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至今为止还在热火朝天争论的问题——决定性战场。我一直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和指导战争放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即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兵力用于空中。

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我对自己的主张很有信心。争论还在继续，结局仍未明朗。不过，我对正在进行的争论备感欣慰，因为它能引起我的注意，也一定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的所有反对者们，不管怎样努力，只能接受空中战场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战场。巴斯蒂科将军已经小心翼翼地同意了，他写道：

……可是，就像出现在别的兵种身上一样，它（航空化学兵）在某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博拉蒂将军也表示同意，他写道：

所以，空中战场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只要它能发动如此强烈的进攻，结果不但会使敌人之地面及海上军队瘫痪，而且会使受到攻击的国家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瓦解了，无力再实施报复。

同样，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承认空军是决定性因素，但只是相对的。

菲奥拉万佐上校也同意，他写道：

结果可说是，集中使用空中力量将形成战争的决定性行动，但只有在攻击者取得制空权之后，剩下的空中力量还足够强大，能使敌人完全屈服，使其不能在陆上入侵攻击者的领土。

从上面几位陆军、海军和非军方专家们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已经承认空中战场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我想多讲几句，博拉蒂将军和菲奥拉万佐上校都同意的论点是：只有当空军能击败敌人时，空中战场才成为决定性战场。只要承认了这些，我就已经胜利了。当他们采用了这样的立场：只要空中行动能打败敌人，空中战场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们就已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则他们的论点就是荒唐的，就好像是说：“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时，它就是决定性的。”

那些比我更谦虚的人也会对这些说法感到满意，事实上，两年甚至一年前，都不会有人想到陆军和海军那些坚强的作者们会承认空中力量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在昨天他们还一直认为空中力量只是一个配属的兵种，但在涉及空中力量和空中战略问题时，我是很自信的。我已经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我将使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

我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是两面派，当我讲述我的思想时，他们认为我是打算为胜利开一张处方。换句话讲，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要取得胜利，意大利不应在地面抗击敌人，而集中全部力量于空中”。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我国的处境，以及我国与某个可能敌人发生冲突时的不测事件。我承认我的理论有上述背景，因为它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我只是考察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百分之八九十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并不会自以为是地为所有国家都提供一个胜利的万全之策，我只是为国家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指出一条最好和最有效的道路。当我说空中战场将是决定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为了胜利，我们就一定要把空中战场变成决定性战场。我只是讲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再继续往下讲。

按照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尽管承认空中因素的价值，但是颠扑不破的军事学说却是：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是协调使用现有各种武器的结果，它等于每种武器所获结果的总和。要想协调使用所有的武器，各组成部分应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取得各组成部分正确的比例。

显然，没有人知道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因此不可能完全是武器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如果美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打仗，则后者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不管它怎样分配使用它的武器设备。

如果我们把“胜利的秘诀”这句话换成“从武装部队获取最大效果的方法”，那么巴斯蒂科将军的公式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换句话讲，它是一句普遍适用的大白话，正像所有的大白话一样有一般化的特点那样，它对我们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必须从永恒回到现在，以便找出武器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

巴斯蒂科将军确实转向现在，他说他看到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公正的比例”，三者能成为一支充分的“进攻力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进攻力量”是什么意思？从抽象意义上讲，每种武器，不管是左轮手枪还是无畏战舰，一把刀还是一枚航空炸弹，都有进攻力量。

“进攻力量”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行动的能力”。一支武装力量如果进攻时根本就没有胜算的可能，那它就没有充分的进攻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不成熟和不能胜任的。此外，在同篇文章里，巴斯蒂科将军正确地警告说，要始终考虑到所有敌人中最强的大敌人，于是“充分的”一词应该用在最强大的敌人身上。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推断巴斯蒂科将军所说的正确比例指的是能对最强大的敌人进行可能成功的进攻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正确比例。很好！但为了这可能的成功的进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必须比敌人更强大。因此，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必须想出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之间的合适比例，它们要比最强大的敌人的相应武装力量更强大。

我很赞成，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个比例不但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而且明显是最协调和最有利的，但是只有在我们和美国一样富有时才有可能实现。这在美国是可行的，可在我国只是空想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必备的条件。巴斯蒂科承认这一点，并且也用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他假想了一个A国，用在军备上的耗费达80亿里拉，其中20亿用于空军；另一个B国，耗费50亿，其中7亿用于空军。根据这些数字，他得出结论，B国会发现自己无论在陆上还是空中都处于劣势。我想问一下，B国怎样分配才能使它有具有“充分的进攻力量”所需的“正确比例”呢？

这就说明了，在编制我国武装力量时不能用我同伴所谓的“正确比例”理论来做指导。

下面我将用数学方法来寻找这个正确比例，这种比例使整体的价值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遵循另一条途径。

一个国家能交给武装部队支配的资源是一个常数，我们用C来代替。资源总数是陆军资源、海军资源及空军资源之和，分别用A、N、AF来表示，这就出现了一个等式：C=A+N+AF。如果用V来代表这三个军种的军事价值，则也可以说：V=A+N+AF。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分别给A、N及AF什么值才能使V达到最大值，而A、N及AF的总值不能超过常量C。为了使V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把A、N、AF三个因子中的一个给以最高值，其余两个给以最低值。如果像我所说的，空军这个因子在未来战争中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给AF以最高值，给A和N以最低值，这个最低值就是它们采取守势时所需的力量。因此我才说，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更大的力量用于空中。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只有在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的情况下，结论才是正确的，并给出我们军备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如果假设前提是错误的，那问题的结论也将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提出其他的假设情况，因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不会像蘑菇那样一下子冒出来，它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前提，否则这个比例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比例。

博拉蒂将军说，只有当空军部队的空中进攻使敌人瘫痪，并能瓦解“敌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时，空中战场才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不相信只要瓦解了敌人的精神力量就够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崩溃了，武装部队和物质力量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菲奥拉万佐上校承认空中战场的决定性，条件是主宰空中战场的一方要掌握充足的空中力量以彻底消灭敌人。这是很正确的，一种行动若不能带来明确的决定性结局，那它就不能称作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对各种战场来讲都是正确的。皮洛士在地面战场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最终的胜利，不管谁如果取得了海上的胜利，也不能说明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阿塔尔工程师第一批论文中有一篇写道：

主宰自己的天空有不可回避的必要性，失败将带来死亡。

没有什么说法能这么强烈地表达出对空中战场决定性作用的赞成了。为了夺得自己或对方天空的权利斗争将在空中进行，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就带来死亡，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剩下的了。

另一方面，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空中战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这是否是对他早先那篇文章的更正呢？他指责我：

……成为经典式错误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是对一种新出现的因素给予高度的结论性评价并寄予全部希望。历史教导我们，在海上，对任何新的炮弹都有新的装甲来对付它们；在陆上，带刺铁丝网先遇到甘油炸弹，以后又有迫击炮来对付它。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阿塔尔工程师所涉及的化学及生物元素。我很清楚，几乎每种毒物都有一种解药，每种细菌都有一种血清。我讲的不是因素，而是新式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潜水艇曾从巨型战舰手中夺取了制海权。

对于我讲的航空化学兵，阿塔尔工程师曾经承认它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推翻到现在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有用的教导了。的确，“很难建立一种陆军、海军、空军之间决定性作用的等级区分”，但是必须在需要用它之前做好一切准备；的确，“使用时它们的比例取决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地理状况”，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才试图找出适合我国的这种比例；的确，一般来讲，“三军都是磐石般的战争有机体中必要的肢体”，但我也说过“必须在地面抗击敌人，以便将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这也就意味着武装部队的三个军种都是必需的。在确定了三个军种的必要性之后，逐步去确定每个军种的职能，以便全军能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样做应该是没错的吧？因为巴斯蒂科将军说过，如果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我们应该把现在的全部资源用于它。不同的是，我只是说将我们组织地面军队防御后剩余的资源全部用于空中战场。我遵守将力量集中于决定性战场的原则，这一原则不是减小而是加强了另外两个战场的抗击能力。

阿塔尔工程师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引用了1925-1926年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1925年4月，摩洛哥北部沿海的里夫人在克里姆率领下南进，与法军交战，法军碉堡被毁，人员大部分伤亡。同年7月，法国与西班牙协议共同出兵攻打克里姆。法军15万人，西班牙军队5万人。9月初法西联军在摩洛哥登陆，克里姆被迫北撤。1926年克里姆战败投降，战争结束。作为例证，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在那场战争中，航空兵是重要的助手，它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但并不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在密切配合地面军队作战中，一开始航空兵大规模协同地面军队，解救被里夫人包围的法国分遣队，重建被切断的战线。然后航空兵向攻击纵深的前方和侧翼采取有效行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只是在战争末期，地面军队的压力使得敌人动摇了，航空兵这才成为决定性因素，它有力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任何继续抵抗的行动，迫使克里姆的人马投降。

我想阿塔尔工程师误解了这里的意思，我说空军是决定性因素时，并不是说它就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如果我认为空军是唯一因素的话，我会顺理成章地提倡取消陆军和海军。因为如果胜利仅靠空军一个因素取得，那陆军和海军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我完全同意阿塔尔工程师。在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我也会在以下的文章中讲明，未来战争中它也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

但在“胜利的唯一因素”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间有很大差别，在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因素，却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详细研究过那次战争，但事实就像阿塔尔工程师讲的那样：航空兵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航空兵就是那次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不要在这里死抠字眼了。像我所说的，在未来战争中因为在地面抗击，空军将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不是三军都对胜利做出了贡献呢？是不是三军不全都是胜利的因素呢？如果有一个军种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就可能失败呢？我只能这样讲：“空军对胜利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那么如果说空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也同样正确吗？难道协约国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确保其海军的供应和协约国的生活，对胜利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而完全应该感到骄傲吗？”

阿塔尔工程师指出，在摩洛哥战争中做到的事，在欧洲战场未必能做到，这很正确。但这不是因为双方都有航空兵，也不是因为双方都有防空，而是因为欧洲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是阿塔尔工程师自己得出的证明：

“1925年6月21日对摩洛哥索克的一次轰炸中，据说在一分钟之内炸死800人。一个摩洛哥索克人口为数千，而一个欧洲的城市人口通常有数十万人。如果对其中的一个城市用爆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进行空袭，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所有的波河谷、所有海岸线和海岛都会处于空袭的威胁之中。”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密集且文明发达，那在摧毁其意志方面，突袭行动必定更加有成效。对一个沙漠里的游牧民族，空袭是无效或接近于零的，但对居住在一个大的人口中心且高度文明的人民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十分可怕的。

阿塔尔工程师在描述这样一幅恐怖的画面之后，自问：“这样的空袭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效果吗？”然后自答：“我断然肯定那是不会的。”但在这个断然否定之后，他却加上如果，即“……如果我们的地面对空防御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保持住战斗力，如果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仍然坚固而有力”。

这明显是对的。如果我们的航空部队能打退敌人的空中进攻，那么敌人的空袭行动对我们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但如果不把“意大利的防空”置于良好的状态来防止任何有决定性作用的空袭行动，那我们的努力就是白费力气。我所讲的“意大利的防空”不等同于阿塔尔工程师所说的“防空”，而是国家空中力量的全部兵力。

即使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足够坚固，但还是要避免在空中被敌人打败，因为一旦空中失败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整个战争的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我国的防空要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以便能在空中尽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人们会理解我，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的现实处境。当我讲到空中战场将会是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我指的是我国。我一直讲它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如果在空中被击败，将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么不管陆上和海上的情况如何，我们也将决定性地战败了。在航空化学兵快速发展的今天，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来否定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保证，斗争将是由陆上或海上决定胜负，而不是空中的，更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相信，如果我们在空中战败，还有机会在陆上和海上取得胜利。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国家的前途来冒险，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不讲事实预测未来的人。

巴斯蒂科将军认为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是夸大其词。并非如此，它说明了一个真理，为了它，我们有责任做好一切准备，以便避免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博拉蒂将军宣称陆上和海上战场无疑是决定性战场，但他不得不在后面加上“如果”：“……如果地面和海上军队能够击败敌人，并占领极其重要的中心，敌人一旦丢失这些中心，将被迫乞求和平。”

但是，关于空军，他写道：“只有当空军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使敌人的军队和其物质和精神抵抗力都土崩瓦解，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个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他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他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抵消（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了与我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与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不止一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段文字恰恰是对我观点的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诊断：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这正是我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能比别的军种更快地结束战争，那就意味着它比其他军种更先一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他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他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应该是我的反对者们反对巴多利奥的说法，而不是我。他们正在费尽心思证明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他们坚决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有异议的不是我，我的反对者们的思想的实质已经模糊不清。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则是他的跟随者，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对这点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反对这种中立的态度，并且承认不能存在这种态度，而要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而实际上他也在追随前面两位作者的步伐。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你们允许我讲的话，我会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平庸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中立的态度，这里选不出“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等级区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前提依据就是所有的战场都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但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从逻辑推理来讲它并不能成为现实。

平均化理论给了“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一个平常无奇的答案，它没有区分考虑各个组成部分自身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产物，就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采用的好方法，就像是一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病，只能乞求上天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这是打败仗的不二选择，它唯一能表达的就是你的犹豫不定。

我的信条的确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相信胜负一定是决定于空中这个战场。我很希望我的反对者们会大声地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只听到一个没底气的答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但这是我坚决不同意的。

当阿塔尔工程师想用当代名人的解释来堵我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在用尽全部力气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反某些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是凡是知道一点军事的人都了解的。

用头去撞基本原理就好像是用头去撞石墙一样愚蠢，头会被撞得血流不止。让我们来看看，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不是可靠。我们研究这些原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看看这些精通军事的人有时是怀有怎样坚不可摧的偏见的。

基本原理之一

每一种军事学说，尽管它属于它所涉及的特殊性质，必须考虑到应用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对最可能的敌人进行战争；在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对待其中最危险的敌人。

这个基础原理在我重点圈出的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军事学说必须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现实，符合它所涉及的国家特点。我的学说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一定不能根据最可能或最危险的敌人的模式来制定我们的军事学说。如果这样的话，敌人会把他们的军事学说强加于我们，其他的每个人都会放弃自己的想法，拾人牙慧。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可能的和危险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展一种军事学说了，他们只能全都等着按敌人的军事学说模式办事。

如果空中战场已成为决定性战场，那么即使我们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有新战场的可能性，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敌人犯了错误，那对他们就更没有好处了，没有理由，我们也一定要犯同样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引用的史例是不恰当的，法国的德格朗梅松[1]他主张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防御，而应不顾一切地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他的进攻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遭到完全失败，而他的奇怪不合情理的言论却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说法把法国推向灭亡的边缘，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现实和常识。它的依据是从一种奇怪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在当时法国最高指挥部占统治地位，被许多人模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

如果这个例子中有东西证明了巴斯蒂科将军论点的反面，那就是当他说到法国军事学说与以火力和攻击方法优势为基础的德国学说相比，法国不行时，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盲目模仿，使自己的军事学说与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的学说相符合。

所以，第一个基本原理应像一颗要脱落的牙齿那样摇摇欲坠。

基本原理之二

在准备武装力量时，不但要注意未来战区的地理和地形特点，而且要注意敌方部队的编制与组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准备武装力量看成是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因为它必须与当面敌方（一个或数个）部队的规模和种类成比例。

这个原理比第一条更荒唐，准备武装力量当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喜欢与否，它必须按准则办事，这条准则就是使整个武装力量有最大的力量。不管敌人的数量有多少，有没有更多或更好的办法。把准备武装力量的基础放在敌人做什么之上，不但会失去创新精神，而且会做出对敌人有利的事情，因为如果敌人犯错误，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地方着手。如果到时候出现的情况不是最坏的，那对于我们就会好很多。

当我说“让我把全部航空兵部队用于进攻”时，我想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也这样做。如果我看到敌人将航空兵全部用于防御，我会很开心，因为我肯定不会去效仿它，我方将占优势。

更坏的是，断言我们武装力量的准备要与敌军的规模成比例，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与自己资源的规模成比例的武装部队。

巴斯蒂科将军企图用这两条原理来说明我错了，因为我的理论使我国武装力量的编制与其他大多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同，简单地讲，是因为我不追赶潮流，其实我只是在寻找适合意大利的方式。我记得，在我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最好是赶在敌人前面，不要跟在敌人后面，因为胜利是属于那些灵活变通战法的人，而不是属于那些死守传统方法不放的人。

基本原理之三

至于陆上和海上作战，防御比进攻所需兵力小，这是对的，但两者比例相差无几，而且条件是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足够组织防御的基础。

第一句话是根据一个事实：进攻者可以自主确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而防御者不得不沿整个前线保持有效的防御。而第二句话有明显的限制条件，我们一定记得，和平时期尽管边界上的防御编制有很多理由，但目前还只是一个架子，比战时应有的人员装备差得远，必须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补充缺口，使其真正有助于机动防御的情况，尤其当数量有限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想用这个基本原理来证明将陆上军队的任务局限于抗击是因小失大的，因而我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是没有价值的。这条作为军事学院论文题目的基本原理，在世界大战之前还是有点用处的，但现在已经被战争的血的经验推翻了。经验证明，打破进攻与防御相持不下的局面是需要大量而不是少量的人员与兵器的，就是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人也能看到这些。几乎每天的局面都可以证明，少数坚强的人，用少量的部队加上几道带刺铁丝网，就可迫使敌人可能成年累月地被阻止在原地不得前进。有时并不很险要的地形，却要大量的牺牲和无数吨的钢铁才能突破，而现在的阿尔卑斯山却忽然被认为只是一个不能防御的平坦交叉路！

甚至在教材范例中也承认在某些特殊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下，战线会立刻稳定下来，这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的情况。

我想我的同行们该冷静地想想这条原理的价值了，因为这一基本原理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它已经陈旧不堪，是该舍弃的时候了。

基本原理之四

在海上作战，虽然这一点还不普遍地为人所知，防御所需的兵器及消耗的力量要超过进攻所需。在海上，哪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以防止敌人的威胁，即使是潜在的威胁，由于敌人的攻击可来自任何方向，防御者必须展开一支巨大的实际作战的兵力和预备队来对付敌人。在海上，防御的地位意味着十分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节约。

巴斯蒂科将军企图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证明我提议的限定海军部队的任务是没有用的，是一种缺陷，因为那样会消耗更多。但这并不是基本原理，这只是巴斯蒂科将军的看法，一种有一定地位的言论，却是另类奇谈。实际上他的言论是说，海上防御的一方必须有较强的优势，这也就相当于说，较弱的一方应该是进攻者。由于我坚持认为，空中防御比进攻消耗得更多，同样逻辑的推论应该是：继续空中进攻吧，你的力量越弱，你就应该更猛烈地进攻。但在海上，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一件事情，至少在历史上，最弱的海军部队总是采取守势，我想不能说他们一直是错的吧？

巴斯蒂科将军写道，“哪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我想“必须”一词用得太过武断，这不是一个必须要做什么事的问题，而是一个你能做什么事的问题，如果它能做则它必须做。德国海军迅速放弃向前进攻，但肯定不是因为幻觉，也不是因为缺乏野心或者纪律责任，它放弃进攻是因为德国海军清楚自己做不到，一支较弱的海军如能长久地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只能说明他的对手就是一个天大的傻瓜。较弱的海军必须迅速做出选择，不然将在几分钟内全军覆没，或者去找一个庇护所，以便抓住敌人犯错的机会扭转战机。在这种情况下迎战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但这种勇敢不能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这就是一支较弱的海军被迫采取的态度，不是为节约使用兵力和力量而故意选择的态度。

的确，我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思想：“在海上我们的目标应是阻止任何人未经我们同意就在地中海航行。”这只需要较少的兵力，这种兵力与巴斯蒂科将军支持的采取守势的类型不同，事实上，正像菲拉奥万佐上校所讲的：

“攻击敌人交通线所需的兵力要较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少。在所有的战争中动员了许多艘舰只去捕捉入侵者，而少量的潜艇（在任何时刻都不超过50艘），使全世界的海军组织许多天夜不能寐，使数千支部队从别的重要任务中抽出来。”

这足以说明，即使这个基本原理对海战来讲是一个真正的原理，也依然与我没有一点关系，让我们像对待别的原理一样把它放到一边去吧！

基本原理之五

每一种战争准备都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潜力相称，提倡一国的军事努力不应照顾国家的总预算，而总预算应符合各种军事需要，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百分之九十九行不通。事实证明，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才处于这种纵情奢侈的地位，别的国家全都应满足于差得多的地位。

终于指出了一条能真正站住脚的基本原理。巴斯蒂科将军用这段话来对付我时，肯定是我把误当作阿塔尔工程师了。阿塔尔工程师坚持预算应符合防御准备，他指责我过多强调了财政贫乏的重要性，但我只是说：“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应在我国资源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可能的强大。”

我越想越觉得巴斯蒂科将军是误把我当成阿塔尔工程师了，因为主张我们国家生活的安全发展必须根据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而得到保证的也是他。我则比他有节制得多，我提倡一种使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义无反顾是可能发生冲突的战争准备。巴斯蒂科将军不应浪费时间来向我证明：给我国独立空军比敌人大半倍、一倍或任何倍的力量去迅速摧毁我国可能敌人之一的航空兵部队，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使我国不处于被敌人轻易就能摧毁的地位。

我要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违背这条基本原则，他在描述“全都具有充分进攻力量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组成比例时就违背了这条原则。正像我一直强调的，那种比例在美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对于我国只能是个虚幻的事物。

基本原理之六

在准备战争时必须时时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从可能的盟国处得到的援助应先打个折扣达到最少，相反，可能的敌人的力量却应估计达到其最大值。

这又是一个能牢牢站住脚的基本原理，我完全同意这一原理。我不仅想到可能敌人的力量，还想到他们狡猾的本性，正是因为这些理由，我才担心敌人的空中行动。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我会有如下想法：

我站在欧洲美丽的花园之前。我应通过它高耸的山脉壁垒来攻击它吗？那里每块为它的子孙的英雄鲜血所激发的山石都成为一个个堡垒，要对付它们，即使我用最好的钢来做成装甲保护自己，也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应该通过海洋去攻击它吗？每一个波浪都隐藏着一个罗网，在每个海岸、岛屿、岩石的后面都隐藏着危险，由于敌人的人民的勇敢决心使这种危险更增大了许多倍。只有一个战场对我有利，不是我会在那里遇到懦弱的心，而是因为那广阔的天地便于达到目的，而我有足够强大能阻止敌人对我的领土实施报复。因此，我必须在这个战场上对这个可爱的花园里所有重要的中心发动一次十分猛烈的攻击，在那里，他们是无力阻止我的。

因为我担心某个敌人可能会意识到我会处在他们的位置时将要做的事，所以我才呼吁：“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这里我再一次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再违背这一基本原理，而去提他的平均化理论了。

正像那些对军事见多识广的读者已经认识的那样，反对我的巴斯蒂科将军的基本原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他指向我的一些次要论点也同样没有影响。当然他发现我们的教材会合乎逻辑地指定独立空军去进攻敌国首都，但他也发现，原来魔鬼看起来也并不那么可怕，那么不管是对敌人心脏地带还是敌人对我国心脏的进攻最多也就是使我们心跳加速而已。

他说，我企图利用“决定性的战场是空中战场”这一原则创建一个新的学说，但是他忘记了，这种现象可能变成现实，而不是一个空想的原则。他没有理解，军事学说从来不是依据原则而是依据事实来说话的。

他说，如果把我的学说付诸实践，则我们进行战争的形式和本质都违背了原有的军事学说。他忽略了衡量一种学说的价值不是看它是不是与原有的学说相同或相似，而是看它是不是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如果怕影响学说的相似性，而没有人敢于去改变学说，军事学术就会像一潭死水，停滞不前。

他说，我的理论没有产生好的结果之前，是没有人会把我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如果不先付诸实践又怎么可能会得到良好的结果呢？

他说，即使不考虑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也可断言，直到现在斗争一直是在相同编成的双方陆海军之间进行的。我相信这点，我还相信未来的历史会证明未来的冲突将在编成相同的双方陆海空军之间进行。现在我国正处在创新变更时期，一切情况明天就会有结果，他说，他不得不合乎逻辑地认为：

“……根据我的判断，只要两个星期就能使敌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发生混乱，迫使他们呼吁停战。”

但是他弄错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或说过这样轻率的言论。我只是说，一个丧失制空权的国家将遭遇巨大的精神摧残，甚至等不到陆上战争取得决定性结果就会被迫要求停战。他又继续说：

“……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进行两个星期，而是两个月，陆军的编制并没有发生变化，陆军将不再守卫在边界上，至少能试图越过边界前进，因为守卫大门最好是站在门前而不是站在门后守卫。”

我也认为这是很明显的，不能想象现在的陆上战争可以在两个月之内分出胜负。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敌人拆你的墙、烧你的房顶，向屋里的家人施放毒气，那么你站在屋门前还是屋门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先验地建议到处进攻者必定有可能到处打败仗是违反所有战争基本原则的”。他说他的老师告诉他，尽管打仗的目的应该一致，但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进攻总不是一个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如果只是说“到处进攻不算错误”，而没有证明这一诊断，那就错了。如果这样做就倒霉了，因为进攻本身不是目的。在战争中的人们不是单纯为了进攻而进攻，如果那样做，就有陷入巴斯蒂科将军自己批评过的德格朗梅松理论的危险。一支军队进攻或者防御都是为了取得胜利，当然要选择一种最适合当时环境的方式。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兰西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借口西班牙王位问题发生冲突。1870年3月法国先向普鲁士宣战，结果法国战败。法帝拿破仑三世战败，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灭亡，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军在开始进攻时就濒临灭亡的边缘，造成如此悲惨结局的进攻是荒唐的。一支军队应在它能进攻时进攻，不能进攻时防御。

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选择进攻，毕竟进攻较防御来讲更有利。但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进攻一方必须比对方强大，以便通过陆上和海上同时进攻来取得胜利。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很有可能这样教他：如果一方在陆上和海上都比较强大，那么最好采取两个战场同时进攻。对此，我没有异议。

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在陆上采取攻势，在海上采取守势。如果他们全部采取攻势，一定会犯很严重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的老师教给他，如果一方确信自己在海上和陆上两个战场都比敌人强大，则应在两处战场都采取攻势，这没有错，这种教导并不违背基本的军事原则。但如果为战争准备应随处都采取进攻活动的话，那就错了，因为那样意味着必须随处都要比敌人强，而这并不是随时随地能做到的。

甚至在空军还没有出现时，我就一直讲求目的的一致，这意味着使用陆上和海上部队都是为了取得胜利这一唯一目标。如果一个国家的陆上部队比海上部队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么按照目标一致的原则，它的陆上部队就要比海上部队更强。它要求国家集中兵力于陆上，就算迫使海军采取守势也要这样做，反过来也是这样。英国总是把兵力集中于海上，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犯让人震惊的错误。不幸的是，目的一致的原则就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长生鸟，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却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去找它。

空中力量的出现使各个军种结合成一个整体，因为空军既可以在陆地的上空活动，也可以在海洋的上空活动，目的一致这个模糊的原则被行动一致代替。三大军种必须行动一致地朝向同一个目的——胜利，很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到处取得胜利。但这理想的100次里有99次是达不到的，因为那样意味着一支军队必须处处比敌人强大。比较可行的是在一个战场上取得胜利，既然决定性战场取得胜利就够了，那么就在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准备取胜就可以了，人的力量能做到的只是想办法使己方获得取胜的最大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集中自己的力量于决定性战场，而不计较哪个战场是决定性的。因此，提倡到处进攻是违反最基本的军事原则的。

当然，空中战场是不是决定性战场这也是与之无关的。像巴斯蒂科将军说的“新的学说断言，但没有证明战争可在空中取胜，而陆上及海上应满足于抗击”也没有关系。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反问：“但新学说究竟有多少追随者呢？”来作为对我的致命一击。

的确，只有少数人，但这没有关系。并不是我所有的同行们都相信真理总是在多数一边的，他最好也当心这一点，因为这是民主思想与现实不一致。多数是有习惯势力的，要改变他们的意见很难，但如果一旦改变，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学说的追随者不多，不用担心，他们会多起来的，会成倍地增加，将来会形成排山倒海之势的。

巴斯蒂科将军把他的思想归纳如下：

“……我们被迫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

他又加上评论：“这是可怕的，但却是简单的。”事实上，这不能再简单了！没有比零更简单的东西了。按他的意思，面对很快就要我们接受的现实，我们还可以任其自然，安静地等待新的经验慢慢地来告诉我们本来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再没有别的东西能教我们了，那肯定是一种对任何人来讲都不难证明的事实。

我们真的应该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吗？这种想法是可怕的。是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特别当我们不小心成为新经验的牺牲品的时候。听命于不可知？什么是可知的？难道我们的头脑和眼睛不可以判断吗？我们可供使用的飞机和致命的化学品不够证明吗？我们还看不出它们的作战能力吗？我们不能事先通过实验了解它能产生的效果吗？至少我们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提示这一未知事物，我们不能像鸵鸟那样总是把头埋在沙土里，在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伞是否结实、是否能耐受风吹雨打之前，我们不能这样静待暴风雨的来临。

面对并听命于不可知的新经验就像是古代的佛教僧侣那样闭目而坐，但现在这个时代，就算是佛教僧侣也不能沉浸于冥思苦想中浪费时间。我厌恶这种消极、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必须是骨子里、头脑里和心里固有的，不是只靠语言就能获得的。我们需要进取精神，以便应付未来出现的事件。我们不应站在一边等待，空想事情发生之后能够忍受和幸存下来。

虽然我的反对者们被迫勉强承认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结论却是：

“……但既然还没有证明它将是决定性的，让我们保持现状吧！”

这种推理从根本上搞错了，既然承认了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的可能性，那就有充分的理由把我们的力量集中用于空中。在陆上推迟战争结局的到来是很容易的，因为阻滞敌人以赢得时间并不难。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被阻滞时我们建立起庞大的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后来就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在海上，小部分力量就可以阻止世界上最强的舰队，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相信陆上作战会迅速决定胜负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国家都准备动用其工业在战时立即可以将国家资源转变为军火生产的原因。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当宣战时，各种手段都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每一种必需的费用都应付出。”

这样说是对的，但还不全面。把国家资源转变为武器或其他战时装备是需要时间的。在有空袭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做到。它需要安静和一定程度安全的环境下，因此不管怎样都不能在空中被敌人打败。在陆上，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可以用推迟决战的办法来赢取时间，但在空中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空中没有地方可以停留。双方空军很可能在宣战之前就发生冲突，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在关键的动员时期采取猛烈行动的好处，有最充分的准备和最快速度的空军将会取得空中战争的胜利。较强的独立空军不会给另一方增援的时间，较弱的空军也不可能逼迫强者等待自己支援的到来。

反对者们已经承认空中战争是可能获得决定性战果的，那就是说，战争能在空中决定胜负或不能在空中决定胜负。当集中力量于空中时，前一种情况将成为现实，后一种情况是不能的，但它不会对战争的结局起反作用。不把力量集中于空中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现实的，但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会强烈影响结局，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我国的地形特点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和另一些人提出的平均化办法将使国家陷入严重危险的境地，如果他们承认那种可能性会变为现实的话，我的办法，即使是空中战场不能证实是决定性战场时，也不会带来危险。由于他们承认有那种可能性，那么，听命于未知，就有可能意味着到处充满危险。

问题不仅如此，在前面我断言：如果夺得制空权者成功地使用空中进攻破坏了对方的士气，那么制空权就将决定胜负。如果空中进攻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则战争胜负将由陆上和海上决定。但即使在制空权不能证明是决定性的情况下，它仍然对决定战争的胜负有重要帮助。拥有制空权的一方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自己陆上和海上的部队不受严重的空中攻击；而失去制空权的一方，对敌人的空中进攻没有机会进行有效的反击，这种空中进攻会打乱国家的活动，并阻碍陆上和水上武装部队的行动自由。因此，即使战争并不由空中战场决定胜负，集中力量于空中对自己也是很有利的。

我有必要把在1921年提出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如果我国可能的敌人之一，取得了制空权，将其航空兵部队派往我国，破坏我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么部署在阿尔卑斯山的强大的意大利陆军及获得周围海域制海权的强大的海军又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他们将一事无成。1921年时一事无成，现在也一样，时间在证明航空化学武器的力量在一天天强大。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在前方英勇作战，但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他们身后的国家正在蒙受苦难，他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被破坏，最后他们也许会取得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弥补的重大伤亡。为什么我们不奋力去保持制空权，使我们的国家、陆军和海军的处境更优越一点呢？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是最迫切的危险，其他的在适当的时候再做处理。

转入正题吧！居民们能够也必须忍受战争的恐怖，但各种耐力都是有限度的，哪怕是人类的耐力也一样，没有哪个国家的居民坚强到能长期忍受空中进攻。英勇的人民在看到空中进攻将有尽头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最可怕的进攻，但当空中战争失败后，战争没有希望结束，除非在陆上和海上作战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人民每天遭受轰炸，并且知道明天还会有，苦难看不到尽头时，他们终有一天会要求和平。这可能要两个星期、两个月或半年，要看空中进攻的强度和人民意志的坚定程度而定。即使人民知道他们的陆军已经越过边界攻入别国，也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而已，除非他们的陆军已经向敌国首都跑步前进，他们才会真正松一口气。

我们是否应该等候一种能对付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新经验呢？我们不能像傻瓜一样等贼出了门才关门，这种情况下经验没有一点作用。上次战争的经验表明，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因此犯了错误。这个前车之鉴应能使我们把新的空中武器的重要性评估很小之前，能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可是同样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我们这些指出新现实的少数人被认为是空想家、极端分子、离经叛道者，与世界大战前那些试图让人们了解潜艇重要性的少数人的遭遇一样。

当旧的经验已清楚明白地说明这种过时的经验并无用处，历史在同样错误的反复出现时，为什么还要等待新经验呢？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物力论”，即西欧一种流行的哲学思想，它以力及其关系来诠释宇宙。我承认，人是真正具有动力的，人们不会等待，人们会行动，而且会立即行动。

消极地面对紧迫和危险的现实是最坏的行为，相反，我们应该试图去问它，它会给你一个答案的。因为明天并不是完全摸不着头绪的，除非是那些没有看到或拒绝去探索其形成原因的人。

世界大战沉痛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些陈旧观念是错误的，但至今还有人在相信它们，例如，巴斯蒂科将军写道：

“要是我们必须承认空军已经改变了战争，使斗争的目标不再是武装力量，而是敌国的抵抗意志等，……”

这段话表明他相信，至少到现在为止，战争的目标仍然是敌人的武装力量。这种概念不是巴斯蒂科将军独有的，很多战争的专家都有份儿，甚至说是大多数有份儿也不为过。

现在这种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那么空军作为一个军种、一种作战工具，就不会改变什么。敌人的武装力量仍然是目标，唯一变化的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不同，但事实却是战争的目标在任何时候从来不是敌人的武装力量。战争的目标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赢得胜利，也就是使得敌人屈从我们的意志，就像古代罗马人所讲的那样，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人类的意志是超越物质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精神越坚强，它的反击意志就越强大，就能顶住敌人强加的压力。但是人们在面对无法忍受的情况时，精神抵抗力就会崩溃，结果将迫使一国去接受危害较小的结局。因此，重要的是把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加在敌人的身上，这就是战争的目标，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陆上作战的实质是：直接用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领土，努力打败敌人，以便进一步入侵敌人的领土。胜利的陆上部队，也就是成功地击退敌人抵抗力的一方，就可以侵入敌人的领土，占领敌人的重要地方，掠夺敌人的财富，把法律强加给敌人，奴役敌人的人民。换句话讲，它成功地把那种无法忍受的情况强加在敌人身上，摧毁了敌人的意志，逼迫其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所有要求。目标就是这样达到的，不是因为敌人军队已经瓦解，而是因为纷至沓来的后果，皮洛士的胜利就是这种证明。

但这种事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相同。当战争是因为某些人的私事，比如是亲王们、国王们、皇帝们或别的当权者之间的争斗，人民则支付军费并消极地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政府首脑集合他们的军队，开始战争游戏。通常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就能达到目的并停止战争，因为在胜利者击败敌人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敌国，而敌国也没有力量进行下一步的抵抗。当决定性战争失败后，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设法寻求和平。在拿破仑时代，我们看到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这些过去的战争的表面现象模糊了现实，在目标和达到目标手段之间带来了迷惑。换句话讲，由此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战争的目标是敌人的武装力量。

尽管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但这种信念依然保持着。这样一来，国家就认为他们是置身事外的，公民就相当一个付费观众的角色，对战争袖手旁观。更有一些人，他们宣称自己是“非交战者”，好像战争与他们无关，战争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一样，只是公民之中有特殊身份的阶层和组织被托付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责任。当战争到来时，政府官员认为战争不是他们的责任，就委托一些人去进行战争，然后他们坐在后面等待战争的结局。归根到底，这就是两支武装力量之间的事，给司令指挥官一切权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战争的目的就是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平民根本无须干预这种事务，面对这样一种目的，别的事情根本没机会考虑。

就这样，错误的果实成熟了。但是这种概念的错误在拿破仑时期就很明显了，对它忠诚的却又只做表面研究的人会误入歧途。拿破仑，这个战神，用自己付出过的代价证明，战场上的胜利，敌人军队的崩溃，只要这些军队后面还有什么力量的话，就不算是决定性的。他用规模宏大的军队和自身的天才智慧取得了胜利，而俄国用天气及广大的领土对付他；他拥有勇敢善战的将军，西班牙用充满激情的游击队抵抗对付他，而这位战神既没使俄国也没使西班牙屈服于他的意志，手段没有达到目的。在那个时代摧毁敌人武装力量的胜利，对那些武装力量后面只有消极的非武装人民的国家来讲，确实是赢得了胜利。拿破仑最后失败的原因是，他的武装力量后面没有了支撑力量。

世界大战开始时，这种看法还没有改变，但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了，所以这种看法过时无用。现在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们在进行战争，而是生活和思想一致的人民在进行战争，要战争并要取得胜利的信念已经深刻地存在人民的头脑中了。武装力量并不神秘，它只是敌对双方国民意志的中间手段而已，在武装力量的后面，不再是消极和听天由命的真空，而是全体国民、所有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战争甚至在形式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处都存在对付敌国抵抗的战斗。现在我们说“能够再坚持十五分钟的一方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国家，我们不再说“谁能打败敌人的军队谁就打赢战争”。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成是交战者，战争是每个人的事，他们都为战争效力。政府自身也受到人民热情的支持，了解到他们和任何人一样关心战争。

军事首领们也认识到人民的高昂斗志给武装部队以力量，他们向政府建议应尽可能地鼓舞人民的斗志。

至今，陆上国家之间的冲突仍在被称为“战线”的地方进行，但战斗却不是再按拿破仑时代的所谓经典方式进行，出现了人力和军火的惊人消费，并直接影响到交战国。这些国家出于抗战的决心，把它们的全部资源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这些战线上，慢慢地耗尽。有时整支军队大批伤亡、混乱不堪，但在后面的国家都准备好防止这些。

很明显，为了取得胜利，一方必须在自己的资源耗尽之前打垮敌人。伟大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变成了“蚕食”战略，双方都时刻计算自己剩余的可以使用武器的人数，十分关注工业生产，重视海上战线的态势。我们离拿破仑的时代也就一百年的时间。通常只有在战争双方都忍受到了极限，对胜利已经不抱希望时，典型的战场胜利才会是决定性的，这时，在战场上取胜就成为胜利的鲜明印记。

这种现象在海上的战争中更明显。斗争双方的海军为避免决战，各自保持自己的实力直到最后，双方的海上行动仅局限于尝试阻挠敌人的交通。这是战争工具对付民用工具的行动，是一种目标直接针对国家抵抗力的行动，而不是对敌人武装力量的行动，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行动几乎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协约国海军承认了间接决定战争结局的特点，不用怀疑，如果他们不对付潜艇的威胁，协约国就会失败。实际上对付潜艇威胁的功劳部分归于海军，部分归于协约国造船厂一天天增加的产量。如果造船厂不能及时补充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然后加紧生产超过被击沉的吨位，那么就算海军有防御行动，战争依然会打败。所以，海上作战一方面是用战争工具摧毁敌人的抵抗因素，另一方面是用民用工具的生产来支持国家的抵抗。

我们从巴斯蒂柯、博拉蒂以及我的其他反对者反主张的战争目标概念已经扯得很远了，这完全是依据上次的战争经验，而不是根据对未来的幻想。

空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目的，战争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空军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使得更容易采取行动对付敌人的反抗。陆上和海上的部队只能间接地对付敌人的反抗，而空军可能直接对付它，因而也就更有效，仅此而已，没有其他。

不管博拉蒂将军是怎么想的，恩德雷斯先生却正确地说：“在未来，战争主要是对城市的非武装居民和巨大的工业中心进行的。”他是对的，因为合情合理的、注定的那样做。说它合情合理是因为如果有任何可能在发现敌人的地方给予直接打击，谁都会抓住这种机会，因为他企图达到让敌人屈服的目的，而且知道在敌人的抵抗没有瓦解之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说它是注定的是因为空军有这种特点，虽然能到达敌国领土的任何地方，却没有采取任何守势的能力。

如果较强的空军处于主攻地位，而较弱的空军又希望采取防御的方法来击败较强的一方，则空中行动在转向敌国之前，首先要先对付敌人的空中军队。换句话说，一支空军首先要先打败另一支空军，只有获得胜利的空军才有机会攻击敌国的领土。

因为两敌对势力中较强的空军在对方不愿意交战的情况下，很难迫使较弱的一方进行战斗，而较弱的一方又不会自取灭亡，它会保存实力，所以空战将不太可能发生。

因为难以逃避的必要性，不管人们主观上喜欢怎样，空中斗争较强的一方一定会对敌人领土采取行动，这时它享有足够的主动性，而较弱的一方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它的行动只是为了避免与较强方的冲突受到限制。由于需要，这两种平行行动都是让人恐惧的暴行，因为这两支队伍的眼前目标就是必须在尽可能短期内使敌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遭受最大可能的破坏。为了让敌人屈服，必须将其置于不能忍受的处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攻击敌国城市中没有防御的居民和大工业中心。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只要有这样一种可能直接攻击的办法存在，就会被使用。

的确，博拉蒂将军不用担心像恩德雷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敌人的公墓上签订和约”。公墓一定会越来越大，但肯定不会像《凡尔赛和约》签字之前那么大。

好吧，就算我们会认为这种灾难可能只是一种不能预测的事件，这样可怕的战争形式也使我们感到震惊，但我们不能希望可能的敌人会和我们的感觉一样，他们也不会和恩德雷斯先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如果这种不测事件真的出现，我们在看到敌人攻击我们城市没有防备的居民和工业中心时，我们能向敌人说住手，你们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取消比赛吗？我所预言的灾难可能只是一件不能预测的事件，但肯定是最坏的不测事件，是我们应该做好准备面对的事件。

它会演变成现实吗？如果不会，那当然最好了。那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比赛规则强加给敌人。我们会喜欢这样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如果我们处在地面和海上反抗的地位，我们会有时间去完善作战准备，一支强大的空军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我把我的思想简化成下述的话：“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力量于空中。”但是如果“抗击”一词用于地面军队时没有疑问的话，用于海上部队时就必须加以说明了。我是这样说明的：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该完全经过我们的同意，否则不准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的这个关于海军任务的想法没有被人采纳。然而尽管我还不配称为一个海军专家，我觉得我只要根据普通常识是能捍卫我的思想的，尤其是就一般情况来探讨时。

世界大战结束后，专家们已一致认为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海上交通线，如有机会，要阻止或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很明显，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仅十分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是决定性的。至于在我国，我们的海上交通线是至关重要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缺乏原料，如果我国的进口被限制，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对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来讲，达到这一目的是很理想的，尤其在有了世界大战的经验之后。实际上，很多的海军大国用人道主义做借口，用大家都知道的海军协议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光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达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和环境。如果没有处于这样的环境，也没有必要的手段，那只能放弃这个理想目标，尝试去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怎么有限。在想到海上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和一个地中海的强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或者是两个国家聪明之间的战争。我们不可能想象在一场战争中，我国是地中海唯一的强国。因此，在这样一场意外的事故中，我们应考虑的强国是两个最大的，其中一个地中海本地的，另一个则是狡猾地蹿进来的。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在与这两个大国中的一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海军设定什么样的实际的可行的目标呢？

显然，把敌人阻止在地中海之外是对的，保护地中海的商业交通线也是对的。保护我们地中海外的商业交通线和阻止敌人的交通，这显然是不对的，凭借我们在地中海的特殊位置，即使我们用有限的兵力也可以完成前两个在地中海的任务，但在地中海外，我们的地位就不同了。我们在大洋中没有合适的海军基地，我们的舰队已经因为缺少基地而变得很劣势，不可能强大到可以通过地中海的门户出去，即使这个大门并不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大洋交通线是不得已保持固定航线的，它会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我们不得已只能在没有大洋交通线的情况下作战，我想对我们的这种现实情况不能抱任何幻想。

显然，“不准敌人在地中海航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来说，并不能决定胜负”。就像菲奥拉万佐上校所讲的，不准在地中海航行最多只能阻滞和混乱我们可能的敌人，但并不能打败敌人，因为敌人会很容易建立另外的交通线。但我们也会得到自由航行的好处，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果，虽然效果有限。但它也可能产生其他非常重要的结果，因为地中海还有别的强国，我们希望这些强国不全都是我们的敌国，尤其是在局部战争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帮助我们补充供给。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大洋交通线得到必需的供给，那对我们来讲，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

如果不这样，而是既想保护我们的大洋交通线，同时又攻击敌人的交通线，我们就必须减少在地中海的海军兵力。我们会发现，我们将很容易在地中海被敌人打败，其结果是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自由受到更大的限制。现在，如果大洋交通线被破坏，我们就只能从其他地中海强国那里接受供给，而地中海交通线被破坏就把这唯一的希望也断送掉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孤立，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我们的胜负。

在我们与另一地中海大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提出最保守的目的是使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生存所需的供应。我曾一般性地考虑过这种情况，即不把它区别为两种固有的两种可能：我们和本地地中海一个强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我们和一个狡猾地蹿入地中海的强国之间的冲突。但如果读者自己考虑这两种情况，他就会更好地领会我所提这一最保守目的的价值。

现在我们探讨如果是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和我们一样是地中海的强国，这些国家中，有部分的支持我们，或有部分反对我们，不管怎样，我们不是孤立的，总有一支或几支海军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除了巴尔干小国之外，所有别的强国都有地中海以外的出口，我们控制了地中海以后，就有可能让我们的盟国海军全部用于大洋中。如果敌国联盟中所有国家都不愿意在地中海航行，那这个海就在冲突过程中成为一个平静的内湖，也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把潜艇及其他小部分海军部队派出地中海外，从大洋友好口岸出发进行活动。在地中海有敌人时掌控地中海，没敌人时提供充足数量的海军部队进大洋作战，这就是我国能提供给盟国恰到好处的贡献。而且我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完全是这样做的，一部分潜艇从德国和德占基地出发，对在大西洋或可能在别处航行的盟国航运队作战。

这就是我认为的很简单的推理。如果我们按各国海军中流行的标准方式行事，即按大洋强国的模式去组建我国的海军，那结果就是，不管是最高目的还是最低目的我们都达不到，因为我们的地位是特殊的，我们是闭锁在地中海内的国家。

我们在诗中常称地中海为“专属的海”，如果我们愿意现实一点的话，那就让其成为真正专属的海吧！至于想把大洋也据为己有的抱负还是算了吧。那是不现实的，至少就目前的情况看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足够强大，能做到限制任何人在地中海航行，我们就真的把地中海据为己有了。这种想法在潜艇未出现之前曾经被看成是不现实的，但现在不再是梦想了。哪怕我们只有不多的财力，我们也可以利用我国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岛屿和殖民地、我们海上作战的新式舰艇的性能以及我们超高的海军士兵的技术和勇敢的优势来实现这一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一支小型舰队不需要像现代大型海军舰队所需的那种巨大而复杂的海军基地，它们比较容易隐藏。在进攻可能来自空中的时代，我国全部大型海军基地都暴露给空中的敌人，巨大而明显的目标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躲避敌人。

但这还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像整支武装力量一支，用它的内在潜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如果我们的海军是照其他国家的模式标准来组建的，那么它就只能从数量上考虑。如果是按我的想法组建的海军就不一样了，不管数量多少，它都要能控制地中海，这是最大的不同。菲奥拉万佐上校写道：“阻止敌人进入地中海只是给我们的可能敌人设置的一种障碍而已。”这是对的，不过，地中海与三个大陆连接，占有地中海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几百年来这里发生过无数次战斗，一个大国虽然离地中海很远，却长期在它的门口处保持庞大的海军队伍，因此能够统治地中海必定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砝码。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一点，因为这已经是我专业范围之外的事了，但我认为如果意大利能指着地中海说“不准进入这里”，那将会大大提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有一个法国作者在他的书中提议，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密切的协约关系，这和我的想法相像。这位作者试图说明欧洲这种紧密协约的政治价值，他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由意大利控制地中海，而由法国到大洋活动。他认为此情况下，即使英国重新建立了从好望角去远东的海上航线也是没用的，因为这条新航线绝对是不安全的。根据法国作者的这种想法，英国将坚定地向法意协约靠拢，从而形成以西班牙和比利时为墙角的欧洲联邦，为了使旧世界与新世界平衡，人们已经开始感到有这种必要了。

菲奥拉万佐上校在阐述了禁止其他国家进入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目的之后，又断言基本目的应该是“保卫我们的交通线”，这要靠“通过控制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来达到，他说：“别国不能在地中海航行应是它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我实在理解不了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怎么就可靠地保卫了我们的交通线，因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说再多的道理也没用，首先我们的船必须到达这些入口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可靠的保卫只有控制入口处以外的大洋海域。我也不能理解控制了地中海及其入口处怎么会使别的国家不能进行交通运输，因为这些国家都有通往大洋的出口。

菲奥拉万佐上校阐述完这一诊断后，又假想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敌人驱到了大洋中去，故而我们能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他说：

海军感到欣慰，但是因为它很小（小如尘埃这是几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对意大利海军所用的词），现在它就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保卫我们在大洋的交通线，或至少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域的交通线，并阻挠敌人在大洋的交通线。

我们不能占领直布罗陀所以我们必须从地中海基地出发在大洋作战。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利阿里群岛中的一个岛，这是较征服敌在大陆上的港口更易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岛屿上具有某种优势，但是我们的“尘埃”不能很好地统治大洋，它只有很小的自主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大型的快速巡洋舰和大型潜艇，再辅之以舰载飞机。但是我们不能临时凑齐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得不满足于在地中海里来回巡航，甚至我们的商船也将无货可运，因为敌人不准它们出入。

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结论是，他要说明下述主题：

在一场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意大利的航空兵愈强，愈能成功地迫使别国的海军部队撤离地中海的外缘，我们的海军就必须更强大和更适合于大洋航行。因此，谈到意大利，“集中力量于空中”也需要“集中力量于海上”；要是有了这双重的集中，我们就能够保卫我们的海上交通线，能够使我们国内工人的工作不受干扰，能够打击敌人的抵抗中心，我们就为我国英勇的步兵进军敌国领土，实现其美梦，建立了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真是好极了。但这只是梦想，就像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应沉浸在梦想中，而要睁大眼睛看现实。把敌人海军部队逼出地中海外缘的任务不属于航空兵，它应由海军去完成，如果完成，功劳当然也属于海军。一旦这一任务顺利完成，在保卫我们大洋交通线和阻挠敌人大洋交通线方面，就不会因为它们力量太小而失败，而是因为我们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和财政条件，靠自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便我们把大部分国家预算都用来建造大型舰船，也不能改变我国的这种特殊情况，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将不能限制别的国家船只在我们海域中航行。

德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够重视造船计划，也因为它没有集中资源制造潜艇。它拥有的强大的舰队有远大的航程和方便停泊的基地，它们适合在大洋航行，但归根结底除了使敌人的舰队保持警戒外一无是处，最后遭到惨败。昨天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它最初的目标现实一点，不是企图控制整个海面，而满足于阻止对方航行，多使用小部队，少使用大部队，它是会胜利。

菲奥拉万佐上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说：“意大利的特殊地位使海军和空军如此互相依存，因此两者都必须非常强大。”意大利的特殊地位并不是促使海军和空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只是指出两者在某个时刻的实际目标几乎是一致的，对于海军目标是控制地中海，对于空军目标是控制自己的天空。如果我们有一支控制海洋的海军和一支控制天空的空军，那我们英勇的步兵就可以无论都到哪儿都能胜利了。但我们还没有力量实现这双重理想，因为尽管我们不缺人，我们却缺乏兵器，所以我们必须满足于保持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但我们仍能大力帮助我们英勇的步兵执行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告诉他们：

坚守组成我们神圣边界的山脉的每一块岩石，叫喊如雷：“不准在此入侵”。保持高昂的斗志吧，因为你们在空中的弟兄们将阻止敌人残杀你的同胞，保卫他们，使他们能工作，以供应你们食物和军火。他们也将蹂躏敌人的领土，而你们的海上的弟兄们则将把敌人扫荡出地中海，并保护供应你们物资的运输。牢牢地站住吧，我们的步兵兄弟，即使敌人的人数超过你们，也要牢牢地站住，让他们在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由于你们的坚忍不拔，使祖国不受玷污。不管他们头角多硬，也会磨破的，等到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空中力量的打击下消耗殆尽时，他们就会焦头烂额。然后起来进攻他们，你们的前进将会势如破竹，我们的旗帜在敌人领土上招展的喜悦将属于你们。

但如果我们换成下面的语言，我们英雄的步兵就不会太高兴了：

前进！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野前进吧！一尺一尺地将其占领，用你们的鲜血浸透大地。前进吧，不要去想敌人在你们家里纵火和放毒。前进吧，要是我们不能送上武器和弹药，请忍耐一下，因为敌人正在从空中破坏我们的工厂、仓库和交通线。前进吧！要是饥饿折磨你们，请忍耐一下，我们曾试图控制大洋却遭到了失败，相反，敌人却甚至把我们关在地中海之外。前进吧！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前进吧，胜利吧！

[1] 易·德格朗梅松（1861-1915），是法国的军事理论家、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