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铺上的呼噜让我难以入睡，电视画面上帕维尔特和米拉达的一遍遍重复打斗让我觉得滑稽，空调停了，灯光下细看玫瑰的花露竟然是假的，连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丝的靠背是化纤质地，与皮肤接触，十分的不舒服。米黄的地毯亦是化纤，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迹和烟洞。杂志上的车模美女笑得有些暧昧，火车杂志登汽车广告，难免有跨行赚钱的嫌疑。将电视换了几个频道，不是没来由的武打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虚无，让人烦乱。

我回忆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过了罗敷，大概是潼关，是火车即将离开陕西的时候，为什么变的，是因为某位老陕，在隔壁包厢里哼唱“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那唱实在不高明，粗旷沙哑，完全是依着性情的胡咧咧，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继续唱下去，却没了声音。我想，今后再听不到这样随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难见文联那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同事们了，更难见挂职九年，周至农村那些火热的乡党了，曾经是文学陕军中的一员骁将，今日却不辞而别，做了逃兵。离开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我就买好了z19次火车票。回家，对我来说是归心似箭，是迫不及待！窗外，关林一闪而过，关公的陵墓，无数次的来过，陕西那些平日司空见惯的大土冢–沉睡着的帝王将相们，我曾无数次地在夕阳中凭吊，在细雨中拜谒，他们带着我一次次地走进秦、汉、唐的细部，走进历史的皱褶，在书里躺着的历史在西安是站起来的。曾经跟他们达成一种写作的默契，将他们认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们默默的注视下，我竟然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有些薄情，有些负义，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应，四十多年，我与这片地域已经连成了一体。

杂乱中一阵迷失，有种撕裂的痛。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

早晨，过了丰台，火车先驶入一片高耸的楼宇，接着才缓缓进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客的，有戴着红帽拉行李的，与老旧的北京站相比，多了仓促的辉煌，多了霸道的大而无当，我不喜欢这个火车站。试想，这趟火车如果能停靠在老车站，对我将是一个极度的完美，我毕竟是从那个车站出发的。

站台上不会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从不在那些翘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离开北京40多年，没有一次有人在车站等我。我当然也不有此奢望，在叶家，我是老小……

说从来没被人接过也有点儿亏心，有过那么一回，是给北京人艺写话剧《全家福》，人艺领导让院里的编剧王梓夫来接站。我没见过王梓夫，但是读过他的小说，京腔京韵写京东的，是个不错的京味儿作家。想的是我们得设计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免得错过了，结果他说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认出我了，他接过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边走。被人接的感觉真好，如果前头拽着拉杆箱子的是叶家的兄弟，那我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偏巧王梓夫一回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换了副轻松的口气说，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觉。

王梓夫说，北京人艺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们人艺的楼上吧！

王梓夫是客气，但就是几句应酬，也让我的心里充满暖意，感觉中连北京春天那呼啸的大风也变得柔顺了许多。

现在王梓夫退休了，话剧《全家福》也演出了100场。

再回北京，依旧是独来独往，潇洒得厉害。

对面年轻的夫妇没打招呼竟自走了，细想想，自始至终他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萍水相逢，谁不想简单，谁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没跟人家说话吗？在单元房里住着，十几年，邻居姓字名不是也不知道吗，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后一个走出了车厢，带着随身一个小手提包，其余大件行李头几天已经托运回北京了。手提包是开会发的，上面有“陕西某某会”字样，样子有些土，但是实惠。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出站上电梯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永和豆浆”吃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滚烫的豆浆，吃饱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军事博物馆下地铁，再从东直门钻出来，做132路汽车回家。

买房、装修，无数次的往返，已经让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得如同回我从前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义，我放弃了地铁，返回南边的汽车站，先坐1路，过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到东单倒106路无轨，走灯市口，东西、十条、北新桥，都是我小时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写小说演义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诉它们，耗子丫丫回来了！

“耗子丫丫”，是父亲的昵称，本来就叫“丫丫”，小时候馋，爱偷嘴，爱吃零食，别处都可以闲着，嘴不能闲着。有一回，有人送了父亲两斤牛肉干，母亲知道我的毛病，踩着凳子将它们高高地搁在立柜顶上。这点小伎俩能挡住我吗，母亲转身出门，我蹬着桌子就上了落地罩。这里我顺带着给读者们说说什么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间的硬木雕花隔断，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门，关严了是两间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个隔断的象征而已。我们家的地罩雕的花饰是“松鼠葡萄”，十八只小松鼠藏匿于结满葡萄的藤蔓里，“十八只”，我敢说这个数字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一只一只仔细找过，数过，连藏在叶子后头只露一条尾巴的也没落下，我们家没有谁有这工夫和闲心，我有，所以我知道。对“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腊月二十四，扫房，清扫落地罩的任务便归了我，那些雕刻出来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头裹着抹布才能伸进去，女佣刘妈倒是能干，她干不了这个。擦拭落地罩的代价不菲，厨子莫姜得单独给我做一碗红烧肘子吃，这肘子只归我一人所有，别人谁也不许动，老三死乞白赖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着肘子汤了，我说，去！

他就得乖乖儿地去。

莫姜的肘子烧得好，有御膳房味道，她是她老伴调教出来的。莫姜说过，西太后最爱吃红烧肘子，要燸而烂，文火煨六个钟头，才能绵软入味。莫姜的肘子夹在西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里，那是一绝，谁见了谁得投降。今年夏天的时候，故宫博物院请几个作家到宫里赏月亮，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红烧肘子，作家雷达向我推荐，说好吃。我尝了一口，果然不错，老味依然，让我想起了家厨莫姜的手艺。一块儿吃饭的莫言说肘子咸了，我说夹烧饼正好。可惜，那天没有老刘的芝麻烧饼。

回过头来接着说偷牛肉干的事，我蹬着“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们家的大猫黄黄儿伸着脑袋惊异地看着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轻功什么时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只手拽着葡萄藤蔓，腾出一只手去够肉干，一伸手，离柜顶还差一截子，这早有所料，我取来厨房的铲子，只那么一捅，柜上的纸包就破了，铲出三五块肉干赶紧下来，见好就收。刚把肉干填进嘴里，刘妈就进来了，这个小老妈儿，鬼精，我干什么她都盯着我 。嘴里有肉，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嚼，瞪眼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厉声问，你干什么哪？

我朝她做了个斗鸡眼，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听见刘妈在后头说，有病！

刘妈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实她安徽的老家没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么亲戚呢，还不是寄人篱下，所以刘妈的心情就很不好，见了我动辄便训，好像我是叶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个。刘妈不敢骂老七，见了老七老陪着笑脸，仿佛老七是玉皇大帝的亲儿子。老七是我第二个母亲生的，刘妈忠于二娘，顺带着也忠于老七，老七要说养她一辈子她准保留下，可惜老七当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连自己的饭辙还没地方找呢。

牛肉干三块五块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还有黄黄儿和巴儿狗阿莉，一段时间它们俩整天跟着我跑，一看见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兴得蹦高。纸包越捅越深，终于有一天，我那把铲子够不着了，非但够不着，连铲子也拿不下来了。

那天我和黄黄儿们在厨房看莫姜杀鳖，母亲来了，问柜顶的牛肉干怎没了，我说八成是黄黄儿干的，这时黄黄儿用无辜的眼睛看着我，阿莉的尾巴也夹起来了，偷偷想往外溜。母亲从背后拿出铲子说，黄黄儿还会使铲子吗？

我无言，莫姜说她的铲子丢了有些日子了，原来在柜子顶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说，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只耗子哪！

我的狡辩给我招来了一顿掸把子，不是莫姜拦着那根掸子棍非折了不可。看我挨打，刘妈还在旁边添油加醋，说那天在立柜跟前看见我翻白眼就料定没什么好事……

十八只耗子偷牛肉干，让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号，自此叶家人叫我“丫丫”的时候，前边必定冠以“耗子”称谓，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样地冗长。

想起小时候的淘气，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让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温馨，偷嘴的惬意，酿造成家的温暖，刻录成记忆的光碟，拿出来，永远新鲜如昨，猛然间有人推了我一把，一个男的大声说，说你哪，多少遍了，装听不见，给老太太让座！

有女的搭茬说，还戴着眼镜呢，什么素质？

我扭头一看，才发现身边站着个提塑料袋的老太太。老太太无疑是赶早市的，西红柿、黄瓜之外，还有一张顶着花白头发的脸。我惶恐不安地站起来，解释说在想事情，没听见，对不起。花白头发坐了，冷冷地应酬性地说了个谢字。男的依旧不依不饶说，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会编，北京的好风气硬是让这些外地人给破坏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说，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说，咱觉悟高。

花白头发在座位上说，您看满大街溩漾溩漾的人，都是外地的，过春节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见不着几个人儿，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说，可不是。

我将手里“陕西某某会”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这大公交车里，外地人究竟有几多？

看那花白头发，年纪未必有我大，当然不能问年纪，刚才已经是大失礼，给“外地人”大丢面子了。看来花白头发和男的已经结成了同盟，将一腔感激不是给了让座的我，而是给了让我起来的男的。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头发说，我们没说您，您可别多心哪。

犯不着刚下火车就跟北京人置气，北京的贫老太太还见得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