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
父母爱情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俩不般配。我就想，这月下老人也有办糊涂事的吋候。
写父母的爱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举动了。但我实在太想写他们了，到了想起他们手就痒痒的地步。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打算讲给我的大姐听，大姐用那么一种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问我，你没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确认我没病。于是，我就铺开稿纸，蘸足墨水，大张旗鼓地写我老爹和老娘的爱情——如果婚姻也算爱情的话。
我是他们的第七个子女。具体点说，是他们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中的最后一个女儿。他们生下我的时候，连给我起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名字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管我叫老七，这个名字听起来匪里匪气的，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威虎山上的某个角色。这个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乃至结婚有了丈夫。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时不时亲热地喊我一声老七，那感觉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而是个来路不正的伪劣的七姨太什么的。对他那种很有成就感的声音我义愤填膺，但这事我又实在没法跟他翻脸。寻根究底，我的脸实在应该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我的母亲也已三十有八。这种年龄按现在科学的围产保健说法，已是高龄父母，而我母亲则应该算是高危产妇。他们巳经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时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痴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现在我这种不顾一切地要揭他们短的举动，实在应该算进白痴或者弱智的范畴里去。
如果你们以为他俩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儿女双全，那生活一定美满幸福，这样，我这个白痴或者弱智就要笑话你们也是白痴或者是弱智了。数量有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明，只是一次次行为的重复罢了。
据说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底下竟然还有过一个老八。但老八不走运，人还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从我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提前赶走了。那是一个男孩，如果有他在，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这样我也可以有个比我更小的人儿好欺负。可惜我没有。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用冷眼观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天才看，别忘了我是一对高龄夫妇的产物，没成为白痴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比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只不过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敏感。对，是这话，敏感。
七岁那年我得了肾炎，有了毛病的肾儿乎置我于死地。住了十个月的院再休养了三年，我最后总箅彻底从弟弟老八那儿逃回来。出院的时候我已11岁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上学不让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文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若于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的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搀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杆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文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复杂的家庭，有几次父亲都要泄气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妈给了父亲力景和勇气。在后来的追求中，父亲竟带上了一股负气的成分，开始的那份爱恋反倒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主宰着父亲。父亲想的是：老子打仗时多少难打的据点都拿下了，还怕你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不成？
母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她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向我父亲举起了纤纤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亲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头、军上衣口袋里插着英雄牌钢笔的父亲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国庆货前三天，我母亲首战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国庆，从此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
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髙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癯，那种国字形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颏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巳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那种年龄的女人的模样。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个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芤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暸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袭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人。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莧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赞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俩不般配。我就想，这月下老人也有办糊涂事的吋候。
写父母的爱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举动了。但我实在太想写他们了，到了想起他们手就痒痒的地步。
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和打算讲给我的大姐听，大姐用那么一种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问我，你没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确认我没病。于是，我就铺开稿纸，蘸足墨水，大张旗鼓地写我老爹和老娘的爱情——如果婚姻也算爱情的话。
我是他们的第七个子女。具体点说，是他们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中的最后一个女儿。他们生下我的时候，连给我起个正儿八经一点的名字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他们管我叫老七，这个名字听起来匪里匪气的，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威虎山上的某个角色。这个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乃至结婚有了丈夫。到现在我的丈夫还时不时亲热地喊我一声老七，那感觉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而是个来路不正的伪劣的七姨太什么的。对他那种很有成就感的声音我义愤填膺，但这事我又实在没法跟他翻脸。寻根究底，我的脸实在应该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我的母亲也已三十有八。这种年龄按现在科学的围产保健说法，已是高龄父母，而我母亲则应该算是高危产妇。他们巳经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时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痴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现在我这种不顾一切地要揭他们短的举动，实在应该算进白痴或者弱智的范畴里去。
如果你们以为他俩生了七个孩子，而且儿女双全，那生活一定美满幸福，这样，我这个白痴或者弱智就要笑话你们也是白痴或者是弱智了。数量有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明，只是一次次行为的重复罢了。
据说我还不是最后一个，我底下竟然还有过一个老八。但老八不走运，人还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从我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提前赶走了。那是一个男孩，如果有他在，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这样我也可以有个比我更小的人儿好欺负。可惜我没有。
从我懂事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用冷眼观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你们千万别把我当天才看，别忘了我是一对高龄夫妇的产物，没成为白痴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实话说我一点也不比我上边的哥哥姐姐们聪明，只不过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敏感。对，是这话，敏感。
七岁那年我得了肾炎，有了毛病的肾儿乎置我于死地。住了十个月的院再休养了三年，我最后总箅彻底从弟弟老八那儿逃回来。出院的时候我已11岁了，父母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上学不让我出去玩甚至不让我过多地下地走动。白天，整个大房子里就剩下我和我母亲两个人悄无声息的喘气声。
孤独就是在那个时期悄悄地附身，敏感，从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对于一个八岁儿童可以称作是特异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学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亲身上。于是，我就觉得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心是体贴广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恋爱旗帜鲜明地白纸黑字地写在里头。我就纳闷：作为一个堂堂的海军军官的我的父亲和一个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闺秀的我的母亲，他们既没人逼着，也没人赶着，怎么就走入了洞房，并且勤勤恳恳地开始了漫长的生八个活七个的生儿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时已三十多岁了。那时候党和国家还没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样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这种岁数，是十分可疑的。我父亲对此的解释十分的高尚和堂皇：“这有什么呀，我那时在海军预科学校补习文化，机会难得，哪还顾得上这些个儿女情长的私事？”
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很为有这样一位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父亲自豪，以后才知道，原来整个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母亲出生在青岛一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纺织厂，一家洋车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药店和若于家小饭店。解放前夕，这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席卷了全部金银细软，把其他财产能卖的全卖了，带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双儿女，逃去了台湾。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归了西，丢下三个虽已到了法定继承年龄但什么也没继承到的儿女。也是因祸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给他们兄妹三个高职低配地定了个城市小业主。真是谢天谢地！小业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国跟资本家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
母亲那时在外祖父被公私合营了的药店当会计。一天，市卫生局一个穿着双排扣列宁装的姓寇的女同志来到店里检查工作。她一见到梳着两条长辫子长得端庄秀丽的母亲，眼睛就像钉子一样砸进母亲的身上了。她拉起母亲的手，柔着声音问了许多很女性化的问题，像多大啦？有对象了吗？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母亲很不适应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似的谈话，几次想把纤纤玉手抽出来，但寇同志那双温暖的、略带点粗糙的手却固执地攥着母亲的手不放。母亲试了几次，试出了寇同志的固执，也就作罢，由她播着去了。
过了几天，寇同志又来了。这次她直扑母亲而来，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亲叫到店堂门外，和着温暖的阳光，站在药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亲向我母亲和盘托出。
母亲回家把寇同志提亲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那时舅舅和姨妈的处境是这样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妈是外祖母老家的一个远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妈娘家是个恶霸地主，舅妈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镇压，舅舅逃了个资本家父亲却凭空沾上了个恶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妈虽未结婚但已订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过去的生意伙伴，在阶级成分上也是个高门槛，姨妈嫁过去日―怕也不会好过了。
听说海军军官我的父亲主动送上门来，舅舅和姨妈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们一致认为找个革命同志来家冲冲喜壮壮胆搀和，这可是天上掉下馅饼的喜事。
父亲和母亲初次见面就出了个小岔子，问题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门的父亲身上。那天，我母亲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约好的时间立在公园门口足足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父亲才儉慌张张满头大汗地跑来。寇同志一问，才知父亲是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
母亲一听就不乐意了。心想：这不是笨蛋一个吗？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乡下人恋着公共汽车，谁还会过站不下车？
其实，我父亲可真不是那种让女方一见就凉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鲁西北农村老家里虽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把父亲的身材给耽误了。父亲立在那儿，一米七八的个头，50年代时兴的中分头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表明他对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时的父亲，虽然进城仅两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伙子中，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穿双排扣列宁装的寇同志，一脸胜利在望的欢欣和喜悦，她把五官一个劲地朝中间地带集结，拍着双手说，好了，好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父亲脸上在过春节，他厚道地只顾一个劲挪，嘿嘿直乐，像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分到了一块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头只等着在上边精耕细作了。
母亲却不乐意。她除了反感父亲坐公共汽车坐过了头的呆板不机灵外，还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父亲手指甲缝里藏着许多污垢。她回到家对她的姐姐诽谤我的父亲说，看那乡巴佬样儿，还插着杆钢笔。听他说话我敢肯定他认的字不上一百个，那英雄牌钢笔插在他口袋里简直糟蹋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的冷淡并不是视而不见，可他对母亲又实在是欲罢不能。“文革”期间，父亲对那句“亲不亲阶级分”的话总是不服气，因为他有资格亦有权利不服气。你想，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有半点灵验吗？
父亲硬着头皮频频进出我母亲那成分复杂的家庭，有几次父亲都要泄气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妈给了父亲力景和勇气。在后来的追求中，父亲竟带上了一股负气的成分，开始的那份爱恋反倒不那么明显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农民式的争强好胜心主宰着父亲。父亲想的是：老子打仗时多少难打的据点都拿下了，还怕你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不成？
母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是孤军奋战，她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向我父亲举起了纤纤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亲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头、军上衣口袋里插着英雄牌钢笔的父亲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国庆货前三天，我母亲首战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国庆，从此拉开了大生产的序幕。
我对我父亲有感观印象的时候，父亲已不再留中分的发式了。我对父亲留着分头的印象来自家里那本褐色的泛着尿床孩子褥子上那种痕迹的影集。影集里那一时期的父亲，留着分头，高昂着清秀的国字脸，他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怀疑：这是我的父亲吗？这不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髙营长吗？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亲，我又不得不信了。因为我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跟高营长合这么多影的。
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时认识、的父亲跟影集里的父亲走样走得邪乎：他一丝不苟的小分头已荡然无存，一种底下推上去、顶上向后梳的那个层次的干部们比较常见的发型，使他看起来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两样儿。脸不再清癯，那种国字形的脸一旦发起福来，一下子就天庭饱满，地颏方圆，跟他首长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背着手慢腾腾走路的习惯，真有那种闲庭信步的派头。
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比较复杂，不太好说。我记事时母亲巳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四十多岁的母亲脸上保养得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肤色很白，皮肤很细，这两样给她的年龄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时，有一篇课文里提到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这样一个当时我还不知是褒是贬的词句。老师在讲台上起劲地解释“徐娘”和“风韵”的时候，我脑袋里一下子就有了母亲那张白皙细腻的脸。我相信全班四十多个学生我是最先明白并深刻领会这个成语所表述的那种年龄的女人的模样。为了这个风韵犹存的“徐娘”，我心里别扭了好些个日子。
那时我的父亲是个相当一级的首长，在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他和王海洋的父亲同是最高长官。我那时觉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称呼比我父亲政委的称呼要有气派有尊严得多，我觉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处骂人，我父亲这个政委却不行。政委要随时随地在脸上给大家以温暖，让大家可以随便靠近他。我觉得这不太带劲。
我家住在营房的最后边，也可以说是最上边。那座有着红色芤顶的独门独院的房子建在一个半山坡上，左边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样的院子和房子。这两个深宅大院简直有些目空一切，它们威严地俯视着用石头围墙圈起来的部队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连部属们吃饭睡觉这样的生活琐事也要暸望一样。我时常爬到我家的院墙上，向下瞭望着袭绕炊烟和比例缩小了的行人，马上有一种一切都不在话下的感觉在我的肢体内像菌类一样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够我们七个骨肉同胞在里头捉迷藏胡闹的，那种像小刀划在玻璃上一样尖锐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人误解成这里是一所小学校或托儿所什么的。这种欣欣向荣人丁兴旺的景象对我家左边的邻居无疑是一种恶性刺激。王海洋他妈妈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医院里，在家这半年也是皱着个眉头紫着张嘴唇大喘气的时候居多。独子王海洋的孤单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进出我家大门极为方便，有时甚至连门也不用进，索性翻墙而人。反正我家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多他一个不扎眼少他一个也不觉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几一样长在我们家，后来莧真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入赞进门当了倒插门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过这已是他妈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