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面临失业的吉姆，希望我在德国做个秘书之类的工作能有收入，而我却想做学术研究。心情郁闷的我，拿了我们两个人共同账户里的1500美元，独自去了美国旅行。从美国回来，我就看到客厅餐桌上吉姆单独起草的分居协议书。

我是爱吉姆，还是爱吉姆会弹钢琴，还是爱有很多人会弹钢琴的德国，我对此一直很迷惑。尽管迷惑我还是嫁给了吉姆，既然嫁了就想将婚姻进行到底。然而，德国的选举之夜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跨国婚姻中的压抑与鸿沟

我嫁过吉姆，即使一切曾经近乎完美，但我们还是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按说离了婚也就不用想了。

但是我想，我不能不想，因为我嫁给了吉姆，不仅仅是嫁给了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家庭，一个我很喜欢的、在异国他乡给我温暖给我归宿感的文化大家庭，我以为自己也嫁给了一个国家，一个我很向往也很在乎的国家。

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她怀着梦想来到一个她崇尚的国家，又获得一个大家庭的接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一种不再漂泊的感觉，一种被接纳、被认可的感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一种能落地生根的感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种感觉都促使我想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一个有出息的人。在一个我降落到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才从零开始学习其语言的国家，我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成功，我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我的婚姻破裂了。

和吉姆曾经近乎完满的恋爱和婚姻生活，对于我来说，却总有跨越不了的鸿沟和解脱不了的压抑！

和吉姆恋爱之初，他的父母先来看过我了，我一定要去吉姆家回礼的。为了带一点特色礼物，去吉姆家的当天，我和女朋友欣去法兰克福市远郊宋总的餐馆，取新出炉的烤鸭和烤鸡。车要坐好远，来回长途票很贵，忽然我很舍不得买，只买了张短途的，偏偏查票的人来了，将我和欣带下车询问。我又羞愧又懊恼，就撒谎说：“我们是学生，去那里打工，车来了我们一紧张就买错了票。”查票员犹豫地看着两个中国女孩，最后没有罚我们。在德国，如果乘车不买票，哪怕买错了，罚款当时是6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300元，也相当于我出国前3个月的工资。后来吉姆全家吃烤鸡、烤鸭，吃得很香，不断地夸我送的礼物好，我却一块也吃不下，觉得很羞耻，堂堂一个中国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到德国坐车不买全票，还被逮着了。

这种羞耻和羞愧有多大？持续多久？对于我来说，它持续终生，在我后来的人生中，我很多次吃烤鸭或者坐地铁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窘迫。在心底的深处，我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所爱的人、所爱的人的家人去取那些烤鸭、烤鸡，只有爱的安慰能让我稍稍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我学着放松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做了件潇洒的事，问题出在我不是在轻喜剧的熏陶中，而是在接受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崇高中成长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说服自己。

我和吉姆很少吵架，大半我记不得原因，记不得原因就意味着争吵也不厉害。吉姆知道抚慰我的灵丹妙药就是去买一束花出现在我面前，有一次周日吵嘴，吉姆又跑出去了，我纳闷周日商店都关门了，吉姆去哪儿买花。不一会儿吉姆冲进门来，单腿跪在我面前，得意地哼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端：咪咪咪哆……一束花魔术般地出现在我眼前，吉姆笑嘻嘻地告诉我，他是跑步到火车站买的。周日只有火车站的花店还是营业的，这个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惊喜地连忙擦去眼中的泪水想看真切，然后破涕为笑。

结婚前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我非常伤心，而且让我刻骨铭心，吉姆买花送花也绝对化解不了。争吵的原因我也记不清了，只是吵着吵着就严重了，吉姆说我和他在一起是想有一天和他结婚，然后获得德国的居留权。我垂头落泪，然后硬起心肠反击：“如果不是因为哲学，我根本就不来德国，如果我来德国没有碰到你，我根本就没想留在德国，我原本以为我到德国不出两年就会去美国，我的大学同学都去美国了。退一万步说，我聪明又智慧，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德国留下来？为什么德国要拒绝我？而你，尽管你是一个德国人，可是你的工作不够出色。”我这下可戳着了吉姆的痛处，吉姆爱他的工作，他工作非常认真，他希望能够胜任一份专业工作，使他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家人的认可。吉姆大哭，仰面倒在床上，大眼睛瞪着天花板大叫：梅，你故意伤害我，你故意伤害我。当垂头落泪的我抬头看见仰面而哭的吉姆时，我很惊讶德国人怎么仰面大哭，伤心的中国人不是掩面抽泣吗？

我在中国是学业和工作能力都非常强的人，到了德国我虽然没有正式工作过，但是我做学生时在德国大公司做秘书和助手的兼职工作都很受同事和老板尊重。因为我在秘书和助手的工作岗位上也奉献我的文化与创意。1993年暑假，我到德国著名的制药公司迈兹（Merz）公司工作，该公司的口服美容补品的一句广告语传遍全德国：真正的美发自内在。在这个公司我的打工待遇是：每小时工资22马克（当时合人民币约120元），后涨为24马克，另带休假和加班工资。我暑假在该公司工作10周，够我做学生一年的开销。在迈兹公司工作时，我的部门老板是迪尔（Dill）博士，他是个经验丰富的长者，迪尔博士有一个长长的大客户名单，上面记录着每个人的生日，他每年不发送惯常的圣诞贺卡，但是送生日祝福。迪尔博士每年都费心构思独特的生日祝福。我在他那儿工作时，曾给他提建议：中国的孔圣人有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的朋友所有年龄段上的都有，对照中国孔圣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各有各的体会。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中国的圣人都主张‘吾日三省吾身’。在工作紧张的社会里，如果我们还能够每日三省吾身，那一定对身心都有好处。”迪尔博士对我的建议仔细聆听，详尽询问，把中国孔圣人的话录入他那年的生日祝福词中，依次发给他的两百多个大客户。而迪尔博士自己拟写的前一年的生日贺词中的一句话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很需要获得认可……那时，在我的观念中，犯了错误很难马上口头认错，有了成绩也不好意思直接请求别人的认可。若干年后，我从德国回到国内，收到很多求职信，我很惊讶，年轻人都很不吝啬推销自己，求职信上都潇洒地写着：相信我，我一定能胜任；给我一个平台，我将大展宏图。这样的话很轻易就说出口。这些年轻人工作中出现了错误，口头认错非常轻松，“请相信我，下次不会发生了”，而下次再犯错这些年轻人也还是很轻松。

我有一段时间感到自己在国外确实落伍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和自己对别人的认可对于人生是多么重要，用适当的语言表达自己是有必要的，但是该怎样积淀自己，让自己不轻易跟从广告式的语言呢？

我从小到大学习和工作都是如鱼得水。和吉姆一起生活，我每天都听吉姆下班唠叨工作上的事情，虽然吉姆大部分时候是在笑话和不满老板或者同事，我却能判断出吉姆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有些问题。对于自己的丈夫，我只能好言相劝，或者和丈夫一起笑话老板和他的同事。我不能完全判断德国公司，更不愿伤害打击丈夫。

但是现在吉姆如此地刺痛了我，我就开始无情地刺痛吉姆。

我刺痛吉姆，有关吉姆工作的成就问题后来长时间伴随着吉姆。

吉姆刺痛我，有关爱情与居留的问题成为我们日后分手的隐患。

要结婚了，我和吉姆走在森林中，空气清新，我的心中充满了爱和感激：“吉姆，你妈妈对我多好，结婚后，我就叫她妈妈。”我感激地想着未来的婆婆，吉姆的回答却给了我一计闷棍：

“你怎么叫她妈妈，她已经有4个孩子叫她妈了。”

我暗自伤心，问：“那我怎么叫啊？”

“就继续叫她名字好了。”吉姆很自然地回答。

“卡琳？”我该叫我的婆婆卡琳！吉姆让我这么叫，我无奈透顶。初到吉姆家的时候，我觉得，按中国的习俗我应该叫吉姆的妈妈为阿姨，可德国没有阿姨这一说，吉姆说德国就叫名字啊。于是我拿腔拿调地就叫吉姆的妈妈卡琳，刚开始有点别扭，叫久了又有点西化的洋气，还有点西化的轻松，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点不是滋味。现在要结婚了，吉姆让我结婚后仍然直呼婆婆的名字，而且是对我心里真的很爱的婆婆。

“结婚后，你也准备直呼我父母的名字吗？”我心情沮丧地问吉姆，吉姆反问我他该怎么叫。此时我却不再愿意跟吉姆多说，按中国的习俗吉姆该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心想：人家既然不稀罕我叫他的父母“爸爸妈妈”，我干吗穷攀呢？

结婚那天，吉姆和我一起往中国打电话，吉姆激动地跟着我大叫我的父母“爸爸妈妈”，叫得我心里五味杂陈。但是，结婚后我每叫婆婆一声“卡琳”，都感觉很羞愧，对婆婆不够尊重。

结婚那天，我感到很幸福，植物园中的大树，把所有的笑声和祝福都映衬成绿色。绿色，象征着无边的憧憬、无边的希望。

但是面对这幸福，我仍然有一缕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压根没有提出让自己的父母来，很麻烦，要办签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花一大笔钱，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的婆婆对我说：在德国，婚礼都是女方办的，梅，我们爱你像爱女儿一样，我们都给办了。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还能提出邀请我父母来呢？

很幸福，但是总有那么一丝压抑摆脱不了。吉姆的父亲我的公公说，感谢我的父母生养了我这样一位聪明有教养的女儿，向我的父母敬一杯酒——隔着数万公里。我自己其实并没有太想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小时候过生日有妈妈做的荷包蛋面，虽然没有包装漂亮的礼物，但是有时候有新衣服，现在啥也没有了。我不满意有了电话之后，父母也迷上时尚玩意儿，连信也不给我写了。父亲的信、父亲的家训、父亲的书法、父亲的文笔，都曾经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看来父亲对放弃写信并没有惋惜，他更愿意轻松地接我的电话了。在电话里，他一句话总是会重复好几遍，却不可能吟诵诗词了。中国往德国打国际长途很贵，父母不打，希望我打，不仅父母希望我打，国内的亲戚都希望我打电话，因为来自大洋彼岸德国的电话是令人激动和值得炫耀的事情。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德国生活，我感觉从父母那儿、从家人那儿都得不到什么安慰了，我庆幸自己在德国有吉姆和吉姆一家，当然我这种对父母和亲人的失望也是绝对不能对吉姆和吉姆一家说的，我要这个面子，要这个自尊，我还必须让吉姆对我父母好些。这一切我都只能一个人孤独地支撑着。算了，就独自一人嫁给吉姆了，嫁给德国了，父母不用来了，来了只会添麻烦，我也不在意父母是否能来参加我的婚礼了。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一种失落和压抑，摆脱不了，挥之不去。

如果我和吉姆有一个孩子，那我在德国就真的落地生根了。但是谈到要孩子，我没有想到吉姆一句话就让我伤心不已。

吉姆个子一米八五，脸型标致，我梦想和他生个漂亮的孩子。吉姆咧着嘴，说玩笑也玩笑，说认真也认真：“什么，生孩子，像你那样的眯眯眼？”我的自尊心大受打击，跑到婆婆那儿告状，卡琳教育吉姆：“怎么这么傻啊，你和梅生的孩子一定是最聪明最漂亮的，远交是优势啊。”吉姆的大眼睛滴溜溜一转：“嗯，妈妈你说得对。还有一个优势，梅很健康，她每项运动都好，滑雪一下就学会了，比所有德国女孩都快。”

我盯着吉姆的大眼睛却想：我在中国已经被认为是双眼皮、大眼睛，而且是深邃的大眼睛，吉姆就没有体会到他妻子深邃的大眼睛的智慧吗？滑雪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仅学得最快，连出租滑雪板的地方都给免费了，集体做游戏时，他的妻子的中国小魔术让所有的德国男士都看傻眼了，参加玩牌盘盘赢，把一个德国女士都气跑了，吉姆不是很为他的妻子骄傲吗？为什么到头来吉姆还是认为我的眼睛小、很奇怪呢？和我生个孩子就会很搞笑吗？

为什么我就认为吉姆的大眼睛那么好看？为什么吉姆就认为我的小眼睛不够好看？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吉姆的眼睛，我开始觉得吉姆的眼睛大却不聚光，更谈不上深邃。

吉姆的失业危机

既然吉姆和我吵架也搬出了德国居留问题，我也就开始挑剔吉姆的智商不够聪明绝顶。

1994年底，德国经济滑坡，失业率大大提高，吉姆也被调离霍尔兹曼总部。他有两个选择，去原东德城市莱比锡或者德国首都柏林。“只能去柏林，吉姆，你的太太是首都人，我是从中国北京来的，我习惯了都市生活。”在德国生活我已经连金融城市法兰克福都嫌小了，吉姆成全了他的妻子，我们共同搬到了柏林，住进了一层别墅，房租不低，因为东西德统一后，德国已经全民公决迁都柏林，全德国的人都在议论迁都要花很多钱。是啊，迁都是很昂贵的。为了吉姆和我“迁都”，婆婆卡琳每个月汇500马克“支持迁都费”到吉姆的账号。没有想到，首都柏林在文化生活方面让我和吉姆百分之百满意，但是吉姆到柏林后，工作就再也没有一天顺心的日子。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他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六点半准时出门，晚上八九点回家。周一到周五，像在法兰克福一样我们每天共进晚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段时间我用德文写完了博士论文，又用中文开始写一本专著，我梦想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相爱、相恋、结婚的数年里，吉姆相当喜欢我的文化梦想，对自己的妻子撰写博士论文、写专著、在家里画中国山水花鸟，吉姆内心很欣赏，在同事、家人、朋友面前总是以自己的妻子为傲。如今经济危机发生了，吉姆劝我放弃所学的找不到工作的艺术专业，去做职业培训，然后做一名高级秘书，因为吉姆的姨妈在柏林就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秘书，穿着入时，办事干练，生活收入都很不错。吉姆觉得，我干这样的工作也一定会得心应手，我在德国大公司兼职时就很受老板的赏识。吉姆有不少银行存款，德国银行的这种存款表，上面提问如果存款人死亡谁继承，吉姆在第一继承人栏里全都端端正正地填着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表格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如今，吉姆常把这些表翻来翻去，他时不时神经兮兮地对我说：“梅，我把银行的钱和我能得到的遗产都算过了，如果失业，我就骑车去全世界旅游，我的钱刚够我一个人生活和旅游，我养不活你了。”面临学业结束，我在德国突然感觉看不到前途，吉姆却毫不忌讳地对我说：“忘记你的北京大学吧，你很聪明，你在德国做一个总经理秘书也是很好的啊。”

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德国以最优秀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只能做个总经理秘书吗？

我绝不愿在德国做个秘书。

我和吉姆的隔阂一下增大了，生活变得很尖锐。

会七门流利的外语、工作勤奋，但是专业能力不是很强的吉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将面临什么呢？

德国当时最大最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兹曼要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吉姆的工作难保了。来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将被裁掉的压力，和公司协议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先生组织了22亿欧元，以挽救这个有着150年历史、在全球拥有2万雇员的建筑集团（Philipp Holzmann），但是回天无力，该公司仍旧和其他德国大型企业一样，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破产倒闭。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筑公司，从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变为施工工程师，亲自上工地。第一个项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一栋历史保护的老建筑里。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详细地给我介绍这栋国家文物老建筑，外部墙面全面保留，里面全部现代化。许多年后，每次路过那栋经过全面改造后外表保留原貌，内部结构全部现代化的大楼，我总是充满感情，觉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负责施工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吉姆是一介书生，曾在霍尔兹曼总部办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较好地胜任办公室工作。但是吉姆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切都很紧张。没过多久，吉姆就感觉到工作的压力及和上司相处难以承受，吉姆解决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别的同事一般不愿到外地工作，而他认为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确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我强烈反对：“吉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喜欢。但是生活不是歌剧，我是中国人，我以为到德国学两年哲学我就会去美国，没想到光德语就学了两年才过关，5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上学上够了。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不想学了，我想稳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但是吉姆不管不顾了。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动让公司把他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去了，两三周回家一次。他像个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是他换洗的衣服，他宁愿背着大旅行包倒火车、倒飞机，也要把这些衣物拿回家来让他的妻子洗。每次下火车或者下飞机，他的表情都让我心动，他四处张望，以为他的妻子没有来接他，脸上充满失落和困惑，最后，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支黄玫瑰在等他，那时他总是极大地满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点羞怯地紧紧抱住我，无数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环都吻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又双双趴在地上找耳环。分离让吉姆重新陷入了爱情，情意绵绵中吉姆会温柔地请求：“梅、梅，我不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还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个大大的家。”

大大的家，两三个孩子，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惜现实不一样，隔三岔五情意绵绵的周末不能代替长久分离的思念和寂寞。在遥远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吉姆又和上司关系紧张起来，即使周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绪不佳，分离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让两个人开始变得陌生了。

分居后重归于好

1996年的圣诞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决定去潜水两周，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释放压力和放松的最好运动，特殊时期的我变得很敏感，我极力反对：“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我曾给吉姆讲过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吉姆觉得中国女孩真是太大惊小怪了。我不愿跟着吉姆去潜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临头。我第一次没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独自一人逃往美国，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几年，我第一次单独花家庭存折上的钱。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结婚后开的户，上面是我和吉姆两个人的名字，由于结婚后我不打工了，没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资。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节省的妻子，每月从家庭存折上取出用于家庭开销的钱很少，少得几乎要成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宽松的日子，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他挣的每一个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业了怎么办！我从美国回来，见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脸和吉姆摆在桌子上草拟好的分居协议，他说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了，按照德国法律，夫妻必须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离婚，所以他要先开始和我分居，然后再考虑是否和我离婚。我心里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怜，傲气的我咬着牙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

这份分居协议我只记住了内容是要和我分居，文字我一个字也没记清。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了。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各占一室，我们共用客厅和厨房，像一对常年合住的房客，照常进出，相安无事。德国法律规定，在夫妻分居期间，如果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必须支付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妻子的生活费用，吉姆严格按照德国法律支付我分居抚养费。我觉得有意思，我和吉姆是恩爱夫妻时，我勤俭持家，每个月从来没有花掉吉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每个月、每年剩余的钱都在吉姆和我的共同账号上。现在两个人分居了，我们是各住各的了，我拿着足够多足够花的钱，却连家务都不用做了。我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法律总是不及自律。

我和吉姆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的，这个家我很舍不得。

我到德国之前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里，16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住的。父母都在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工作，我出生的时候全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搭了一间更小的小屋作为厨房，我以为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是父母结婚的新房，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父母是借别人的宿舍结婚的，一间宿舍里面本来是住两三个人的，给其余的人说个好话，让他们回避一下，让我的父母新婚之夜能住在一起，这就结婚了。后来我要出生时，单位分给父母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没有厨房，因为是小平房，各家各户都在屋子外搭建了一间小屋做厨房，我和父母，后来又加上妹妹，四口人住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单位第一次为职工盖楼房，父母因为是双职工分得了两间房子，共二十几平方米，我家住底层，还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院子。父母在院子一角栽了一棵树，几年后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我的父母还养了几百条金鱼，养了很多花，养了鸡，我和妹妹放学之后的任务是到臭水沟里给金鱼打捞鱼食，臭水沟里泥越黑越臭，一片片在黑泥上漂浮着的红红的鱼虫长得越鲜艳越肥，捞回了鱼食喂了鱼儿就给花浇水，冲洗带鸡粪的院子地面，鸡生出了鸡蛋轻松得咯咯地叫，每只鸡发出的声音高低长短节奏都不同，构成鸡鸣重奏。晚餐时，桌子摆在院子里，被花儿包围着，几百条鱼儿在身边游着，香葱炒自家鸡生的鲜鸡蛋，味道真好，但我有时顾不上吃饭，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因解答数学方程式入迷。

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

后来我上大学到了北京，大学是6个学生一间宿舍，上下铺，大家常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有微小的冲突，但是在那间屋子里我也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大家成了姐妹。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宿舍，这在当时北京的高校里属于最好的条件，我享受了这个好处，但是依然觉得不够，因为当时女生开始有男朋友了，每个人都很需要私密的空间。从那时开始，我才有了对独立空间的强烈渴望。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独立空间。到德国后首先是住学生宿舍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房间，沙发掀开是一张床，浴室和厨房在楼道里，我第一次有了拥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后来，我又努力得到了公寓似的学生宿舍，18平方米，还带自己的浴室和“厨房角”。所谓“厨房角”，就是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房间的一角安装了电炉平台、冰箱、水池等，这比在90年代初，我的大学同学研究生毕业结婚了还住“筒子楼”的条件都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私人空间的感觉。

吉姆和我从法兰克福“迁都柏林”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据说房子里以前住着美国人，“二战”后柏林的东边由苏军占领，西边由英、美、法三军占领，东西德统一之后，驻军全面撤离。美国人住在柏林看来很舒适，房子是栋小别墅，共三层，我和吉姆住二层。墙壁颜色暗淡了，我买来涂料、刷子，系上头巾，登上梯子，亲自动手刷白。吉姆和我迁都柏林，婆婆很支持，主动提出每个月资助我和吉姆500马克“迁都费”，以确保我们在首都的小资生活。我此次不用去包豪斯挑木板搭家具了，沙发、地毯、餐桌、床、大衣柜我一件件去家具商店挑选，为了节省送货费，我自己开着一辆运货车横穿陌生的都市去提货，家具到了，我一个螺丝一个钉，自己动手组装。家具摆齐全了，我在宽大的餐桌上展墨研笔。最终，家里洁白的墙面上都挂满了我充满憧憬和安宁的水墨画。

我很舍不得这个家，和吉姆分居后，我一如既往地收拾着这个家。吉姆明目张胆地交了个女朋友带到家里，我礼仪如常。但是有一次，吉姆和他女朋友吃完饭，留下桌子上的杯盘狼藉就要离去，我要发火了，吉姆也要发火，被他的女朋友劝住了。法律上，我还是吉姆的妻子，但是我和吉姆分居了，我们两个人认为各自都有自由，应互不干涉私生活，我想对吉姆发火，可面对那个陌生的女人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自在感。那个女人处于恋爱中，似乎因为幸福而大度地劝住了吉姆，这让我感觉自己涵养不够，几乎有一种失败感。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从容以待，以不变应万变，有火也不发。一年过去了，按照德国法律，吉姆可以提出离婚了，但是他不想离婚了，他主动与我和好了，那位露水女朋友早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了，吉姆更像不曾发生过似的说和那个女孩根本没有希望，不可能，年轻的女孩连大学都没有开始上。我想吉姆养我这个博士就已经害怕了，自己的工作职位都难保的吉姆更不敢真娶一个经济没有独立的女人。

吉姆和我自自然然又在一起了。

1998年8月16日是个星期天，我和吉姆去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看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回顾展。费宁格1871年出生在美国，19岁到德国学习，就留在了德国和欧洲，直到晚年才回到美国。173幅油画展示了他美国——德国——欧洲——美国70年的绘画创作生涯，内容丰富得让人不知从何看起。为此，吉姆和我参加了一个讲解团，把欣赏之旅交给讲解员去带领。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我步步紧跟讲解员，讲解结束时，我真感觉有点累了。坐在博物馆的露天咖啡馆里，我们谈论着费宁格的画和讲解员的讲解。吉姆和我一致认为费宁格的画很奇特，尤其是色彩，他所有的画几乎都是模糊发旧的调子。吉姆和我都对讲解员不满意，觉得讲得不够深刻，讲解仅仅随着绘画的选题泛泛介绍，但我们都无可奈何，尤其是我，觉得不听讲解更不得要领，因为我对费宁格没有任何了解，我懊恼自己美术史知识的匮乏。似乎为了安慰我，吉姆另辟话题，眉毛抬了抬：“你有没有注意到，听讲解的人群中，有一位女士很独特？”“怎么可能，我当然只看人群中的男士了。”我半顶撞半调侃地回答。吉姆拉近椅子，一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俯着身子神秘地说：“那位女郎已不年轻了，但她气质独特，很迷人，她的头发大约是自己剪的，参差不齐，非常短，向上立着，这使她的脸部很有个性。”“你不错啊，观察迷人的女士比看费宁格的画还仔细，是不是整个参观中你把全部的女人都轮番看了个够啊？”我不由自主地揶揄。吉姆开心地大笑起来：“亲爱的，其余的人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听讲解，好像是给自己的星期天找了个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但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快活，只有你……”我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个观察力古怪的丈夫怎么在欣赏完别的女人之后再刻薄他的妻子。吉姆充满爱心地笑了：“亲爱的，只有你是人群中唯一的天使，你像在教堂里听圣经一样入迷，脑子里没有任何偏见和预先固有的想法。”“你把我说得像我们中国的乡下姑娘进城。”我嘴硬着，心里还是很高兴，暗暗惊讶吉姆淡如水的表情下，原来观察感受都一针见血。

我和吉姆不仅和好如初，而且生活比以前更自在了：我也挣钱了啊！在和吉姆分居以后，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工作和独立的重要性，我放弃了创立一个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梦想，开始在柏林四处找工作。很快，我就在德国一家做国际培训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的重点业务是为在转型和改革中的俄国和中国一些高级团体提供培训，我在办公室做业务管理、翻译，高级团体培训结束后一般有一周到两周的参观和旅游时间，我也会做导游，团员如果在旅行中购买高级手表和钻石，我还有价值不菲的回扣。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自从我有了自己的收入，我就不要吉姆给我抚养费了。我只是出于我的本能这么做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让吉姆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吉姆与我和好的原因。

我和吉姆像以前一样周末看展览、看演出、做运动，但是看展览、看演出之后却不必像以前一样犹犹豫豫，而是不假思索地出入饭馆、咖啡厅。面对面时，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很多话，但是吉姆自在得很，牙签夹在指缝里，翻着报纸，读着杂志。

吉姆又成了那个在我身边自在自得的丈夫，但两个人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

女人一生的命运是怎么决定的？这永远是个谜。

我曾经有自己坚定的生活追求和准则。在中国，我一帆风顺，16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二十几岁已经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即将在大学任教。但是我的心中有出国学习的梦想，这个梦想似乎高于一切，或者说，时代的潮流让有机会的人都想去美国或者欧洲留学。我获得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去了德国，从零开始学习德语，并在30岁的时候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我崇尚艺术，喜欢旅游和运动，这些我和吉姆都合得来。但是当我30岁拿到德国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自己想要孩子了，我有年龄的压力。

吉姆在外地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其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两个人重新和好之后，我想为我们的婚姻快点打好另一个根基，要一个孩子。但是吉姆感觉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不稳定，他想等一等。

等一等？20岁的女人能等，我三十多岁了，一路走来，出国、打工、攻博、工作，我都有了，我突然觉得唯有孩子不能等了。

我不能等，还有一个不能和吉姆说的理由。

中国在变化，我也在变化！相比在读书阶段对德国的文化如饥似渴，非常愿意扎在德国人的圈子里。攻读完博士之后，尤其是从事接待中国高级团队的培训工作后，我重新接触到中国人，我了解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变化。10年了，我因为向往德国、爱德国、爱吉姆而远离中国，我因为学德文，用德文写博士论文，强迫自己只读德文书，尽管读得很慢，慢到有时也提不起兴趣，但是我远离了中文。如今，我发现中国仍然在我的心底深处，中国在这1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如饥似渴地只想参加有关中德的活动，做宣传中国文化的工作。

在做中德文化交流活动时，我有了一个中国情人，我和吉姆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出现危机，而吉姆并不在我身边。

情人意味着什么？恐惧与激情。

吉姆工作的不稳定以及和吉姆的分居，让我感到恐惧。我有了一个情人，我心里更加恐惧。我害怕女人在这些不稳定中一切都鸡飞蛋打，一辈子错过孩子。没有孩子的一生对女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一生，我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而现在这种教育起作用了，我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状态，生理也发生了变化，我害怕自己老去，强烈地渴望孩子，希望用孩子和吉姆建立终生的联系，甚至和德国建立永恒的联系，但是其实我又都想不清楚，也并不坚定。于是，我的生活追求和准则都转眼间发生了变化，我忘记了一切，我要的婚姻，婚姻后的共同生活，彼此了解，然后再要孩子，这些我都抛到脑后。

1998年9月25日，星期五，德国总理大选的前两天，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场选举集会在柏林举行。这个晚上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和我的中国情人云，也就是后来我儿子的父亲，置身其中，我们是集会上仅有的中国人。云有着动人的嗓音，他是学录音出生的穷学生，当时他兼任德国之声、法国之声对中国广播的记者。

我是第一次置身在这种媒体、竞选、政治的环境中。好几个德国和世界的电视台都在准备现场直播，摄影师、灯光师不断地旋转机器调试位置，特别是主持人，好几个走来走去酝酿情绪，一位女主持人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支持者们特别激动。未来的总理施罗德先生走上了演讲台，我完全被激情淹没了。

人一生的命运就是要自立、搏击。施罗德先生年轻时的经历不是也很艰难吗？他念完中学，大学没上就工作了，后来通过补习才进入大学深造，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奋斗都要当总理了。和吉姆的婚姻一定是我想要的吗？自从有了吉姆，我做起了舒适的太太，不再进行孤独的奋斗。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了，他不再愿意我成为他的负担，他和我签订了财产协定，不再顾及我起码的自尊，他让我在德国做个秘书，根本就不把我这位中国名校的高才生当回事，他觉得和我生个孩子还会是眯缝眼。吉姆跟我去中国，玩得像个孩子，但是，他挤公共汽车把不住车门掉下去了，摔了个大趔趄，他不理解中国的拥挤，觉得中国没有秩序。中国南方没有暖气他感冒了，整天流鼻涕，他不理解中国的贫穷。他批评北京的灰色建筑像兵营，害怕我今后回中国，更害怕我带着他的孩子回中国……我忽然拥有了无穷的力量，我不想等吉姆要孩子了，我决定和吉姆离婚，和云生一个百分百的中国孩子，从零做起，靠自己独立奋斗。

这一夜我没有回家，而且决定永远不再回那个家，1998年总理选举的那一晚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激情中、压力下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找借口，我觉得最终和一个中国人生活并要一个孩子是对的，从零开始共同奋斗，想留在德国或者想回中国都能步调一致，进退自由。

两天后，1998年9月27日，施罗德先生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击败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

4年后，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政府面临困境，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的呼声很高。

2002年9月21日，星期六我从中国回到柏林，家中书桌上放着9月22日举行的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的公民投票，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看那些德语的选举说明实在有些费劲，我不打算参加选举了。星期天，我约好了去朋友立新和贝恩德家，贝恩德开车来接我。路上，贝恩德问我投票了没有，我说没有。贝恩德开玩笑地用投票宣传语鼓励我：“您的一票就将决定谁当总理。”我看着表，说来不及了，现在离投票截止时间还差10分钟，贝恩德立即掉转了车头：“梅，我送你回去取选举票，你家旁边拐角的小学就是一个投票点。“17点58分，我投下了在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票。当晚，在立新和贝恩德家里，我们喝着啤酒，紧张地看着唱票结果，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一路微弱领先，电视屏幕上两党党部都在准备庆祝，胜利有胜利的庆祝，失败了也有失败的庆祝，反正都是庆祝。而坐在电视机前的选举人因为自己真情地投出了一票，看到自己投票的党票数落后了，真的没有心思庆祝，连口中的啤酒都觉得分外苦。当唱票接近尾声时，历史发生了转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联盟以微弱多数胜出了。刚刚还情绪低落的立新、贝恩德和我激动地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好爽啊，贝恩德和我碰杯时大声欢呼：“梅，你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

我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吗？那我的命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将成为我终生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离婚了

处在失业压力下的吉姆终日神经兮兮，他最担心他的财产，担心我也许会成为他永久的负担。在我们开始分居的时候，吉姆要求我到律师公证处和他公证财产协议。根据德国法律，丈夫和妻子离婚，妻子如果没有工作，丈夫必须视情况而定继续支付前妻生活费。夫妻双方如果婚前没有财产协议，必须从法律上界定哪些财产是妻子应得的。我不是不懂这些符合逻辑的法律，但是我自有我的原则，对于我来说，吉姆提出分居，提出签订财产协议，这些都痛及灵魂，动摇了平等的婚姻基础。我来到德国，只梦想过爱情，没有梦想过金钱。因为有爱情，我梦想过有朝一日通过自己的奋斗用双倍的成功、双倍的金钱来使这份爱情圆满。现在壮志未酬，婚姻却要破裂了，我既伤心又恐惧。也许，正是这种压抑和恐惧导致了几年之后癌症的爆发，但是当时我全然不知，我咬着牙全部放弃，同意一旦和吉姆离婚，不要他的分文财产，分文不要他抚养。我毫不迟疑地在吉姆的律师起草的财产协议上签了字。

这个财产公证协议，我除了知道内容是要我放弃财产，文字我一个字也记不清楚。

走出公证处，我既心痛又轻松，想着到德国时我也是一无所有。如今，我和吉姆的那些存款单毫无关系了，那些存款单上都写着，如果吉姆去世，我是第一继承人，但我一点都不想当那个第一继承人，因为这竟然是和吉姆的死联系在一起。

我在一夜之间怀上了一个孩子，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一个事故，而是我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是个敢于做决定的女人，而且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决定要孩子，就决定了别无选择地要和吉姆离婚。本来离婚双方都可以请律师，其目的当然是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维护各自的权益，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由于我除了吉姆愿意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连律师也不请了，任由吉姆的律师处理。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女友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她的离婚故事，她从事高雅艺术，喜欢自己的工作，但遗憾的是收入不高。她的丈夫，准确地说是前夫曾经做过房地产推销，推销得不错，他们家也就有了两套房，但是她高雅的情调渐渐和做房地产推销的丈夫不合拍了。尽管丈夫最后也放弃了房地产推销，考上了研究生，但是丈夫又成了没有收入的穷研究生，她有了一位更高雅的情人，和丈夫协议离婚了，她郑重地说，房产是一人一半分的，而她颇为同情丈夫，知道丈夫还有一些现金，就不提和丈夫分了。我很为女友叙述时优雅从容的风度吃惊，女友自己有了情人，房子是前夫当年推销房地产时收入高买的，现在前夫读研究生没有收入，对这些，女友似乎毫不自责。但是，我知道，从法律上讲，女友是无辜的、有道理的，尽管她有了情人，尽管是她要和丈夫离婚，但是他们婚姻中的财产还是共同的。至于我一贯的法则，我和吉姆离婚，却不和吉姆分财产，那其实是另一回事了。

我决定离开吉姆独自往前走，其实倒不如说命运让我选了另一条路往前走。人大凡回头看看自己的某些决定，做过的某些事情，会明白那些决定未必能称为自己的决定，其实更多的是命运的使然。

离开吉姆时，我到德国整整10年，除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几乎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