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间的那一角，他找了一处尽可能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作为他的地盘，又找了一张硬邦邦的椅子，蹲在上面，侧身向着我们。他弓着背两手捧着那杯威士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朝着酒杯里看，仿佛出神地在想些什么，状甚孤单。他口中喃喃低语，但不是对着我们说，而是说给自己听。话中带有断然、讥讽的语气，他时而举杯啜饮，时而低头沉吟，似乎是在肯定一些他私人的及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故事。他以一种混杂着卖弄学问及怀疑的口气述说着，好像是人们用来重述一个悲惨事件，譬如死亡或车祸时所采用的那种描述方式。因此，听他讲话，就如我在“这儿”，你在“那儿”，而另一个家伙仿佛就从“那里”进来了。

“是在上回莫斯科书展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不是书展前的那一个星期天，而是书展后的那一个。”他说。

“是九月。”奈德提示他说。巴雷转了一下头，低沉地说了声：“谢谢！”好像真的是因为被人用针戳醒了一下而谢谢对方。然后，他皱皱鼻子，推了一下眼镜，又开始说。

“我们被他们抢购一空！”他说，“大部分的参展人员在星期五就离开了。只剩我们一些人还留着。留下来的人，都是有合约在身、需要清理场地或没有什么急事要马上离开的。”

听他讲话，你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很难再去想些其他的事情。他在他的舞台上表演，你也很难不用心思就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你瞧！要不是看在老天的份上，我早就走了。”因为没人明白他要走到哪里，所以就更不能不用点想像力了。

“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都喝醉了，所以星期天就坐着巨无霸的车子到皮里德尔基诺去。”讲到这儿，他似乎是要提醒他自己，周围还有一大堆听众在。“皮里德尔基诺是苏联作家群集的村庄。”他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当中没人听过一样，“只要他们不越轨，就都可以取得一栋乡间的别墅。这些别墅是由作家协会经营的，只招收会员，每个会员拥有一栋别墅。他们可以在这个变相的监牢里写出最好的作品，也可以从不写作。”

“谁是巨无霸？”奈德说，他很少插嘴的。

“他是彼得·欧利方，陆普书店的董事长，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苏格兰法西斯分子，也是黑带的共济会会员。他认为他在俄国人面前很吃得开，他有金卡，”鲍勃记得此人，于是侧头对他说，“这不是美国的运通卡，而是莫斯科书展专用的金卡，是由莫斯科的主办单位发放的。他就是凭着这张卡，说他是个多么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车子免费，翻译免费，旅馆免费，连鱼子酱都免费。仿佛巨无霸生来嘴里就有一张金卡在。”

鲍勃咧嘴而笑，以显示自己很能欣赏这个笑话。不过，他也的确是个心胸宽大的人，而且巴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我的看法，巴雷也是那种具有好的本性而无法隐藏起来的人，就像他也无法假装他不具有亲和力一样。

“我们全都去了！”巴雷接着说，然后继续陷入他的幻想中。

“有陆普书店的欧利方、勃得利公司的艾默利，以及企鹅公司的一位女孩，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噢！我记起来了，她叫马格达。我怎么把马格达都给忘记了？当然还有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布莱尔。我们大伙坐着巨无霸的笨重汽车，活像是一群大财主。”巴雷说着，一句一句地吐出简短的语词，像是要从他的记忆盒里搜出一件又一件的破玩意儿。那个巨无霸根本看不上一般的车，他要的车必是大的奇卡车，附有窗帘的房车，但不是那种会让驾驶者感到呼吸不畅的大卡车。他们的计划是去看一看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据说当局有意要把它改装成一座博物馆，但另外又有人谣传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要把它给拆了。也许会去瞧瞧他的坟墓。巨无霸欧利方起初还不知道谁是帕斯捷尔纳克，不过马格达已低声向他解释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而巴雷说巨无霸曾经看过那部电影。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急迫的事，大家要的，只不过是去乡下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巨无霸的司机却把车子开上了特别为那些爱开车乱闯的官员所保留的车道。所以，原本要花一个小时而结果只花了几分钟就走完那段平坦单调的路程。车子在一个水坑中停了一下，然后再被拖爬似的开上墓地，那时车身好像还在吃力地颤动呢！

“车子停在山边的一处公墓，四周有很多树。那位司机待在车里，因为开始下雨了，不大，但他很担心他的衣服会淋湿。”巴雷停了一下，想到那位司机而低声咒骂了一句，“疯子！”

但在我的感觉里，巴雷斥责的，似乎是他自己，而不是那位司机。我似乎听到了巴雷的心里有一队自责的合唱团，在高声地唱着。我不知其他人是否听得出来。在他的内心的确有一堆人，快把他给逼疯了。

重要的是，巴雷解释道，那天他们碰巧遇上了一大群被解放的群众。他说在过去，无论他何时到那里，看到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被篱笆围起来的坟墓和一些丑里巴怪的树木，但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空气中充满了难得一闻的自由气味。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约有两百位读者站在那里凭吊，即使是他们离去时，凭吊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坟的周围长满了及膝的青草，不断有人摆上供品，鲜花从大家的头顶传到坟前堆成了一堆。然后有人开始朗诵了。一个年轻男子朗诵诗，而一个较大的女子诵读散文。读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架小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飞而过，吵得我们什么都听不到。它却去而复返，始终在头顶盘旋。

“汪！汪！”巴雷叫道，他长长的手臂在空中前后地挥舞着，甚至还捏着鼻子发出厌恶的声音。

但是，连雨水都无法浇熄大家的热情，更何况是那架飞机！有人唱起歌来，其他人随之唱和着。最后，这架飞机还是离开了。有人想，它大概是没油了，所以不得不飞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巴雷说，一点也不是。你会觉得它是被大家唱的歌给赶走的。

歌声越来越强，越来越深沉，也越来越神秘。巴雷只懂得三个俄语单词，其他的则一窍不通。但即使有这语言上的障碍，他们还是齐声高歌，那个叫马格达的女孩哭得连眼睛都快要掉出来。欧利方虽然喉咙都唱哑了，但下山的时候，还对着天向上帝宣誓，说他要把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印出来，不只是已经拍成电影的那些，还有他所写的一点一滴。并且也说当他回到他那华丽的城堡之后，要自掏腰包来办成此事。

“巨无霸就是有股热心肠！”巴雷松了口气而露齿一笑地解释着，并且转过头来面向我们这堆听众，但主要是对着奈德。“有时那些情绪会延续好几分钟！”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又皱起眉头，摘下那副怪异的圆框眼镜，仿佛如释重负。他一一望着每个人，似乎是为了提醒自己所站的立场。

他们最后下山了，大家仍然哭得泪流满面。此时，同一个小个子的苏联男子走了过来，口中叼着一根香烟，用英文问巴雷说他们是不是美国人。

又一次，克莱福抢在前头发问，他的头慢慢地抬了起来，用锐利得像刀锋一样的语调问道：“同一个苏联男子！什么同一个苏联男子？你从来没有说过呀！”

被克莱福很不愉快地打断后，巴雷不高兴地把头抬了起来。“他就是那位朗读者，那位在帕斯捷尔纳克坟前读诗的家伙。他问我们是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感谢上苍，我们是英国人。”

此时我注意到了，并且，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此时巴雷被指定作他们那一群人的发言人，而非欧利方、艾默利，或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

巴雷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各个说话的角色了，他的耳朵跟八哥一样灵敏。当他扮演那位年轻男子的时候，话中流露出一丝俄国口音。而在扮演欧利方时，他也能让你听出说话的是个苏格兰人。他模仿别人说话，就好像说话者根本就不是他本人。

“你们是作家？”巴雷学着那位男子的口音问道。

“不是，我们只是出版商而已。”巴雷此次以自己说话的口音回答。

“是英国的出版商吗？”

“我们到这儿来参加莫斯科书展。我经营的是一家小书店，书店名叫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这位是陆普书店的董事长，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有一天他会封爵的。他有金卡，也有酒吧，对吧！巨无霸？”

欧利方向巴雷抗议，说他话说得太多了。但这位年轻人要听的还不只这么多。

“恕我冒昧，请问你们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做些什么？”那位年轻人问道。

“我们只是看看，”欧利方又插嘴道，“只是随便看看而已。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然后走上前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我们走吧！”

但是巴雷一点都不想走。他被欧利方的态度搞得有点儿生气。他说，他不是来这儿看一位肥胖的苏格兰人拒绝回答一位营养不良的苏联陌生人的。

“我们在此做的，与大家做的没什么两样，”巴雷回答他，“我们只是在向一位伟大的作家致敬。我们也喜欢你的朗诵，非常感人，你做得非常好。”

“你也崇拜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吗？”那位年轻人问道。

欧利方这一伟大的民权领袖，此时又再一次板起脸孔，粗鲁地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帕斯捷尔纳克或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我们在这儿是作客，纯粹是作客而已。我们对苏联的内政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觉得他非常棒，”巴雷说，“他是世界级的作家，是一颗巨星。”

“你们为什么这么认为？”这男子就像是要挑起一场冲突似的问道。

巴雷倒是不为所动，别管他并不是完全相信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被人称夸的天才。别管这个。事实上，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恭维得太过分了。但那是出版家的意见，而眼前则将有一场战争。

“我们推崇他的天才和成就，”巴雷答道，“我们也景仰他的人道精神。我们尊重他的家人和他的文化。此外，我们也佩服他在一群豺狼般的官僚环伺之下还能深入俄国人的心，而那些禽兽也许就是今天派飞机来干扰我们的同一批人。”

“你能否背诵出他写的文章？”那位年轻人问道。

巴雷解释给我们听，说他就是有这样的记忆力。“我背诵他的诺贝尔得奖演说的第一段给他听。我想，在经历了那段嘈杂的飞机声之后，这应当是很恰当的。”

“现在念给我们听，好吗？”克莱福说，好像凡事都需要经过他检查似的。

巴雷低声背着，在我听来，我想也许他真是个很害羞的人。

我像栏中的一个怪物被赶逐

被朋友、自由和太阳

但是赶我的猎人已经占尽上风

我已无路可逃

那位年轻人在倾听的时候，燃着的香烟照着他眉头深锁的脸。巴雷说，一时之间，他真担心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平地而起，应了欧利方所惧怕的。

“如果你对帕斯捷尔纳克尊崇若此，何妨来见见我的一些朋友？”这位年轻人建议，“我们是本地的作家，有一栋别墅。能够与杰出的英国出版家们谈谈，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光是听了他前半段话，就足以让欧利方得了严重的潜水员病。巴雷说，巨无霸对接受陌生俄国人的邀请知之甚多。在这一方面，他是个专家。他知道他们会怎样设计来陷害你，用药来迷你，用一些你羞于示人的照片来威胁你，要你辞去你的董事职务，放弃你封侯封爵的机会。此时，他正在斡旋一个与全苏版权协会联手出版的大计划，最忌被公司发现他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欧利方当那年轻人是个聋子，把这些顾虑低声地说给巴雷听。

“不管怎样，”欧利方带着胜利的语调说，“现在下雨了。我们拿这车子怎么办？”欧利方看了一下他的表。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则望着地下，而那个小伙子艾默利看了看马格达，心里想：在莫斯科星期六的下午要做坏事可有的是机会呢！但是巴雷他可不这么想。他又看了看眼前这位陌生人，决定不恶人之所恶。他对那女孩或高官厚禄都没有兴趣，于是下定决心，宁愿跟一些俄国浪女一道被拍下照片，也不愿邀宠于这位巨无霸欧利方。于是乎他便让他们搭上了巨无霸的车子，挥别他而去，他和那位陌生人一同留在原处。

“他叫列斯丹诺夫，”巴雷突然间打断了他自己的话，向着沉静的房间宣布，“我想起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来了！列斯丹诺夫，他是一位剧作家，负责一家剧院，但没法上演他自己写的剧本。”

沃尔特此时脱口而出，他那高亢的声音瞬时打破了室内的平静。“我的老兄！维塔利·列斯丹诺夫是现代的英雄。五个星期以前，他才刚刚在莫斯科上演了三出独幕剧，大家都对这几出剧报以最热烈的期望。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异议分子，所以我们就胡乱捧他。”

打从见到他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巴雷的脸上出现了真心的喜悦。我立即有一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他，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啊！这真是太好了！”他以一种像是能分享别人成功喜悦的口气说着，“这真是太好了！维塔利需要的就是这种鼓励。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话的样子看起来还不到他实际年龄的一半。

接着，他的神色再次黯然，又开始啜饮起他的威士忌。“我们都在那儿，”他语气含混地低述，“人越多越好。请来见见我的表弟。请用一个香肠卷。”但是我留意到他的眼神，就像他说的话一样，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似乎他也看得出前面将有一段难熬的考验。

我沿着桌子看过去，那边的鲍勃正在微笑。我想即使他马上就要进棺材了，他还是会照样保持这副笑容。不过，他的笑容里也始终带有老童子军的那种诚恳。我也看到克莱福的侧脸，就像斧头般的锐利，也像斧头般高深难测。沃尔特则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他那聪明的脑袋已经归位，侧头对着华丽的天花板嬉笑，额头上冒着汗，手指尖还揪着食指上的一小撮毛。再看看奈德这位首领，这位既能干又神通广大的奈德，这位精通各种语言，又兼战士、实干家、军师的奈德。他从一开始就坐着凝神倾听，随时注意会议的进展。看着他，我就想到有些人因他们自己过于忠诚而苦，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在这个大而宽敞的房子里，巴雷还是以那种电报似的口吻叙述着事情。有七世纪时代的护墙板、雕梁画栋的回廊、美不胜收的花园、桦树林，另外还有腐朽的椅子、用木炭生的火、下雨时所闻到的蟋蟀气味及常春藤。这间宅第里大约有三十个人，他们在花园里或站或坐，一边烧烤着食物，一边啜饮着美酒，完全无视于恶劣的天气，就像英国人一样。陈旧的车子沿着马路边停放，与撒切尔夫人和她那群贵人执政以前的英国没什么两样。屋子里有一张张友善的面孔，到处流曳着说话声。列斯丹诺夫引着巴雷进来了，大家连头都没转。

“这儿的女主人是一位诗人。”巴雷说，“她的名字叫塔马拉什么的，虽然结了婚，但其实是一位女同性恋者，有一头白色的头发，笑嘻嘻的。她的先生是一家科学刊物的编辑，列斯丹诺夫是她先生的弟弟。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的兄弟。室内笼罩着一片文学的气息。如果你会讲话，而他们又让你讲话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听你的。”

从他散乱的记忆中搜寻出的景况，被巴雷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两点半雨停时开始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接着进入的夜晚，以及被他称为“最后一点”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来到以前，凡是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了。就我们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两点至四点之间，当时巴雷已经醉得介于悠游仙境和不省人事之间。

午餐开始以前，巴雷都是在各群人之间游走，他说，先是列斯丹诺夫陪他一道，然后他独自一人随便和人聊聊。

“随便和人聊聊？”克莱福怀疑地问道。

巴雷很快地解释道：“只是随便谈谈而已，克莱福。”他用一种很友善的态度向克莱福解释，“我们只不过是边谈边喝酒，没干什么坏事情。”

但是当午餐端上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围桌而坐，巴雷坐在一端，列斯丹诺夫则坐在另一端。桌上放着乔治亚的白酒，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好的英文，谈着“如果真理阻碍了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还算不算是真理”、“我们应不应该恢复祖先的精神价值观”、“开放政策到底对一般人有无任何正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知道苏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新西伯利亚寄一个冰箱到列宁格勒去”等等的话题。

克莱福又插话进来了，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他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居然要巴雷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巴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显然已忘了克莱福对他的不友善。“名字！克莱福，噢！上帝啊！有一个男子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另一位是个化学药品的采购商，他们都叫他药剂师，是列斯丹诺夫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的人，但我并没问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是他的观点了。”

“有没有女士和你们同席？”奈德问道。

“有两位，但是没有卡佳。”巴雷说道。奈德和我都对他的反应敏捷非常惊讶。

“但那儿另外还有人，对不对？”奈德暗示着说。

巴雷慢慢地将身子往后仰，喝着酒，然后又弯了回来，将杯子置于两膝之间，弯腰盖着它，他的脸向下，使尽全力在回想着。

“当然，当然，当然，还有别人。”他同意着说，“总是会有的，是不是？”他说话时的神情真让人猜不透。“但不是卡佳，是别人。”

他的语音变了，从哪儿变到哪儿，我就猜不透了。其意思并不明显，但它意味着悔恨及自我的呵责。我跟大家都在等待着。我想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要出现了。

“是一位留着稀疏胡子的年轻男子。”巴雷继续说着，眼睛也望着幽暗的一角，好像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他个儿很高，身穿深色西服，打黑色领带。一张脸表情空洞，也许这就是他留胡子的原因吧！他的袖子太短。黑头发。喝醉了。”

“他叫什么？”奈德问。

巴雷仍然瞪着那处幽暗的地方，那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透的地方。

“歌德。”他终于脱口而出，“就像那位诗人歌德。他们都叫他歌德——来见过我们伟大的作家，歌德。他可能已经年过半百，也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瘦得像一个孩子。两颊有淡淡的颜色，非常高，留着胡子。”

当奈德事后将这一卷录音带播放给这组人听的时候，录音带里既听不出大家一言不发的沉默，也听不出任何人呼吸的声音，反而是巴雷乘这时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他第一次打喷嚏，以后还多着呢！他打喷嚏的时候，先是头一个回合的枪响，接着就加速变成连珠炮，一连串紧接着发作。再之后，噼里啪啦的速度就在他用手帕遮住脸外加一阵发作之后才慢了下来，最终消失。

“真是糟糕的喷嚏！”他带着歉意解释着。

“我是很聪明的。”巴雷又接着说，“一点也错不了。”

他重新把杯子灌满，只不过这一次是水，不是酒。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喝着，动作中带着旋律，宛如电视还没普及以前，英国每一家幽暗酒吧的吧台上都会摆放的那种喝水的塑料鸟儿。

“好好先生，那就是我。是舞台上表演的能手。来自西方，讲礼节，又很体面。这不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吗？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笨到会听我瞎扯的民族。”他的前额又低得要碰到他的杯子了，“那边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你到乡间去散步，最后与一群喝醉了的诗人们辩论自由和责任孰者为重。之后，你去脏兮兮的公共厕所小解时，有人在隔壁侧身问你人死之后是否还有来生。只因你是西方人，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你告诉他们，他们也就记下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似乎是即将静默不语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让我们来下断语？”克莱福如此建议，他的话中多少有批评巴雷没有资格下断语的意味。

“因为我太优秀了，就是这么回事：心思敏捷，大出风头。算了吧！”

不过，在此的人，没有一位不是想把所听到的一股脑儿全记起来，你只消看看鲍勃脸上愉快的笑容就会明白。“巴雷，我想你对自己是太苛刻了点。没有人该为自己逗趣而自责，你也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高谈阔论罢了，听起来是如此。”

“你们在说些什么？”克莱福对巴雷说，他实在是不解鲍勃的好意。

巴雷耸了耸肩膀。“要如何在两餐饭之间就重建苏联这个王国。杯酒之间达成和平、进步和开放。不用强制而立刻就能解除武装。”

“你是不是时常拿这些题目大做文章？”

“当我在苏联的时候，的确是的。”巴雷被克莱福不友善的口气给激怒了，没好气地说。不过，他的不快都是瞬间就消失了的。

“我们能否知道你们都在讲些什么？”

但是巴雷此刻不是在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克莱福听，他是在说给自己和房间里所有的人听，说给与他同样在此作客的人听。一点接着一点，慢慢地道出了他一生中的荒唐行为。“停战能否成功，并非取决于军事，亦非取决于政治，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意志。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要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并且早做准备。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就得看我们所掌握的是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这是我的当务之急。”他再一次选择了奈德，向他解释道，“为了准备辩论，我遍读文章。”

他似乎觉得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于是又开始说话。“那个星期中，我就好像是他们的专家一样。我曾经想过我的公司可能会很快就订下一本书，那是在书展中，有个情报贩子要我拿下一本关于苏联开放政策与和平危机的书的英国版权。都是些过去和现在的主战派写的文章，对战略重作评估。而他们找了一些六十年代的老政客签了出书合约后，真正的和平最后就会来临吗？这只能显示这些人在离职以后仍具有一点影响力罢了。”

他再次向我们道歉，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先减少他可能会带给我们的震撼呢？聪明的鲍勃，以他坦率的个性，应该早就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了。

“对我来说，这个主意蛮不错的！巴雷。我能看出来，一旦你们取得了版权，一定有利可图。也许你自己也可以赚上一笔。”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诡异地笑了笑。

“你有所隐瞒，”克莱福话中带刺地说，“而且你已推敲过这整件事，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吗？我了解，要让一个人重述酒后的奇思怪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能尽力而为，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我很奇怪克莱福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如果他有学到的话？而他又是在哪儿学的？到底是谁招他、惹他了？情报局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蠢蛋的，而居然还让他们我行我素，在这儿横行霸道？

还好，巴雷面对再一次的攻击，始终保持着风度。“我说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他平静地说，说完又喝了一口水。他们也许不相信，但我相信。“我说西方的工作是去找他另外一半的底细，而东方的责任是承认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半的重要性。我说如果美国果真把停战看得比送一些笨蛋上月球或是在牙膏上搞一些粉红色的线条还要重要，那东西双方老早就和解了。我说西方最大的罪恶就是相信我们如果在武器竞赛上多浪费些金钱，就可使苏联破产，而其实他这么做，是拿全人类的命运来赌博。我又说，我们挥了挥军刀，就给了苏俄头子们一个借口把大门深锁，到处驻扎军队。”

沃尔特哼的一声，发出了一阵笑，然后立即用手掩住他难看的牙齿。“噢！老天，所以，我们该为苏联的病态负责了！真是荒唐到了极点。你难道没有想到他们是自作自受吗？你难道没有想到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偏执狂里？没有，他并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得出来。”

巴雷听了他这番话仍然不形于色，继续他的自白。“有人问我，我认不认为核武器已经为人类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我说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这就好比说滑铁卢和塞拉耶佛之间的和平是靠火药来维持的一样没有道理。我说，无论如何，什么是和平？原子弹没有阻止过朝鲜战争，也没有阻止过越战。它没有让捷克免去被人吞并的命运，也没有遏阻过柏林被封锁的事实，更没有让柏林墙不矗立起来，或让阿富汗不遭侵略。如果说这就是和平，那么，让我们试试没有核弹，我们能不能缔造和平。我说，现今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太空中进行试验，而是在人性中进行试验。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必须携手合作来捍卫这个世界。我可是蛮机灵的！”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情？”克莱福问道。

巴雷似乎也不知道。他好像突然之间变得很随和，而且也变得很腼腆似的。“之后，我们就谈到了爵士乐。”他说，“比克斯·贝德贝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莱斯特·杨。我自己也奏了一些曲子。”

“你是说有人有萨克斯风？”鲍勃兴奋得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他们还有些什么？低音鼓？一组十件鼓？巴雷，我可不相信。”

我起先以为巴雷是要走出去。突然之间，他不再紧绷着身子，而是站了起来，先向四周看了看，然后略带歉意朝着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奈德也警觉性地站了起来，因为他怕布拉克会先他一步去抓他。但是巴雷走到一半，就停在一张矮桌旁站着。接着蹲在桌前，开始一边用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边，一边鼻子里还轻轻哼着“巴巴巴巴”的声音，在他用手模拟着各种乐器的伴奏下，唱着曲。

鲍勃已经迫不及待地拍手了，沃尔特也是一样。我和奈德则笑着。惟独克莱福一人不觉得有任何可赞赏之处。巴雷表演完了，又把他的杯子拿了回来，重新坐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问我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椅子。

“是谁说的？”克莱福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使人厌恶的怀疑。

“是在场的某个人，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们何妨假设凡事都重要。”克莱福说。

巴雷又装着他的苏俄腔调说话，听起来黏黏的，又有压迫感。“‘好！巴雷，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是由谁来主持这些在人性里的试验？’我就说：‘由你们。’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地问：‘为何是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一旦有剧烈的变动，俄国人要比西方人容易承受。他们的领导阶层人数少，又有一群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你很难登高一呼，就让众人听你的。他们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满意，我也一样。’”

甚至连他对民主的伟大价值所采取的如此直接而又丝毫不留颜面的攻击，也没有使温和而忍让的鲍勃动怒：“巴雷，我想，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的人，但我认为你讲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你有没有建议过他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克莱福还是不死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说也只有乌托邦了。我对他们说二十年前我们视为白日梦的事，今天已经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而不管我们谈的是裁减军备，还是生态，还只是人类的存亡。戈尔巴乔夫了解这点，但西方国家不希望他能了解。我希望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起来高声疾呼。我又说西方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等人家去立好榜样让他们去依循。要让这一座山崩塌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此片面的裁减军备！”克莱福说着，两手鼓掌然后交握在一块儿，“妙啊！说得好啊！”不过他这个“好”，真正意思是“不好”。

但是鲍勃对这话却是非常感兴趣。“你对这个题目涉猎不深，却能如此高谈阔论？”他问道，“巴雷，你真有两把刷子！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吸收知识的速度能有你那么快，我就会非常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口中的“真有两把刷子”的真正意思是“太了不起了”，但巴雷听了并没有为其所动。

“你把我们原先对你的看法都给改变了，不过，那位名叫歌德的人有没有什么举动？”克莱福问道。

“没什么举动，另外那人加进来聊，歌德没有。”

“但是他在一旁听着？睁大眼睛听吧！我可以想像得到。”

“我们那时是在重新规划这整个世界。我们把雅尔塔会议又重新开了一遍。除歌德以外，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个不停。他既没吃，也没有讲话。因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聊，所以我就不断地想刺激他讲。而他的反应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喝得越来越多而已。最后，我不再尝试了。”

“歌德从未讲过话。”巴雷继续以那种神秘的自我批判的语气说着。整个下午只见歌德一语不发地听着，眼睛像是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球。他也会笑，虽然不一定是周围有任何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笑。他也会在别人喝着酒时，到饮料桌前去拿另一杯伏特加酒，再走回来，然后就在别人小干一杯的时候，他却三口两口就把手中的酒给喝光了，他是那种能以沉静来影响别人的人。跟这种人相处，你到头来就会想他到底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快死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当列斯丹诺夫带大伙儿进到内室听立体音响所放的考特·贝西的演唱时，歌德也顺从地尾随进来。就在巴雷已经不再对歌德存有任何奢望之后，歌德却开口讲话了。

很少开口问问题的奈德，这会儿插进来问道：“其他的人对他的态度怎样？”

“他们很尊敬他。他是他们的福神。他们会说：‘我们来听听歌德怎么说。’此时他会推一推他的眼镜，并且举杯向他们敬酒。除了他自己，大家都在笑。”

“女人们也笑吗？”

“每个人都笑。他们对他很是顺从，几乎已经到了凡事礼让的地步。他们说：‘伟大的歌德来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他住在何处，在何处工作？”

“他们说他工作的地方不许人喝酒。因此，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的饮酒假。他们一直不断地为他的饮酒假而喝酒庆祝。他是某人的哥哥，大概是塔马拉的吧？我不知道。也许是表哥也说不定，我没有认真去弄清楚。”

“你认不认为他们在保护着他？”克莱福问道。

巴雷停了下来，一言不发。他停顿的时候，与别人都不一样。他很少持续专注于眼前事物，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撇下我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他的心会不会再回来。

“是的。”巴雷突然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声音给吓着了，“是的，是的，他们的确是在保护他，一点儿也不错。他们都是他的忠实拥护者。”

“保护他什么？”

又是一阵沉寂。

“也许是保护他不用为他自己解释。我那时候没这么想，但我现在是这么认为。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为他自己解释？你能否提一个不是杜撰的理由？”克莱福问道，他的用意，已经很明显是要再度激怒巴雷。

但是巴雷并未被惹火。“我从不杜撰。”他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的心思又飞走了。“他是极具权威的，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又回过神说。

“那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沉默，像是在滔滔雄辩。但即使你竭尽所能倾听，也只能听到他的脑子里在滴答滴答地转着。”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天才或是什么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

巴雷看了看奈德，看到他点点头，表示他了解了。行家一伸手，就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奈德有一种本事，在你还在琢磨着话中意思的时候，他早已把你从头到尾给摸透了。

鲍勃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人抓着你的手，向你解释说为什么歌德会嗜酒成癖？”

巴雷发出了一声近乎放肆的笑声。他这一声大笑，听起来委实有点儿恐怖。

“我的老天！你在苏联喝酒，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没有一个俄国人能担得起自己清醒时可能会制造出的问题！”

他又陷于沉默，再次蒙上愁苦的阴影。他皱紧了眉头，低声自语，不知在祈求着什么。也许他大概是在祈求神明惩罚他自己吧！之后，他突然从这种冥想中一跃而出。“我在半夜的时候被人晃醒。”他笑着说道，“‘老天啊！我在哪里？’我转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折叠椅上，身上还盖着一床红色的毯子。起先，我还想自己是到了美国，是睡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挂有蚊帐的阳台上。我想不起为什么自己只在皮里德尔基诺吃了一顿午餐之后就跑到美国来了。然后我就记起了他们已经停止和我谈话，而我也已经谈腻了。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他们也都喝醉了，而且他们也厌倦了在喝醉时讲外国话，所以，我就抱着一瓶威士忌到阳台上休息。有人丢了一床毯子到我身上，免得我被露水冻着。当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想我一定是被月亮给唤醒的。之后，我就听到这个男子的声音。他非常地清醒，英语说得毫无瑕疵。我那时心中想：老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新的客人来。‘有些事情是必经的劫难呀！巴雷先生。但有些事情比非忍受不可更为不幸！’他说。他是引用了我在午餐时所讲的话。这些话是摘自我以和平为题，足以震撼天下的演讲。我环顾了四周，看到这位九尺高、留着胡子的‘秃鹰’在我上方盘旋，手里抓着一瓶伏特加，被风吹动的头发轻拂着他的脸颊。他蹲了下来，膝盖靠在耳朵的附近，倒了酒在杯子里。‘哈啰！歌德。’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死，看到你在这儿真好。’”

巴雷方才获得的自由，此刻又再被关入监牢。他的脸又蒙上一层阴霾。

“然后，他又念了一段我在午餐时所讲的长篇大论：‘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我笑了，但是笑得并不长。我觉得发窘，觉得反胃。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个人整个午餐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十小时之后，突然他却像录音机一样把我所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在我听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人，歌德。’我说，‘你不喝酒，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是以什么为生的？’

“‘我不是正人君子。’他说，‘我专门发表下流的理论。’

“‘能够认识一个作家总是好的。’我说，‘你最近都在写些什么？’

“‘什么都写，’他说，‘历史、喜剧、谎话、爱情。’说着说着，他就谈到他所写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都是摆在太阳底下就会融化的奶油，因为它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我倒注意到，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像作家，他太害羞了。他会嘲笑他自己，而且就我所知，他也嘲笑我。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说他这么做，听起来实在没多大意思。”

又一次，我们看着巴雷的侧面，等着他魂游四海归来。是我们紧张，还是他在紧张？他举杯喝了一口，转了转头，口中不知道在说“不好”还是“他妈的”。这不但连我们这些人听不懂，恐怕连那个麦克风都无法录进去。我们听见他的椅子咯啦咯啦地响，好像湿了的柴火一般。在录音带上听起来，像是他在发动武装攻击一样。

“然后，他又对我说：‘噢！巴雷先生，你是一位出版商。你要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些灵感的？’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就想：出版商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老兄，但你心里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好！歌德，你从哪里获得你的灵感的？’‘巴雷先生，我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他开始数起来了。”

巴雷此时也张开了他那长手指头，开始数了起来，话中的俄国口音几乎轻到让人察觉不出来。又一次，我被他那缜密的音乐性记忆力所震撼。他对字句的记忆力，似乎还不及他对音乐的强。那些在充满了乱七八糟的礼堂里演奏的音乐，只要进了他的耳朵，恐怕就再也褪不了色了。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第一，从三十年代柏林咖啡馆中用的那种纸桌巾而来。’然后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第二，从那些比我更有天才的竞争对手。第三，从各国军人和政客们脑子里所存在的卑劣幻想而来。第四，从那些被纳粹强迫征召，后来又被解放的科学家而来。第五，从那些伟大的俄国人而来，这些人都是对民主怀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因此受尽各方的摧残却仍至死不渝的人。第六，从一个偶然踏进我心扉里的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显然的，他指的就是我。因为他说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死瞪着我，看我作何反应。他像一个早熟的孩子，直直地瞪着我。他的目光中传递出一股股像生命般重大的信息。然后，刹那间他又变了，变得多疑起来。俄国人都是这样。‘你在午餐时的确表演得很精彩。你是如何说服列斯丹诺夫邀请你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种冷嘲热讽，意味着我不相信你。

“‘我从没有要说服他，’我说，‘这是他的想法。你又要安什么罪名在我身上？’

“‘任何想法都不是专属某个人的，’他说，‘你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做得很有技巧，恭喜你了。’

“之后，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他突然死力抓住我的肩膀，好像他就快要淹死了似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病了还是失去了平衡。那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可能是要吐了。我试着要去帮助他，但又不知如何着手。他浑身热得像地狱一样，并且不停地冒汗。他的汗水滴到我身上，头发已全湿。然后，他的声音又直灌入我的耳朵，他站得太近了！我往后退了一下，但他又跟了上来。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口中说道，‘你已经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请你向我保证，你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他的话句句正确。”巴雷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我也记得他讲过的每一个字。”

巴雷说到“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受一种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常想到汉娜的原因吧！

“可怜的帕尔弗莱！”有一次，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语气嘲笑我，一边在镜前审视着她光溜溜的身子，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心里准是盘算着要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又怎能忘得掉我这么一位女子呢？”

巴雷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这种影响力，能在言谈举止之间就触动别人的中枢神经，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激起了共鸣？说实在的，我很怀疑。不过，也许歌德就是这么地受了他的感召了吧！

底下的这一段是从未经增删、涂改或注解的。为了保持原样，我将录音带的内容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做成笔录。这段记录关系到以后所有故事的发展，我们称它为“里斯本接触”。当大西洋两岸的炼金术士和神学家你来我往地展开谈判、彼此各不相让的时候，一场精彩的好戏就此开演：

“‘我不是什么间谍，歌德，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未担任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是。也许是你那行，可不是我的。我们来谈谈下棋怎么样？你喜欢下棋吗？我们来谈谈下棋好了。’

“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话。‘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是谁的间谍，甚至不是我们的？’

“‘歌德，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烦了。我不是谁的间谍。我是我！我们现在要么就谈下棋，要么就请你另找话题，好吗？’我想我这么讲就能让他闭嘴吧！但他还是没有。他说他精通棋艺，在下棋的时候，若是一方心生一计，而没被对方看穿，或对方的注意力已经松懈，那么你就会赢。下棋时理论就是实际，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你会碰上一种这样的状况：一位棋手会对另一位棋手产生一种非常怪异的幻想，甚至有时他会自己创造一位他所需要的敌人。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然后，他不再谈棋了，他用俄国人喝醉酒时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谈他自己。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为了讲话给我听。他又说他像浮士德一样，生就两个灵魂，而这也就是他们管他叫歌德的原因。他母亲以前是个画家，但是她画她眼中所见之物，因此，很自然的，官方既不允许她办展览，也不允许她买颜料，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属国家机密。同时，即使你画的是想像作品，那也是国家的机密。即使这种所谓的机密根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它还是国家机密。而且，如果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它就更是最需要保守的机密。他说他的父亲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二年，最后死于心力交瘁。他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殉道者。受害人已经够糟了，圣人更糟。他说，但殉道者根本就是生不如死。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但我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而且当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告诉我他父亲是坐过什么十二年牢才死的，我即使再不同意，也不预备和他争了。

“我问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没有真名字，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他又说在任何高尚的社会里，大家残害无知的人，但在苏联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残杀他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他的母亲，他拒绝因为心碎而死。他说他要对我做这个应许。他说他爱英国人。英国人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是努力不懈的人群，是欧洲伟大理想的统合者。他说英国人了解说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苏联，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行动了，因此下至升斗小民，上至居高位者，无不以空言代替行动、代替真理。现在连这种空言都无人愿意听，原因是大家既然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便也就懒得再去理会。否则，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而又妄图改变者，可能连工作都不保；而不知如何改变者，也就只好永远安于现状了。他又说苏联之所以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欧洲的样子，但最后却注定变成美国样子，而美国人以物质的逻辑毒害了全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的邻居有一辆车子，我就必须要有两辆。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把枪，我就必须要有两把。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枚炸弹，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并且越多越好，至于这些炸弹能不能击中目标，则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像我的邻居会有多少把枪，并且再把数字加倍，这样，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制造我想制造的东西。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真是个奇迹，他一口气讲到这儿，居然没人插嘴，甚至连沃尔特也吭都不吭一声。巴雷停止说话，大家也都三缄其口。房间内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都听不到。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歌德。任何事情都比我被问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要来得好。之后，他开始谈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和神秘学家比居林。”

“是佩切林！”沃尔特终于忍不住失声怪叫了起来。

“对！是佩切林。”巴雷点头说道，“佛拉迪米尔·佩切林11。佩切林要为人类牺牲他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倒在他脚前。他问我听说过他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佩切林去爱尔兰当修道士。但是歌德无法这么做。因为一则他无法拿到签证，二则他也不喜欢上帝。佩切林喜欢上帝，但他不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没把人的灵魂放在眼里。我问他多大年纪，我问的是歌德，不是佩切林。他现在看起来像是只有七岁，但又似即将步入一百岁。他说他离死比生更近，他说他已五十，但又像才刚出娘胎不久。”

沃尔特又插了进来，但这一次比较温和，像是在教堂里的人，不像他平常失声怪叫的样子。“你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问却不问，反单挑他的年龄问，有何理由？此刻问他多大年纪，又有什么重要性？”

“一来是他令人不安，二来他除了皱眉头以外，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而他说的是科学，不是物理，是吗？”

“是科学。然后他就开始背诵佩切林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翻译，先讲俄语，再讲英语。‘……憎恨自己的国家、渴望它毁灭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只有它毁灭了，全人类才有复兴的一丝曙光。’我也许不是说得一字不漏，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他说佩切林了解一个人在爱他的国家之同时亦有可能憎恶其制度，佩切林疯狂地爱着英国，歌德也是一样。他们爱英国是正义、真理、自由之国度。佩切林认为出卖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所出卖的是你所憎恶的，并且为你所爱的去奋战。现在，假设佩切林已经拥有了苏联的极大机密，他会怎么办？非常明显的，他会把这份秘密给英国人。

“我这时再也受不了他了。我觉得极不自在，他却又靠了过来。脸贴着我的脸，吐着气，咬着牙，活像是一部蒸汽机。他的心脏都快迸出他的胸膛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碟子一样。‘你喝了什么东西？’我说，‘可的松？’

“‘你知道你在午餐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吗？’他说。

“‘没说什么。’我说，‘我不在那边。有两个家伙先批评我。’他还是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你说，今天一个人要有英雄的思想，方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这话不是我先说的，’我说，‘我所说的话都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而是听来的。现在，请你忘掉我说的话，回到你的同胞那儿去吧！’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却又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细得像女人，但力气却像钢铁。‘请你答应我，如果我有勇气做英雄的思考，你起码得做一个正人君子。’

“‘好了！’我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去拿点儿东西来吃吧！他们还剩一点汤，我闻到了。你要喝汤吗？汤？’

“这时，我虽然不能说他是在哭，但他满脸都已经湿了，白皙的皮肤被痛苦的汗水所湿透。他紧抓着我的手，就好像我是他的神父一样。‘答应我！’他说。

“‘但是我又能答应你些什么，你总得对我说清楚啊？’

“‘答应我你会做个绅士。’

“‘我不是绅士，我是个出版商。’

“他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笑。他笑得很大声，笑声里还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啧啧声。‘你不能想像我从你的拒绝中获得了多大的信心。’他说。

“他说到这儿，我就站了起来，慢慢地、轻轻地，尽量不惊动他。但他又抓住了我。

“‘我每天都犯科学上的罪，’他说，‘我把犁头当做宝剑。我误导我的上司，也误导了你的。我一直不停地扯谎。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摧残我里面的人性。请你听我说。’

“‘我必须要走了，歌德仁兄。我旅馆里的那些女客房经理都一定在熬夜等我回去呢！放开我，好不好！你会把我的手给弄断的。’

“‘抱紧我。’说着，就把我往他怀中一拉，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肥胖的大男孩一般，而他却是如此瘦弱。他须发全湿，身体却在燃烧。

“‘答应我！’他说。

“‘我答应！答应！’我边说边用力想抽出身来。

“‘好吧！’我说，‘如果你能成为英雄，我就做一个正人君子。就此一言为定，好吗？现在，请让我走，行行好吧！’

“‘你答应了？’他说。

“‘我答应了！’我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给推开。”

沃尔特又在叫了。我们事先对他的警告以及奈德、克莱福或我自己对他的严厉眼色，都无法让他再沉默不言。“但是，你相信他吗，巴雷？他有没有骗你？他早已摸清你的底子，请问你作何感想？”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更长的沉默。终于，他开口了。“他是喝醉了。我这一辈子里，也许有两次像他一样醉，就说是三次好了。他整天都在喝那玩意儿，而且一直不停地喝，像灌开水似的喝。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是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他不是那种你不愿意去相信的人。”

沃尔特又在怒吼了。

“那么，你相信他什么？你想他在跟你谈些什么？你认为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老是在跟你闲扯淡，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他说对他的上司，也对你的上司扯谎。他表面上是在谈棋，但事实上谈的又不是棋，他到底在聊些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加油添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我知道为什么了！你是只驼鸟，爱把头埋在沙中。‘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想知道。’你就是这样。”

带子里的下一个声音是巴雷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一边诅咒着自己：“该死！该死！该死！”他喃喃自语，不停地说着。接着，就是克莱福的声音。如果有那么一天，该由克莱福来宣布宇宙毁灭时，他也会用这种要死不活的声调的。

“我很抱歉，但我们需要你的大力帮忙。”他说。

很讽刺地，这次我居然会相信克莱福是真的抱有歉意。他是个技术人员，和活人打交道颇觉不自在，现在他就像是一个现代化学校里的土气间谍。他相信事实才是惟一可以采信的资料，任何悖离此项原则的人皆为他所不齿。他除了对自己的飞黄腾达和他那部有一道刮痕就不能开出车库的银色奔驰车有兴趣之外，如果还有什么热衷之事，那一定就是有武器和有权势的美国人了，要是克莱福能发挥才智，“蓝鸟”就必定是个已被破解的密码，或是一枚人造卫星或中央情报机构委员会，那么巴雷也用不着出世了。

而奈德却刚好相反，反而因此而更想冒险。他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训练就是要做一名情报人员的头子和统御众人的领袖。间谍的侦察工作就是他必备的本事，也是他所热衷的，他不喜欢搞情报界的内部争斗，而宁愿把那些交给克莱福。就好像他把分析的事情都交给沃尔特一样。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一位果断的艺术家，而这也是所有与人性打交道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特质。对于克莱福而言，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乏味的名词，因此，他也就安之若素地接受现代主义者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