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产生了很不好的想法，可能黛黛或艾尔莎病了，或者她们俩都受伤了，彼得罗和他母亲把她们带到医院去了。或者说是我丈夫进医院了，他可能做了什么疯狂的事儿，阿黛尔带着两个孩子在医院陪他。

我在家里转来转去，简直担心死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忽然间，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婆婆一定会通知马丽娅罗莎。尽管那时候已经是夜里三点了，我决定打电话给她。我很艰难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过了好一会儿，我的大姑子才接了电话。我从她那里得知，阿黛尔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热内亚，她们是两天前出发的，这样我和彼得罗就能从容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黛黛和艾尔莎也能无忧无虑地过个愉快的圣诞节。

这个消息一方面让我平静下来了，另一方面让我很愤怒。彼得罗对我撒谎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没有圣诞节大餐，两个孩子都不会等我，她们已经和奶奶离开了。阿黛尔呢？她怎么能带走我的女儿？我在电话里发泄了一通，马丽娅罗莎静静地听我说。我问：“我做错了吗？我现在这个处境，都是活该吗？”她用一种庄重得体但同时让人振奋的语气说，我有权过自己的生活，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写作。然后她说，任何时候我有困难，都可以带着孩子去她那儿住，她的大门永远向我敞开着。

她的话让我平静下来了，但我还是无法入睡。我心里各种滋味都有：不安和愤怒，对尼诺的渴望，还有对他和家人、阿尔伯特一起过节的不满。我成了一个孤单的女人，没有温情，待在一个空荡荡的家里。早上九点，我听见家门打开的声音，是彼得罗回来了。我马上就开始对他大喊大叫：“你为什么不经我允许，就把两个孩子交给了你母亲？”他看起来很凌乱，胡子很长，一身酒气，但好像并没喝醉。他任凭我叫嚷，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用非常沮丧的语气重复了好几次：“我要工作，没法照顾她们，你有你的情人，也没时间照顾她们。”在厨房里，我尽量试着平静下来，我让他坐了下来。我说：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你说吧，我们应该怎么办。”

“两个孩子要和我一起生活，你周末可以和她们见面。”

“周末在哪里见面。”

“在我家里。”

“你家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会决定的：这里，米兰或者那不勒斯。”

他一听到那不勒斯这个词就跳了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张着嘴巴，好像要咬我。他抬起了拳头，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表情，让我很惊恐。那是漫长的一刻：水龙头在滴水，电冰箱发出低沉的轰鸣，有人在院子里笑。彼得罗很壮，他的拳头又大又硬，他已经打了我一次，我知道现在他会再次对我动手，可能会当场把我打死，我马上抬起胳膊保护自己。但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身用手砸了一个放扫帚的金属架子。假如不是我抱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还会一直砸下去。我对他喊道：“别这样，够了！你会弄伤自己的。”他的愤怒使我到家前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我们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包扎了，上了石膏。回家时，他看起来甚至有些愉快。我想起了那天是圣诞节，我做了一些吃的。我们坐在桌前，他忽然说：

“我昨天给你母亲打电话了。”

我惊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你怎么会想起给她打电话？”

“好吧，总得有人告诉她，我跟她讲了你对我做的事情。”

“这也应该由我来说。”

“为什么，让你对她说谎？”

我又激动起来了，但我强忍着没发作。我害怕，为了避免把我的骨头打折，他又会把自己的骨头弄断。但我看着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打了石膏的手臂。

他嘟囔了一句：

“这样我没办法开车。”

“你要去哪儿？”

“去火车站。”

我发现，我母亲在圣诞节那天——这是她最看重家庭团聚的一天，她坐上了火车，马上就要到佛罗伦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