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科·马里还是老样子，声音依然很炽热，充满说服力。他还是具有那种组织语言的能力，他从一些普遍的切入点，一步一步谈论到我们每日的体验，然后自然而然地揭示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我现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身体特征，我只记得他脸色苍白，没留胡子，头发很短，我也想不起来他的身体——那是到那时候为止，我唯一像拥抱丈夫那样拥抱过的身体。

等他发完言之后，我向他走去。他惊讶得两眼放光，拥抱了我，但我们很难说上话，因为人群非常混乱，要么有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要么有人用手指着他，很严厉地对他说话，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样。我挤在那些围在讲台周围的人中间，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马丽娅罗莎，但这时是她认出我来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很高兴地问我。

我没有告诉她，我错过了一场见面会，我说我是偶然经过的。我指着弗朗科对她说：

“我认识他。”

“马里？”

“是的。”

然后，她充满热情地谈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负责任，你看看这马蜂窝。”她还说他晚上会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出发去都灵，她邀请我也去她家里住。我接受了，虽然我已经订了宾馆，真是遗憾。

学生大会一直在继续，中间有几次气氛非常紧张，一直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才离开大学。除了弗朗科，那个年轻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尔维亚，还有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抽着雪茄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个委内瑞拉画家。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馆子吃饭，那是我的大姑子马丽娅罗莎熟悉的馆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脸上好像覆上了一层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线条完美贴合，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慷慨陈词了，现在他有些收敛和退缩，他会斟酌词句。在我们看似亲密的交谈中，他从来没有提到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我提到那段关系的，我抱怨说他再也没有写信给我。他不愿多说，嘟囔了一句：“事情本应该这样。”关于大学，他也说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没能从大学毕业。

“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说。

“什么事情？”

他似乎有些厌烦我们之间过于私密的语气，就转向马丽娅罗莎说：

“埃莱娜问有什么事可以干。”

马丽娅罗莎很愉快地回答说：

“干革命。”

这时候，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空闲时间呢？”

胡安这时候温柔地摆弄着孩子握紧的拳头，西尔维亚坐在他旁边，他很严肃地说了一句：

“空闲时间，我们为革命做准备。”

吃完饭后，我们都钻进了马丽娅罗莎的车子，她住在圣安布罗焦区一套很大的老房子里。我发现，委内瑞拉画家在那儿有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地方，那是一间非常凌乱的房间。他带着我和弗朗科进去看他的作品：非常大的画幅，上面绘制着非常拥挤的城市，像照片一样精细，但他在画面上钉钉子，还用一管管色彩、一支支画笔、调色板、调色碗，或者通过油松和破布破坏了这些画面。马丽娅罗莎对他评价很高，但她一直在对弗朗科说话，看来她最在意的人是弗朗科。

我不明白状况，我窥视着他们。当然，胡安住在那里，西尔维亚也住在那里，她抱着她的孩子米尔科在房子里自如行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年轻的母亲和画家是一对夫妇，他们租住在这套房子里，但我很快改变了想法。实际上，那个委内瑞拉画家整个晚上对西尔维亚都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客气，但他经常把手搭在马丽娅罗莎的肩膀上，有一次还吻了她的脖子。

刚开始，大家都在聊胡安的作品。对视觉艺术，弗朗科一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除了西尔维亚，她的孩子之前一直都很乖，忽然间却大哭起来，根本没法平静下来。我希望弗朗科能提到我的书，我很确信，他会说一些比较敏锐智慧的话，就像他谈论胡安的绘画那样。但他一直都没有提到我的小说，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一丝酸楚。后来，弗朗科说了一句关于艺术和社会的俏皮话，委内瑞拉画家无法忍受，他才改变了话题，说到了意大利文化的落后，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还有学生运动和警察的镇压，以及“法国的教训”。两个男人之间的辩论马上变得白热化。这时候，西尔维亚不明白米尔科到底怎么了，以及他需要什么。她从房间里出去又回来，大声地责备孩子，就好像他是一个大孩子。她抱着孩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或是去房间里给孩子换尿布，她时不时会抛来一些反对意见，都是别人说过的现成的话。马丽娅罗莎说，在法国的索邦大学，他们已经创办了一些托儿所，给那些参加罢课的学生提供服务，可以帮他们照看孩子。她还提到了六月初的巴黎，天气很冷，而且爱下雨，学校在罢课，工人在罢工，但她没能亲眼看到（她后来没去，这让她觉得很遗憾），这是一个朋友写信告诉她的。弗朗科和胡安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两件事，但没忘记他们之间的争论，辩论越来越激烈了。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三个女人都非常困倦，都等着那两位斗士耗完他们各自的气力。这让我很烦，我等着马丽娅罗莎能加入谈话，我自己也想加入谈话，但是弗朗科和胡安根本不给我们机会。这时候，那个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西尔维亚也变得越来越粗暴。我想到莉拉在怀着詹纳罗时，比这个女孩还年轻。我意识到，在参加那场学生大会时，有一种东西促使我把她们俩联系在一起——也许是莉拉在尼诺消失之后，在和斯特凡诺分开时，她所感受的那种母亲的孤独吧。莉拉那么美，假如她抱着詹纳罗来参加这个大会，那她会更加迷人，她要比西尔维亚更有决心，但莉拉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我在大学教室里感受到的那股浪潮，可能也会席卷那不勒斯的城郊，但她住在那个地方，可能完全感受不到发生的一切。太遗憾了，我觉得有些负罪感。我应该带着她离开、绑架她，让她和我一起旅行，或者强化她对我的影响，把她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混合起来。似乎在那时候，我觉得她在说：“假如你不吭气，你让那两个人一直说，那你就会像一件摆设，一盆放在房子里的植物，你至少应该帮一下那姑娘，你可以感受一下有个孩子是什么体验。”总之，我脑子很乱，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时空也变得恍惚。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带着一丝担忧，从西尔维亚手里轻轻地接过孩子，她很乐意把孩子交给我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