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帝内治

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贤主也。综帝生平，惟用刑失之严酷；其勤政爱民，则实出天性，俭德尤古今所无，故其时国计之富亦冠绝古今焉。其于四夷，则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贡以自夸功德。既非如汉文、景之苟安诒患，亦非如汉武帝、唐太宗之劳民逞欲。虽无赫赫之功，求其志，实交邻待敌之正道也。

帝平陈之明年，江南复乱，遍今浙东西、皖南、闽、赣之地，遣杨素讨平之。事见《素传》。又《陆知命传》：晋王广时镇江都，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十七城，得其渠帅三百余人；亦可见乱事蔓延之广也。江都，隋郡，今江苏江都县。《通鉴》述致乱之原曰：“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尽徙之入关，远近惊骇。”盖南北隔绝既久，民情不免猜疑，丧其利权者，乃从而鼓动之也。此等变乱，究非民欲，故不旋踵而冰消瓦解矣。

偃武修文之治，文帝盖深有意焉。《本纪》：开皇三年正月，禁长刀大矟。九年（589年）平陈之后，诏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十年五月，诏曰：“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斩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十八年正月，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此承久乱之后，不得不然，固不得訾其欲弱天下之民，以保一家之业也。《炀帝纪》：大业五年正月，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绝之。犹沿此策。

杨氏先世，久居武川，当亦渐于胡俗。然南北朝末，世运已更，虽宇文氏犹思变革，而况于帝乎？帝在受禅之先，即令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既受禅，又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皆见《本纪》。时诏议服色。摄太常卿裴正奏言：“后魏已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周宣帝变胡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据此，则仍非纯乎汉仪也。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既越典章，须革其谬。”《礼仪志》。开皇二年（582年），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章，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俄而郑译奏请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九年，平陈，获宋、齐旧器，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隋平陈置于石头城。又得陈氏正乐。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功成化洽，方可议之，宇内初平，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十四年三月，乐定。诏并令施用，见行者皆停之。《音乐志》。

帝颇能勤政。《本纪》言其“每旦听朝，日昃忘倦。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朞。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开皇十四年八月，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洛阳。十五年正月，以岁旱，祠泰山以谢愆咎。上敕斥堠，不得辄有驱遣。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逢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免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旧唐书·太宗纪》：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帝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贞观四年（630年）。帝之勤政，固时人所共喻矣。

其俭德尤为绝人。《本纪》言其居处服玩，务在节俭。《食货志》云：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开皇十五年（595年），相州刺史豆卢通相州，今河南安阳县。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纪》言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角而已。虽曰齐之以刑，究亦由其能以身先之也。

帝初受禅，即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又弛山泽之禁。开皇三年（583年），入新官，见下。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陈平，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年（590年），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十二年（592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更辟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十七年（597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满。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皆见《食货志》。皆宽恤民力之事也。

取民之寡如此，而其用度，则百官禄赐及赏功臣，皆出于丰厚。《食货志》。将士战殁，必加优赏。仍令使者，就加劳问。《本纪》。平陈之役，亲御朱雀门劳还师，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郊，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焉。《食货志》。《文献通考·国用考》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夫既非苛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殷富如此。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案前兴国计，端资赋役，而赋役之本，则在人丁。《食货志》云：隋初，山东尚承齐俗，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颎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客，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通鉴》言帝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见仁寿四年（604年）。胡三省《注》曰：“此以开皇初元户口之数比较仁寿末、大业初之数而言之也。周之平齐，得户三百三万，而隋受周禅，户不满四百万，则周氏初有关中，西并巴蜀，南兼江汉，见户不满百万也。陈氏之亡，户六十万。大约隋氏混一天下，见户不及五百万。及其盛也，盖几倍之。”案《食货志》言大索貌阅之事，实在平陈之先，则混一时，户必不止五百万矣。可见其所增之多。又诸州调物，纪纲废弛之世，或不尽归中枢，而此时则《食货志》言：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阪，达于京师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则当时国计之裕，亦未必尽由节流。然非节流，固终如漏卮，钩较愈勤，则其为茧丝愈甚耳。此则帝之躬履俭素，不能不谓其大有造于国计民生也。《苏威传》：文帝受禅，威兼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典。上悉从之。则虽务绝隐漏，以防奸欺，而其取之之法，则未尝不从宽矣。

隋世国计之富，观其积贮而可知。《旧唐书·马周传》：周于贞观六年（632年）上疏曰：“隋家贮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南。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又《食货志》：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言：“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此即长孙平所立义仓之法，见《隋书·食货志》。《志》云：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观于胄言，而知其不诬矣。此与清室盛时，徒夸库藏银两之多者何如哉？宜乎言国计之富者，必以隋称首也。

《隋书·杨尚希传》：尚希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数万，如何可觅？请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帝览而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此事在开皇三年，亦后汉世祖并官省职之意也。

开皇二年（582年）六月，诏高颎等创新都。十二月，名之曰大兴城。今长安。明年三月，入居焉。盖以旧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当时宫室，事近权宜，营新都诏中语，见《纪》。不足以立制度。未可议其侈也。及十三年二月，于岐州营仁寿宫；岐州，今陕西凤翔县。仁寿宫，在麟游县西。十八年十二月，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则虽欲不谓为侈而不可得矣。仁寿宫之立，杨素监营焉。

《食货志》谓其夷山堙谷，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事亦见《素传》。真视民如草芥矣。《志》又云：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此所谓之其所亲爱而辟焉者也。

帝之失德，在于任刑。《刑法志》言：帝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开皇十年（590年），因高颎等谏，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十七年（597年），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志》称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焉。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其立法之酷，至于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因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而起。此事《志》在十六年，《纪》在十五年十二月，盖法实定于十五年，而合川之狱，至十六年始竟，《志》述狱事讫乃及之也。合川，隋县，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北。又尝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志》又云。后又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已来，体国正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案此或谲谏者之饰辞，不必实有其事也。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刑法志》。而其时用事之臣如杨素等，又务为深文以中其意，民尚安所措手足乎？

《本纪》云：帝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案帝之猜忌，诚难为讳，然诸功臣之见罪废，则亦各有其由，不尽可为帝咎也。帝所委任，以高颎为最久，颎自帝受禅，即为左仆射，至开皇十九年（599年）乃免。以其子娶房陵王女，遂疑而废之。见第三节。颎之免也，以王世积得罪，有司奏颎与交通而起。颎必不能共世积谋叛，情事灼然。盖帝既有疑于房陵，不欲其更居枢要，乃借此去之耳，《颎传》谓帝欲成其罪是也。其后颎国令上颎阴事，谓其子表仁谓颎：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则适触帝忌，而颎遂因之除名矣。苏威见废，以何妥奏其与吏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共为朋党，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如房恭懿即其一，见《循吏传》。据《恺传》，谤议之兴，实由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与道衡甄别士流之故。门第用人，自今日观之，诚为陋习，然在当时，则风气如此，为此者或转意在澄清也。苏威虽有学识，颇伤迂阔，其才实不如李德林。强民诵五教，即其迂阔之一端。威奏置乡正听讼，而德林非之，亦可见二人之优劣。尉迟迥之叛，高祖欲易梁士彦等，德林止之，此事实隋成败关键。见《两晋南北朝史》第十五章第一节。而《德林传》云：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此真所谓朋党，而帝顾不能察，无亦自矜智数，转为智数所误乎？然诸臣固有不能辞其咎者。帝之欲引高颎入府也，遣族子惠喻意。即观德王雄，后更名。颎欣然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赤族。”惠又谓李德林。德林亦甚喜，答云：“若曲加提奖，必以死奉公。”其行险徼幸之情如见矣。苏威以高颎屡言其贤召至，及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颎请追之。帝曰：“此不欲与吾事，且置之，明知其禅代既成，一召即至也。”此等首鼠两端之士，而可推诚相信乎？然此犹不过热中取巧而已，若其苟患失之，则更有无所不至者。推毂帝就天下者，郑译、刘昉、卢贲，皆不久即废。郑译之为人，盖无甚大志，其罪止于臧货狼籍而已，故仅免官而未被祸，后且复起。刘昉更倾险。开皇六年（586年），以与梁士彦、宇文忻谋反诛。然受禅之初，已与卢贲等谋出高颎、苏威而代之矣。当时归罪于贲，贲坐除名。后起为刺史，复坐除名。从幸洛阳，诏复本官。上欲复与一州，以对诏失旨，又自叙功绩有怨言，遂废于家。贲之废也，皇太子言：“此辈并有佐命之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柳裘、皇甫绩，皆受禅未几，即出为刺史。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宗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治，又欲乱之。”此言不能谓为无理。见为治即欲乱之，此历代开国功臣，所以鲜克有终也。梁士彦、宇文忻、王谊、元谐、贺若弼、王世积，皆帝故等夷，功名实多出帝上。虽有旧恩，本非心腹，其中且有眷念先朝者，夫安得而不疑？王谊、元谐、王世积，皆以有反谋诛，然其罪状皆莫须有。谊、谐皆与文帝同学，此等旧恩，自不足恃。世积尝密谓高颎曰：“吾辈俱周之臣子，社稷沦灭，其若之何？”则其人本非归心于帝者。贺若弼当尉迟迥起兵时镇寿阳，帝恐其怀二心，令长孙平驰驿往代之，弼果不从。平麾壮士执之，送于京师。则尤显与帝为敌。然其人亦无大志，不过睹杨素为仆射而不平，故在帝世，亦仅以怨望下狱除名也。周世旧将，又有李彻。《传》云：与高颎善，颎得罪，因被疏忌，出怨言。上闻，召入卧内，赐宴，遇鸩。寿阳，今安徽寿县。虞庆则、史万岁，似无足深忌，而亦受祸者，则庆则以任用较久，万岁亦以交结房陵见疑，所谓会逢其适耳。观德王雄以亲贤典兵马，尚以得众见忌，况其它乎？庆则无甚军功。虽曾降突厥，实因长孙晟成事耳，事见下节。然自开皇四年（584年），即为仆射，至十七年（597年）乃获罪。《观德王雄传》云：高祖受禅，除左卫将军。俄迁右卫大将军。参与朝政，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则庆则膺任寄颇隆，

历时亦久，故帝又忌之也。雄在周封邗国公，毕王贤谋作难，雄时为别驾，知其谋，以告，亦开国时心膂之臣。然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高祖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乃册为司空，实夺其权也。雄乃闭门不通宾客，故获免于祸。《史万岁传》云：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命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破之。杨素害其功，谮云：“突厥来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遂寝其功。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会废皇太子，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素见上方怒，因曰：“万岁谒东宫矣。”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等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辞气愤厉。上大怒，令左右 杀之。此纯是武人寡虑，邂逅致祸耳。马邑，今山西朔县。自季汉以来，君臣之间，后义先利，不夺不餍也久矣。人居风气之中，恒苦难于自拔，亦不足深咎于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