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宗一朝，随着默啜可汗的出现，东突厥再次崛起。此时玄宗刚好醉心于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风，十分热衷于开边。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

玄宗曾经派大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为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对强大的对手，避实就虚，先与归附唐朝的拔曳固部会战，大胜而归。但在半路，默啜却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个小兵颉质略刺杀。默啜的军队大乱，竟然就此一哄而散。颉质略则从容割下默啜首级，交给了唐军。历史的传奇性，丝毫不亚于小说的戏剧性。而在史书中，偶然性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随处可见。

经过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毗伽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并且在与唐军第一轮大规模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名鹊起，成为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民族英雄。之后，东突厥与唐朝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时战时和，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毗伽可汗伽几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东突厥于天宝四年（745年）彻底灭亡，完全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所导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众归顺了唐朝。与此同时，吐蕃开始兴起，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提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这个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贵，父亲哥舒道元为哥舒部落的首领，做过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母亲尉迟氏是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亲为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公主，家中有钱有势，养成了他豪爽、好侠纵酒的性格。他为人仗义疏财，义气重诺，又喜欢饮酒赌博。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度过，一直是无所作为。当哥舒翰40岁的时候，父亲哥舒道元在长安去世。哥舒翰遵从中原习俗，到长安为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无所事事，长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这才“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一气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门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

不久，善于发现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担任节度使，将哥舒翰提拔为衙将。哥舒翰好读书，对《左氏春秋》、《汉书》尤其感兴趣。由于他通晓大义，仗义疏财，为人又重义气，所以颇得士兵拥戴。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当时吐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战于苦拔海。吐蕃军分成三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出击。哥舒翰手中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迎击，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番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威名远扬。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陇右，就是今天甘肃的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关西，就是今天的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段。在哥舒翰到任以前，每到麦熟季节，吐蕃便出动大批兵马到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来抢夺麦子，并且还狂妄地把积石军称做“吐蕃麦庄”。因吐蕃势大，加上行踪出没不定，唐军当时无人能够防御。哥舒翰听说后非常愤怒，立即作出了精心部署。先派部将王难得、杨景晖等率兵马至东南谷设伏。到了收获季节，吐蕃果然派出5000骑兵前来抢麦。到积石军营垒后，吐蕃以为唐军跟以往一样，依旧缩在城中不敢出战，便大大方方地放马脱甲，开始入田割麦。这时候，哥舒翰亲率精锐骑兵，从城中突然杀出。吐蕃军猝不及防，匆忙上马迎战，结果死伤过半，余者夺路而逃。当逃至东南谷时，王难得、杨景晖等伏兵四起，一举将吐蕃残军全歼。此战大获全胜，吐蕃5000骑兵，竟无一人逃脱。从此，吐蕃再也不敢来抢麦。

哥舒翰有家奴名叫左车，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却是膂力过人。每次出战，他都紧跟在哥舒翰身边。哥舒翰擅于使枪，每当追上敌人时，先用枪搭在敌人的肩膀上，然后大叫一声。当敌人惊然回头，便趁机直刺咽喉，顺势挑起敌尸五尺多高，再摔在地上。左车立即下马，斩敌首级。主仆二人一直如此配合，甚为默契。敌军见此，无不心惊胆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宋朝大学者苏轼对此有诗吟道：

“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

哥舒翰曾率兵追击敌军，但由于战马受惊，陷于河中。这时3名吐蕃将领前来刺他，他大喝一声，三将吓得都不敢动。不久救兵赶到，将三将全部斩杀。哥舒翰威名由此可见一斑。有一首假托“西鄙人”所作的《哥舒歌》在陇右一带广为流传：“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充分地反映了一方的黎民百姓对哥舒翰的信赖和赞颂。这首五言绝句后被选入蘅塘隐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

玄宗在位期间，极喜边功。天宝六年（747年）七月，诏河西、陇右节度使（治鄯州，今青海乐都）王忠嗣去攻打战略要地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西南）。但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己任，认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旧唐书·卷一百零三·王忠嗣传》）王忠嗣的态度引起了玄宗的不满。

同年十月，好大喜功的玄宗改派将军董延光攻打石堡城，让王忠嗣配合。王忠嗣不得已出军，但不积极相助。董延光因到期未能攻克石堡城，担心皇帝责罚，便将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宰相李林甫一直忌惮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王忠嗣会入朝拜相，早就开始“日求其过”，这时候便趁机落井下石，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玄宗最恨朝臣与太子结党（他自己没有想过，太子是他的亲生儿子，皇位早晚是太子的。关于皇权下父子的微妙关系，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闻奏大怒，立即将王忠嗣召回朝中，下狱审问。

玄宗召王忠嗣入朝后，因久闻哥舒翰大名，又召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入朝前，并不知道玄宗召见他的真正目的，还以为是因为上司王忠嗣下狱一事。有人劝他随身多带一些金帛，以相机营救王忠嗣。哥舒翰坦然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极为慷慨，周围人深为他的气度折服。于是，哥舒翰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裹，前去长安。

进京途中，哥舒翰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老上司下狱待审，而他自己也是前途未卜。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唐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哥舒翰。二人谈得非常投机，玄宗决定用哥舒翰取代王忠嗣。于是任哥舒翰为鸿胪卿（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官职），兼西平（治西都，今青海乐都）太守，摄御史中丞，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陇右节度事。

不久，审讯王忠嗣的官员为迎合上意，判王忠嗣死刑。哥舒翰听到消息后非常吃惊，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根本不听，站起来打算走入内宫。哥舒翰在后面叩头相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地为王忠嗣申冤。玄宗看到哥舒翰赤诚之心出自肺腑，颇为感动，于是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将王忠嗣贬为汉阳（今湖北汉阳）太守。一年后，王忠嗣在任上忧郁而终。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对哥舒翰称赞不已，夸赞他是个忠义之人。哥舒翰不但救了王忠嗣的性命，还赢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也从此成了权势极大的封疆大吏。

天宝七年（748年），哥舒翰采用“步步为营”的军镇策略，在青海湖建神威城。因为城就修在吐蕃军前，使吐蕃军倍感压力，因此倾全力进攻。不久，神威城被吐蕃人攻破并毁之一旦。哥舒翰重新夺取神威城后，又在青海湖的龙驹岛上修筑应龙城，与神威城遥相呼应。随后，哥舒翰一改唐军的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一举攻克战略要地石堡城。然后以石堡城为前沿阵地，继续将战场推向吐蕃腹地，终于收复了失陷多年的黄河九曲之地。而吐蕃在与哥舒翰的交战中，开始时尚能发动反击，到后来只能是疲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只能是“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了。吐蕃当时是大唐最难对付的邻国。最终哥舒翰使唐朝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哥舒翰治军严厉，“三军无不震慑”。在攻打石堡城时，负责攻城的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因没完成任务，险些被哥舒翰斩首，后来二人在宽限日期内攻占了石堡城，方保住性命。哥舒翰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与其严格治军是分不开的。

哥舒翰的驰骋英姿及辉煌战绩，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元稹都有吟诵。李白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使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