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十一
凡是鼻子灵的人都有体验，上校家经常烧好吃的，尽管他家厨房深在院子里，看不见窗洞，但浓郁的香气会飞的，从锅铁里钻出，从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香气驱散了空气里的污秽，像给空气撒了一层金，像闪闪金光点亮了人眼睛一样，拉长了人的鼻子。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老保长在经过上校家门口时，抚着鼻头，冲着他家屋墙说了一句：
“又在焖蹄髈，他妈的，这味道比女人的胸脯肉还香啊。”
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觉，却莫名其妙醒来，月光下一眼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根粗壮的蹄髈骨，它散发出的香气火焰似的，比月光要亮。这是父亲给我带回来的，骨头上还挂着两坨肉，我吃了一坨舍不得吃第二坨，不吃又念念不忘，搞得我一夜做噩梦，为保护这坨肉的安全费尽心机。这是我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根蹄髈骨，这个多梦的夜晚成了我最难忘的一个记忆，像那两坨肉已长在我身上，消不掉。
老保长讲，上校每个月都要吃一只蹄髈，每次蹄髈上都插着两副筷子。你总以为另一副筷子是他老母亲的。不对，老太婆是活观音，吃素的，那副筷子是我父亲的。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像被油肉香气吸走似的，回家时也是满嘴油水香气，有时是一身酒气。我是小孩子，跟大人去东家蹭个饭，揩个油，是再通常不过的。所以，好多次，父亲都想带我去揩油，却回回遭到爷爷阻拦又骂：
“他少吃一块肉不会死，要死你去死吧，别捎上他。”
蹄髈虽好吃，但鬼屋不好惹。爷爷再三叮嘱我，那是个鬼屋，去不得。以前，对鬼屋的害怕锁死了蹄髈肉对我的诱惑，但自上校的英雄形象映在我心里后，诱惑像雪地里的青草一样冒出来。一天晚上，我豁出去，顶着回来被爷爷臭骂罚跪的风险，偷偷跟父亲去了上校家揩油。想不到，爷爷知情后非但没有骂我，反而为我没吃到蹄髈感到可惜。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像爷爷变成了父亲。
爷爷讲：“百草不如一木，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后来多次去揩油的经历中，吃蹄髈的机会其实不多，多数时候是一碗红烧肉或干菜蒸肉。至于爷爷讲的什么鬼屋，完全是瞎话，鬼扯！爷爷，你没去过不知道，你无法想象上校家有多洁净：水泥磨过的地面比我家每天擦三次的饭桌还要光亮，夏天，我赤脚踩上去要打滑；猫从外面回来，走到哪里老太婆的抹布擦到哪里；吐痰，要吐到痰盂里；抽烟，烟灰要弹到烟缸里。这样子，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连蚂蚁蚊虫都待不住，待下去就要饿死，更别提鬼。只有冒失鬼才会来这儿，而且来了也是找死，因为有观音菩萨镇着。
爷爷告诉过我，上校生来就是个怪胎，胎位不正，又是头胎，他妈鬼哭狼嚎了两天，血流了一脚桶都没把他生出来，最后靠观德寺的和尚送的半枝人参，给她补足一口气才把他生下来。事后她去庙里谢和尚，和尚讲是观世音显灵救他们母子的，一句话叫她一辈子迷信观音菩萨。她把观音像请到家，供在堂前，天天烧香敬拜，求菩萨再显灵，给她添丁。菩萨不灵，求不到，她去庙里跟和尚哭，和尚对她讲，人要知足，不要占了前山还要后山，她是信的。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她又去寺里找和尚哭，和尚告诉她，要没有菩萨保佑，死的是她儿子，老子是替儿子死的，不幸中有大幸，她也是信的。再后来，听说儿子丢了宝贝疙瘩——那时老保长恨死她儿子，大肆散布谣言，村里连只狗都刮到风声——她又去对和尚哭，和尚劝她，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又是信的。总之，和尚讲什么她都信，从头信到脚，信到死。
爷爷讲：“这老娘们，和尚送她一口气，她还给菩萨一生世，实诚得不像人，像菩萨下凡，所以叫活观音。”
活观音天天诚诚实实地给观音菩萨烧香，从家里堂前烧到后山观德寺，后来又路远迢迢烧到普陀山的寺庙，求远方的菩萨——远方菩萨会念经——把她儿子也收去，让母子同心同德，有福同享。
爷爷讲：“照理，他断了根子，肉身清净，是最合适当菩萨信徒的。”
但上校戒不了烟酒肉和刀（手术刀），菩萨一直不收，不要他，害得老太婆天天在菩萨面前苦苦讨饶。这个我有体会，每次我跟父亲去揩油，老太婆总是不停往我碗里夹肉，目的大概是要上校尽量少吃吧：他少吃一块肉她少受一份罪。为了让老太婆少受罪，只要她在家上校一律不吃酒，烟也是尽量少吃的。我倒是盼望上校吃酒，因为吃了酒他会讲故事。我后来觉得听他讲故事才是真正的“揩油”，比吃肉还过瘾。只是，这样的时节像蹄髈一样，并不多见。
十二
必须是老太婆去普陀山的时候，也必须是上校吃足酒、人高兴的时候，他的故事才会一个劲地从嘴里噼噼啪啪出来，像酒气一样关不住。那时候他必是满脸通红，两只眼珠像电珠一样亮，手里夹着香烟，脚下盘着两只猫。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和酒气，猫被呛得喵喵叫，他也不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管，只管抽烟、喝茶、打饱嗝、讲故事。
我最欢喜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海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民国哪一年，我在哪里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流口水。我给他和父亲轮流倒茶，有时也点烟，像他们的勤务兵。
我听上校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北皖南一带，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当时他刚当军医不久，部队驻扎在安徽马鞍山西北向的大山深坞里。一天夜里他被紧急拉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几个小时，不知到哪里，在一个破庙里，抢救一个从南京运来的女伤员。伤员是戴笠手下，军统干将，貌美如花，却是冷面杀手，潜伏在南京城里，专干肃除汉奸的特务工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这不，受伤了，大腿、肩膀、小腹，三处中弹。算她命大，都不是致命伤，只是腹部子弹钻得深，必须破肚开肠。结果谁也想不到，取子弹的同时顺带取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因为营养不良，只有一个拳头大，像只小猫。人小命大，他活了，一年多后他在上海又见到他，已经会满地跑。
上校哈哈笑：“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竟是怀有身孕。我搂草打到兔子，当了一回接生婆，你们讲稀不稀奇？这是我当军医后遇到的第一件稀奇事。当然以后就多了，但再多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多。”
当军医前上校都在前线打仗，开始打红军，后来打鬼子。有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攻打武汉时他是连长，负责师部转移撤退，死守一条盘山公路。前来攻打的鬼子有两辆坦克，七八十人，十几门迫击炮，攻势凌厉。头一仗下来，全连一百八十多人死掉一半；又一仗，又死一半；再一仗，又死一半，人像稻子一样被一片片割倒。最后一仗，鬼子从阵地侧面破开一条新路往上攻，此时鬼子尚有一辆坦克，坦克后面，人头乌压压一片，而他只剩下十九个伤兵哀兵，且弹尽粮绝，摆明只有死路一条。眼看鬼子冲到阵地前沿，他们准备跟鬼子肉搏一场，死个光荣。想不到突然间鬼子抱头鼠窜，乱作一片，哇哇叫，乱放枪，撒腿跑，作鸟兽散，像中了邪。
原来鬼子坦克开进一片原始荆棘林，毁了几十万只马蜂的老巢，那些马蜂都成了精，个头有蝗虫的大，数量也有蝗虫的多，散在空中，遮天蔽日，嗡嗡声连成一片，像沉闷的雷声在山坡上翻滚，卷起一阵风，吹得尘土飞扬。那些马蜂如有灵性，知道是鬼子作了恶，要报仇，纷纷朝他们身上扑，肉里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鬼子虽有钢炮坦克，但在无数不要命的马蜂的疯狂围攻追击下，逃无可逃之路，躲无可躲之处，一个个在地上翻转打滚，痛哭嚎叫，最后无一幸存，尸陈遍野，尸体一个个又红又肿，像煺了毛吹了气的死猪。
这一仗下来，他直提营长，配了手枪、手表，同时他父亲离死期也不远了。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爷爷讲：“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
这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致后来我上山看见马蜂就逃。
另一个故事则让我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那个高楼啊，那个电车啊，那个轮船啊，那个霓虹灯啊，那个花园公园啊，那个十里洋场啊，那个花花世界啊，像在天上，像从头到脚都镀了金，连脚指头也不省略。
十三
在这个故事里，上校到了上海，做了那个女特务的部下。女特务急救之后搭上校乘的吉普车去医院养伤，其间她看上校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生相也好，动员他加入军统。上校不情愿，他不想再杀人，只想救人。但后来一张军令下来，不愿也得愿，军令如山倒。从此他辗转到上海，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那女特务是他上司，为他单立一组，配他两把手枪、一部发报机、一箱金条、五个下级。五人各有专长，有的会偷，有的敢杀，有的会配炸药，有的会讲鬼子的鸟语。其中有个女的，专管发报机，是四川人，身材高挑，长方脸，高鼻梁，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上街时常遇到不三不四的小赤佬吹口哨。但她很少白天上街，夜里才露面：这是她的工作，不奇怪。怪的是，她从不开口，讲话只靠打手势、写字——原来是个哑巴！她字写得快又见劲道，藏不住手头的力气。她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掰手腕，你大男人双手掰不过她一只左手。她右手可以劈断砖，左手可以把你拎起，悬空，像拎小鸡，分明是练过武的，有内功。她自己也承认，曾在峨眉山上当过六年尼姑，武功是山上练的。
吃着烟，喝着茶，打着饱嗝，喷着熏人的酒气，有时吊着故事主角的家乡口音，连声带色，自问自答，是上校讲故事的特点，成套路了。这不，他又开始老一套，拖着四川话的腔调，抛出一堆问号：
“四川人开口离不开‘咋子’和‘要得’，咋子标致的人咋子要当尼姑？标致的人当婊子才要得是吧？当婊子也比当尼姑要得是吧？再讲，哑巴咋子识得了字？她识得字指明她不是天生的哑巴是吧？那她又是咋子成哑巴的呢？是病还是灾？是祸还是殃？到底是咋子了呢？”
确实，这个“咋子标致”的女人浑身涂满了“咋子”的问号。
吃口水，抽口烟，上校恢复口音，接着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久了出头的椽子总要烂。有一次出现紧急情况，我半夜三更去她租住的屋寻她。她管发报机，住处必须隐蔽，但顶级的隐蔽不是躲起来，钻旮旯，藏在清风雅静无人去的地方，而是混在人堆里，所谓大隐隐于市嘛。所以，她住在一条集市弄里，家家门门都是店面，卖油盐酱醋、日用杂货，白日夜里人来车往，闹闹热热。她扮着开布店，里屋作仓库，堆满布，平时发报机用布匹包着，混在布堆里，像树叶混在树叶里，一般查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专心找寻。她人住在阁楼上，屋顶有个老虎窗，万一出事可以钻窗逃跑。”
半夜三更，最闹热的市弄也见不到人影，静得深厚。上校朝她店里走去，一路只听见自个儿沓沓的脚步声和咚咚的心跳声。店在弄堂尽头，档头上。这也是讲究，不能夹中间，要靠边，闹中取静，有退路。终于，上校走到她店门前，正举手要敲门，听见屋里传出幽幽的呻吟声。门是那种木排门，不大隔音，上校立在门外，听得清爽，那声音像哭又不像，像小猫在撒娇、发嗲。
事情很紧急，他没有多想——不，也是想了一下的。
上校讲：“我想她可能在做梦，梦见伤心事了，所以不顾忌，敲开门。进屋看，总觉得她有些异常，神色慌张，好像已知道我要报的急事。我纳闷，正要问她，阁楼上突然发出一阵窸窣声，像有人。发报屋怎么能有外人？这是破纪律的。我问怎么回事，不等她回答，楼上冒出一个满头金发的洋佬，拖着长裙子，板着一张吃足亏头的凶脸，迎着我们放肆地走下楼梯，经过她面前时狠狠抽她一记耳光，扬长而去。我一时没明白究竟，后来明白了，那洋佬把我当作她的相好，吃醋了。这么半夜三更寻上门来的，不是相好就是鬼了。”说着哈哈大笑，哈出满嘴酒气。
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为什么要割舌头？女人吃这一口离不开舌头，割舌头就是要灭她这一口，断她根子。但她断不了，贼心不死，寻来上海这花花世界。这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也让她寻着要的鸟了。”
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
十四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民国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的五个手下的一个，那个会讲鸟语的家伙，被汪精卫的特务重金收买，把他一组人都卖个光。特务全城捕杀他们，死两个，逃两个，抓一个。抓的就是他，被敌人从电车上抓走，后来关押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里劳改，四五百人，天天挖煤。一次山体塌方，把一百多人堵在坑道里，大家拼命救，几百人昼夜不停挖塌方。但塌方面积太大，十多天都挖不通，就泄了气，放弃营救——因为救出来也是死人，不划算。
上校讲：“只有一个人不放弃，一个江苏常熟人，四十多岁，入狱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搬运工，壮实得像一头牛。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二十一岁，跟他在码头上做工，小儿子十七岁，做母亲的帮工，在乡镇上盘了一爿杂货店，卖油盐酱醋。常熟就是沙家浜的地方，是新四军经常出没的地盘。新四军也要吃饭，常来店里买东西，一来二往，把小儿子发展了，当了交通员，经常往上海跑，传情报，采购药品、枪械、弹药什么的。后来老小把老大也发展了，兄弟俩你来我往，成了新四军一条活络的交通线。”
那时在上海看电影是时髦，一次老大带老小去看电影，散场时老大不小心踏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女人回头骂他，老大不吱声，认了骂。老小却不服气，顶了女人的嘴，立刻有人冲上来扇他一耳光。他骂饭都吃不下，哪咽得下耳光？十七岁的人毕竟毛，做事没深浅，容易冲动，跟人家打起来。哪知道对家是个警察，吃凶饭的，拔出枪来耍威风，要兄弟俩下跪讨饶。老大知道事情不妙，准备认怂，讨个安耽。老小不干，趁现场混乱，扑上去要夺对手的枪；一下枪响了，虽然没伤到人，却引来一群警察，把兄弟俩抓去警局教训。这下情况更糟糕，因为老小身上带着一份采购清单。警察有嗅觉的，一看清单，怀疑两人身份险恶，开始对他们严刑拷打审问。后来又上门搜查，搜到一把手枪和一些子弹，害得把父亲也牵连进去。父子三人就这样落难，最后被关进战俘营挖煤。那次塌方，父亲和上校是一个班的，躲过一劫，但兄弟俩都在里面。
“这简直要了当爹的命！”上校讲，“从发生塌方后，十来天他就没出过坑道，人家换班他不换，累了就睡在坑道里，饿了就啃个馒头，谁歇个手他就跟人下跪，求人别歇。他总是一边挖着一边讲着同一句话——你们把我儿子救出来后我就做你们的孙子，你们要我做什么都是我的命。讲过千遍万遍，喉咙哑了还在讲。只要是人，长心眼的，听了看了他这可怜的样子，都情愿替他卖力卖命。”
可塌方是个无底洞，几百人轮流挖了十多天，都卖了命的，就是买不来里面人的命。眼看过了救命时间，狱头放弃营救，要大家去上班，只有他不放弃，白天被押去上班，夜里一个人去挖塌方。大家劝他算了，救出来也是死人，别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他呜呜叫，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喉咙已经着地哑掉，发不出声。但看他的空床铺，你知道他谁的话都没听进去，他的被窝成了老鼠窝。他本是搬运工，一个壮汉子，胸脯厚实得子弹打不穿，却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像日子是一把刀，在一刻不停削他、刮他、放他血水，血肉一层层剥下来，干下去，枯得像个鬼。
一天夜里有人打架受伤，上校去给人包扎，老远看见一个人在腊月的寒冷里踉跄着往坑道晃去。天已经黑透，只能看清一团黑影子，看不清模样，但上校知道他是谁——可怜的父亲！这些天他曾多次这样见过他，在黑夜的寒风里独孤孤一人往黑洞里奔走，但现在不是在走，而是在跌跌撞撞，一步三晃，几步一跤，像吃醉酒，糊涂得手脚不分，连走带爬的。夜里睡觉时，上校眼前老是浮现这身影，心里很难过，想他可能是腿脚有伤。他带上药水和几个冷馒头去看他，也想劝他回来歇一夜。去了发现，他已死在坑道里，半道上，离塌方还有一个几十米的弯道。他已经爬了几十米，几十米的坑道都是他爬的手印子、吐的饭菜，最后死的样子也是趴着的，保留着往前爬的姿势。
上校讲：“我想他一定是想跟两个儿子死得近一些，就想把他抱到塌方段去葬。他本是那么壮实，大冬天，穿着棉袄棉裤，看上去还是很大块头，像你（父亲）。我以为要花好大力气才抱得起他，可一抱发现轻得像个孩子，像你（我）。我知道他已经很瘦，可想不到会瘦成这样子，完全只剩下一把骨头，骨头好像也枯了，朽了，轻飘飘的。我本来是鼓足力气抱他的，反而被这个轻压垮了，哭了。我前半辈子都在跟死人打交道，战场上手术台上死人见得多，从没哪个人的死让我这么伤心。我一路抱着他都在哭，葬他时也在哭，哭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想起来都难过。”
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听他讲过很多故事，有的吓人，有的稀奇，有的古怪，这个是让人难过的，讲得他眼泪汪汪的。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我经常听得不眨眼，一两个钟头像火烧似的烧掉了。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姘头；有没有跟他们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的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
有一回，他骂我：“你这个屁蛋子，从哪儿听来的这些屁事。”
另一回，他训我：“以后不准问这些事，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其实我最最想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当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能问的，问了保准要吃耳光。这道理不沉在海底，是浮在水面上的，小瞎子就是教训，活鲜鲜的。
十五
你知道，我关心的那些事大多是爷爷告诉我的；你也知道，现在我已经听上校讲过许多故事。我听了故事都会转手讲给爷爷听，这样爷爷就更有兴致来讲上校的事。好几次，都是听了我讲的故事后，爷爷像受到启发，冒出一个新故事。比如关于上校当军医的故事就是这样，是那天我给他讲完那个女特务怀孕的故事后，爷爷告诉我的。
爷爷多次讲过，上校打小机灵活络，长大后更是聪明绝顶，学什么都心灵手巧，比人快一手。有些手艺他像天生长在身上的，不学自会，无师自通。他当军医就是这样，既不是通过学校栽培，也不是经过师父传帮带，只是因为“那家伙”受了伤，在医院里养伤几个月，老是看医生救治伤员，日积月累，看会的。
战争年代，伤员多数是枪伤、刀伤，头破、肚皮烂、断脚、缺胳膊；军医多数是外科医生，擅长开刀、缝针、取子弹、接骨头、包肚皮这些血淋淋的手术。平时不打仗，医院清风雅静，清闲得很，前线一开战，伤病员一车车运来，军医累死都忙不过来。有些伤员伤势太重，生死难料，军医懒得管，怕忙碌一阵白忙乎，耽误时间。他们被丢在走道上，困在担架上，呼天求地，鬼哭狼嚎，有的受不了痛撞墙寻了死。医生见怪不怪，心肠铁硬，把他们当死人看，从他们面前匆匆过往，连给个口头安慰的工夫和心情都没有。他养伤了几个月，见的多了，胆子也大了，偷偷把那些被军医丢在走廊上的垂死伤员当活人救，练技术。反正救不了也没人追究，救活了是天上丢馅饼。就这样，他拿起手术刀，私设手术台，偷偷当起军医。几回下来居然救活几人，一下在医院出名，医院就留他当了正式军医。
正式了，救的人更多，时间长了，多得排成队，看不到头。这些人从不同战场上下来，有的从抗日前线，有的是国共内斗，有的是警匪交战，有的是黑社会火并。子弹是不长眼的，刀子是认人的，而人总是做不到刀枪不入。所以，这些人形形色色，三六九等，有小兵，有将军，有平头百姓，有达官贵人，有土豪富绅。小兵得救了对他下跪磕头，高官富商出手阔绰，有的给他加官封号，有的送他金银珠宝。有一年他回乡探亲，带回来一箱子金条、金元宝、金手镯，把他母亲吓得魂飞灵散，坚决不要，一定要他带走。
我当然要问爷爷：“这是为什么？金子是最值钱的东西。”
爷爷总能回答，但有时会讲得缭来绕去，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这回就是。“因为值钱才不要。”爷爷讲，“值钱的东西像好看的女人，是祸水呢，杀人越货，谋财害命，要的就是这些玩意。家里有一箱金子，一群恶鬼坏蛋盯着、念着，哪个人睡得着？何况她一个寡妇。”
这样，上校只好把箱子原封不动拎回去，束之高阁，当废品待。他只有老，没有小，老的不要，老婆没有，子孙断绝，派不出这些东西的用场，最后索性贱用，请金匠打了一副手术器具：剪子、镊子、切刀、尖刀、挑刀、长针、短刺等，一应俱全，亮出来，排满一张桌面。金器在打制中掺了合金，又抛了光，显得更加细腻锃亮，鬼祟的金光追着人眼睛钻，刺得人睁不开眼。他本是名望在外，配上这套稀奇，名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飞上天，那些生死关上的伤员病夫从四面八方奔他来，出院一批冒出一批，韭菜一样，一茬茬冒出来。这些人四处宣讲他的功德、他的医术、他的了不得：金子打制的手术器具，起死回生的本事，视金钱如粪土的道德，等等美名把他造成一个神，神乎其神。那时没人叫他上校，因为部队里上校很多，不能代表他。那时人都尊称他为“金一刀”，是金子的意思，也是天下无敌的意思。别人的刀杀人，他的刀救人；别人的刀是银色的，他的刀是金色的。那时的他，即便是太监，也跟皇帝身边的太监一样值钱，受人礼拜。
爷爷讲：“事各有理，人各有命，那些躺在棺材里的死人一定都后悔没遇到他，否则死的可能就是别人。”
十一
凡是鼻子灵的人都有体验，上校家经常烧好吃的，尽管他家厨房深在院子里，看不见窗洞，但浓郁的香气会飞的，从锅铁里钻出，从窗洞里飘出，随风飘散，像春天的燕子在逼仄的弄堂里上下翻飞。香气驱散了空气里的污秽，像给空气撒了一层金，像闪闪金光点亮了人眼睛一样，拉长了人的鼻子。有一次我亲眼看见老保长在经过上校家门口时，抚着鼻头，冲着他家屋墙说了一句：
“又在焖蹄髈，他妈的，这味道比女人的胸脯肉还香啊。”
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觉，却莫名其妙醒来，月光下一眼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根粗壮的蹄髈骨，它散发出的香气火焰似的，比月光要亮。这是父亲给我带回来的，骨头上还挂着两坨肉，我吃了一坨舍不得吃第二坨，不吃又念念不忘，搞得我一夜做噩梦，为保护这坨肉的安全费尽心机。这是我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根蹄髈骨，这个多梦的夜晚成了我最难忘的一个记忆，像那两坨肉已长在我身上，消不掉。
老保长讲，上校每个月都要吃一只蹄髈，每次蹄髈上都插着两副筷子。你总以为另一副筷子是他老母亲的。不对，老太婆是活观音，吃素的，那副筷子是我父亲的。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父亲像被油肉香气吸走似的，回家时也是满嘴油水香气，有时是一身酒气。我是小孩子，跟大人去东家蹭个饭，揩个油，是再通常不过的。所以，好多次，父亲都想带我去揩油，却回回遭到爷爷阻拦又骂：
“他少吃一块肉不会死，要死你去死吧，别捎上他。”
蹄髈虽好吃，但鬼屋不好惹。爷爷再三叮嘱我，那是个鬼屋，去不得。以前，对鬼屋的害怕锁死了蹄髈肉对我的诱惑，但自上校的英雄形象映在我心里后，诱惑像雪地里的青草一样冒出来。一天晚上，我豁出去，顶着回来被爷爷臭骂罚跪的风险，偷偷跟父亲去了上校家揩油。想不到，爷爷知情后非但没有骂我，反而为我没吃到蹄髈感到可惜。这个变化是惊人的，像爷爷变成了父亲。
爷爷讲：“百草不如一木，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后来多次去揩油的经历中，吃蹄髈的机会其实不多，多数时候是一碗红烧肉或干菜蒸肉。至于爷爷讲的什么鬼屋，完全是瞎话，鬼扯！爷爷，你没去过不知道，你无法想象上校家有多洁净：水泥磨过的地面比我家每天擦三次的饭桌还要光亮，夏天，我赤脚踩上去要打滑；猫从外面回来，走到哪里老太婆的抹布擦到哪里；吐痰，要吐到痰盂里；抽烟，烟灰要弹到烟缸里。这样子，洁净得纤尘不染的，连蚂蚁蚊虫都待不住，待下去就要饿死，更别提鬼。只有冒失鬼才会来这儿，而且来了也是找死，因为有观音菩萨镇着。
爷爷告诉过我，上校生来就是个怪胎，胎位不正，又是头胎，他妈鬼哭狼嚎了两天，血流了一脚桶都没把他生出来，最后靠观德寺的和尚送的半枝人参，给她补足一口气才把他生下来。事后她去庙里谢和尚，和尚讲是观世音显灵救他们母子的，一句话叫她一辈子迷信观音菩萨。她把观音像请到家，供在堂前，天天烧香敬拜，求菩萨再显灵，给她添丁。菩萨不灵，求不到，她去庙里跟和尚哭，和尚对她讲，人要知足，不要占了前山还要后山，她是信的。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她又去寺里找和尚哭，和尚告诉她，要没有菩萨保佑，死的是她儿子，老子是替儿子死的，不幸中有大幸，她也是信的。再后来，听说儿子丢了宝贝疙瘩——那时老保长恨死她儿子，大肆散布谣言，村里连只狗都刮到风声——她又去对和尚哭，和尚劝她，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又是信的。总之，和尚讲什么她都信，从头信到脚，信到死。
爷爷讲：“这老娘们，和尚送她一口气，她还给菩萨一生世，实诚得不像人，像菩萨下凡，所以叫活观音。”
活观音天天诚诚实实地给观音菩萨烧香，从家里堂前烧到后山观德寺，后来又路远迢迢烧到普陀山的寺庙，求远方的菩萨——远方菩萨会念经——把她儿子也收去，让母子同心同德，有福同享。
爷爷讲：“照理，他断了根子，肉身清净，是最合适当菩萨信徒的。”
但上校戒不了烟酒肉和刀（手术刀），菩萨一直不收，不要他，害得老太婆天天在菩萨面前苦苦讨饶。这个我有体会，每次我跟父亲去揩油，老太婆总是不停往我碗里夹肉，目的大概是要上校尽量少吃吧：他少吃一块肉她少受一份罪。为了让老太婆少受罪，只要她在家上校一律不吃酒，烟也是尽量少吃的。我倒是盼望上校吃酒，因为吃了酒他会讲故事。我后来觉得听他讲故事才是真正的“揩油”，比吃肉还过瘾。只是，这样的时节像蹄髈一样，并不多见。
十二
必须是老太婆去普陀山的时候，也必须是上校吃足酒、人高兴的时候，他的故事才会一个劲地从嘴里噼噼啪啪出来，像酒气一样关不住。那时候他必是满脸通红，两只眼珠像电珠一样亮，手里夹着香烟，脚下盘着两只猫。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和酒气，猫被呛得喵喵叫，他也不管。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管，只管抽烟、喝茶、打饱嗝、讲故事。
我最欢喜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海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民国哪一年，我在哪里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流口水。我给他和父亲轮流倒茶，有时也点烟，像他们的勤务兵。
我听上校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北皖南一带，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当时他刚当军医不久，部队驻扎在安徽马鞍山西北向的大山深坞里。一天夜里他被紧急拉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几个小时，不知到哪里，在一个破庙里，抢救一个从南京运来的女伤员。伤员是戴笠手下，军统干将，貌美如花，却是冷面杀手，潜伏在南京城里，专干肃除汉奸的特务工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这不，受伤了，大腿、肩膀、小腹，三处中弹。算她命大，都不是致命伤，只是腹部子弹钻得深，必须破肚开肠。结果谁也想不到，取子弹的同时顺带取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因为营养不良，只有一个拳头大，像只小猫。人小命大，他活了，一年多后他在上海又见到他，已经会满地跑。
上校哈哈笑：“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竟是怀有身孕。我搂草打到兔子，当了一回接生婆，你们讲稀不稀奇？这是我当军医后遇到的第一件稀奇事。当然以后就多了，但再多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多。”
当军医前上校都在前线打仗，开始打红军，后来打鬼子。有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攻打武汉时他是连长，负责师部转移撤退，死守一条盘山公路。前来攻打的鬼子有两辆坦克，七八十人，十几门迫击炮，攻势凌厉。头一仗下来，全连一百八十多人死掉一半；又一仗，又死一半；再一仗，又死一半，人像稻子一样被一片片割倒。最后一仗，鬼子从阵地侧面破开一条新路往上攻，此时鬼子尚有一辆坦克，坦克后面，人头乌压压一片，而他只剩下十九个伤兵哀兵，且弹尽粮绝，摆明只有死路一条。眼看鬼子冲到阵地前沿，他们准备跟鬼子肉搏一场，死个光荣。想不到突然间鬼子抱头鼠窜，乱作一片，哇哇叫，乱放枪，撒腿跑，作鸟兽散，像中了邪。
原来鬼子坦克开进一片原始荆棘林，毁了几十万只马蜂的老巢，那些马蜂都成了精，个头有蝗虫的大，数量也有蝗虫的多，散在空中，遮天蔽日，嗡嗡声连成一片，像沉闷的雷声在山坡上翻滚，卷起一阵风，吹得尘土飞扬。那些马蜂如有灵性，知道是鬼子作了恶，要报仇，纷纷朝他们身上扑，肉里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鬼子虽有钢炮坦克，但在无数不要命的马蜂的疯狂围攻追击下，逃无可逃之路，躲无可躲之处，一个个在地上翻转打滚，痛哭嚎叫，最后无一幸存，尸陈遍野，尸体一个个又红又肿，像煺了毛吹了气的死猪。
这一仗下来，他直提营长，配了手枪、手表，同时他父亲离死期也不远了。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爷爷讲：“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
这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致后来我上山看见马蜂就逃。
另一个故事则让我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那个高楼啊，那个电车啊，那个轮船啊，那个霓虹灯啊，那个花园公园啊，那个十里洋场啊，那个花花世界啊，像在天上，像从头到脚都镀了金，连脚指头也不省略。
十三
在这个故事里，上校到了上海，做了那个女特务的部下。女特务急救之后搭上校乘的吉普车去医院养伤，其间她看上校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生相也好，动员他加入军统。上校不情愿，他不想再杀人，只想救人。但后来一张军令下来，不愿也得愿，军令如山倒。从此他辗转到上海，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那女特务是他上司，为他单立一组，配他两把手枪、一部发报机、一箱金条、五个下级。五人各有专长，有的会偷，有的敢杀，有的会配炸药，有的会讲鬼子的鸟语。其中有个女的，专管发报机，是四川人，身材高挑，长方脸，高鼻梁，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上街时常遇到不三不四的小赤佬吹口哨。但她很少白天上街，夜里才露面：这是她的工作，不奇怪。怪的是，她从不开口，讲话只靠打手势、写字——原来是个哑巴！她字写得快又见劲道，藏不住手头的力气。她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掰手腕，你大男人双手掰不过她一只左手。她右手可以劈断砖，左手可以把你拎起，悬空，像拎小鸡，分明是练过武的，有内功。她自己也承认，曾在峨眉山上当过六年尼姑，武功是山上练的。
吃着烟，喝着茶，打着饱嗝，喷着熏人的酒气，有时吊着故事主角的家乡口音，连声带色，自问自答，是上校讲故事的特点，成套路了。这不，他又开始老一套，拖着四川话的腔调，抛出一堆问号：
“四川人开口离不开‘咋子’和‘要得’，咋子标致的人咋子要当尼姑？标致的人当婊子才要得是吧？当婊子也比当尼姑要得是吧？再讲，哑巴咋子识得了字？她识得字指明她不是天生的哑巴是吧？那她又是咋子成哑巴的呢？是病还是灾？是祸还是殃？到底是咋子了呢？”
确实，这个“咋子标致”的女人浑身涂满了“咋子”的问号。
吃口水，抽口烟，上校恢复口音，接着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久了出头的椽子总要烂。有一次出现紧急情况，我半夜三更去她租住的屋寻她。她管发报机，住处必须隐蔽，但顶级的隐蔽不是躲起来，钻旮旯，藏在清风雅静无人去的地方，而是混在人堆里，所谓大隐隐于市嘛。所以，她住在一条集市弄里，家家门门都是店面，卖油盐酱醋、日用杂货，白日夜里人来车往，闹闹热热。她扮着开布店，里屋作仓库，堆满布，平时发报机用布匹包着，混在布堆里，像树叶混在树叶里，一般查是查不出来的，除非专心找寻。她人住在阁楼上，屋顶有个老虎窗，万一出事可以钻窗逃跑。”
半夜三更，最闹热的市弄也见不到人影，静得深厚。上校朝她店里走去，一路只听见自个儿沓沓的脚步声和咚咚的心跳声。店在弄堂尽头，档头上。这也是讲究，不能夹中间，要靠边，闹中取静，有退路。终于，上校走到她店门前，正举手要敲门，听见屋里传出幽幽的呻吟声。门是那种木排门，不大隔音，上校立在门外，听得清爽，那声音像哭又不像，像小猫在撒娇、发嗲。
事情很紧急，他没有多想——不，也是想了一下的。
上校讲：“我想她可能在做梦，梦见伤心事了，所以不顾忌，敲开门。进屋看，总觉得她有些异常，神色慌张，好像已知道我要报的急事。我纳闷，正要问她，阁楼上突然发出一阵窸窣声，像有人。发报屋怎么能有外人？这是破纪律的。我问怎么回事，不等她回答，楼上冒出一个满头金发的洋佬，拖着长裙子，板着一张吃足亏头的凶脸，迎着我们放肆地走下楼梯，经过她面前时狠狠抽她一记耳光，扬长而去。我一时没明白究竟，后来明白了，那洋佬把我当作她的相好，吃醋了。这么半夜三更寻上门来的，不是相好就是鬼了。”说着哈哈大笑，哈出满嘴酒气。
这故事我听得半懂不懂的，尤其是后面，他越讲越奇怪：“我就这么意外地撞见了她底细，然后回头想她的过去，我大致推算得出来，她该是天生好这一口的，她去做尼姑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兴许是端错碗了，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人割了舌头。为什么要割舌头？女人吃这一口离不开舌头，割舌头就是要灭她这一口，断她根子。但她断不了，贼心不死，寻来上海这花花世界。这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也让她寻着要的鸟了。”
我听不懂，讲给表哥听，他也懂不了。这故事对我们来说太深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几乎是零蛋，一团黑，抓不着问题，想问都不知怎么开口。问题沉下去，沉得太深，沉到海底，我们哪里捞得着？我们只见过水库。
十四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民国三十二年，他在上海的五个手下的一个，那个会讲鸟语的家伙，被汪精卫的特务重金收买，把他一组人都卖个光。特务全城捕杀他们，死两个，逃两个，抓一个。抓的就是他，被敌人从电车上抓走，后来关押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里劳改，四五百人，天天挖煤。一次山体塌方，把一百多人堵在坑道里，大家拼命救，几百人昼夜不停挖塌方。但塌方面积太大，十多天都挖不通，就泄了气，放弃营救——因为救出来也是死人，不划算。
上校讲：“只有一个人不放弃，一个江苏常熟人，四十多岁，入狱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当搬运工，壮实得像一头牛。他有两个儿子，老大二十一岁，跟他在码头上做工，小儿子十七岁，做母亲的帮工，在乡镇上盘了一爿杂货店，卖油盐酱醋。常熟就是沙家浜的地方，是新四军经常出没的地盘。新四军也要吃饭，常来店里买东西，一来二往，把小儿子发展了，当了交通员，经常往上海跑，传情报，采购药品、枪械、弹药什么的。后来老小把老大也发展了，兄弟俩你来我往，成了新四军一条活络的交通线。”
那时在上海看电影是时髦，一次老大带老小去看电影，散场时老大不小心踏了一个女人的脚后跟。女人回头骂他，老大不吱声，认了骂。老小却不服气，顶了女人的嘴，立刻有人冲上来扇他一耳光。他骂饭都吃不下，哪咽得下耳光？十七岁的人毕竟毛，做事没深浅，容易冲动，跟人家打起来。哪知道对家是个警察，吃凶饭的，拔出枪来耍威风，要兄弟俩下跪讨饶。老大知道事情不妙，准备认怂，讨个安耽。老小不干，趁现场混乱，扑上去要夺对手的枪；一下枪响了，虽然没伤到人，却引来一群警察，把兄弟俩抓去警局教训。这下情况更糟糕，因为老小身上带着一份采购清单。警察有嗅觉的，一看清单，怀疑两人身份险恶，开始对他们严刑拷打审问。后来又上门搜查，搜到一把手枪和一些子弹，害得把父亲也牵连进去。父子三人就这样落难，最后被关进战俘营挖煤。那次塌方，父亲和上校是一个班的，躲过一劫，但兄弟俩都在里面。
“这简直要了当爹的命！”上校讲，“从发生塌方后，十来天他就没出过坑道，人家换班他不换，累了就睡在坑道里，饿了就啃个馒头，谁歇个手他就跟人下跪，求人别歇。他总是一边挖着一边讲着同一句话——你们把我儿子救出来后我就做你们的孙子，你们要我做什么都是我的命。讲过千遍万遍，喉咙哑了还在讲。只要是人，长心眼的，听了看了他这可怜的样子，都情愿替他卖力卖命。”
可塌方是个无底洞，几百人轮流挖了十多天，都卖了命的，就是买不来里面人的命。眼看过了救命时间，狱头放弃营救，要大家去上班，只有他不放弃，白天被押去上班，夜里一个人去挖塌方。大家劝他算了，救出来也是死人，别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他呜呜叫，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喉咙已经着地哑掉，发不出声。但看他的空床铺，你知道他谁的话都没听进去，他的被窝成了老鼠窝。他本是搬运工，一个壮汉子，胸脯厚实得子弹打不穿，却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像日子是一把刀，在一刻不停削他、刮他、放他血水，血肉一层层剥下来，干下去，枯得像个鬼。
一天夜里有人打架受伤，上校去给人包扎，老远看见一个人在腊月的寒冷里踉跄着往坑道晃去。天已经黑透，只能看清一团黑影子，看不清模样，但上校知道他是谁——可怜的父亲！这些天他曾多次这样见过他，在黑夜的寒风里独孤孤一人往黑洞里奔走，但现在不是在走，而是在跌跌撞撞，一步三晃，几步一跤，像吃醉酒，糊涂得手脚不分，连走带爬的。夜里睡觉时，上校眼前老是浮现这身影，心里很难过，想他可能是腿脚有伤。他带上药水和几个冷馒头去看他，也想劝他回来歇一夜。去了发现，他已死在坑道里，半道上，离塌方还有一个几十米的弯道。他已经爬了几十米，几十米的坑道都是他爬的手印子、吐的饭菜，最后死的样子也是趴着的，保留着往前爬的姿势。
上校讲：“我想他一定是想跟两个儿子死得近一些，就想把他抱到塌方段去葬。他本是那么壮实，大冬天，穿着棉袄棉裤，看上去还是很大块头，像你（父亲）。我以为要花好大力气才抱得起他，可一抱发现轻得像个孩子，像你（我）。我知道他已经很瘦，可想不到会瘦成这样子，完全只剩下一把骨头，骨头好像也枯了，朽了，轻飘飘的。我本来是鼓足力气抱他的，反而被这个轻压垮了，哭了。我前半辈子都在跟死人打交道，战场上手术台上死人见得多，从没哪个人的死让我这么伤心。我一路抱着他都在哭，葬他时也在哭，哭得喘不过气来，现在想起来都难过。”
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听他讲过很多故事，有的吓人，有的稀奇，有的古怪，这个是让人难过的，讲得他眼泪汪汪的。这些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我经常听得不眨眼，一两个钟头像火烧似的烧掉了。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姘头；有没有跟他们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的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
有一回，他骂我：“你这个屁蛋子，从哪儿听来的这些屁事。”
另一回，他训我：“以后不准问这些事，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其实我最最想问的是他到底是不是太监，当然我知道这是绝对不能问的，问了保准要吃耳光。这道理不沉在海底，是浮在水面上的，小瞎子就是教训，活鲜鲜的。
十五
你知道，我关心的那些事大多是爷爷告诉我的；你也知道，现在我已经听上校讲过许多故事。我听了故事都会转手讲给爷爷听，这样爷爷就更有兴致来讲上校的事。好几次，都是听了我讲的故事后，爷爷像受到启发，冒出一个新故事。比如关于上校当军医的故事就是这样，是那天我给他讲完那个女特务怀孕的故事后，爷爷告诉我的。
爷爷多次讲过，上校打小机灵活络，长大后更是聪明绝顶，学什么都心灵手巧，比人快一手。有些手艺他像天生长在身上的，不学自会，无师自通。他当军医就是这样，既不是通过学校栽培，也不是经过师父传帮带，只是因为“那家伙”受了伤，在医院里养伤几个月，老是看医生救治伤员，日积月累，看会的。
战争年代，伤员多数是枪伤、刀伤，头破、肚皮烂、断脚、缺胳膊；军医多数是外科医生，擅长开刀、缝针、取子弹、接骨头、包肚皮这些血淋淋的手术。平时不打仗，医院清风雅静，清闲得很，前线一开战，伤病员一车车运来，军医累死都忙不过来。有些伤员伤势太重，生死难料，军医懒得管，怕忙碌一阵白忙乎，耽误时间。他们被丢在走道上，困在担架上，呼天求地，鬼哭狼嚎，有的受不了痛撞墙寻了死。医生见怪不怪，心肠铁硬，把他们当死人看，从他们面前匆匆过往，连给个口头安慰的工夫和心情都没有。他养伤了几个月，见的多了，胆子也大了，偷偷把那些被军医丢在走廊上的垂死伤员当活人救，练技术。反正救不了也没人追究，救活了是天上丢馅饼。就这样，他拿起手术刀，私设手术台，偷偷当起军医。几回下来居然救活几人，一下在医院出名，医院就留他当了正式军医。
正式了，救的人更多，时间长了，多得排成队，看不到头。这些人从不同战场上下来，有的从抗日前线，有的是国共内斗，有的是警匪交战，有的是黑社会火并。子弹是不长眼的，刀子是认人的，而人总是做不到刀枪不入。所以，这些人形形色色，三六九等，有小兵，有将军，有平头百姓，有达官贵人，有土豪富绅。小兵得救了对他下跪磕头，高官富商出手阔绰，有的给他加官封号，有的送他金银珠宝。有一年他回乡探亲，带回来一箱子金条、金元宝、金手镯，把他母亲吓得魂飞灵散，坚决不要，一定要他带走。
我当然要问爷爷：“这是为什么？金子是最值钱的东西。”
爷爷总能回答，但有时会讲得缭来绕去，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比如这回就是。“因为值钱才不要。”爷爷讲，“值钱的东西像好看的女人，是祸水呢，杀人越货，谋财害命，要的就是这些玩意。家里有一箱金子，一群恶鬼坏蛋盯着、念着，哪个人睡得着？何况她一个寡妇。”
这样，上校只好把箱子原封不动拎回去，束之高阁，当废品待。他只有老，没有小，老的不要，老婆没有，子孙断绝，派不出这些东西的用场，最后索性贱用，请金匠打了一副手术器具：剪子、镊子、切刀、尖刀、挑刀、长针、短刺等，一应俱全，亮出来，排满一张桌面。金器在打制中掺了合金，又抛了光，显得更加细腻锃亮，鬼祟的金光追着人眼睛钻，刺得人睁不开眼。他本是名望在外，配上这套稀奇，名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飞上天，那些生死关上的伤员病夫从四面八方奔他来，出院一批冒出一批，韭菜一样，一茬茬冒出来。这些人四处宣讲他的功德、他的医术、他的了不得：金子打制的手术器具，起死回生的本事，视金钱如粪土的道德，等等美名把他造成一个神，神乎其神。那时没人叫他上校，因为部队里上校很多，不能代表他。那时人都尊称他为“金一刀”，是金子的意思，也是天下无敌的意思。别人的刀杀人，他的刀救人；别人的刀是银色的，他的刀是金色的。那时的他，即便是太监，也跟皇帝身边的太监一样值钱，受人礼拜。
爷爷讲：“事各有理，人各有命，那些躺在棺材里的死人一定都后悔没遇到他，否则死的可能就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