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斯，我手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假记者，正打算引着史迈利去谈我们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层面。他想让史迈利承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怀疑他想听的其实是：这一准则适用于生活的全部。因为马格斯不仅残忍无情，也没有丝毫风度，他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某种凭据，好借此抛掉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其他顾忌。

可是史迈利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得到满足。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发脾气了，我也希望他发个火。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开始说话，可是又停了下来，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复了平静，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史迈利只不过是因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点分心，他那隐秘的自我正是由无数那样的记忆组成的。

“你们要知道，”他解释说——和平常一样，他回答的是问题的实质，而非问题本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保持永不妥协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魔鬼共进晚餐，而且手里的勺子往往还不够长。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马格斯，这引起了一阵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处得多，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道德的坚守。自私自利会严重地限制你们。权宜之计也是一样。”他又停了下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想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确会时不时地遭到人性诱惑的侵袭，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缺点，而是给它一个表达的机会。”

是那对袖扣，我灵光一闪，一下子想起来了。史迈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不通，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后来我意识到，碰巧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我儿子阿德里安的关系恰好处在最低点。他老是说不想去读什么大学，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就得了。我错把他的躁动不安当成了拜金主义，错把他渴望独立的梦想当成了懒惰。有一天晚上我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我挖掘出了那个故事。

这时我也想起来了，史迈利没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里之所以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迈利可能是希望帮别人修复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关系，借此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凉。

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接触到那些材料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是一名苏联间谍。我想起来了，弗雷温和那位老人之间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处，好像和极度的忠诚、失落的世界有关。你要知道，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来龙去脉，因为据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与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史迈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驱，这样的事在我生命中时常发生。因为我还没在讯问处那张陌生的桌子前坐稳，就发现到处都留着史迈利的印迹：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库里，在值班军官早已过期的日志里，在高级秘书回忆往事时的微笑里，她们说起史迈利的时候都带着老处女那种甜蜜的敬畏之情，说他这个人既有点像上帝，又有点像泰迪熊，还有点——不过她们说到史迈利性格中的这一部分时总是匆匆带过——还有点像吃人的鲨鱼。她们甚至会给你看那只骨瓷杯——当然是从南奥德利街上的托马斯·古德公司152买的，还能是哪儿？——那是乔治送给安恩的礼物，她们充满爱意地解释说，乔治获得缓刑回总部复职之后，把这只杯子赠送给了讯问处。当然了，史迈利的这只杯子就像圣杯一样，任何凡人都绝不能拿它来喝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我可以说讯问处就是情报部里的西伯利亚。我颇觉安慰地发现，史迈利被流放至此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因为他恶毒地指责总部五楼的高层之中可能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则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他当时说对了。讯问处不仅像西伯利亚一样单调无聊，位置也同样偏远。它不在情报部的主楼里，而是坐落在白厅北端诺森伯兰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墙的建筑中，在一楼占着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和周围的其他建筑一样，讯问处也经历过辉煌的日子。这个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接待陌生人而设的，职责是接收他们提供的信息、听取他们的疑问、平息他们的恐惧，或者——万一他们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误导他们，或是吓得他们不敢作声。

比方说，如果你深更半夜瞧见你的邻居蹲在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前；如果你看见一扇窗户后面有奇怪的灯光在闪动，可是又不好意思或是不放心报告当地警察局；如果那个在公共汽车上问过你干什么工作的外国人，又在你光顾的酒吧里冒了出来，还坐在你旁边；如果你那位秘而不宣的情人向你坦白——不管是出于孤独、鲁莽，还是拼命想让自己在你眼中显得更有意思——说他在替德国秘密警察工作……到了这样的时候，你先会和某个闻所未闻的政府副部长无中生有的助理书信联络一番，然后很可能会在傍晚时分被召去面对一场闪电式的讯问。你会在别人的带领下，心惊胆战地穿过墙皮剥落、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909房间，这儿有一位某某少校，或者是某某上尉——他们都和面值三美元的钞票一样假——会客客气气地请你把事情详细地描述一遍，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后果。

根据讯问处记录中的秘密历史，这些不祥的开端偶尔也引出过重大的事件，而且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也还偶尔发生，不过工作本身早已今非昔比，讯问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比如有人主动要求为我们服务、处理针对可怜的弗雷温那样的匿名信，甚至还有关于正面议决153情况的询问，那是为了支持受到轻视的国家安全局154。这些杂事才是最可怕的西伯利亚。你原先处理的可都是苏联处的危险行动。除了彻底告别情报部之外，讯问处恐怕就是最远的流放地了。

尽管如此，你在这些惩罚中学到的绝不仅仅是谦卑。一个情报官员如果失去了倾听的愿望，那么他将会一无是处，而乔治·史迈利，这个身材矮胖、满心忧虑、戴着绿帽子、从不装腔作势、永远不知疲倦的史迈利，这个总是在用领带衬里擦眼镜、总是在给自己打气、总是在恍然出神地叹息着的史迈利，却是我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位倾听者。

史迈利可以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地倾听；他那圆胖的身子向前倾着，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善解人意的微笑，这也是他在倾听。他能够倾听别人，是因为他从不指望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从不做任何批评，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宽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窃听器还善于聆听，因为一旦碰到至关重要的信息，他的头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他好像有本事预先发现这些信息，即使他还不清楚它们究竟会引向何处。

在我来到讯问处的许多年前，史迈利也就是这样聆听来自赖斯利普区迪恩街十二号的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这个909房间。现在我正坐在这里，好奇地翻阅着一卷标着“即将销毁”的发黄的档案，这是我从讯问处保险库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我是漫无目的地开始翻看的——你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轻佻——就像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一样。突然，我无意间发现档案中出现了史迈利那熟悉而谨慎的笔迹，一页接着一页，小写字母“t”有着德国式的尖锐笔锋，“e”则是希腊式的花体，还有他那传奇一般的签名标记。每次他不得不在表演中亲自出场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简称为“DO”，这是“值班军官”（Duty Officer）的首字母缩写。史迈利对首字母缩写的痛恨可是出了名的，从这一点上你也能再次看出他天性中避世的一面，如果不能算是完全遁世的话。即便是发现了一卷失落的莎士比亚手稿，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激动。所有的材料都在：霍索恩那封信的原件、根据谈话时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材料，甚至还有霍索恩签过字的旅费和零用钱的收据。

乏味无聊的感觉一扫而空。遭到贬谪的沉重不再压迫着我，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的死寂也是一样。我和史迈利分享着这儿的一切，等着听到阿瑟·霍索恩那双忠心耿耿的军靴发出的咔嗒咔嗒声，等着他大步穿过走廊，来到史迈利的面前。

“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官”的信中写道。看到这儿，由于我们都是英国人，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特点已经跃然纸上——也许只是因为他随便乱用大写字母显得很奇怪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喜欢这么干。我估计他写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说不定手边还摆着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门里的工作人员面谈，关于一个人，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做过秘密工作，是最高级别的。这个人的名字对于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结束。签名是“二级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史迈利从选民登记表中查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他还去查了陆军部的档案。史迈利在霍索恩的个人情况记录单上不厌其烦地写道：生于1915年，1939年应征入伍，曾随第八军团在开罗和阿拉曼155作战。原士官长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战斗中两次负伤，荣获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退役时的记录上没有丝毫污点，“堪称全世界作战人员中最为杰出的楷模”，他的指挥官在一通热情洋溢却有点夸张的嘉奖令中如此写道。

我知道，作为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史迈利肯定会在客户登门拜访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做的一样：坐在同一张用战争期间的松木做的破旧的黄色桌子前，桌子的边缘被烧成了棕褐色，据说是德国佬干的；桌上摆着同一部老式电话，拨盘上既有数字也有字母；同一张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岁时骑在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迈利皱起眉头盯着手表，然后拉长了脸环视着和平常一样乱糟糟的房间，因为从大家能记起的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国防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决定负责打扫卫生的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仿佛看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又是很费劲，史迈利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费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尘垢，然后提前把桌子对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干净。接着就像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的那样，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干净，摆正相框，让她那双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估计史迈利已经在提前研究谈话对象的心理了，任何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一个当过士官长的老兵肯定还是希望看到他这里井井有条。然后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准时得分毫不差，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军装一样扣得整整齐齐，靴子的尖头擦得铮亮，像七叶树果似的在暗中闪闪发光。史迈利在会面记录单上对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却非常传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发，胡须剃得很干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着军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干脆地说道，随即以立正姿势站好，史迈利好不容易才劝他坐下来。

史迈利那天的身份是诺丁汉少校，有一张带照片的气派卡片可资证明。这会儿我读着史迈利写的报告，口袋里也装着一张类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内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别问我为什么要选阿斯科特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选择地名作为化名的时候，又一次下意识地模仿起了史迈利小小的习惯。

“长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您来自哪个部队？”霍索恩坐下后问史迈利。

“综合后勤服务部队。”史迈利说道，上头只允许我们这么回答。

不过我敢肯定，这句话史迈利很难说出口。和我一样，他也不情愿把自己说成某种从不参与战斗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霍索恩带来了他的那些勋章，用一块擦枪布包着。为了他，史迈利很有礼貌地逐一查看了勋章。

“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先生，”老人说，“我一定得来问问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愿意再听了，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说八道。但我跟她说，我得来问问你们。我告诉她，哪怕您拒绝回答都没关系，可要是不替儿子问问清楚，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他的义务。”

史迈利什么都没说，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带着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们只有肯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带着歉意说道。

史迈利还是让老人慢慢地说着。我不是说过他最善于倾听吗？史迈利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就能引导着你把答案说出来，这全都是因为他倾听的时候特别真诚。

“我们不是想打听什么机密，少校。我们也不问那些不该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临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问的问题他早已仔仔细细地准备过，现在他提出来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虽然看起来一直在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但其实他是在苏联执行敌后任务？”

看到这儿，你也许可以说，我第一次赶在了史迈利的前头。这仅仅是因为我在苏联处待过五年，对以前执行过哪些任务一清二楚。我感觉到一丝笑意浮上了我的脸颊，而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变得更浓了。

不过我敢肯定，史迈利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东西。我估计他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像个内务官员。也许他摆弄了一下眼镜，他那副眼镜总让人觉得应该架在一张更大的脸盘上。最后史迈利问霍索恩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过他问话时很真诚，不带丝毫怀疑。

“是肯跟我们说的，长官，就因为这个。”史迈利这边还是没有任何表示，只不过永远敞开着那扇门，“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愿到监狱里去看肯。我会去。每个月都去。他因为严重伤害罪被判了五年，因为是惯犯又加了三年。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保护性拘留。我们坐在监狱的食堂里，我和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肯突然把脑袋凑过来，压低嗓子对我说：‘别再到这儿来了，爸。这样我很难受。我其实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你知道。我是在苏联。他们特地把我带回来，就是为了让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敌后工作，不过可别告诉妈。写信给我没问题，他们会把信转过去的。我也会以囚犯的身份给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个犯人，因为没有比监狱更好的掩护场所了。不过事实是，爸，我跟你当年在沙漠之鼠部队156一样，也在为祖国效力，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世上的。’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要求去探视肯。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命令。当然，我给他写了信，是写到监狱去的。寄给霍索恩，编号多少多少。三个月之后我会收到他用监狱的信纸写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觉得儿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候字写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点生气；有时候写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没时间似的。有一两次信上还写着我不认识的外国字，大部分又划掉了，好像他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了似的。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儿暗示。他会说：‘我有点冷，不过很安全。’他会说：‘上个星期我锻炼得有点过头了。’我没告诉我妻子，因为肯不让我告诉她。而且就算说了，我妻子也不会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给她，她直接就推开了——这太让她伤心了。但是肯死的时候我们都去了，看到他的尸体躺在监狱的太平间里，给戳得稀烂。足有二十处刀伤，可是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她没哭，她从来都不哭，但这跟杀了她没什么两样。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是想让她醒醒，因为她整个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让她听我说话。‘他不是什么卑鄙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杀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帮赤色的苏联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诉了她。‘肯在编故事，’我妻子说，‘他总是这么干。他不明白谎言和现实有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明白，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牧师、医生一样，讯问者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转而问另一个问题，换了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什么袖扣，士官长？”史迈利问道。我仿佛看见他垂下眼帘，下巴也缩进了脖子里。他这是又一次做好了准备，要仔细听听老人的故事。

“‘我们没有勋章，爸，’肯对我说，‘勋章那东西不安全。要想拿勋章就得登报，那样一来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拿到勋章。实话告诉你，我的勋章说不定比你的还厉害，比如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类的，因为他们总是逼着我们竭尽全力，有时候甚至连这都还不够。不过，如果你的工作干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对袖扣，他们会替你保管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里。然后他们每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在什么地方我可不能告诉你，宴会上有香槟，有侍者，服务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些在苏联工作的人都会去参加。我们会换上燕尾服，戴上袖扣，这就跟穿着制服一样，只不过很隐秘罢了。晚会上会有致辞，会有人跟我们握手，就和你当年获得勋章时参加的授勋仪式一样，不过仪式在哪儿举行的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须上交，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要是哪一天我失踪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可以给国家安全局的人写封信，问他们要你儿子的那对苏联袖扣。也许他们会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也许他们会问：‘什么袖扣？’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出于同情给你破个例，让你拿回袖扣，因为他们有时候这么做过。如果他们把袖扣给了你——你就会明白我干过的一切坏事，其实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好事。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证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史迈利问了那小伙子的全名。接着又问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后他问到了肯受教育和学历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老军人告诉他——布拉纳姆是他母亲娘家的姓，长官；有时候他犯下所谓的罪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长官，那是我从战场上回来十二个月以后。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虽然我妻子很想要，长官，我觉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在和平时期长大，长官，父亲母亲都健在，能好好照顾他。少校，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虽然这权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说的故事多么难以置信，史迈利接下来的任务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哪怕是坏人——失去洗脱罪名的机会。当时的圆场尚不具备汇总所有情报员信息的可靠的检索系统，勉强用来充数的系统收集的信息残缺不全，简直有些丢人，而且这种残缺不全常常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相互竞争的各个部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部门去偷点过来。

没错，老人说的故事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地方。用纯粹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举个例子，一群秘密间谍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宴会，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需者方知”规定。不过史迈利很清楚，在这个由非正规人员组成的毫无秩序可言的世界里，比这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他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口舌，才得出了让自己心安的结论：肯·霍索恩根本就没干过我们这一行。他不是指挥者，不属于点路灯组，不属于剥头皮组，也不是信号员；间谍职业中其他行当的人喜欢拿来自我标榜的所有名字，也都和他沾不上边。

史迈利查完非正规人员的情况之后，又去查了军方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和皇家警察部队，这些机构都有可能雇用——也许他们雇人的标准比那孩子说的标准还要低得多——像肯·霍索恩这样暴虐的罪犯。

最起码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孩子的犯罪记录简直是个噩梦。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的犯罪记录比他更频繁、更残忍。史迈利一遍又一遍地核查那个孩子的经历，从孩提时代到青少年，1946年生于福克斯通的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干尽了坏事，从偷鸡摸狗到恶意伤害，他简直是无所不为。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史迈利似乎还不愿意承认他脑子里其实早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无论出于何种令人伤感的原因，肯尼思·霍索恩确实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作恶成性的罪犯。他死在了其他犯人的手下，这也是他罪有应得。他的过去已经盖棺定论，他编造出为某个神秘的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的英雄事迹，也只不过是他抢掉父亲风头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个家伙一辈子都想和经历辉煌的父亲比个高低。

那已经是仲冬时节。在一个阴冷灰暗、雨雪交加的夜晚，老军人穿过整个伦敦市，来到了白厅那一间空荡荡的会见室。当时白厅附近的照明还很少，尽管早已刀枪入库，看起来仍然像是一座战争时期的要塞。这地方充斥着军营的肃杀气息，无情而威严；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窗户都是黑洞洞的，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也是步履匆匆，互相回避着眼神。记住，史迈利也参加过战争，虽说他的战场是在德国的后方。我似乎能听到阿拉丁牌煤油炉发出的噗噗声，那是情报部很不情愿地配发的设备，因为国防部装的暖气片供热不足。那声音听着就像是一只冻僵的手在操作无线电发报机。

霍索恩不是一个人来听诺丁汉少校的答复的。老军人把妻子也带来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她的长相，因为史迈利在日志上作过记录，他没描述出的部分我早都可以想象出来。

她病怏怏的，身材有点走样，穿着礼拜日最体面的衣服。她别着一枚胸针，样式是她丈夫所在团的徽章。史迈利请她坐下，可是她宁愿挽着丈夫的胳膊。史迈利隔着桌子站在他们对面，就是同一张烧焦发黄的桌子，被流放的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我看见他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短粗的手指微微弯曲着贴在裤缝上，这是标准的军人站姿。

他没理会霍索恩太太，而是朝着老军人开了腔，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士官长，我对你根本没什么可说的，明白吗？”

“明白，先生。”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儿子，明白吗？肯尼思·霍索恩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明白，先生。”老人的眼神始终注视着史迈利的头顶上方，就像在阅兵场上一样。但他妻子的双眼却一直严厉地盯着史迈利的眼睛，虽说她发觉要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住史迈利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英国政府的任何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部门还是其他部门。他这辈子就是个惯犯。其他什么都没干过。他什么都不是。”

“明白，先生。”

“我坚决否认他曾在皇家情报部门当过秘密间谍。”

“明白，先生。”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别人也不会在这栋楼里接待你，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最后一点，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无论你多么为儿子感到骄傲，明白吗？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必须受到保护，明白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先生。”

史迈利拉开我们桌子的抽屉，拿出那个小小的卡地亚红色珠宝盒，递给老人。“我碰巧在保险柜里找到了这样东西。”他说。

老头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小盒递给了妻子。妻子伸出稳稳当当的手指，用力把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美的金质袖扣，边缘处装点着一朵并不起眼的英国玫瑰，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制作极为精湛。她丈夫还是没有去看。也许他不需要再看了，也许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妻子关好盒子，打开磨损的手提包上的搭扣，把盒子放了进去。然后她又“啪”地一声扣好搭扣，声音之大简直像是在给儿子的墓穴合上盖板。我听过录音带，那盘带子很快也要被销毁了。

老人还是一句话都没说。他们离开时自豪极了，都顾不上再理会史迈利。

你会问，那对袖扣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迈利是从哪儿弄到的？我的答案并不是从909房间发黄的记录中找到的，而是来自安恩·史迈利本人。事情非常凑巧，有一天晚上我和她碰巧都受邀去了康沃尔索尔塔什附近的一座非常壮观的城堡。安恩是一个人去的，她的仪态很端庄。梅布尔去参加高尔夫锦标赛了。那时候比尔·海顿的事已经过了很久，但史迈利还是无法容忍安恩接近他。晚宴结束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不过安恩一直离我不远，我想她这是想找一找待在史迈利身边的感觉。我有点出于直觉地问她，有没有送过史迈利一对袖扣。安恩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最美丽的。

“哦，是那个啊，”她说道，似乎都记不清了，“你说的是他送给老头儿的那对袖扣。”

安恩说，那是她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送给史迈利的礼物。在她和比尔搞出风流事之后，史迈利觉得应该把这礼物派上更好的用场。

可是，乔治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明白。

一开始答案似乎非常清楚。这就是史迈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冷酷的老战士原来有一副软心肠。

关于史迈利的许多疑问都是这样——也许是吧。

会不会是因为他想报复安恩？或是为了报复圆场？圆场是史迈利的另一个无情无义的爱人，当时五楼已经将他拒之门外。

渐渐地，我形成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史迈利本人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聆听着那位老战士的讲述，史迈利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情报部能够真正对真正的人有一点帮助。这一回，神秘的间谍工作总算可以不被用来掩饰无能或是背叛，而是可以让一对老夫妇留住自己的梦想。这一回，史迈利总算可以正视一次情报行动并且信心十足地说，行动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