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要征服的，有高丽、日本和东南亚。

高丽是中国五代时期建立的王朝，开国君主王建。之后他们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南部，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但在中国南宋时期，王室大权旁落，掌握实权的是武臣。武臣集团对自己霸权主义的邻居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拒绝向蒙古俯首称臣，还拉开了对抗到底的架势，双方关系一时紧张。

不过局势很快就变了。旭烈兀攻陷巴格达那年，执政的武臣倒台，高丽王投降了蒙古帝国。世子王禃作为人质来到汗廷，跟亲王忽必烈成为好朋友。没过多久，蒙哥和高丽王相继去世，已经即位称汗的忽必烈便派兵将王禃送回国内立为国王，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从此，历代高丽王都要娶蒙古公主为后，成为蒙古语叫作“古列干”的驸马。

高丽王国当然也变成了蒙古最忠实的附庸，甚至帝国的一个行省。据说，他们的君主随时都可能被叫到北京，献上忠诚并接受训导。高丽王室也带头蒙古化，穿蒙古衣，说蒙古话，行蒙古礼，浑身上下没有高丽人的样子。至于臣民的义务自然没有折扣可打，济州岛甚至被改为牧场。

这可真是“成功”的殖民统治，然而这种统治却是高丽王室希望的，原因则在于武臣集团实在太嚣张了。他们专横跋扈任意废立，庙号元宗的王禃就被废过，靠着忽必烈出兵相助才重登王位。也就是说，高丽王室其实自身难保。既然反正要求人，那么受制于家奴又何如臣服于强者？

事实上，高丽王子娶蒙古公主，就是王禃请求的，并非忽必烈强加于人。但，尽管付出了仰人鼻息的代价，红利却十分可观：高丽国王成为蒙古“黄金家族”的成员，有资格参加忽里台，对殖民者的驻在官员也不必低三下四。更重要的是他们保住了部分主权，并没有当真沦为行省。

忽必烈同样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很清楚，如果将高丽变成卫星国，起码可以防止他们与日本和南宋结成海上反元三角联盟，进而还能建立称霸东亚的军事基地。高丽与日本一衣带水，简直就是天然的跳板。再加上高丽人成熟先进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征服日本岂非指日可待？

可惜，日本没那么好对付。

文永之役

日本通常将两次元日战争称为“元寇袭来”。福冈县博多区建有存放两场战争文物史料的博物馆。图为文永之役亲历者竹崎季长绘。

弘安之役

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绘。

镰仓时期日本武士铠甲

元日战争时期，正值武家政权——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掌权。日本武士极度重视自己的盔甲、武器等军事用私人物品。国家允许铠甲私造，地方大名自治度极高，再加上铠甲的样式是地位的象征，因而造就了形态各异的武士铠甲。据中西立太著《日本甲胄史》绘。

忽必烈的对日军事行动共两次，分别在灭宋之前和亡宋之后，史称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这是日本本土在历史上首次遭到外敌入侵，而且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来势更凶，居然组织了十四万人的大军。这样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陆军联合作战部队，对付贫穷落后和分裂混乱的日本实在是杀鸡用了牛刀，应该说绰绰有余。

然而结果都一样：侵略者一败涂地铩羽而归。碰巧的是他们两次都遭遇台风，舰队被怒吼的狂风和翻腾的波涛击得粉碎，大批将士溺水而死。于是，这台风便在日本人的传说中变成了保佑“神国”的“神风”。

其实，战争的胜败除了台风，首要原因恐怕还在忽必烈的无知和轻敌。实际上，高丽国王早就告诉蒙古大汗：日本列岛附近波涛汹涌，气候狂暴，最好就连使者也不要轻易派出。忽必烈却认为王禃是支吾推诿，愤怒地要求对方限期完成任务。高丽人只好照办，蒙古人却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埋单：在台风多发季节跨海进攻，岂非找死？

日本人对蒙古人也充满愤怒。这不仅因为对方践踏了自己的国土，也因为忽必烈发来的书信中，竟然以天子自居而把日本称为小国。其实这是中华皇帝的一贯口吻，与历史上的外交文件相比还是低姿态的。日本武士却不能接受。即便为了尊严，他们也不惜以死相拼，血战到底。

相反，蒙古侵略军却缺乏斗志。尤其是第二次，那十四万人的大军其实是乌合之众，因为其中有十万人是从新征服之南宋境内调发的降兵。当时这样的降卒有四十万众，放任自流必成危害。因此大元当局进行了甄别，将其中尚能作战的调往其他战场，老弱病残则编入海外部队。元廷的想法是要在占领日本后让他们充当驻屯军，因此还随身携带农具和稻种，请问这样的军队又岂是日本武士的对手？

高丽水手也离心离德。他们原本不是为自己而战，还要仰人鼻息供人驱使，哪有昂扬斗志？也只有厌战情绪。事实上有件事情十分可疑。据说台风到来时，高丽水手两次都坚持要把舰船开到海面，结果船被风浪掀入海底；而在平户岛筑垒下碇停泊的张禧部船只，则安然无恙得以保全。高丽人如果是同心同德的，为什么不提供最好的方案呢？

更糟糕的是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四名统帅在到达鹰岛和平户岛一带后，为如何进攻争论了一个月。结果，他们还在唇枪舌剑，台风就来了。于是这帮家伙登上幸存的舰船逃之夭夭，留下十万大军任凭日本人宰割。日本人也分门别类地进行处理：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统统杀掉，另将被称为“唐人”的南宋汉人掠为奴隶，只有少数人逃生。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那就是日本的金属锻造技术世界领先，以至于短兵相接时，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他们射出的箭却很难穿透对方身上的铁甲。因此即使元军登陆成功，也未必能战胜同仇敌忾的日本人。

这样看，那台风岂非多余？

在东南亚，忽必烈的战争也乏善可陈。被他封为镇南王的皇子脱欢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都惨败而归，入侵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无功而返，将爪哇（Java，今属印度尼西亚）变成海外辖区的行动更是不了了之，唯独在缅甸小有成功。不过，靠着远征，蒙古人还是直接控制了东南亚海域的交通，形成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以及东南海岸的世界贸易圈，大元也成为兼有陆地和海洋的超级大帝国。

总之，忽必烈后来的征战有得有失成败参半，知难而退的他也逐步消减了征服世界的热情。这里面当然有帝国内部的原因：窝阔台之孙海都发动了对大汗权威的挑战。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战之后，忽必烈勉强放弃了对中亚地区草原和绿洲的统治权，只是把漠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元帝国的疆域终于慢慢地固定了下来。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黄金家族统治的地方称为蒙古帝国，那么忽必烈拥有的只是半壁江山，尽管这半壁江山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而且更加富庶，同时也很中国。

忽必烈自己则日见衰老，还变得肥胖不堪。最终他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他的遗体被运到漠北，安葬在今天蒙古国的肯特省。这说明忽必烈本人和他的子孙，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

没错，他们永远都是蒙古人。

八思巴文铜印

高2.3厘米，印面3.2厘米×2.9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被用于1269年以后的整个元代，随着元朝灭亡而被逐渐弃用。八思巴文被称为“能拼写所有语言的文字”，是元朝官方文书指定用字，也常作译写之用。

忽必烈留下的遗产是大元帝国，这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并不包括大金和南宋，而一个连接了蒙古草原和中华大地的版图无疑是忽必烈的作品，所以他的庙号才会是世祖。但是请问，大元是蒙古帝国，还是中华帝国？或者说，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中华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变成了蒙古帝国？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事实上，这种难以界定和无法厘清，恰恰说明蒙古人把过去的分类系统和评价系统都打乱了。而且，他们的洗牌还是世界性的，以至于欧亚大陆上许多国家的历史都变得面目模糊。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因此，我们必须走进蒙古旋风扫过的那些地带，看看他们对世界文明有怎样的冲击，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又有哪些颠覆性的改变。

只不过，故事还得从崖山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