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定我们追求的权利建立在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不是其他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很好地进行跨洋交通。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心中一直有个重要的观念，哥伦布最早把它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时代落后又欠缺准确知识的条件下，哥伦布勾勒出了一条需要借助海洋的交通线，它以两种差异颇大的古老文明作为端点：一个是地中海，这里是欧洲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另一个是东方海岸，这里有着富饶的群岛。直到今天，这两地还被大片的土地分隔开，不时有旅行者从这一端跋涉到另一端。但是，很早以前这两地不可能通过陆地交流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地中海人民的独特性格，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从古至今，海洋作为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纽带，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哥伦布处于一个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玻璃瓶中，他还是深深地信服并接受了某种东西。当他依据信念而不是所见前行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次航行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荣誉，又会给后世造成多大的影响。

有关哥伦布的丰功伟绩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无须赘言。虽然他短暂的胜利之后是后半生的痛苦和屈辱，但他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解决不了的。他和之前的许多预言家一样，不知道当时的思维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可以预知的精神在统治者那儿是不被理解、认可的。因为他发现的西方土地阻碍了航船者朝着利益前进的脚步，这阻碍就像亚洲的山脊那样难以克服，幸运的是这一切他并不知道。哥伦布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念念不忘未出现的“秘密的海峡”，它一直是他活跃思维的源泉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如果他知道了真实的情况，这些可能就不存在了。

哥伦布的最后一次航行到达了美洲大陆，考察了它的海岸，而这个地带隐藏着海峡的秘密，经过人们的努力它可能从梦中走进现实。在1502年秋天，哥伦布克服种种艰难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这是他的信念支持他沿着一个方向航行的结果。可是，经过慎重思考，他确定要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非北方。于是，他逆风东行，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而后朝预计的方向顺风前进。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他考察了波托韦洛海岸，发现并探测到几个入口，至今它们仍有重要性。哥伦布还沿着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的地点，他得出结论，从上述地点到尤卡坦的海岸没有断点，而这条海岸阻碍了他的亚洲之行。

这样，哥伦布去世前，已经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的跨洋水道的地点。直到10年后，当巴尔博亚得到第一个看到南海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难以跨越的障碍是多么狭窄，而穿过它的明显便利又是多具诱惑力。在早期，中美洲地区的西班牙首领之间不断斗争，而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政府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探险家们从不间断的冒险探索，使上述争端的能量得到了更好的发挥。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从巴拿马出发，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航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1527年，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考察海岸剩余的部分，发现了尼加拉瓜湖的出口圣胡安河。

随着西班牙掌握的殖民地的增加，地峡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而美国对加利福尼亚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的扩展更增加了地峡的政治意义。那时，由于绕过合恩角的航道不但漫长而且充满艰辛，所以，人们希望找到更短、更少危险的路线。虽然陆上运输有着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没有进入蒸汽时代之前，它是一个较好的替代线路，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如此。于是，地峡及它附近的地区成为当时的主要商业中心。许多的航线在这里分开和聚合；东西方的物资在这里交换，有时非常顺利，但大多数时候是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只是使哥伦布的部分想法实现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海峡之谜依旧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恨。

尽管如此，上述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使不直接介入商业活动仅受影响的国家或者民族也是如此。不过，有野心的国家不会只是单纯地接受各种影响，它们会设法控制住关键地区。因为掌握了它们，不仅可以控制贸易路线，还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甚至影响国家的军事力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中美洲地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所在开始，对它的控制权的争夺就不曾间断。自然条件的优势使这个地区成为上述交流阻碍最少的地方，一直以来，该地区的固有因素或者随机因素的汇聚更突出了它的重要性。在几百年中，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必要热带产品的唯一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争斗期间，英国就是依靠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商业支撑，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关键因素，因此，控制海洋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掌握海洋上的重要据点，而这些据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峡。

早期的掠夺者不仅是冷酷、贪婪的代表，他们也扮演了与后来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角色。冒险者在今天被称为文明人的先驱，遍布各个地区，并使他们种族的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有所损害，但是，尽管他们给种族带来了污点，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行为指出了国家的前进方向。西班牙的掠夺者就是如此，他们的掠夺活动不仅是聚敛财富，也向人们证明了据点的重要性。就像200年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说的那样：“格林纳达的腐化殆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主权的争斗促成了英国的主宰地位。在他们身上，开拓精神和政治特征有着完美的融合；他们的发展速度和深远影响取决于当时没有约束的状态，它促使一个国家发挥应有的才华不会遇到任何束缚。而我们今天的发展就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有了制度、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约束，尽管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而制定的，但它们毕竟是人为制定的，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并不适用。过渡状态是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的持久与否取决于自然力量发挥的程度，以及在没有外力干涉下达到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在早期的没有法度的岁月，当国家陷入危机，传统的文化或者各种制度失效，政治制度要发生变化时，它都会出现。因此，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加快促进国家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经历了扩张阶段，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凭借海洋成长为海上霸主，它的政治制度及国民的自由从不曾受到人为的限制。现在，英国又投入了新一轮的国家斗争中。英国的海军和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虽然英国人的才能能够使他们占领土地、获得财富，但他们从未发现占领未开化的或者没有活力的热带族群这件事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推行政治自由是不同的概念，而英国几个世纪的发展及其旺盛的活力则证明了广泛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无论如何，英国不会放弃推行它的法则，而且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它这么做。总而一句话，英国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英国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入美洲的争斗的。进入新时代，英国找到了新的利益所在地，这时它在海洋和殖民方面的野心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与英国对抗的是在当时实力雄厚的西班牙，它掌握着加勒比海的多处重要据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扬言独占世界的这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种宣言遭到了强烈反对。假如先前人们对英国也有这么多的不满，那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就不会这么顺利了。另外，如果英国今天的海洋政策是为了加强若干岛屿的核心力量而制定的，那么，任何国家的类似需要都不能阻碍英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

17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下降时，英国的内部斗争使它无暇顾及外面的发展，白白丧失了这个机会。不过，尽管英国暂时受挫，它的未来走向没变，随着克伦威尔平定了内乱，英国很快又恢复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的政治策略增加了英国对海洋的需求，这不仅是为了得到外界的尊重，也为了使英国在疆界之外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人响应了克伦威尔的号召，重新走上了争夺海权的道路。克伦威尔让英国控制世界航运的做法是对的，或许在经济上不是最英明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最合适的。

在克伦威尔统治时，英国海军才作为独立的力量树立了权威。1655年，克伦威尔吞并了牙买加这个加勒比海中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奠定了英国在该海域海权发展的基础。虽然，牙买加是克伦威尔攻占圣多明各失败后的尝试，但它更说明了一项军事政策如果是正确的，偶尔的厄运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是为了打破它对这一富饶地带的垄断，而英国的这一行动只是控制这一群岛的邻近地区的开始。

对于英国能够迅速崛起并长久保持支配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有个比较独特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在克伦威尔身上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他们认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应该把目光放在法国上升的力量上，还要察觉到路易十四统领下谋求霸权开始的时间。如果这样行事，就会犯下和这位伟大君王一样的错误，失去海洋的控制权，同时也失去了使法国繁荣昌盛的源泉。假如英国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对它这个岛国的危害将会更大。对此哈勒姆分析得比较透彻，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句话说明了，英国应该在海上寻求利益而非陆地。

克伦威尔的宏伟目标因其不是时候的去世没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去世使英国在攻占地峡的行动中受到很大的阻碍，在他的铁腕下，这项行动也许能够成功。随后，英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间，直到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英国的统治再次步入正轨。国家政策约束了掠夺者毫无章法的行动，虽然突发的事件有时会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但它还是被写入了英国1702年的目标中，逐渐和凭借地峡控制两大洋的交通的想法进行融合。这方面的著名事例是1780年纳尔逊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想通过陆军的配合占领圣胡安河河道，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的尝试失败了，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的防御无法攻破。

像纳尔逊碰到的这类困难阻碍了英国的推进步伐，使得英国想获得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提高自己利益的设想破灭，因为西班牙在此地的势力由来已久，英国不可能把它连根拔起。后来，英国运用自己的海上力量拿下了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的控制权，英国海军保护着它的航运，为英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提供保障。一般情况下，英国强大的海军可以完成各种任务，所以，尽管英国不能像使用自己的财产那样随意调度、支配其他国家的物资，但它可以利用各种商业活动为自己谋利。这种情况在今天依旧存在，各国、各民族抢占地盘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各地的控制权依然由实力强大的国家掌握。它们念念不忘的还有中美地峡的控制权，它主要是由海军控制而且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在此陆地力量只起到辅助作用。

总而言之，上述情况就是1808年至1810年西班牙开始瓦解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逐渐萎缩时的情形。这两个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的紊乱，导致了地峡的迅速衰落，它周围岛屿的地位至今仍未能恢复。地峡地位的上升，主要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不是对它有着影响的那些岛屿，随着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扩展，地峡又作为关键的政治因素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美国的地理状况是濒临两大洋，地峡对于它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虽然美国在这儿有着最主要的利益，但是并不表示其他国家在这儿就没有利益，尽管它们的利益不是占主要地位。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在这儿的利益是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利益，而其他国家大部分是纯粹的商业利益。

我国坚守地峡的利益时也会遇到英国称霸海洋时的问题，即各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克伦威尔对加勒比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充海军的做法，导致了英国在此地的海军据点和军事力量不匹配的局面。另外，英国作为海上强国，每条新的航路都会和它有所关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它绝对会格外关注会改变现今局面的各种因素。

而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与英国更是有着较大的利害关系，英国也意识到运河对美国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比自己的影响要大，所以，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把运河的控制权纳入自己的行动目标中。众所周知，运河的开通使用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离太平洋的距离会更近，比英国距离太平洋上的许多据点都近。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利物浦到纽约的水路距离等于从瓦尔帕莱索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的距离。这是因为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如果有尼加拉瓜运河，纽约的船只经过这条河，而利物浦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两个城市距太平洋西岸的距离相等而不再是东岸，而且，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个据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距离纽约比距离利物浦更近。

基于上述情况的竞争对英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会使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收入的八分之一受挫。虽然这种情况会引起英国的注意，但它对英国的影响只是政治上的、间接的。它并不会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主要利益，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都在以苏伊士运河为纽带的必经地区，而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对于英国没有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却正好会受到地峡运河的影响。

地峡运河缩短了我国两大海岸之间的距离，但也会使欧洲的海军更易抵达我国海岸，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获利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安全？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仅停留在外交上的讨论，而且没有取得突破。不过，由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引起一系列误解，还引起众多的争执，造成我国人民对此条约的强烈不满，这提醒我们需要明确的观念引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不会因政府的变化或者公众的反复无常而有所改变，它们会一直引导人们的想法、行动。

从罗门主义的萌芽到19世纪中期，跨地峡航路的安全一直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4月19日订立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那时，英国掌握着一些大陆据点和外围岛屿，这些地盘在军事控制和政治干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盘中，一条200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是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于伯利兹距离运河遥远，对运河不会造成威胁，所以美国的谈判者没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英国在那儿的权力也没有涉及。伯利兹首先被英国掠夺者侵占，他们进入该地区后就不再撤出，他们砍伐原木，在与西班牙的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伐木权得到条约的承认，伯利兹一步步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获得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权，因为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这个要求没有超出以往的文明人和野蛮人达成的交易范围。1687年，英国用廉价的礼物换得了该地区的保护权。在西班牙延续控制该地区的期间里，英国和它的纠纷从没停止过。后来问题升级到了英美之间，美国不承认英国对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它认为该保护权和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而西班牙的权力应随着尼加拉瓜的独立转给尼加拉瓜。因为莫斯基托海岸距离可能出现的运河极近，它的归属权不会被等闲视之。这些顾虑也要放在海湾群岛，它位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被海军力量控制，就成为沟通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的桥梁。

面对英国的占领情况，美国的谈判者只想让英国放弃保护权却没想到议题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在那时，人们和今天一样憎恶领土兼并和侵略扩张，结果，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力只会给它制造麻烦的地区撤出时，我们也和英国人一样，保证不侵犯中美洲领土，还要在可能出现的运河中保持中立态度。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写入了条约中，即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这使得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被耽搁了很久，这期间英国和我们的误解不断升级。英国坚持条约只是让它放弃侵占中美洲的领土，而我们的理解是条约让英国放弃任何的侵略想法。假如你也看到了条约，就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会有不同的理解；条约的措词既支持英国的立场又使美国的谈判者可以找到依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的迫切和英国的谨慎。直到1860年，上述土地才被归还，此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还是我们和英国在地峡问题上的国际协议。

英、美围绕这个条约的后续争执，在此没有必要详加阐释。对于削弱我们对于美洲大陆及海洋控制的任何规定，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今天，我们变得相当强大，但有些事还是令我们焦躁不安。如今的条约还是和以前一样，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反对外部干涉地峡地区，也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英国将凭借自己的实力，长期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在中立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将自己中立起来，不去干预别国的事，也不让它们干预我们，这却给了其他强国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政策体现了公众的意愿，而公众意愿凝聚的力量是无穷的。门罗主义一直没被广泛理解、普遍认同，它是一种模糊的流行观念；在地峡的问题上，它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站在哥伦布的角度看地峡，它是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哥伦布魂牵梦萦的海峡将拉近东西方的联系。不过，对于一个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国家，即使海峡不能决定它的生死存亡，但控制海峡绝对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谁能否认这个国家对地峡的决定性影响？除了它的子民谁也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它的子民偏偏就这样做了；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为此，让我们记住一点，有时候无所作为和积极行动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国家合理的、健全的、依据历史经验制定的政策。在这里，将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相结合产生新的政策，刚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些不同我们不必有所顾虑，也不必觉得遗憾；只要讨论变得广泛、充满生机，就可能形成与现实相吻合的公众情绪，这是形成坚定信念的前提条件。值得担忧的是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应该抓住的机会置之不理，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毫不在乎。就像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针对它进行的讨论显示了障碍的存在，我们不能仅把它看成孤立的问题，还要把它与国家政策相联系，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有两种意见不一定是坏事，长期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就绝不会是好事。

有一种意见（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不与某个国家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力量越薄弱，我们的观点越容易被对方接受，因为我们不会给它造成威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极力反对我们将武装力量放在海岸水域之外的要求。不过，由于我国要求控制地峡的想法引起了普遍关注，所以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个要求。

笔者认为，事情的真实状况更像下面所说：我国独立于100年前，1850年前后有过短暂的暴动，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是潜而未发的。不过，虽然这种重要性现在还不明显，但地峡的固有特点使它不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存在，它的重要性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们注意到了两点：一、太平洋沿岸各个州郡的发展提高了太平洋的重要性；二、我国的地理位置要求我们寻找通往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用以加快我国的各项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将使我国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东亚的市场，它将使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到瓦尔帕莱索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一半。

上述的情况表明，开辟运河是早晚的事。但是，运河的修建对我们有主要的利益，其他国家也会获益。运河会为美国太平洋海岸的贸易提供一条又短又便利的通道，而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仍会依靠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加倍注意，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员都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到红海的漫长航线，他们都赞同在战争时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路线。但是，经过好望角前往东方的航线要比经由尼加拉瓜的长，而且，加勒比海航线的防攻击能力要强于通过地中海的一些航线。

随着地峡地位的不断上升，我们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欧洲列强对加勒比海据点越来越感兴趣，它们还对手中握有的地盘加强了控制。虽然，现在的国家比以前更不愿意进行战争，道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利益依然决定着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需要何种优势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保证我国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国家统治者同意那种观点，即我们越弱越有路可走，那我也无话可说。反之，如果认为我们的利益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护，那我们就要明白，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保证跨洋交通的自由发展。想要控制一片海域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建立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二是掌握一些分布得当、作用巨大的重要据点，作为海军的基地。目前，加勒比海的据点都被各个强国所占据，我们没想过用暴力抢过来。不过，如果公众认为我们需要那些据点，而他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它们，那我们将义不容辞。尽管宪法给人们造成了困扰，但它也是消除这些阻碍的一条途径。

同样，我们发展海军让他们去承担各种任务的做法，也不违背道义精神。关于海军规模，大众认为我们只需要一支弱小的海军用于防御即可，而这会限制我们在当今形势下的发展。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国有三条海岸线，而且还潜藏着各种不知名的危险，他们就会知道仅仅防御是不够的。

军事力量会挑起战争的说法在今天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欧洲各个强国都有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它们也能相互制衡、相对平和地发展。另外，我们一定要明白，至今我们未受攻击的原因不是我们弱小，而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不值得它们攻击我们。随着运河的修建使用，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被卷入它们的斗争中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值得欣慰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以从以前类似的事件中寻找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