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们打算给史迈利出点难题，就像他们时不时地对待我那样。课本来上得很顺利——比如快到傍晚时关于自然掩护的两节连堂课——然后学生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开始捉弄我，通常是故意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态度，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无法忍受。接着第二个也开始插话，最后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要不是我的幽默感还算充足——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就会一直折磨我，到下课铃响这出戏才算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似乎都没发生过：昨天控制住他们的不知什么小恶魔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他们想继续学习了，好不好？昨天我们讲到哪儿了？一开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老是会生闷气，怀疑有人私下串通，想把领头的揪出来。后来细想之下，我慢慢意识到，这些恶作剧只是孩子们自然反应的一种表现，他们要反抗的，是自己选择的人为束缚。

可是他们也开始对史迈利搞这一套，史迈利可是我和他们的贵宾，他们竟然质疑起了他毕生工作的根本意义，我的忍耐一下子到了极限。而且这一次挑事的还不是马格斯，而是他的女朋友，娴静的克莱尔，晚宴时她一直满怀崇拜地坐在史迈利的对面。

“别，别，”看到我忿忿地站了起来，史迈利反对说，“克莱尔问得很有道理。十次有九次，好的新闻记者也能像间谍一样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信息来源往往是相同的。所以说，干吗不废除间谍，转而去资助报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回答。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很不情愿地又坐了下来。克莱尔紧紧依偎在马格斯身边，天使般的眼神还注视着她的受害者，其他学生都板着脸不露出笑意。

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往往会以幽默来化解，但史迈利却打算认认真真地对待她的俏皮话。

“说得完全没错，”他赞同说，“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

我渐渐感觉到，史迈利的魔力又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椅子挪到史迈利身旁，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有几个女孩子还以好看的姿态坐到了地板上。

“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史迈利说。这样他就巧妙地绕过了克莱尔意在挑衅的质问，而是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间谍工作是永恒的，”他简单地宣告说，“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史迈利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把话题转回到了学生们自己的前途上，接着他再一次警告他们这份前途充满了危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比你们选择的职业更荒唐，”他心满意足地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最没有经验的时候，也就是最适合分派的时候；可等到你们掌握了窍门，无论你们被派驻到什么地方，脖子上都像是挂着这一行的标志。老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全盛时期的比赛成绩是最优秀的。可是全盛时期的间谍却只能被束之高阁，因此他们人到中年时总会心怀怨恨，也会开始计较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虽说他半睁半闭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自己的那杯白兰地，我却发现他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们就会想要答案，”史迈利接着说道，“你希望最隐蔽的密室里会藏着一张卷起来的羊皮纸，那上头会告诉你，控制着你的生活的人是谁、为了什么。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自己心里其实才最清楚，那个密室是空空的。内德，你没喝酒啊。你这是在背叛白兰地嘛。来个人，给他加点酒。”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记得自己当时正在拼命寻找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后来当我终于找到目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间谍，名叫汉森。

虽然那时候我在向东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寻的其实是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目标和人仿佛都在一路指引着我最终找到他。我只能这么来表达。躲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汉森就像是位于我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会面做准备。汉森是我等待着要听到的声音。汉森手里有问题的答案，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问出哪些问题。外表上看，我是个一本正经、性情温和、行事得体、抽着烟斗的家伙。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对自己的百无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虽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奋力为别人争取自由的时候，我自己却没有得到丝毫自由。在心情最为低落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荒唐的人。我这个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没有一点儿相似，却像极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我开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经历写下来，这样我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和你说过的几段故事，就可以给它们加上传奇小说式的标题，以突显这些事件是多么的徒劳无益：“熊猫”——我保卫了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国叛逃者！贝拉——我做出了终极的牺牲！特奥多尔——我参与了一场可怕的骗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过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认，那件事的确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尽管其持续时间和大多数情报工作一样短暂，而且和现在已充斥着耶日上校所在国家的人性力量没有丝毫关系。

和堂吉诃德一样，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发誓要遏止邪恶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长邪恶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提供一个做出点贡献的机会——我责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这一点，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后，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管耶日上校对我做过些什么，他给我带来了某种威望，因此五楼决定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到各地解决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派驻到外地执行短期任务，“旨在评估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发掘当地情报站职权范围以外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任务摘要，签过字之后又交还给发布者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经常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跑非洲、中东，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躁动不安，对我的这种状态人事组的头儿极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外情，她在情报部的工业部门联络处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需要来点风流韵事；我在餐厅里见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平淡无奇的事有了内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带她去吃饭，我们俩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省事的结论：我们坠入了爱河。有几个月我们过得挺开心，直到后来发生的悲剧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幸运的是我刚好回到伦敦，正要听取下一次任务的情况介绍，接着就听说我的母亲快不行了。也许是上帝在搞恶作剧吧，接到电话时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过最起码我总算能在葬礼时到场。仪式虽然很长，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尽管如此，我发觉自己对这事还是没有丝毫准备。不知怎地，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和以前渡过种种难关时一样，想法子应付母亲去世带来的打击。我简直是大错特错。史迈利曾经说过，只要一接触现实，很少有什么阴谋诡计能够得逞。我对自己耍的阴谋也是这样——我想骗自己说母亲去世时已经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事放下。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个孤儿，同时又觉得很兴奋。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去描述。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母亲一直承担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觉得她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着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时代。我终于不带任何牵绊地独自站在了生活的种种挑战面前，但大部分挑战已经成了过去——蒙混过去了，错过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了，但我该去爱谁啊？恐怕不会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声声地否认、指望现实会随之改变，我爱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为一个擅长生存的人，这种魔力是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去追寻的东西。守过夜之后，我在殡仪馆粉红色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那是一张间谍的脸，打着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见过？在你周围，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脸？对我来说这样的脸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都已经不再留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打击让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也会笑，但心里却有所保留，这让我们的笑容显得很虚伪。就算我们喜出望外、喝得烂醉——我听说，甚至也包括做爱的时候，这种保留也不会消失。我们脑袋里的陀螺仪仍然保持着垂直状态，还有告诫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职责。直到后来我们的保留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本身都成为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沙拉特老同学的晚会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记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看到有的面孔过于开朗，有的面孔则过于阴郁，但每张面孔后面都能看到备受压抑的生活的残迹。我听到有人发出了似乎是抛却所有顾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着去看笑声来自何处，就知道其实什么顾忌都没抛掉——笑的人是这样，他内心的种种限制也是这样，所有的顾忌都还在。年轻时，我常常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生性拘谨的缘故。“他们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此后也别无选择。”听到他们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对着他们看似厚道的笑容报以一笑的时候，我会这么对自己说。不过，我只是半个英国人，我觉得自己不会遭到他们那样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殡仪馆贴着粉红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我看到笼罩着周围所有人的那种阴影，也同样落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线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点也太落后。生命本应该是追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过，推动我向前的动力恰恰是对一事无成的恐惧。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也应该从这些零星的回忆片段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来自我生命中这段离奇的经历。在我如今成为的这个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经历也都是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汉森的坦白则带着最为严厉的谴责——因此归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亲，向莫妮卡和梅布尔道了别。第二天我动身去了贝鲁特。但即便是那次简单的动身启程，也伴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执行任务之前我得事先熟悉情况，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一个名叫贾尔斯·拉蒂默的聪明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在一个被称为“疯子毛拉部”的部门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活动的众多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看起来简直无从下手。人们谈到业余恐怖主义行业时总爱说，这些组织全都是一个超级大阴谋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就有办法抓到他们。事实上，照他们无意间透露的情况，这些组织到处流动，像防水墙上的水滴似的忽而汇聚忽而分开，所处的位置也像水滴一样难以确定。

不过，身为阿拉伯学专家和桥牌高手的贾尔斯，却比任何人都接近这个几乎无法企及的目标，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向他讨教，为我要执行的任务做准备。贾尔斯个子很高，瘦骨嶙峋，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他的脾气跟我比较对路。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小孩子，红红的脸颊让他更显得年轻，不过那红色其实是皮下一簇簇破裂的毛细血管造成的。他这人从来不知疲倦，绅士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主动替人开门，见到女士就会立刻站起身。春天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他被淋得浑身透湿，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不带伞就往门外跑的人。他很有钱，但生活简朴，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也有个彻头彻尾的好妻子。他妻子组织情报部里的桥牌赛，记得住每位低级工作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名字。因此他的档案开始消失不见时，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奇怪了。

这个现象是我先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名叫布丽塔的德国女孩的踪迹，想了解她冒险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区恐怖主义训练营的情况。我请求调阅的一份附带文件里有截获到的敏感材料，与布丽塔有关。材料是美国人的，仅限一份名单上的几个人借阅，但等我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名单，却谁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儿。从签名记录上看材料是贾尔斯借走了，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贾尔斯毕竟是贾尔斯，所有的名单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可是贾尔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看过这份材料，还能引述上面的内容；他以为把材料转交给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楼去了，他说，要不就是送回了档案室。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于是，那份文件被标为“遗失”，档案室的探子们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回发起搜寻的是贾尔斯自己的秘书——档案室通知她要归还关于一个组织的全部三卷材料。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先知兄弟会”，据信设在达穆尔126。

贾尔斯还是一无所知：他根本没碰过那些档案，连看都没看到过。档案室的探子们给贾尔斯看了借阅单上他自己的签名。他坚决不承认。如果贾尔斯不承认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想去质疑他。我说过，他一望而知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这时候，搜寻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点文件。当时档案室还没实现电脑化，想找什么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也能确定什么东西真被搞丢了。如今的人只会摇摇头，然后打电话叫电脑工程师来查。

档案室发现，贾尔斯签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文件都不见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们通常说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密级更高，另外六份则被归类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诉你，这指的是“任何怀有强烈亲犹太情绪的人都不得签名调阅”。其中含义你怎么理解都行。这是一条卑劣的限制令，当时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为此感到难堪。可它涉及的是中东地区啊。

这场危机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我的第一个提示来自于人事组的头儿。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组准备挥动斧头的时候，总喜欢找周末来打掩护。

“内德，贾尔斯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语气里透着老伙计的亲热劲儿。

“好得很。”我说。

“他是个基督徒，对吧？是个信基督的家伙。很虔诚。”

“好像是的。”

“呃，内德，我是说咱们大家也都信这个，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厉害。你觉得呢？”

“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说，打个比方啊，他会不会对——比如说，英国以色列主义教会127——诸如此类的什么持同情态度？我不是反对他们啊，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对吧。”

“贾尔斯这人很正统、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区教会，他应该算是非宗教界人士里的名流吧。偶尔会在大斋节128的仪式上讲讲话，没别的。”

“我掌握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事组的头儿抱怨道，指节敲打着一份合上的文件，“内德，我对他的判断和你说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这份差事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总是那么愉快。”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问。当然了，除非你愿意出马。可以请他出去吃个午饭——钱我来出，那还用说。摸摸他的底。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不行。”

他那副老伙计的亲切态度变成了疾言厉色。“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内德。总跟娘儿们鬼混，还顽固得很，这对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吧，别给我乱说。这可是命令。”

结果是贾尔斯请我出去吃的饭。很可能人事组的头儿对我们俩耍了同一招，反过来编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贾尔斯说。不管他究竟有没有这么干，反正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贾尔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说道：“去他的，内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请你吃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吃过一顿不像样的午饭。”

于是我们去了旅行者饭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尔129。突然，贾尔斯说起他最近到纽约联邦调查局执行联络员任务的事。刚开始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正常；然后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个调门上，两眼也总是盯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酒的缘故。贾尔斯看上去不像个酒鬼，喝酒的样子也不像。但他说话时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像。他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充满幻想的热切情绪。

“内德，他们真是一帮奇怪的家伙，那些美国人。你可得小心他们。你一开始都不会察觉到他们盯上了你。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你在旅馆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登记入住的时候，冲着你满脸堆笑。对你的行李太感兴趣。他们在监视你。摩天大楼里竟然还有温室，真见鬼。顶楼上还有游泳池。低头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飞机在河上飞。‘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兰伯特，我在美国总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排在十四楼。我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会用到鞋楦之类的东西。没办法，改不了。我父亲也一样。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得按顺序挂起来。我们从来不穿质地轻薄的西装，对不对，我们英国人是这样的吧？你觉得那些衣服很轻薄。你就想挑轻薄的。你的裁缝告诉你那套衣服就是轻薄的。‘我们这儿的衣服可是最轻薄的，先生。找不到比这更轻薄的衣服了。’你会觉得到现在他们总该学会了，跟美国人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但他们还是学不会。干杯。”

他喝了，我也跟着他喝。我给他倒了一点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开了一整天的会。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还不错。只不过——唉，就是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身上带着枪。一心想得到结果。但结果是不会有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你杀掉的狂热分子越多，出现的就越多。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也是个阿拉伯文化专家，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跟我讲讲他吧。”我想把他的话题转开。我觉得，要是他谈谈自己的父亲而不是那家旅馆，我可能会好受得多。

“于是我就走进去，他们把房间钥匙给了我。‘哎，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这是二十一楼。弄错了。’当然了，我是笑着说的。谁都可能出错。这一下他们换了个女人接待我。看着很强势。‘没弄错，兰伯特先生。你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2109。’‘不对，不对，’我说，‘是1409。你看。’我带着旅店给的那种证明卡，不知放在哪儿了，就开始找。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可我没找到。‘听着，’我说，‘相信我。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的房间是1409。’她拿出客人名单，递给我看。兰伯特，2109。我坐电梯上楼，打开房门，东西都在。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挂的顺序也一样。所有东西都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放的一模一样，十四楼的那个房间。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知道。

“拍了照片。宝丽来快照。”

“为什么啊？”

“他们想窃听——2109有窃听器，1409没有。对他们没用处，所以他们就把我弄到楼上去了。他们以为我是个阿拉伯间谍。”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劳伦斯130式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打定了主意。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给你的房间拍了照片。”

那顿午饭后来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又喝了点什么酒，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中，贾尔斯好像使劲夸了一通梅布尔，说她是情报部里的完美妻子，不过那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良心在说话。我真正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贾尔斯在总部的办公室里，人事组的头儿则站在贾尔斯的钢制橱柜前，柜门已经拆掉，丢失的三十二卷资料乱七八糟地塞在架子上——都是贾尔斯无力再去处理的资料。按照史迈利的说法，贾尔斯那时候犯了“十二级的精神崩溃”。

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贾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从表面上看，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是他对村子里一个二十岁女孩的激情。他对那个女孩的爱，还有他心中的内疚和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每天他还在例行公事地忙碌着——那是当然的，他毕竟是个战士——但他的头脑再也不肯配合下去。贾尔斯的头脑已经被这些念头占满了，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承认。

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其他原因，我姑且留给你去考虑，留给情报部内部的心理医生去分析，他们那个行当如今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们的梦想与我们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贾尔斯年轻时的幻想与年纪渐老时的现状存在着差距，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贾尔斯让我觉得很害怕。我有种感觉，他走的路也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只不过他走在前头而已。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坐在飞机上想着母亲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灌下了好几杯飞机上提供的威士忌，好让自己不再有这种感觉。

在贝鲁特科莫多尔旅馆的607房间，我在衣柜里挂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当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电话在离我脑袋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拿起听筒时我有种古怪的幻想，觉得会听到前台的艾哈迈德跟我说，他们给我在二十一楼又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想错了。离奇事件第二号宣告了它的来临。

枪战已经开始了，是行进中的半自动武器。很可能是一帮孩子开着日产皮卡车，用AK47步枪扫射整个街区。在贝鲁特的这个季节，你可以照着晚上第一次闹腾开始的时间来对表。不过我对枪战从来都不是太担心。枪战也是有逻辑的，虽说这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别人开枪要么冲着你，要么就不是冲着你。我自己最害怕的是汽车炸弹——你正匆匆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或是汗流浃背地困在慢如爬行的车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轰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整个街区炸得稀烂，把你炸成一丁点大的碎块，连运尸袋都犯不着用，葬礼就更别提了。汽车炸弹爆炸时你会注意到——我的意思是在爆炸之后——你会注意到那些鞋子。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鞋子却完好无损。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收拾起来运走之后，满地的碎玻璃、粉碎的假牙和西装的碎布头里还能看到一两双完全能穿的鞋子。小规模的机枪射击，就像现在这样的，或是偶尔来几发手持式的火箭弹，都不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担心。

我拿起听筒，听到对方是个女人的时候，我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搞得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德国女人的下落——就是那个曾在舒夫山区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布丽塔。

但她并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布尔。听起来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口音，而且很害怕。我的身份是彼得，记住——彼得·卡特，来自一家英国大报社，虽说该报派驻当地的记者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一边听她说，一边这么提醒自己。

“彼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和你待在一起，”她一口气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彼得，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一阵重机枪的枪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颗火箭弹炸得哑掉了。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焦虑不安。

“天哪，彼得，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是说了些难听的话。我搞坏了你的新闻素材。对不起。我是说，天哪，难道我们还是小孩子吗？你知道我最讨厌这样。”

一阵激烈的步枪射击声。有时候那帮孩子故意朝天放枪，就是为了制造效果。

她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跟我说话啊，彼得！跟我说点好玩的事，好不好啊，求你了！这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会发生点好玩的事吧！彼得，回答我好不好！你没死吧？你该不会躺在地上，脑袋给炸掉了吧？要是没有就点点头。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彼得。我是个爱交际的人。爱的时候我要有人陪着，死的时候也要有人陪着。彼得，回答我吧。求你了。”

“你要打的是哪个房间？”我问。

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两阵枪声之间那样的死一般的寂静。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但恐怕不是你的那个彼得。你打的是哪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房号是多少？”

“607。”

“我看他肯定是已经退房了。我今天下午才到贝鲁特。这是他们给我的房间。”

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

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

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

但那个幽灵似的人还在往前走，他要么就是没注意到自己引起了别人多大的好奇心，要么就是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个子很高，年纪不大，行动敏捷，但显得有点僵硬。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是在操纵者声音的指引下一步步往前走。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戴着墨镜，黑色的短发，黑胡子。所以他的脸才会显得那么黑。跟他头上戴的白色护士头巾也有关系。但他走路时像机器人一样僵硬的动作却让我浑身一阵阵发麻，不禁心想我们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他走到大堂的中央。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有的人看了看他，就转开了视线；还有些人则转过身子避开他，好像是认识这个人却不喜欢他似的。突然，在大堂中央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子仿佛向上升了起来。他包着头巾的脑袋朝前伸着，胳膊几乎没动，好像是听从上天的命令自己往绞刑架上爬。我现在能看出他是个美国人。从他弯曲的双膝、下垂的手腕和女里女气的屁股上能看出来。典型的美国男孩子。看来他的墨镜颜色还不够深，因为他的一只长长的手上还拎着个遮光眼罩。那种东西只有赌徒和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夜班编辑才会戴。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他的运动鞋像头巾一样洁白无瑕，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阿拉伯狂热分子吗？我心想。

还是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旅馆里来过几个这样的人。

还是吸毒了？

还是专门跑过来想见识见识战争的嬉皮士高中生，想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来寻求刺激？

他换了个方向，和接待员攀谈起来，可是他站立的角度还是面朝着大堂，已经开始搜寻他在询问的那个人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脸颊和前额上到处都是小红点，像是被蜜蜂蛰伤的，或者是出水痘，但那红色还要深一些。看来是在哪家臭烘烘的旅店里给臭虫咬了个够，我心想。要么就是出车祸的时候脑袋撞上了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动作又是非常僵硬，脸上毫无表情。走得很坚定，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人注视。有点气呼呼的，遮光眼罩在他手里晃来晃去。我坐在那儿喝着酒，他盲目地透过墨镜对我怒目而视。一个女人扶着他的胳膊。她穿着裙子，可能就是把头巾借给他的那个护士。他们俩站在我面前。就站在我一个人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先生？他叫索尔，先生，”她说——也许是叫莫特，或是席德，什么都无所谓——“他想问问您是不是那位新闻记者，先生。”

我说我是个记者。

“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来访问？您是编辑吗？您很有影响吧，先生？”

有没有影响我自己可有点怀疑，我摇着头笑了笑。我在管理层工作，到这儿来只是短期旅行。

“您还要回伦敦吧，先生？很快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能提前透露自己的行踪。“应该挺快的吧。”我承认道，尽管事实上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南部。

“索尔能和您谈一谈吗，先生，只是谈谈？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位在西方大报社里有影响的人谈谈。他觉得这里的记者什么都见过了，都已经厌倦了。索尔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

我挪了点地方，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索尔则慢慢地坐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个蒙着脸、一言不发、浑身一尘不染的男孩穿着长袖足球衫，还包着头巾。他总算是坐定了，把手腕搭在膝盖上，两只手拿着遮光眼罩。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低声地对我讲述起来。

“我写了一篇东西，先生。我想请您帮忙，在您的报纸上发表。”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却显得既有教养又有礼貌。但那声音毫无生气，像他的行动一样很有节制，仿佛吐出每一个词都很痛苦。透过他那副颜色很深的墨镜，我看到他的左眼比右眼要小一点，扁一点。没有肿，也不是被别人一拳打得睁不开，而是整个比另一只眼小一圈，仿佛是从另一张脸上借来的。他脸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蚊子咬的，不是蜜蜂蛰的，也不是划伤。是一个个小弹坑，就像是轻武器高温、高速的子弹在贝鲁特街头的墙壁上射出的凹痕。和弹坑一样，那些小坑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但没有愈合。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

我说这我知道。

餐馆里的人几乎都死了，除了他自己，先生。最靠近墙的人被炸得粉碎，他接着往下说，丝毫没意识到他这是在描绘我自己最害怕的噩梦。现在他写了一篇东西，先生，他觉得有必要说一说，算是为了和平做一个温和的宣言。他需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能有点好处，他觉得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星期一登出来就可以。他想把稿费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估计能有个几百美元，也许更多。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点钱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需要停一停，先生，”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解释说，这时旁边的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文稿，“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只有在贝鲁特的科莫多尔旅馆，发生这样的事才会显得很自然——一个被炸弹炸过、想要追求和平的人，请求一个并非记者的人帮助他进行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他我会竭尽所能。我和要等的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当然了，那个男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提尔132那边的阿斯米上校谈谈——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手边放着一杯酒，开始读他送来的文章。我打定主意，这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见报理由，回到伦敦之后我就会从情报部在舰队街133上的无数友好人士里找个人施加点压力，把这件事办成。

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很快我就读不下去了：情绪激动、不知所云，它向全体犹太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发起呼吁，请他们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要心怀爱意，共同生存。它敦促大家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中间道路，还援引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历史事例。它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圣女贞德本打算带给我们的那样，但英国人不许她那么做，所以把她给活活烧死了，根本不理会她的尖叫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他说，这一伟大的新运动将“在精神上把闪族人134团结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包容的集体”。接下来文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只好求助于大写字母、下划线和一排排的惊叹号。等我读到最后，这篇文章已经根本不是作者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起了“坐在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面墙边的一大家人，有小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说他们是怎么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还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每次都让索尔陷入自己痛苦的回忆之中。

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

要停一停，那个男孩说过。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在这一点上我纠正了他。我也纠正了安妮。我对他们说，人类冲突的历史上就算有过停歇，那也不是为了缓和，而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剧烈。停歇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让坏蛋和受害者发现对方，让贪婪和剥夺再次集结。我写文章时就像是一个心肠太软的少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写满自己笔迹的纸扔了一地，中间是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认识的任何人会这么干。

于是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纸扔进洗手池付之一炬，然后把纸灰捣碎倒进马桶，冲进了贝鲁特被尸体碎块堵塞的下水道。完事之后，为了惩罚自己，我到海边疯狂地跑了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仿佛要摆脱身后追逐着我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是在朝着汉森跑，跑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但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一站要停。

我要找的德国姑娘布丽塔原来是在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135中央一座由光秃秃的灰色棚屋组成的监狱里，那地方离一个名叫雷维维姆的村子很近。棚屋周围挖出了一道壕沟，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四角各有一座有人值守的瞭望台。就算监狱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的欧洲犯人，也没人带我去见他们。我在那儿看到，跟布丽塔在一起的都是些年轻的阿拉伯姑娘，大部分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贫穷家庭。她们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同志的教唆或是威胁之下，对可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种种野蛮的罪行，通常都是在集市安放炸弹，或是把它们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

我从比尔谢巴136坐吉普车到了那儿，开车的是情报局一个行事果敢的年轻中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被性情古怪的温盖特将军训练成了一名夜袭队员，当时以色列还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会光着身子蹲在自己的帐篷里，借着烛光在沙地上画出作战方案。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好像都在谈论他的父亲，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英国人。托管时期结束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彻底看清了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这副模样：反对犹太人、愚昧无知的帝国主义者，好在还有些不一样的英国人能挽救我们的形象。迪莫纳137，以色列人存放核武器的地方，就在那条路的前方。

不真实感并没有离我而去。恰恰相反，它反而增强了。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和他人的处境保持距离的能力，可这对我们这个行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感觉，还有我对别人的感觉，似乎比我的观察还重要。在黎巴嫩，如果你放松了警惕，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人产生一种不假思索的憎恨。可是我已经不可救药地沾染上了这种毛病。我曾经冒着恶臭走过被摧毁的难民营里的满地烂泥，曾经蜷缩在堆着沙袋的茅屋里，这些经历让我确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永远闭上谴责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对复仇的渴望永远都无法平息。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隐约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虽然是从塞浦路斯飞过来的，可是离开贝鲁特毕竟才几个小时，我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还能从脸上看出来。

“你见过阿拉法特吗？”我们的车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他带着一丝忧郁的微笑问我。

“没有，没见过。”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他是个好人。”

我没理会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跟他说了。瞒着他并没有任何意义。伦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以色列人，允许我去见她一面，况且我的主人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和她谈话。

“我们觉得，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聊聊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为什么？”

“他把她给甩了。布丽塔很生气。”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里的一个副官。他负责给炸弹袭击者下达任务，勘察目标，提供装备。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布丽塔和他住在一起。”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啊？很落魄吧？”138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甩了她有多久了？”

“六个月。”

“说不定她已经不生气了。说不定她会跟你说，去死吧。对布丽塔这样的姑娘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我问他，布丽塔被关押期间说话多不多。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肯透露他们把布丽塔关了多久，也不肯说一开始是怎么抓住她的。上校的脸盘很宽，皮肤晒成了棕色。他们家最初来自俄罗斯。他的短袖卡其衬衫上佩戴着空降兵的飞翼形徽章。他当时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在特拉维夫，跟摩洛哥来的一个西班牙犹太裔姑娘订了婚。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夜袭队员，现在成了个牙医。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刚见面几分钟他就统统告诉我了，用的是带喉音的英语，那可是他全靠自己学会的。

“说话？”他冷笑着重复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你问布丽塔说不说话？那位女士住进来之后就没停过。”

我对以色列人的手段略有所闻，因此并不感到奇怪。想到自己马上要去盘问一个被他们摆布过的女人，我暗自打了个寒噤。我在爱尔兰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个男人衣服的扣子严严实实地一直扣到领口，像死人一样盯着我，不管问什么他都承认。

“你自己审问过她吗？”我问道，又一次注意到了他粗壮的棕色胳膊和线条刚毅的下巴。我好像想起了耶日上校。

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好像打算告诉我些什么，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辛贝特139的伙计们，跟布丽塔一样精明。跟她慢慢玩。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也听说过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在提尔，有个两眼充血的线人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布丽塔引进了圈套。当时她已经离开了训练营，跟她的新男朋友赛义德还有赛义德的三个朋友去了雅典，那个线人说。都是好小伙子，能干得很。他们的计划是趁着以色列航空的一架飞机接近雅典机场时将其击落。小伙子们弄到了一套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在飞机经过的路线上租了一所房子。布丽塔是个欧洲人，不容易引起怀疑，她的职责是守在机场的一座公用电话亭里，手里拿着一台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接收器，飞机飞来时她要把塔台的指令转发给屋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那个疲惫不堪的线人说。演练时完美得不得了。但到了那一天，行动却搞砸了。

听着他的话，我自己就能把故事的其余部分补充完整。我想象着如果情报部预先掌握了情况，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两队人同时对屋顶和电话亭发起进攻；被定为目标的飞机已预先得到警告，一名乘客都没带，安全降落在了雅典机场；飞机返回特拉维夫的时候，几个恐怖分子就被铐在座椅上。我在想，不知道他们会把布丽塔怎么样，是审判她呢，还是拿她去换点好处。

“跟她一起在雅典的那几个小伙子呢？”我问上校，没理会伦敦方面告诫我不要对此类事宜表现出好奇心的命令。

“小伙子们？她根本不认识那几个小伙子。雅典？怎么就到雅典了啊？她是个无辜的德国游客，是到埃拉特140度假来的。我们绑架了她，给她下了药，把她囚禁起来，现在还为了制造舆论而故意陷害她。她欢迎我们来证明她有罪，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办到。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去问布丽塔吧，别客气。”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下吉普车的时候，他伸手搭了搭我的肩膀，算是祝我好运，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把她都交给你了啊，”他说，“祝你好运。”

我开始有点害怕自己将要发现的真相了。

一个身穿军服的矮胖女人在她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监狱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缺人打扫卫生，我心想。她是利维上尉，是布丽塔的监狱看守，虽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起英语来像是美国小镇上的女教师，只不过说得更慢、更用心。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头灰白的短发，看起来和善又顺从。长期待在监狱里让她的肤色变得灰扑扑的，不过看到她把两手合在一起的样子，你会觉得她本该去给孙子织毛衣。

“布丽塔非常聪明，”她带着歉意说道，“让一个聪明的男人去审问一个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可是件难事。你有女儿吗，先生？”

我可不打算替她填满我的性格分析报告，所以就说没有，这碰巧也是事实。

“真遗憾啊。不过没关系。以后说不定会有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你就走运了。你可以用她的语言和她交流。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我和布丽塔嘛，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已去世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布丽塔说英语就像是她以前的一个情人，他是爱尔兰人。特拉维夫那边说我们可以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行吗？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来帮你请示——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也许两个小时都太长了。我们等着看吧。”

“你可真热心。”我说。

“热心？我可不知道。也许我们不该那么热心。也许我们太看重热心了。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派人去端咖啡，带布丽塔过来，上校和我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子的同一边坐了下来。

但利维上尉没有坐到桌旁，我估计这是因为她并不参与这次会面。她坐在门边的一把直背餐椅上，垂着眼睛，仿佛是准备听音乐会。布丽塔和两个年轻的女看守走进来的时候，她也只是略微抬了抬眼皮，看着三个女人的脚从她面前走过，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一个女看守帮布丽塔拉出一把椅子，另一个看守打开了她的手铐。两个女看守走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安顿下来。

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语，分辨出能听懂的几个德语短语或是单词。布丽塔来自不莱梅，德语说得既清晰又标准，所以更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布丽塔一看就是她所在种族里的杰出人物。按照那边人们的说法，她的头发像“面包卷一样金黄”，个子高挑，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蓝色的大眼睛透着傲慢无礼，线条有力的下巴很吸引人。她和莫妮卡一样年轻，身高也和莫妮卡相仿；我情不自禁地想，她说不定也和莫妮卡一样淫荡。我本来怀疑她遭到过虐待，但她一走进来这个想法就消失了。她的姿势就像个芭蕾舞女演员，但从她身上透出的聪颖和生活的现实感，大多数舞者并不具备。她穿上网球装或是紧身连衣裙肯定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衣服她以前都穿过。即便是身上的囚服也没有让她变丑，因为她不知用什么做了一条布带系在腰间，梳理过的金发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双手得到自由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像个女学生似的行了个屈膝礼。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尊重，现在我暂时还看不出来。她握起手来像男孩子一样有力，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没有化妆，不过她本来也用不着。

“Und mit wem hab'ich die Ehre？”她问道，这么说话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故意调皮——请问我这是在和谁说话呢？

“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

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

“我还有话要说，谢谢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儿，就回答他的问题，少废话，”上校说，“随你怎么选。你要是现在就想走，我们也没意见。”他又用希伯来语对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冷淡地点了点头。一个阿拉伯犯人端着放有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四杯咖啡，还有一碟甜饼干——然后恭顺地把咖啡送到大家手里，我们每个人一杯，利维一杯，饼干放在桌子中间。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厌倦的气氛。布丽塔慵懒地伸出长胳膊去拿饼干，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上校的手赶在她前头啪的一声落在桌上，把饼干碟子挪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那么，请问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布丽塔像个没事人一样问我，“你是想让我把爱尔兰人交给你吧？不然我的案子里还有哪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啊，无名氏先生？”

“你要是能把一个具体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我说，“你跟一个名叫谢默斯的男人生活过一年。”

她觉得很好笑。我给了她一个机会。她盯着我使劲瞧，仿佛在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她熟悉的东西。“和他一起生活？这也太夸张了。我跟他一块睡觉。跟谢默斯就是为了性，”她调皮地笑着解释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个方便，他就是个工具。是个挺不赖的工具，我得承认。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交吗？有时候别的男人会跟我们俩一起做，有时候还会是个姑娘。我们有各种组合方式。这么干没关系，不过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跟什么没关系？”我问道。

“跟我们的工作没关系。”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们的工作了。我跟你说了它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动机。人道主义并不等同于非暴力。我们靠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有时候，最崇高的事业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你难道不知道吗？性爱有时候也会很暴力。”

“谢默斯参与了什么样的暴力活动？”我问。

“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人们反抗压迫力量的正当行为。你究竟是压迫力量中的一员呢，还是支持人的自发性，无名氏先生？说不定你可以解放自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他是个炸弹袭击者，”我说，“他炸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他最近袭击的目标是英格兰南部的一家酒吧。他炸死了一对老夫妻、酒吧侍者和钢琴师，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连一个受蒙骗的工人都没解放出来。”

“你这是在提问，还是在陈述事实啊，无名氏先生？”

“我是在请你告诉我他的动向。”

“那家酒吧离一座英国军营很近，”她回答说，“那地方为压迫我们的法西斯势力提供了设施和享乐。”

她那双冷酷的眼睛又一次戏谑地盯住了我。我说没说过她很有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引力到底应该算是什么？她穿着一身棉布囚服。她迫于压力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却没有丝毫悔恨之心。她浑身上下都十分警觉，这我能感觉出来。她也知道我能感觉到，我们俩之间的天壤之别吸引了她。

“我的部门打算在你获释的时候给你一笔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付给你指定的任何一个人，”我说，“他们需要情报，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朋友谢默斯，并且定他的罪。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以往犯下的罪行、准备做的案子、藏身地点、联系人、生活习惯，还有弱点。”她等着我再往下说，所以我就说了，也许这并不明智。“谢默斯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头猪，还不是你说的那种。一头不折不扣的猪。他小的时候没人虐待他；他的父母都是正派人，在唐郡经营着一家烟草店。他的爷爷当过警察，还是个好警察。谢默斯为了寻求刺激就把别人炸死，这是因为他有缺陷。所以他才会那么对你。只有在给别人施加痛苦时，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余的时候，他就是个被宠坏的小男孩。”

我这番话丝毫没影响到她盯着我的冷静眼神。

“你是不是也有缺陷，无名氏先生？我觉得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有缺陷很正常。你应该加入我们，无名氏先生。你应该和我们一起上课，我们会让你皈依我们的事业。然后你就没有缺陷了。”

你要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嗓门并没有提高，也不带任何夸张的成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屈尊俯就、冷静异常的态度，甚至显得十分热情。她内心爱搞恶作剧的那部分隐藏得很深，掩饰得很好。她的笑容正常又自然，说话时她脸上一直带着这样的笑意。坐在她身后的利维上尉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也许是因为她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上校疑问地看了我一眼。我担心自己一开口就会控制不住，就从桌子上抬起双手一摊，意思是这样谈话有什么用？上校和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失望地按铃让护送的人进来，那神情就像是一个人准备好了饭菜，却发现饭菜一口没动就被端走了。布丽塔站起身，理了理前胸和臀部的囚服，伸出手戴上手铐。

“他们想给我多少钱，无名氏先生？”她问道。

“一分没有。”我说。

她又朝我行了个屈膝礼，夹在两个护送的人中间向门口走去，屁股在棉布囚服下面扭来扭去，让我想起身穿睡衣的莫妮卡。我担心她还要开口说话，不过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知道今天她已经大获全胜，再做任何事都会有点多此一举。上校跟着她走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利维上尉。她脸上还是似笑非笑的。

“瞧，”她说，“现在你应该知道听布丽塔唱歌是什么滋味了吧。”

“我想是吧。”

“有时候我们交流得太多了。也许你应该对她说英语。只要她说英语，我就能照顾到她。她是个人，一个女人，被关在监狱里。她也很痛苦，这是肯定的。她很有勇气，只要她还肯对我说英语，我就能尽到对她的责任。”

“她要是和你说德语呢？”

“那有什么用？她知道我听不懂德语。”

“但如果她说了呢——如果你能听得懂呢？那又会怎么样？”

她的笑容变了样，显得略有些羞愧。“我想我会觉得很害怕，”她用慢吞吞的美式英语回答说，“我觉得如果她命令我做什么事，我很可能会照她说的去做。但我不会让她来命令我。我干吗要听她的？我不会给她控制我的权力。只要说英语，我就是老大。你知道吗，我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里待过两年。”她还在微笑着，用德语对我说了下面的话，那是集中营里的人咬紧牙关、压低嗓门说的那种悄悄话：“Man hört so scheussliche Echos in ihrer Stimme, wissen Sie.”——知道吗，在她的声音里你能听到非常可怕的回声。

上校站在门口等着我。我们往楼下走的时候，他又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次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她在所有的男人面前都是这样吗？”我问他。

“你是说利维上尉？”

“布丽塔。”

“当然了。在你面前要更明显一点。也许是因为你是英国人吧。”

也许是的，我心想。也可能是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的还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特点。也许她察觉到了我无意中发出的信号，认为我是个可以引诱的对象。不过无论布丽塔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没看到什么，她都是我迄今为止所有困惑的总和。她表达出了我想要抓住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世界的感觉，也表明我很容易受到偏离正途的言论和欲望的吸引。

寻找汉森的命令同一天晚上也到了，当时我寄宿的英国驻赫兹利亚142大使馆恰好在举行外交官聚会，大伙儿玩得正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