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五月，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大上海计划”。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

　　天还是鱼肚白时，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很快，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大多都放着几盆花，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

　　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有记者提问，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吴市长的回答是：‘即使为重建，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

　　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

　　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样？我跟你算算账。一百元法币，十年前买两头大牛，五年前买一头猪，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说到底，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走不通关系，那日子就不好过。”

　　其实说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

　　“顾先生好福气，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

　　“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人聪明，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局长升！”

　　男人嘴上谦虚着，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我是告诫过他的，第一，做人要讲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实。第三……

　　顾家二楼窗户被“啪”地推开，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顾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几点了！不要回来帮忙的呀？”

　　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