嘴巴里挖到全部真实情况：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陈家鹄从他车上下来，上了一辆什么车——老孙的吉普车，不知去向。

一个小时后，天上星根据李政了解的这些情况，做出了正确判断：陈家鹄没有得病，下山看病只是个幌子。“救护车把他接下山，又没有送他去医院，这说明什么？”天上星看看李政沉吟道，“他没有病。”

“嗯。”李政点头称是，“我怀疑他是去了黑室了。”

“黑室不在山上？”

“嗯，徐州同志明确告诉我，山上只是一个培训学员的基地，真正的黑室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惜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他必须知道。”天上星沉默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陈家鹄下山了，他现在在山上我看用处也不是很大，让徐州设法混进黑室去。”顿了顿又说，“我以为他早进了黑室，原来还在外面转。”

“看来黑室真的是不好进。”李政说。

“不好进也要进，他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打探到黑室驻地的同志。”天上星目光炯炯地对李政说，“你尽快再上一趟山，告诉他我们的困难，我们只有依靠他才能找到黑室，让他务必设法钻进黑室去。”

当天上星说完这话时，脑门子似乎突然哧地亮了一下，恍然看见老钱在邮局伏案工作的样子。

其实，就在昨天晚上，天上星才同老钱交流过，希望通过他的岗位和人脉也打探一下黑室的驻地。这会儿，老钱正在打探呢。

老钱在邮局是个新人，但仿佛又是个有来头的人，一来就高居二楼，坐进了负责受理收发电报的办公室里，整天日不晒，雨不淋，悠悠闲闲地喝着茶，看着报，干着活。稍加观察，发现局长大人还对他蛮客气的。有一次两人在小酒馆里喝酒，被楼下张阿姨瞅见，张阿姨是张快嘴，第二天邮局上下都在悄悄议论这回事。这更让局里的同仁惊异，把他想得很是复杂，暗暗地把他当成了一个有什么来路的人，有关系和背景的人。会不会是局长大人的什么秘密亲属？抑或是某个大官的三亲六戚？这儿不是黑室，人们的想象力有限，根本没有往他的胳肢窝里去想。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延安”，估计谁都不会挨近他。现在大家都喜欢挨近他，好像挨近他就挨近了局长大人似的。

对一个背景黑糊糊的人，关心他的背景是大家热衷的事。于是一有空闲，局里人就在肯地里打问老钱的过去、外围、老底。可打问来打问去，准都没能打问到任何有关他的信息，就连他从哪里来、家住何处、有无家小，局里人都全然不知。问老钱，他也不说，总是淡淡一笑。有一次他好像很高兴，跟楼下张阿姨说什么战乱岁月，国破山河碎，有家即无家，无家即有家，四海就是家。说得云里雾里，高深莫测，更让张阿姨觉得不可小瞧。跟快嘴张阿姨说什么，等于是对全局人说什么。老钱是闯过江湖的，他知道该怎么来对付这些小龙虾们的热情关注，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神秘度，又不能趾高气扬；要给他们一定距离，又要给他们一定的亲近感。平时没事，他喜欢往楼下跑，去跟那些跑外勤、负责送信的人抽烟，插科打诨。有时见他们忙不过来，还帮他们分信，帮他们把自行车推出去，吩咐他们在路上慢点，注意安全，等等。渐渐地，他跟这些跑外勤的人都熟了，大家都觉得他人好，有情义，好亲近，可交际。

老钱这是有意为之的，只有跟他们亲密上了，称兄道弟了，有些工作才有施展的空间。老钱想干什么？当然是找黑室的地盘。老钱一直在悄悄找寻给黑室送信的人，却怎么也找不到，好像黑室的信根本不是从这儿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昨天晚上天上星找他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天上星认为信肯定是从邮局走的，只是可能黑室刚成立不久，往来信件还不多，要他耐心等待机会。

}兑来也巧，机会说来就来。这天午后，老钱办完手里的事，照例又逛去楼下帮邮递员们分发信件。才刚分了几鲥，他猛然看见惠子写给陈家鹄的信，便有意套邮递员的话：“嘿，陈家鹄？这名字我怎么这么眼熟？哦，想起来了，上次有人曾上楼来找我问过这个人。”说的就是汪女郎以陈家鹄小妹陈家燕之名来打听这单位地址的事。

邮递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本地人，二十出多，留着偏分头，看样子是读过几天书的。他把信放在一边，向老钱挤挤眼，带点儿炫耀的口气说：“那人后来被抓走了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亲眼看见的。”

“你知道为什么抓她吗？”

“据说这是个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问的。”

小伙子抬头警觉地问他：“你听谁说的？”

老钱指指楼上：“头儿说的。”接着又说，“我还听说这单位里的人都是很有分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好多气质非凡的大美女，你整天给他们送信一定见过不少大美人吧。”

小伙子说：“大美人我倒还没见到，我见到的只有一个大黑鬼，北方佬。”

老钱笑道：“难道他们从来就没让你进过大门？” 小伙子说：“大门我也没见过。” 这怎么可能？听小伙子说了老钱才明白，黑室的信都是他们自己来取的，小伙子不知道，可能这里也无一人知道，黑室到底在哪个死角落。好了，既然有人来取，把这个人挖出来，然后寻机会跟踪他即可。这么想着，老钱继续不动声色地套小伙子的话，很快就把那个“北方佬”的情况都挖清楚了：长什么相貌，一般什么时候来取信，是开车来的还是骑车的。

第二天，老钱掐着时间注意观察着、守望着。果然，正如小伙子说的，到了上午九十点钟，便有一个大块头北方人骑着车来邮局交接信件。他的打扮很普通，穿的不是制服，而是一身廉价便衣，骑的车也是破破烂烂的，看上去像一个负责买菜的伙夫。从骑车这点上判断，黑室就在本区域内，至少不可能过江，也不可能上山，因为那都是自行车去不了的地方。重庆的自行车很少的，因为到处是坡坎，用处不大，只有在小范围内可以用。老钱没有自行车，眼睁睁看着那个北方人洒下一路铃声消失在视线中叹息。

次日，老钱在八办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半天假，穿了件乡下人的粗布对襟衫，戴了顶大斗笠，架了两篓子的山珍，一个上午都猫在邮局对门的小巷子里当小贩，推销山珍，一边盯着那个北方人的来和去。

这回，自然是跟上了。

结果，跟到了渝字楼。

黑室在渝字楼。

这是个好消息啊，终于有个底了。可以想见，陈家鹄也一定在那儿。放出去的风筝是要收回来的，失踪了去哪里收啊？现在好了，人找到了，便可以设法安排人去接触，去慢慢工作，去收拢他的心。人在黑室不是问题，关键是心，他的心必须要有人去工作、去收拢，最后交给延安。

安排谁去？天上星盘算一番，觉得目前还是老钱最合适，因为陈家鹄知道他是延安的人。明有明的好处，暗有暗的便利。在天上星的设想中，现在一些铺垫和预热工作，只要有机会，老钱是可以明目张胆地去做的，哪天等徐州去了他身边后，可以暗中帮老钱敲边鼓。这样明暗相辅，相得益彰，到一定时候再由李政去添最后一把火，效果一定好。

这样，天上星首先决定要给老钱调整工作岗位，让他去当邮递员，负责跑渝字楼那条线，伺机联络上陈家鹄。邮局局长是童秘书的乡党，当初老钱进邮局工作就是童秘书找他安排的，现在调整个岗位应该更不在话下吧。

错！

童秘书这下使不上力了。

原来，渝字楼虽然离邮局不远，可以骑车来往，但是这条邮路总的说客户分散，路线拖得长，且要上山过岭，有一大半以坡路居多，只能徒步。所以，那些邮递员都不爱跑这条路线。老钱是楼上的，坐办公室的，地位比邮递员本身高一格，现在要从二楼下到一楼，从室内赶到户外，而且去跑最差的路线，这明显是贬，贬中又贬！你老钱想去跑这条路，就是说你犯贱，让童秘书去找他的老乡局长说情，肯定也行不通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要往上跑，烧香拜佛，托人求情，可以理解；你犯贱，要去找屎吃，怎么找人去说情，不神经病了嘛！

怎么办？

犯错误！

老钱利用收发电报的职权，贪污了一笔公款，照理要开除公职。这时候，你再请童秘书出马，让他去找他的老乡局长送送礼，说说情，给他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这就能说得通了。

既然是悔过自新，跑一条最差的路线，理所当然。

老钱就这样瞎折腾一番，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跑渝字楼这条线的邮递员，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磨破脚皮子。在徐州同志下山前，八办的同志都以为黑室在渝字楼里，直到徐州下山，送出情报后，才知道守错了地方。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