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军事危险时的最佳战区是海上，而准备海战，不仅是防御，还包括主动出击。

当今时代，战争的准备工作既牵涉广泛又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包含很多相互矛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各种因素。即使是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睿智也无法顾及全部的因素，构成军事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总是合理的，因此无法满足全部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他们最常说的话是“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决策左右摇摆，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公平，各个方面都顾及到却没有一个达到原来的要求，以至引起公愤。换言之，国库的钱被分散光了，而没有集中用于主要的设想上。

尽管战争有着暴力性，但它仍属于政治运动。无论一场战争爆发得多么突然，它的根源肯定隐藏于先前的局势中，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在战争前看清局势的大致趋势，通过外交活动或者达成协议等方式解决矛盾，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局面。不过，尽管经过运筹帷幄来保持和平的局面会给政治家带来荣誉，但在只能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这项荣誉就属于战士了。对于民众来说，为了正义的信念而战比妥协退让更有价值。就像美国的南北战争，虽然爆发内战令人感到痛心，但是，如果有一方放弃它的基本权利不参加战争，那时候恐怕就不只是痛心了。在只与物质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可以退让；在有关原则的事情上，绝对不能退让。因为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坚持，只会有损自己的人格精神，即使面对强大的阻力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包含的真理吧！

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基本功能的政府，它的职责是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用来保护国家的基业，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这支力量的存在和规模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局势，也可以反映出国民对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认知。鉴于战争会带来灾难，何时何地采取可能引起敌意的行动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它却与最后的决定会被推迟多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战争的准备是这个决定的前提条件，它必须满足决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步步紧逼，尽量做到使国家正义得到伸张的同时避免战争。这样的做法只是防御，用以维护国家的权利不受侵犯。

因此，一个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地评估世界的政治局势，而不是用带着敌意的目光寻找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评估政治局势既包括考察各国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研究各个国家的秉性。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在做了政治决定后才能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要维护政治利益。

我们做军事准备应该针对最难以克服的危险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如果能应付比较严重的危险，那其他的也就不在话下了。一个国家要能够以平静的眼光看待眼前的局势，即使它不是危险或者复杂的局势。另外，在评估危险时，不应过分乐观但也无需太过忧虑。当英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洋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时，就强调自己的海军力量一定要超过对手中最强大的两国之和。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意见进行讨论。另外，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抵抗“两强”改为“三强”的情况不可能出现，从而不必考虑会有什么影响。

同样，美国在做军事准备时，不仅要考察对手会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自己，也要考虑长期性的环境可能给对手造成的影响。在军事方面能跟我们相匹敌的就只有欧洲大国，在西半球有着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对我国日益发挥作用的门罗主义本能地反对。尽管如此，但其他地区对它们的吸引力更大。英国、法国、德国在非洲都有殖民地，面积从100万至250万平方英里不等。这表明，一些国家不仅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将随之开始，敌对的局面将会一直存在。而疆界的不确定、对当地人民的控制欲及对于遭受攻击的忧虑，是引发斗争的原因。今天的扩张与十七八世纪时有所不同，它受制于一些有条理的规定和国家间的均衡力量，这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当今时代的和平。

上述这些情况在欧洲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为欧洲是海外活动的原始地，由此引发的争斗肯定会在欧洲内部解决，而造成的损失就会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承担。除此之外，土耳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麻烦。至于美洲大陆的政治局势，尽管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整体而言还是相当稳定的。

西班牙以外的所有欧洲军事强国均卷入了殖民扩张和东方混乱引起的问题中，只有西班牙不关心欧洲东部的事务，也没有进行殖民扩张的行动。我国应关注各国目前的主要活动，作为军事考虑的因素，但我们绝对不会支持它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从来都不想用武力去征服弱小的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其他国家的这种行为也深深不满。虽然如此，过去我国与其他国家还是发生过争执，尽管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但对方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些争执围绕的是领土归属的问题，是西半球以前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与英国有关。而我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亲情，这基于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观念，使得这些问题很好处理，如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

与上述类似的争端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到时候我们坚持的观点会被其他国家认同吗？英国会给予我国支持，而且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情意，也由于我们有着相似的国家特性和国家体制。另外，英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远方地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它能够理解美国坚持不允许可能在将来引发麻烦的事情出现的原因。在印度和埃及有着强大力量的国家都意识到了我国对中美洲地峡和太平洋的关注，而一直关注地中海的国家肯定也了解加勒比海对于我国的意义，我们不希望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这一地区的主意，破坏它相对平衡的局面，虽然这很困难。

现在，我国已郑重声明，坚决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大陆上进行侵略扩张，必要时可诉诸武力。有关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我国坚持由国际仲裁处理。假如英国认识到这种立场合理地体现了美国的政策，它就不会反对了，更不会有为了抵制美国政策不惜一战的言论，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英国会为了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难道其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吗？国家荣誉的维护不是依靠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合理。这种认识与“军国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军国主义提倡的是依靠武力解决争端，这类国家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为傲。陆军的生命力源于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受到威胁时，国家的政治能力也会相应的减弱。不过，英国和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们的主要力量是海军，海军没有陆军那样强大的攻击力。

现在，美国已经宣布会使用武力支持自己的政策，当与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摩擦而它们又不愿协调解决时。假如会与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我们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我们应该具备这种观念：如果只把战争认为是防御性的，那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只要战争开始，就必须积极、主动地作战。不是将敌人挡在自家的门外，而是打败敌人，让他们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程度”和“种类”两个方面。程度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最强的对手会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它在其他地区的困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股力量；而种类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类，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后者。只有有了防御性的准备，攻击力量在战争中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在海战中，海岸是防御性的，而海军是进攻力量。如果海防牢固可靠，那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就是安全的。政府也可以因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得到较好的防护免除忧虑，从而减轻负担。

海防的存在说明海岸有遭受攻击的可能，那么，海岸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呢？最主要的是封锁和炮击，后者比较严重，而且通常包含前者。另外，有能力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就肯定可以进行封锁。设置海岸炮火可以防范炮击，因为这种炮火的威力大，射程远，使得舰队无法到达可对海岸进行炮击的区域。不过，也有情况显示，一支快速行进的舰队可以穿过炮火区域，而且受到的损失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止舰队的前进就非常有必要了。现在，一般是用水雷来封锁航道，它具有很强的威慑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可以很好地保护海岸，不过，这种保护只用在有重要商业意义或者军事意义的地区，因为舰队不可能浪费力气去攻击无关紧要的地区，尤其在远离本方基地的情况下。

尽管海防是被动力量，但是海防的力量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的力量。它与海军的进攻力量有所不同，活动范围受到地域的限制，同时又是前者力量的一部分。海防中的进攻性力量体现在鱼雷艇上，这与远航舰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可以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但是，有一点需要切记，鱼雷艇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只是偶尔执行进攻任务。

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海防力量主要是由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组成的。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可能遭受攻击；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很容易被封锁。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在国际上是认可的，但在行动前要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体现了公平。如今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对一个地方的炮击和封锁肯定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

上文说过，在海战中远洋海军的基本功能是进攻。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巡洋舰及起到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中坚力量是攻守能力平衡的舰船，既能承受严重的打击又能给敌人以重创。这种舰船要能够驾驭海洋，可以和最强劲的对手作战且取胜机会较大。

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厌恶战争，我们也不愿意凭借它扩张领土或者牟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我国军事力量的标准不是扩张计划，而是反对我国政策的国家可能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我们。显而易见，它们会用海军对付我们，因为我国陆地上没有可以采取行动的暴露点，因此，我们要对付的是敌人的海军力量。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海战做准备，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海军对抗潜在的敌手，也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这些防御力量来保护我国的海岸，能够很好地驾驭海洋。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缺乏的，因此，我国在海洋方面没有主动权。假如敌人跨越了我国的海岸线，就能对我国的沿海城市进行封锁；假如我国没有能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敌人就可能炮击我国的海岸。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发生战争，我们肯定没有准备的时间。

物质准备通常不是国家备战工作的薄弱环节，因为这种准备主要涉及金钱和装备。只要资金充裕，装备很容易就能搞到。而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员，这些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虽然通过培训学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忘记，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被遗忘的会慢慢增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此外，刚刚服役的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了解所属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作情况，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要知道其他工作与自己所做工作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舰队在战斗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因为既要掌握技能又要保持技能。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高技术的人员，把他们闲置不用就会造成技能的下降，但如果太多的人待在军队里来维持他们的技能，就会降低国家的生产力。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要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

欧洲国家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一直为了人员方面的问题伤脑筋，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把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人调往军事部门，并尽力在两个部门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会偏向那边，从而造成经济学家抱怨生产者不断减少，而军事当局则认为国家武装力量不足。为了满足双方的要求，实行了预备役制度，就是让服完现役的人转入预备役，每年只需花费一段时间复习以前的技能，其余的时间用来过普通的生活。

因为在和平时期使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保持满额是不必要的，尤其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可能的最大敌手时，假如非要这样做，就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而已。这时，预备役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一方面为战争的爆发做准备，另一方面是平时不消耗国家的物资。而预备役力量和现役力量的比例问题，与长期服役和短期服役有密切的联系。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素质比较高；而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接受培训，很快就转入预备役，从而造成他们的素质较低，但人数偏多。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两种制度均有明显的缺点，长期服役制的人员不足，而短期服役制人员的素质不达标。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假如是否服役完全由个人决定，可能出现终生从军的情况，尤其存在激励机制时；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人们又会从心里厌烦它，在服役期满后很少有人愿意延长服役期。通常情况下，长期服役制和预备役导致的结果是常备力量比较强大。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因为它们更看重服役的延续性。假如一个水兵服役了很长的时间，他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他的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持；倘若他离开了军队，若干年内他也会是一个合格的预备役人员。但是，现役时间的长短可以决定预备役人员的素质，服役时间越长，退役转入预备役后的素质就会相应的越高，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会越大。

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墨西哥的军事力量绝对比不过美国；至于加拿大，它的宗主国英国在此有一支陆军力量。但是，它的数量和规模使得它不能发起主动进攻，除非针对的是没有强大陆军驻守的偏远地区。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海洋和陆地同时具有支配地位，而英国的首选目标是海洋，它的海军力量一直比陆军力量要强大，所以，英国不可能用它有限的陆军力量来对付我们美国。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海军的装备建设，如今我们的任务是培养足够多的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员来使用这些装备，这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训练成拥有高技能的战士要消耗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不可能把训练出来的所有人员都收为己用。因此，为了实现原有的目标，就需要保持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力量。根据装备的力量来确定人数，再依据某些原则，在现役人员和预备役人员中选出所需人数。笔者认为，预备役力量的比重应该相对较小，尤其海军更是如此。因为人员的高素质要依靠服役来保持，过分依赖数量多、素质低的预备役只会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减压的作用，不能成为主干力量。

美国最佳的作战区域是海上，我们只要随时做好海战的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又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可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