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的晚上，凯尔和希瑟都会一起吃饭。

他们分居已经一年了。两个人都没有想过要永远分开，也没有人说出那个“离”字。他们都觉得，双方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玛丽的死亡。两个人都有过急躁的时候，他们说话带刺，让无关紧要的小事升级为激烈争吵，吵完了还没法安抚对方，也没法理解争吵是为了什么。

周一的晚餐他们从来不曾缺席，虽然贝姬四天前的那次上门之后，两人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但凯尔觉得，希瑟还是会出现在那家瑞士小屋餐厅。餐馆离他们的房子几个街区，他俩以前经常光顾。

凯尔站在餐馆外面，享受着温煦的晚风。他现在还不能进去，因为希瑟的车子没在停车场；要是希瑟不露面，那就太令他尴尬了。

大约6点40分，希瑟那部浅灰蓝色的悬浮车飘进停车场。她晚到了10分钟。

人虽然来了，但总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过去的一整年里，他们都会在周一见面时轻吻对方一下，但是今天，两个人都犹豫了。凯尔为希瑟挡着门，他们走进了餐馆。

招待想让他们坐到一对夫妇的邻桌，虽然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即使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凯尔也顶讨厌这样，今天晚上更是忍不住抗议了。“我们要坐那边。”他指着远处的一个角落说。

招待安静地照办，把他们领到了后面的雅座。凯尔点了红酒，希瑟要了一杯餐馆自酿的白葡萄酒。

“刚才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凯尔说。

希瑟点了点头，脸上却没什么表情。餐桌上方洒下灯光，让她平日里和善的表情显得有些肃穆：“抱歉我来晚了。”

两人沉默了片刻。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事。”凯尔说。

希瑟转开视线：“我也是。”

“我向你发誓——”

“拜托，”希瑟打断了他，“拜托。”

凯尔缓缓点头。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礼拜六去见过扎克了。”

希瑟的脸上显出了害怕的样子：“然后呢？”

“然后也没什么。我是说我没和他吵架，我们谈了谈。我建议他来一次大学里的法医实验室，我想做个测谎实验，证明我没干那事。”

“然后呢？”希瑟又问道。

“他不答应。”凯尔垂下眼睛看着纸餐垫，上面画着本月的促销鸡肉。然后，他抬头看着希瑟的眼睛。“我还可以证明给你看，”他说，“证明我的清白。”

希瑟张嘴要说什么，但随即又闭上了。

这是个转机，是关键时刻，凯尔心里明白，他知道希瑟也明白。未来会怎么样，就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得把事情梳理一遍……

如果他是清白的……

如果他是清白的，他一定不会原谅她不信任他、问他要证明的行为。如果他是清白的，这次婚姻危机就理应结束。他们都想过要重归于好，迟早的事。不是下学年一开始的话，到了学年结束的时候总该和好了。

如果他是清白的，他们的婚姻就有救了。可要是希瑟心存怀疑，要是她承认了自己的怀疑，觉得凯尔真有犯罪的可能，那么他还会再接纳她、还会再爱她吗？在他最需要她的时候，她给了他信任吗？

“不用，”她闭上眼睛说，“不用了，没那个必要。”然后她睁开眼看着他，“我知道你什么都没有做过。”凯尔绷着脸，故意不做出表情；他知道希瑟一定在打量他的面孔、一定在揣摩他是不是觉得她的话缺乏诚意。

“谢谢。”他轻轻说了声。

招待带着两人的酒回来了。他们点了菜，凯尔点了一份烤鸡胸肉和一份白烤马铃薯，希瑟点了四分之一烤鸡套餐和薯条。

“扎克还说了什么吗？”希瑟问道。

凯尔抿了一口红酒：“他告诉我贝姬在接受治疗。”

希瑟点了点头：“嗯。”

“你已经知道了？”

“玛丽死后，她就开始去看医生了。”

“她看的就是玛丽以前的治疗师，”凯尔说，“扎克跟我说的。”

“玛丽也接受过治疗？天哪，这个我可不知道。”

“我也很吃惊。”凯尔说。

“还以为她肯定会告诉我的。”

“或者告诉我。”凯尔强调了一句。

“当然，当然，”希瑟停顿了片刻说，“我在想这是不是和瑞秋有关。”

“谁？”

“瑞秋·柯恩，记得吗？玛丽的朋友，玛丽十八岁那年，她得白血病死了。”

“哦，对，可怜的姑娘。”

“玛丽受了不小的刺激，她可能就是在那件事之后去看治疗师的——去接受一点悲伤辅导。”

“可她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呢？”凯尔问。

“唔，我不算是临床专家。再说，没有哪个女孩希望妈妈给自己做心理治疗——我怀疑她连我推荐的人都不会接受。”

“那么，玛丽是怎么找到治疗师的呢？”凯尔问。

“我也不知道，”希瑟说，“也许是雷蒙德大夫推荐了什么人。”劳埃·雷蒙德起先是凯尔的医生，后来又当了他们全家人的医生，当了差不多三十年了，“我明早给他打个电话，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菜上来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用餐，饭后各自回家。

周二早晨10点半，凯尔实验室的电话响了起来。实验室里有几个研究生，正在猎豹的控制台里安静地工作着；控制台的面板，还有猎豹的眼睛，都被卸了下来，正在弧形的外墙上靠着。

来电是希瑟的号码，是从她办公室打过来的。希瑟的办公室位于圣乔治街西边的悉尼斯密堂，从这里往南一个街区。

“我说对了，”希瑟在电话里说，“玛丽去世前的几个月，雷蒙德大夫确实向她推荐过一个治疗师。”

“那个治疗师叫什么？”

“叫丽迪亚·葛吉耶夫。”希瑟拼了一下那个少见的姓氏。

“听说过她吗？”

“没有。我在网上查了安大略心理学会的名录，上面也没她。”

“我要去见见她。”凯尔说。

“别，”希瑟说，“还是我去吧。我一个人去。”

凯尔刚要张嘴反对，但随即意识到妻子是对的：他是那个治疗师眼中的敌人，而且希瑟才是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他不是。

“什么时候去？”他问道。

“可能的话，就今天。”

“谢谢。”凯尔说。

希瑟或许耸了耸肩、点了点头，甚至可能露出了鼓励的微笑，但凯尔没法知道。有时候，他希望可视电话真的普及了。

“你好，葛吉耶夫女士。”希瑟边说边走进那个治疗师的咨询室，室内的墙壁上铺着蓝色墙纸，接缝的地方微微卷起，露出了下面粉刷过的墙面，“谢谢你能见我。”

“我的荣幸，戴维斯女士——我可以叫你希瑟吗？”

希瑟没有刻意隐瞒身份，她用了自己的姓氏。但瑞贝卡和玛丽用的都是凯尔的姓，这个叫葛吉耶夫的女人肯定不会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可以啊。”

“好的，希瑟，病人一般是不会取消预约的，但今天你运气不错。请坐下，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用长沙发。”

希瑟考虑了片刻，然后微微耸肩，在长沙发上躺了下来。她虽然受过心理学方面的训练，却从来没有真的在治疗师的长沙发上躺过，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来干什么。”希瑟说，“我的睡眠不太好。”她望着治疗师身后的墙壁，上面挂着装在镜框里的文凭，最高学历好像是硕士。

“这其实非常普遍。”葛吉耶夫说道。她的声音温暖和蔼，好像带点纽芬兰口音。

“我的胃口也不太好。”希瑟说。

葛吉耶夫点了点头，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数据板，开始用一支笔在上面写字：“你觉得这是心理原因造成的？”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得了什么流感，”希瑟说，“但这个样子已经持续几个月了。”

葛吉耶夫在板上又记了一笔。她运笔的时候用力太猛，笔尖在玻璃板上发出了粉笔摩擦黑板的那种刺耳响声。

“你结婚了，对吗？”

希瑟点头，她的手上还戴着结婚戒指。

“有孩子吗？”

“两个男孩，”话一出口，希瑟就后悔了，她至少应该说有一个女儿的，“一个十六，一个十九。”

“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身上吧？”

“我觉得不是。”

“你父母还在吗？”

对这个问题，希瑟觉得没有必要不说实话：“都不在了。”

“我很抱歉。”

希瑟把脑袋侧了一下，算是接受道歉。

她们又谈了半小时，治疗师的问题听起来都没什么恶意。

可是接着她却说：“确实是个典型的病例。”

“什么？”希瑟问道。

“乱伦的受害者。”

“你说什么？”

“对了，你自己并不能有意识地记忆，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你刚才说的每句话，都显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希瑟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这太荒唐了。”

“否认是自然的反应，”葛吉耶夫说道，“我并不指望你马上接受现实。”

“但是我没被骚扰过。”

“你说你父亲死了？”

“是的。”

“你在他葬礼上哭了没？”

这个问题几乎切中了要害。“没有。”希瑟小声回答。

“是他做的，对不对？”

“没人做过。”

“你有一个大你很多的哥哥吧？或是经常来访的祖父？要不就是一个常和你单独待在一起的叔叔？”

“没有。”

“那就多半是你父亲了。”

希瑟试着用坚定的口吻回答：“他不可能做过那样的事。”

葛吉耶夫露出了忧伤的微笑：“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你得的是一种叫作‘创伤后紧张症’的病。从海湾战争和哥伦比亚战争回来的老兵也有同样的问题，区别在于，他们会重新经历记忆中的事件，而你却把记忆给压抑了。”说着，葛吉耶夫牵住了希瑟的手，“听着，这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你必须记住这一点。你没做错什么，这不是你的错。”

希瑟没有说话。

葛吉耶夫压低了嗓音。“这种事比你想象得可要普遍，”她说，“我也经历过。”

“真的吗？”

治疗师点了点头：“从我六岁左右开始，到我十四岁那年结束，不是每晚，但是经常。”

“那……那真是可怕。我为你难过。”

葛吉耶夫举起左手：“别为我难过，也别为自己难过。我们得从中学会坚强。”

“你是怎么做的？”

“真可惜你父亲死了，你没法面对他了。要知道，那是最好的办法：直面骚扰你的人。那能让你获得巨大的力量。当然，这招也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有些女性害怕那么做，她们怕最后得不到遗产，或者和家里的其他人断绝来往。可是那一旦奏效，效果奇佳。”

“是吗？”希瑟说，“你有别的病人也经历过这个？”

“很多。”

希瑟不知道该怎么让她往下说：“最近有吗？”

“这个嘛，我不能谈论其他病患……”

“那当然，那当然。我的意思是通常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就说个一般的病例吧。”

“唔，我的一个病人在上周刚刚面对了骚扰者。”

希瑟觉得自己的心跳开始加快了。她尽量小心地问道：“对那男的有帮助吗？”

“是个女的，有啊。”

“哪种帮助？我是说，她摆脱困扰了吗？”

“是的。”

“你怎么知道呢？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有效果呢？”

“唔，那位女士——不妨告诉你，她在饮食方面有问题。这个问题在这样的病例中是很常见的，另一个常见的症状是睡眠问题，比如你的症状。总之，她在治疗前老吃泻药——但是在治疗后就不用再吃了。明白吗？她真正想要清除的东西、她真正想要从她的身体里中排除的东西，已经出来了。”

“但我觉得我没被骚扰过。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不敢肯定？”

“一开始也是，到后来才明白过来。你也会明白的，我们会找出真相，然后一起面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再说……得了吧！乱伦、性骚扰，那都是小报上的玩意儿吧？我的意思是，这简直都老掉牙了。”

“你大错特错了，这类事件多得惊人！”葛吉耶夫抬高了嗓门说，“而且你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那会儿，当我们开始认真谈论性骚扰和乱伦的时候，真的暴露出了许多案例。对我这样的人——我这样曾经受到骚扰的人来说，那是一股新鲜的空气。我们不再是一个肮脏的秘密，我们的可怕遭遇传开了，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真相是令人不快的——像你这样的人开始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邻居、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教会——这让你们觉得不舒服。你们更愿意这些事被藏得远远的，那样你们就不用去处理了。你们想把它赶进后台、无视它、把它扫出日常生活、让它不被人讨论。”

希瑟思索着。乱伦、恋童癖、猥亵儿童——都是她在课堂上自然会讨论到的话题，但是这种讨论究竟有多频繁呢？她总是这里引用一点、那里提到一点，然后在气氛变得凝重之前赶快打住，转而讨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动机、阿德勒的内倾外倾理论和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或许你是对的。”她说。

“或许你才是对的。”葛吉耶夫说。看来她愿意让步，如果希瑟也愿意的话，“或许你真的没有那样的遭遇——可我们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

“但是我不记得被骚扰过。”

“你对自己的父亲肯定是有点愤怒的吧？”

希瑟觉得这句话又切中了要害：“这当然是有的，但他不可能对我做什么的。”

“你不记得了，这很正常。”葛吉耶夫说，“几乎没有人会记得，但那记忆还在，藏在表面之下，被压抑住了。”她顿了顿，然后说道，“我自己的记忆没被压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没被压抑。但是我妹妹达芙尼——她小我两岁——她的记忆就被压抑了。我好多次想和她谈那件事，她都说我有病——然后有一天，那时候我们都二十几岁，她意外地给我来了个电话，那感觉又回来了——至少是那段记忆，她压抑了十五年的记忆，又回来了。我们后来一起去面对了父亲。”她又顿了顿，“我已经说过，真可惜你不能面对自己的父亲。但是你迟早需要应付这件事，让它释放出来。写悼词是一种方法。”

“写悼词？”

“假设你父亲还活着，而你要去直面他。把你要对他说的话写下来，然后拿到他的坟墓前念出来。”葛吉耶夫举起一只手掌，表示她知道这听起来有多可怕，“别担心——我们在白天去。要想产生闭合，这是个绝好的法子。”

“我不确定，”希瑟说，“我对这些都不太确定。”

“你当然不，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你要相信我，我看过很多像你这样的病例。要知道，大多数女性都被骚扰过。”

希瑟也读到过这样的研究——但是为了得出“大多数”的结论，那些研究者罗列了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包括被迫吻一个不喜欢的亲戚的脸颊，还有和小男孩在学校的操场上打架什么的。

葛吉耶夫向上看了看。希瑟仰起头，发现自己脑袋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只大钟。“你瞧，”葛吉耶夫说，“时间差不多到了，但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希瑟，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