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睡中我们麻木，狼群已把畜栏闯入……”

——塞巴斯蒂安·布兰特，《愚人船》，1494年出版

十字军东征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为人们所深深误解。现代的观点普遍认为：东征影响了东西方的关系，让穆斯林拿起了武器，引发了之后数个世纪的怀疑与怨恨。这一系列披着伪善外皮展开的荒谬远征破坏了伊斯兰教的启蒙时代，令对方变得冷酷无情，选择诉诸圣战来暴力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十字军东征给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不幸的是，这种顽固的观点是错误的。伊斯兰教世界并未受到东征的破坏，而且认为它们无关紧要。除了一些地名和少数民间故事外，它们很快就被淡忘。直到19世纪下半叶，“十字军”这个词才有了阿拉伯语的对应说法；直到19世纪末，第一部有关十字军东征的阿拉伯文历史作品才问世。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眼中，“十字军”和其他异教徒没什么区别，他们未能阻挡伊斯兰教的进军，且遭遇了悲惨的失败。在不可避免的信仰之胜利面前，与其他螳臂当车的失败异教徒相比，他们没有更多值得记住的地方。

短期来看，十字军东征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胜利。他们占领耶路撒冷近一个世纪，迫使伊斯兰教世界把更多资源用于争夺圣地，而不是征服其他地区。但穆斯林还是再次攻陷了耶路撒冷，继续着他们无情扩张的脚步。

借助前4个世纪的圣战，穆斯林征服了大部分基督教世界，在被十字军东征打断之后，他们开始吞噬剩余地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个剽悍的亚洲民族因他们创始人的名字而得名）的领导下，伊斯兰教之剑直指亚洲仅剩的基督教势力拜占庭。1331年，他们攻破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尼西亚，把对方赶出了一千多年来居住的土地。1348年，奥斯曼人开始了对欧洲的入侵，迅速吞并了希腊、马其顿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强盛的东罗马帝国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小片领土。

为了拯救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曾有过两次严肃的用兵。1396年，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King Sigismund of Hungary）组织了一场类似的“东征”。因为一旦拜占庭被灭，他就是穆斯林的下一个目标。他们与奥斯曼人在希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即现今的普雷韦扎（Preveza）遭遇。尼科波利斯意为“胜利之城”，14个世纪之前，屋大维就在这附近击败过马克·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但万分讽刺的是，这一次绝大部分基督徒都战死沙场，只有少数人逃进了附近的森林。那些不幸当了俘虏的人被迫浑身赤裸地跪在苏丹面前，然后被砍下头颅。当年年底，保加利亚的剩余地区都被奥斯曼人收入囊中。

1444年，基督徒组织了第二次反抗。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为首的一系列国家试图通过入侵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匈牙利，但他们在进入保加利亚后遭遇了灭顶之灾。被俘的士兵不是被杀掉就是成了奴隶。

这次失利让东欧的基督徒元气大伤，也注定了拜占庭的命运。1453年5月29日，在巨炮的浓烟之中，绵延近2 000年的东罗马帝国走到了尽头。千年来抵御无数次进攻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被轰塌，伊斯兰教大军冲了进去。基督徒最壮观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被改建成了清真寺，东正教基督徒的首都变成了崛起的伊斯兰教势力的中心。

西欧对此大感震惊。尽管穆斯林的入侵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欧洲人依然相信奇迹会出现，情况不会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糟糕。君士坦丁堡濒临绝境已有多次，但经受了无数进攻依然屹立不倒，这一次想必也是如此。总之，威胁还很遥远。

然而情况已经不同了。奥斯曼的大军横扫了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Bosnia），歼灭了一切抵抗势力。苏丹如今控制了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王国的五大城市有四个已在掌握之中，而他也丝毫不隐瞒接下来进攻罗马的打算。1480年，苏丹的军队登陆意大利南部，攻占了奥特兰托（Otranto）。城中的800位居民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被斩首示众，余下的人则沦为奴隶。

恐慌在意大利半岛蔓延开来，人们疯狂呼吁东征，但欧洲的其他地区昏昏欲睡，依旧不为所动。当时的德意志作家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在讽刺性的长篇诗歌《愚人船》中对这种情绪进行了绝妙的概括。“在沉睡中我们麻木，狼群已把畜栏闯入……”在列出已经被伊斯兰教力量征服的四大城市后，他阴暗地预测了一件看起来注定要实现的事：“但是它们都已陷落，遭到洗劫，很快首脑也不能幸免。”

苏丹的意外死亡让奥斯曼人未能利用好这个意大利的据点，但他们在东欧继续稳步推进。1521年，塞尔维亚人最后的抵抗力量被打垮，穆斯林大军进入了匈牙利。次年，他们把医院骑士团赶出了罗得岛，开始了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到16世纪20年代末，他们已经吞并了匈牙利，踏进了奥地利的领土。1529年，他们来到了维也纳的门口，中欧近在眼前。

讽刺的是，最终拯救欧洲的是西部的十字军。在东欧纷纷屈服于奥斯曼人之时，伊比利亚半岛抵抗伊斯兰教入侵的700年斗争，即再征服运动，以胜利告终。1492年，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投降，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决定出资赞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航海事业。海外流入的财富，加上文艺复兴带来的科学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欧洲跃入了新的时代。哥伦布航海后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国王统治的领土让苏丹也相形见绌，而停滞不前的奥斯曼人正在逐渐成为“欧洲病夫”。

尽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祈祷时表示，他发现的所有财富都将用于解放耶路撒冷，但他是最后一批有这种想法的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造就的新一批理性的欧洲人无暇怀念十字军。他们大力抨击那些在信仰的驱使下犯罪的暴徒，伏尔泰（Voltaire）对这种迷信的终极形式发出了“踩死败类”（Ecrasez L\'Infâme）的呼吁，而败类指的则是天主教会。

继续流传的十字军事迹都是一些幻想故事。“狮心王”理查等家喻户晓的名字，或是被美化成攻无不克的战神，或是被丑化成遭到误导的宗教狂徒，用于对比萨拉丁等开明的伊斯兰世界人物。到19世纪，这些事迹又被帝国主义势力利用，用来表明他们很早就试图启发中东的“愚民”，给他们带来文明。

伴随着西欧的殖民，遭到篡改的东征故事重新传入了伊斯兰教世界。欧洲人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这群被遗忘的东征者所背负的开化使命和浪漫身份。这种说法遭到了对方深深的怨恨。对伊斯兰世界而言，16—17世纪是一段困惑的时期。穆斯林仍然抱有虚幻的优越感，在文化上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西方人已经迎头赶上并超越了他们。穆斯林无助地看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变成无力的傀儡，只因为欧洲人没决定好如何瓜分其领土才免于彻底的崩溃。

这种屈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中东的命运是在伦敦和巴黎的办公室里定下的。这群异教徒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信徒。在遭到轻视乃至无视的伊斯兰世界，十字军东征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在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中，西方人被成功驱逐。萨拉丁的库尔德人血统和短暂却光辉的胜利，让他从大部分阿拉伯的史书中脱颖而出，突然成了泛伊斯兰国家的英雄。

这一新的认知，让伊斯兰世界将新成立的以色列视作新的十字军国家，尽管以色列的居民主要是犹太人。在叙利亚，萨拉丁的头像出现在邮票和货币上，而他的骑马铜像——后面拖着两名基督徒俘虏——则竖立于首都大马士革之外，上刻铭文“解放耶路撒冷”。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aam Hussein）也不甘示弱。他自称为新时代的萨拉丁，铸造了4座自己的铜像，每一座都戴着类似圆顶清真寺外形的头盔，向当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圣所的苏丹致敬。

讽刺的是，“谋财害命的野蛮西方人对爱好和平、更加开化的东方发动了无端的入侵”这种对十字军东征讽刺性的描绘，反过来影响了西方。也许最著名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Clinton）2001年所说的：恐怖袭击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报应。

这样的观点十分危险，不仅是因为它通过扭曲历史来满足当今的政治需要。古罗马诗人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曾写道：“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小树枝被掰弯了，整棵树也会随之倾斜。”人们很容易受到无处不在的强大诱惑去误用历史，这种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拿破仑曾说：历史就是众口一词的谎言。我们不必表示赞同，就足以看出创造过去来控制现在的危险性。十字军东征并非东西方的第一次大碰撞，甚至也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首次交锋。它们既没有引发两种信仰的对立，也没有引发一方的消亡。

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依旧至关重要。在十字军时代初期，中世纪的教会乃是基督教世界的核心组织力量。乌尔班二世仅通过一次演说，就煽动了15万人离开故土，设法长途跋涉近3 000英里（约合4 830千米）前往耶路撒冷。而十字军时代末期，教皇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十字军东征削弱的不仅是教皇。考虑到其宣扬的目标，讽刺的是，基督教世界本身也受到了影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把基督教世界撕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半。双方渐行渐远已有几个世纪，不过在1204年以后，他们再也不认为对方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在西欧，十字军东征推动了“骑士”这个词在概念上的转变。1066年在黑斯廷斯（Hastings）与“征服者”威廉作战的骑士，只不过是勇敢、强大、残忍，骑在马背上的雇佣兵。而乌尔班二世在演讲中表示，他们应该用武器完成更崇高的使命。他的言论受到了认真的对待，人们开始渐渐认为，骑士还应当有一系列相配的行为准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不到一个世纪，骑士精神就在《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和亚瑟王的传说中定型。这两大著名的文学作品都诞生于12世纪初，在中世纪十分畅销。换句话说，十字军东征帮助塑造了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的标志性形象，这种形象成了中世纪的象征。

最后，十字军东征促进了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发展。他们得以在地中海东部的市场上自由贸易，尽管穆斯林和拜占庭人的利益往往因此受损。贸易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新奇的商品，还催生了手握大量财富的商人阶层，这些人的后代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赞助者。

为什么我们要在正确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十字军东征的世界，我想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足以说明。轰轰烈烈的东征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愚蠢和理想主义，展示了一系列圣者、恶棍，以及无数平凡人的表现。它们证明了虽然历史无法重复，但人性大抵相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当今世界大相径庭的视角。

这当真趣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