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便条的提奥惊呆了。

文森特的突然袭击令素来处事周全的他措手不及。他在画廊还没有站稳脚跟，他租住的公寓也没有空余的房间。

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向主管请了假。

许多年前，还是十几岁少年的他们曾在雨中共同漫步前往赖斯韦克的一座圩田风车。在那儿，他们许下了终生相互支持和奉献的誓言。

提奥知道，他必须尽自己所能来帮助文森特——如同文森特也曾尽他所能帮助自己一样。

他戴好礼帽，向卢浮宫走去。

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太阳是压碎的金盏花的颜色——在荷兰看不到的冬日景象。

然后，在温暖、柔和的阳光中，提奥见到了文森特。

他穿着白色无领衬衫，戴着宽大的草帽，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绅士中格外显眼。

“提奥，我最亲爱的兄弟。”

提奥看到那双与他如出一辙的蓝眼睛弯了起来，接着，文森特咧开嘴笑了。

他们紧紧相拥。

在那个热切而珍贵的拥抱中，他们找回了童年时最亲密的纽带。

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天，提奥带文森特参观了古比尔的蒙马特分店。

画廊由一系列装饰华丽的房间组成，有天鹅绒沙发、厚重的窗帘和昂贵的展示柜，随时等待着富有的艺术爱好者光顾。

文森特应接不暇。

他不知道先看哪里——那里有太多的艺术品可以看。墙上挂满了柯罗、杜米埃、巴比松画派和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画作。然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一幅描绘裸体的粉彩画。

碧草如茵的背景中，背对画布的模特正在穿一条白色的裙子，臀部和双腿漂亮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1]

私密而平静的时刻，被定格成永恒的瞬间。

文森特去看右下角的签名——德加。

“埃德加·德加，”提奥解释道，“他是我最喜欢的。”

提奥将画廊里仅有的几幅印像派的作品展示给文森特：莫奈、毕沙罗、西斯莱。

“这就是未来。”提奥说。

艺术的未来，文森特的未来。

他一直都知道哥哥非凡的天赋。在文森特萌发出成为画家的想法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用画家的眼睛看世界了。

在英国做教师时，文森特曾在信中写到寄宿学校的学生与父母的分别：

“秋天的叶子滴着雨，灰色的天空倒映在路上的水坑里。我们看着黄色的马车在湿漉漉的长路上，驶过两侧稀疏的树木渐渐远去。小男孩站在校外的台阶上，看着父母消失。”

这是用色彩、光线、构图和情感完美描绘的场景。而对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是无法教授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提奥也明白文森特的劣势。文森特起步太晚又缺少正统训练，他永远也无法绘制出像他所崇拜的英雄们那样的画作。

他没有安东·莫夫[2]对比例和透视的准确把握，也没有约瑟夫·伊斯雷尔斯对光影和氛围的精巧渲染。那幅《吃土豆的人》，不过是对伊斯雷尔斯《餐桌上的农民家庭》拙劣而失败的模仿。

在印象派的画作中，提奥看到了文森特通向成功的路。

明亮的色彩、宽松可见的笔触——那将是反传统的文森特完美的归宿。

“……我看到了。”文森特低喃。

过去几年中，提奥一直试图说服他用更浅、更明亮的色彩进行绘画。但海牙画派对他的影响仍旧根深蒂固，他在作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加入棕色和灰色。

而现在，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性。

这是他的顿悟时刻。

文森特迫不及待地想要作画。他要尝试他看到的新技法，并把它应用在他最爱的肖像画中。

可他昨天才向弟弟保证，他会停止花钱雇妓女来为他摆姿势的荒唐行为。

“让我为你画一张肖像吧，”他对提奥说，“作为表示感谢的方式。”

如同他看到的那幅德加的画作，文森特抛弃了厚涂的方式。稀薄的颜料像粉彩一样，渐渐遮盖了白色的画布。

除了浅黄的草帽外，整个画面都是蓝色的——灰蓝的背景，普鲁士蓝的西装外套，浅蓝的丝绸领结。就连提奥北极蓝的眼睛也被蒙上了一层薄雾般的灰，成了忧郁的钢蓝色。[3]

画面中没有任何阴影——阴影在提奥的眼睛里。

细密的、深邃的、挥之不去的悲伤。

“你还在想着她吗，你的乔？”文森特问。

“我怎么可能不呢？”提奥回答。

他以为远离荷兰会淡化他对乔的感情，但距离只是加剧了他的爱意。他试图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不再去想失败的单恋——前者他做得很成功，销售额在蒙马特分店排名第一；但对于后者的努力却完全徒劳。

街上人山人海，却让他感觉比村子里还要孤独。在巴黎，他对乔的思念与日俱增。

“你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存在。无论是作为儿子、兄弟，还是丈夫。”文森特用画笔点戳出焦橙色的短线条——那是提奥新长出的胡茬。

“如果她看不到这一点，那她就是个傻姑娘，配不上你。”

“……别这么说她。”提奥垂下眼，落寞地说。

“保持勇气，弟弟。”文森特落下最后一笔，“在雨后会有好天气，要始终怀抱这样的希望。”

临近圣诞，画廊更忙了。

每周六天的繁重工作与巨大压力让提奥几乎没有时间享受私人生活。就连他所参加的派对也都是为了工作——包括这个在康拉德·于埃特家中举办的社交晚宴。

“你应该认识一下安德烈。”主人对提奥说，“他也来自荷兰，而且对艺术很感兴趣。”

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材偏瘦，穿着熨烫平整的西装和浆过的衬衫，皮鞋也擦得锃亮。

“安德里斯·邦格。”他微笑着伸出手，“不过在巴黎，我就是安德烈了。法国人嘛，你知道的。”

邦格——他也姓邦格！

提奥的心跳因为某种可能性陡然加速。

邦格不是个常见的姓氏；他说他叫安德里斯——德里斯，提奥想起那枚怀表上的名字——他是乔的哥哥！

脑海中瞬间转过一千种念头，但表面上他还能够得体微笑：“我是提奥·梵高，在古比尔画廊工作。你来巴黎多久了？”

“自1879年起。”安德里斯回答道，“商学院毕业后，我就直接从阿姆斯特丹来这儿工作了。”

阿姆斯特丹——又一条信息对上了。再加上同样的发色和瞳色，提奥几乎可以肯定了。

他看到命运女神在对他微笑。

他知道乔不是那种会无条件接受家人安排而结婚的人，但至少，如果她最亲近的家人能够喜欢他，看到他的优点，那么他或许有了赢回她的可能。

他和安德里斯的确有很多共同爱好。

他们聊了文学，聊了艺术，还约定等过了新年，一起去巴黎歌剧院听音乐会。

“我对音乐的热爱多半是受父亲影响。”安德里斯说，“他会拉中提琴，业余时间还组了自己的四重奏乐团。花钱让我们上音乐课也从不吝惜。”

“你演奏什么乐器？”提奥问。

“很可惜，我是家里唯一不会乐器的人。我的兄弟们都对弦乐感兴趣，姐妹们则是钢琴——我妹妹乔弹得最好。”

听到乔的名字，提奥不自禁地弯了唇。

“你们很亲近吗？”他问。

“她是我最喜欢的。”安德里斯偏头笑道，“别告诉我其他的姐妹。”

提奥在聚会上一直待到了三点。

聚会结束步行回家时，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巴黎最美的是凌晨。

星星闪烁得格外明亮，甚至像是春天的夜了。艺术桥上煤气灯的倒影，在塞纳河荡漾出金色的波光。整座城市似乎都沉睡在一个温柔的梦中。

天就要亮了，提奥想，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圣诞前三天，乔的学校放了假。

安德里斯从巴黎坐火车到了乌特勒支，准备接上妹妹一起回家。

繁忙的站台上，人们挥手、拥抱、哭泣、欢笑。乔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不是因为期盼，而是因为紧张，甚至胆怯。

她的目光在每一个下车的青年身上短暂停留，试图从中找到与照片上相同的面庞。

“乔！”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人向她挥了挥帽子，然后挤过人群，走到她面前。

“德里斯。”她吞了一口口水。

“不给你最爱的哥哥一个拥抱吗？”安德里斯说着，张开双臂。

“……你不生我的气吗？”

“别傻了。”安德里斯将乔拉向自己，在她额头印下一个吻。

“但是在信中……”

“那是作为哥哥的职责。”他揉了揉乔的发顶，“但比那更多的，是作为哥哥的爱。”

于是，所有不曾言说的忐忑与担忧，所有藏在心底的不安与迟疑，都在那个拥抱中烟消云散。

乔把头靠在安德里斯的肩膀上，伸手环过他不算特别宽厚，却无比温暖的脊背。

即使所有的仪表都在瞬间失灵，但只要能看到地面上的参照物，就永远不会再迷航。

“我们回家吧。”她坚定而欣悦地说。

作者有话要说：[1]《更衣的年轻女子》(Young Woman Dressing Herself)，德加，1885，现藏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2] 安东·莫夫(Anton Mauve)，荷兰画家，海牙画派主要成员。他是文森特的表妹夫，给文森特上过绘画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3]《自画像或提奥的肖像》(Self-Portrait or Portrait of Theo van Gogh)，文森特·梵高，1887，现藏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文森特梵高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