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日本、中国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

91.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就拿长征举例。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长征对目标的选择不是一个神灵般的预言，就是说红军长征之初就选定到陕北建立根据地，不是这样的结果。

长征最初没有人称之为长征，称为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是考虑到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这个目标被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就认识得非常清楚，就知道红军一定会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所以防范甚严。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为3万余人，损伤过半。沉重的损失使红军彻底认识到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的博古和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所确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湘江之战之后怎么办？新的目标到哪里去？没有确定。

后来在黎平会议提出到贵州，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对中央从江西出发选定的湘西目标作了第一个修正，就是不到湘西了，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选定的这个根据地，在遵义会议又被否定了。

遵义会议提出的目标又是什么呢？遵义会议的决议，一方面，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军队的指挥权；另一方面，确定了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进而赤化四川。

遵义会议确定的目标，由于一渡赤水之前的作战失败，被迫放弃，就是说建立川西北的根据地也没有可能，首先因为从宜宾附近渡过长江就完全不可能。

一渡赤水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又把遵义会议提出的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争取赤化四川这个目标改变了。扎西会议提出的是，在云贵川边建立革命根据地。

云贵川边的根据地也没有搞成，因为川军、滇军的夹击。川军、滇军很快就到了这个区域，云贵川边也搞不成了。后来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占领了遵义，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叫遵义大捷。

遵义大捷之后，红军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要解决贵州。在遵义会议之后，三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同志就力主红军主力要歼灭国民党的追击军周浑元纵队，要与周浑元纵队进行决战，全歼周浑元纵队，进而赤化全贵州，通过赤化全贵州，进而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然后扩大到湖南及广大地区，当时这个设想实际上也是达不到的。

但二渡赤水和遵义大捷的空前胜利，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急于求成。

后来因为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赤化贵州的方案被迫放弃。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他所承认的，一生中打过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一渡赤水，鲁班场战斗的失利，被迫放弃赤化贵州——就是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长征走到遵义会议开过，走到三渡赤水之前，目标已经作了多次修正了。这个目标的修正，已经由湘西修正为川黔边区，又修正为川西北，紧接着又修正为赤化贵州，赤化贵州也不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这个过程中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地撞南墙，但最珍贵的是什么？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还在反复地寻找。所以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是神机妙算的结果，而是艰苦卓绝的实践。

92.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的战略目标不断地变化，一个一个的目标在发生改变。

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把目光放在了黔西南地区，就是贵州的西南部，但是红军还没有到，滇军就先到了。

后人现在看四渡赤水，感觉那是非常伟大的，但是伟大从来是以苦难为代价的。中央红军在这几个月里，时而东，时而西，忽而北，忽而南，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没有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的设想，也都没有实现。四渡赤水之前，原来曾在扎西、遵义招募过几千个新兵，使湘江之战的损失得到一些弥补，红军得以喘息。但是过金沙江之前，红军的人数已减到2万余人。

86 000红军开始长征，湘江之战后，红军减到3万余人，减了大半；四渡赤水之后，到过金沙江之前，红军人数又减一半，减到了两万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一直到了1935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占领川西，消灭敌人，建立川西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的转变。从江西出发就不断寻找北上的途径，一直走到了西南边陲，终于找到了北上的途径，就是突破金沙江，北渡大渡河。这是红军历尽了艰难困苦后的选择。

而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召开两河口会议。一、四方面军讨论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采纳了周恩来所提出来的赤化川陕甘的提议。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赤化川陕甘，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北上的问题。这是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在中央会议上记录下来。但是到了9月，由于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独自南下，毛泽东则率领少部分人北上。

发生分裂之后，北上的中央红军召开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讲，我们本来应该像恩来建议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是，现在只有一方面军的主力北上，只剩7000人，人数太少，那么现在怎么办？毛泽东讲，现在建立川陕甘苏区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往东发展。这是俄界会议的决议。

俄界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把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又放弃了。

确定去陕北根据地的会议，是9月27日的榜罗镇会议，榜罗镇会议之前，毛泽东查阅缴获的当地邮局的报纸，通过报纸上阎锡山的讲话，终于发现：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毛泽东看了消息之后，迅速地修改了在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的设想，提出到陕北去，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保卫扩大革命的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的革命。

回顾整个长征过程，可以看出来，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不断转移，从最初考虑到湘鄂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区，到遵义会议的川西北，到扎西会议的云贵川边，到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到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为陕北。这是红军的队伍，一路硝烟，一路烈火，撞得头破血流，最后终于在夹缝之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根据地。红军长征一年来，经过无数牺牲奋斗，和不懈地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所以说，红军长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到陕北建立根据地，是历尽艰难，经过无数牺牲，不懈地实践和探索，最终在不断地选择变化之中，完成了最终的战略目标选择。而在脱离了根据地一年后，长途跋涉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这是历尽艰难选择的结果。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它不是一个神灵的预言，不是来自于神机妙算，而是来自于艰苦卓绝的实践，不屈不挠，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从这一点上，就像一个作者所讲的，他说国民党无疑有好故事，但共产党的故事，肯定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共产党打了败仗也不散，继续艰苦奋斗，最后玉汝于成。这话讲得是非常正确的。

1986年，索尔兹伯里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了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位美国老人以76岁高龄跋涉1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写出了这本书，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

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中央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了。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了。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以令世人深深感动。

93.中国革命，从全球化进程开始

现在把整个东方20世纪的历史加以回顾。

中国革命，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国革命，如果放在一个东方大背景之下看，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它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光看一个高光点，光看一个局部是看不清楚的。只有把它并不很清晰的背景全部看清楚了，那么这个高光点，这个着力描述的地方，就会凸显得更加厉害。所以，在回顾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应该看到一个更为巨大的里程碑。

就像现在谈论全球化一样，真正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从发现新大陆，发现新航线，从达·伽马，从哥伦布，从麦哲伦环球航行开始的。

这一点，非常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低廉价格，是他用于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异族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他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变成资产者。一句话，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毫无疑问，这就是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要看中国革命，实际上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开始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向全世界的掠夺。当时的亚洲国家，几乎都面临危险，不光是中国。

当然，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最直接的。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军舰，4000名陆军就能迫使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我们后来称为《南京条约》。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英军18 000人，法军7200人，25 000多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前不久有关“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流失”的话题，圆明园内十二生肖的流失，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25 000多人长驱直入我们首都，杀人放火，把圆明园付之一炬，将十二生肖掠走。我们现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购买的方法把它们拿回来，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把这些牛首、马首、兔首买回来就算终结了那段历史，那我们把自己看得太简单了。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积贫积弱，这种丧权辱国，其中的教训非常多，非常值得思考，不是用重金把十二生肖买回来就能了断这段历史的。

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开始了空前的割地赔款。甲午战争结束，实际上国土已经被多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瓜分，中国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抗争吗？

在这其中，有过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有过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有过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有过慈禧太后对十三国宣战，结果怎么样？一次败得比一次惨。而且国内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有捻军起义，有白莲教起义，有义和团运动，也都一次一次归于失败。

这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命运，这是中国大革命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发生革命，就像鲁迅所讲的一样，地火在地下奔腾运行，熔浆一旦喷出，将要燃尽一切。

中国革命，能量聚积的时间太长，它不仅仅是从20世纪，它从1840年以来，无尽的探索都在蕴积这样一个运动，就缺一个突破口。那么辛亥革命是这样一个突破口，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夺，中国走向共和，没有走成。

没有走成共和的中国，又该经历怎样的选择？可以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命运与印度的命运作一个比较，与日本的命运作一个比较。可以看一看，在当时世界的整个东方，包括中国，包括印度，包括日本，是怎样完成自己的选择的。

94.面对侵略，中印选择抵抗革命道路为何有别

1840年，中国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而在将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了印度。

当时英国人曾经有过一句豪言，叫“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说得非常绅士，我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英国大文豪、世界级大文豪，给英国思想、文化、艺术带来多么辉煌的东西。但是话说得绅士，实际上英国人是绝对不能容忍印度的丢失。

这种语言行动，实际上就是“宁愿失去莎士比亚，也不愿失去印度”。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差异，话能说得非常漂亮，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

印度的革命跟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印度民族解放领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一样。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导致他反对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甘地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纳粹，只要不合作就行，因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怎么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这种理论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万万不行。

1936年，甘地曾经还接受过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访问。当时在中国，局部的抗日已经开始，甘地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抗日作战，违背非暴力主张。甘地当时这么说：“从一个非暴力者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对付一个开化的日本，还不得不以与日本人同样的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他还说，“假如中国人有了我这样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样的毁灭手段。”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甘地的伟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种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的美德，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真理往前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当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绝对化，认为是世间解决一切矛盾、纷争、战争、屠杀的灵丹妙药时，另一种谬误也就产生了。

实际上，甘地这样的人物，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也是难以容忍的，尽管他主张“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把甘地12次抓进监狱，他几乎就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后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个民族解放中，实际上作用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么重大。

再回过头来看，英国哪有一点儿“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的绅士风度？他们一点儿风度都没有。把这么一个“非暴力”分子在监狱里几乎关了后半生，这是莎士比亚的风度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印度追求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它的选择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95.日本选择脱亚入欧，区别中国抵抗运动

当中国正在不停地尝试选择道路的时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领导下，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最初跟中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1840年中国遭鸦片战争入侵，日本晚了13年。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谈判通商，否则动武，日本没有办法。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即《安政条约》。

此后，日本与中国一样，一发而不可收。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的命运最初与中国完全一样，从这一点看，东方的整个革命所发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国这些国家民族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从当时的东方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样。

当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

日本在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经验：绝对不能跟亚洲这些国家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鲜，不能跟中国，不能跟东南亚，不能跟菲律宾，跟谁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国，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这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

日本遭到殖民抢掠，在完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完成了明治维新，然后通过战争掠夺，压榨比它更弱的国家，完成自己的发达。它走了一条战争和军阀的道路，走上一条法西斯道路。

当中国正在开展抵抗运动，印度正在开展不合作运动时，日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先顺从，再效仿，最后脱亚入欧”。强权来了，我打不过，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荷兰也好，俄国也好，反正打不过，我就顺从，然后我再效仿，学会用西方的方法来对付东方的国家。日本最直接的侵略对象是谁？第一是朝鲜，第二是中国。通过对朝鲜的占领、击败中国获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完成日本的现代化。

印度是怎么走上一条“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中国是怎么走上一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日本是怎么走上一条所谓“脱亚入欧”的法西斯道路，都是在今天观察中国革命的时候，不能不思考的。中国革命绝对不是单独在真空中发生的，是在东方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下发生的。

20世纪，风起云涌，各个国家民族都在进行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效果完全不一样。当年选择的效果在今天都很明显，今天印度的状态是印度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中国的状态是中国当年选择的结果，今天日本的状态也是日本当年选择的结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历史进程中大的十字路口并没有几个，一旦选择过去，影响重大。从今天来看，我们都能看清这些重大的影响。

96.中华民族近代最缺胜利，共产党为何能胜利

没有品尝过胜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远苦涩委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胜利！

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可能什么都不缺，唯独缺胜利。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挫折、太多的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从近代以来，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方都没有多少兵力，对方的坚船利炮很容易就轰开了我们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军18 000人，法军7200人，区区25 000人长驱直入一个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纪录。

到了1900年，英、法、德、意、美、日、俄、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总兵力不足2万，而清军在京津一带的兵力不下几十万人，义和团的拳民五六十万人，仍然无法阻挡北京的陷落，最终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

2万人进攻北京，最后获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又一项纪录。当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迅速增兵达到10万人以上，但是当时攻占北京就这不到两万人。

我们经常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嗜血成性，而且我们诅咒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我们对我们屈辱的历史，长期感叹不已，挥泪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经常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没有取得过胜利，你吃再多的苦也是不行的。

战略学大师克劳塞维茨讲过一句话：军队的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两大因素——苦难和胜利。当然他讲的是军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都是同样的。没有苦难，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军队就没有坚忍没有积聚，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完成力量的积聚。没有胜利呢？没有胜利就没有激情，没有尊严。

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给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带来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跟过去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当然，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说法，包括今天我们应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的发展方式方向等。比如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共产党是胜利了，但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偶然，利用了对手的失误，利用了国际局势提供的一些机缘。比如国民党方面就说，中国共产党通过两次统战把国民党统垮了，两次统战使共产党的能力获得了天大的发展，所以说共产党占了大便宜。实际上，大陆有些学者也持这样的看法。

持这样看法的人，应该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从领袖到基层党员，一层一层被人屠杀，在世界政党史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经过了地狱火般的熬炼。

1934年红军长征又是一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大量的同志牺牲，当时红军总人数将近30万，红军长征到陕北三大方面军会师时，人数不到3万。但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正如毛泽东讲的那样，“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他们又继续前进了”。

历史给了共产党人什么机会？

可以说历史没有给共产党人什么机会。

共产党的胜利，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把不是机会的机会都变成机会。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能力，这种策略的运用，这种奋斗到底的决心，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讲的，共产党的胜利来自于偶然，利用了对手的失误，利用了国际形势的机缘。

如果共产党没有这些本质性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坚定的信仰，这种顽强的奋斗精神，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屈服的精神状态，它不可能获得今天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根本变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根本变化。

97.中国共产党历经严峻考验最终赢得革命胜利

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赢得政权，回顾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很多次都陷入危险的境地，而中国革命的闪光之处正在于无数共产党人艰苦卓绝、不怕牺牲、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即使到了抗日战争形成统一战线之后，又有皖南事变使得新四军严重损失，1945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翻脸，想在几个月内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消灭，共产党人多次濒临危急，多次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共产党不是命运的幸运儿，它是最英勇、最顽强、最能奋斗、最富有牺牲精神的一支队伍，所以从1921年成立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28年以后夺取全国政权。

共产党的生命力来源值得探讨。

这支军队从1927年建军，八一南昌起义到最后仅剩800多人，但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中国革命的闪光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给中华民族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使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讲的那句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就是新中国的心声。

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是多少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多少代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就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几百万人的牺牲，几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牺牲。这是新中国最为稳固的基础。

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

中国共产党内所出的叛徒，向忠发，党中央总书记最后都叛变；张国焘，资深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长期主要领导者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叛变之前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自偶然，如果这些曾经担任过党的领导人的人知道这个党1949年要夺取胜利，在未来一定要夺取胜利，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不一定会做。

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从林则徐的“禁烟”以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所获得的胜利是把“民族救亡”的百年命题最终打了个结。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洗礼，这是任何说教、任何精神财富都不可比拟的。

98.新民主主义革命带给中华民族彻底新生

现在有一种论调，主张中国要“告别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应该搞。认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变法”成功，实现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可以不流一滴血，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早已繁荣富强了。

持这种说法的人至少有三个失误。

首先，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中国当时在大革命时期，宣称这一潮流根本不该发生的人，充其量不过扮演了坐在岸边一哄而起、随后一哄而散的看客角色。

其次，永远不要以为腰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最后，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备物质、精神双重强大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不但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委靡之气。

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唯有通过一批又一批的先驱者忘我奋斗，最后夺取胜利，才能如此苦难辉煌。唯有通过这样一批批前仆后继、最富牺牲精神、最富奋斗精神、最代表广大中华民族利益的群体的奋斗，最终才能被中华民族所接受。

新中国的建立达成了今天这样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表面的新中国建立，也绝不仅仅是现在物质财富空前的增长，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中国共产党以90多年的苦难与辉煌，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凝聚力与自豪感。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烈和无数前辈用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换来后人所成就的辉煌。

忘却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今天通过“苦难辉煌”来回顾过去，绝不仅仅是为了歌颂过去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主要目的是着眼于未来。

在未来，我们怎样继承这笔辉煌无比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根本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