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医生

蜂拥而至的人群迫使吉莉安集中了注意力。她张开双臂,却怎么也喊不出声。隔着人群,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她站在那里,毫无防备地面对着人群,吓得我赶紧采取了行动。

我提步向前,把吉莉安推到我的身后,站稳脚跟大喊起来,声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响亮而清晰:“停下!大家别动!你们弄伤那个女人了!听着,没!有!着!火!”说话的时候,我嘴里的每一个字都比前一个字更加缓慢而平和,试图让大家冷静下来。“明白了吗?没有着火。没有危险。放松。”

除了几个人还在推搡之外,人群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眼神全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我们在哪儿?”一个女人叫道。

“英格兰。”

这个词如同涟漪般在人群中默默地传播开来,仿佛是什么秘密。

吉莉安从我的身后走了出来,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一瞬间,幸存者们开始朝我猛问问题,就像白宫新闻发布会只剩最后几秒钟时的记者团一样。

“救援力量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我听到自己说,“眼下的关键是要保持冷静。如果你们惊慌失措,就会伤害到别人,而伤害其他乘客是要面临刑事指控的。”我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几句:“媒体会弄明白坠机之后是谁在制造祸端,所以你们也有可能出现在早间新闻里。”当众受辱的威胁似乎很有效果——毕竟这是大家心中最大的恐惧。喧嚣平息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怀疑的斜视,仿佛所有人都在怀疑身边的人会把自己冲向出口的事情说出去。

“如果你感到痛苦,留在原地。如果你受了内伤,乱动是最糟糕的选择。急救人员赶到时会为你们检查伤情,然后再决定何时以及如何移动你们。”不管怎么说,这话听上去不错。

“机长在哪儿?”一个体型肥胖的中年男子问道。

幸运的是(或者不幸的是),谎言还在继续:“他现在正在和急救人员进行协调。”

吉莉安困惑地看着我,似乎试图判断这到底是个好消息还是一句谎话。我不知道她能帮上多少忙。

“你是谁?”另一个乘客喊道。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乘客,和我们剩下的人一样。”看来不幸的是,坐在2D座位上的那个醉酒的混蛋也幸存了下来。他用呆滞的双眼瞪着我:“别理这个小丑。”

我耸了耸肩。“当然,我只是个乘客——我还能是谁?现在听好了。那些还能行走的人,我们要有序地离开飞机。大家找个最近的座位坐下,等待呼叫。这位年轻的女士——”我朝着吉莉安点了点头,“会打开紧急出口,当她叫到你时,按照她的指示行事。如果机上有谁是医生,请马上到我这里来。”

吉莉安打开飞机前部左侧的安全门之后,我听到了逃生梯充气的声音,于是站在她旁边向外望了望。逃生梯被周围的树木绊住了,但还是能够引导人们撤离到位于我们脚下六七英尺的地面上。机鼻距离地面仍有几英尺的距离。整个前舱都被树木支撑了起来,感觉还是足够稳固的。

“现在该怎么办?”吉莉安压低了嗓门问道。

“先让后面的人下飞机。”我认为这能将飞机移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5分钟之后,逃生梯前排起了队伍,局势也逐渐清晰起来。看样子,头等舱里的所有乘客都幸存了下来,而商务舱中的许多人——20人中或许有一半——都一动不动。

一个留着齐肩黑发、看起来40岁出头的女子在我旁边的门槛处停顿了一下。“你在找医生?”她说起话来带有些许的口音——我猜她应该是德国人。

“是的。”

“我……有医学博士学位,但我不是执业医师。”

“哦,好,那你今天就是了。”

“好吧。”她回答,语气依旧有些犹豫。

“吉莉安会给你一个急救箱。我要你在剩下的乘客中巡视一圈,按照他们的伤情区分优先次序。先照顾伤情危急的人,然后是儿童、妇女,最后是男人。”

医生一言不发地跟在吉莉安的身旁朝着客舱走去。我把守着出口,确保大家在沿逃生梯撤离时与前面的人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发生碰撞。终于,我目送最后一位乘客滑了下去:就是那个差点儿惨遭践踏的老妇人。她的双脚着地时,另一个老人——也许是她的丈夫——抓住她的一只手,扶着她站了起来。那位老人朝我缓缓点了点头,我也朝他点了点头。

站在头等舱和商务舱之间的厨房里,我听到了玻璃瓶叮当作响的声音和一个人的怒吼,原来是2D座位上的那个乘客正在呵斥某人。

我返回头等舱,发现哈珀正站在“2D男”的对面,一脸痛苦的表情。“2D男”把12个迷你酒瓶排列在歪斜的桌面上,其中一半的酒瓶都已经空了。此刻,“2D男”正在拧着一瓶添加利金酒。

我很想介入“2D男”对哈珀所说的那些话或是所做的那些事之中,可我的手头还有许多更加紧急的事情——照顾剩下的乘客。要知道,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需要帮助或是接受治疗。

“别喝了。”我冲“2D男”喊道,“我们可能会需要它们作为医疗用品。”在援救人员赶到之前,我们肯定会用光所有的抗菌剂,所以酒精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

“没错。它们现在就在满足我的医疗需求。”

“我是认真的。别管那些了,赶紧下飞机。”

“2D男”戏剧性地一把抓过机载电话:“小酒瓶纳粹,把你们的掌声送给坠机机长。”他模仿着人群的呼喊声,仰头猛地咽了一口手中的酒,然后擦了擦嘴。“告诉你吧。”他的口齿已经有些含糊不清了,“我们折中一下好了。等我喝完,你就可以把这些瓶子全部拿走。”

我朝他走了过去。哈珀站在我们中间。一只坚定的手按住了我的肩膀,示意我停下。

是那位医生。

“我检查完了。”她说,“你需要过来看一下。”

医生说话的语调里包含着某种意味,让我感到有些惊慌。我狠狠瞪了一眼“2D男”,和哈珀一起跟着医生走开了。

医生在一位穿着西服套装的黑人中年男子所在的座位旁边停下了脚步。这名男子正靠在舱壁上,纹丝不动,脸上布满了已经干涸的鲜血。

“这名男子死于头部钝力外伤。”医生压低了嗓门开口说道,“他猛地撞上了前方的座椅靠背和旁边的舱壁。他的安全带系得很紧,但商务舱的座椅间距不如头等舱那么大。飞机下落和坠毁时来回摇摆冲撞的动作对于那些体弱或者个高的乘客,或者说对于头部可能撞向前方座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他是3个意外死亡的人之一。”她朝着商务舱里的7个仍旧坐在座位上的人示意了一下,“这里还有4个人活着,但都不省人事。我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乐观。其中的一个我不太想挪动他,剩下3个也都摔得不轻,但如果他们能被送进医院,应该不会有事。”

“好的。谢谢你,医生。”

“我叫萨布丽娜。”

“我叫尼克·斯通。”我们握了握手。吉莉安和哈珀也做了自我介绍。

“我之所以想让你来看一下……”萨布丽娜说,“是因为我们全都有可能遭受脑损伤。所有幸存者都必须把自己的血压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如果我们太过兴奋或操劳过度,无症状的脑损伤很有可能会导致中风或者脑溢血。”

“知道这个倒是很有好处。”老实说,我也不确定该如何处置这条新信息,甚至连眼下该做些什么都不太肯定。这3个女人全都一脸期待地凝视着我,等待着。

我首先想到的是飞机的主体部分。如果商务舱的遭遇都如此不堪,我实在无法想象经济舱会变成什么样子。毕竟那里的座位更加紧凑,飞机断裂和坠毁时所产生的冲击力也一定更加致命。如果坐在机舱后半段的乘客中还有人生还,肯定需要更多的帮助。

“我们需要找到飞机剩余的部分。”

她们三人茫然地看着我。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吉莉安的身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和机舱后部的人取得联系?”

她摇了摇头,看上去一脸困惑:“电话已经坏了。”

对了,电话。“你的手机呢?你认不认识后面客舱里的乘务员?知不知道他们的手机号码?”

“有的,我有他们的号码。”吉莉安拿出手机,按下了开机键,“没有信号。”

我的手机也不走运。“也许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美国运营商?”

“我住在海德堡。”萨布丽娜说,“也许……不,我也没有信号。”

“我的运营商是英国的EE。”哈珀说道。可她的手机也没有信号。

“好吧。”我说,“我去找他们。”

“我和你一起去。”哈珀回答。

吉莉安也提出和我一同前往,但我们还是决定让她留下照顾剩下的乘客,直到救援人员赶到。在哈珀搜集机上物资时,我注意到坐在商务舱里的一个亚洲男子——很年轻,也许还不到30岁——正缩在一个屏幕还泛着亮光的笔记本电脑前。亮光在漆黑的客舱里显得格外耀眼。

“嘿。”

他抬起头来,飞快地扫视了一下我的脸,然后继续打字。

“你得下飞机了。”

“为什么?”他连头都懒得抬。

我压低了嗓门,蹲下来直视着他的眼睛:“地面上更安全。尽管机舱看上去很稳固,但它其实是被树杈支撑起来的,随时都有可能崩塌,让我们全都滚落下去。”我示意他看向身后那块仍在间歇性闪着火光的破碎金属片,“而且这里还有着火的危险。我们也不能确定。”

“才不会着火呢。”他边说边打着字,眼神飞快地从一边移向另一边,“我要把这个写完。”

我正打算询问到底什么事情能比遭遇坠机之后求生更加重要,却发现哈珀此刻已经站到了我的身边,还伸手递了一瓶水给我。于是,我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身上。

“记住!”萨布丽娜说,“操劳过度有可能会致死。也许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身体却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明白了。”

我们离开时,萨布丽娜朝着那个年轻的亚洲男子走了过去,开始和他低声交谈。等我们走到安全门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对着彼此吼叫了起来。显然,他们之间并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是彼此相识。这个画面中的某种东西让我感觉不太对劲,但我现在无暇考虑这些。

逃生梯的底部只有3个人,要么蹲在地上,要么靠在树旁,全都抱着自己的脑袋。但我明明看到至少24个人离开了机舱。大家都去哪儿了?我望向了树林。

慢慢地,我开始分辨出森林中闪烁着的、逐渐远离飞机的亮光——人们分散开来,消失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其中不少人都在奔跑。亮光应该来自他们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他们要去哪儿?”我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难道你没有听到吗?”一个坐在逃生梯旁边地面上的女子说,却并没有把头从两膝之间抬起来。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着。紧接着,从远处,我听到了。

那是尖叫的声音。

是有人在尖叫着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