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韦后乱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倍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事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玄宗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玄宗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前面提过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后，玄宗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进言制止，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司马光认为玄宗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至于玄宗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玄宗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由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的。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要强调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人才，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为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精英人才进行的。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盛唐内政与外交、军事以及诗歌等方面，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陆续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唐朝的乐舞。

玄宗仪表非凡，性情英断，本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丰富，丝毫不亚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集政治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乐舞蹈艺术乐舞艺术在玄宗一朝达到了古代中国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玄宗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本人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

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著名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还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能歌善舞，具有出众的才能。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下面略举几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风剽悍的西北，而“浑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陈肠《乐书》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天后末年，剑气（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可见浑脱舞之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这时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几岁，见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极为深刻。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

诗中极力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声震四方，表演时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公孙大娘籍贯、身世、生卒皆无考，生平事迹仅寥寥见于所观者的笔记数则。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命运，很好地应验在公孙大娘身上。开元盛世之时，公孙大娘方值青春年华，才貌过人，佳人舞，动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剑器舞，雄浑的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而天宝之乱时，整个大唐帝国天昏地暗，连帝王都弃京而逃，许多名人和非名人们都在大动乱中失去了生命和身影。公孙大娘也自此杳无踪迹，剑舞沉寂，不知所终。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见到李十二娘剑舞英姿时无比激动而感慨、怆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始终是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棋局中始终只能充当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书法名家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黄山谷语）。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颜真卿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到）。张旭书法的成名，是从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到启发的。张旭曾对学生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据说怀素也是得益于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书二圣”都可算得上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了。

当时以剑舞闻名的还有将军裴旻。裴旻武艺高强，擅长舞剑，“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裴旻丧母后，特请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以为亡母超度。吴道子是壁画创作大家，据说他曾在一座寺庙中画了十八层地狱的画面，市场中的屠夫鱼贩观后害怕下地狱后受到大刑，再也不敢杀羊宰鱼。传说吴道子作画靠的是一股气，讲究一气呵成，与舞剑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废画已久”，吴道子便请裴旻舞剑一曲，以观豪壮气概，助己作画。裴旻当场脱下孝服，欣然起舞。唐代《独异志》描述其表演道：“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如此精湛而惊险的舞技，观者无不哗然惊叹。当时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对裴旻的剑舞赞誉极高。吴道子观舞后奋笔作画，当即而成，“为天下之壮观”。此壁画由张旭题字，成为所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的千古佳话。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很多，争着往前挤，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3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朝中官员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高峰，但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在讲述杨玉环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此舞首次公开推出，是在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因为声势浩大，乐舞精妙，一经面世便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可谓空前的繁盛。不过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

南唐后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个音乐天才，曾经得到《霓裳羽衣舞》残谱，还将之改编为琵琶弹奏。《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羽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