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那篇文章，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我的书在文章里只是引子，他要说的是在最近这十年，在社会、文化和生产的各个领域，从工厂到办公室，还有大学、出版社、电影界，这一代年轻人全都缺乏价值，是被惯坏的一代，整个世界都礼坏乐崩。他时不时会引用我小说中一些句子，用双引号标出来，就是为了展示：我代表了这一代人，我是个糟糕教育的典型产物。在文章最后，他把我定义为，一个通过平庸的淫秽描写来掩盖自己缺乏天分的小姑娘。

我哭了起来。自从那本书出版之后，那是我看到的最无情的抨击，不是在一份地方报纸上，而是在一份在整个意大利销售的报纸上。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那张微笑的面孔，出现在这样一篇毫不留情的文章中。我是走路回家的，在回家前，我把报纸扔掉了，我很害怕我母亲读到那篇评论，然后会利用它来攻击我。我想象她会把那篇文章剪下来，放进她的剪报集里，每一次我得罪她的时候，她都会翻出来。

我看到桌子上只摆放着我的餐具。我父亲在上班，我母亲去邻居家了，不知道去要什么东西，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吃过饭了。我把面条和土豆放进锅里之后，开始看我的那本书。我很绝望地想：这本书也许真的没任何价值，也许他们出这本书，只是想给阿黛尔一个面子。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平淡的句子，提出这么平庸的看法？真是太拙劣了，那么多没用的引号。我再也不写了！我很沮丧，吃饭也是味同嚼蜡，我边吃边看着自己的书。这时候埃莉莎回来了，给了我一张纸条，那是斯帕纽洛太太给她的一个电话号码。斯帕纽洛太太对我很热情，我让那些着急找我的人把电话打到她那儿。那张纸条上说有我的三个电话，一个是吉娜·梅托蒂的，是负责出版社印刷的，一个是阿黛尔，最后一个是彼得罗。

斯帕纽洛太太的笔迹歪歪扭扭，看到这三个名字时，我觉得刚才心底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那个眼镜片厚厚的男人写的那些坏话马上传播开来了，在一天之内就人尽皆知了。彼得罗已经看了，他的家人也看了，出版社的编辑也看了。也许尼诺也看到了，甚至我在比萨的老师也看到了。当然，这也会引起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几个孩子的注意。谁知道呢，也许莉拉也看到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这让埃莉莎很害怕。

“你怎么了？莱农？”

“我觉得不舒服。”

“我给你泡一杯洋甘菊茶？”

“好吧。”

她还没来得及泡茶，就有人敲门了，是斯帕纽洛太太。她非常高兴，有点儿气喘吁吁，因为她是一口气爬上楼梯的，她说我男朋友又打电话来了，他还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声音真好听，好听的北方口音。我马上跑下去接电话，一边对她表示歉意，说打扰她了。彼得罗想安慰我，他说他母亲让他告诉我，千万不要难过，重要的是有人谈论这本书。让斯帕纽洛太太惊异的是——她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温和的姑娘——我对着话筒吼道：“假如人们谈这本书时，说的全是坏话，你也让我无动于衷？”他又让我平静一下，然后补充说：“明天在《团结报》上会有一篇文章。”我冷冰冰地挂上了电话，我说：“最好谁也不要理我。”

一整晚，我无法闭眼。早上我忍不住跑去买了一份《团结报》。在报刊亭前，我就开始翻阅，那是距离我曾经的小学几步远的一个报刊亭。我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照片，还是《晚邮报》上刊登的那张，这一次照片不是放在文章中间，而是在文章最上面，在标题旁边，标题是：《年轻的反叛者和老反动派——论埃莱娜·格雷科的新书》。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写的，但那个人的文笔极好，他的话马上起到了疗伤的作用。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了我的小说，批判了那个戴着厚眼镜的权威教授。我回到家里，心里舒服一些了，甚至心情完全变好了。我翻阅着我的书，现在又觉得书写得很精彩，很和谐。我母亲一脸讥讽地说：“你是不是中了彩票？”我把那份报纸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下午的时候，斯帕纽洛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有人打电话给我。面对我的尴尬、我的抱歉，她很高兴地说，能给像我这样的姑娘提供帮助，她很高兴，然后又说了我很多好话。“吉耀拉很不幸，”她在楼道里叹息说，“她十三岁时，她父亲就让她在索拉拉的甜食店里干活，还好她和米凯莱订婚了，否则的话，那真是要吃一辈子苦。”她打开家门，经过走廊，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电话前面。我注意到，她还在电话前放了一把椅子，让我舒舒服服地坐着打电话：人们真是看得起那些念过书的人，大家都认为，那些聪明孩子努力学习，就是为了避免劳累的生活。我想，我该怎么向这个女人解释，我从六岁开始就成了文字和数字的奴隶，我的心情完全依赖这些文字组合，现在的这种愉悦是很罕见的，也是不稳定的，可能只会持续一个小时、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你看到了吗？”阿黛尔问我。

“是的。”

“你高兴吗？”

“是的。”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书现在开始卖起来了，假如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加印。”

“什么意思？”

“意思是，《晚邮报》上的那个朋友以为他能毁掉我们，但他其实帮了我们大忙。再见，埃莱娜，享受你的成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