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结束后，领头的几个人中有两个主要成员由于家里的麻烦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一段时间，人们既没了酒川五郎的消息，也打听不到霍克斯沃斯・黑尔的近况。起初，似乎前者的麻烦更大些。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当五郎遇到那位身材苗条、争强好胜的东京时髦女郎明美姑娘之后，他们的生活就变得一天比一天复杂。起初，那些想要执行占领区“不亲善条例”的巡警总是前来骚扰，跟心爱的姑娘约会时，如果巡警有权随时闯入，那可真是让人不胜其烦。接下来，想跟日本姑娘结婚的美国士兵个个都会碰到无理阻挠，因此五郎痛心地说：“有好事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认为我是美国人，一旦有了倒霉事，我就成了史上最棒的美国人。”这对青年情侣躲过了反结婚条例。他们在东京郊区找了一座寺庙，按照神道教规矩举行了婚礼。后来他们发现，五郎不能把信仰神道教的姑娘带回美国，所以在领事办公室又上演了另一番闹剧。在那些绞尽脑汁的日子里，明美姑娘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姑娘，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她对那套官僚习气表现得相当配合，所以她的文件最终总算办齐了。靠着这种特殊的手段，她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夏威夷了。

1946年，军队的运输船靠近了火奴鲁鲁，明美姑娘成了那艘船上脑子最清醒的新娘。她本来就没抱什么幻想，因此美梦破碎后也就没有多少痛苦。不少别的姑娘初到美国的数天都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明美并没有被美国大兵酒川五郎冲昏头脑。她明白，五郎正是被时髦姑娘们称作“乡下人”的那种小伙子，他头脑固执，没有念过多少书，土里土气的。在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的时候，五郎就进入了在日本遍地开花的巨型企业P.X.公司，军方发给他的工资使得他跟日本人比起来简直是百万富翁。即使在那个时候，明美也知道，五郎不是阔佬。进一步说，明美的一些朋友认识在夏威夷生活过的人。她们特意警告说，夏威夷的多数居民都是广岛县人，他们固执地排斥外地人，而且并没有多少现代思想。有一个性格开朗的东京姑娘悄悄对明美说：“我去过夏威夷。整个地区一个时髦姑娘也没有。”明美对于自己的婆家并不抱有幻想，即便如此，摆在她面前的事实还是让她措手不及。

在码头上迎接她的是酒川先生和女婿石井先生，两人的太太像两块石头似的站在矮小壮实的丈夫身后。明美心想：“在日本，只有三十年前的家庭才是这个样子。”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一眼就喜欢上了壮实的小个子酒川先生，他的两只胳膊向外吊着，一直垂到膝盖。明美低头看看他，心想：“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但接下来看到脸色阴沉、心如磐石、传统守旧的酒川太太时，明美不寒而栗，暗自想道，“我最怕的就是她这种人。在东京，我们专门跟这样的人作对。”

明美猜得没错。酒川太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轻松自在。她对自己的丈夫百般温柔，对媳妇却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很久以前在广岛的时候，儿子把女人领进家门在水稻田里干活的时候，做母亲的责任就是要让女孩尽快磨砺成种庄稼的好手，酒川太太准备为五郎执行这个任务。事实上，船刚一靠岸，她看见明美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五郎给自己挑了个麻烦媳妇。她不满地对女儿礼子咬着耳朵说：“她看着像个城里姑娘，你知道她们有多爱乱花钱。”

如果五郎有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让他能够在外面居住，也许婆媳两个还能维持在肚子里发牢骚的阶段，因为这样一来，她们两个就能够尽量避免见面，并且为了五郎的缘故努力不伤和气。但这是不可能的，五郎在工会的薪水不允许他建立自己的小家，他们只好跟父母住在一起。酒川太太最初尝试降伏明美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的宗旨：“我来到夏威夷的时候，日子过得艰难，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惯着你。”

“她是不是要我出去，每天下午砍上几根甘蔗呀？”有天晚上，明美问五郎，最后，五郎开始不愿意回家了，因为两个女人会轮流找机会把他拽到角落里，向他抱怨另一个女人的不是，诉说自己白天的辛苦。

最让明美抓狂的都是些芝麻小事，可总是没完没了，最后终于影响到了与五郎在一起的快乐。酒川一家即使在广岛生活的时候，说的也不是最规范的日语，现在他们在夏威夷与世隔绝了这么久，语言能力更是大大下降。现在，酒川一家的语言混杂着很多夏威夷语、中国话、豪类语言和菲律宾词语，还从墨西哥人那里学来一种往上挑的、唱歌似的音调。明美几乎听不懂他们嘴里的词，但她什么也不说，尽量保持着礼貌的态度，从来不在酒川一家面前说三道四。正如她对另一个在商店遇到的战争新娘所说的一样：“我发现这种可怕的语言非常好笑。”于是两个姑娘便心照不宣地开心大笑起来。

酒川一家可就没这么善解人意了。他们发现明美说着一口语音语调十分讲究的标准日语，这让他们觉得很火大。“她自以为高人一等，”酒川太太有一天晚上对五郎大发脾气，“她说话的那副德行，老是像塞了一嘴豆子又不敢嚼烂似的。”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明美随意说些话，酒川太太会重复一两个字，用野蛮的夏威夷语的腔调发音，接着大家都会笑话明美，把她羞得满脸通红。

明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她在市场转悠，等着某一位战争新娘走进来，然后两个人便像是异国他乡的两个难民似的，急不可耐地用文雅讲究的日语谈话，而不用担心被对方嘲笑。“在日本的生活好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儿了。”有一天明美生气地说。说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于是另一个女孩儿递给她一面小镜子，让她补补妆，再摆出一副端庄的样子。明美久久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说：“文子，你能相信我也曾经是时髦女郎中最出风头的吗？我喜爱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我奋斗的目标是要解放日本女性。现在我比她们之中随便哪个过得都惨，你知道惨在哪儿吗？因为到处都是如此可怕，如此丑陋。房子丑，语言丑，思想也丑。文子，我有一年时间没去听音乐会，也没去看过戏剧了。我认识的人中，除了你，没有哪个听说过安德烈・纪德。我认为咱们这一步走错了。”过了一阵子，明美单独待在酒川家里的时候想：“我之所以还活着，就是为了能跟一个有脑子的人说上几分钟话，可是每次说完我都比之前更加难过。”

有一天晚上，她坚决地说：“五郎，今晚有一场歌剧音乐会，我认为咱们应该去。”他们别别扭扭地去了，但明美却并不快乐，因为五郎总是觉得不自在，而且全场观众之中，除了几个学生之外全是豪类。“难道日本人从来不看戏，不听音乐吗？”她问，然而五郎听了这话，以为明美又要开始抱怨了，于是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们忙着干活呢。”“干活为的是什么？”明美没好气地问，五郎什么也没说。

明美下一次在市场遇到文子的时候问：“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干活儿？在日本，男人和女人埋头苦干，是为了买一张戏票，或者一件精美的瓷器。他们在这儿是为什么而工作？我来告诉你是为什么。他们就为了能买一辆黑色的豪华汽车，然后上了年纪的妈妈坐在后座上，在火奴鲁鲁开着兜风，说：‘现在我跟豪类一样体面了。’每次我看见日本医生和律师坐在黑色大汽车里，都觉得无地自容。”

“我也是，”文子坦言，“一想到他们丢下日本的一切，却换来这一套价值观，我就觉得丢脸。”

茂雄从哈佛大学以优等生成绩毕业回来之后，事情稍微有了些好转。明美总算有一个有脑子的人陪她聊天了。两个人在政治和艺术这类问题上一谈就是大半天。明美惊讶地发现，茂雄在波士顿参观过博物馆，但他却说：“要是我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去，但是我与阿伯纳西博士夫妇同住，他们说，如果哪个礼拜天你没有锻炼你的头脑，就白白浪费了一个礼拜天，我跟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给我讲讲波士顿交响乐团，”明美求他，“在日本，我们认为那是一流乐团。”

这时候，精明的酒川太太把茂雄拉到一边，说：“不许你再跟明美说话。她是你嫂子，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姑娘，她会勾引你爱上她，然后咱们家族可就出大丑事了。我告诉过你和五郎，你们应该躲着点城里姑娘，但是你们谁也不听话，现在看看，闹成这样。”

“闹成什么样？”茂雄问道。

“五郎沾上了一个既虚荣又愚蠢的姑娘，”母亲说，“音乐，文学，戏剧，整天都是这些。她想谈政治。那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姑娘哪！”

茂雄并不怎么在意母亲给出的理由，然而明美那种日式的柔美的确让他心猿意马。茂雄不再愿意跟她单独相处，于是明美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悲惨。有一天，来了一位夏威夷大学的年轻社会学家，总算把明美救出了火坑。须见山崎博士的父母也是广岛人，须见山崎博士则是一位出色的姑娘，正在对三百个嫁给美国大兵的日本姑娘进行访问。在她的研究快要结束的时候，她遇见了明美，这时候她的研究成果刚刚开始有了雏形。

明美希望她的客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起初，她穿上了最时髦的东京式样的衣服，使得自己看起来好像来自巴黎。但她照照镜子，心里想：“今天我想显得有日本味儿。”于是她换上了一件浅灰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山东绸和服，束着灰色的腰带。结果明美发现，对方是一位相当有魅力的年轻社会学家，身上穿着一件真正的时髦衣服。山崎明眸皓齿，跟敏捷的思维正好相配。两个女孩子马上就喜欢上了对方。山崎博士见到明美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丝念头，不久之后她写道：“酒川明美穿着一件样式正统的和服，这意味着她也许十分想念家乡。”她询问了两个问题之后，这位社会学家便可以十分准确地给这位女主人分类了。

“你的和服让我明白了你的一切，酒川太太。”她开玩笑说，讲着一口流利的标准日语。

“请叫我明美。”

“你心里的不满是这样的，”聪明的年轻社会学家这样说，“在东京，你是个时髦姑娘，为了女性的权利奋起抗争。在这里，你却发现自己身处古代日本，古老得连你的父母都不曾经历过。你觉得本地的语言粗野不堪，前景一片黯淡，生活毫无美感可言。”山崎博士踌躇了一阵，然后补充道，“你觉得，如果这就是美国，你还不如回到家乡的好。”

明美姑娘涨红了脸，她的内心还没有做出那个痛苦的决定，虽然她也一度怀疑过，自己恐怕迟早要回到家乡去。现在，另一个人柔声细语地讲出了这些可怕的字眼。

“很多人跟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吗，山崎前辈？”

“是不是知道这一点，对你有帮助？”年轻女人问道。

“当然有帮助！”明美热切地喊了起来。

“你明白我的数字还是不完善的……”

明美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说：“听到有人说‘不完善’这个词真是太好了。”

“我恐怕你太刻薄了。”山崎博士责备地说。

“比其他姑娘还要刻薄？”明美问。

“那倒未必。”

“我认为你来找我，现在正是时候。”明美热切地说。

“总的来说，是这样的。”山崎博士说，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明美打断了：“如果我说我想给你倒一杯茶，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傻姑娘，山崎前辈？我非常非常思念故乡。”

两个女人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明美郑重其事地备茶，茶道仪式结束后，山崎博士继续说道：“假如说，有一百个这里的本地士兵娶了日本姑娘，其中有六十个的丈夫是日本人，三十个是白种人，还有十个是华人。”

“这些人的婚姻怎么样？”明美姑娘问。

“这个，如果你看那三十个嫁给白人的幸运姑娘，其中大约有二十八个过得很幸福。有些姑娘说她们简直是幸福得发狂。她们说，就算把整个日比谷公园都送给她们，她们都不肯回到日本呢。”

“她们不愿意回日本？”明美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这些姑娘对读书、戏剧，或者音乐着迷吗？”

“跟你差不多。但是，如果一个豪类男人娶了个日本姑娘，他的父母肯定会震惊于他们真的会拿出全部身心的爱去对待那姑娘。他们一见到像你这样的姑娘，看到你又温柔，又有教养，对儿子又是百般呵护，就简直不知道怎么补偿你好了。他们爱她们爱得过分。他们把她的生活照顾得像是在人间天堂一样。”

“这样的人喜爱音乐吗？”明美问。

“通常，如果一个男人没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就不会有胆子娶日本姑娘回家。这样的夫妇简直称得上珠联璧合。”

明美失神地看着酒川家光秃秃的墙壁，家里有一台四级管收音机，总是调在一个频道上，播的不是美国爵士乐，就是土里土气的日本山歌。只要她跟五郎去看一场电影，不用说，收音机就会换成“千百乐舞曲”，这是日本的西部故事：英勇的武士与六十个全副武装的坏蛋搏斗，一根毫毛都没少。

“那些嫁给华人士兵的日本姑娘，”山崎博士继续说，“她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华人的父母坚决相信自己绝不可能喜欢这位从未谋面的儿媳妇，所以他们十分痛心。在姑娘到来之前，他们整天都怨恨她。接下来他们却发现，那姑娘一点儿都不像之前自己担心得那么糟。姑娘一旦证明自己是真心爱着他们的儿子，那么大家就都能互相尊重，所以他们的生活也相当顺心。”

“可是，日本人的婚姻呢？”明美问，“你都不敢说他们过得好。”

“有些人过得好，”山崎博士安慰她说，“这种情况都是农村小伙子娶了广岛县的农村姑娘，这样一切都相当顺利。但在数量惊人的例子中，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婚姻并不幸福。我认为我们的数据将证明百分之五十五的这类婚姻遇到了麻烦。”

“为什么？”明美问。

“我本人出生于夏威夷，”山崎博士说，“我自己的家庭跟你的婆家一模一样。我的父母是强壮的广岛农民——请记住，就算放在现代广岛，我们这些夏威夷人看上去也十分过时。不管怎么说，我算是个夏威夷当地人。有趣的也正是这一点。白人的婆婆和华人婆婆都明白，她们特别努力地去理解和爱护这个外来的女儿。她们也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很快乐。固执的日本婆婆呢——希望上帝能帮助那个跟我兄弟结婚的姑娘，她得忍受我母亲——情形一目了然，她们全都以为自己娶进家门的是那种四十年前的日本南部女人。她们完全不主动去理解别人，所以她们和媳妇们相处的时候毫无快乐可言。”

“你知道是什么葬送了我的婚姻吗？”明美突然问。山崎博士对这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并不觉得惊讶，她已经见证过好几个类似婚姻瓦解的例子，但明美却犹豫了，显然，山崎博士得自己猜上一番了，于是山崎主动说：“在日本，年轻小伙子们得学会接受新的婚姻关系，但在夏威夷他们什么也不学。”

“没错，”明美承认，“其他姑娘也是这么说的？”

“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山崎安慰她，“但是很多姑娘熬过去了，她们不再抱着自己的不满情绪不放，或者想法子改造自己的丈夫。”

“你知道是什么让我做不到这一点吗？”明美问，“是什么事情日复一日，让我心灰意冷？”

“是什么呢？”社会学家心知肚明，但仍然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

“他们嘲笑我的正统日语。我再也受不了这一点了。”

山崎博士想到自己的家庭，苦笑了一下。“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她笑着说，“我有博士学位。”说完，她学着自己母亲的腔调说，“‘你认为你比我们都强吗，说话拿腔拿调的？’所以在家里，为了保护自己，我就说本地混杂土语。”

“我不会那么做，”明美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我曾为了信念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如果你爱你的丈夫，”山崎博士说，“你就会学着适应。”

“有些事情我永远适应不了，”明美说，接着她脱口而出，“你结过婚吗，山崎前辈？”

“我订婚了。”社会学家说。

“对方是当地人？”

“不是，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豪类。”

“我懂了，你根本没胆量跟当地人结婚，是不是？”

“是的，我没有这个胆量。”山崎博士认真地说。

明美点着社会学家的笔记本笑了起来：“现在，在你的笔记本里，我已经成了个标本了。”

“你是很多人中的一个。”山崎博士说。

“但是你猜猜，我希望待在哪里？”

“你向往的是西银座一间小小的咖啡厅，周围都是令人激动的谈话，谈书本，谈政治，谈音乐。”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明美问。

“因为我自己也想在那种地方。”山崎博士承认，“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未婚夫，所以我知道日本是个多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还要说下面的话。夏威夷也同样令人激动。作为一个日本年轻人，在这里可能会有全世界最令人激动不已的经历。”

“可你刚才还说，你不会嫁给当地人。”明美姑娘提醒道。

“作为一个女人，我要在舒适的家中寻求幸福，就非得要嫁给我的芝加哥豪类丈夫。但纯粹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抛开学者身份——我宁愿待在夏威夷。”

“请对我说真心话，山崎前辈，在你看来，如果某个社会认为一辆加长黑色豪华轿车就是自己的理想，那么这里会是个居住的好地方吗？”

山崎博士花了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答道：“你必须理解，这个地方的日本同胞们追逐的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标准是由固有的豪类社会制定出来的。大房子，有权有势的汽车，上耶鲁的儿子，管他能不能学到东西……这些就是住在夏威夷的人们必须接受的成功标准。你不能突然要求日本人超越这些标志，毕竟他们就是在这个标准下长大的。”

“有三年时间，我希望我的丈夫能超越这个标准。”明美痛苦地说。

“耐心点，”山崎博士说，“你会发现，夏威夷变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不会，”明美慢慢地说，“这里是荒漠，是个傻里傻气的地方，什么也不会改变这里。”

两个女人分手了。那天夜里，山崎博士给酒川茂雄打了个电话——他们在普纳荷学校结识了对方——博士说：“茂雄，这其实不关我的事，但是你的兄弟五郎可能要失去他的妻子了。”

“你这么认为？”

“我知道一定会这样。她跟那些搭船返回日本的姑娘说的话一模一样。到现在为止，我曾亲眼看见有十九个这样的姑娘回国。”

“我哥哥应该怎么做？”茂雄问。

“给她买三张贝多芬的交响曲唱片。”山崎博士说。她知道，对于五郎这样的大老粗来说，这样的行为简直想也没想过。除此之外，酒川家的老太太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音乐进自己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