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我们一起过了感恩节。从埃尔文街上的一家家庭餐馆里买来一只烤好的火鸡，还叫了几个同学——都是劳拉的朋友。我弟弟艾迪病了，得了感冒，一天早上我妈发现他发了高烧，着实吓了一跳。我和他们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告诉他们我找到了一个兼职工作。我和劳拉都没有再说起提摩西或韦德的事。我们几乎玩了一整夜，第二天又去了纽约，在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家提供早餐的小旅馆里面挥霍了整个周末。

之后的一周，韦德不在家，我用他留给劳拉的钥匙去了他家两次。

我喜欢那个宽敞、安静的地方，韦德家对我这个一辈子住在阴暗、喧闹的小破屋里的人来说，几乎是只在魔法世界里才有的福地。房子里的安静真是人间少有，透过起居室的窗户看得到湖上的景色。我可以在湖边站几个小时，看窗户的外缘悬临于湖上，好像正处于一幅印象派的画里。

我把周围的环境仔细研究了一番。

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储藏室。楼上，是图书馆、两间卧室，以及一间更衣室。更衣室很宽敞，足以在必要时充当另一间卧室。地下室有一间小酒窖、一个健身房，地板上散落着哑铃，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红色的沙袋，一副拳击手套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健身房里弥漫着汗味和男用除臭剂的味道。

我一直是个浑身书卷气的人，所以帮韦德整理图书馆更像一种特权享受，而不是一份差事。书架上满是稀有版本和我从没听说过的珍本。有一半的书是关于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但其余的是文学、艺术和历史方面的书。我尽力留出一半的时间用来读书，因为我怀疑教授回来以后就不会乐意借给我他的宝贝图书了。

这是我那个星期中第二次去那里了，我小歇了一会儿吃午饭。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三明治，边吃边敞开窗子看着外面的湖。这所房子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正如它的主人一样吸引着我，却也令我不愿靠近。

这栋房子吸引我，因为如果我成了一个成功的作家，日进斗金，我也想住这样的房子。随着我在普林斯顿的时间逐渐来日无多，我开始严肃地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且越来越担心未来可能并不会如我所愿。我寄给文学杂志的几篇短篇小说纷纷遭到退稿，不过有的还附带着好心的编辑寥寥数语的鼓励。我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并不知道它是否值得我坚持。

另一种选择可能是成为某个小镇上身无长物、愤世嫉俗的语文老师，被一群中学生包围着、讥笑着。我最后可能穿着粗呢子大衣，手肘处打着补丁，那部永远也写不完的小说就装在手提箱里，就如始终把一块沉重的里程碑挂在脖子上，永远无法将它安放。

这栋房子是一个成功的标志。有几分钟，我想象着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和自己深爱的女人同住于此，她如今已经是我的妻子。面前是我正在写的又一本畅销书。我停下笔来，平静而轻松地等待劳拉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去绿苑酒廊或者四季酒店享受一晚。在那里，我们会被人认出来，沐浴在人们好奇和仰慕的目光里。

但是，一想起这栋房子是属于一个我不能信赖的人的，这一切幻象就好像掉进了腐蚀性的化学药品里一样，马上消散了。虽然我很愿意相信劳拉说的是真话，相信她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业务上的，但是一旦我待在这栋房子里，我就忍不住胡思乱想。我仿佛能看到他们两个在客厅的这个沙发上翻云覆雨，或者已经脱光了衣服走上楼去，上床之前还做着猜拳一类的游戏。我想象着劳拉为了挑逗老头，做了各种花样的前戏，她带着坏笑钻进桌子底下他的两腿之间，而他正解开自己的裤子，摆出下流的姿势。

甚至当韦德不在这儿的时候，他也能够标示自己的领地，让每件物品都好像是他圣坛的一部分。

***

那天早上，我答应劳拉下午3点在公园的战争纪念碑下和她见面，然后就一同搭火车去纽约。下午2点，我锁上图书室的门，下楼准备离开，突然间看到一个人坐在客厅中央，差点没把我吓昏。我立马意识到，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柄锤子。

这并不是一个危险的街区，但是那些年，报纸上充斥着各种盗窃案的报道，甚至还有凶杀。

那个男人穿着一件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棉汗衫，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他也停下来盯着我。我嗓子发干，说出话来的时候几乎听不出自己的声音了：“老兄，你是哪位？”

那家伙愣了半晌，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他长着一张又大又圆、异常苍白的脸，头发蓬乱，胡子有好些天没有刮了。

“我叫德雷克。”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好像我本来就应该听说过他的大名似的。“乔——我是说韦德教授让我来修那个窗帘盒[1] 。”

他用锤子指了指一扇窗户，我注意到地板上有一个工具箱。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

“我有钥匙。”他说着，指了指沙发旁边的咖啡桌，上面正放着钥匙。“你是那个整理图书室的伙计，对吧？”

从他简短的解释中，我意识到他就是劳拉说的那个韦德之前的患者，负责韦德家的修理工作。

我当时正在赶时间，没有工夫问他更多事情，也没有给韦德打电话核实。一个小时以后，我见到了劳拉，说了我在韦德家的不期而遇，告诉她这吓得我心脏病差点儿犯了。

“那人的名字叫德雷克·西蒙斯，”她告诉我，“和教授认识有一些年了。其实，倒是韦德在照顾他。”

在去普林斯顿车站的路上（我们从那里乘车去纽约），劳拉给我讲了德雷克的故事。

***

4年前，德雷克被控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他们住在普林斯顿，结婚5年，没有孩子。德雷克是一个修理工，他老婆安妮在拿莎街的一家咖啡馆做服务员。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后来都宣称，他们俩从没有吵过架，婚姻生活似乎很幸福。

一天清晨，德雷克叫了一辆救护车，声称他妻子的伤情很严重。救护人员在客厅发现了她，倒在血泊里，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她脖子上和胸口被捅了许多刀。一个医学鉴定助理当场就宣告她已经死亡，并且叫来了法医。

关于这场悲剧，德雷克的说法是这样的：

前一天晚上他在家附近买了些东西，7点左右回到家。他吃完晚饭，看了会儿电视就去睡了。安妮那天上夜班，很晚才会回家。

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6点起床，发现妻子没在枕边。他从卧室出来，便看见她倒在客厅的血泊里，生死未卜，于是就叫了救护车。

开始，警方认为他说的有可能是事实。门是开的，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所以可能有人尾随了她，在她进入公寓之后袭击了她。可能当时闯入者意识到屋里还有别人，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偷就跑掉了（受害者的手包就在尸体的旁边，里面有一些钱）。验尸官确定了死亡时间为凌晨3点。德雷克没有杀害他妻子的动机，而且妻子的死让他痛苦万分。他没有欠债，没有外遇，工作的时候从不掺和别人的事。在别人看来，他是个苦干、内向的人。

劳拉从韦德那里知道了案件所有的细节。他是负责此案的三位专家中的一位，在德雷克被控杀妻之后评估其精神状况：德雷克的律师要求法庭判他无罪，声称德雷克有精神问题。不知为何，韦德觉得这个案子非常重要。

侦探们后来发现了几件事，对德雷克非常不利。

首先，安妮·西蒙斯在遇害的几个月之前刚刚开始了一段婚外情。谁也不知道她的情人是谁（也许警察知道，但没有公开），但是两人的感情是认真的，打算在安妮与德雷克离婚后，就马上结婚。凶杀发生的那天晚上，安妮上完夜班以后，10点左右锁上了咖啡店。两位情人相会在一间廉价的单床公寓，这是安妮两个月之前租的。他们在这里待到午夜，然后她搭一辆出租车回家。根据司机的回忆以及计价器的记录，安妮·西蒙斯是凌晨1：12在她家楼下下的车。德雷克声称他对妻子的婚外恋毫不知情，但是调查员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所以，现在杀人动机有了——嫉妒。这很可能是一起情杀。

其次，被害人的手臂上有伤，法医称之为“防卫伤”。换句话说，她当时曾抬起手臂防御闯入者的攻击，凶手极可能使用了一柄很大的刀。德雷克的妻子做着生死搏斗，此时德雷克即使在楼上睡觉，也不太可能什么都没有听见。（有两个邻居说听到了她的尖叫，但是还没等他们完全醒来，尖叫声就停止了，所以没来得及报警。）

第三，死者的一个朋友指认出西蒙斯家的厨房里面少了一把刀。她记得这把刀，因为几周之前她还帮安妮准备了一个生日聚会，见过这把刀。刀的特征和杀人凶器吻合，但是问到这把刀的时候，德雷克只是耸肩。是的，是有这把刀，但是他不知道它去哪儿了，因为厨房都是他妻子收拾的。

最后，侦探们还发现，很多年前，在德雷克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过一次精神崩溃。他被收治于马尔波罗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所以错过了高中最后一个学年。他被检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从出院起一直在服用药物。虽然在那之前他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但还是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转而学了电工，在西门子公司谋了一个低端的职位。

这样，侦探们就拼凑起了另一套该死的理论，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安妮在凌晨1：12回家后，和德雷克发生了争吵。他指责她怀有二心，然后她可能告诉他自己正有离婚之意。两小时后，德雷克从厨房拿了一把刀，杀掉了她。接着他处理掉凶器，并在一段时间之后叫了救护车，就好像他刚刚发现妻子的尸体一般。他可能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或者精神分裂症发作，但具体病症是什么，是要留给医生判定的。

德雷克因为谋杀嫌疑被逮捕，他的律师坚持的是精神崩溃那一套，要求法庭考虑他辩护人的精神问题并宣告他无罪。但是，被告固执地坚持自己是清白的，拒绝任何的妥协。

约瑟夫·韦德给德雷克做了多次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德雷克·西蒙斯患有一种少见的精神疾病，年轻时被误诊为精神分裂。这种病表现为一种不定期发作的“神游”症状，发病期间病人会失去所有自我感知、自我意识和记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病人可能会从家里走失，几年后人们在别的城市发现他像另一个人一般生活着，对自己过去的身份没有一点儿记忆。他们中有些人选择回归过去的生活，有的则完全融入新生活。

如果韦德的诊断是对的，那么有可能德雷克不记得他夜里的所作所为了，突然从睡眠转为清醒状态中产生的精神压力和意识约束，令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韦德的诊断说服了其他两位专家，法官判决德雷克必须进入新泽西州的特伦顿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那里不乏具有潜在危险的精神病人。韦德征得了医院和病人律师的同意，继续为德雷克提供治疗，手段包括催眠和服用一系列的抗惊厥药物。

不幸的是，入院几个月后，德雷克被另一个病人袭击，头部受了很严重的伤，这让他的病情显著恶化了。德雷克完全丧失了记忆，并且不可能恢复了。他的大脑虽然可以形成并存储新的记忆，但是旧的记忆再也找不回来了。劳拉向我解释说，这种精神损伤叫作逆行性健忘症。

一年之后，在韦德的坚持下，德雷克转入管理更加宽松的万宝路精神病医院。在那里，韦德帮助他重建了自己的人格。劳拉说，事实上所谓“重建”只是虚有其表：只有在名字和体貌意义上，病人算是再一次成了德雷克·西蒙斯。他知道怎么写字，但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学会的，因为他完全不记得自己上过学；他也会做电工活儿，但同样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学的这门手艺。头部受创之前的记忆都被锁在他脑细胞深处的什么地方了。

1985年春天，德雷克的律师申请将他从医院释放。法官考虑到案情着实复杂，而且德雷克已经完全没有了暴力倾向，于是通过了律师的申请。但是，劳拉说，谁都看得出来，德雷克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能力，没有任何就业的可能，迟早还是要回到精神病医院里。他是独生子，母亲在他刚会走路时就因癌症去世了。德雷克和他父亲并不亲近，他父亲在凶杀案发生后就搬离了这座城市，不知去向，而且对自己儿子的命运似乎漠不关心。

于是，韦德为德雷克租了一间单床小公寓，离他自己家不远。他雇他维修自己的房子，每月付他工钱。德雷克完全独来独往，邻居都把他看作怪人。他时不时把自己关在家里，几天甚至几周不露面。这种时候都是韦德给他送吃的，监督他服药。

***

德雷克·西蒙斯的事，特别是韦德待他的态度，让我有些触动。没有韦德的帮助，这个人，不论是不是杀人凶手，是不可能再次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现在他甚至还拥有自由，哪怕只是疾病约束下的自由。如果没有韦德，他可能还被关在疯人院里，变成一个人见人嫌的废人，周围只有残暴的守卫和危险的疯子。劳拉告诉我，她曾经跟随教授去过几次特伦顿的医院实地学习，她觉得精神病医院可能是地球上最邪恶的地方了。

之后的一周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我又去了三次韦德家，每次都能遇到德雷克在那儿干点修修补补的活儿。我们一起抽烟、聊天，看阴霾的天沉沉地压在湖面上。如果不知道他的病，我会以为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只是有些害羞、内向，头脑不太灵光。无论如何，他似乎很温柔，不会伤害人。提起韦德，他口吻中充满了敬意，知道韦德帮了他太多。他告诉我，最近他从宠物收容站收养了一只小狗，他给它起名杰克，每天晚上都要带它在附近公园里溜达一会儿。

我之所以说到德雷克，是因为他在接下来的悲剧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窗帘盒：安置于窗户上方的一块木板，通常用于装饰或遮挡窗帘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