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星期日早晨十点，卡佳将在梅日杜纳罗那亚旅馆宽阔的门庭与巴雷见面。这家旅馆也就是亨西格一直坚持要住的地方。熟悉这儿的西方人都管它叫“梅日”。维克娄和亨西格坐在旅馆大得反常的大厅里，目的就是要看看他们快乐的重聚，然后出游。
天气很好，到处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巴雷很早就专心地在等她。他在前门口一辆辆载着第三世界领袖鱼贯进出的专车之间徘徊着。好不容易，她那红色的拉达车终于出现了，就像葬礼中突然冒出的一个玩笑。小安娜的手伸出了后车窗，看上去就像手帕般雪白。塞吉则像一位苏联官员，直挺挺地坐在她身边，手里紧紧地抓着他的渔网。
对巴雷来说，先注意这一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他老早就想过了，并且也事先告诉自己一定要先这么做，因为不可再忽略琐事，也不可再将凡事付诸机缘了。他先对这两个小家伙猛力地挥了挥手，再往后车窗里向安娜扮了个鬼脸，才往前座车窗里望了进去。马特维叔叔端坐在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刮了胡子的脸庞散发着像板栗一样的光彩。他戴了一顶格纹呢帽，帽檐下，水手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现在是晴是雨，为了迎接这位英国人，他把最体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套斜纹布西装，最好的鞋子，外加上领结，还有一个形状交叉的珐琅制革命旗帜别在他的衣领上。马特维降下了车窗，巴雷将手伸了进去，和他热切地握了握手，并且对他喊了几声“哈啰！哈啰！”到了此时，他才敢把目光移到卡佳的脸上。一时之间，巴雷似乎是忘了台词，或是她有多么美，而有好一会儿讲不出话来。还好，他终于还是堆出了笑容。
但是，卡佳的表情和举止没有任何的拘谨或不自然。
她跳出了车子。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剪裁得很不合适，但穿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的出色。她绕过车子走到他面前，散发出快乐和信任地叫道：“巴雷！”还没有到他的跟前，她已经张开双臂，预备接受一次热烈的拥抱。但她毕竟是苏联好女孩，所以又端庄地退缩了一步，不过还是握住他的手，审视着他的脸、他的头发、他那套老旧的外出行头，一边像好朋友似的说起话来。
“能看见你真是太好，太好了，巴雷！”她大声地说着，“欢迎你到书展来，欢迎你再度光临莫斯科。马特维没法相信你会从伦敦打电话来！他说：‘英国人会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教彼得如何航海。如果他不懂得航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海军了。’你知道，他说的是彼得大帝。马特维只为列宁格勒而活。你羡不羡慕弗洛狄亚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我感觉非常的高兴，他终于有一样可以让他去爱的东西了。”
她放开了他，而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快乐的白痴。巴雷突然叫道：“我的天哪！我差点忘了！”他指的是那几个手提袋，它们已放在入口旁的墙边上。就在他重新拿着它们出现的时候，马特维试图从车里面爬出来，让出前座的空间，但巴雷却不坐。
“不，不，不！我跟这一对双胞胎坐在一起绝对没有问题！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马特维。”说完之后，他就钻进了车内，把他那修长的身子靠到后座去，好像他是在停一辆运货大卡车。他把行李放在身旁，那两个双胞胎带着敬畏的眼神对他笑着，他们的笑容里似乎是在说：这个高大的外国人有那么多香烟和零碎的东西。他买给我们英国巧克力、瑞士蜡笔、画图本，以及波特的英文童话书，又买给马特维叔叔一只新的烟斗。卡佳说这只烟斗，再加上一袋英国烟丝，会让他高兴到无法想像的地步。
巴雷为卡佳买的东西，多到她此生一辈子也享用不尽的地步。唇膏、睡衣、香水以及一条法国的丝质围巾，那围巾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到她舍不得戴它。
卡佳把车开出了梅日的门庭，颠颠簸簸地驶进了一条千疮百孔的公路。一路上她谈着第二天就要开幕的书展，并且糊里糊涂地驶进了那些淹满水的坑洞。
他们大约是朝东的方向行进。温和的九月金色太阳就在他们头上，即使这是莫斯科的郊外，也因它变得格外美丽。他们驶进了莫斯科郊外一片荒凉的平原。平原中随处可见到没有主人的田野、荒废的教堂及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劳改营。群集在一块儿的老旧楼房像古老的海边小屋坐落在道路两旁，它们的山形墙和分隔的花园让巴雷想起了童年时代英国乡间的火车站。马特维坐在车子前座，已经开始用他刚刚才获赠的烟斗来熏害同车的其他乘客。他不但抽烟，还细数他吞云吐雾的乐趣。还好，卡佳忙着指点窗外的景色给巴雷看都来不及，哪还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胡扯。
“翻过了这一座山，就可以看到某某金属铸造厂，巴雷。在你左手边那个破烂的水泥建筑物是一个集体农场。”
“太好了！”巴雷说，“太美妙了！今天真是太棒了！”
安娜已经把她的蜡笔都倒了出来，摊在大腿上。她发现如果用口水把蜡笔的笔尖舔一舔，再画在纸上，就会留下像漆一样的痕迹。塞吉催着她赶快把它们装回盒子里去。巴雷为了让这两个小孩维持和平，就在他的图画本子上画了一只动物，让她去着色；但是，莫斯科的道路表面颠簸不平，好像有意要跟他们这两位拿画笔的人过不去。
“不是绿色的，你这个傻孩子！”他告诉了她，“有谁看见过绿色的牛？卡佳，你的女儿以为牛是绿色的。”
“噢，安娜完全是脱离了现实！”卡佳大声笑着说，并且转过头去看安娜。安娜则对着巴雷吃吃笑着。
车子里，马特维不停地自言自语声、安娜开怀的笑声和塞吉无奈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伴随着他们的，是引擎痛苦的隆隆声。车子里，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谁也听不清别人的话了。突然，他们转离了道路，越过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直上一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山坡。卡佳和孩子们都放声大笑，马特维则一手抓紧了他的帽子，另一手抓紧了他的烟斗。
“你明白吗？”卡佳硬是在喧闹中扯起嗓门大声道，好像是和情人在一个问题上经过了很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证明了她的观点是对的一样。“在苏联，你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不侵犯到那些百万富翁和政府官员的土地。”
他们在喧闹声中冲上了一座山丘，又扎进一个低洼的草丛中，但很快又从那里爬上了一条小路，像是狂风巨浪中勇敢地与风浪对抗的一叶小帆船。小路边上有一条小溪。小溪流进了一片桦树林，小路也就跟着它一直延伸进去。卡佳让车慢慢开。他们独个儿在天堂里。伴着他们的，也只有那一条通往水坝的小溪和河边可供野餐的青草地。草地上空间宽广，足够让他们玩“拉普达”球。于是他们从后车厢中拿出球和棍子，大家站成了圆形，一个人滚球，另外一个人捡球。
很快地，大家就都看得出来，安娜其实并不想玩“拉普达”球。她要的是赶快结束，好坐下来，边吃午餐，边缠着巴雷。但是“军人”塞吉是个老实人，而“水手”马特维是个热心人。卡佳一边把野餐布摊开在地上，一边对他讲“拉普达”球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性。
“马特维对我振振有词地说，它一定是美国棒球和你们英国板球的前身。他相信这是由俄国的移民引进英国的。我非常清楚他也一定相信它是彼得大帝发明的。”
“如果这是事实，这也就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了！”巴雷神色凝重地说。
躺在草地上的马特维仍然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口中不停地说着。他那蓝色的眼睛徜徉在列宁格勒过去的光荣历史里，流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卡佳，也只把这位叔叔当做一个关不掉的收音机而已。她专挑他话里的毛病，其他的则一概充耳不闻。她走过草地，爬上车子，关上车门，旋即又走了出来，手上拎着一个油布袋，油布袋里装着午餐。三明治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她准备了肉片、冷鸡肉和肉派做午餐，还有用盐腌的黄瓜、煎得很老的蛋和几瓶啤酒。巴雷则带了几瓶威士忌，马特维热情地举杯向某位已故的君王敬酒，也许是彼得大帝吧！
塞吉站在河边，用他手中的网捞鱼。卡佳向大家解释说，塞吉的梦想是从水中抓起一条鱼，并且煮给大家吃。安娜正在画画，她故意斜放她的作品好让大家欣赏。她希望能给巴雷一幅她的自画像，挂在他伦敦的房间内。
“她在问你结婚了吗？”卡佳拗不过女儿一再的要求，向巴雷问道。
“没有，目前没有，但我一直都是有求必应的。”
安娜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但是卡佳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起来，斥责了女儿一顿。马特维完成效忠义务之后就躺了下来，把帽子盖在眼睛上，说一些只有老天才听得懂的话。不过，不管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能在那儿自得其乐的。
“不久他就会开始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历史了。”卡佳带着浓浓的笑意说着。
她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巴雷。她的意思是在说：“现在，我们可以谈事情了。”
运货车正要离开，它也该离开了。巴雷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它有好一会儿了。他对这辆车一直没什么好感，总希望它不但能够友好一点，而且更能识相一些，早点离开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干扰。它的两侧窗户都布满了黑黑的尘埃。感谢上苍，它终于拖着嘈杂的步伐上了路，也拖着嘈杂的步伐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和他们的心头。
“噢，他非常好，”卡佳说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一切顺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完全康复。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和你讨论。在莫斯科书展举办期间，会专程去拜访你。他想要很快地见到一些准备妥当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页也好。我认为这么做可能有危险，但他显然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他要你提供有关书名、翻译，甚至插图的建议。我想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独裁作者了。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并且找一间公寓，好让你们俩在那儿会面。他希望能够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这种事吗？我想你一定对他影响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里找着。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桦树林的另一头。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自顾自地说着：“我个人以为他的作品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认为是多余的。限武谈判进展得如此快速，跨国合作的气氛又如此的浓烈，那些悲惨的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被人遗忘了。自然，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怀疑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我们就会把军队完全裁减掉，而两国也就可以联手起来预防未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她一口气说完，不给别人任何说话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范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巴雷反驳道。结果，他的鲁莽换得了对方的一个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极，”她一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反驳道，“告诉叶可夫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试验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个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只有用西里尔文写的“卡佳”。笔迹很像是歌德的，但谁又能确定呢？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透过了头部和肩膀，像是一种毒药，又像是一种即将发作的过敏现象。
“他已经痊愈了吗？”他问道。
“你们在列宁格勒相会的时候，他很紧张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是天气的关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病了。就在你们两人见过面之后，他因为严重的体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来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见了的时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为他担心死了。他信得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
“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
“更恶化了。”巴雷小声地说。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用词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要我拿一本字典来吗？‘我的体温很高，脑子里有许多的幻想——’”
“幻觉。”巴雷说道。
“这个词是gallutsnatsiya——”她开始生气了。
“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
“‘但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并且，再过两天，就要到一个靠海边的疗养院休养一个星期。’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海，他为什么该说？‘除了不能喝伏特加酒以外，我什么都能做，但是那只是一个官僚式的限制。我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会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这种调调不是他特有的吗？‘治好肝炎之后，他马上又想起了伏特加酒。’”
“正是那样。”巴雷同意道，一边笑着讨好她——大概也是要让自己放心。
信上一行行的字写得笔直，就像是在画有格子的纸上写的。没有一处是经过涂涂改改的。
“‘如果所有苏联人民都能有像这样的医院，我们的国家马上就可以变得多么的强大呀！’他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是。‘护士们都美丽大方，大夫们年轻英俊。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说这话是要让我嫉妒。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少谈到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叶可夫是个悲剧人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他们一定也已经把他那恶劣的情绪一并给医好了。‘昨天，我第一次做运动，但我很快就觉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疲累不堪。后来，我躺在阳台上，晒了好一阵子太阳之后，才像天使一样地睡着了。我的心里一无愧疚，惟独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一直在利用你。’以下他所写的都是情话，我想我不用翻了。”
“他是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她笑了：“我告诉你。他能够写信给我，我就觉得很稀罕了。你知道，他上次在信上谈到我们的爱情，是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我想他的病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所以我们理当原谅他。”她把手上的信翻了一页过去，他们的手再次碰到了，但是巴雷感到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的心里暗自惊讶她居然对此一无表示。“现在说到巴雷先生你了。他非常的谨慎，并没有道出你的名字。至少，他虽然病了，但谨慎仍然一如往常。‘请你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假使我能逐渐康复的话，我会在他来访期间尽量抽空去见他。他要带着他的资料，我也会带着我的去。那个星期，我在萨拉托夫有一场演讲。’伊格说那是个军事院校，每逢九月，叶可夫都会在那儿发表一次演讲。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可真是多呀！——‘我会尽快从那儿赶往莫斯科的。如果你能够先我见到他，请你告诉他以下事项。告诉他将所有的问题一次全部带来，因为我已决意于此次会面之后不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的任何问题了。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
巴雷安静地听着歌德进一步的指示。他的指示就像他在列宁格勒所讲的一样有力。就在他凝神倾听的时候，心里那股不相信的疑云已笼罩了过来，在他内心深处汇聚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反胃的毛病又来了。
请他带一页翻译样张来，但我要的是印刷好了的。印刷品更具有启示性，她代表歌德说。
我希望能有斯德哥尔摩的基里安教授的一篇介绍，请他尽快与他联络，她读道。
如果他的情报人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请你务必告诉我。
出版日期。歌德听说秋天的市场最好，但这不就是要让他等上一整年吗？她是为她的爱人而问。
再就是书名。《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如何？请你让我看一下广告草稿，并且请你送一份副本给斯坦福大学的丹格玛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赫尔曼教授。
巴雷很辛苦地将这些都记在笔记上。
“这封信还说些什么？”他问道。
她已把信收到信封里去，“我告诉过你，它里面讲的都是情话。他目前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安然，所以想恢复到完整的关系。”
“和你？”
她顿了一下，眼珠里头在打量他，“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幼稚。”
“成为情侣？”巴雷仍然不放松地问道，“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对吗？”
“过去，他怕的是责任。现在他不怕了。他信上写的就是这个。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就像覆水难收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巴雷仍然不死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
“你相信他的话吗？”
看到他眼中所显现的神情既非嫉妒，亦非敌意，而是对她安全的迫切的关心时，卡佳的怒火很快就冒上来。
“如果他只是生病，有什么必要对你讲那么多的情话？他平常是不会拿人的情感开玩笑的，不是吗？他以他自己能说实话为荣，不是吗？”
他那几乎可以把人看透的眼神仍然不放过她，也不放过那封信。
“他很寂寞，”话语中可以觉察出她是在护着他，“他很想我，所以信里的话有点儿言过其实。这很正常啊！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太——”
她或许是找不着适当的字眼，要不然就是经过考虑，决定不说了，所以，巴雷就干脆替她讲了出来。“嫉妒！”他说。
而且，还说出了他知道她正在等待着的东西。他笑了。一个对朋友公正无私的笑容，笑容中带着善意，也带着诚挚。他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并且盖在腿上。“我看他真的是好极了！”他说，“我真是为他高兴，为他的康复而高兴。”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字字出自肺腑。他的眼光又瞟到停在小树林另一边的红色车子上时，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中每一个真挚的音符。
接着，就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巴雷扮起了一个假父亲的角色。这是他多年浪荡生涯中经常渴望做的一件工作。塞吉要考考他的钓鱼技巧，安娜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游泳衣带来。马特维跑去睡觉了，睡梦中他仍然沉醉在刚才喝的美酒和回忆当中。卡佳穿着短裤站在水中，她从来没有看起来像今天这么美过。不但美丽，而且飘逸。即使当她捡石头筑水坝的时候，她还是巴雷见过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位。
不过，那天下午，没有人比巴雷工作得更卖力，因为，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把水阻挡在河湾里，没有人有像他这么明确的观念。他把裤管卷了上来，站在水流分叉的地方，不停地拿着树枝、搬运石头，直到筋疲力尽。而安娜呢？她跨坐在他的肩头，指挥着工程的进行。他用做生意的方法来取悦塞吉，同时用罗曼蒂克式的辞藻来讨好卡佳。一辆白色的车驶了过来，挡住了那一辆红色的车子。一对夫妇坐在车里面，把车门开了，吃着他们带来的野餐。在巴雷的提议之下，孩子们跑到一个小丘上向他们挥手，但是这对夫妇并没理会他们。
夜幕低垂了。有人将秋天落下的桦树叶收集起来，用火烧了。烟味弥漫在空中。莫斯科又是一片万家灯火的景象。他们登上了车。一对野雁飞过他们头顶，而它们是世上最后的两只野雁。
在回程途中，安娜睡在巴雷的大腿上，而马特维再度唠叨不休，塞吉对《松鼠纳金》的书页皱眉头，好像那是党的宣言一样。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与他通话？”巴雷问道。
“那得事先安排。”她莫测高深地说着。
“是由伊格来安排吗？”
“伊格什么也不安排。他只是个信差而已。”
“新的信差。”他改正她的说法。
“伊格虽是新的信差，但却是我的旧识。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她瞧了他一眼，想知道他的意图何在。“你不能去那家医院，巴雷，那个地方对你不安全。”
“但那儿也不是你度假的地方呀！”他答道。
他想，她明白他的意思。她明白，但不知道她自己明白。她感觉出某种不祥之兆，而且内心多少有点确认了。但是，她多半不愿意承认有什么不对劲。
那个英美共享的状况室，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在维多利亚街见不得人的地下室了。如今，它摇身一变，搬到葛若斯芬诺广场外一座刚建好的摩天大楼楼顶的阁楼里，对外自称是国际调停组织团。办公室外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派驻的彪形大汉把守着，室内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肃穆气氛。一大群衣着整洁的年轻男女穿梭其间，一直不停地在安全电话中和兰利通话、传递文件、在安静无声的键盘上打着字，或注视着墙上那个苏俄司里原先摆放时钟的位置上的一排电视监视器，不耐烦地等待着。
那个平台有两层高。奈德和薛里顿肩并肩地坐在封闭的控制室上面，而他们下方，一群手下各自做着他们自己的分内工作。布拉克和艾玛在一边，鲍勃、庄尼和他们的一伙人则在另一边和中间的走道上，但他们现在正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们的脸上也都有着同样服从而果断的表情，一同看着那排电视荧光屏闪动的画面。当经过自动译码的信号进来时，荧光屏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在报价时那种不停滚动和闪烁的画面。
正当荧光屏突然一片空白，接着又闪动起密码“BLACKJACK”的时候，薛里顿说：“卡车在码头上很安全。”
卡车的本身就是一个渗透的奇迹。
这是我们自己的卡车！在莫斯科！我们！用英语来说，这叫货车，但是为了要尊重美国人的所有权，我们就说它是卡车。在我们取得并部署它的背后，费了很多的工夫和行动。这是一辆卡马士车，颜色暗灰，体积相当庞大，有一排字母“SOVTRANSAVTO”涂写在脏污的车身上。这辆卡车是连同它的司机一同被征募的。征募这辆车的是情报局派驻慕尼黑的庞大工作站。这辆卡车经常从西德运送奢侈品给莫斯科少数几个权贵人士，他们有渠道可将这些货品供应给一个特殊配给站。下至西方的昂贵皮鞋，上至西方轿车的零件，都曾经装在这辆卡车的肚子里运送到莫斯科。就是在这么一次行动中，它被征募了。司机是一位苏联人所称的“长程炮手”。他们蛮可怜的，虽受雇于国家，但常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他们到了西方，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幸，既无医药，也无意外的保险可资救济。即使是在严冬，他们也只能群集在货仓里打着哆嗦，然后草草吃过一顿晚餐之后，就在毫无舒适可言的车厢里轮流睡上一觉。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借在西方国家里碰到的机会，在苏联境内大大地捞上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
现在，就是为了这么一笔极为优厚的报酬，这位特别的“长程炮手”已经同意将他的卡车“借”给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商人”。这位赛伊手下的商人，又把车借给了赛伊。赛伊则在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巧手提式监视和监听系统。这辆卡车办完事后，经由中间人送回到它合法的驾驶人手中以前，这些设备会撤除一空。
这件事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在莫斯科，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动安全室。
奈德首先发现了这个主意设想不周全的地方。因为那些“长程炮手”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工作。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克格勃为了方便控制，把彼此水火不兼容的两个人故意凑成一对，让这两人经常向上级报告对方的行踪。但是就在奈德询问是否可以阅读行动档案的时候，他反而遭到他自己所珍视的安全法规的拒绝。
但是兰利这个最新的指挥总部到底还是说话了，而奈德又再一次尝到对这个组织无法左右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在莫斯科录下的谈话录音，都要掺入任意乱码，然后再以一千倍于平常所听到的录音带速度，以数字脉冲波传送过来。不过，兰利的那些魔术师们保证，当这些脉冲波被接收站接收，自行恢复原来的声音之后，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它在传送的过程中经过这么繁复的手续。
“等待”这个词是用特别高亢的声调讲出来的。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不过，“声音”这个词替代它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听。
奈德和薛里顿戴上了耳机。克莱福和我在他们背后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戴上了耳机。
卡佳若有所思地坐在床上。她看着电话，希望它不要再响了。
在我们都不报自己姓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报出你的姓名？她在心里问他。
你为什么要报出我的名字？
是卡佳吗？你好吗？我是伊格。我只是告诉你我还没有从他那儿收到任何消息。
那么，既然没有事倩，你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老时间，老地点，好吗？没问题。就像以往一样。
在我告诉你我会在约定时间到医院去以后，你为什么一再重复没有必要重复的事情呢？
到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他会知道他能搭哪班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切事项。然后，你就可以不必再忧虑，好不好？你那位出版商如何？他现身的时候是否一切无恙？
“伊格，我不知道你讲的出版商是哪一位。”
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再问更多的时候，她挂断电话了。
我实在是没心肝，她告诉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从平常对你不太讲话的泛泛之交，晋升到自命为老友，对你关怀有加，那也只表示他们对你的一种诚意而已，这其中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的，即使六个月以前叶可夫才说过伊格是无可救药的——“伊格做事的方式，我实在是不屑一顾。”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了伊格，他就对她这么讲，“伊格实在太喜欢问问题了。”
但是，现在伊格扮演着叶可夫最亲近的朋友，并且奋不顾身地为他承担起最危险的工作。他所做的，是无代价的。“如果你有信要交给叶可夫，你只要给我就可以了。我已经建立起一条通往那个疗养院的良好管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那儿一次。”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这么告诉了她。
“疗养院？”她惊讶得大声叫了出来，“那么，他现在人在何处？那个疗养院又在何方？”
此语一出，伊格的表情就像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样，因为他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舒服地辩白说：这是国家机密！属于我们的而且是国家的机密！而我们竟藐视这个国家机密！
我对他不公平，她心中想着。我现在变得疑神疑鬼的。我怀疑伊格，甚至也怀疑巴雷。
巴雷，她又皱眉头了。他没有资格批评叶可夫所表露的爱意。他以为他是什么人，这个纠缠不休又爱冷嘲热讽的西方人？才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认为可以在马特维和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上帝了吗？
我再也不会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严格教养的人了，她严厉地警戒着自己。
我可以爱一个宗教狂，我也可以爱一个异教徒，但我就是不能爱一个英国人。
她把那台小收音机打了开来，转到短波的波段。此时，她已戴上了耳机以免吵到那对双胞眙。但是，当她收听到一些来自各国不同的宣传广播时——这儿是美国之音，这儿是德国之声，这儿是自由之声，以色列之声，还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之声，每一个声音都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超然，这么的让她神往——一阵怒火攻心且夹杂着惶恐淹没了她。我是俄国人！她几乎要回敬他们了。即使现在我活在悲剧的阴影下，我还是会梦想一个世界，一个比你们的世界还好的世界！
但是，这是个什么样的悲剧呢？
电话响了。她抓住了话筒，但却是纳沙扬打来的。他这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打电话来是要和她查对一下明天的计划。
“噢！我想私底下问你一下，你是否真希望明天到‘十月’的摊位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就得起个早。如果你必须要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或是什么的，我可以通知叶里沙夫叶塔·亚别克塞叶夫娜先去代替你。这么做并不麻烦，只是你必须及早告诉我。”
“你太好心了！纳沙场。但是上个星期，我几乎整个星期都在忙着书展的事，所以我自然希望能去参加明早的开幕典礼。马特维会送孩子们去学校的。”
我们之间的对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们对话。到底我们的心里是想谁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说话？如果我对一个英国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像是对我的爱人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对一位亚美尼亚人，又同时是我的同事讲话呢？
他打电话来了，她立刻就知道自己等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他的电话，因为笑容已经在她的脸上了。他不像伊格，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或是她的。
“和我一起私奔吧！”他说。
“今晚？”
“马都上了鞍，三天的食物也都准备好了。”
“但你是否清醒到可以私奔的地步呢？”
“你一定很惊讶，我可是清醒得很呢！”停了一下，“这并不是为了要考验什么，但实在是无事可做。我一定是老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清醒，而且很亲近。
“但是，那个书展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预备弃它于不顾，就像上次有声图书展一样？”
“去他的什么鬼书展。我们如果要私奔，就得趁书展之前，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私奔。一等到书展结束，我们就会累得走不动了。近来如何？”
“噢，我对你实在是火极了。我的家人都被你给惯坏了。现在他们问的，只是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带着烟草和蜡笔来。”
停顿了一下。他开玩笑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这么周到的。
“这就是我惯常做的。我把人惯坏了，然后就在他们落入了魔法之后，我就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感觉了。”
“什么！”她叫道，叫声中含着深深的惊讶，“巴雷！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重复我的一位前妻的智慧之语，只此而已。她说我只有冲动而无感情，而我也不该穿着粗呢大衣在伦敦街上行走。若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会相信她讲的是实话。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没再穿过粗呢大衣。”
“巴雷！那个女的——巴雷，她说的话真是既残忍又不负责任。我不该乱批评她，但她全错了。我很清楚她一定是很生气才会这么说，但她错了。”
“她是错了，是不是？那么，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告诉我。”
她突然大声笑了出来。到了此时，她才了解到她一点儿也没有防备地就掉进他所设的陷阱里去了。
“巴雷，你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了。”
“只因为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有一样。你会感觉到如何保护别人。我们那天都注意到了，并且很感激你！”
“还有呢？”
“还有，你有幽默感，我可以这么说。你很颓废，很自然，因为你是个西方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有幽默感，所以才受人尊敬。”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剩饭剩菜的？”
“你是说你觉得饿了？”
“我要过来吃。”
“现在？”
“现在。”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都已经上床了，而且现在也已经快半夜了。”
“明天呢？”
“巴雷，这太荒谬了吧！我们的书展就要开始了，我们两个人都有十来份的请帖呢！”
“什么时候？”
一阵美好的沉默凝固了时空。
“你可以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来。”
“我可能会提早到。”
之后许久，他们两人都没有讲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变成了同枕共眠的两个人，耳靠着耳。当他挂断的时候，萦绕在她耳旁的不是他的笑话和他的自我嘲讽，而是他似乎无法从声音中除去的诚挚态度——她几乎要说是庄严了。
他正唱着歌。
脑袋里外都在唱歌。他的内心，甚至他的全身，都在唱歌。
现在是书展的前夕。他正在那阴森森的梅日旅馆灰色卧房里唱歌。哼唱着《天佑此房间》，唱歌的姿态是像马哈利亚·杰克逊19那种一看就认得出来的姿态，手舞足蹈地绕着房间打转。他瞥见他的身影映在那个硕大的电视屏幕上，那是这个房间里惟一一件值得夸赞的东西。
清醒。
非常的清醒。
巴雷·布莱尔。
独自一个人。
他什么酒也没喝。在他接受询问任务的安全卡车内，虽然汗如雨下，像一匹赛马一样，但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当他向派迪与赛伊描述今天的情况时，脸上洋溢着甜美、无忧的表情。
即使和维克娄一起到罗西亚酒店出席那场法国出版商的盛会，虽然是满怀自信地去，他还是什么酒都没喝。
就算是陪着亨西格去国际酒店赴那个瑞典出版商的邀宴，他在神采更加焕发之余，虽然为了不让萨巴提尼因为他不喝酒而惊讶过度，因此拿了一杯在手中，但最后他还是一口都没喝，就把它给放在一个花瓶后面。所以，他仍然是什么酒都没喝。
然后，又是和亨西格参加乌克兰的双日出版公司酒会。在那里，他像北极星一样的光芒四射，但还只是抓了一杯矿泉水，外加一片柠檬，让它漂浮在上面，像是金汤尼酒。
因此，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这并非出自什么高尚胸怀，也不是改过向善。
他并没有签下宣誓书，也没有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他不喝酒，完全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东西糟蹋了他心中凝聚的喜悦感，以及那种少有的、对于本身所面对的危险的清楚感受；以及，对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都已经胸有成竹；而且，纵使没有任何事故发生，他也能够坦然面对。因为，如今在他心中的这种万全把握，已经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我已经成了大伙的一员，知道如果船在半夜着火了的话，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或是什么也不去做，他心里想着。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一旦有变，他当视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以及撇下何事——或践踏而过，或任其自生自灭。
他把内心做了一次大扫除。扫除的对象包括那些琐碎的事，也包括了意义重大的课题。巴雷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由最近的反省当中，他体会到那些重大的课题正逐渐压过那些琐碎之事。
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透彻，甚至连自己都深感惊讶。他审视了一遍之后，又再审视了一番，然后转一转身，再哼了两首曲子。他回到刚才所想的地方，清楚地知道他没有忽略过任何细节。
没有忽略他的语调中一显即逝的不定感，也没有忽略那掠过她幽黑的眼窝里怀疑的阴影。
没有忽略歌德以他极为工整的笔迹取代了他往昔那种潦草的写法。
没有忽略歌德那用尽心机对苏俄官僚和伏特加酒的嘲讽。
没有忽略歌德打从心底对自己待她的方式发出了悲哀的忏悔。二十年来，他随兴所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她，包括把她当做自己用完即扔的送信人。
也没有忽略歌德对她的随便许诺，只要她现在还留在这场游戏当中，他将会对她有所报答，而实际上歌德已经对将来不存任何希望。他所迫切追求的，只是现在，正如他说过的：“只有现在！”
但是，从这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理论的理论中，巴雷的心思一下子就毫不费力地转到了他知觉的深处：就歌德的观念及他所成就的事来说，歌德是对的。并且，在他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歌德是站在一个腐败、一个让他生不逢时的方程式这一边；而巴雷呢？却身不由己地站在这个方程式的另一边。
如果巴雷有权利做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歌德的路来走，也不愿选择奈德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此刻他已选择做一个在两种极端都迫切需要他的中间地带公民。
从皮里德尔基诺遇到歌德开始，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印证这一点。旧有的主义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啜泣中结束。那种高调已遁逃至那些老狐狸的地下密室里，而那些人在曲终人散后仍兀自舞蹈着。
至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巴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在于哪一个英国才是他所要服务的。他对这个至高无上帝国最后的梦想已经幻灭。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已经让他望而生厌。他宁可被它践踏，也不愿与它一起迈步向前。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更美好的英国，是存在他内心中的那一个。
他躺在床上，等着恐惧来擒服他，但是它没有来。反倒是，他发现自己在下着一种斗智的棋。这是因为下棋是一种和几率有关系的游戏，而现在的他，似乎最好在安静中盘算自己所拥有的几率，而不是在屋顶行将坍塌之际才去尝试与分类整理有多少几率。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大决战的话，就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该抢救的可就多了。
所以，巴雷就开始思考了。也因为要思考，巴雷就开始以冷静的心来做准备。奈德如果至今还在操控着全局，也会要他这么做的。
他一直思考到了清晨，才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他又继续思考。就在他高高兴兴地步行下去吃早餐想找些展览的乐趣时，他已经满脑子在想些傻子们所形容为“无法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