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症于人意味着什么？医生的手术刀切去癌症肿块的同时也让人完好的身体留下永远的疤痕，医生一针一线密密缝合伤口的同时，人的所有自信统统也被那一针一线打上了无数的结。

手术后，我的身体永远地失去了肛门，只能带着一个人工大便袋生活，有时散发出臭味，我无比厌恶自己的身体，但又前所未有地渴望爱。

当我彻底断绝了和坦坦的父亲云的关系，我就成了患过晚期癌症的单身女人。

带着伤疤和残疾的身体，我还敢再爱吗？

我走进了柏林社交舞厅。

经历了戈尔德。

经历了亨德瑞克。

厌恶自己的身体

当我从大手术中醒来之后，医生告诉我，为了保全我年轻的生命，为了杜绝癌症的复发，我的肛门被彻底切除了，这意味着，我只有一个人造肛门了。

人造肛门是什么？即使在我手术之后的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愿意搞清楚。当我躺在病床上的头几天，我任由护士摆弄我的身体，我处在一种对自己的身体漠然、不愿多想，甚至放弃的状态。

几天过后，当我的身体有所恢复，当我的意志也重新恢复，当护士把我从床头扶起来，对我说：“黄女士，从今天起，您要看看我怎样为您处理您的人造肛门了，您要自己开始学习清洁您自己的身体啦。”我勉强地支起我的身体，猛然间，我看到一个红嫩嫩的造口，我像被人重击了一下，有一种窒息感，但是我心里已经跟自己交代过很多遍了，要认命，我必须面对今后的自己，因此我没有叫出声，也没有倒下去，我只是无助地看向护士。

护士正温和并坚定地看着我，并不给我软弱的机会。她开始帮我清洁造口，我被自己身体散发的那种气味呛得别过头去。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不能适应自己的造口，护士开始边教我怎样处理造口，边轻声说：“黄女士，这是您自己的身体啊，您要自己适应它，而我只会帮您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只有您将和自己的造口相处一辈子。”

又过了几天，我问护士：“这样的人造肛门能保持多久？”其实我的心底已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伤口，而且又极其害怕和关心这个人造肛门到底能使用多久。当我变老的时候，它将是什么样子？

护士和气地宽慰我：“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您要自己开始适应它，您动过大手术，和常人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您调整好自己了，我也认识像您一样情况的人，几十年后还带着人造肛门活着到老。”

患过晚期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又留下伤口的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失去双手的人怎样用脚指头织布，用脚吃饭。生命是奇迹，就像我现在几乎每天流着血，生活该怎样前行？

如今，我又彻底断绝了和坦坦的父亲云的关系，我就成了患癌症后的单亲母亲。

我断绝了与云这个身体的所有联系，这个和我在一夜之中创造了一个生命的身体、这个我上手术台前血流满床仍然爱过的身体，这个我病后重新为之开放、更屈辱相依的身体。断绝了与云这个身体的所有联系，我迷茫，充满恐惧与脆弱。我的身体上交叉着两把大枷锁：一把是自然的，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我感到身体具有前所未有的排他性，任何其他男人的靠近都会让我感到玷污了自己、儿子以及儿子的父亲，儿子的出生让我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只想与儿子的父亲相连；另一把是人为的大锁，由于患过癌症，做过大手术，身体被缝住了，身上有刀疤，更难再向新的陌生身体开放。至于除了这两把大枷锁之外我心灵的创伤有多深多重，那种失去云又失去妹妹的双重断臂感，我觉得唯一可以去度量它的砝码就是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做人底线、自己的力度和勇气。如果我自己冲不出那个我的理智已经认为没有任何价值去固守的魔圈，那只能表明那个创伤苦海无边，我被窒息了、淹死了。人作为动物即使被迫以身饲虎的时候也会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人如果还有精神，他就会自我选择，他的精神越强烈，自我的选择性就越强烈。

人生漫漫而求索，身有宝灯心自明。我在中国南方看过湖上飘色，天黑了，飘色船行进在湖中，静静的，连船行的水声都听不见。最先飘过来的是一盏灯，静立船头的娘娘手中稳稳地托着一盏灯，面如宝莲，身直如松，功力自在体内，湖面的那一方亮了，不用看，船身自在行走。

人生在很多时候，那盏在悲剧中仍然追求自我完美的灯熄灭了，整个人像一艘黑洞洞的船行进在黑沉沉的海中，若不幸触礁，则彻底毁灭。若是保留自身的功力，奋力重新点燃那盏灯，生命之船将重新驶上生命的绿洲。

一个人总有几副面孔。

有的人善于几副面孔、有的人乐于几副面孔，有的人不知不觉呈现几副面孔，有的人无可奈何扮演几副面孔。

一个女人，大凡从痛经开始，经历恋爱、堕胎、结婚、离婚、生子……她的人生如同川剧变脸，自己倒成为看变脸的观众，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各种变数与手法，最原始的面孔已经唰唰唰被多重面孔盖过。

16岁走进北京最好的大学，初恋即尝到堕胎的滋味，那个年代，顶着护士多少有些鄙夷的眼光，下了手术台，我顾不得身体的疼痛就飞奔向他。好在不久，身体的痛就消失了，但岁月毫无意识的梦中却数次出现一个腾空的小生命，飘忽不定，向我诉说一种幽幽的依恋，成为心中永远的痛。后来出国留学，渐渐放开身心，嫁入德国知识富裕家庭，却始终难以满足于小资太太的碌碌无为，跨国婚姻终究破裂……唰唰唰，人生已经变过多重面孔，我始终还懵懵懂懂。直至我患了晚期癌症，半年内经受了三次手术，然后接受化疗、放疗……比身体的灾难还要深得多的另一个人生炼狱接踵而来——患了晚期癌症后，我又成了单亲妈妈。

多年以后，我认定，我的真正人生，是从我断绝和云的关系的那一刻开始的，是从患晚期癌症后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

在患晚期癌症之后，我依然选择了自尊与自由，我想挣脱那些枷锁，不甘深陷于那种脆弱，我想战胜那种恐惧，我想寻找一点前行的光亮。

柏林社交舞厅

柏林有个“社交咖啡舞厅”，是有名的成人社交场所。我曾经和前夫吉姆去过一次。

“社交咖啡舞厅”的追逐游戏是通过“桌子电话”来进行的，每张桌子上都有“桌子电话”，所有来咖啡厅的单身男女都时常随意地绕桌子，眼睛不经意地漫过座上客，若是看上了一位，就默默地记下“桌子电话”旁插着的桌号。不久，幸运者的桌子电话就会轻轻地响起来，电话内容绝对只有通话的两人知道。“社交咖啡舞厅”的追逐原则跟着咖啡厅舞台下的银光转筒走：银光筒上显示“女士挑选”，女士请男士跳舞，男士不能拒绝。显示“男士挑选”，男士优先请女士跳舞，女士有权拒绝。每张桌子上还有精美的卡片，上面诚恳建议：男士若恳请女士，可去咖啡厅服务处订一枝玫瑰赠予女士表达心意，此时女士则不应再拒绝邀请。

当年我走进咖啡厅时，感觉气氛果真很不一般，男人们个个西装革履，女士们个个闪闪发光、香气四溢。我感觉自己什么都差档次，衣着差档次，化妆品差档次，钱包里的分量肯定更差了不止好几档，最后甚至连年龄也差档，因为一眼望去，咖啡厅的座位上几乎都是胸有成竹的中年男人和线条成熟的中年女人。

五年过去了。

舞厅门帘依旧。

五年前，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然而我和他没走过文化背景的差异，更没能走过命运的坎坷；短短激情中出现了云，我和他生了一个儿子，梦想着一同奋斗，做中德文化活动，但是儿子出生不久，云就回中国开公司挣钱去了，我和云其实针尖对麦芒，水火难容。如今我既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云，我心性依旧，甚至心性更高。只是我的身体不再依旧，我不能再像当年那样，穿着低腰露肚脐的牛仔裤，以青春压倒全场进入。心灵上的伤口可以掩饰，身体上的伤口穿低腰裙裤就掩饰不住了，但是我小心翼翼穿上了在北京做的那身新舞服，特意设计的斜线遮住了我的伤口，并让仍完好的一边腰部若隐若现。

踏进舞厅，我目不斜视地穿过整个大厅，我知道其实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我，但我依然很紧张。做母亲之后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了，患病之后更几乎很少出门，发生了云和妹妹的事情之后，我更觉得连面对一些老熟人都很难，我的身体和心灵除去工作和儿子其实是深深封闭着的。现在，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交场合，我内心很紧张，穿过大厅之后，我一级一级往休息座椅的高处走，走到最高处，坐下了。

我没有欲望，准确地说，是没有力量一进舞厅就跳舞，因为从家里出来、走进舞厅、形单影只一级一级穿过很多对舞伴的身边走到舞厅的最高处，我所有的勇气和力气都耗尽了。我静静地、默默地坐在舞场的最高处，内心很感激没有人注意我，我能心情恬静地听着音乐、望着舞池里的一对对舞伴。看来连卖酒水的侍者都不指望从我这里挣小费，他在我座位的前后左右各个方向穿梭，就是没有到我的桌子边问我喝点什么。一个晚上听听音乐、看看跳舞对我来说就够了。一个多小时后，我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径直穿过舞场离开了社交舞厅，我感觉放松了，从音乐和舞蹈中我获得了力量、获得了愉悦。

我还会再来，我对自己说。

亨德瑞克

几天之后，我再次走进舞厅，我不再那么紧张了，依旧坐在最高处的位子上。一位男士来请我跳舞，我马上答应了，很想快点感受一下这个久违的舞池。那位男士基本只会一二、一二地走着，舞步实在没有任何感觉可言，我礼貌地和他跳了几曲，建议回座位，那位男士绅士地陪我回到我的座位，完全自行其是，他叫来跑堂，支付了我桌子上已经点了的一杯饮料，然后又给了跑堂20欧元，吩咐跑堂那是供我继续点饮料喝的，然后礼貌地离开了。第一位男士刚离开，又一位男士过来请我跳舞，我的眼睛亮了，因为在舞池里我已经看到这位男士了，他跳得不错，可惜是搂着别的女人，而我却和前面那位男士踩着没有感觉的步子。音乐声中，我与这个新舞伴互道了彼此的名字——亨德瑞克和梅。

几曲之后，亨德瑞克陪我回到座位，他带着一点点诡异的表情问：“可以和你坐一会儿吗？”我诚恳地欢迎他，因为很想和他继续跳舞。亨德瑞克坐定，叫来跑堂，为自己要了一杯饮料，他看我还剩下半杯饮料，低声补了一句：“你也再来一杯？”“谢谢，我还有。”我低声回答。亨德瑞克的声音又继续轻悠悠飘进我的耳朵：“刚才和你跳舞的那位为你付账啦？”“他一定要付。”我好像辩解似的轻声答，我感觉到自己的脸有一点发烧。

我发窘的神态看来正在亨德瑞克的期待当中，因为亨德瑞克笑了，是那种达到目的之后有点得意的笑，又是一种放松释然的笑，好像把他刚来时的一点点诡异都冲洗掉了。他安慰般地对我说：“亲爱的女士，不用担心，我向你担保，到这儿来的所有人都只是想跳舞放松，即使为你付了账也不是为了性，不会像无赖一样纠缠你，你没有任何危险。哈哈！前面和你跳舞的男人我认识，他来这儿好几年了，他就那样，因为舞跳得不怎么样，就乐于为舞伴付账，但不是为所有的女人付账啊，得是他感觉好的，想感谢的，哈哈！”

不知是由于道出了熟人的隐私还是感觉到了我的窘意，亨德瑞克有点兴奋得意，他的手自然地搭在沙发背上，离我很近。说也奇怪，我跳舞时和舞伴勾肩搭背都觉得自然，现在跳完了舞，亨德瑞克坐得离我不远，手又快搭到我肩上了，亨德瑞克看上去百分百放松自然，我心里却有点不自然。我不讨厌亨德瑞克，我在亨德瑞克的哈哈大笑中努力克服自己的那些难为情，我体会到亨德瑞克那种微微强势的姿态。在德国，我常常遇到男人这种微微强势的姿态，大部分时候他们是善意的。面对我这么一位东方女子，如果我不由自主地显现了窘态、怯意，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男士们，很乐于表示点什么、解释点什么、分析点什么、帮助点什么，而如果我在继续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不错的理解力，那男士们就更来劲了。那天我努力放松自己，我好奇地问亨德瑞克：“看你对舞厅的人都熟悉，那你来这儿跳舞时间不短了吧？”

“哈，几十年了！”亨德瑞克大笑，“梅，我可以抽支烟吗？就一支，而且很淡的。”我点头同意，鼓励他说下去。

他点着了烟，轻轻地吸了一口，却吐出一口长长的烟圈：“从我17岁开始，我就来这儿跳舞了。”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亨德瑞克朝我又挪近了点，舒展地笑着：“从17岁开始我就打着领带来这儿跳舞了，可不是几十年了吗？我喜欢这儿。”亨德瑞克很干脆地说我喜欢这儿的时候，也很干脆优雅地弹了下烟灰，然后继续说，“尊贵的女士，出于礼貌，我不便问你的年龄，但是我应该能猜到，因为你的年龄写在你的脸上、你的手上、你的身体上，刚才我对着你的脸、握着你的手和你的身体一起跳过舞了。”亨德瑞克漫不经心地朝我的脖颈和薄薄的舞服又望了一眼，我敏感地想着这是不是有点轻薄。

亨德瑞克继续舒展地笑着，他的声音又恢复了诡秘，带着磁性，飘进我的耳朵：“还有，梅，你是亚洲女人，亚洲女人都显得年轻，你的实际年龄比你看上去大一些！？”

我看着亨德瑞克，无语，下意识地保护自己。亨德瑞克抽完了那支烟，把手伸向我：“走，梅，我们继续跳舞去。”我解放似的马上站起来跟着走。舞池中亨德瑞克带着我旋转到乐池边，向乐队的主唱点头致意，然后绕着舞池转大圈，再转到月池前，音乐变成了恰恰，两个人又面对面扭上了，这样不停地跳了一个来小时，手术后我从没有这样剧烈运动过，我感到一阵一阵的晕眩和眼睛发黑，但是碰上亨德瑞克兴奋的目光，我不能停止也不愿意停止。直到乐队宣布休息了，我谢过亨德瑞克马上离开了舞厅，我感到双腿发软，跳舞的时候在旋律与节奏中，如同一个上了发条的钟，自动地走着，终于停下来了，才感觉我脚步踉跄。

原来我的体质这么差了！我心里又惊又怕。

几天后，我又去跳舞，看到亨德瑞克站在吧台边和人聊天，吧台那里基本是男人的世界，我和他打了一个招呼又走到舞厅最高处我的老位子上。有两个男人来找我跳舞，都只会一二、一二地摇摆，我实在觉得有点无聊，就径直去吧台找亨德瑞克，亨德瑞克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饮料，转身和我旋进了舞池。

“梅，以前我在舞厅好像没有看到过你。”

“五年前我来过一次，然后就是现在。”

“那你何时学的跳舞？”

“几十年前！”我说这几个单词时尽量模仿亨德瑞克上次说他几十年前就进舞场时的得意语调，亨德瑞克感觉到了，大笑：“好啊，梅，你才来这个舞厅几次，已经老练了不少。你今天的气色比上次好，你还开始吹牛了。”

我正色道：“你说你17岁开始在这里跳舞我相信。你知道，中国有人十一二岁就上大学，你信吗？就是神童、天才！我小学、中学总共上了九年半就毕业了，不像在德国需要悠悠闲闲上学13年。我在中国16岁就到北京上大学了，上了大学我就开始学跳舞，比你开始学跳舞早一年，距现在几十年了，你算算，你说过你能猜准我的年龄，信不信就由你啦！”

亨德瑞克脸上立即满是诚恳的歉意。

“哦，梅！我相信你。怪不得你舞跳得这么好。”亨德瑞克马上想起了什么，“哈，梅，中国很神秘。我在日本工作过一年，回德国时路过上海和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可惜没有到过北京，我当时应该多在中国看看。”说着亨德瑞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牵着我的手出了舞池，把我送回座位，坐到我身边，要了饮料，拿出一支烟：“和上次一样，就一支，行吗？”

亨德瑞克点上了烟，吐出长长一圈，眼光闪亮，脸上显出藏宝卖宝人般的神秘：“梅，我在日本工作时，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可惜很少读关于中国的书，但是关于中国，前不久我读到一本英文书，Wild Swans."

“中文书名叫《鸿》，作者叫张绒，她生活在英国。”我立马接口说。

“对，对，就是这本书，很显然你也读过。”亨德瑞克看上去真的很高兴我也读过这本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丝藏宝人卖宝不成的遗憾：他好不容易读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看来在我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察觉到了，后悔自己嘴太快不给人家留施展空间，我马上热情地提问：“你对书中的哪些部分最感兴趣？”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段旋律，亨德瑞克的蓝灰色大眼睛望着我，他突然恶作剧似的撩开桌布，看着我的双脚说：“书的开头我最惊讶的就是密斯张描写她的奶奶缠莲花小脚，中国的女人那时真的都缠脚吗？是真的觉得缠脚漂亮，还是想以小脚讨好男人？啊哈，我要看看，梅是不是也是莲花小脚，我要带着梅像美丽的莲蓬一样旋转。”

亨德瑞克拉着我飞也似的进了舞池。

我的裙子飞得真的像莲蓬，我的双脚则像莲蓬上的花朵。我的身体在随着亨德瑞克起舞，脑子却想到别的：张绒的书在德国、在欧洲，在整个西方世界真是很成功。我自己买这本书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米特教授推荐的，他比我还先读过这本书。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学院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亨德瑞克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都读过这本书，可见这本书的传播程度，很多德国人都是通过这样的书来了解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

那晚，我跳到精疲力竭，却感到无边的痛快，回到家我吻了睡熟的儿子好几下：妈妈有力气了，妈妈又活了，为了你，妈妈要健康快活地活下去。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舞厅跳舞，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排解心里的痛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亨德瑞克不再找别的女人跳舞了，只和我跳舞；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亨德瑞克和我不再眷恋“社交舞厅”了，我们总是跳一个小时左右就默契地步出舞厅，在康德大街和哈登伯格大街之间的小道上漫步聊天，深夜两个人还会钻进雪茄吧里喝上一杯。这个世界连锁的雪茄吧里全是来自哈瓦那的雪茄，亨德瑞克会抽上一支，沉浸在雪茄的享受中，我则边听音乐，边放眼欣赏法国式优雅和略带哈瓦那南美风情的摆设。无论是听音乐还是欣赏摆设，我的眼睛都会偶尔瞟一眼对面的电影院，1998年春天，云曾在电影院放映过电影《火烧圆明园》，那是柏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正规公开的大电影院里放中国影片，很多人都去看过。和云在一起时，我和中国的联系紧密了，如今没有了云，中国又遥远了。和吉姆离婚后，我好像在德国没有了根，那亨德瑞克呢，他算什么呢？亨德瑞克此时正吐着雪茄烟圈，他问：“梅，你在想什么？想中国吗？其实我和亚洲有缘，我在日本工作过，到过中国，我还娶过一个韩国太太。”

“哦！”我从沉思中回过神，看着亨德瑞克，我没有想到亨德瑞克这么主动地提起自己的婚姻，有点不知所措。

亨德瑞克笑了笑，耸了一下肩膀：“我和前妻10年前就离了婚。我们的儿子现在17岁了。”

“你的前妻做什么工作？”我拿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想多了解亨德瑞克的前妻，但我不由自主地接着亨德瑞克的话问了一句。

“她是画画的，柏林艺术大学毕业的。”

“哦，韩国有很多女子在柏林学音乐、绘画，韩国的女子一定很贤惠吧。”我想起了韩国电视连续剧《黄手帕》，在国内偶尔看过几次，我很上瘾。说到韩国女子很贤惠时，我隐约有些不自在，其实中国女子是否就不如电视剧中所演的那些韩国女子温柔，这是根本无法一概而论的。自己是否就不如韩国女子贤惠呢，但是为什么潜意识里就有一点担心自己不如的感觉呢？

亨德瑞克笑得更深了：“我的前妻可不是这样，生孩子时她的体重增长很快，她的情绪变化更快，她还会打我呢！”亨德瑞克说这话时没有一丝嘲讽或者愤怒，最多可以说有点无可奈何的表情。他更靠近我一些，像对我描述一个于己无关的有趣故事：“你知道吗？现在我的儿子虽然和她妈妈生活在一起，但是他经常到我这里来，我们可是铁哥们。他妈妈有时还和我过不去，现在我可不想再挨她的打，我就对她说，别再和我过不去，带好我们的儿子，我会支付比离婚判决多一点的抚养费，否则，别想从我这儿多拿一个子儿。哈哈。”亨德瑞克又吐出一圈，做了个鬼脸继续说道，“你知道，我严格按法律判决支付儿子的抚养费，如果我的前妻不找我的碴儿，我还会多给一点。哈哈！”亨德瑞克说支付他前妻抚养费的时候我心里也在盘算：亨德瑞克说过，他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他和我跳过几次舞，听说我是博士时，他也嘟囔了一句，博士头衔他也有一个，我知道，亨德瑞克还是个部门小头目。德国著名西门子公司的一个部门小头目，他离了婚，要养儿子，要支付抚养费，他的工资还够他这么悠闲地上舞厅，完全看不出亨德瑞克盘算我的钱，和我在一起，他每次都付账，但是他绝没有挥霍的作风，每次付账时他总是含蓄地笑道：“就喝一两杯，我还请得起你。”

亨德瑞克含蓄不张扬的笑让我着迷。

亨德瑞克说了自己的婚姻故事让我心里踏实，他是个离了婚的男人不要紧，重要的是他现在是个自由人。

有一天晚上，亨德瑞克在雪茄吧里抽了一支，我喝完了一杯红酒，我们依然兴致勃勃，出门相拥来到康德大街上，初春的寒风里我来了酒兴，向前跑了出去，大声地说：“啊，亨德瑞克，你知道这条康德大街名字怎么来的吗？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因为康德这个著名哲学家的名字而非要租赁这条街的房子。”转眼间，我们来到了康德大街上著名的巴黎酒吧，已经深夜了，巴黎酒吧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女招待站在门口准备打烊。亨德瑞克紧紧地拥着我，我的裙子和长风衣都飘起来了，我想到了著名摄影师罗伯特·杜瓦诺的照片，那张著名的巴黎摄影《市政厅前的吻》，蓬乱着头发的男孩与一位身材窈窕的女孩正在巴黎街头接吻。《市政厅前的吻》曾一度被认为是杜瓦诺在巴黎街头真实捕捉的画面，但是后来真相揭晓，《市政厅前的吻》实际上不是偶然捕捉到的镜头。杜瓦诺当年看见一对情侣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外热烈拥吻，于是他请求这对情侣再吻一次给他拍照。但这并不影响1986年之后的5年里，这张照片共发行了41万多张，它诠释了享誉世界的法国浪漫风情。而现在，不是在巴黎，而是在柏林有名的街道上，在有名的巴黎酒吧前，我心醉神迷，亨德瑞克神采奕奕，我们同时脱口问道：“还可以进去喝一杯吗？”“没有问题，请吧。”女招待看到亨德瑞克和我的快活想成全我们，她的笑容也像巴黎女郎一样热情迷人。

那个晚上亨德瑞克和我难舍难分，可亨德瑞克并不送我回家，不问我的电话号码。已经深夜两点多，他最后还是像往常一样，文质彬彬地为我招来出租，为我拉开车门，甚至并不约定何时下次重逢。

他另有女人吗？一个尖锐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尽管我还不能确定我们的情感与关系，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别人，我希望亨德瑞克的状况也和我一样。我吃过单相思的苦，我曾经对德国男人斯特凡动了情，我和斯特凡在一起也很情投意合，但是后来我发现斯特凡还有另外的女朋友，感情全部投入的我得不到对等的回报。我曾经非常痛苦，觉得单相思浪费生命，这是我的感受与信条，我也不愿亨德瑞克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斯特凡，我下定决心不往亨德瑞克的情网里陷。

戈尔德

跳了几次舞之后，我对整个舞场有所了解了：全舞场只有不多几个真正的高手，亨德瑞克几乎全都认识他们，在舞池里擦肩而过时，他会和他们打招呼，其中有几个高手是一对一对的，他们几乎不和别人跳。戈尔德是整个舞场的高手之一，他一个人来，和不同的女士跳舞。一天在过道中，戈尔德和亨德瑞克打招呼，亨德瑞克把我介绍给戈尔德。乐曲响起来了，戈尔德就势问道：“我陪梅跳一曲行吗？”亨德瑞克笑笑点头。一曲终了，戈尔德和我回到过道，却找不着亨德瑞克，他没有继续站在过道里，已经回到了舞厅最高处我和他的老座位上，也没有看我们，正悠然地抽着烟。戈尔德意犹未尽地说：“梅，那我们再跳几曲。”我兴致勃勃地和戈尔德继续跳舞。自从来到这个舞厅，在以前邀请我跳舞的男士中，亨德瑞克跳得最好，而现在我感受到，戈尔德跳得更好，他跳得更专业，不过从人与人的气场来说，我还是和亨德瑞克更投合，亨德瑞克属于那种更绅士、更含蓄、更文化的类型，坐着的时候怡然自得，谈吐幽默，带着有分寸的搞笑；进到舞池中，跳到出汗的时候，他微微谢顶的前额会锃亮起来，跳到疯狂时，亨德瑞克才眼睛大放光彩，活力四射。戈尔德比亨德瑞克明显年轻一些，开朗直率，热情洋溢。旋转中戈尔德问我：“你舞跳得不错，以前为什么没有看到过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吗？我带你去别的地方跳舞。”

戈尔德和我又跳了几曲就把我送回了座位，他和亨德瑞克又聊了几句，然后离开了。亨德瑞克像了解知己似的对我说：“这个家伙也是舞迷一个，到这里跳舞也有十多年了。

那天晚上我很开心，我和亨德瑞克两个人跳舞很投合，并不刻意追求舞技，而戈尔德那天和我跳了几曲，就明确指出了我跳舞中的不足，我来舞厅跳舞是想放松与锻炼身体的，当然我也是爱美的，很愿意提高自己的舞技。当晚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很奇怪的是电话铃声还响了，没有想到是戈尔德打来的，他在电话那端热情地说：“梅，你的舞跳得好，但是还要提高，我们应该去真正的舞场，社交舞厅是以社交为主的，没有高手。”我答应了，因为戈尔德邀我去专跳阿根廷探戈的舞场，正是我喜欢的。

有了戈尔德每周几次主动的电话和约会，我下决心不去柏林社交咖啡舞厅碰亨德瑞克，尽管我每次去的时候，亨德瑞克都或早或晚会出现。前一段时间与亨德瑞克这种过于默契的交往发展到让我想挣扎的地步，每次相聚，我和亨德瑞克投合又情意绵绵，分手后又成为没有任何约定的陌生人。现在，戈尔德的单纯主动让我很受用。

一天，戈尔德约我周六的下午去他的朋友卡德琳娜家跳舞。到了约定的地铁站口，看到我，戈尔德眼睛放光：“我的上帝，你穿得这么漂亮性感。”

“是周末，又是去跳舞，还有你这么一个好舞伴，我自然得下一番功夫打扮一下啊。”我心情愉悦地向戈尔德眨着眼，同时也恭维他，“看你，格子衬衫牛仔裤，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戈尔德把胳膊伸向我，让我挽着：“走，我亲爱的女士，到那边的点心店，我们还要买些糕点带去。”到了点心店，戈尔德选了五块苹果派、五块巧克力黑森林蛋糕、五块草莓奶油蛋糕，我惊讶地问：“这么多，怎么吃得了？”戈尔德笑着说：“我们不是去跳舞吗？运动了，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吃不了，让朋友家留着明天吃。”路上，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有带什么礼物，并惊讶于戈尔德对朋友的付出：不仅去给朋友义务当舞蹈老师，还带这么多蛋糕。戈尔德认真地对我说：“宝贝，我这可是为自己的老年投资啊，交朋友要用心，我和卡德琳娜在舞厅认识的，交往五六年了，卡德琳娜是好人，她的一家都是好人，我教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跳舞，和他们全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下午，我希望这样的交往和友谊持久，人生需要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跳完舞从卡德琳娜家出来，戈尔德诚恳地要送我回家，我很久没有受到男人这样的呵护了，而且是个讨我喜欢的男人，我同意了。

家，空空旷旷。

我喜欢空旷。家具尽量少，把空间留给儿子玩耍，留给自己旋转舞蹈。我病后，父母来照顾我和儿子，这个空旷宽敞的家曾经有老人的呵护声与唠叨声，有儿子顽皮的笑声，隔三岔五还免不了有儿子骑着小单车在家里横冲直撞的尖叫声……那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家里的空旷，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法安静与独处。自从出了云和妹妹的事，父母提前回国了，我动完癌症手术还不到两年就咬着牙病后开始一个人带儿子，这个家恢复了空旷。现在我和云彻底分手了，我的灵魂和身体都空空荡荡，这个家就不是空旷而是空荡寂寞了。戈尔德的到来让我的客厅充实起来，客厅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私密的客人。我斟上两杯红葡萄酒，放上圆舞曲的音乐，酒不醉人人自醉，我的内心和身体都有一种渴望，但是那种渴望被病体深深地锁住了、封住了，但我感觉生命的最深处，更有力量要冲破这一切。

慢步华尔兹是温柔的，戈尔德托在我腰背的手也是温柔的，而且沉稳，带有恰到好处的掌控力。我感觉舒适，慢慢地融化，我克服心理和生理障碍需要时间，戈尔德随着音乐慢慢地把我搂得越来越紧，我则慢慢积累力量，戈尔德的气息在我的耳际：“宝贝，白天是你的衣服漂亮性感，现在是你的人漂亮性感。”

“你真的喜欢吗？我真想讨你喜欢！”

“我很喜欢！宝贝，你知道吗？你是那种第一眼看似平淡，第二眼看了你就想继续看你，和你聊上几句话就觉得你有趣，把你搂到怀里就越来越有感觉，让我舍不得放手的女人，从第一次和你跳舞我就舍不得放手了。”

戈尔德的话让我很受用，但不是百分百。在德国，用德语交谈，受到恭维我总是特别高兴，因为用德语交谈我根本没有优势，我既没有学会多少德国的笑话来显摆自己，也无法用多少中国的成语、妙语、歇后语去施展自己，因为中文翻译过去大多达不到效果，我用自己学的德语“客家语”和人家的母语沟通，人家还夸我，我当然就自己给自己打分似的多打了几分，有些自豪。但是戈尔德说，把我搂到怀里就舍不得放手，这话算是恭维我吗？我还不能百分之百享受这种恭维。在中国，十三四岁时，我的胸部相对比别的女同学高一点，我每天早上把胸罩死死勒紧，努力把自己的胸部压平一点再去上学。结果，后来我到了北京，成了著名大学的学生，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也是名校校友）却埋怨我胸部太高不像处女，我伤心到了自卑的地步。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男人开始会欣赏丰乳肥臀了，市场就变出了一打一打的妙方供中国女人丰胸增乳。到了德国，我解放了，我天然与德国女人一样丰乳肥臀，再加上东方神韵，我时不时受到男人的恭维，但是我对此依然有些惶惑，我成了男人搂着舍不得放的女人，但是要我百分之百地享受，我还是做不到。我感觉到，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像德国女人那样天性自然地享受这种恭维了，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像德国女人那样天性自然地享受身体的快乐了。不过我心里也明白，如果自己是个男人搂都不爱搂的女人，自己一定会更难受。

戈尔德的手随着音乐试探性地往下移动。

“你有睡觉的女人吗？”心情与感受都很复杂的我，问话完全使用直统统的德语。

“有。”戈尔德不遮掩，回答很干脆，“现在有一个固定的，有段时间还同时有两个。”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并不希望戈尔德是因为没有女人而对我动真情。我对戈尔德与对亨德瑞克不同，我对亨德瑞克渐生情愫，而且是我当下唯一的情愫，我希望感受到亨德瑞克对我也有情愫而且是唯一的。而我对戈尔德只是开心喜欢，谈不上情愫，戈尔德有其他的女人不太要紧，他对我好，他讨我喜欢，这就足够了，我就没有任何负担了。我听到戈尔德在我耳边继续甜言蜜语：“宝贝儿，但我这些天只是在想你，想了解你。”

“教我跳舞可以了解我。”我挣扎着想延长时间，戈尔德也不着急。

“好！你的背要挺直，再挺直些，臀部往上，再往上提，收腹，别往我身上贴，保持和我身体的距离，记住，跳舞的时候永远自己保持自己的平衡。”

我扑哧笑出声来，一半是出于自然，一半是掩饰自己的不好意思，我跳舞的时候总是将身体靠着点戈尔德，省着点劲，也因此有时重心不稳。我认为自己跳舞太不专业了，而戈尔德受过严格训练，参加过舞蹈比赛，我自己惭愧也为戈尔德自豪。

不知何时，戈尔德和我都倒到了长沙发上，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戈尔德的问话：“这是什么？”

“你摸到什么啦？”我用尽全身力量反问。

戈尔德的手在游移，声音也游移：“梅，这么长一条伤疤，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去看柔和暗淡的灯光下戈尔德的表情是什么样，我咬着牙继续：“是啊，两年多前患晚期癌症做手术留下的。”

戈尔德的声音有一点发紧，但仅仅那么一点儿：“什么癌症？”

“直肠癌，你害怕吗？”

“没有什么。这个对于你是已经发生了的不幸，你必须面对它。”

我的耳际、脖子印满了戈尔德温柔的吻，他的双手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给予，但是他自己并不勃起，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所措。戈尔德感觉到了我的窘态，他平静地说：“你舒服吗？你舒服就行，别管我，也别介意，我一贯这样，有时为自己做爱，有时只为女人做爱。”

我放松了一些，我并不能完全享受，但是我知道，那把手术后横在我身体上的枷锁正在慢慢松动。

我嗅到了德国莱茵河畔一望无际的葡萄山天然佳酿的醇香，我感受到意大利漫山遍野橄榄树的油脂润滑……渐渐地，我变成了一朵法国莫奈的睡莲，同时又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中国莲花，墙上客厅中的油画《荷花睡莲》在我朦胧的双眼前晃荡起来。

我要啊，我要啊……我要爱，我要活……

但是从那以后戈尔德不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从内心当然希望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自问与戈尔德并没有更多更深的联系，自己并没有爱上他，和他也没有像与亨德瑞克那样的默契和情投意合，对戈德尔只是简单地喜欢，两个人一起享受舞蹈而已，所幸戈德尔也只是喜欢我。戈尔德对我兴趣减弱甚至对我的身体感到害怕都是正常的，凭什么人家非要一直热情满怀地追求我呢？看来，患过癌症的女人能吓倒很多男人。

我对自己说，和戈尔德的交往也许正恰到好处，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爱情，我需要重新放松自己，开放自己，积聚爱的力量。

我在戈尔德的电话上留言：“亲爱的戈尔德，谢谢你！我要带儿子回中国一段时间。我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跳舞。”

戈尔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我病后身体的开放陪过一程，我会永远记着他的身材和舞姿，我还记着他的话：“为自己的老年投资，结交朋友并诚心给予朋友快乐。”

腰部以下的动作

戈尔德后来不打电话约我了，我有一点失落，但更多的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力量。回到中国后，我不再关心云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和自己的亲妹妹来往。

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我不做瑜伽，但是我每天闭着眼沉静地提醒自己好几遍，放、放、放，放开别人，也放开自己。

舞蹈在我的身上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到了北京，我拿出刚刚认识的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位院长的名片，打电话到院长办公室，几经周转，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一对舞蹈老师。

2003年那个春天，似乎创世以来所有的细菌都苏醒了，一场莫名的SARS病毒，昼夜不停地在整个地球上肆虐蔓延。街上的行人好像颠倒了季节，把十几层的棉纱口罩罩在脸上，一罩就是一整天，经历了那场灾难的人，许多年以后，还会活在那种惊恐里。

我当时像亿万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我告别了德国首都柏林的空气，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坦坦，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白天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穿行在地铁里，经过许多戴口罩的人身边，我浑然不知，大口大口呼吸着祖国首都的空气。我天天把儿子坦坦送到北京临时上的幼儿园，后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有一两个孩子病了，没有上幼儿园了，但是我继续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把坦坦送去幼儿园。

2003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那个寓所没有私人的隐秘可言，光洁的地板，整面墙的落地窗，几十平方米的大空间，除了一张床，再没有任何一件家具，美国式开放厨房闲置一角，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哪怕是一次汤，寓所里没有任何油烟的味道，一个地道的家庭小舞厅。两位舞蹈老师来了，我拿出德国巧克力招待他们，却全然不知他们是不是穿越了整个北京，穿越了许多白色口罩，把许多SARS病毒抛在了身后，来赴我的舞蹈约会。我夜夜学跳舞，在舞蹈中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两位舞蹈老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男老师身材匀称，每天都是深色的一身衣服，进门时最抢眼的是脚上那双看来有点年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换上舞鞋后最抢眼的又是脚上那双舞鞋。女老师则不同，每天都会换一件着装，一件不同风格的坎肩，一条不同颜色的围巾，每天这一点点小变化，都使她拥有不同的韵味，她的服装都不张扬艳丽，而是样式别致，交谈中她对我说：“我的大部分衣服价格很便宜，重要的是你得到对路子的地方去买。下次你回北京，我陪你去逛。”

我问两位舞蹈老师是否去过欧洲，他们笑着说还没有去过，最想去英国。这辈子去英国黑池的交谊舞大赛跳一次舞就够了，男老师笑呵呵地说。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我把儿子留在北京，独自回柏林了。从北京回到柏林，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SARS.以前我回到柏林，第二天准到住得最近的朋友家吃早餐，大聊一通分别后的见闻。可现在朋友把我拒绝了，说实在很抱歉，你从中国回来，我们家孩子小，怕传染。我知道那就是说，根本不用再向其他人报告自己回柏林了，因为我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都跟在我后面陆续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都比坦坦小。这个SARS看来很厉害，好像连打电话都会传染。周六商店还开门，我像个还没有被人识破的麻风病人似的，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抢着上街买了点吃的喝的储备起来，然后我一连几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边收拾屋子边听广播中的爵士乐台，可是那爵士乐台也不只播爵士，每播送一段爵士中间就不断重复着中国的SARS病毒消息。4月21日，周一，中央电视台报道，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变动，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长职务，这两项人事变动，看来与应对“非典”不利有关。

北京“非典”已蔓延。从此，卫生部每天公布疫情。

我把一些老爵士CD盘也都翻出来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大乐团，但是我更偏爱听个人唱片，如查理·派克和杰瑞·莫里根。我喜欢反复听查理·派克和迪西·葛列斯比的CD，并不在于他们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小号，而在于从他们诠释的作品中品味他们的性情，比如他俩都吹过格什温的一首小曲子《我难以起步》（I Can't Get Started），我很爱听这首曲子，确实有那种感觉，人生都活了几十年，总是难以起步。查理·派克一扬声就显露出他狂放、天生才子的性情，葛列斯比则收敛一些、理性一点。在听音乐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五年前我更钟情于查理·派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更淡然地在葛列斯比的演绎中和他交谈。

不到十天，儿子坦坦也逃难般地被送回德国，据说是一架飞机中的最后一个座位，连他的父亲云也不能同行，而只能坐另一班飞机。我接到云的电话，立马坐上了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火车，从法兰克福的机场接到了戴着白色大口罩的儿子坦坦。坦坦的柏林幼儿园还好，让我带坦坦去做几个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就让坦坦回幼儿园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们才纷纷打电话致歉，请我带坦坦去玩。我到每一位朋友家，开口就是爵士乐，我吼叫着比莉·哈乐黛的经典名曲《你变了》的歌词“你变了。现在一切都完了”，然后我哈哈大笑，你们变了啊，不要我和坦坦了，可是我们没有完，我们还好好的。

再说那时我一个人回到柏林，过了几天，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发烧咳嗽等迹象，为了避嫌我自觉不去看朋友，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去跳舞了，没有了戈尔德，只有社交舞厅可以去了。

将近两个月没有见面了，亨德瑞克见到我的时候，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自己心里也很感慨，竟有种灾后重逢的感觉。我们两个人感觉相通，亨德瑞克很快把我带进舞池跳了几曲，亨德瑞克越来越轻松：“嗨，梅，你来了，我放心了，知道你是安全的。你们中国到处都是SARS，好，你在德国就好，这里很安全。”亨德瑞克扶在我腰间的手比以前紧一些，我心里因为戈尔德的一段插曲对亨德瑞克有点歉疚，我把头往亨德瑞克的肩上靠了靠，两个人更默契了。在亨德瑞克的臂弯里，我感激之余突然又有了一种恶作剧似的得意：告诉你我一周前还在北京，你准会吓一大跳。不过这话我只是藏在心里，嘴角边飘出的是另一个句子：“可是我有很多亲人在那里啊。这阵子我在家里边听爵士边听新闻。”我不由自主地表达着自己这些天的爵士情结。

亨德瑞克笑了：“爵士，在日本工作时，我的一个日本同事也酷爱爵士，他还送给我一本小书，是日本的两个超级爵士乐迷和田诚（Makoto Wada）和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一个画家一个作家，作家写的日语我看不懂，画家把那些美国爵士乐手可是画绝了。有意思，他后来借给我许多爵士唱片听。”

我们两个人边说边回到了座位，我由着自己的爵士热侃侃而谈：“众所周知，爵士乐一生下来就是个混血儿。它是西非的炙热阳光、法兰西的浪漫精神、黑人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的奇妙混合体。现代舞之母邓肯，她鄙视宫廷舞，认为传统的华尔兹、玛祖卡舞以及小步舞是病态的多愁善感，她还认为真正的美国舞者不可能引领芭蕾舞，因为美国人的双腿太长，身躯过于丰满，精神过于自由，无法适应芭蕾舞那种装模作样的优雅，正因为如此，她的舞蹈无拘无束、挥洒自如，她摆脱了解释性舞蹈的历史束缚，成为创造性舞蹈的先驱。”

"aber（但是），”我抿了一口饮料，看到亨德瑞克眼睛闪闪发亮地听着，我完全忘记了平时自己是多么反感德国人说”aber（但是）”，此时，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德国人，和德国人一样扬扬得意地将那个”aber（但是）”拖得特别长，“邓肯女士，她这么一位时代的先驱者，却贬低爵士，我不说气愤，只觉得她太局限了。邓肯女士认为爵士乐是原始野蛮人的音乐，她可爱幼稚地呼唤未来美国出现一位作曲家，这个人将为美国舞蹈谱出不含爵士乐节奏的真正音乐，不要腰部以下的旋律，不要黑人舞充满情欲的抖动。但是历史不可阻挡，1927年邓肯不幸因车祸去世时，爵士乐正在美国走向巅峰，“二战”时美国大兵把爵士乐带到了欧洲，50年代后，虽然爵士乐在美国慢慢走下坡路，但随后兴起的却是摇滚，这大约也不是邓肯热切希望的能代表美国精神的音乐吧。哈哈！”

这时，乐队正好奏起了爵士旋律，亨德瑞克俯向我的耳际：“尊贵的女士，要不要来点腰部以下的动作？”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站起身来，迅速步入舞池，跳起了桑巴。

这个夜晚我们两个人又难舍难分，在舞蹈中我忘记了SARS.说也奇怪，因为中间插入了一个戈尔德，我一时不再想亨德瑞克是否有别的女人。

“梅，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厅已经跳了二十多年了，我遇到过很多女人，来了，走了，结婚了，离婚了，又来了，哈哈！你要记住我的话，我总会在这里！”

亨德瑞克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走了？不想再结婚了？也就不用再离婚了？！他想把舞厅当成他永恒的归宿？他娶那个韩国老婆的时候也三天两头泡舞厅吗？他后悔结婚了吗？不，好像也没有，因为他说过，儿子是值得的。

在那段谈论爵士的日子里，跳完舞后，亨德瑞克和我还会去爵士吧A-Train.

在偌大的柏林历经多年能够存活下来，变得有些人气与名气的爵士吧也就只有两个，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西边的离我住处近，我们自然就去西边这个A-Train爵士吧。

爵士吧在一条小路的拐角，离社交舞厅不远，走路10分钟就到了。爵士吧的门帘很小，里面的空间也不足一百平方米，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吧台，一个小舞台，舞台顶上灯光很齐全，最里边还设有调音台。爵士酒吧的面积当然远远不如社交舞厅，社交舞厅有两个吧台，化妆间、厕所里永远都有侍者服务，但是A-Train爵士吧里出入的人是不一样的，外地游客、国际游客慕名而来的很多，要预订，像我和亨德瑞克这样临时跑去，很可能没有座位。这个爵士吧，听说也是有爵士迷掏钱支持的，否则还是难以维持的。爵士吧是1992年开张的，我1995年到柏林后不久去过一次，那时如果不是周末好像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座位，2003年的爵士吧已经很有名气了。

一个人去爵士吧的很少，大多三五成群一起去，我和亨德瑞克去爵士吧，留下的柔情蜜意多，留下的爵士感觉少，为什么呢？爵士吧里被拥挤得水泄不通，没有孤独的空间，而我听爵士需要点空间与陌生感，甚至孤独感（不知别人是否和我一样）。曲终人散，人一出门，就像一个飘飘悠悠的萨克斯管长音，一缕空落、一缕乡愁袭面而来。每次分手时，亨德瑞克照常为我招来出租车，天气好的时候，我摆摆手不要出租车，我也不指望亨德瑞克送我回家，我宁愿深夜独自走路回家，独自品味那空落、那乡愁……

不再见亨德瑞克

白天工作很多，我没有时间失落和发愁，中国的“非典”远隔千万里也还紧紧缠绕着我。

2002年，我在柏林倡议创办了第一届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柏林市市长沃维莱特先生亲自担任名誉主席，400多名应邀参加的中德小艺术家们在柏林欢聚一堂，同吃、同住、同排练、同台演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约来年北京再见。2003年，市长沃维莱特先生再次欣然担任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名誉主席，“非典”却突然袭来，报名来柏林参加第二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的中国团队和德国团队一个接一个都因为“非典”取消了行程。最后，中国只剩下一个团队，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合唱团坚持要来，更可贵的是德国也有一个团队坚持要来，他们是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一个一个都带上了“非典”病毒，他们相信中国抗击“非典”会取得成功，他们希望到柏林来和中国青少年交流。

为了两个团队，就耗费大量精力来举办一届柏林中德青少年艺术节，值得吗？事实上，我放不下这些跨越了千山万水希望相识相知的青少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支撑着我，那就是，我想利用这两个团队的到来，举办一场支持中国抗“非典”的大型文艺演出。

因为信念而激动，因为激动而有创意，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几个工作人员就陷入激动和创意的魔圈中，疯狂工作。

举办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场地、节目和观众是三大要素。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是柏林多元文化的象征，建筑造型被誉为美国总统卡特微笑的大嘴，广场上有巨大的喷水池，周围有绿色的公园草地，身后是静静流淌着的斯普瑞河（Spree），柏林世界文化宫的旁边就是总理府，一个现代的白色建筑。不要说去看演出，柏林世界文化宫本身就是柏林观光一景，能在那里举办一场演出，对中德小艺术家及观众都是一个美好的体验。演出场地是我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得到的，第一轮书面联系，回答是7月20日这天已有活动安排，但我不甘心，通过内部信息，得知那些天的场地是被一个每年都会举行的系列音乐会预订了，但那个系列音乐会恰巧在2003年的那一天没有演出。还有希望！我展开第二轮书面联系，用德语极尽所能地渲染中德友谊，以及全球抗击“非典”的重要性，结果场地就有希望了，但租金、技术人员的费用令人咋舌，要七千欧元左右。第三轮、第四轮联系，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反复介绍中德青少年艺术节活动及其意义。最后，柏林世界文化宫明确以“出于文化政治的考虑把费用降到三千多欧元”。

对于一个小小的民间协会来说，为了两个学生团队的演出，这样的租金也已然不菲。

吸引人的节目很重要。我和同事们决定演出以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纯净悠远的合唱拉开，中间穿插舞蹈，最后由德国爵士乐队登场，气氛逐渐走向热烈。

但是到哪里去找舞蹈呢？

在著名的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抗击“非典”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海外华人支持抗击“非典”的心是相通的，散落在各处打工、在不同场合表演过舞蹈的学生被临时聚集起来，六男六女，他们可以表演一个藏族舞蹈和一个汉族舞蹈《兵哥哥》。可是藏族舞蹈缺少服装，《兵哥哥》手中没有道具枪。我打了上百个电话，从国内临时定制了12套藏族舞蹈服装，紧急托人从北京送到上海，然后从上海由团队带到柏林，而中国的《兵哥哥》，道具枪就用德国的了。

在北京和那对老师练习了舞蹈之后，我了解到当时的国内国标舞和欧洲交流还不多。回到柏林后，我写了一封信给柏林舞蹈运动协会会长，他和他的夫人非常热情，恰逢第五届世界青少年国际标准舞大赛当年在柏林举办，他们马上邀请我作为贵宾观摩，并向我讲述了世界青年国标舞拉丁舞系冠军丽莎和丹尼尔的故事。为了形成最佳搭配，14岁的丹尼尔离开父母，从澳大利亚专程来到柏林生活，为的是和丽莎配舞，这个不远万里的搭配结出了硕果，他们共同成了冠军，看着那对年轻有活力的舞蹈新星，我非常激动，力邀他们为抗击“非典”演出献艺，丽莎和丹尼尔决定在国际比赛的繁忙排练中抽出时间参加。

我的老朋友，柏林神殿艺术学校校长林克先生决定派出著名编舞克斯先生率领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加盟参演。

中国民族舞、德国现代舞、国标舞……各种风格的舞蹈都将进行抗击“非典”的演出，我白天高度紧张、事无巨细地为青少年的舞蹈演出做准备，夜晚我就没有精力和亨德瑞克跳舞了。我就请亨德瑞克吃饭，说：“每次都是你请我喝饮料，这次我就请你吃饭吧，真心请，就高级点，餐馆由你定。”亨德瑞克马上定了牡蛎餐厅，说他就住在附近，柏林最豪华的选帝侯大街的最豪华地段，可以拿北京二环内的区域做比较，一个豪宅四合院会是天价，但是许多平民百姓也还住在二环内，柏林的这些豪华地段，老百姓也住着。

牡蛎餐厅顾名思义吃牡蛎，侍者个个都训练有素，身体笔直、态度友好、动作从容，从侍者的服务水平就能看出餐馆的水平。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破费一下好好请请亨德瑞克，自己也乘机和他好好享受一次。但是亨德瑞克亲自定了高级餐厅，却根本没有打算大吃大喝，他坚持只要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干脆地对侍者同时也对我说：“就这些。”我平常也总喜欢花少量的钱点恰到好处的菜，但享受环境特别好、特别个性的餐馆，我心里感叹，我与亨德瑞克总是意想不到地默契。我收敛了自己大吃大喝的念头，乖乖地也点了一份牡蛎海鲜汤，心里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么好的餐馆与侍者，既出于礼貌也出于兴趣，我又点了一份梭鲈鱼浇白葡萄酒汁作为正餐，还有一份小的冰激凌，然后建议两人一块吃，亨德瑞克点头赞许。因为是吃海鲜，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干白葡萄酒（大部分牡蛎餐厅桌子上都放着一瓶酒，而不是一杯），共同要了一瓶矿泉水。饮料上来了，我和亨德瑞克一碰完杯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我近期的工作：“这次演出，我们有中国的民族舞、德国的现代舞和国标舞，哈哈，各种不同的舞蹈。我很激动。你知道，就是我说过的邓肯，人们认为她是现代舞的鼻祖，认为她的舞蹈源自希腊，但是她认为，她的舞蹈是受到了她祖母的影响。她的祖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很怀念故土，于是总是轻声哼唱着爱尔兰的歌谣，跳着爱尔兰的吉格舞，祖母所跳的吉格舞中融入了拓荒者的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历史，后来她祖父从硝烟四起的内战战场光荣返乡，唱着独立战争时期士兵们哼唱的流行歌曲，祖母也会随着祖父的歌声起舞。邓肯就是从祖母的舞蹈中学到了其精神所在，创造出了自己的舞蹈，所以，任何一种舞蹈都是蕴含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的。”

亨德瑞克在听，在微笑。

我们的牡蛎海鲜汤上来了，我睁大了眼睛，侍者端着一个大托盘，从容地放下两个精致的汤罐（不是盘子），然后有条不紊地从托盘里放下法国长面包，当然已经切成小段，还有黄油、两种面包涂酱，一小盘无核绿橄榄，我略略吃惊又饶有兴致地看着、欣赏着。亨德瑞克看到我的神态，从容地对侍者说：“请您迟一点上主菜，让女士慢慢喝汤并休息一下！”他边说边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快乐地点点头，心想亨德瑞克真是体贴，知道享用这么考究的汤需要慢慢来。侍者也从容地回答：“是，等您的吩咐，先生！”

牡蛎海鲜汤色泽柔和，上面漂着绿色的小葱，第一勺送入口中，哦，味道鲜美。因为盛汤的是罐子不是盘子，一勺一勺盛起来，需要一点时间，亨德瑞克将一小段面包放进我的小盘子里，我挑了和汤同样颜色的一种涂酱，涂酱味道也和汤差不多，只是比汤稍咸一点，然后再吃一颗无核绿橄榄，真是完美。亨德瑞克看到我很喜欢吃，此时才问道：“你喜欢这儿吗？”我连连点头：“嗯，你挑的地方太好了，我路过无数次，但是没有起过进来吃饭的念头。哦，刚才我说到舞蹈的民族性了，现在喝了会儿汤，下面讲一讲现代舞吧。”我望着亨德瑞克，他眼睛亮晶晶地表示赞同：“好啊，我尊贵的女士，请继续。”

“但是为什么又有现代舞呢？我认为，现代舞就是因为有现代精神，而现代舞之所以有更多的世界共通性，就是因为现代世界从交通相连、经济相通、问题相通，最后必然会走到艺术相通中去。德国的皮娜·鲍什，她之所以会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就是因为她的舞蹈表达了世界共同的主题，她出生于1940年，“二战”期间，童年与死亡、回忆与遗忘在她的编舞中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皮娜·鲍什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为对抗恐惧而舞蹈，我在乎的是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

说完我停下来，抿了一口酒，我看着亨德瑞克，鼓着勇气，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话会不会中亨德瑞克的意：“其实我并不喜欢交谊舞，中国的民族舞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动作我也并不很推崇，但是我推崇动作中的民族文化意义。我边跳舞边想那些创造了这些舞蹈的民族，或者我跳迪斯科，更或者我跳一段现代舞，都是沉浸在某种情愫中又想自由地表达某种情愫，但是跳交谊舞好像没有要表达的东西。仔细想想，无论是大学时跳交谊舞还是现在，我跳交谊舞最大的快乐是和舞伴跳舞感到快乐，在整个快乐的气氛中自己也快乐。”

亨德瑞克在听。

他微笑着，他的微笑透过他轻松地搭在我座椅后背的胳膊，温暖着我，他的微笑带着对我的赞许。我也笑起来，是啊，真傻，我刚才担心什么，告诉亨德瑞克我并不喜欢交谊舞，到社交舞厅去是为了排遣孤独，重新走向生活，但是最后我不是还是喜欢亨德瑞克，也喜欢和他跳舞吗？亨德瑞克当然高兴啊，我为自己的表白高兴起来，谈兴更浓：

“其实比之民族舞、交谊舞、芭蕾舞，我最喜欢现代舞，中国也有现代舞，我真的很佩服皮娜·鲍什，她去保守的乌珀塔尔剧院工作，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屈从剧场。相反，剧场必须配合她，在30年中，她创造了最独特的作品，德国没有第二个剧场办得到，她要求剧院在舞台方面不断创新，创新后的舞台视觉效果很特别，把习惯于古典芭蕾舞台的乌珀塔尔观众吓住了。不仅吓住了，观众还对这种革新进行了公开的和私下的抵制。她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自己的演出，观众常常往她的身上吐口水，扯她的头发。半夜，她还会被说着粗野、下流话的匿名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要她马上离开乌珀塔尔。直到许多年后，那批老的观众离开了，另一批年轻的观众进入剧场，现在皮娜·鲍什的作品演出时，乌珀塔尔剧院停车场上停着大量从外地甚至外国开来的车，她的舞蹈中有纯净的心灵、肮脏的肉体、满台的鲜花和绿地、真实的泥土和垃圾，其所发出的震撼力是无与伦比的。”

我一口气不停地讲着，眼睛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还不好意思马上去抹眼泪。亨德瑞克不是大惊小怪的人，他很能体会我的情绪，这时他微笑着搂过我的肩，用最自然、最从容的动作将冰激凌送到我的嘴里。我只顾讲着舞蹈，什么时候喝完了汤，什么时候开始吃的正餐，梭鲈鱼浇白葡萄酒汁是什么味道，我都没有真正品味，我沉浸在自己对民族舞、现代舞、交谊舞的感受中。这时我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讲完了，口中含着亨德瑞克喂进去的冰激凌，神清气爽，我才看到亨德瑞克眼里充满爱怜与赞许，像对孩子似的。我就抽噎起来，哭了，又笑了。

吃完饭亨德瑞克与我相拥，漫无目的地散步，我们从奥利维小广场前行，经过列宁广场，一直把侯爵大街走到头，到达哈棱（Halensee）湖，我们两个人都希望围着哈棱湖漫步，但是有一半走不通，完全被私人别墅占据了，我们这才想起来，这是在柏林受到老百姓痛骂的一桩事。政府将湖岸的通道卖给了湖边的私人别墅，这样，住不起别墅的广大民众连在湖边散步的权利都没有了，虽然政府后来也很后悔。时过境迁，亨德瑞克和我还是将政府、房地产公司和几栋别墅自私的主人又挨个儿骂了个痛快，但是我们的双脚却只能走在湖边还开放的一小段路上，不能尽兴，已经成为法定私人财产的路段我们当然无权踏入。

那个晚上，亨德瑞克第一次提出送我回家，我们两个人都很乐于走路，反正那晚没有跳舞，就把走路当运动了。深夜我们才到达我的楼前，我感觉到亨德瑞克的踌躇，我也踌躇了，比之对戈尔德的轻松，此时此刻对待亨德瑞克，我就轻松不起来，随便不起来了。亨德瑞克借着灯光抬头看楼门上的雕花，仍然是微微地笑着，我咬咬嘴唇，也抬头微笑着对亨德瑞克说，谢谢他送我，很晚了，明天还要工作，改天请他进家喝咖啡。亨德瑞克依然微笑着，好像又和我达成默契了，他也不打算进楼。我控制着自己的语气，淡淡地邀请亨德瑞克去看我组织的中德青少年抗击“非典”演出，是免费的。我其实很希望他去，还希望他带朋友去，但是可能因为是我做的演出，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无法把内心非常希望亨德瑞克去的渴望表达出来。

2003年7月20日晚，柏林世界文化宫。

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表演是一流的，他们的声音很干净，音准很好。

中国的西藏舞蹈一出场，服装就抢了大家的眼球。柏林“快如光”超级现代舞团虽然只派来了两名演员，但是他们用肢体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个人的内心冲突、挣扎和痛苦。

丽莎和丹尼尔的国标舞让大部分的中国观众神魂颠倒。

爵士乐队的节目只能排在最后，因为他们太狂了，全场欢呼起来。

演出到最后，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再次登上舞台，和爵士乐队合作一首爵士版的中国歌曲《茉莉花》，他们的青春连在了一起，演出达到了最高潮。

时任中国驻德国的大使马灿荣先生发表了充满战胜“非典”力量的讲话。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柏林，第二天，国际四套播出了演出的新闻。观众席上坐着专程从波恩附近赶来的全德青少年艺术组织联盟负责人维特先生，他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教育参赞刘京辉博士、侨界首领和德国各界友人也坐在贵宾席上。

演出结束后，后台的场面更加令人难忘，中德两国的年轻人各站一边，有些紧张、有些羞涩，有些期盼，他们手中的袋子里都装着礼物。德国领队老师动情地说：“亲爱的上海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的学生们，我们在来柏林参加中德青少年文化节之前认真了解了一下中国，我们知道，中国菜最好吃（中国学生笑），中国的文化历史很长（中国学生笑），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还有你们唱得这么美的歌声（中国学生的笑声更大了），我们想去中国，想去访问你们的学校（中国学生欢呼）。”

交换礼物后，友谊就从这里开始了。

仅仅过了10个月，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爵士乐队在校长的率领下就起程访问中国了，他们成了我领导的协会率领去中国的第一个德国学生艺术团队。他们和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艺术乐团共同演出。随后，同济大学两个附中同时和约翰里斯·布茨巴赫中学签署了友好学校协议，他们的互相访问持续至今。

在演出大厅我没有看到亨德瑞克。

我失望了，生气了。

果真如此，亨德瑞克并不关心我的工作、我的精神，他可能也不真正关心我是中国人，他只是和我跳跳舞卿卿我我而已。我如此伤心地想着，下定决心不再去社交舞厅，不再见亨德瑞克。

我想回中国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耳边萦绕的音乐是我和亨德瑞克最爱跳的曲子，我突然和朋友们告别，冲到了社交舞厅。

亨德瑞克，坐在舞厅最低处靠近乐池旁的一张小圆桌旁，旁边还坐着一位女士，我故意经过小圆桌前，然后走到舞厅最高处我和亨德瑞克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定了定神。

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见亨德瑞克和那位女士走下舞池跳舞，也不见他到我的身边来打个招呼，于是我径直走到他的圆桌旁，向那位女士友好地点点头，指着亨德瑞克：“我想请他跳一曲。”女士笑笑，表示同意。

亨德瑞克微笑着，看不出尴尬、不快或者别的表情，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而且清楚：“梅，今晚我不能和你跳舞！”

“为什么？社交舞厅的规矩，男士不能拒绝女士，我就是要和你跳一曲。”

“但不是今晚。”

“我想要，就一曲。”我边说边又转向那位女士，“请您不要介意，我就是想和他跳一曲。”

女士略微欠欠身体：“我不介意，但这是他的决定。”

我又转向亨德瑞克，心想我也很坦然，这位女士也不介意，你还能说什么。但是亨德瑞克的话还是差不多：“梅，不是今晚，也许下一次。”

亨德瑞克始终微笑着，既不看我，也不看那位女士。我在那张桌子边站了几分钟，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舞厅。

我给亨德瑞克留过电话号码，但是我知道亨德瑞克不会给我打电话的。现在，我的电话上破天荒地有了亨德瑞克的留言：“梅，祝贺你！你做的演出很成功，我坐在楼上，也许你没有看见。你有一个多月没来舞厅了，真没有想到你又来了。记住我的话，我会永远在我的咖啡舞厅，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共舞的机会！”

但是我从此再没有踏进柏林社交咖啡舞厅。

自那以后，我频繁回中国，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时，饭碗差点滑出了手掌。郭达和亨德瑞克长得好像啊，那个头，那神态，只是一个说中文，一个说德语，一个眼睛是黑的，一个眼睛是灰蓝的。我很喜欢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每次都惦记着看，每次看时又有点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在偷看亨德瑞克，在想着亨德瑞克。时间久了，终于有一天，我走出自己的痴迷。舞台上的郭达是和蔡明搭档的，生活中的亨德瑞克是和我跳舞的呀，舞台上的郭达还急过，生活中的亨德瑞克跟我从来没急过，他是不愠不火的有情人，从容不迫的太平绅士。

我释然了，放开了。

从此，我看郭达和蔡明的小品百分之百开怀大笑，而且有一天，我也不再异常迷恋他们的小品了。

但有时我还是会出神地想亨德瑞克。

亨德瑞克有过和亚洲女子生活的经历，他年轻时遇到他的前妻，一位从事美术创作有品位的韩国女子，刚开始他一定觉得她充满东方的温柔神秘吧。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离婚10年后他道出的最深感受是：“我妻子还会打我啊。”那个单纯无奈的神情，让身为亚洲女子的我听了这样的故事，看着亨德瑞克那样子都有点不好意思。

人生走过一半，亨德瑞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也许不可能再有当年的热情了吧。这些我不可能去问亨德瑞克，我还是那样一位中国女子，自己苦思一百遍，也很难开口去问他。而且我尽管心仪于他，但是理智上我总是会先问自己：你自己准备好了吗？在状态中吗？即将投入一场新的恋爱吗？

经过岁月风雨，我骨子里已经坚定无比。尽管我有儿子了，但我自己有时仍然是个孩子，有着无法克服的简单。不过，我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怀着浪漫的憧憬，用东方的温柔、忍让去屈就，遇到一个英俊的德国小伙子就以为他是西方王子；现在的我不仅对自己进行批判，也开始对德国进行批判，对德国人进行平等审视。德国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但是我却很难再轻易爱上哪一位具体的德国人。

这样一个人思来想去，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翻来覆去就把自己给锁住了。

不再和亨德瑞克跳舞。深夜里，我梦见死神来邀我跳舞，异常温柔，人世间的任何障碍都烟消云散，爱人间的隔膜、朋友间的距离、父母的不解……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将胳膊搭在死神的肩上，几乎与他相拥而泣，我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向他倾诉：你带我走吗？每一个白天，我自己都不知道路在何方，每一个夜晚我都魂牵梦萦，我有父母，还有3岁多的儿子，我刚刚开始工作，感觉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病魔又向我袭来，云走了，姐妹之情不再有……我该死吗？我不想死啊，你带着我跳吧，不要停止，带着我跳着舞回中国吧！

我娓娓地向死神诉说，不知不觉把死神当成了知己。

我在与死神共舞终结时醒来。醒着的我意志很坚定，我渴望爱，又的确没有准备好再在德国爱上谁。

我更渴望回中国。

我渴望在中国和德国之间自由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