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唐僖宗酷爱运动，尤其擅长击球，技巧极为高超。击球是唐朝盛行的宫廷游戏，因为是马上运动，因而叫做马球。马球所击的球是木制的，中间掏空，外面施以朱漆。用以击球的鞠杖也是木制的，杖头呈月牙状。与蹴鞠比起来，马球是一项相当危险的运动，不但需要击球者有高超的技巧，还需要出众的马技。因为击球者颠簸在奔驰的马背上，稍不小心，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因而，擅长此道者往往都是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高手。

换做普通伎人，有此技艺，一定会赢得人们的赞誉。然而，不幸的是，僖宗不是普通人，他是皇帝，是大唐的天子，命运赋予他为所欲为的权利，同时也交给了他治国的义务。可惜，这位天生具有运动细胞的皇帝偏偏不把江山放在眼里。

僖宗曾得意地对身边的优人石野猪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石野猪虽然是个戏子，却甚是有心，借此讽谏说：“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意思是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僖宗会被责难而落选呢。僖宗听了，只是一笑了之。

石野猪的运气还算不错，并没有因为直言而招来杀身之祸。大概因为他在皇帝眼中的角色，始终只是个戏子，说的话是当不得真的。然而，当有大臣正儿八经地提出“皇帝不该专务游戏”时，结局就十分悲惨了。

广明元年（880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农民军黄巢进占广州、潭州，经鄂（今湖北武昌）东进，数月间连下饶（今江西波阳）、信（上饶）、池（今安徽贵池）、歙（歙县）婺（今浙江金华）、睦（建德）等州。而突厥族沙陀一部趁中原纷乱，也想趁火打劫，发兵攻打代北，并逼近晋阳。大唐已经是风雨飘摇，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复杂状态。

左拾遗侯昌业对此忧心忡忡。广明元年（880年）二月，侯昌业冒死上疏极谏，声称盗贼满关中，而皇帝却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田令孜专权无上，将危社稷。侯昌业在国家陷于危急的情况下奋力上书，原是指望能够惊醒僖宗于梦中，振作起来力挽狂澜，所以不但言辞激烈地指责了皇帝，还指责了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

不幸的是，好玩的僖宗看完奏章后火冒三丈，盛怒下立即召侯昌业至内侍省赐死。僖宗加在侯昌业头上的罪名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高位，得以亲近天子，却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皇帝，诽谤百次征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所以赐他自尽。”（事见《通鉴考异·卷二十四引〈续宝运录记侯昌业上书〉》）

侯昌业因上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引来多方猜疑。根据《北梦琐验》记载：“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无论如何，真正触怒僖宗的仍然是指责皇帝的言辞。就在这封奏疏中，侯昌业指责僖宗“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指田令孜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财产以谋财一事），这就不是仅仅喜欢玩耍的嬉闹小儿了，跟强盗土匪没什么区别。

侯昌业是个谏官，左拾遗就是谏官官名，也就是专门规劝天子改正过失的官。这种官官职不高，却是能够亲近天子的言官。“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拾遗为唐朝首创，谏官系统也是在唐朝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朝，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进谏任务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同承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干，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中书省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补阙和拾遗两个新创官职则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就做过“拾遗”。唐代诗人元稹早年也曾经做过“拾遗”，后来还因为直谏批评朝政被贬出京师去当地方官。而唐朝著名的魏徵，其实就是谏官，他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定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的著名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唐朝的许多谏官也都以魏徵为榜样。然而，并非每个皇帝都像唐太宗一样励精图治，胸怀宽广。像侯昌业这样因上书直谏而死的不在少数。

玄宗时，李林甫专权，与牛仙客勾结一气。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牛二人阿私，上书直谏，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周子谅在朝堂被当场打死。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也因为推荐过周子谅，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被罢相位。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侯昌业、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将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唐朝时局影响很大。大诗人王维当时为张九龄提拔，在朝为官，看到此事后心灰意冷，从此丧失了对政治的热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

唐高宗朝著名诗人陈子昂担任谏官，开始他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评论时政得失，直言敢谏当朝的失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宜奉命率兵讨代契丹部族首领，陈子昂任参谋。唐军进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前锋部队战败，引起全军震恐。武攸宜素不知兵，军纪松懈。陈子昂建议派出部下精兵一万人担任前锋，自己志愿充当前驱。武攸宜认为陈子昂有意触犯自己的尊严，便以儒者不懂军事为名拒绝。陈子昂又向武攸宜献计，武攸宜怒而把他降职使用。自此，陈子昂不敢再说了。陈子昂在历史上以倔强正直出名，他这样性格的人都在权势的淫威下屈服，其他谏官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

再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被称作“元才子”。这位元才子开始做谏官时，还能仗义执言，颇有文人的气节。宪宗时，元稹任东台御史，一次回京师的时候夜宿在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刚好大宦官仇士良奉命出使，也来到了敷水驿。元稹因为先到驿站，已经占据了上厅。仇士良倚仗宪宗的恩宠，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大愤，回京师后上奏弹劾仇士良。宪宗不听，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之后，元稹的态度完全转变，开始极力巴结宦官，以求得高位。穆宗时，元稹因交结宦官，当上了知制诏，却从此受到朝官的鄙视。一次，同行在一起吃瓜，有苍蝇飞过来，中书舍人武儒衡挥扇驱蚊。说：“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一边说着，一边以目光望着元稹。元稹又惭又恨，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开。

注：元稹著有传奇《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作品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张生，实际上是作者元稹的化身，西厢故事也就是元稹对自己年少时期一段风流艳事的追忆。元稹二十三岁时，偶遇亲戚崔莺莺一家，元稹死皮赖脸地骗取了崔莺莺十七岁少女的纯真感情。后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工部尚书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的《会真记》历经文人的修改、润饰，后由元朝王实甫编成著名的剧本《西厢记》。《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被称为“诸公已矣，后学莫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丫鬟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的代名词。可惜的是，男主人公的原型元稹却是个始乱终弃的风流男子。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到成都公干，与成都名妓薛涛（即历史上著名的女校书）有了一段风流事。当时薛涛已经四十有余，阅人无数的大才女竟然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元稹。当时薛涛才高名远，与她交往的名流才子极多，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但牵动她内心深情的却只有元稹一个。元稹离开蜀中后，薛涛日夜思念情郎，盼他早日来迎接自己，仿佛一个空闺女子等待远方的丈夫一样，满怀的幽怨与渴盼，汇成了流传后世的名诗《锦江春望词》，其中之一为：“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而元稹却是个典型的负心汉，此时正在浙西与年轻貌美的刘採春热恋得如火如荼。“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经过这番冷热波折后，薛涛在远郊筑起吟诗楼，穿戴起女道士的装束，隐居而终。

懿宗李漼在位时，游宴无度，不理政务，事务都委任给宰相路岩。路岩生活奢侈豪华，经常收贿赂，左右小人也参预政事。至德县令陈蟠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要求召对，说：“请皇上抄边咸一家，抄得的财物可用以赡养国家军队两年。”懿宗很有兴趣，问：“边咸是谁？”陈蟠叟说：“是路岩亲任的小吏。”懿宗顿时大为愤怒，将陈蟠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

注：僖宗即位后，路岩被削官流放。他本来以仪表堂堂著称，被囚禁于江陵监狱中时，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部白了。不久，僖宗又赐路岩自尽，并籍没其家产。路岩性情残忍，曾密奏懿宗说：“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结喉三寸处喉骨剔下，交给有关衙门，以验正死者已必死无疑。”到如今，他自己也遭杀身之祸。路岩亲信边咸等也都被处死。

正因为因直谏而被贬或杀谏官的不在少数，也导致后来者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懿宗时还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昌公主案。

同昌公主为懿宗长女，也是最受宠爱的公主，母亲是号称“长安第一美人”的郭淑妃。懿宗原名李温，为宣宗长子，被封为郓王。他虽是长子，却不讨宣宗的欢心，宣宗临死前将第三子夔王李滋托付大臣王归长等人，准备让李滋继位。然而，宦官王宗实等杀王归长三人，抢立李温为太子，改名李漼。李漼即皇帝位，就是唐懿宗。

同昌公主是懿宗为郓王时所生。据说，同昌公主长到三四岁都不曾开口说一个字。有一天，她忽然叹息着向父亲说出了她人生的第一句话：“今日可得活了。”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时候，宦官王宗实派来迎接郓王即位的仪仗就到了郓王府门前。所以懿宗认为女儿是自己命中的福星，视为掌上明珠。

女大不中留，懿宗再爱同昌公主，终究女儿长大了还是要嫁人。经过千挑万选，懿宗选择了新科进士韦保衡为驸马。

韦保衡，字蕴用，京兆人。祖父韦元贞、父亲韦悫都是进士登第，所以，他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韦保衡虽然也是进士及第出身，但是这却并非来自他的真才实学。当时他的座师（科举制度下，主考官被称为座师）是王铎。王铎认为韦保衡并非有真才实学，因此不打算录取。但韦保衡仪表堂堂，英俊潇洒，为懿宗所瞩目。大概在这时候开始，懿宗心中就打算将韦保衡选为爱女的驸马了，不过当时同昌公主的年纪还小，自然不便明言。于是，懿宗出面干预，韦保衡总算进士及第。但与他同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保衡以幸进无艺，同年门生皆薄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九·萧遘传》）。

公主下嫁之日，懿宗恨不得把国库都搬到韦府去，倾尽宫中珍玩，赠与爱女作为嫁妆。懿宗对同昌公主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这批举世无双的嫁妆搬到韦家后，韦家原本宽敞的府第竟装摆不下，只好请来工匠，日夜扩建府第。新宅院的门窗均用珠宝装饰，井栏、药臼、槽柜等都是金银制作，连笊篱箕筐都是用金缕编织而成。床用水晶、玳瑁、琉璃等制作，床腿的支架雕饰也是金龟银鹿。其他如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玉如意、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均来自异域。同昌公主家有一种“澄水帛”，长约八九尺，似布又比布细，色亮透明，光可照人。据说帛中有龙涎，能消暑。夏日炎炎的时候，将其挂在房子里，满座皆觉凉爽，暑气全无。同昌公主又用红琉璃盘盛夜明珠，家里晚上光明如昼。

注：《红楼梦》第五回中特意提到秦可卿房中悬有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意思是强调秦可卿房中陈设的奢华。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记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

同昌公主出嫁以后，懿宗生怕韦府的饮食不合女儿的胃口，不停地派人送去珍奇的食物。其中有一道灵消炙，一头羊里只有四两肉符合它的用料标准，而且做成以后，能够长期存放，经历一个酷暑都没有问题。还有一种肉干红虬脯，蓬松盘绕，高达一尺，如果用匙筷一压，能把它压得很低，但是一松手，它又能恢复原来的高度。有一次，一群贵族公子在广化里饮酒，忽然闻到了一股异香，一开始以为是龙脑的香气，后来发现香气浓郁，世间少有，于是循香追寻，才知道是为同昌公主送食物的宫使刚刚经过。

而韦保衡娶了同昌公主后，便开始了不停的升迁，几乎是马不停蹄，青云直上，由翰林学士开始，升到郎中、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承旨、开国侯，一直到集贤殿大学士，年纪轻轻的就跻身于宰辅的高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并非这位驸马爷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而是沾了同昌公主的光。

十分可惜的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出嫁的第三年，不幸染病，不治身亡。懿宗思念爱女，十分悲伤难过。韦保衡生怕皇帝降罪，便将责任推到曾经为公主诊治过的御医身上，说是因为他们御医不当，延误了病情，以致害了公主的性命。由此引出了一场大冤狱。懿宗立即转悲为愤，迁怒医官，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因为临时逮捕的人数众多，监狱都被塞得满满的。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懿宗悲痛之中的不仁之举，引起了朝廷内外的纷纷议论，举国上下为之愤愤不平。宰相刘瞻认为皇帝此举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终必给朝廷带来灾难，于是召请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们懦弱无用，惧怕懿宗盛怒下迁怒于己，竟没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谏官不谏，这不但是谏官个人的悲剧，也是唐帝国的悲哀。

鉴于这种情况，宰相刘瞻只好自己上书劝谏，话说得倒是相当委婉：“生命长短，在于天定。公主有疾，深触陛下慈怀。宗邵等人为公主疗疾之时，唯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人力难以回天，致此悲局，实可哀矜。今牵连老少三百余人入狱，天下人议论纷纷，多有不平。陛下仁慈达理，岂能被人妄议，还当居安思危，安抚天下民心。伏愿陛下少回圣虑，宽释牵连者！”

刘瞻的奏词有理有节，无可挑剔。然而懿宗已认定是御医药杀了爱女，决不肯宽容他们的家族，因而对刘瞻的话十分不悦，但碍于他宰相的身份，总算忍着没有当面发作，但对他的奏疏却置之不理。

刘赡倒是个执拗的人，他见第一次上奏没有结果，就在第二天上朝时，又联合了京兆尹温璋。二人一起直谏，措辞也不似先前那样委婉，激烈了许多。这下当场惹怒了懿宗，他大声叱责二人的犯上，当即降旨，刘瞻调为荆南节度使，温璋贬为崖州司马，责令三日内离京赴任，免得他们再在朝堂上啰嗦个没完没了。

温璋是个性情耿直的有才之臣，被贬南蛮之地，着实心有激愤，叹道：“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天夜里就在家中服毒自尽。懿宗听到温璋的死讯，还狠狠地说：“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之后，懿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用的衣服玩具，与生人无异，又用木料雕刻了数座殿堂，陪葬的陶俑和其他随葬品一应俱全，龙凤花木、人畜之众，不可胜计。发丧出葬长安东郊那天，懿宗与淑妃亲御延兴门送行并恸哭，又出内库各数尺高的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卷子、金骆驼、凤凰、麒麟，以为仪仗。场面宏大，送葬的队伍长达二十余里。京城士庶都驻足观看。

乐师李可及因谱写哀悼同昌公主的《叹百年曲》有功，一直封至大将军爵。李可及的儿子娶妻时，懿宗特意赐酒，打开才发现壶内居然不是酒，全是珍珠宝石。

至于同昌公主的丈夫韦保衡，则趁机大力排除异己，把持朝政。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被诬陷与医官勾结谋害同昌公主，由此造成了许多朝臣被贬。刘瞻被贬后，韦保衡推荐自己的座师王铎为宰相。但王铎依旧轻视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从来都不跟他商量。结果惹怒了韦保衡，于是将王铎发配出去当节度使了。

韦保衡还是个小人。当时同昌公主嫁入其家，他用种种名目，将懿宗赏赐给同昌公主的奇珍异宝据为己有。等同昌公主病逝，他便称那些奇珍异宝都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同昌公主下葬后，他竟然在烧掉的陪葬物灰烬中抢夺金银珠宝。其贪婪可见一斑。

看在同昌公主的份上，韦保衡在懿宗一朝始终得宠。懿宗临终前，还让韦保衡代十二岁的儿子李俨（即后来的僖宗）摄政，全权处理军国大事。不过，韦保衡当宰相时，不思进取，只顾铲除异己，得罪了不少人。懿宗一死，他失去了靠山，结局可想而知。僖宗即位后，宦官田令孜联络百官，弹劾韦保衡。韦保衡先是被贬贺州刺史，不久被赐死。

与懿宗朝的谏官相比较，后来者侯昌业显然具有超凡的勇气和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侯昌业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看到唐朝宦官当政、藩镇林立已经有百年历史，朝廷内外均是千疮百孔，无力回天。而满朝文武中，奸臣当道，小人横行，竟数不出几个有气节有才华的大臣。回想当年唐朝立国之初，英雄人才辈出，文治武功，无一不盛。而如今，日暮西山，唐朝已经走近历史的黄昏。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有《登乐游原》绝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个人的命运始终无法摆脱时代的背景。这转眼即逝的夕阳，不仅代表着个人的沦落，是李商隐本人沉沦迟暮的写照，也象征着世运的衰微，昭示了大唐帝国的奄奄一息。

侯昌业死后不久，黄巢攻占长安，僖宗步玄宗的后尘避蜀。僖宗逃到成都后，在成都向各路节度使封官许愿，又借助沙陀兵来平叛。加上农民军朱温等人的叛变，黄巢兵败，退出长安后被杀。起义被平定后，以往在形式上听命于中央的节度使们，现在也无视朝廷。王建据蜀，杨行密占据淮南，钱鏐在杭州割据，虎视眈眈的还有河北藩镇中势力最大的汴州朱温、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

从此，天下大势便成为纠缠不清的状况：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逐渐开始混战，唐朝廷对之无可奈何，只能对强者的军事行为一概承认。右补阙常濬的一则上疏，足以表明这一点：“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藩镇雄踞一方，而中央朝廷内部也矛盾重重，南衙北司都分别借助藩镇的实力互相争斗，藩镇也利用南衙北司之间的矛盾扩大自身的实力。结果，南衙北司的冲突变成藩镇间的军事征战。藩镇间的角逐与南衙北司的争夺交织一起，整个局势越来越加复杂。到了这个时候，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