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由于中国动乱导致的其他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已发展到了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神秘，但层层外罩遮住了它的本来面目，揭幕之前它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在帐幕落下时，被长期掩盖的事实才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我们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它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感觉到移动脚步，但已走过了多年的光阴，导致原有的机会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粗心及懒散，使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不过，正如上文所言，争执地带并不是只有中国。只要稍作改变，对中国的评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关注亚洲国家民众的情况比关注其他国家的更重要，这绝不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采取的掩饰或借口。因为国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是无需遮掩的事实。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证明（针对具体事例的情况除外）。不过，为了更恰当地处理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政府做的任何决定只有优先考虑和它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状况，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的、目光长远的决策。“自然权利”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与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不同，因为后者不是一个人自然享有的权利而是被赋予的。而一个地区的人民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不仅与自然权利有关，也会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等诸多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来造福人类，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外来力量强制执行就是正当行为。当然，也要考虑具体情况，即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对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大众的利益不一定与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为后者没有代表性，它们既不能体现国民的意愿，又不能尽力造福国民。它们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没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它们在世代沿袭中产生了种种缺陷。既然情况如此，那么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结束它。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现今的动荡局面。假如情况相反，由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相互制衡，而后者的商业利益要靠和平环境的维持，海上强国就能轻易地防止影响他国利益以及危害它们存在的行为的发生。如今，内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现存政府的毁灭，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将会怎样。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统治者，也可能取代他们。不过，这两种做法都与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美国可能希望在东方出现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国家的统治，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获取长远的利益；另外，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出现独占势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扩张行为。

我们知道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依赖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这不仅能防止任何国家处于主宰地位及国家联合局面的出现，也能使国家健康发展，提高东方国家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能使东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过的。虽然欧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东方国家也能发生上述变化，那么新注入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上述变化在日本这个小国已经得到体现，它的变化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即我们从外国的制度中吸取精华，同时保持本国原有的特色。虽然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政府瘫痪之苦，但外来的推动力促使它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革命过程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的大小来决定。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程度与本国问题的多少，以及针对范围的大小有很大的关联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日本较小的地域、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进步的关键。由此可知，增加对外接触点有利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接触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发挥作用。

多个国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异有利于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且形成的局面能够维持平衡，而且多个国家介入中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影响的多样性虽然可能导致政治分裂，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管理和世界的总体局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让所有的中国人信奉一种精神，被一个人管理是不现实的。虽然中国没有多个政府，也希望出现有不同政策观点的派别，这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对各个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在中国展开的斗争惴惴不安，因为这是不可改变而且应该被接受的事实。当前的行动要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该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忧心，中国人反而应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去采取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最有利的行动，这必须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认清当前的形势，争取实现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它们的冲突。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德国、英国和美国，因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合作，而合作的实现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国有着统一的政治观念，因而俄国不会因组织的问题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求同存异达成一致，而这一点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及国际谅解的达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国家中，由于法国和俄国是联盟关系，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俄国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对的是有关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问题。无论是作为有着利益纷争的邻国而言，还是在地中海的冲突目标都显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其他国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纽带，而法国在地中海坚持不懈地建立霸权的行为加速了该纽带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危机，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国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于法国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体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国人的性格中缺乏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这是任何性格长处也无法弥补的。上述的敌对关系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法国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会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与条顿文明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影响不可替代。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虽然日本是亚洲国家，但已经通过卓有成效的内外措施，取得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文已经说到，日本的组成力量要求它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另外，日本幅员的狭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对大陆领土的企图。换言之，日本希望扩张领土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尽管西亚和地中海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明显不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那样。不过，日本和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它的国土狭小、人口稀疏导致它没有可用于远方的力量，而美国就不会这样。况且，亚洲大国的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实力，尽管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除俄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在扩张领土方面可能都会受到限制。所以，通过商业或者政治联系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是一条可取之路。这可以借助海上力量，因为海上力量具有机动性，既可以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用于其他地区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等等。

欧洲国家和日本在权力类型、运用方法及当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发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源生文化和传统习惯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是欧洲文化对它来说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并非自己所固有的。对欧洲人来说，欧洲文化则体现着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维习惯，是几个世纪发展、演变的成果。在演变过程中，外来文明在当地民族特色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有着永恒的特点，但它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们看来，日本的劣势是可以挽救的，因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欧洲文化，还没有与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两种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在政治变革的短时间内，日本的文化改变不会太大，因为长期习惯和思考方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国、英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极有可能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由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似的思想所指导。如果日本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形成的局面是：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尽管四国协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种族特点的差异还是会被人们所察觉，从而导致观点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日本对吸收欧洲文化的热情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期待欧洲文化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像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它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化的单纯扩展。因此，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改造过的亚洲，而非另一个欧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可能是最正确的做法。

但是，必须了解种族特性的不同会暂时产生观念或者行为上的分歧，这又容易形成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包容。因为即使一家人也会因利益的分歧而争吵，虽然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不容易找到和解之路，但只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解还是可以实现的。在上文，我们已经详细地阐释了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以及地缘状况，而亚洲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较多涉及。这些性情可被分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被它方完全的理解。我们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把它们当做要消灭的困难而非抱怨的借口。因为废除它们既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要给它们平等发展的机会，但它们的发展要靠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不是依靠武力扩散自己的影响。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假如无视本质的差异，用追求同一替代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互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和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追求的最终解决性方案不是废除亚洲的文化，而是将欧洲文化和平地融入其中。这个过程是在和平、友善的环境中实现的，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欧洲文明的传播，前提条件是欧洲文化具备我们认为的优越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和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争取平等的机会及采用让人关注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要求。而任何设想都离不开充分的研究，还有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因为充分的准备是设想的基本保证。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国家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的稳定结果。

真正的筹划要求如实接受所有的因素且耐心分析各种因素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有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抓住主要的问题以其为突破口有利于事情的解决。首先，对于未来要进行推测，一步一步地分析在某个时刻可能发生的情况；其次，要时刻谨记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充分认识现实的危机及其他国家的需要。此外，国家和个人都要有一种公共精神，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想法，我们以长远的眼光来考虑现实的需要。当前亚洲落后的政治环境体现了亚洲国家的政治才能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组织的缺失导致了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依靠，剩下的就只是发展的停滞，还有人民对这一切的消极抵抗。这些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过一时还不必对其采取措施。日本正在为未来的发展进行着有组织、有计划的准备活动，但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亚洲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观察，就民族特性与意图而言，相互竞争的斯拉夫和条顿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及亚洲的未来发展更有利，它将据此确定自己的未来方向。

斯拉夫和条顿这两个种族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我们相信这些不同有一部分来源于民族自身，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另一部分是多个世纪环境变化发展的结果。两个种族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理解缺乏而产生的敌意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来源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及随之而来的抱负。处理这种局面的关键是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心存芥蒂还用伪善的辞藻粉饰太平。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能出现两条平行线，尽管它们不同向但永远也不会碰撞。虽然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合二为一，但可以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在共同的关注对象上找到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差异引发争执。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学会去认识对方的需要。

两个种族的种族特性差异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也加大了两个种族的分歧，它们目前的所有、甚至需求均体现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体现在两个种族的地理位置上，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相关，也涉及了交通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处于劣势，在地理上它远离亚洲，而斯拉夫的大片地带与亚洲接壤。由于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靠海运，所以条顿人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它的海上事业和商业发展也是如火如荼。

上述状况在本质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可能出现平起平坐的局面。基于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状况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它左右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扩张行为，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每个种族都需要在自己占据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尽管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种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领域里，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求达到协调。

比如，俄国对目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驶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欧洲的德国和英国绝不会允许俄国在利凡得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不过，俄国想要实现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可以自由进出的坚不可摧基地。俄国舰队具有的稳固发展、扎实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这些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假如它针对苏伊士运河，那么与海权紧密相关的商业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特别强调，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但我更希望英国通过以下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将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区，和德国共同拥有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从而确保对于两国来说均是必不可少且无法被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俄国对于海洋的要求在什么地方可能得到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让俄国彻底满足，因此俄国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变。两个地区中，一个是波斯湾，俄国可以从黑海之滨穿过波斯抵达；另一个是中国海岸，俄国已经经过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要想得到波斯湾就必须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让步，而且即使俄国抵达波斯湾它也不会满足，而是会以此为翘板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进行占领。假如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可以干预可能建造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此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像从利凡得那样对经过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进行绝对控制，但是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海军，而此海军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特别防备，那它们就可能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军事活动。因为英国舰队及其盟友如果将海军力量分散在两个地区，相互间进行呼应不太可能。基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会采取对它们带来危险的行动，这将有利于俄国。另外，反对俄国进入中国海岸是没有道理的，只会激起俄国的仇视。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什么抵抗，在东端，我们也将看到各个强国的汇聚，就像在争执地带的西端一样。而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盘，并利用它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强国和俄国的互惠协定不应该采用正式条文的形式，应该只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该由人进行仲裁，应该建立在具有互让精神的现实承诺上。它需要体现这种认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长江沿岸利用军事占领迫使某段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而海上强国也应该保证在和平时期不会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拥有长江的商业使用权，这种保证一方面体现在海上强国之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相互监督上。在这方面，海上强国之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它们对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与它们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这些共同点会防止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的影响。

在现实中，陆权集中的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拥有海权的国家，因为海上强国不止一个，而且它们的力量基地距离中国比较远。另外，海上强国注重获取利益，通常首选是商业途径，其次才会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进所打交道国家的商业发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它们在乎的是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利用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来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因为这样的过程用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去实现是不必要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武力将欧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了如今的水平，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仍然有利。

总之，就现在的具体形势而言，中国和利凡得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客观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既因为它们有着一致的物质利益，也因为它们受利益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实现，但不能借助海军广泛传播，因为海军的特点导致它不能在陆地广泛使用，还需要本国随时随地地支援。从这点来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种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海军力量仅能要求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不能要求绝对服从，因为海军只能用来抵抗排他性的行动，或者帮助其他国家抗击征服行为。因此，海上强国应该团结一致，不是以相互约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觉行为。

从目前的对峙情况来看，军事实力依然决定着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一直到敌对被协调取代。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战略形势基于的地缘状况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未来的市场价值是政治与军事争论的核心。此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长远眼光，还要考虑到欧洲文明对亚洲的未来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在精神上与我们相比谁优谁劣呢？

由于各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俄国和日本除外。于是我们将这些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陆运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类是以海运为主的国家。海上航线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交通便利，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海运航线中有两条航线非常重要：一条是从欧洲经过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条则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将给后者带来重要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

广义上讲，交通是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从古至今，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只要海军存在一天，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由于海运在距离及运量方面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海运也比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而“商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海洋，因为一直以来海上商业创造的利润就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则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所以，就像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那样，海运通过保证自身利益或者扰乱对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上述状况给了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可以抵消陆上强国在亚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施压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强国都效仿美国，战时丝毫不动敌方的商业，并让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那么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在一地施压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这样的退让假如发生在亚洲交锋胜负攸关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得的关键利益就位于它们和东方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此德、英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给予当地充分的防护，而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不能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还要防范他们可能会有的各种反抗行为。

上述影响的加强来源于有利于所有国家进步的商业发展，有关国家可以凭借财力支持商业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牢记此点，尤其是英国，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随时可能需要苏伊士运河这条捷径，不管为了商业还是军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利益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加决定性控制，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样。在帆船时代，丧失控制权不代表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但今天绝非如此。所以，法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起来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行为，引起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高度关注。虽然美国的行为还没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一些国家与东方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在利益、特性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那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认清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难理解。打个有关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风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时还要时刻谨记最终的航行目标。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比航海复杂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处理它们，而且在处理问题时绝对要认清当前的具体形势，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政治活动就如同航海，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而忽视了航海资料，同样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结合亚洲未来的发展形势来考虑与苏伊士运河及利凡得有所关联的各种复杂局势。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很少关心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讨厌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结果常常受到突如其来的危害。比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国民众吃惊不已，但我们相信，当人们渐渐习惯了西班牙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历了旧观念破除、新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急于摆脱心理矛盾，随后就进入单调乏味的心理斗争阶段，这时许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奋斗目标，而它们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动力。

本文基于的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前提条件是，在19世纪末的大范围内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地区尤以东亚为主，成为所有国家近远期利益的焦点。因为在欧美地区，领土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但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确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某一地区的现实意义并非指它的自身价值而是它与上述焦点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例如，金矿资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金矿资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但南非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它就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与此相同，苏伊士地峡、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前文已有所提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将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的独特价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在亚洲问题中体现的世界整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既要用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也要参考不能用人类法则完美表达的永恒存在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它要在理智思维的引导下发挥作用。不过，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增强自身力量更能体现出它的聪明才智。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特征和传统方面也有体现，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谐的合作就会有美好的前景，因为从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产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必结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国家就应该明白，虽然是有着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绝不应该变成敌人。因此，美国应站在德、英这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因为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又处于我们日常活动还未涉及的地区，所以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国能有这种认识，那么，它和英、德之间自然也会互相照应。

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英德两国的同样的理解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国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们也有足够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时候一致行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前者就政治而言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对于美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时，始终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要正确判断形势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决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基于上述道理对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进行了很多讨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门罗主义。将长久存在的新形势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扩张之路，而且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欧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因为巴拿马地峡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而且是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像我们也不会考虑得到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作为我们战胜西班牙的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理智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顾及与我们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时，不能含有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往往会影响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不是几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观念也许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现实需要我们依然要考察它们。东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航线经过地区的政治状况和军事局势也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与此类似，加勒比海由于对巴拿马地峡有着重要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使得门罗主义在该地区的运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有着与日俱增的多方面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美国在该地区新得到的地盘给它带来了机会，同时增加了它对该地区的责任。而已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前变化的特征，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加速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巴拿马地峡将取代麦哲伦海峡的地位，而地中海则替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它们远离了决定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因此，这些地区对于交通的意义已经很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体现在它们的物产上。那么，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巴拿马地峡影响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对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帮助吗？这样做是由于政策需要还是出于感情或者习惯呢？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会影响我们在更重要地区的行动？总而言之，尽管门罗主义所凭借的观念没有过时，而且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被加强，但它的运用是否需要变革、加强或者减少它在某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促进了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英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使得双方间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也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接近不仅因为由来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质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从美西战争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具有支持受压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认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迷惑影响着对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并且一旦南非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英国人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由于英美两国都意识到彼此间有相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均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人类正趋于统一，这种统一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正式且规范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在推动和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战争也增进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间的关系，从而使联邦设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如果没有战争，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理，为了将英美之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行动，使美国愿意接受并报答英国给它的支持，这也需要战争的压力，一国受到外来侵犯时，另一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当然，战争是一种灾难，而且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灾难。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仲裁”这个词颇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词具有美好的内涵，并不是人们对当前的局势有了全面的认识，寻找出来的解决方法。在两年间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任何一场战争所追求的正义目标都不是温和的方式能够实现的。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万人死于饥饿，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人镇压反抗而采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国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不仅因为人道主义，也因为西班牙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对它的殖民地进行管理。而我们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诺，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它不具备实行健康统治的能力。

英国发动对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一方面出于解除压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这样的一个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英国不会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90％的收入是英国居民创造的，因此英国希望其政府给予英国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绝。我们要知道，在南非，不仅英、美的权利遭到了践踏，而且德兰士瓦为鼓励外国人居住制定的5年内可获得公民权的法律在未到期时就被修改了，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

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场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实质帮助，只是从对方那儿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同情在德兰士瓦战争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问题不是太明确，无法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还是因为许多生于异国的美国公民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亲近之情，这种感情不太受到对美国利益认识的影响。

尽管如此，英美之间仍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它们两国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体现在平等和法制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与日俱增，两国就会越来越被共同的精神维系，还可能建立具有联盟意义的关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条顿国家也应该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对这个目标我们要耐心等待，人为促使这一过程早早结束绝非一件好事。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通过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意大利的统一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势还使意大利和法国位于政治天平的两端。

意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条顿国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在利凡得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于海上强国的它们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极有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拉丁性的国家和欧洲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与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局势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经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将以意大利为中心再现拉丁文明的光彩，这对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的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