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顺顺当当，这种感觉在我查看自己新的“存货”清单时又增强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叫沃尔夫·迪特里希，化名“勃兰特船长”，他在我新执导的这班演员中是个主角。我们现在说的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了。比尔·海顿掌权的时间还剩下三年。

汉堡对英国人而言一直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更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经历过苏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围之后，汉堡这座城市显得活力四射，到处都洋溢着海风的气息。旧日汉萨同盟69与波兰、北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联系依然非常活跃。我们这儿有商业，有银行业——哦，苏黎世那边倒是也有。但我们这儿还有航运业，有移民，还有冒险家。我们这儿多的是浮华与粗俗。我们是德国的卖淫业和新闻业之都。我们的门前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间的低地，这儿有横着刮的暴风雨、红色的农庄、绿色的田野，还有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直到今天，谁要是想收买我的灵魂，只要趁着我在堤岸上艰难跋涉过之后，送上一大罐吕贝克啤酒、一听腌鲱鱼和一杯德国烈酒就行。

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让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负责航运业的领事助理内德。我那简陋的办公室是一栋漂亮的砖砌小屋，挂着黄铜门牌，去总领事馆很方便，但出于谨慎的考虑，那是栋独立的房子。从海军部借调来的两名职员为我做掩护工作，并严守秘密。我有一部无线电台，还配了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译码员。虽然我跟梅布尔还没订婚，我们俩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向比尔·海顿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职请示工作，她都会特意为我做好准备。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报员见面，我在韦灵伯特71区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对着一片墓园。公寓楼下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德国老夫妇经营的花店，早在“二战”期间，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时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区的一帮孩子会排着队把他们昨天卖出去的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灵车、带篷的货车和送葬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但到了夜里，这地方确实像坟墓一样安静。即使是勃兰特船长这样的外国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进花店前的砖砌拱廊，一手拎着旅行推销员的那种公文包，通通作响地大踏步走上楼梯，来到我们标着“Büro”72字样、看起来再合法不过的大门前。

我还是继续叫他勃兰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么换，别人记住的也只有一个。

不过，我皇冠上的宝石却是玛格丽特号——或者按照我们用英语的叫法——雏菊号。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长的舱房式游艇，由瓦叠式外壳的双头渔船改装而成，设有一个操舵室、一个主厅，水手舱里有四个铺位。后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稳定，不致倾翻。船体是深绿色，船舷上缘是浅绿色，舱房顶部则是白色。她是为便于从事秘密行动而建造的，并不以快速见长。在光线不佳、波涛汹涌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雏菊号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紧贴水面，在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没有一点儿威胁，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波罗的海是片险恶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没有潮汐。即便只是刮点小风，这里也会掀起凶险的巨浪。雏菊号以十节速度加足马力航行的时候，就会摇摇晃晃，发出猪嚎似的噪声。全船唯一快速的东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长、拴在舱房顶部当做救生艇的佐迪亚克橡皮艇，艇上配备着五十匹马力的约翰逊牌发动机，能让我们的情报员快速登船离船。

雏菊号的停泊地是易北河畔一个名叫布兰肯尼斯的老渔村，离汉堡只有几英里远。在那儿她心满意足地停在其他模样差不多的船中间，你都想不到她有多么不起眼。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从布兰肯尼斯出航，往上游开到基尔运河73，再以像爬行一样的五节速度缓缓开上六十英里，最后进入公海。

雏菊号有一套台卡导航系统74，可以通过岸上的从属电台收取信号，但其他的船也都是这样。从里到外，船上没有任何与其朴素之感不相符的东西。雏菊号的三名船员每个人都是样样皆能。船上没什么专家，但三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爱好。如果我们需要专业的调度员或是装运工，皇家海军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就能明白，我在伦敦站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小队提供后援，在前方有一应俱全的资源来检验自己的多种技能，还掌管着雏菊号和她的船员；对于一个生来就热爱大海的情报站长而言，能够继承到的一切宝贵财富我都已具备。

当然了，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来到圆场的桅杆下之前在别处干过两年，这段时间让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起初我觉得很难说清楚。与其说那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愈发成熟、愈发坚定之感，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厌倦的戒备之心、一种过了头的警觉——在秘密世界中待得久了，哪怕最从容不迫的人都会被打上这样的烙印。我们是在安全公寓见面的。勃兰特走了进来。他猛地站定，两眼直盯着我。他认出我是谁了，咧开嘴巴大叫一声，像苏丹王打招呼似的紧紧抱住我。差点把我的胳膊勒断。他哈哈大笑，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他把我推开些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把我拉回来抱住，紧贴在他的黑大衣上。不过，他自然流露的热切之情中却透着一丝警觉。我知道那些迹象。我在别的情报员身上见到过。

“该死的，他们怎么啥都不告诉我，领事阁下？”他一边喊，一边又紧紧抱住了我，“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我跟你说啊，我们在那边干了不少好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有能干的人，我们把那帮该死的俄国佬整得够呛，知道吧？”

“我知道，”我也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了。”

天黑之后，他坚决要我坐在他那辆厢式车后面的一卷卷绳子上，以能把人脖子摔断的速度开车来到伦敦站给他买下的一座偏僻农庄。他执意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们，我对此也很期待。我更期待看到勃兰特的女朋友贝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刚进入他生活之中的女人有点疑虑。她二十二岁，和他在一起有三个月了。勃兰特看起来都快五十了。我记得那是在盛夏时节，厢式车里面尽是小苍兰的香味，他刚从市场给她买了一束。

“她是个顶棒的姑娘，”我们进屋时勃兰特自豪地对我说，“饭烧得好，做爱做得好，还想学英语，什么都行。嗨，贝拉，我给你带了个新男朋友回来啦！”

画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个样，勃兰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陈设简朴，却很温馨；地面是砖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这座房子仿佛也能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壁炉里的木柴烧得红彤彤的，一盏船灯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侧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垫上看书。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她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二岁，看起来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兴地上下摇晃时我心里这么想着。她穿着一件男式衬衣，短裤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块亮闪闪的金质护身符宣示着勃兰特对她的所有权：这是我的女人，戴着我的标记。她的脸看着像是农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就算嘴唇不动，弯弯上翘的嘴角也带着笑意。她光着的双腿很长，晒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金色。细细的腰，高耸的双乳，屁股也很丰满。这个躯体简直太美丽、太年轻了，不管勃兰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躯体根本不属于他那把年纪的人，连我这样的都不配。

她把勃兰特买的小苍兰插进花瓶，端出了黑面包、腌菜和一瓶德国烈酒。她的一举一动都无心地流露着挑逗的意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她要么心里一清二楚，要么就是根本没意识到。她挨着勃兰特坐在桌旁，冲着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搂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就那么大敞着。她抓住他的手举起来，让我看看她的手与他相比是多么柔嫩。勃兰特毫无顾忌地谈起了情报网的事，说到情报员和地点时都是直呼其名，贝拉则用那双坦率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跟你说，内德，”勃兰特说道，“我们得给亚历克斯再弄个电台，听到了吧？他们把电台拆了，换了新零件、电池，那个电台破得很。是个带霉运的电台。”

电话铃响了，他老气横秋地接起来说道：“听着，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丢给斯蒂芬，我说过了。喂，你有莱奥尼兹的消息吗？”

房间里渐渐聚满了人。头一个急匆匆冲进来的男人有点罗圈腿，小胡子往下耷拉着。他热切而又纯洁地亲了亲贝拉的嘴唇，往勃兰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后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盘吃的。

“他叫卡济米尔，”勃兰特介绍说，大拇指一挑，“他是个狗杂种，我很喜欢。怎么样？”

“好得很。”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济米尔是三年前从芬兰边境逃过来的，一路上他干掉了三名苏联边境卫兵。他特别喜欢捣鼓各种机械设备——胳膊上沾满机油的时候他最开心。他也是船上备受尊敬的大厨。

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

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

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

“谁不是？”一时间我给搞糊涂了，以为海顿说的还是勃兰特。

“贝拉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被开枪打死的，没被打死也说不定。是个农民。根据资料，她出生于1945年1月，对不对？”

“对。”

“因此，她妈妈怀上她的时候应该是1944年4月左右。那个时候——如果勃兰特老兄可以信任的话——她所谓的爸爸应该还在德国的某座战俘营里遭罪。注意，对于这种事我们可不应该太古板。老头子还关在牢里，自己倒把肚子搞大了，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我们现在是要决定该不该放弃一个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报网，再小的细节也都是有用的。”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梅布尔陪着我，尽管急于成为完美情人的我们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当然了，工作上的事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贝拉的情况就更别提了。梅布尔是审查组的，属于圆场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门。把我自己的问题跟她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假如我们俩已经结婚——嗯，那也许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只能把贝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秘密。

的确是这样。回到汉堡后我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一心只想着贝拉，很少念及其他。她的双重秘密——身为女人，有可能还是个叛徒——使她成为了我心目中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在我看来，她已不再是我们组织里的边缘人物，而是左右其命运的力量。她的品行也就是我们的品行。如果贝拉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情报网也是一样。但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机构的玩物——是故意安插进来诱惑我们、削弱我们并最终出卖我们的骗子——那么贝拉周围所有人的正直就会和她一样受到玷污，情报网也确实会像海顿说的那样走到尽头。

我闭上双眼，却看见她在凝视着我，开朗快活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我又感觉到了每次见面打招呼时她轻柔的吻——我觉得似乎总是比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想象着她柔美似水的身躯摆出各种姿势，还在脑海中摆弄来摆弄去，就像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她有没有可能叛变一样。我想起海顿给我的建议，说我应该“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把责任感和欲望区分开来。

我又给自己复述了一遍她逃脱的故事，对其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质疑。她是在枪击之前逃走的，还是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怎么逃走的？是不是她在秘密警察里的情人先给她通风报信了？枪击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她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哀悼自己死去的父亲，却要和勃兰特做爱？就连她开心快乐的样子仿佛都在和她作对。我想象着她在森林里，同那帮凶手和亡命之徒在一起。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呢，还是她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又跟那个？我梦见她在森林里赤身裸体，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醒来时我满心羞愧，一大早就给梅布尔打了个电话。

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很怀疑。我对女人知之甚少，漂亮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敢肯定当时自己从来都没意识到，对贝拉百般挑剔，也许正是因为我想借此削弱她对我的性吸引力。我决意要走正途，天天都坚持给梅布尔写信。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雏菊号即将执行的任务上，这会是对贝拉严加审问的绝好机会。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这对雏菊号来说正合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雏菊号也很喜欢黑暗。

“船员待命，星期一出航。”伦敦站发来的第一条讯号说。第二条讯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到，告诉我们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就在列宁格勒西边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以前雏菊号从来没有冒险沿着苏联海岸驶出这么远，她很少被用来支持拉脱维亚以外地方的爱国者。

“只要能去，叫我干什么都愿意。”我跟勃兰特说。

“你可太他妈的危险了，内德，”他拍着我的肩膀回答说，“连着四天晕船，躺在铺位上，碍手碍脚，你想搞什么鬼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部恩准我的最宽大待遇，就是有一回夜里让我坐船绕着博恩霍尔姆岛80兜了一圈，就连争取到那次机会也像拔牙一样艰难。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农庄集合。卡济米尔和安东斯·杜尔瓦一块坐着厢式车来了。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能参加行动的组员这么少，每个人必须什么都懂，每个人都得能相互替换。大家不再喝酒了。从那时起，船上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卡济米尔带来了龙虾，精心烹调起来，配上他那种出了名的调味汁。贝拉给他当服务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端菜，摆盘的时候还特意装点一番。我们吃过饭之后，贝拉把桌子收拾出来，我在头顶吊灯的光线下摊开了海图。

勃兰特当时说要六天。这是乐观的估计。雏菊号要从基尔狭海湾进入公海，从靠近瑞典的那一侧驶过博恩霍尔姆岛。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后，她会开进岛南端的松德勒港，在那儿加油、补充给养。加油的时候会有两个男人过来，其中一个会问他们有没有鲱鱼。他们要回答：“只有听装的。这一带海域许多年都没有鲱鱼了。”这类对话板起脸来说会显得很蠢，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边听我说，一边紧张兮兮地笑个不停。贝拉从厨房里回来，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我接着说，其中一个人听了这话就会要求上船。他是个专家——我没说是搞破坏的专家，因为船员们对这种事态度不一。在这次航程中他的化名是博洛迪亚。他会带着一个皮箱，上衣口袋里有一枚棕色的扣子和一枚白色的扣子，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扣子，他们可以把他活着放下船，但是得立即返回基尔81。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发出事先约定的一个无线电讯号。否则就什么讯号都别发。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听到贝拉光着脚走在砖地上的声音，她又去拿了点木柴。

从哥得兰岛他们要沿东北方向穿过国际水域，照着中心航线驶过芬兰湾，直到抵达戈格兰岛82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怠速航行到傍晚时分，然后沿正南方驶向纳尔瓦湾，估计在午夜时能看到陆地。我带来了海湾的大比例尺海图，还有遍布沙滩的海岸线的照片。我把它们摊到桌上，男人们都聚拢过来看。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怎地我抬眼一看，只见贝拉蜷着身子缩在房间她常待的角落里，那双兴奋的眼睛在火光下直直地盯着我。

我指给他们看了橡皮艇要在海滩登陆的地点，还有海岬上他们要注意观察信号的位置。我说道，上岸的小队要戴上紫外线眼镜，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用的是一盏紫外线灯。肉眼什么都看不见。把乘客和他的皮箱送上岸之后，如果还有别人要上船，橡皮艇最多只能等待两分钟，然后就得全速返回雏菊号。橡皮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的话他返程时最多可以再带两个人。我背出了要和接应人员交换的接头暗号，这一次谁都没发笑。我给出了登陆海滩的斜角和坡度。那个晚上不会有月亮，天气估计会很糟糕，这当然是我们希望的。贝拉给我们端来了茶，放下杯子时她的身体无心地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在用自己的性吸引力为我们的事业鼓劲加油。贝拉走到勃兰特身边时他还伏在桌上研究海岸图，她严肃地伸出双手抚摸他那宽阔的后背，似乎是想给他注入一点年轻的活力。

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睡意全无。下午我和勃兰特还有贝拉开着厢式车去了布兰肯尼斯。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整天都待在船上。他们穿着航海时的服装：带羊毛球的帽子，防水油布的裤子。甲板上晾着橙色的救生衣。我逐一和船员们握手，给每个人分发了防水胶囊，那里头装的是能致死的剧毒纯氰化物。天上下起了灰蒙蒙的细雨，小小的码头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跳板，可是当贝拉准备跟过去的时候，他拦住了她。

“别再送了，”他对她说，“你和内德待在一起。”

她穿着他的旧粗呢大衣，戴着有护耳的羊毛帽子，我估计勃兰特救她的时候，她就穿着这身装束。勃兰特吻了吻贝拉，她紧抱着勃兰特，直到他推开她上了船，把她丢在我身边。安东斯走进轮机舱，我们听到引擎吭哧吭哧地发动起来。勃兰特和卡济米尔解开了缆绳。船上的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雏菊号离开码头，安详地朝河中央驶去。三个男人始终背对着我们。我们听到船上的汽笛拉响了，目送着她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

贝拉和我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手拉手顺着斜坡走到勃兰特停着的厢式车前。我们都没说话。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回过头想最后看一眼雏菊号，但雨雾已经把她吞没。我看了看贝拉，发现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呼吸也很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放开她的手去开车门，“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即使这样听起来也挺傻。

她爬上厢式车坐到我旁边，又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仿佛是自有生命的活物。跟她走得近一点儿，海顿总是坚持要求我这么做。在最近一次发回去的讯息中，我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起初我们俩就这么坐在车里，虽然沉默不语感觉却挺惬意。共同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开。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因为我很紧张，不过一只手还是握着贝拉的手安慰她。不得不用双手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还放在我身旁，掌心朝上，等着我再去握。突然间我着急起来，不知道该把她送到哪儿去。急得有些荒唐。我想起了一家雅致的地下餐厅，那地方有贴着花砖的凹室，我常带银行界的情报员去那儿吃饭。餐厅里上了年纪的侍者能让贝拉感到宽心，这正是她需要的。接着我想起贝拉身上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和胶靴，我自己的穿着也好不到哪儿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焦急地思忖着。天色越来越晚了。透过雾气，能看到村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你饿不饿？”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膝盖上。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我问。

她耸耸肩。

“我送你回农庄去吧？”我提议。

“回去干吗？”

“呃，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打算怎么过？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好好歇歇，趁着他不在。”她说着笑出了声，我没料到她会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等他。”我大度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儿上级的架势，“你是想一个人待着呢，还是想和其他流亡的人聚聚、聊聊天？最想做什么？”

“无所谓。”她说着从我旁边挪开了。

“跟我说说嘛。帮帮我。”

“我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翻翻杂志，听听音乐，试着学习一下。无聊了为止。”

我决定带她去安全公寓。那儿的冰箱里有吃的，我心想。给她弄点东西吃，喝上几杯，打开她的话匣子。然后开车送她回农庄，或者给她叫部出租车。

我们开进了市区。我把车停在离安全公寓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扶着她的胳膊走上了路旁的林荫道。在黑乎乎的街上，跟任何别的女人一起走我都会这么做，但隔着勃兰特的衣服感到她光溜溜的胳膊时，我心里有些不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很陌生。在一座座屋子亮着灯的窗户后面，人们说着、笑着，仿佛我们俩根本就不存在。她紧紧抱住我的胳膊，让我的手挨在她的乳房上——准确地说是乳房的下部，我隔着几层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出它的形状。我想起了圆场酒吧里的笑话，说有些情报官员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从床上搞来的。我想起海顿问过我她的奶子是不是挺大。我觉得很羞愧，把手抽了回来。

公寓的大门旁边有一扇活板门。我打开门上的锁，招手让她先进去，这时她转过身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眼睛上亲了亲，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我紧紧搂住她的腰，觉得她简直是轻若无物。她开心极了。借着公墓里昏黄的灯光，我能看见她在微笑。

“别人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可我们还活着。”

我在她前头走上了楼梯。上到半路，我回过头看了看她是不是还跟在我身后。我害怕她会改变主意。总而言之，我就是害怕——倒不是因为我没碰过女人——多亏了梅布尔，我已经有了经验——而是因为我心里知道，现在遇见的这个女人和我以往认识的完全不同。她就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脸上还带着笑。

我替她打开了房门。她走了进去，又亲了我一下，快活地笑出了声，好像我是在结婚那天抱起她跨过门槛似的。我傻乎乎地想起苏联人从来不在门口握手，说不定拉脱维亚人也是一样，说不定她刚才的吻是某种驱邪的仪式。我本来是要问她的，但那时候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那头点着了火。其实那玩意是个电暖炉，只要屋里的温度低就会卖力地吹出呼呼的热风，但热起来之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了，像一只在做梦的老狗。

我走进厨房去拿酒。回到房间时她不见了，浴室门下边透出了灯光。我仔细地在桌上摆好刀叉、勺子、奶酪、冷餐肉、杯子、纸巾，还有我能想到的所有其他东西，因为这套待客的规矩能拉开距离，让我免受尴尬之苦。

浴室的门打开了，她把勃兰特的外套当做睡袍裹在身上。从那两条光溜溜的腿来看，她别的什么都没穿。她的头发已经梳理过。我们在安全公寓里都会备上刷子和梳子，好让客人用。

我记得当时自己心想，如果贝拉真的像海顿想象的那样坏，她穿着勃兰特的衣服就是为了欺骗她已经背叛的男人，这么做简直太可怕了。我手下的情报员正在朝着极度危险前行，衣袋里装着致命的药丸，而我却成了她选中的情人，这也很可怕。但我心里并没有罪恶感。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思维在左冲右突，试图让自己对贝拉的欲望平息下去。

我吻着贝拉，脱掉了她身上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躯体，以后也再没见过。事实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我还不具备辨别真与美的能力。对我来说，真与美是完全同一的，面对她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只有敬畏。即便我对她曾经有所怀疑，一见到她赤裸的身体，我就相信她是清白的。

这之后发生的事，我得让留存在记忆中的画面自己告诉你。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也还是把我们当做另外两个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贝拉光着身子侧躺在暖炉半明半暗的亮光前，就像我在农场第一眼见到她躺在壁炉边一样。我从卧室里拿来了羽绒被。

“你可真漂亮。”她喃喃地说。

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在她心里激起同样的惊叹。

贝拉躺在窗户旁边，墓地里的灯光把她的身体映成了一座完美的雕像。她身上细细的绒毛镀上了一层金色，双乳上映出光与影的图案。

贝拉吻着内德的脸，用无数个细小的吻让内德苏醒过来。贝拉笑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美得无法形容，我们俩在一起的样子也是如此。贝拉做爱时把笑声也带了进来——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到我们俩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了值得赞美的对象，值得去亲吻，去吮吸，去欣赏。

贝拉背过身子对着内德，把自己献给了他。她向后耸动着将他纳入，继续对着他呢喃细语。她的呢喃声停了下来。她开始往上走了，身子使劲朝后仰，直到完全挺直。突然她大声叫了出来，对着我，也对着那些死去的人，她就是全世界最鲜活的生灵。

内德和贝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低头看着外面的墓园。

我说我有个女友叫梅布尔，可觉得现在结婚似乎还太早。

“这种事总是太早。”她答道，我们又开始做爱。

贝拉和我挤在浴盆里，我抵到了另一端的水龙头，却很开心。她在水下懒洋洋地抚弄着我，说起了她的孩提时代。

贝拉躺在羽绒被上，把我的头拉向她的双腿之间。

贝拉在我身上，骑着我。

贝拉跪在我上面，她那隐秘的花园在我面前开放，送我去了连想都没想过的妙境。我曾可怜兮兮地躺在单人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此时此刻，试图用少得可怜的经验去抵御未知的诱惑，即便那时我都没想到竟会如此美妙。

这期间你也许会看到，内德靠在贝拉的胸脯上打着盹，我们俩没动过的晚餐还放在桌上，餐具摆得特别正式，那是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做爱之后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就向贝拉问起了所能想到的其他问题，以满足比尔·海顿以及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开车送她回家，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这是我连续第二天毫无睡意，干脆坐到桌前写起了会面情况报告。我手中的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身在天堂。雏菊号没发来任何消息，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到了晚上，我收到了雏菊号关于进展情况的一条临时报告。她已经驶过基尔，正前往基尔狭海湾。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将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很听使唤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还要参加领事馆的会议，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用含混的说法把消息告诉了贝拉，保证会尽快跟她相见，因为她执意让我到农场去看她。贝拉说，等勃兰特回来以后，她想要看到房子里随处都是我们做过爱的地方，能想起我。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爱情幻想的魔力，而且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的，也并不有悖情理。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世界，到了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她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留在自己周围。仅此而已。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对我别无所求，只要我爱她就行了。

等我到了农庄，我们俩直接走进长长的客厅，这一次餐具是她摆的。我们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坐在桌旁，她想要这样。她想看到我坐在熟悉的家具中间时的样子。我想我本应该以此为耻，可是我感觉到的却只有兴奋，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他的梳子，”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躺在他平时睡的那一边。”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又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有了安排，要去见一位住在吕贝克的波兰老人，他跟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暗中有通信往来。那孩子正在波兰的外交部门接受培训，准备从事译码工作，他想给我们当间谍，条件是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定居。伦敦站打算和他直接接触。回到汉堡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写报告的时候，伦敦发来了一条讯息，称雏菊号已在松德勒港成功加油，正前往芬兰湾，乘客博洛迪亚已上船。我给贝拉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她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一直待在绳索街83的警察局，要把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商船水手捞出来，这两个家伙砸了一家妓院。下午我又去参加了领事夫人们举办的一场糟糕透顶的茶会，她们希望为“政治犯周”的活动寻求支持。我真希望那两个商船水手把这个“妓院”也一块砸了。晚上八点我才回到农庄，我们俩直接上了床。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贝拉接了电话。是我的译码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有封密电要我本人亲自译码，而且是特急。我得立即回去。我飞快地开着车，四十分钟就赶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翻开密码本的时候，我意识到脸上和手上都还有贝拉的味道。

密电是用海顿的代号发过来的，由他本人发给汉堡站的站长。电报中说，雏菊号的登陆小队遭到了敌人从预先埋伏的位置发起的猛烈袭击。橡皮艇下落不明，艇上的所有人也失踪了，这里头有安东斯·杜尔瓦和他带着的乘客，很可能还包括在海滩上等着接应的人。爱沙尼亚爱国组织那边毫无音讯。雏菊号观察到了从岸上发出的紫外线灯信号，但约定的信号只完整地发出了一组，估计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刚把登陆小队引过来送死，就给抓获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虽说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五年以前。塔林84那边的应急电台也没有回应。

密电上说这个消息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还得搭乘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伦敦。航班上已经给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托比·伊斯特哈斯会到希斯罗机场接我。我起草了一封确认的回电，递给译码员，他接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了，我心想。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打电话到农场去找我，还跟贝拉说了话。其余的情况他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照我看，他闻都能闻得出来。

这一次海顿的办公室里没点线香，他也坐到了桌子后面。海顿手下负责东欧地区的罗埃·布兰德坐在他旁边，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另一边。托比负责的工作从来都不太好界定，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的职责搞得模棱两可，希望它们还能成倍增加。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海顿的一条哈巴狗，这个角色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惊讶地发现，神情不悦的乔治·史迈利坐在海顿那张躺椅的边上，跟他们几个离得远远的，虽说直到三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采取那种姿态的含义。

“这是内部人干的，”海顿开门见山地说道，“行动还没开始就给彻底泄露了。杜尔瓦要是没跟着小艇一起沉底，现在肯定是被人拴着大拇指吊了起来，什么都招了。博洛迪亚知道得不多，可这恰恰是他的霉运，审他的人才不会相信呢。何况他还有满满一篮子炸药得解释。也许他服下了自杀药丸，不过我比较怀疑——他就是个笨蛋。”

“勃兰特在哪儿？”我问道。

“坐在沙拉特审讯处的强光灯前面，像头公牛似的狂吼乱叫。肯定是某个人在某个环节出了岔子。我们问勃兰特是不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情况简直和上次搞砸一模一样。全体船员我们都在一个个地盘问。”

“雏菊号在哪儿？”

“赫尔辛基。我们派了海军的一队人上船，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今晚把船弄出来。芬兰人这是在庇护一帮撩拨苏联大熊的家伙，他们可不希望被人瞧见。事情要是不传到新闻界的耳朵里，那他妈的才是个奇迹呢。”

“明白了。”我木呆呆地说道。

“好。我可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来告诉我。你手下有三十个波罗的海情报员在等待你的命令。你该怎么说？放弃？道歉？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显得很忙？不管你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会感激不尽。”

“杜尔瓦兄弟俩对爱沙尼亚的情报网一无所知，”我反驳道，“安东斯·杜尔瓦不可能泄露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是谁暴露了安东斯，我请问？谁泄露了登陆小队、坐标、海滩，还有时间？谁给我们设下了陷阱？有趣的是，我们也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我们本以为他会说是贝拉干的，就是那个波罗的海婊子。他却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厚颜无耻的狗杂种。”

海顿怒不可遏，他的怒气是针对我的。我根本没想到，他那副无精打采的做派竟能转变成如此狂暴的怒意。但他说话时仍然很平静，还是惯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上流社会腔调。他仍然保持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即便在勃然大怒的时候，海顿还能表现出一副完全漫不经心的态度，这让他显得愈发可怕。

“你怎么说？”他质问我。

“说什么？”

“说说她，亲爱的。那位噘嘴的拉脱维亚小姐。”海顿拿起了我写的情况报告，那是在和贝拉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写的，“万能的基督啊，我要你写的是情况评估，可不是什么该死的咏叹调。”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单纯的农家女。这就是我的评估。我觉得勃兰特的想法也是这样。她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起本人经历时也都合情合理。”

海顿又焕发出了魅力。他这么变脸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他让你心生亲近之感，又拒你千里之外。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像跳舞一样把你引得晕头转向，让你心里的各种情感打起架来，因为他自己什么情感都没有。

“大多数间谍确实能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合情合理，”他翻看着我写的报告，回了我一句，“起码那些比较出色的间谍都能做到。对吧，托比？”——他转向了托比·伊斯特哈斯。

“绝对的，比尔。向来都是这样，我得说。”马屁精伊斯特哈斯答道。

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报告的副本。大家研究起报告来，看到海顿用横线标出的段落时都会多停顿片刻，屋里一片沉默。罗埃·布兰德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布兰德以前在沙拉特给我们上过课。他是英格兰北部人，原来是大学老师，以学者的掩护身份在“铁幕”后待了许多年。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语调平板得很。

“贝拉承认她的父亲并不是生父，对吧，内德？她的母亲被德国人强奸后怀了孕，因此她有一半德国血统。对不对，内德？”

“对。没错，罗埃。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她所谓的这个父亲——费利克斯——从战俘营里回来，听说了发生的事，就收养了孩子。也就是她，贝拉。费利克斯可真好。这是她主动告诉你的，没有丝毫隐瞒。对不对，内德？”

“对。是这样，罗埃。”

“操，那她跟勃兰特说的经过怎么和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因此可以立刻给出解答。“勃兰特把贝拉带到西德的时候，她没敢说出自己并不是他挚友的亲生女儿，怕他会因此不收留她。那时候他俩还不是情人。他提出要保护她，养活她。贝拉很害怕，就答应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那是她第一次到西边来。贝拉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

“你说的是勃兰特？”布兰德狡诈地问道。

“是，当然是他。”

“好吧，内德，你难道不觉得这他妈的很奇怪吗？勃兰特怎么会不知道贝拉的底细？”他得意洋洋地质问我，“如果勃兰特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贝拉父亲的好朋友，贝拉的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别逗了，内德！”

史迈利插话了，我想他这是为了帮我：“罗埃，勃兰特很可能的确知道。假如你最好朋友的女儿是德国兵的私生子，而你觉得她自己并不知情，那你会把真相告诉她么？我敢肯定我不会。我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她。尤其是那位父亲已经死了，我又爱上了女儿。”

“去他妈的爱情，”海顿说着又翻过我的一页报告，“勃兰特是头好色的老山羊。她总说起的这个塔德奥又是谁？塔德奥看到尸体被装进卡车。塔德奥说他看见我爸爸的尸体是最后被装上车的。大多数人都被子弹打在脸上，但我爸爸是胸口和肚子中枪，一挺机关枪差点把他打成了两截。我的意思是，基督啊，咱们这朵娇怯怯的紫罗兰编起故事来还真他妈的活灵活现，我得说。”

“塔德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咱们有点嫉妒了啊？”海顿问我，惹得他身旁的两位主管一阵大笑。

但史迈利没笑。我也没有。

“塔德奥是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我说，“有人命令他在开会时到屋子外面放哨，可那时候他正在旁边的一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

“勃兰特看到这张照片了么？”我问道。

海顿的轻佻态度消失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啊？勃兰特可是敌意证人85，他们那伙人都是。”

“我能见见勃兰特吗？”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意思就是我不能见他喽？”

“对，你不能去。”

“对贝拉父亲不利的那份报告，来源也是‘巫术’吧？”

“别他妈多管闲事。”海顿说，但我已经瞥见了托比吃惊的眼神，感觉到我猜对了。

“莫斯科中心总会给打算派到西方的可造之材拍集体照吗？”我问。史迈利又朝着我抬起了头，我觉得这还是在支持我，便壮起了胆子。

“咱们在沙拉特都拍的，”海顿反驳道，“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就不会拍呢？”

我能感觉到汗水在顺着脊背往下流，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我还是磕磕巴巴地继续问道：“这张照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

“实话告诉你，有。”

“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顿已经受够我了。他抬起眼望着天，仿佛要乞求上苍再赐给他一点耐心。“好吧，亲爱的，他们学的都是英语，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他拖腔拿调地说，一只手托住下巴，瞅着史迈利看了好久。

我可不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在交流什么讯息，或者说已经交流过了什么。但由于现在是事后回头再看，我能肯定自己当时也有所察觉——我被夹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间。即便是像我这样远离总部政治纷争的人，也难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激战发出的轰鸣：大人物X在走廊里碰到大人物Y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往后他们打算把她怎么样？”

“唉，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虽说如今我们能阻止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回答完，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你该去见比尔了，是吧？他该奇怪你去干什么了。”

我还记得他让我离开时脸上的表情：那其中有痛苦，有挫败，还有愤怒。

史迈利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寄出那封信？后来有没有收到回信，回信里是不是有张照片？那照片是不是就是莫斯科中心的伪造者们放进集体照里的那一张？我倒是希望一切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自己为贝拉做的努力产生了某种影响，让她得到释放、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定居。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具体情形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因为勃兰特不愿意再要贝拉，更别说跟着她一起走了。贝拉是不是把我们俩的私情告诉了他？还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除非是海顿自己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把此事告诉了勃兰特。海顿痛恨所有的女人，大部分男人他也恨，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情感搅得天翻地覆。

勃兰特也被证明是清白的。尽管五楼曾有人表示反对，他还是拿到了一笔退休金，足以供他干上一样受人尊敬的营生。也就是说，让他能够买下一条船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儿重新干起了走私的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选择的是往古巴贩卖武器。

背叛事件呢？史迈利后来告诉我，勃兰特的那个情报网实在是太能干了，让海顿无法容忍。于是海顿就把它给告发了，就像对待它的前任一样，还想栽赃到贝拉头上。海顿安排莫斯科中心的人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声称这些证据来自他假造出的情报来源“巫师”——“巫术”材料的提供者。史迈利当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地鼠”，还曾在高层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态度，结果却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因为他道破了真相。直到两年之后，史迈利才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故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我们自己迫切地开始了内部改革——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当时，托比·伊斯特哈斯这个最擅长险中求生的家伙，率领由圆场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中心。这只是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我们可敬的外交部非得把它们称为“两国情报机构关系的正常化”。

托比一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欢迎，莫斯科方面请他们参观了许多设施，不过我估计其中并不包括老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刑讯室，还有房顶，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囚犯失足从那上面摔下来。托比和他的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美国人说，他们参观的是一个时代。他们都买了皮帽，往帽子上头别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徽章，然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拍照留念。

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展现良好意愿的特别姿态，苏联人陪着他们来到莫斯科中心硕大无朋的通讯大厅，参观了那里的陈列馆。来自所有情报来源的消息都要在大厅进行接收和处理。据托比说，他们正打算离开陈列馆的时候，他和彼得·吉勒姆同时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家伙，只看到了侧身。那人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看样子是男厕所。走廊的那段地方只有两扇门，另一扇门上标的是女厕所。

那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大步走出门口时的样子还像是头公牛。他停住了，直直地盯了他们好一会，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还是退回去。然后他低下头——托比和彼得觉得他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意——猛地拧身走开，消失在了另一条走廊里。但这时，他们俩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那像水手一样摇摇晃晃的步态，还有摔跤手一般的肩膀。

在秘密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看错的话——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好客的苏联人弄昏了他们的头——那么海顿就更有理由把怀疑的矛头引向贝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了。

勃兰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坏蛋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打入了我们的组织，害得我们的情报员送了命。这是个很可怕的念头。有时在寒冷的凌晨，我躺在梅布尔的旁边，它还是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

那贝拉呢？我把她看作自己最后的爱人，看作我始终没能走上的正途。如果说斯黛芬妮打开了我心中的怀疑之门，那么贝拉则提醒我，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走向公开的世界。想到我后来经历的女人，她们都只不过是病后的治疗而已。想到梅布尔的时候，我只能说她代表着从前线归来的男人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我对贝拉的记忆却依然无比鲜明，一如我们在可以俯视墓地的安全公寓里第一次共度的那个夜晚——可是在我的梦里，她却总是转过身离我而去，即便是她的背影都带着责备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