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1 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
注2 参见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112—119页。
注3 (清)震钧：《天咫偶闻》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35页。
注4 梁启超：《袁崇焕传》，收入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注5 按康有为所撰《袁督师庙记》位于广安门内旧存的袁督师庙而不在此处，详见后面附录中笔者的杂考。南海吴荣光所题墓碑“有明袁大将军墓”位于今北京五十九中学操场一角，即佘女士所居的袁崇焕墓、祠所在地，唯题名时间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而非民国时。
注6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至于广东保管财产委员会，全名应该是“广东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当时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除了旧有的会馆管理制度，成立了这个委员会，负责调定会馆房租、对会馆进行必要的修缮保护以及对会馆财产进行检查和重新登记诸事宜。
注7 顺德今为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区，所以佘女士称“我们”。顺德会馆位于宣武区(今西城区)宣外大街东侧的海柏胡同。清初著名学者和诗人朱彝尊曾在此居住。今以“朱彝尊故居”而著名。
注8 这几人都是解放后的著名民主人士，但除叶恭绰外，并不都是广东人。其中叶恭绰(1881—1968)是广东番禺人，为中国当代书画大家，解放后曾任北京画院院长；柳亚子(1887—1958)为江苏吴江人，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李济深(1885—1959)为广西苍梧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章士钊(1881—1973)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注9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原文是：“……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时间为5月25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433—434页。
注10 佘女士提到的这位叔伯哥哥，名叫佘宝林。2015年4月14日佘宝林先生在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出场，并当着佘女士的面解释了他“突然消失”(佘幼芝语)的原因，说他当年在北京市的二建公司工作，1966年6月23日该公司奉中央指示到外地去建设钢厂，一去十年，回来后就把房子换到南苑去了，并非有其他用意，也并非是不辞而别。佘宝林先生的儿子佘彦江和儿媳也当场对佘女士表示：“您宣达的使命，我们今后要传下去。”当然，无论是佘女士的女儿焦颖，还是堂侄佘彦江，都认为祖先的遗训固然应该遵守，但未必不可换个方式，譬如设一个专门的微信群，等等。
注11 有关解放后佘家的情况，还可参见其他文献，与佘女士的口述略有出入，如1983年由崇文区政协供稿、沈信夫所撰的《访袁崇焕庙》记：“1955年，政府决定利用这块广东义地建立学校，伐去枣树，迁走荒冢，但袁墓和墓前的房屋未动，并在矮花墙外又砌一道高墙。为了照顾看坟人佘汉卿一家的生活，就招收他和女儿佘幼兰为第五十九中学的工友，佘汉卿非常感激……佘汉卿在十年内乱中病死，他的女儿幼兰和儿子小宝也都搬走了……笔者辗转访问了佘幼兰，她已经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在某房管所当工人，她所记忆的没有超过石同志(五十九中石宗炎)所说的范围，但她记得祖父叫佘恩兆，并说弟弟叫佘宝林，住大红门一带，为某公司工人。笔者又找到佘宝林，他年约三十多岁，对前辈的事一无所知。”(载《文史资料选编》第23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269—280页)可与佘女士此篇口述相参照。
注12 陪同我去访问张先生的，有岑大利和杨海英二位教授。杨海英是我的师妹兼同事，对明末清初史事颇有研究，包括张先生所说他们的祖先张家玉的事迹。
注13 张伯桢著有《张篁溪遗稿》《南海先生全书》《南海康先生传》《焚余草》《篁溪笔记》《同盟会革命史料》《兴中会革命史料》《宗社党史料》等书。刊刻《沧海丛书》五辑，广收袁崇焕、张家玉等的文学史料。他晚年信奉佛教密宗。1946年在北京病逝，临终前，把珍藏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牍墨迹以及有关袁督师的文物、齐白石等名人字画共1300余件，捐赠给北平历史博物馆。
注14 张家玉，东莞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三甲第28名进士。任授编兼给事中，奉使入广，闽陷家居。后来桂王以左中允召，但因道路不畅受阻而未能赴任。李成栋陷广州，张家玉毁家招兵，以东莞家乡兵为主力，据守东莞，与陈子壮遥相呼应，而后兵败，张家玉投水而尽忠。谥文烈。东莞人常以张家玉、袁崇焕二忠烈为骄傲。
注15 烂漫胡同旧门牌49号为广东东莞会馆旧址，有房屋49间，占地2亩有余。原为张家玉故居。
注16 伦哲如，即伦明，广东东莞望牛墩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卒于1944年。著名大藏书家。为张伯桢挚友。
注17 周叔迦(1899—1970)，安徽东至县人。著名佛学家，一生潜心佛学。1930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40年主持《佛学月刊》。同年在京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院长。
注18 孙殿起与雷梦水都是北京琉璃厂的书商，也是当代著名的版本学家。
注19 袁督师庙在今龙潭湖公园东岸，是1915年由张伯桢首倡并捐金，1917年建成的。规模不大，门前围有松柏，也已修复。康有为所题的门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仍保存完好。
注20 这里说的是广东东莞会馆新馆，位于西城区上斜街旧门牌55号。1911年开始动工，是在京诸馆中竣工较晚的一座。占地面积较大，有房90间，占地近6亩。馆建成后正值辛亥革命，会馆负责人为尹庆举。尹避乱旋归故里，由在京东莞人张伯桢代理。馆内有《东莞会馆新馆兴建记》一石，撰者即张伯桢，书者为朱汝珍。
注21 孔教大学是民国初年提倡尊孔读经的社团——孔教会筹建的一所大学。孔教会1912年10月由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成立于上海，以后将总会迁至北京。陈焕章任孔教大学校长。
注22 林琴南(1852—1924)，名林纾，字琴南。清末民初著名的大学者、大翻译家。
注23 吴北江(1877—1950)，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大文人吴汝纶之子，著名学者，曾与陈叔通、夏仁虎、章士钊、许宝蘅、张伯驹等人诗书唱和，是著名的文学社团“稊园”的重要诗人。
注24 齐燕铭是蒙古八旗后裔，1949年以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注25 关于张先生的父亲张次溪，有石继昌《春明旧事》所记“京华掌故首‘金’‘张’”一文可供参考：“次溪先生名江裁，原名仲锐，一九零九年生，广东东莞人。明末殉节的张文烈公(家玉)，即先生远祖。先生幼居北京，父篁溪公(伯桢)为康南海弟子，有别墅在左安门内，名张园。先生出自名门，毕业于孔教大学，以得当代名流学者王晋卿……诸老教诲，学益日进……宣武门外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先生远祖文烈公明末时曾住于此；三百年后，先生亦居馆内里院北房，自成院落，室内环壁图书，可谓汗牛充栋。先生在北京史方面的贡献有以下几点：一为北京岁时风土的辑录。二为北京戏剧史料的搜集。三为天桥史料的撰述。” 见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2—5页。
注26 徐用仪，《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七月十七日谕内阁：“兵部尚书徐用仪，屡次被人参奏，声名甚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徐用仪、联元、立山，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58册，119页)
注27 从张伯桢的年龄推算，他拜访过的应该是十三世达赖而不可能是六世达赖。1908年9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北京。他一入直隶地界，朝廷就派大员前往保定迎接。各地方官对他特别优礼。所到之处，驻持名刹，香花供养，警护森严。抵京后，在其所安座的黄寺，王公亲贵，皆来致礼，每一出行，前呼后拥，轰动九城，气派颇为壮观。这里要感谢胡鸿保先生在此事上对我的提醒。
注28 张先生的外祖父徐蔚如，生于1860年，卒于1937年，名文蔚，字蔚如，号藏一，浙江海盐人。佛教居士。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员，主编《浙江日报》。先后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校勘佛教经典近2000卷，刻有《华严搜玄记》《华严探玄记》《华严纲要》等。1935年起在天津功德林讲华严经，与南京杨仁山并称华严学大师。
注29 这里的叙述略有误。所谓“南张(謇)北周(学熙)”，一般是指张謇而非张之洞，北周则的确是指周学熙，而周缉之是周学熙的字。东至周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周学熙之父周馥，清朝时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周学熙(1866—1947)为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
注30 阎崇年《袁崇焕籍贯考辨》，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注31 转引自汤锦程《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8页。
注32 这里佘女士所说父亲的名字与上篇访谈中所说不同，可能一是名，一是字。
注33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一，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
注34 张江裁：《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
注35 孟森：《袁督师后裔考序》，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123—125页。
注36 参见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载《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12—131页。
注37 见2015年4月14日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的一台节目，参见本文前注。佘女士唯一的女儿焦颖因担心已经坐轮椅的母亲仍然坚持每周去袁崇焕墓清扫，而与父母发生矛盾，她不同意他们继续守下去，不希望他们继续为这事伤脑筋、费心思，认为她不应该整天只想着这一件事，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注38 一城(伯欣)系指濮伯欣，民国初年人。新华，指新华宫，袁世凯在此称帝。
注39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3日。
注40 这一说法最先由黄一农先生在其专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书中提出。该书的简体字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注41 李金龙、孙兴亚：《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下)，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1421—1422页。
注42 乐崇熙是二房乐东屏的儿子，他的弟弟名乐崇祺。
注43 这里指的书即定宜庄、张海燕等：《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北京出版集团2014年版。与乐崇辉先生见面时，我即把这本书送给他。
注44 乐崇辉先生的母亲姓张，名张兆莹，据乐崇辉访谈录记：“小时候曾听闻母亲是旗人，但是已无法求证。”见《乐辉居士访谈录》(后同)，50页。
注45 乐崇辉的父亲是十五老爷乐咏西，十七老爷是乐东屏，十六老爷是乐懿芝。据《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我父亲和十七老爷是亲兄弟，他们两人未分家时，最初之合作是既不称‘永仁堂’，也不叫‘怀仁堂’，而取店号为‘颐龄堂’。”
注46 乐崇熙为同仁堂乐家第十三代传人，同仁堂四大房中的二房乐东屏(十七老爷)之子。
注47 关于永仁堂：永仁堂是乐咏西(乐崇辉的父亲)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创的，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路东的东安市场西门，并且在今内蒙古包头前街路北、山东烟台北大街路南开设了两个永仁堂分店。由乐咏西任总经理。1942年乐咏西病逝，乐元可继任经理。1949年初北京解放后，乐元可将永仁堂经理之位交予乐孝先，他自己退出，独自在东城干面胡同开立恒仁堂。恒仁堂开设不久就匆匆结束了营业。1956年，据乐崇辉引当时报道：“国药业有十四家药店的二十四个资本家，把房屋二百五十四间账外存款以及保存多年甚至几代的珍贵药材八百多斤都拿出来投入企业。永仁堂国药店经理乐孝先，曾开七次家庭会议，说服妻子，把账外的五十多个制药厂房，投入公私合营企业。”永仁堂公私合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国营，名为百草药店。“改革开放后则以永仁堂和百草药店两个名称并用，待王府井大街重建东安市场新大楼，永仁堂搬到王府井大街西边(原在东边)，后来在灯市口大街也开了一间，不知为何之故，此时将永仁堂改为永安堂，是否知道乐家后代还有人在台湾吗？”(12—15页、22页)
注48 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长，曾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解放后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女儿何鲁丽自1984年起步入政坛，1988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来又担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注49 这一段的讲述，与乐崇辉访谈录中所述略有出入，兹将访谈录的内容转引如下：“我的表哥李铁钧，湖北人，我在抗战逃难时，在山西大同遇见他，那时我还年轻，他带着我到处走走玩玩，彼此有点感情……表哥在部队是低级军官，平日我常接济他，民国三十七年底，某日，表哥私下同我谈，要不要和他一起走？去不去香港？他认为局势已经不行……”乐崇辉说，他本也想走，但路费怎么来呢？“因我二哥的女儿乐倩，由于女孩子家在大家族里不受重视，对她似乎有压力，虽然准许她念书，但仍是看不起女生，回来还是得做很多家事与帮忙，她心底不平衡，就吃安眠药自杀。当时我去德国医院看她，我母亲有些黄金戒指和金饰，恐怕也有十两之重，就托我交给她，欲让她治病，救她性命，但没来得及给她，没两天她就过世了。她过世后，这些金饰我并没还给母亲，恰好成为我和表哥前往香港的路费。”(61页)
注50 这里乐先生讲得不清楚，访谈录是这样写的：“四表哥李铁钧还是回湖北老家去了，我一个人等于流浪在外，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想要闯闯看。记得四表姐李慧珠的丈夫祝孝慈，号祝骧，在广州C.A.T航空公司做地勤维修工作。因为四表姐李慧珠的姐姐李慧娟，嫁给我的二哥孝先，也可说二哥与祝骧是连襟，况且李慧珠又是我母亲的干女儿……因有这么一个姻亲关系，于是找他帮忙。祝骧认识很多空军，我就跟着他们搭飞机来台。”(64—65页)
注51 这个地方乐崇辉先生讲得比较简略，可以他访谈录中所言补充：“随后我仍在商场逛了逛，又看到一个摆着《奇门遁甲》算命的小门面，算命先生问我何事，我说我要出行如何？他就把杜、生、休、死等八个门排出，断言北平住家为‘死门’，东南方为‘生门’，回北平万万不可，往东南方大吉……这真准！更万万未曾料及我会到台湾落户定居，但台湾不正是东南方吗？”(62页)
注52 “八七水灾”是1959年8月7日至8月9日发生于台湾中南部的严重水灾，广及13个县市，为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次于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灾难。
注53 据乐崇辉先生访谈录，他的妻兄名刘家荣，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机械系，返台后担任经济部商品检验局技正兼科长，负责检查机械的制造规格及进出口检验。刘玉梅提到的她父亲留下的书，是上海出版的线装石印版本的野鹤山人所著《增删卜易》。刘家荣先生的卜卦，据说就是依其父亲的这本书自学的。(76、77页)
注54 据乐崇辉访谈录：“我的岳父刘守浚为新竹县新埔镇名望世家，居住在镇上新生里‘刘家祠堂’边厝，现列为县府三级古迹；祠堂三合院，格局方正，正房设刘氏宗亲神位，查考其派下传承，系广东省饶平县石井乡，开基祖谷祥公为一世祖，迨至十四世祖可未公来台后，即定居新埔。时新埔已形成客家族群所居，至守浚公已为十八世，下传长男家荣、长女锦桶、次女玉梅三人为十九世，家荣单传一男兴龙为二十世，此为玉梅娘家传脉之大略。”(77、78页)又按，“卯金刀”系指繁体“劉”字。
注55 据乐崇辉访谈录：“五嫂曾璧如是民国三十七年就移徙到来台湾准备做生意，住在六桥通，即中山北路一段一零五巷六十一号，现在那一带都是经营日本料理，及买卖珠宝之类的商家，已没有像‘榻榻米’的日式住家了。”(66页)
注56 乐崇辉先生到台湾以后，先入军校受训，后入军中服役，1970年11月退伍，到淡江文理学院城区部教务处工作一年，1972年才到台湾同仁堂，帮助柜台账务并协助制药。(92、93页)
注57 《乐崇辉居士访谈录》也谈到踩神曲：“神曲主消化，很多药合在一起，要用布包起来，每年六月初六，脚踩神曲，一般外面做的不是很确实，得要自己做。神曲等于我们做酒、发酵，可以消化。中国很讲究月令时节，一定要六月初六那天踩才行。”(38页)
注58 《乐崇辉居士访谈录》谈自然铜：“跌打损伤则要用自然铜，它就像铜一样四四方方的，叫作自然铜，应该是指未经炼制的。铜怎么炼？怎么弄碎？也都有学问。炼制的过程，是把铜摆在一个小陶罐里用火烧，起码得用上几百(摄氏)度，甚至上千(摄氏)度的火，看火候够时就把罐子夹出来，罐子夹出来是红的，接着拿梨醋‘匡’一声倒下去，整个罐子就都酥了！然后才能去轧粉。”(39页)
注59 据《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我的五堂嫂)带了三位先生来台，一位是卢逸尘先生，原是南京同仁堂的查柜，又具有中医执照，后来在台湾同仁堂驻诊，加以全盘管事； 一位总管杜德春先生，原在永仁堂，其后被南京同仁堂挖脚，杜先生自小在药房学徒出身，精明能干，管配方细料、银货二账，加带外面跑药行，选药办货，一律包办， 这也充分显出五嫂的用人能力；另外是一位张家驯先生，也是南京同仁堂的售药先生，外号小诸葛，对医药都通。(71页)
注60 同仁堂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失火之后，清宫的御药房领班张世基(即档案中提到的乐尊育孙子乐礼的妻子乐张氏之父)出资接管了同仁堂，所以在清中期直到清末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同仁堂是在张家手里的。失火一事，可参见拙著：《清代老药铺与八旗制度关系初探：关于新发现的几份同仁堂档案》(《清史论丛》2015年第二辑)。
注61 据乐崇辉访谈：我于幼时并未听闻伏魔寺，也不曾去过。但既然记载曾祖父的史料中提及了伏魔寺，那就必须弄个清楚……据《燕都丛考》引《顺天府志》之记载：“绳匠胡同或作丞相，北有伏魔寺，有中州、休宁、潮州诸会馆。”此书是民国十八年闽侯陈宗蕃辑著。由斯足见确有伏魔寺，并非虚构，只是有关寺中僧人以及寺中诸种设施则付阙如。(6、7页)
注62 乐崇辉在访谈录中对此也特别强调过：“同仁堂的古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是规规矩矩，绝不偷工减料。其实同仁堂没有‘秘方’，何谓秘方？规规矩矩就是秘方。懂得工序就是秘方，着重的是过程。所以，所谓秘方就是良心，方子都是古方，只在有无按良心配药。也就是按照良知、良能来依法炮制。同仁堂就是凭良心，不卖假、伪劣药，也不马虎制药，所以‘凭良心’就是秘方。大陆‘文革’的时候，曾把同仁堂的秘方写成大字报，贴在同仁堂大门上，后来配方又都保密了；但即使如此，如若没有按照良心配药，所制的药还是不行。所谓真正的秘方，就只是一个‘德’字，揉在药里，才有了至上的疗效！”(33页)
注63 引文见《梨园旧艺妙通神》，《北京晚报》2012年6月30日。
注64 张锡钧(1899—1988)，字石如，曾用英文名Chang Hsi-chun。中国第一代生理学家。1899年生于天津市。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0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罗虚医学院(Rush Medical College)学习，先后获理学学士、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结识了在同一实验室进修的英籍华人林可胜。1926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内科助教。1938年至1942年兼生理科代主任，继林可胜主持生理科的教学研究及中国生理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协和关闭后回到天津行医。1948年协和复校后，任生理科教授、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国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医研究院经络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等职。1988年3月20日卒于北京。
注65 王政尧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清代戏剧史术有专攻，著有《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书中凡与京剧有关的事宜，我多次向他请教。他出于对刘曾复老的崇敬，陪我做了第二次访谈，访谈中二人谈及诸多与京剧有关的掌故，因篇幅所限，均未收入这篇口述之中。
注66 陆键东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
注67 梁漱溟的父亲名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后官拜内阁中书等职。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见民国官僚腐败、道德沦丧、民不聊生，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为唤醒世人，决心一死，于1918年10月17日投身于积水潭，以自杀殉清。临死遗书数万言，皆以世道人心为念。无论识与不识咸惜之。参见陈灨一《新语林》卷六“伤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01页。
注68 冯国璋(1857—1919)，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奉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1916年当选副总统，1917年代理总统，1918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1919年在北京病故。
注69 南京的开平府的确是明初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府邸。常遇春因攻克元朝的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被封为开平王鄂国公。
注70 汪鸾翔，字公岩，号巩庵，广西桂林人。曾求学广雅书院，为名儒朱一新弟子。20世纪30年代曾任溥仪的家庭教师。二三十年代执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历任清华大学、河北大学、中国大学文学教授，北京国立美术学院等校中国画及中国美术史教授。是国立清华大学校歌词作者［此校歌作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汪鸾翔时任清华高等科国文教员］。
注71 刘老的外祖父名纪钜维，字香骤，一字伯驹，号悔轩，晚署泊居。河北献县人。纪昀五世孙。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选授内阁中书。沈毅好学，博览群籍，精考据，善鉴别书、画，工诗古文辞，旁及绘事。从张之洞游鄂最久。监督学校，多所成就。有《泊居剩稿》一卷，民国十四年(1925年)铅印本。
注72 安徽寿州孙家，应是指孙家鼐，孙是清朝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者。
注73 崇德中学，1911年美国基督教会设立，1928年定名崇德中学校。校址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今西绒线胡同)79号。
注74 “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制造的枪杀请愿群众的流血事件，打死47人，伤二百余人。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就是被害学生之一。
注75 刘曾复的姨夫汪鸾翔有三个儿子，长子即刘曾复的大表哥，名汪健君(1903—1999)，曲家。生于武昌。1925年至清华大学任职。曾向溥侗学曲及参加昆曲活动。1935年春与俞平伯等共组清华谷音社，是主要成员，还经常参加北平城内珠萦社、潜庐曲社等曲集。抗日战争爆发后受清华保管委员会委托，将珍贵档案文献百余箱转移至天津租界并负责保护，遂留居天津。在北京、天津请益曲家滑苕白、许雨香、俞振飞等，精研曲律宫调和昆曲音韵，与俞平伯有探讨文章往还。抗战胜利后仍回清华大学。1957年调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后将自家珍藏古籍千册捐赠该馆。1956至1964年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员，20世纪80年代在清华和北大组织曲集十余次，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大型曲会。手订曲谱数十本。曾撰《言乐会沿革述略》《清华忆旧竹枝词》《北京旧时曲社杂记》等史料文章，在清华园传授昆曲。1999年7月6日在洛阳逝世，享年九十六岁。汪鸾翔的次子即刘曾复的二表哥，名汪振儒(1908—2008)，曾用名汪燕杰，笔名丁乙。1925年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1935年9月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获理科硕士学位。继而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林学院从事森林生态学的研究，1939年7月回国，在广西大学任教。先后任森林系教授、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树木生理学家、林业教育家，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1952年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林学院(1985年改称北京林业大学)，先后任林业系主任、绿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图书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北京林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的，就是这位二表哥。刘曾复在口述中对这两位表哥提及的虽然不多，但也可以想见对他所产生过的影响。亦可参见本套丛书中另一部《八旗子弟的世界》中印嘉佑的口述。
注76 师大附中，全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01年建立，曾为京师大学校附属中学校。1928年11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附属中学，1929年9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又改为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址在外二区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该校是中国最早创办的3所公立中学之一。
注77 圣约翰，指的是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诞生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学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也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无数领域的历史。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注78 华世奎(1863—1941)，字启臣，号璧臣，天津人。近代著名书法家。清朝时曾为内阁阁臣，任八旗官学教习。民国成立后以遗老自居。
注79 陈宗蕃《燕都丛考》：“前清时，内外城各街巷均系土路，故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谚。宣武门大街、崇文门大街及地安门大街各处，且系甬路，高逾三尺，车行其上，有陨越之虞。光绪之末，民政部兴，乃有马路之设。”(163页)
注80 陈宗蕃《燕都丛考》：“民国十五年，于正阳门宣武门之间，复辟一门曰和平门。未几，改为兴华门。十七年，仍复和平之名，于是内城凡九门。”又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辟一门曰和平。民国二、三年间，当事者即献斯议于袁项城，以为苟辟此门，北则与总统府新华门相值，南则直达香厂，可以谋市廛之繁盛，宜名曰新华，项城韪之。兴工有日，而前门外诸富商，惧斯门果辟，则行人出于他途，市廛必且南徙，乃浼有力者以风水之说进，谓斯门苟辟，将不利于国家，且亦不利于总统。项城惑之，乃寝其议。于是南新华街、北新华街之名虽定，而城垣内外，相距七八里，不能相连。民国十五年，合肥段公执政，鹿君钟麟主内外城警备政，乃毅然举工，未数日而毕。车途毕达，往来称便，乃名之曰和平。次年，张作霖入都，改名曰兴华。又次年，南北统一，国军入燕，爰又复和平之旧名。未二年，已三易门额矣。”(18、19页)
注81 郭仲衡，原为协和医生，喜好戏曲，而立之年下海成为专业演员。范濂泉与樊棣生都是京剧名票，工老生。樊棣生之父樊永培曾任清末缎匹库经习，颇有家资，是著名的春阳友会票房的创办人。
注82 广东潮州会馆在西城区丞相胡同(今名菜市口胡同)旧门牌30号。在潮州会馆中，这所会馆占地最广，有3亩2分，房屋70多间。其附产也在同一胡同之北侧，有房屋11间，由两个小院组成。见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74页。
注83 北半截胡同位于菜市口十字路口西南角，本是一条又短又窄的胡同。广和居在该胡同南口路东。
注84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最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书画家和诗人，与张学良、溥侗和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解放后将收藏的珍贵文物均献给国家。有《一代名士张伯驹》(任凤霞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可资参考。
注85 刘老在戏曲界有“京剧艺术的活字典”之美誉。
注86 阎岚秋(1882—1939)，著名京剧演员，艺名九阵风。工武旦、刀马旦。在艺术上得其岳父、名武旦朱文英传授(参见下面正文)，戏路比朱文英和其子朱桂芳更宽阔。与杨小楼、俞振庭、余叔岩、高庆奎等都有合作。在京剧界以为人正派、艺术作风严肃著称。
注87 朱桂芳(1891—1944)，著名京剧武旦演员，艺名小四十。原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其父朱文英为清末名武旦。
注88 王荣山，著名京剧老生演员，教师。幼年来京，曾用艺名麒麟童，成年后以荣山本名行世。
注89 王金璐，著名京剧武生演员。
注90 二医就是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原来叫北京第二医学院。
注91 王瑶卿(1881—1954)，著名京剧演员，在梨园界被尊奉为“通天教主”。
注92 王凤卿(1883—1956)，京剧老生。 王瑶卿之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戏曲学校任教。
注93 钱金福(1862—1942)，京剧武净兼架子花脸演员。与陈德霖同科。他对净角的脸谱有精细的研究，所勾脸谱既有写意也有工笔，独具风格。为京剧脸谱的改革创新做出过很大贡献。据说钱金福较保守，在后台勾脸时不愿让别人看，有“钱派脸谱秘不外传”之说，但刘曾复那时年纪小，钱金福勾脸时他站在身旁，钱金福并不在意。钱金福后来发现刘曾复是个很用心的人，还主动向他讲解钱派谱式的应用及笔法运用的要点和诀窍。因此“秘不外传”的钱派脸谱竟奇迹般地传到了刘曾复手里。刘老的脸谱勾画还得到钱金福之子钱宝森、杨小楼女婿刘砚芳、王福山、侯喜瑞、王凤卿的亲自教授。
注94 侯喜瑞(1892—1983)，京剧架子花脸演员。
注95 在湖广会馆开的展览会，指的是2002年9月为刘老举办的“刘曾复京剧脸谱艺术展”。刘老还有《京剧脸谱图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和《京剧脸谱大观》(台湾印制，收图660幅,不公开发行,专送世界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收藏)问世，极具学术、艺术和收藏价值。
注96 这一段话是刘老在2007年审阅这篇口述稿的时候自己加上去的。
注97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各领域都卓有贡献。
注98 冯德培(1907—1995)，神经生理学家，我国近现代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
注99 吴宪(1893—1959)，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学毕业后去美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化学和生物化学，1919年获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助教。1928年升为教授兼生化系主任。他是我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在国际上负有盛名。在临床化学，特别是血液分析、气体与电解质平衡、蛋白质的生物化学、免疫化学、氨基酸代谢和营养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是当时的先驱。吴宪最突出的成就是1931年率先发表“变性说”(1929年已在国际会议上作过报告)，他正确地认为：蛋白质的变性是由于受物理、化学因素影响破坏了次级键，使肽链原来有规则的折叠变为松散形式所致。这在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是了不起的科学预见。吴宪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生化人才，他在建立和发展医学院生物化学课程方面，亦有许多贡献。著有《营养概论》(1929年)和《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1934年)。1941年协和医学院停办，吴宪于1945年去美考察。1959年在美病逝。
注100 “贾凯林他们”系指北京市政协编的一套文史资料，贾凯林是该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主任。
注101 程长庚(1811—1880)，祖居安徽怀宁。幼年在徽班(三庆班)坐科，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同治、光绪年间，任三庆班主，同仁尊称其“大老板”。曾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是京剧第一代演员中的著名人物，与四喜班的张二奎、春台班的余三胜并称为“老生三杰”“老生三鼎甲”，程为“三鼎甲”之首。被誉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京剧之父”等。
注102 陈德霖(1862—1930)，为清光绪以来青衣演员的代表人物，他创立的“陈派”是近代青衣的重要流派。
注103 李寿山是钱金福的师兄弟，亦工武净兼架子花脸。其父是与杨小楼、俞振庭同期的著名俞派武生李菊笙。
注104 载涛曾从武生张淇林、花脸钱金福学艺，又私淑杨小楼，功底湛深，以《安天会》《铁公鸡》两出最佳，李鸿举(万春)的《安天会》即载涛所亲授。参见石继昌《春明旧事》“京剧票友出名门”(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186页)。
注105 包丹庭，名包桂崇，丹庭是他的字。汉族，北京富绅。唱小生，住和平门外大街安澜营。参见石继昌《春明旧事》“京剧票友出名门”，186页。
注106 溥侗，号厚斋，溥仪族兄，封将军。生旦净丑无一不精，曾与其兄溥伦(叙斋)合演《连升三级》，弟扮店家，兄扮王明芳，一时传为绝唱。参见石继昌《春明旧事》“京剧票友出名门”，186页。赵珩先生在《月华秋水夜闻歌——文人与戏》一文中也提到：“民国以后，‘文采风流今尚存’的天皇贵胄像涛贝勒(溥仪的七叔载涛)和侗五爷(红豆馆主溥侗)等人，都可谓一代戏曲名家，即使是戏曲专业的名演员，也常常程门立雪向他们问艺，可见他们对戏曲艺术的造诣之深。”载赵珩《旧时风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页。
注107 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八旗京官争相投效，煤渣胡同顿为旗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冯国璋的府邸也在煤渣胡同。
注108 陈宗蕃《燕都丛考》：“廊房二条胡同与廊房三条胡同中间南北小胡同曰门框胡同，广德楼戏园在焉。再南曰大栅栏。为北平商业最盛之区，有三庆园，庆乐园戏场。”(493页)
注109 瑞蚨祥是清末民初北京最大的绸布店，前面也多次提到。瑞蚨祥拥有5个字号，其中就有西鸿记绸布店和西鸿记茶庄，均位于大栅栏街内。
注110 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京城的官盐。与查氏有关的建筑之一就是北京前门外的剧场——查楼。查楼原为查氏花园中的戏楼，后来成为戏院，改称广和楼，京城的京戏名角多在此登台。随着城市改造，该戏院已无存。
注111 刘老这里的记忆可能有误，会贤堂在什刹海，参见本丛书之《胡同里的姑奶奶》张宗尧、张碧君口述中的注释。取灯胡同内有名的饭馆名同兴堂。
注112 崔灵芝，原名崔松林，河北梆子“三大灵芝”之一，有“京梆泰斗”“梆子梅兰芳”之称。
注113 白登云(1906—1990)，京剧鼓师，拜著名京剧鼓师郭德顺、鲍桂山等学艺。1934年以后专任程砚秋鼓师，对程派艺术谙熟于心，伴奏上卓有贡献。197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顾问。
注114 第一舞台坐落于前门珠市口大街路北。民国元年(1912年)筹建，1914年春末建成。仿效上海“改良式剧场”，一改清代茶馆式的座位安设，舞台也取改良式。许多在此上演的京剧都使用布景。该剧场建成后，几乎邀遍了北京京剧的所有名角儿。该剧场几次遭遇火灾，1937年终被完全焚毁。京剧名角杨小楼、姚佩秋是主要投资人。
注115 真光电影院，位于东城区东安门外。开业于1921年11月，曾是北京建筑中最豪华、设施最先进的剧场。内部设施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各大电影院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解放后为中国儿童剧场。
注116 引自《富连成三十年史》，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
注117 引自《富连成三十年史》，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
注118 王和霖(1920—1999)，马连良亲传弟子，有小马连良之称。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京剧院。
注119 关于相公堂子，见齐如山《国剧漫谈》：“相公堂子又名私坊下处，本界则名堂号，或私寓，然私寓二字，已是贬词。其中的徒弟，名曰相公，又曰私坊，本界名曰徒弟，这种行业，实始自戏班。”(载《齐如山全集》第三册，台湾联经出版社1979年版，35—36页)《清末北京史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中译本，第34章第23节)对相公则有更直接的描述：“‘相公’本为对他人之尊称，而今日已成俗语，即龙阳之名义。但相公并非如同娼妓之一种特殊职业，而仅指优伶之少年弟子。北京习俗，朋友相聚设宴视招歌妓侍宴较之招相公更为下等，并不高雅。盖因歌伎仅以卖淫为业，而相公并非以色侍人，只不过以陪酒席弹唱划拳等助兴为业。欲招相公者令菜馆老板将之招来，不仅为酒席助兴，其小费亦无须甚多，招请数次后逐渐相识，方得玩弄其色，但其小费若不比歌妓甚多则不应允。深交后，狎客必须为之买衣、帽、靴等。若相公学艺已成，可独立为优伶时，狎客必须出钱使之走出师门。相公尚未离开师门期间，陪酒席所得之小费等均成为师之收入。独立而离开师门后，一切收入皆归其所有，并且由狎客出钱租房娶妻，收徒教戏，得以安度一生。于是，相公若被酒客招请，则努力寻求于己之未来有利之人，此亦自然之理(据云天津的相公比北京下等，专卖淫)。”(505页)
注120 这是第一部以优伶为主人公反映梨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849年。作者为江苏常州的陈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始作俑者。
注121 关于梅兰芳祖父开相公堂子的经历，可详见幺书仪：《戏曲史叙述中的北京“堂子”》一文，该文所述比刘老这里要具体详细得多。载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74—93页。
注122 田际云(1864—1925)，京剧花旦演员。艺名想九霄，亦作响九霄。1900年任梨园工会会首。田际云一生致力于戏曲改革，发起组织“正乐育化会”，创办第一个女伶科班，梅兰芳称他是“一位勇于改革社会恶习，有胆有识，不畏强御的先进人物”。(《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载《梅兰芳文集》，208页)关于刘老谈到的封相公堂子一事，民国初年穆辰公撰《伶史》有这样的记载：“际云生平最恨私寓(即相公堂子——笔者注)，以为是伶界羞，常蓄志革之。宣统三年(1911年)遂决计呈请禁止私寓。呈未上，适为私寓中之有力者所闻，以钱买某御史，上奏‘伶人田际云即想九霄，勾通革党，时编新戏，辱骂官府，宜科以应得之罪。’三月十九日被步军统领衙门官兵锁去，送交地方审判厅，查无实据，系狱百日释出。民国成立，仍请禁止私寓，蒙内务部及外城总厅批准，于是私寓营业遂除……旋集梨园之有名誉者，如杨桂云、余玉琴、王琴侬、孙佩亭等，组织正乐育化会……”(民国六年北京宣元阁印，53页)所述过程与刘老略有参差。刘老对此事的记忆，当亦是自书中得知。又，正乐育化会即梨园公会的前身。
注123 王琴侬(1887—1933)，青衣演员。王门是四代梨园世家。
注124 新世界，位于崇文门外香厂路和万明路交界处，始建于1917年，1919年2月开张，是模仿上海大世界建起的游艺场所，共5层，而非刘老说的两层。该楼一层有一部分为京剧剧场，由有名的坤伶组成的崇雅坤社就在那里演出。
注125 孟小冬(1907—1977)，京剧女老生演员，出身梨园世家，1938年正式拜余叔岩为师，是余叔岩唯一女弟子。曾与梅兰芳结为伉俪，后分手，一度皈依佛门。1949年与杜月笙一道离开上海赴香港，1950年与杜月笙正式结婚。杜不久即去世。
注126 雪艳琴(1906—1986)，京剧旦角女演员。是我国早期京剧女演员中艺龄最长、成就最高的。曾与谭富英合拍过中国第一部整出的戏曲影片——全本《四郎探母》，是京剧艺术走上银幕的珍品。
注127 刘老这里有口误，姚玉兰是杜月笙的四姨太而非三姨太。
注128 张二奎(1814—1864)，字子英，出生地历来说法不一。著名京剧老生演员，为早期京剧老生三杰之一，与程长庚、余三胜齐名，号称“京剧三鼎甲”，一时声名在程、余之上，由于舞台生命不长，关于他的史料和传说比其同时代的余三胜、程长庚少得多。
注129 该文章收入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注130 周贻白，190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做过戏剧演员，亦参加过北伐战争。1936年国难当头之际，不满中国的戏剧史由日本人来写，于是愤然撰写了《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部专著，名噪一时，遂被复旦大学、无锡国专聘为教授。期间创作戏剧电影剧本、小说数百部，被誉为“金牌编剧”。1950年受爱国情结感召从香港回京，与欧阳予倩、田汉等学者创办中央戏剧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77年含冤逝世。
注131 《同光十三绝》是同治、光绪时期的13名昆曲、京剧著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据说是由清光绪年间画师沈蓉圃绘制，这里刘老和王政尧先生对此画的原作和传世经过都提出了疑义。但该画由于所绘13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也确实是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所以刘老说该画的传世是好事，不是坏事。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
注132 姓朱的，指朱复昌，可参见颜长珂《哪来的“十三绝”画像》：“听几位老先生说，这画是‘三六九画报’朱复昌等人依照京腔‘十三绝’，以沈蓉圃戏画中的人物拼凑而成的。”《中国戏剧》1999年第12期。
注133 郝兰田(1832—1872)，安徽怀宁人，清末京剧老旦著名演员，与谭志道均为京剧老旦的奠基者，被绘入《同光十三绝》画谱。在京剧界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其母为郝兰田之女。所以这里有“老旦是他岳丈”之说，实际上老旦是他的外祖父。
注134 翁偶虹(1908—1994)，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教育家，北京人。原名翁麟声，笔名藕红，后改偶虹。青年时期就读于京兆高级中学，业余常以票友身份登台。毕业后致力于戏曲研究，常与诸名票同台。1930年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建立，翁被聘于该校兼课。1934年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编剧和导演。1949年以后在中国京剧院任编剧。1974年退休。
注135 景孤血《题十三绝图咏》中，有一首诗的注文道：“二十年前，有人在城南游艺园举办‘名伶遗物展览会’，胪列遗物珍品甚多，然亦未见有着此图之岿然巨观也。”
注136 刘曾复这里提到的是翁偶虹《泛谈“十三绝”》一文，翁偶虹在文中提到：“我的老师胡子均先生，曾看见过沈蓉圃画的单人册页……”又及：“有一次，票界大王侗五爷(红豆馆主)想演《单刀会》，特意拜访胡子均先生，请他司鼓。老二位说起梨园往事，谈兴甚浓，予侍立左右，冒昧地请教‘十三绝’的问题，侗五爷说：这张‘十三绝’本不是沈蓉圃的初稿，是把沈蓉圃所画的单人册页拼凑而成图的。”载《中国京剧》1992年第2期。
注137 周妙中，北京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院。历任外交部外语学院语文教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助理研究员，中华书局编辑，副编审。编辑《话本选》(标点注释)、《水浒后传》(标点注释)、《文选》(校注)、《清代戏曲史》、《历代曲家时代考》等。
注138 阿甲(1907—1994)，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1907年生，祖籍武进，定居无锡宜兴蜀山。中国当代著名戏剧编剧兼戏曲理论家、表演和导演艺术家。阿甲自幼随父读书，爱书画，尤喜京剧。1938年春赴延安，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是时始用艺名“阿甲”。毕业后，任鲁艺平剧研究团团长，开始了京剧改革的实践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副处长，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1961年任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室主任。
注139 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湖南长沙人。中国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戏曲史家。1934年参加左翼剧联，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编辑、教学、研究和领导戏剧运动的实践中，撰写了大量有关戏剧艺术和戏剧运动的评论、讲稿、报告、论文和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院长，全力投身于戏曲革新工作，论著有《中国戏曲通史》《戏曲艺术论》等。
注140 王世续(1920—2005)，字少农，北京人，出身梨园。京剧老生、中国戏曲学院资深教授。
注141 本篇口述做于2003年，当时王世续还在世。王世续逝世于2005年。
注142 萧连芳(1900—1963)，字馨若，北京人。京剧小生、教师。出身梨园世家，与萧长华为亲叔侄。1912年入富连成科班，1917年始在富连成执教至1945年。
注143 仲盛珍(1914—1929)，江苏淮城人。京剧花旦，去世时年仅16岁。
注144 丰泰照相馆于1892年由任庆泰在北京的一家琉璃厂土地祠创办，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制作机构。拍摄过《定军山》《青石山》《艳阳楼》《收关胜》《白水滩》《金钱豹》等多部优秀电影，其中《定军山》片断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注145 奚啸伯，祖姓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祖籍北京大兴县。其祖父裕德是前清文渊阁大学士，后入阁拜相。父熙明，曾任度支部司长，善于绘画书法。11岁时正式拜言菊朋为师。1929年正式“下海”，1935年进入“承华社”，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被誉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
注146 双庆社是武生名角俞菊笙之子俞振庭组建的戏班，曾遍邀各大名伶在他班里演出，自谭鑫培起，刘鸿升、杨小楼、余叔岩、四大名旦、王又宸、高庆奎、马连良等，都搭过他的班。
注147 王又宸，字痴公，号幼臣，原籍山东掖县，寄居北京。其父是前清的工部小吏，早逝。王又宸先在某陆军督练处任职，后官至候补知县。1911年弃官从艺，转演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1918年曾以鸿庆班头牌老生演于天津大新舞台，与荀慧生合演《乌龙院》等剧，极受欢迎。擅演剧目有《打渔杀家》《南阳关》《天雷报》《打棍出箱》《乌盆记》等。王又宸原妻奚氏病殁，谭鑫培以女为其继室。
注148 孙菊仙(1841—1931)，字菊仙，号宝臣，外号孙一啰，晚年用“老乡亲”为艺名；出生在天津一位商人家中。京剧老生。 1886年被招入清宫的升平署，在宫内演戏同时兼任教习达十六年之久，颇受慈禧太后的称赏，被赐予四品顶戴。
注149 时小福(1846—1900)，原名庆，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京剧青衣演员。有“天下第一青衣”之誉。时小福与梅巧玲，时人称其为四喜班之“二绝”，弟子众多，梅兰芳也为其弟子之一。
注150 汪桂芬(1860—1906)，原籍安徽安庆府潜山县(一说湖北汉阳府汉川县)。京剧老生演员。是程长庚的弟子并为程氏操琴，与谭鑫培、孙菊仙并称为老生“新三杰”、后“三鼎甲”。
注151 孙春恒(1847—1885)小名六儿，天津人，老生演员。拜师张胜奎。学成后搭北京嵩祝班演剧，后转至天津搭班。清同治中南赴上海。
注152 张胜奎(生卒年月不详)，又名张奎官，北京人，也是入“同光十三绝”的名角之一。曾于四喜班演出多年。擅演老生角色，亦能演丑角戏。
注153 周信芳(1895—1975)，出身艺人家庭，今淮安清浦人，京剧演员。艺名麒麟童，是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154 雷喜福(1894—1968)，京剧老生。为富连成六大弟子之一。马连良、谭富英、李盛藻、叶世长、谭元寿等均曾受业于他，在富连成科班被称为“大师兄”。
注155 许荫棠(1852—1918)，名德普，字秋山，京兆大兴县人。京剧老生。
注156 贾丽川(1851—1907)，京剧老生，字焕亭。昆腔小生贾树堂之子，贾洪林之叔父。
注157 俞菊笙(1839—1914)，京剧武生。原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幼年投张二奎门下，从杨二喜习武旦，后改武生。
注158 侯俊山 (1854—1935) ，名达，字喜麟，河北万全县东红庙村人，河北梆子的创始人之一。晚年移居到张市桥西区行宫巷。侯俊山自幼学习晋剧，天资十分聪颖，后经名师点传，唱念做打俱佳，旦行及红、黑、生、丑均臻于上乘。十三旦是他的艺名。
注159 程继仙(1874—1942)，一作“程继先”。京剧演员。字振庭,原籍安徽潜山。著名京剧老生程长庚之孙、鼓师程章甫之子。
注160 王鸿寿(1850—1925)，安徽人，有“活关公”之美誉。
注161 李洪春(1898—1991)，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南京，后迁居到山东省武定(无棣县佘家巷乡李官庄)。红生演员。
注162 有关刘曾复的父亲在颐和园就职一事，详见这组口述的第一篇。
注163 袁良(1882—1952)民国第四任北平市长(1933.6.16—1935.11.8任职)，浙江杭县人，字文钦。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袁良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革新，力图整顿，颁布了《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城市建设计划。为保障上述规划实施，市府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开北平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先河。
注164 清代官修大型辞藻典故辞典之一，是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辞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对句之用的工具书。
注165 这里说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19卷，简称“四书集注”。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
注166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近现代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国大。是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国民党入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
注167 这里的中二爷指的是孙中山，为什么如此称呼则不清楚。
注168 丞相胡同，老北京地名，现菜市口大街所在位置。该地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传明代大学士严嵩(相当于宰相职)曾居住此地。另一种说法是明代这里集中居住了绳匠，故名绳匠胡同，谐音丞相。清乾隆时期改名为神仙胡同，后改为丞相胡同。1965年改名为菜市口胡同。该胡同北口外东部至铁门胡同南口一段，就是清代菜市口行刑法场故址。
注169 鹤顶红，即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业价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学开始物料，也是最古老的毒物之一，无臭无味，外观为白色霜状粉末，故称砒霜。
注170 前面已经提到，这里说的是安徽寿州孙家鼐家。见本书第84页注释①。
注171 参见本书刘曾复口述第一篇第91页注释①。
注172 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华北中学。原址在西安门大街附近，后迁至北京市西城区南长街大晏乐胡同11号。
注173 僧格林沁府位于南锣鼓巷南炒豆胡同73、75、77号(此为板厂30、32、34号院)，全府占了几乎炒豆胡同一条街，规模相当可观。僧格林沁死后，该府由其子孙继承，至民国时主人为僧格林沁之孙阿穆尔灵圭，故又称“阿王府”。阿穆尔灵圭时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家道败落，难以维持，只得将王府拍卖。该府今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174 恽宝惠(1885—1979)，常州人，恽毓鼎长子。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一字澄斋，北京大兴人，祖籍江苏常州。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宪政研究所总办等职，担任晚清宫廷史官达十九年之久。《恽毓鼎澄斋日记》，起于1882年，迄于1917年，计120万字，是恽毓鼎几十年工作与生活的全面记录。1960年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将保存的36册日记全部归之北大图书馆。恽宝惠清末授陆军部主事、禁卫军秘书处长等职，北洋政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蒙藏院副总裁。伪满洲政府时曾任内务府部长，后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948年回乡总纂《毗陵恽氏家乘》32卷，解放后任全国政协文史馆员。
注175 梁鼎芬(1859—1919)，晚清学者、藏书家。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后应张之洞聘，主讲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院，为《昌言报》主笔。辛亥革命前有反帝主战思想。曾任溥仪的毓庆宫行走，所以刘老说他是“宣统老师”。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
注176 〖HJ1.2mm〗松筠庵也叫杨椒山祠，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坐南朝北，是明嘉靖年间杨继盛的故居，松筠庵为原名，在一些文献中也有写作“松云庵”或“松鹤庵”的。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丁未科(1546年)进士。是明朝有名的爱国志士、文学家和书法家。“文化大革命”中杨椒山彩塑像被砸毁，香炉，祭器及石碑“杨椒山先生故宅”“松筠庵”“景贤堂”“谏草堂”等均被毁坏。唯有景贤堂、谏草堂墙壁上的刻石侥幸得以保留。北京市人民政府1984年5月24日将这里列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HJ〗
注177 孔教大学是民国初年提倡尊孔读经的社团——孔教会筹建的一所大学。孔教会1912年10月由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成立于上海，以后将总会迁至北京。陈焕章任孔教大学校长。
注178 早年，北京的名饭馆有“八大居”，广和居是其中之一。坐落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三间房，南头半间为门洞，门洞正对院内南房的西北墙，墙上有砖刻的招牌，权当影壁。院内各房，都分成大小房间。是京城士大夫聚会的场所。广和居在北洋政府末期便衰败了，原因众说不一，一说广和居后来搬到西单全聚德一带，但还是无起色，饭店最终倒闭。
注179 前门外鲜鱼口街便宜坊烤鸭店创业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股东有三个，古玩商王少甫是大股，鲜鱼口街便宜坊虽然晚于米市胡同的老便宜坊，但后来居上。
注180 郭纪云确有其人，据载育英学校的创办就与他有关，这个图书馆在梁实秋、季羡林等人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也出版一些图书，但具体情况待查。
注181 森隆是饭庄名，由江苏丹徒人张森隆开办，并以他的名字为字号，最初设在东安市场北面的金鱼胡同。张森隆，号春山，到北京后靠卖肉馅起家，于民国初年在东安市场北门开办稻香春南味食品店。他善于交际，曾任1913年成立的东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会长，后担任原北平市商会理事、商会公断处处长等职务。1920年张森隆将稻香春全部翻修重建，盖起了漂亮的三层楼房，一层为稻香春南味食品店，二层为森隆西餐馆，三层是森隆中餐馆。开业之前，张森隆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传。1924年森隆饭庄正式开业。1956年公私合营，1968年东安市场改造时被取消。
注182 长春堂药店于乾隆末年(1795年)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开张营业，以经营人们喜欢的闻药为主。1888年孙三明开始经营长春堂后，为了与日本产的仁丹和清凉闻药宝丹相抗衡，最终试制成功一种新的闻药——避瘟散。到1933年前后避瘟散取代日货宝丹而独占市场，以华北、华东销售量最大，同时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都有销路。这是长春堂的鼎盛时期，它先后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长春堂印刷厂、长春堂棺材铺、庆丰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又在东晓市开有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了仁和堂药铺，连同外地分号，总共有八个商店。掌柜张子余，即刘老这里说的长春堂老道，被北京商界称为四大巨子之一。
注183 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如长房长子比父母先死，那么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祖母死后举办丧礼时要代替长房长子(即自己的父亲)做丧主，叫承重孙。其他孙辈的则称孙，或嫡孙(特指嫡妻即正妻所生儿子的嫡妻即正妻所生的孙辈)。
注184 谭鑫培故居位于前门外铁树斜街大外廊营1号，三进院落，有房屋43间半。
注185 米市胡同位于北京原宣武区东南部，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东街。清以来在此居住许多官僚、文人。如王崇简、王熙、潘世恩、潘祖荫、曹秀先、任兰枝、徐宝善等。胡同43号是以前的南海会馆，即康有为故居。刘老这里说李万春、钱金福等人都在这里住，是指的在这一带住，而不是住在这条胡同里。但这些人的居所，的确都在米市胡同附近，如王瑶卿的故居在培英胡同20号；余叔岩住椿树上头条15号；尚小云故居在椿树下二条1号；荀慧生的故居在山西街13号；钱金福故居在山西街23号；于连泉曾住西草厂17号、永光寺东街21号和宣武门东河沿9号；裘盛戎的故居在西河沿215号，对面就是正乙祠；李少春故居在南柳巷 54号，等等。这也是笔者在这里提到有个唱戏的人居住的“圈子”之义。
注186 越中先贤祠也是一个会馆，位于北京虎坊桥校场口胡同44号。
注187 谭先生，即谭鑫培。
注188 李万春，京剧著名武生、老生。鸣春社是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办的，培养鸣春两科学生近300人。
注189 荣春社是尚小云于1937年创办的。按：尚小云，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生于1900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去世。
注190 魏希云，京剧鼓师，人称魏三，自改名为畏三。是马连良最早的鼓师，与马连良合作时间最长。
注191 马崇仁(1923—2015)，又名马金仁，父马连良，京剧净角。 11岁被送到中华戏曲专科职业学校学习，最初学花脸，后来跟随何连涛先生转为武生，后又改学老生。1957年拜侯喜瑞为师，学习侯派花脸。
注192 关于马荣祥，参见下面的马荣祥口述。
注193 臧家桥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西北，是一条长不足百米的小胡同。广福馆地处臧家桥南端，是堂子街、韩家潭、五道庙、杨梅竹斜街及臧家桥五条路的路口，俨如一座寨子，又因店主无男性，文人雅士就将其称为“穆家寨”。因为距琉璃厂甚近，所以文人纷纷光顾。又，穆老太太(即马崇年的姥姥)据说是炒疙瘩的创始人，1949年去世。
注194 小恭王名溥伟(1880—1936)，是恭亲王奕的次子载滢的长子。过继与恭亲王长子载徵，袭恭亲王。故称为小恭王。
注195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记尚小云往事时，也谈及此事：“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24页)这是可以与马先生的叙述相对照的逸事。不过也有人说广福馆并无雅座。
注196 梨园公会是在京戏曲界人士的同仁组织，自清以后名称几经变化，先后名为“精忠庙”“正乐育化会”“北京梨园公益会”“北平梨园公会”等。北平梨园公会于1936年7月正式成立，会址在樱桃斜街34号。会员必须遵守的行业准则，其内容大致为：不许鱼竿钓鱼(将主演、场面挖走)；不许在班撕班(破坏团结、使班社涣散、垮台)；不许临场推诿(不接受角色)；不许在台上起哄、笑场、阴人、错报家门等。凡违反行规者“革除梨园”。
注197 即今天的北京军区总医院，位于东四十条。
注198 粮食店是胡同名，位于今天北京大栅栏的文化街附近。中和，戏院名，创建于清末，旧称“中和园”。当年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长期在这里演戏。1938年尚小云创建荣春社后，也长期在这里演出。1949年改名中和戏院，戏曲团体多以中和戏院为演出场所。1951年新戏曲研究会成立，会址即设在中和戏院。如今的旧戏院仍未拆除。这里提到的从崇文门外的粮食店到城内的东四十条，确实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注199 于连泉(1990—1967)，艺名筱翠花，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旦角。
注200 最初的四大须生是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和马连良。后来即如马崇年先生所说，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和奚啸伯。
注201 四小名旦是20世纪40年代初推出的4个男旦，即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和张君秋。李世芳1947年死的，才华未及充分施展。
注202 1947年元月5日李世芳搭乘京沪航班121号班机途经青岛上空，因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去世时年仅26岁。
注203 毛世来于1949年组建和平京剧团。1958年由北京调长春任吉林省京剧团团长、吉林戏校校长等职。晚年在吉林戏曲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注204 豆腐巷胡同现名丰收胡同。
注205 边式，北京话，读biān shì，意为体态漂亮利索。
注206 这里要感谢马喆先生和帮我联系马喆先生的王玉金先生。
注207 1942年春，国民党陆军第5军在缅甸对日作战中，曾遭到日军空降袭击，军长杜聿明对空降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杜回国后受命组建第5集团军，1944年4月8日，杜在其集团军所属部队内，抽调了一批比较年轻精干的军官和战斗力强的连队，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组成了第一个伞兵团，这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支空降部队。伞兵团划分为1、2、3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国民党军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解放军作战。1949年3月，空军伞兵司令部直属部队及所属伞兵1团、2团分两个梯队由上海撤至福州，以后又海运台湾。1949年4月15日，伞兵3团官兵2500余人在海运福州途中，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团长刘农畯率领下开到连云港起义。马荣祥先生所在的伞兵剧团就是跟随伞兵1团、2团辗转赴台的部分。
注208 在这里马荣祥先生只是粗略地随口提及国民党伞兵部队的创建过程，所谓跟中美作战打垮了，指的是在缅甸遭到日军空降袭击一事。
注209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北平的围城是在1948年12月13日。
注210 浦南专指上海黄浦江中上游段以南地区，位于上海市南部和杭州湾北岸，包括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浦南部分。浦南在广义上也属于“浦东地区”，另外也可包含在“路南地区”范围内，“路南”是指沿沪杭铁路线以南地区，地跨沪、浙两地。
注211 马连良因抗日时期赴伪满洲国演出，在抗战胜利后被控汉奸罪，虽然最终未予起诉，但已经倾家荡产，这是他远走香港的原因。当然此时他也无法顾及家人。
注212 马荣祥先生这里用的都是台湾惯用词汇，如我们称“解放”，他说“沦陷”，我们说“起义”，他们说“叛变”，但其实并无多少政治倾向在内，所以均保持原状。
注213 顾正秋，本名顾祚华，原名丁兰葆，小名兰宝。京剧旦角。1928年生于南京。1940年首次公演，改名顾正秋。1941年与关正明合演全本《王宝钏》，由民莘影片公司拍成电影。她能演许多四大名旦的剧目，因有跷功，也演《翠屏山》《乌龙院》等花旦戏。1944年拜梅兰芳为师，得梅悉心指点。1945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上海戏剧学校。1946年离开戏校后，曾与谭富英、马连良同台演出，并自组顾正秋戏团，赴南京、蚌埠、徐州等地公演。1948年11月，应台湾省邀请，率剧团赴台演出达5年，曾被誉为“台湾梅兰芳”。1953年剧团解散后即息影剧坛。1978年赴美，间或回台演出，并向弟子传艺。
注214 李桐春(1927—2014)，京剧武生、红生。河北雄县人，满族。名净李永利之子，名武生李万春二弟。1949年初与其弟李圜春随王振祖所率的中国剧团赴台演出，未能回归，落户台湾。曾搭顾正秋京剧团，后又转入大宛、陆光、海光等剧团，并于海光、“国光”等剧校任教。在台湾享有“活关公”之誉。
注215 四梁四柱，指形成一个演出班社的主要骨架。同时表明各行当门类之间相互支持、协作才能完成一场演出。一个演出班社就如同一座房屋一样梁柱之间相互支撑才能四平八稳。又一说，四梁者是老生、青衣、武生、花脸(净)，四柱是花旦、小生、老旦、丑。
注216 关于马连良赴伪满洲国演出一事，众说不一，这里采用“百度”说法，将事情略述如下：1942年秋天，马连良应邀赴奉天(现辽宁省沈阳市)演出，时值日伪时期，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滨田遂提出以马连良为团长，组建“华北文化使节团”，来“满洲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的要求。1942年10月下旬，马连良率领扶风社青衣李玉茹、丑角马富禄、花脸刘连容、小生叶盛兰、武生黄元庆等40余人，以“华北文化使节团”的名义前往奉天。在东北大戏院和“中央大戏院”演出了10天，共10场戏。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马连良1942年曾经“赴伪满演唱庆祝戏”为名要逮捕马连良，但马连良已于4个月前离开北平。后来因为国民党办案人员查无实据，实在查不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曾向东北派出过“官方使节团”，于是最终不予起诉，但已让马连良倾家荡产，只好拼命地唱戏挣钱养家。债务还清后，马连良从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2年才从香港回到北京与家人团圆。
注217 马崇杰是马连贵的第七子，马荣祥、马崇年的七弟，出生于195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注218 《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是2005年美劳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南奇。
注219 马连良，字温如。
注220 开国大典是下午三点开始的，我们为此再次询问马先生，他强调说，他们确实是凌晨五点就集合了，这当然是可能的。至于开国大典的时间，他说是下午三点。
注221 关于李家的家世，《李德伦传》(罗筠筠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的记载比较详细，可与李滨的口述相参照。该传称，据李家的家谱，李家的宗祖是明代开国都城金陵人，后定居河北沧州，到李德伦的祖父李占有一辈又迁到丰润。李德伦的父亲兄弟三人，长子李际春，字鹤翔，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十几岁投笔从戎，后来进“保定讲武堂”学骑兵，毕业后在奉天(今沈阳)任统领，曾与张作霖拜过把兄弟。次子李荣春，字梓乡，在家务农。三子即李德伦、李滨之父，名李宏春，字育庠，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
注222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1920年出生于日本一个汉学世家。因父亲任职于“满铁公司”，所以她出生在沈阳。李际春与她父亲是同学，她13岁认李际春为养父，李为她取中国名字为李香兰。李14岁前往北京读书，1937年被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聘为专职演员，主演《蜜月快车》而一炮走红。1945年日军战败，她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因公布自己日本人身份而幸免。1946年被释放回国。1974年当上参议院参议员，曾以此身份再度访问过北京。1992年从参议员任上退休。
注223 这里指的是李滨的大伯父李际春与张璧1931年受日本人土肥原贤二指使，在天津收买当地地痞流氓，半夜攻打天津市政府，搞“天津便衣队暴动”一事，从此李际春成为著名的大汉奸。详见关于张璧的注释。
注224 据《李德伦传》，李滨的二伯即“李二大人”当时仗着其兄的地位横行乡里，开设赌场、窝藏土匪、抽大烟。解放后被抓捕，后获保外就医，最后死在清真寺中。他的儿子即李滨说的“四哥”李德仪，在《李德伦传》中的说法是被日本人弄死的。该传还提到：“在李家三兄弟的后代中，只有李荣春不注意对子女的教育，所以他的子女下场都不好。”
注225 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二·九”运动后由平津学生组成的抗日组织。1936年2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宣告成立，2月26日发表《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注226 照片中的毓祥，就是李滨的父亲李育庠。毓祥很像是满洲人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李育庠在前清时的名字，清亡之后改成李育庠，为汉名。
注227 大中银行，私营商业银行。1919年3月成立，总部设在重庆。后几次改组。大中银行在北京、天津、徐州设三个分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清理停业。
注228 安福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与绒线胡同平行。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此成立俱乐部，进行政治活动，控制国会，因此得名“安福系”。
注229 关于李滨之父抽大烟的情况，详见下面萧成的口述。
注230 李滨的母亲名铁桂兰，后改名铁敬欧，生于1898年。其父做贩马生意而非贩驴。
注231 李滨这里提到的六姐即萧成，详见萧成口述。
注232 牺盟会全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从1936年到抗战初期山西成立的地方性群众团体，总纲领是“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总会长为阎锡山，在山西各县都设有分会。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后解散。
注233 李家7个子女，男孩中李德伦按大排行行五，李滨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李德俭。女孩中，李滨的大姐名李菊同，后改名黎颖。其次是李菊坪，即李南之母，到上海后取艺名为黎频。再次是李菊岺，后改名萧成，即李滨所称的“不受待见的六姐”。最后即李滨，李滨下面，是十妹李津。按：黎颖逃婚后到山西，在“牺盟会”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山西省妇联主席。有《青春纪事——一个女战士的往事忆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一些回忆录出版。
注234 张承先1935年入清华大学学习，后参加“一二·九”运动。解放后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任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而遭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复出，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注235 李德伦的经名是阿卜杜拉·阿奇。
注236 据《李德伦传》，1929年这次李家到哈尔滨去投奔李宏春的小舅子，是为了在那边寻找工作，但无功而返。李德伦唯一的这位舅父名铁双恒，字松岩，清末年仅13岁时就被选派到哈尔滨商务学校学习，接受的是完全俄式的教育，李家去哈尔滨时，他在中东铁路局任稽核局局长。
注237 哈尔滨的秋林公司创建于1900年，先后由沙俄资本家、英国汇丰银行、日本商人和苏联政府经营。1953年10月有偿移交我国。
注238 中原公司位于王府井大街，是天津中原总公司的分公司，开业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当时号称“是货皆备，定价划一，为北平第一大商场”，见《北平旅行指南》重排本，326页。
注239 新新大戏院是1937年由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等15人筹资修建的。1950年改为首都影院，是第一家国家级电影院。
注240 李少春(1919—1975)，京剧武生、老生演员。父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李少春1938年拜余叔岩为师，得余亲传。老生宗余派，武生宗杨派，被视为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人才。
注241 寸子，也有说是指满族妇女穿的花盆底鞋。但在对京剧跷功的介绍中，都说跷功就是踩寸子，是旧时男扮女的演员用来模仿女人小脚步态的。解放后已经消失，近年又有复活。参见本书刘曾复、马崇年有关跷的口述。
注242 西来顺饭庄位于西长安街路南、当时已歇业的“南园澡堂”旧址。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正式开张，在当年北京的“教门”(清真)馆中以“阔”而著称。由著名厨师褚祥担任经理，开业不久便名闻京城，褚祥对传统回族风味的烧、蒸、烤、涮等均十分拿手，而且还有所创新。该店以独特的清真宫廷风味和优良的服务，不久便在京城赢得了“西派”的美称。20世纪40年代初褚祥病故，不久后西来顺停业。
注243 《女店员》是老舍写于1959年的话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注244 张秉贵(1918—1987)，自1955年起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任营业员，经多年苦练，练就卖糖果时“一抓准”“一口清”的本领，被授予特级售货员称号，是全国劳模。张秉贵在北京一度家喻户晓。他的柜台总是挤满人，很多人不是为买东西，而是专程来看他售货。
注245 这种说法与一般所说“东富西贵”就不同了，而且不知出处。
注246 据《李德伦传》，李宏春尽管曾经年轻有为，风云一时，但他春风得意的时间只有七八年，随着时局不断变化，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由于他不愿意靠自己所学的律师专业维生，且在他生活殷实时，又不置恒产，不存钱，只知道花天酒地，到此时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只能靠典当东西、朋友帮忙度日，先是把汽车卖了，维持了几个月，随着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他又干了几回帮人买卖房屋的“拉房纤”。到了1944年，生活每况愈下，又辞退了家里的用人，直到1946年11月去世。与李滨所说基本相符。
注247 194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占据的各城市和地方相继解放，国民党方面遂以建立东北临时大学、中学为名，将大批东北学生吸引到关内。1948年7月4日，《华北日报》公布消息，北平市参议会通过决议，要对东北学生进行考试，合格的编入临时大学，不合格则编入国民党的军队。东北学生认为国民党政府显然要把学生当炮灰，因而愤怒到极点，第二天7月5日组织大游行，反对北平市参议会的决议，要求读书。北平警备总司令陈某令军队向请愿学生开枪，这就是“七五事件”。“七五事件”是继“一二·九”之后北平学生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但影响、评价似乎都不能与“一二·九”相比，有关运动的起因，有说是共产党领导的，有说是东北联合中学发起的，至于伤亡人数，一说死8人，伤36人，也有的说远不止此数，等等。一说是由于这场运动主要针对傅作义而起，而当时共产党与傅作义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值关键时期，所以唯恐这场运动影响了斗争的大方向，因而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方式。放在这里，聊备一说而已。
注248 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成为全国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索。12月30日北平学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示威，拉开了抗暴运动的序幕。
注249 清华大学是1949年1月10日由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的。见《当代北京大事记》3页。
注250 据《当代北京大事记》，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是在1月31日，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城内，但举行入城式是在2月3日，而不是李滨女士所说在2月2日。见《当代北京大事记》3—4页。
注251 五牌楼在正阳门桥南，过去老北京将前门大街也称为五牌楼大街。1955年被拆除。北池子位于东城区，紫禁城东侧。
注252 引自陈志农：《北京民俗剪纸艺术》，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127页。
注253 南下工作团，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2月25日开始在北平招生。见《当代北京大事记》，6页。
注254 《李德伦传》也提到此事，说李德伦他们进城之后不几天，李滨就找到北池子，非要参加工作，李德伦劝她说：“着什么急呀，先把书念完。”但她未听，自己跑到四野南下工作团报名参加了短期军事、政治训练学习。后因患肺结核，李德伦找到南下工作团驻地朝阳大学，与团部取得联系，才把她劝住留在了北京。
注255 《赤叶河》是阮章竞作词、梁寒光作曲的歌剧，图解式地把土改的全过程介绍给观众。
注256 李伯钊(1911—1985)，戏剧家，笔名戈丽，女。1949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筹建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并任第一任院长。
注257 “鼠昧”是老北京话，形容人的猥琐、瘪三之态。
注258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
注259 1950年以后的历史，李滨不愿多说，我也没有再问。关于她的这段经历，程迺欣在《采访女人》一书的第三章“迟到的追光”中有详细的记述。包括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划为“中右”与调到哈尔滨话剧院的经过，对“文革”时期的回忆、两次恋爱、婚姻和离婚的过程，等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60—86页)。《李德伦传》也谈到李滨：“李滨后来的遭遇并不好，解放初从人民艺术剧院学员班毕业后就分配在‘人艺’，由于‘人艺’当时旦角很多，捞不到戏演，就到了哈尔滨话剧院，搞舞台设计的丈夫周人杰和两个孩子也一起过来了，没想到家庭被人破坏，最终还是破裂了。但李滨虽然家庭生活不幸福，却是个有才干和魄力的人，她给安子文和罗瑞卿写了信，调回了北京。九十年代演出了不少有名的电影，像《砚床》《甲方乙方》《我的父亲母亲》《西洋镜》等。”因均为公开出版物，所以引录于此。又，《采访女人》一书，是李滨赠予我的，可知她对此书持认可态度。
注260 “不得烟儿抽”是老北京话，意为不受待见，不受喜爱。
注261 张璧，河北霸州人。出身保定军校。早年追随孙中山。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出任北京警察总监，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民国方面代表之一。日军侵华后投靠日军。1931年1月8日到28日，他组织便衣队，配合驻天津日租界的日军，共同向驻天津的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并提出撤退中国军队、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迫使国民党于当年1月29日下令撤退天津驻军。此事即为轰动一时的“天津事件”。张璧在抗战胜利后死于国民党政府的监狱中。
注262 平杰三(1906—2001)不是汉奸。据《中国人名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256页)，平杰三为河南内黄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常委、副部长，政协秘书长，中顾委委员。感谢印嘉佑先生指出口述中这一讹误。
注263 这里说的北绒线胡同，应是西绒线胡同。北京有数条绒线胡同，除此之外还有东绒线胡同、小绒线胡同等。东西两个绒线胡同原为一条，民国时期开了北新华街后分成东西两条。
注264 这里说的几个，都是文化名人。其中陈波儿为电影女演员，曾与袁牧之共同主演过《桃李劫》；吕骥是作曲家、音乐家，后来被誉为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注265 贤孝里胡同位于西城区西单。
注266 张瑞芳，电影女演员。这里说的艺专指的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张瑞芳1935年曾入此校学习。
注267 鲍家街位于西城，今中央音乐学院就在该胡同的43号。这里说的绒线胡同，按地理位置看，很可能是东绒线胡同。
注268 《金表》，即《表》，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勒·班台莱耶夫的代表作之一。有鲁迅的译本。
注269 据李滨说，张家姐妹在金鱼胡同也有一个宅门，但与同样姓张的金鱼胡同那家不是一回事，待考。
注270 殷汝耕，1935年在日军唆使下出任日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委员长”，管辖冀东二十二县。战后被重庆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
注271 参见沙之沅等主编：《北京的少数民族》，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8—10页。
注272 (日)昌野强：《伊犁纪行》，华立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358页。
注273 八十四是满先生2003年时的年龄，他出生于1920年。
注274 满先生这里提到祖籍为德州城南四女寺达官营，为他家先祖是元代进入中原的蒙古人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证据。据明史专家的研究，“达官”，即“鞑官”，明代曾有大批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被安置于全国各地的卫所里，其中最多的就是蒙古人。这与明代民族政策与卫所制度存在着密切关系，构成了明代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参见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但像满先生祖先那样皈依伊斯兰教等事，则不知属于个例还是普遍现象了。又按，查互联网上有《各地满氏谱系》，其中也有德州四女寺达官营满姓一支，但未涉及该氏的蒙古人祖先，也未提及今天这个支系人的民族成分。
注275 这里说的贯市即西贯市，位于北京昌平区阳坊镇，是京郊最有历史、最著名的回民聚居村之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京师，次日清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德胜门西逃，当晚的落脚之处就是西贯市。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城郊编》“京北回族第一村”就是对该村村民所做的访谈，可参照来看。《施公案》为清代公案小说，不知著者姓名。小说中的神弹子李五姓李名昆，字公然。
注276 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张。
注277 满先生几次谈到父母的年龄时，前后都不统一，已被胡鸿保先生指出：“按此推，满父(1898—1974)，满母(1903—1952)，2003年是100岁或101岁，这种年纪的推算，全书几乎有好几处都不够准确”，显然当时被访者较为随意，而我当时既没有追问，日后也没有核对，是我的错误。在这里也感谢胡先生的认真查对和批评。
注278 半壁街，清宣统年间改名为东半壁街，现称东壁街，位于东城区。东起幸福大街，西至东唐街。
注279 北桥湾是介于三里河大街(现为两广路)与兴隆街间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长不足二百米。从地图上看，这一地区宛然一把扫帚，而短短的北桥湾恰似这把扫帚短短的柄，确是一条从胡同到大街必经的干路。重要的地理位置抑或正是旧时北桥湾经久繁荣的根本缘由。然而，北桥湾的繁荣又绝不同于前门、西单、王府井的奢华，只是植于寻常百姓的一种方便、一种热闹。北桥湾街上的店铺很多，“羊肉床子”就有三家，“连三元”“满三元”临近南口。街间路西的一家，类似清真食品综合商店，共三间门脸儿，分别经营羊肉、麻花和包子。(冯大宁：《旧京民俗北桥湾》，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6-12-11 11:23)还果然提到姓满的。
注280 长春堂药店创建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避瘟散闻名于世。全盛时期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等8家，掌柜张子余被称为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
注281 阡儿路今称阡儿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南部，北起珠市口西街，南至永定路。清乾隆朝时称蜡阡胡同。满先生就读的小学即今阡儿路小学。
注282 义溜胡同，旧称义留胡同。位于地安门大街西侧。增庆斋是当年著名的清真糕点铺，以八宝莲子粥最为著名。
注283 笤帚胡同清真寺位于前门外大栅栏繁华商业街的西面、前门的西南侧，又称前门清真寺，据学者对寺内碑记的考证，该寺始建于明朝。据佟洵《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一书介绍，笤帚胡同一带的穆斯林很多，解放前大多从事玉器、珠宝行、古玩字画行，笤帚胡同清真寺附近原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珠宝市，距清真寺不远的东交民巷的外国人经常到这里购买玉器、珠宝等工艺品。与满恒亮谈到的情况基本一致。该书并谈到前门地区原有回民799户，人口约2280多人，近年大多搬迁，但清真寺附近还住着三四百户穆斯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42—346页)
注284 下坡礼拜寺，即南下坡清真寺，参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内城编》关松山的口述。
注285 牛街礼拜寺居北京四大清真寺之首。该寺始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即公元996年。满先生这篇口述作于2003年，应是距今1007年，时间算是记得相当准确了。朝代应是辽而不是明而已。
注286 乜帖(Niyah)：穆斯林用语。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心愿”“举意”。指穆斯林在礼拜、封斋、施舍、朝觐宰牲、设宴待客、举行纪念亡者仪式前，从内心发出或口头表达的意愿。中国有些地区穆斯林专指各种原因的施舍和对宗教的捐赠。
注287 按满先生所说之事，指的是1932年的上海《南华文艺》侮教案。是年9月，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主编的《南华早报》(1卷14期)刊载娄子匡写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肉》一文，称猪八戒是“回族的祖先”、回民是“小猪八戒”等，引起上海回民的公愤，遂派代表前往交涉，提出四点要求：一、由该社正式道歉；二、回民撰文驳斥其对回民的侮辱；三、保证今后不再有此种侮辱文字出现；四、现存该刊于礼拜寺内焚毁。消息传到北平后，北平各界回民集议，认为此等侮教案连年发生，绝非一时一地部分回民之事，应该联合全国回民向政府当局交涉，遂即组织华北回民护教团，向南京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罢免《南华早报》主编曾仲鸣所兼各职，由法院科以割裂民族、危害民国罪定罪；二、请政府勒令《南华早报》停刊；三、将撰稿人娄子匡交法院治罪。并选出4名代表赴南京请愿。南京政府回应回民要求：一、作者娄子匡交法院究办；二、《南华早报》停刊；三、政府明令全国严戒以后不得有同样言行于回族；四、主编曾仲鸣确系挂名，已多次道歉，免予议处。一场轰动全国的侮教案遂告平息。满先生的记忆虽在细节上略有参差，但大致无误，亦可见此事给他印象之深。
注288 马甸是北京市仅次于牛街的第二大回民聚居区。马甸原名马店，曾是京城通往清河、沙河、昌平、十三陵的必经之路。自清代起，逐渐形成以经营马、牛、驼、羊为主的回民聚居地。此地回民以陕西籍者为多，人口最多的是马、丁、刘、海四大姓。贩羊业逐渐占主导地位，清道光年间达到最盛，有13家羊店，对京城羊肉业影响颇大，有“马甸无羊市无肉”之说。1954年马甸地区的贩马、羊行业基本结束。1993年对该地区进行改造。满先生提到的就是这次改造对他家坟地的影响。据1995年统计，该处有回民500多户。(《北京市海淀区志·第16编·民族宗教侨务》，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404页)
注289 前清光绪之末，京师设民政部，并于内外城各设巡警总厅，于是始划内外城为二十区，皇城内二区亦在其中……十八年，公安局裁节经费，将内外城二十区，合并为十一区，内城六区，外城五区。(陈宗蕃：《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章“沿革”，6—9页)前门区属外二：前门大街以西，西珠市口以北，宣武门大街以东，为外二区。宣武区属外五：东西珠市口以南，东至天坛东外墙，西至黑窑厂、陶然亭，为外五区。
注290 天桥“大森里”是民国年间的高级风月场所，由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出资兴建，主要接待军政要人和财阀。虽只有两栋小楼，出入的却都是权贵名流。据《燕京杂记》，民国时期先后在“大森里”掌勺做过大厨的有不少是前任御厨，菜式极尽奢华。在“大森里”吃花酒往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
注291 同和轩、两益轩与同益轩在清末民初并称为北京的“清真三大轩”，而尤以前两个最为著名。当时北京的清真菜分东、西两大流派，同和轩为东派的代表，以北方乡土风味为主，味浓厚重。两益轩与前面李滨口述中多次提到的西来顺为西派代表，吸收南方菜系特点。又，同和轩与两益轩都位于李铁拐斜街。
注292 关于西来顺和禇祥，参见本书李滨口述。
注293 陈宗蕃《燕都丛考》：“西交民巷：户部银行即设于是，嗣改为大清银行。民国元年又改为中国银行。其后大陆、金城、中国实业各银行，均先后设立于此。”226页。金城银行是一家私营商业银行，1917年创办于天津，与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并称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四大私营银行，而金城居首。
注294 黄咏霓(1905—1986) ，艺名雪艳琴，女，回族，济南人。中国京剧第一代女伶。8岁时从师靳国瑞学青衣花旦，后拜张采林为师。1925年后常搭崇雅社、庆麟社、奎德社坤班演出。建国后入中国京剧院。1960年后调中国戏曲学校(后改为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师、艺术顾问。
注295 “云里飞”是天桥“八大怪”之一，名白宝山。其父白庆林，艺名“老云里飞”，从清末就在天桥设专场演出。侯宝林、郭全宝学唱的京剧很多就是在“云里飞”那里打的基础。
注296 小蘑菇，即常宝昆(1922—1951)，相声名宿常连安长子。1951年赴抗美援朝战场慰问演出时牺牲，年仅29岁，死后被追认为烈士。
注297 王世仁主编：《宣南鸿雪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36—37页。
注298 档案号05-0277-032。
注2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善本部藏抄本八册一函。按：该套文件共两份，另外还有一份为《六城寺庙清册》，二书均未注明刊本出处和发行时间，根据内容推测，前者(即八城)应该刊行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而后者(即六城)是雍正朝作品。该清册对于每城佛寺与道观的坐落位置、住持姓名、是否官修，都有具体登记。对有些庙宇被定为官修的时间和官府给予的银两也有注明。
注300 虚云与太虚、弘一三位法师一道，被并称为近代佛教的三大高僧。按，1959年11月胡适在台湾大学做了一个演讲，提到根据他对地方志的考证，发现其中并无虚云父亲在当地做官的记录，虚云所谓120岁的年龄与事实不符，从而证实《虚云和尚年谱》的初版史实有误。并因此在佛教界引起轩然大波。详见陈进国：《胡适与〈虚云和尚年谱〉的一段公案：以〈辟胡说集〉为讨论中心》，载《台湾宗教学会通讯》第7期。
注301 报房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南部，东起东四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在明朝时称为豹房胡同。胡同里曾有一座法华寺，1860年，恭亲王曾在此处与英国人谈判；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曾去法华寺找过袁世凯。但与圣安师这里所说三官庙究竟是何关系，不详。
注302 蓝旗营位于海淀区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清代是圆明园八旗之正蓝旗的营房，现已将居民全部搬迁，修建起北大、清华的教师宿舍。参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城郊编》司文琴女士的口述。
注303 这个被服厂在北京人的口述中被多次提起，如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内城编》胡秀清女士口述就曾提到这个她在那里工作多年的军服厂。
注304 河北省枣强县，地处石家庄东南，与山东省接壤。
注305 估衣，一般指市场收卖的旧衣或原料较次、加工较粗的新衣。
注306 柏林寺是石家庄周边最著名的佛教禅寺，位于距石家庄45公里的赵县。石家庄的大商场当然不在赵县，但圣安师是出家人，提到石家庄便想到柏林寺也情有可原。
注307 关于龙泉寺与龙泉孤儿院，参见陈宗蕃《燕都丛考》：“黑窑厂之西有龙泉寺，寺为元代古刹，经明万历间改建，清时重修，益形扩大，遂为缁流挂锡之所，素称八大长住之一，为北京有名之大寺。清末该寺住持僧觉先，因北京孤贫子弟失教育者甚多，发愿设立慈善处所，以教养此项孤儿。因向各方筹集款项，在该寺设立孤儿院，现已十余年矣，成绩颇有可称……北京成立之慈善教育机关，当以此为先导也。”664—665页。
注308 《六祖坛经》，中国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禅宗六祖惠能说，弟子法海录。
注309 这是佛学的说法，抄近，指的是抄近路，精进一词亦常见于佛学中，意思为努力向善向上，放逸刚好与之相反，是以三善根及精进为体，有防恶修善的功能。对一切善法肯认真负责，精诚集中，故名不放逸。蒙精进，意即得到精进。
注310 虚云来北京的时间是1952年9月，驻锡广化寺，当时在京的佛教界人士纷纷前来参礼，极一时之盛。
注311 关于虚云法师的真实年龄，参见本书第320页的注释。
注312 圣安师这里所说的十大财主，除天宝金店确在廊房头条、同仁堂乐家老店确在鲜鱼口之外，其余均无考。
注313 清代山西亢氏，即山西平阳府(今临汾)亢氏，堪称山西首富。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亢氏是大盐商，也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又是大粮商。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前门外开设的粮店。但所谓专做干货一说，暂无考。
注314 康百万也确实存在，“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河南巩县康应魁家族的统称，该家族上自六世祖康绍敬，下至十八世康庭兰，富裕了12代400多年。明、清时期，康百万、沈万三、阮子兰被中国民间称为三大“活财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逃离北京前往西安，后又返京，路过巩义康店镇时，康家掌柜康鸿猷向清政府捐资一百万银两，慈禧太后赐给他“康百万”封号。但关于康家是仵作一事，则无考。
注315 玛哈噶喇庙，即普度寺。最初为清多尔衮时期的摄政王府，位于南池子东侧南宫旧址，南宫在明代时为皇城东苑，明景泰年间，明英宗朱祁镇曾囚禁在此，多尔衮利用了重华宫旧址，摄政王府宏伟壮丽，甚至超过了皇宫。多尔衮被定罪削爵后，该府邸随废。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下令将旧睿亲王府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年(1776年)又重新修葺扩建。1776年，乾隆将该寺赐名“普度寺”。
注316 这里所说的鲜鱼口位置有误。鲜鱼口在前门大街路东，廊房头条在前门大街路西。
注317 查慎行《人海记》：“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贷，总谓之廊房。视冲僻分三等，纳钞若干贯，洪武钱若干文，选廊房内居民之有力者一人，签为廊头，计庸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解内府天财库交纳，以备宴赏支用。今正阳门外廊房胡同，犹仍此名。”(陈宗蕃：《燕都丛考》，496页。)可见圣安师所说并非虚言。
注318 民间一般都说药王爷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初八，财神爷的生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三，不知是圣安师的口误还是另有所据。
注319 关于解放初期北京市向内蒙古和西北各地的移民，情况大致如下：1949年8月北平市首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疏散人口案》，各区成立疏散人口指挥部。1950年4月，当时的十六区向察哈尔、绥远两地移民22户76人，参加开荒生产。1955年4月，各区成立移民办公室，进行重点摸底、宣传动员，向甘肃、青海移民。1955年7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劳动局、市粮食局联合成立北京市人口办公室，开始进行减少本市闲散人口的工作。1956年全国有组织进行移民的工作正式开始，当年便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向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移民433000余人。但在北京市，移民工作进展缓慢，7月移民工作停止。1959年依据市人委批转市民政局《关于返京移民处理意见请示》，对返京移民进行了动员和安置。可参见拙著《中国知青史》(初澜)第二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80页及《北京市海淀区志·第15编·民政》，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384页等。但无论时间、人数及具体情况，记载都支离不全。
注320 大理寺确实是审案的，是负责审核天下刑名的机构，始设于北齐，隋唐以后皆沿其制。
注321 据“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的报道，北京当时对外开放的教堂、寺庙共11处。即天主教南堂、东堂，基督教米市堂、缸瓦市堂、珠市口堂，佛教广济寺、雍和宫、法源寺、通教寺、大钟寺和道教的白云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196页。
注322 这里说的土地庙，即都土地庙，北京最大的土地庙。位于广安门内而非门外。明清时期农历每月逢三均有庙会开市，以出售竹、木、藤制品为主。
注323 花市火神庙，建于清初，乾隆朝重修，位于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旧时逢每月初四、十四、廿四均有庙会，以出售绫绢、绒、纸、鲜花为主。
注324 关于北京的庙会，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有详细叙述，可资参考：“庙会有长期短期之分，长期每月轮日开放，短期每年开放一次。平市长期庙会最多，无日不有。以国历(原系旧历，现改用国历)每月初一十五开放者：朝阳门外之东岳庙、九天宫、十八岳，东直门内之药王庙，凡四处。一二九十等日开放者：东四之隆福寺。以逢三之日开放者：广安门内之土地庙。以逢四之日开放者：崇外之花市(此处本非寺庙，市民皆相沿称为庙会)。以逢五逢六等日开放者：阜成门内之白塔寺。以逢七逢八等日开放者：西四之护国寺。若短期则有德外之大钟寺，开放由旧历正月一日至十五日。有和平门外之厂甸，旧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近年有于国历正月加开一会者，此会以玉器古玩书画为大宗。有广外之白云观，开放由旧历正月一日至十九日。有广外之财神庙，开放由旧历正月二日至十六日。有东便门内之蟠桃宫，开放由旧历三月一日至三日。有东便门内之卧佛寺，开放由旧历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底。有德外之北顶娘娘庙，开放由旧历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有右安门外之中顶娘娘庙，开放于旧历六月初一日。有崇外花市之灶君庙，开放由旧历八月一日至三日。庙会在昔本以进香为事，久之因香客多而商贩云集，于是庙会一变而为临时市场。每值开放时期，日常服食器用与鱼鸟玩具储货品，靡不俱备。甚至鼓词相声杂耍以及卜筮命相等等，皆于一定处所，辟地立场，或杂厕其间。大庙会时，商贩常至数百起，小庙会亦有百起左右。摊之设在庙内者，由庙中按摊收费，每日多者一角以上，少者二分，在庙外者由本段警察抽捐，每日一分上下。昔之庙中以香资为收入者，今则以地租收入为大宗。昔之以祀神为目的者，今则视为游逛购物之区。近时各地庙会，每向官厅请求增加开放日期，可见庙会全为商业之趋势矣。”1932年(民国廿一年)版，683、684页。
注325 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麓。始建于东晋，是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佛教寺庙。
注326 僧录司是中央政府掌管有关佛教事务的官署，始置于明，清沿明制。
注327 北京内城各城门瓮城内都有关帝庙，似乎负有保护国都的责任，除德胜门、安定门是供奉真武大帝外，其余各门均供奉关帝。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正阳门关帝庙。又，正阳门(即前门)瓮城东侧的观音庙，建于明崇祯年间，占地约一亩，曾有佛殿及住房13间，庙内有佛像19尊，碑4座，石刻两件。关帝庙位于瓮城西侧，占地约一亩，曾有殿宇十余间，神像14尊，画像一帧，神马一匹，青龙刀三柄，碑11座，石刻10块。由于北京城20世纪60年代末修地铁，前门的瓮城以及这里的观音庙和关帝庙也被一并拆除。
注328 福佑寺位于西城区北长街，建于清顺治年间，为清圣祖玄烨的避痘处。正是因为得过天花，康熙得以继承皇位成为一代君王，此处后来也成为圣地。雍正元年(1723年)拟分给宝亲王(乾隆帝)弘历作为私第。弘历未迁入，登基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后代曾数次重修。寺坐北朝南，外垣门西向。钟鼓楼，天王殿3间。东西配殿各3间。大雄宝殿5间，前有月台，雕云纹御路。后殿5间，内供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位。雍正、乾隆二位皇帝都认为康熙皇帝在位时功绩甚大，死后自然成佛，所以将康熙的牌位供奉在此。此牌位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为西藏班禅驻北平办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做过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1979年8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福佑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注329 万寿兴隆寺位于北长街39号。原为明代兵仗局佛堂，清康熙年间经两次重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1年)敕改万寿兴隆寺。寺坐西朝东，规模较大，西至中南海，北至庆丰司，南邻后宅胡同。有房200多间,内有东向殿二进,南向殿四进,各殿均有配殿。山门3间东向，雕龙石额书“万寿兴隆寺”。前殿3间,外额书“显灵尘世”，殿中额书“摩利支天”。后殿3间,额书“兴隆寺”，皆为康熙御书，现已不存。寺内原有米汉雯题写的重修碑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兴隆寺碑、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碑、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献花会题名碑、乾隆四十八年养老义会题名碑及清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碑多方，现多已被毁。1949年后曾为老年太监的集中住所，现为民居。有文物建筑85间，建筑面积1944.7平方米。
注330 这里指的是圣安师居住的安定门外大街小黄庄小区。
注331 极乐林在安定门外大街路东(今二路汽车站)，前殿供奉三世佛，后有玉皇阁，跨院有鲁班殿。南院办理停灵借厝、殡仪丧事的业务。据说旧历五月初七日为鲁班祖师诞辰，因此，每年五月初五日，瓦、木匠、棚、彩行业的同人聚此“摆斋”，祭祀祖师，形成极乐林庙会。
注332 三教寺，原名玉皇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盆儿胡同，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
注333 这4座庙都在圣安师当年出家的龙泉寺西边，距龙泉寺不远。其中崇效寺位于今西城区白广路西崇效胡同内，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是京城有名的唐代古刹。解放后被划归541厂，又在寺内开办崇效寺小学，现仅存一座明代修建的二层楼的藏经阁。按，该寺在旧日京城还以花著名，清初是枣花，清中叶是丁香，后来是墨牡丹。长椿寺位于西城区长椿街与下斜街交会的三岔路口处、宣武医院之东，为明代古寺，有“京师首刹”之称。清代是文人名士相聚之处，也是办理丧事的场所，诸多名人死后在长椿寺停灵。2003年修缮一新的长椿寺成为宣南文化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开放。
注334 贤良寺位于北京东城区今金鱼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带，在明朝时是著名的“十王府”， 清雍正年间是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王府，允祥死后，遵其遗愿舍宅为寺，寺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成。允祥死后谥曰贤，并世袭罔替，寺名由雍正皇帝钦赐，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在修建贤良寺的同时，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贤良寺内设藏经馆，广集经本，校勘编纂《大藏经》。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一称冰盏胡同)路北，正门开在冰渣胡同北边。移建后的贤良寺面积减少，但仍规模不小，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寮房等。正殿前有两座碑亭，正殿面阔五间，为绿琉璃瓦歇山顶，悬木额“贤良寺”。其余建筑均为大式硬山灰筒瓦顶，还有乾隆皇帝御书心经塔碑。因贤良寺距皇宫很近，外省官吏进京述职多居于此，如康有为、沈子培、王病山等维新派人物进京时都居住于此，左宗棠进京也多次在此居住。
注335 北京的药王庙不少，这里提到的海淀黄庄药王庙只是其中一处。据《乾隆京城全图》记载，老北京内城及城外大约有大小药王庙10多座。分别坐落在东直门内16号、西皇城根24号、旧鼓楼大街北、崇文门外东晓市街、海淀黄庄、西便门外三里河等处，其市郊区也有不少，比如平谷凤凰山药王庙，丰台看丹药王庙等，这些庙宇大多为明清年间所建。北京内外城的四座，称为东西南北药王庙，这四座药王庙都建于明代，最早的是北药王庙，其次就是东药王庙。
注336 方家胡同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东侧，东西走向，北靠国子监街，南邻交道口北三条，东口接雍和宫大街，西口接安定门内大街，全长约600米左右。著名古刹白衣庵旧址位于此胡同内北侧门牌41号院，该古刹始建于明代，坐北朝南，原有山门三间，有四层殿宇及跨院。庵内供奉观音菩萨及九尊娘娘像等。古柏参天，环境清雅，彩画甚多，清朝时，庵内保存着兰亭真水刻石七方，堪称石刻书法珍品。昔时，殿前左右花池内种有牡丹，每逢牡丹花盛开时，附近居民皆来观赏。“文化大革命”中古迹被毁，尼僧四散，变成大杂院民居，唯山门尚在，门上方仍清晰可见石刻凸雕的“古刹白衣庵”五个横向大字。
注337 通教寺位于北京东直门内针线胡同，具体创立时间无从考证，一说最早为明代一太监创建，清代改建为尼寺，更名为“通教禅林”。1942年，两位福建籍比丘尼开慧和胜雨住北京广慈寺，在净莲寺法界学苑学戒听经，她们决定重建通教寺。募集资金改造大殿，兴建了南北楼、念佛堂、五观堂、大寮等建筑，又将山门改为坐西朝东，迁移寺庙周围的居民，庙区扩大到4亩多地，还将庙更名为“通教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像法物被毁，尼僧离散。1978年以后，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修了通教寺，将离寺的比丘尼召回，恢复了被迫停止多年的宗教活动。1983年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现存主要佛教建筑有大雄宝殿、念佛堂、五观堂、尼舍等，其中较为独特的建筑是大雄宝殿，因其殿内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画像》而闻名遐迩。寺内还有碑刻两块，珍藏日本《大正藏》一部。
注338 圣恩禅寺位于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始建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明景泰三年(1452年)立第一块寺碑。清道光六年(1826年)立第二块寺碑。2002年10月重建，规模甚为宏伟。
注339 关松山口述，参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497—526页。
注340 我对王春茂师傅的访谈，是由他当年的徒弟、后来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女士联系并安排的，特此致谢。
注341 金台书院是清朝中叶(1750年)在京修建的一所书院，位于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203号。1905年后曾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十六小学、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等，1973年改为东晓市小学。
注342 关于解放初期北京移民去甘肃等地垦荒之事，可参见上篇李荣口述中的注释。
注343 挖防空洞，应该是指1969年前后。是年因中苏边境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做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北京各机关单位街道都动员起来修建地下防空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