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德国感到厌倦。改革的过程如同一次肉体折磨……我们总是陷在爆炸的闪光里，我们所处之地总是烈火焚身……而且，还夹在新旧两种秩序之间左右为难……于是我们拥有了可怕的力量，躁动、没有归属且身受诅咒，凭借作恶的意志不断壮大。

——恩斯特·冯·萨洛蒙，《亡命之徒》，1930年

1920年1月26日14点30分左右，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踏出了柏林莫阿比特区法院一号法庭，那里正公开审理他控告卡尔·赫尔弗里奇诽谤一案。埃茨贝格尔坐进自己专车的后座，这时，一个年轻人猛地跳上车门踏板，近距离朝这位财政部长开了两枪。一颗子弹打中埃茨贝格尔的肩膀，另一颗则为他的表链所阻挡。一旁受到惊吓的人们很快反应过来，他们把凶手打倒在地，并牢牢捉住了他。大失血的埃茨贝格尔被送往医院。他挺了过来，但精神上的创伤挥之不去：这样的袭击防不胜防，自己完全无能为力。

1920年3月12日，埃茨贝格尔诉赫尔弗里奇的案子宣判结果。赫尔弗里奇因恶意诽谤被判罚300金马克。但真正的败诉者是埃茨贝格尔，因为法院认定，赫尔弗里奇对财政部长的攻击绝大部分都属实。于是在别人眼里，现在埃茨贝格尔真成了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及身边人谋取好处的卑鄙政客。埃茨贝格尔决定暂时离开岗位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审判程序启动，重新审核赫尔弗里奇对他的非议。右翼媒体为此大肆庆祝。即便连凯绥·珂勒惠支都相信了，“埃茨贝格尔看来原形毕露了，他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家伙。”

从1919年夏天到1920年年初，我们离开了特勒尔奇所说的“停战后的梦乡”，离开了炽热的彗核，那里的高温促生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即便燃烧殆尽。在许多日记、信件和回忆录里，人们的情绪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发生了变化。生活逐渐恢复秩序。但在有些国家，战争的结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动，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混乱，甚至是危险的境地。苦日子看来永无尽头。

现在，前景愈发黑暗——一个毁灭一切、充满仇恨的世界，正通过不断涌现的暴力成为现实。两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各据一端，以对方的灭绝互相要挟。接下来要到来的，是极端的年代。

“一场彻底变革——死人……喧哗和恐惧。”1920年3月，阿尔玛·马勒去魏玛拜访仍是她丈夫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她在大象旅馆下榻，在3月13号那天，她从旅馆窗户看到让人不安的一幕：“我眼前的市集广场，黄昏时响起了巨大的骚动。工人们朝卡普政变那些戴钉盔的年轻士兵啐唾沫，后者动也不动。人们还咆哮起来。”在德国国民议会所在的魏玛，阿尔玛可以近距离关注卡普政变的进展，它试图推翻新生的德意志共和国。除了魏玛，自由军团也控制了柏林。埃尔哈特海军旅开进首都，许多士兵在头盔上画了白色的万字标记。以艾伯特为首的魏玛政府决定撤出柏林，同时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人之一，地方长官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被他的同党推选为新的总理。

从大象旅馆的窗户里，阿尔玛·马勒还看到一位政府代表试图在右翼的卡普党人和左翼的反对示威者之间居中斡旋，但没能成功。夜色瞬间笼罩城市，“一点光亮也没有。黑暗中的群众比白天时更叫人害怕。不时有人擦亮火柴点烟。害怕被抢劫的恐惧堵在我们的喉咙里。我们几乎不敢大声说话。”

显然，这一时期的人们不只是在大街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在包豪斯任教的俄罗斯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对阿尔玛·马勒口出秽言，只因她爱上了犹太人弗兰茨·韦尔弗。康定斯基和他的妻子“用‘犹太人的奴仆’和其他类似的词语称呼我”。如此矛盾的事，偏偏就发生在她身上：一方面，阿尔玛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一样，从未掩饰自己对犹太人的厌恶，但另一方面，她不只与许多犹太人交好，还先后嫁给了两个犹太人——古斯塔夫·马勒和弗兰茨·韦尔弗。

这次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在第二天就展现了它的影响。对此，阿尔玛回忆道：“下水道没人清理，大街上弥漫着可怕的味道。人们必须去远处打水。但最可怕的，是工人们不让掩埋死人。尸体被随便扔在坟地上，大学生夜里偷偷摸去，却被在那里看守、人数上占优势的工人赶走。尸体就这么暴露在空气里好几天。今天，是战斗中所牺牲的工人的葬礼。送殡队伍从我窗前经过，他们举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标语：罗莎·卢森堡万岁！李卜克内西万岁！包豪斯学校的人都来了，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还看见好几位政府部长也在队伍中，他为他之前让我不要参加感到抱歉。我倒只希望他自己不要过多卷入政治。被打死的军官被胡乱掩埋，如同得了疥癣的癞皮狗。他们不过是有薪酬的奴隶罢了。是的，世界充满‘正义’。”5天后，沃尔夫冈·卡普就逃到瑞典去了，政变以失败告终。它不仅没有民意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不过，德国的这个3月表明，对革命抱有幻想的不只是左翼。革命所拥有的能量，它振奋人心的影响，精心组织运动所展现的威力，以及它对群众的动员和颠覆一切的意愿——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一如双方都相信，为了消灭对手可以使用无情的暴力。至少，魏玛共和国又挺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这不是它的最后一次。

凯绥·珂勒惠支在柏林见证了卡普政变：“反革命现在开始行动了。今天早上举着黑白旗帜的保皇党军队从德贝里茨开来。政府出逃，公共建筑被占领，《前进报》和《自由报》被封禁。街上人们一群一群地聚集着，每个人都像被罚站似的。现在接下来会怎样？又是3月，这个令人不安的月份！”女艺术家生活在对新的“兄弟阋墙”的恐惧中。“当我听说这次事变时，我的胸中就像灌了铅似的，异常沉重。”

几天后，她和一位年轻的朋友海伦娜聊天。珂勒惠支很少能如此透彻、如此坦诚地与比她年轻的人谈起他们共同生活里的种种断裂。海伦娜不是那种在德国爆发战争和革命时会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她为自己在乱世没有丈夫和孩子感到遗憾，并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只想随波逐流，也许去旅行，最终成为时代的附庸。“这一代的女孩很少像她那样令我感到触动。”珂勒惠支在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路，穿过眼前这个复杂变形的世界。”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但至少，她在心里想，她拥有对一个更好生活的回忆。战争让凯绥变成一位和平主义者，革命的爆发让她燃起了对一个实行共和体制、更人道、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希望。然而现在这些都破灭了，留下的只有对过去的无限追思。

对前皇储来说，卡普政变摧毁了他很快就能回国的希望。1920年初，德国的政治局势似乎已有所缓和，本来可以容纳他成为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普通公民。但政变让这一梦想落了空。威廉非常失望，尽管他可以从更好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对德国的右翼人士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有其象征意义的人物。否则如何解释卡普政变背后的主事人在政变爆发前便联系了他？他们想看看他是否有意在政变成功后，作为复辟的君主登基。威廉曾经和这些意图发动政变的人一样，相信共和体制并不适合德国。他曾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凌驾政党纷争、作为稳定性代表的中心人物，比如国王或者皇帝。他也曾认为，若要赋予君主制国家全新的政治面貌和合法性，他比他的父亲更合适。然而，战争和革命的经历也让他认识到，一种新的君主制不能在违背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强行成立。因此他给对方做出清楚的答复，他或许私下里还认为，他们谋划的事不会真的发生。

协约国和威廉的东道主荷兰并没有低估这位前皇储自身所代表的政治风险。他返回德国的希望被看作一种具体的威胁；外面关于他计划出逃的谣言满天飞，无论是乘船、坐潜艇还是搭飞机的版本都有。当卡普政变的消息在欧洲范围传开时，韦林根岛岸边甚至来了一艘鱼雷艇驻扎。在政变期间，船上的士兵还真的炮轰了一架接近岛上的飞机。但最后发现这是一架惨遭“自己人误击”的荷兰飞机。这次回国希望的破灭，被皇储看作“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考验”。

听闻卡普政变的消息后，前皇储看待流放寓所门口小花园的眼光也不同了。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关心过这一隅之地，任其生长。因此，早春的第一道阳光所到之处，是杂乱的灌木丛和未经修整的花圃。现在，既然知道自己可能还得在这里捱上几年的时间，威廉觉得有必要好好打理一下了。他抓起一把十字锄，用力插进地里，“直到把我的手弄痛”。

1920年3月20日，特伦斯·麦克史威尼听说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相交多年的老友托马斯·麦柯廷（Tomás MacCurtain），被爱尔兰保安队的人杀害了。那天——当天还是麦柯廷36岁生日——清晨，一群涂黑了脸的男人闯进麦柯廷家。他们抓住麦柯廷夫人，同时朝他们的目标对象开火。身为科克市长的麦柯廷身中数枪，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随即死去。

麦克史威尼将成为新的科克市长。他明白，这会让自己比以往更加暴露在危险中，他也明白，自己必须参加由爱尔兰自由战士所策划、针对杀害麦柯廷凶手的复仇行动。正如迈克尔·柯林斯后来所强调的，它将是一种“恶性循环，一场死亡赛跑”的开始，因为爱尔兰自由战士现在不只是要对抗英国佬，还要与忠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作战。

1920年4月10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她“准备开始写作《雅各的房间》”。现在，这部符合她为“现代小说艺术”所设立的崇高标准——捕捉生活精髓——的小说，终于要被创作出来了。她在特意为此准备的另一本笔记本上提出：“核心是，我相信它必须不受拘束。”在这句话下面，她勾勒了小说的开头，从主人公雅各的童年讲起：雅各和他的母亲及哥哥住在一处温泉疗养地，还是孩子的雅各溜去勘察沙滩和海洋，与贝壳和螃蟹玩耍，却引起母亲的不快，后者既担心又生气，便和雅各的哥哥一起去找他。即使是风景如画的海边，也有着种种可怕的东西：溅起的海浪，黑黢黢的岩石，死去绵羊白花花的头盖骨。随着故事展开，我们看到雅各的人生便是由家庭、学校和军队所组成的无数围场。1914年，这个年轻人——他姓“弗兰德斯”并非偶然——最终在世界大战中消失了。小说的最后，母亲在儿子收拾完毕的空房间里兀自悲痛，那里只剩下一双鞋能证明雅各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终其一生，雅各都缺乏自己的立足之地，缺乏自由呼吸的领域，他短短十余年所栖居的“房间”不过都是些逼仄的囚室。最终他走了，它们还在。

1920年3月7日，费萨尔一世在大马士革被拥为叙利亚国王，此前，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成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但一些消息灵通的旁观者知道，在巴黎的折中方案出台后似乎就要为叙利亚独立打开的那面希望之窗，此时已经重新关上了。

托马斯·E. 劳伦斯给英国首相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但随后他便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期待不过是种错觉。离开巴黎后，他大部分时间待在牛津。同住的母亲很担心他。经历了艰辛的战争和曲折的和平，劳伦斯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他吃完早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坐着，动也不动，神色木然。在万灵学院，他反复阅读着查尔斯·蒙塔古·道蒂（Charles Montagu Doughty）的长诗《被逐出的亚当》（Adam Cast Forth）。这首诗的主题是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

导致劳伦斯情绪不稳定的，还包括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向他透露了家里至今严守的秘密。他这才知道这个自己早就有所察觉的事实：父亲使用了假名，而他自己的真名是托马斯·罗伯特·泰伊·查普曼（Thomas Robert Tighe Chapman）。查普曼家族是英裔爱尔兰贵族，在都柏林附近拥有大片土地。作为家族继承人，父亲年轻的时候便拥有无限美好的前途。他娶了同样来自富裕家庭的伊迪丝·萨拉·汉密尔顿，和她生了4个女儿。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当妻子对宗教的热情控制了这个家，查普曼开始酗酒。这位一家之主越来越闷闷不乐，只有踏进苏格兰保姆萨拉·劳伦斯的房间时，他脸上才会露出笑容。两个人就这样有了私情。1885年，萨拉怀孕了。查普曼竭力隐瞒，试图在都柏林给萨拉母子租一个房间，这样他可以经常去看望。但妻子发现了这段婚外恋和私生子的事，逼他做出选择。这对查普曼来说不是件容易事。权衡再三，最后，他抛弃了显贵的身家，和出身底层的萨拉过起了简朴的生活。两人从未结婚，隐姓埋名地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安家。他们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6个长大成人。劳伦斯直到1919年才明白，为何父亲很少工作，喜欢打猎，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各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劳伦斯看到自己性情多变的源头：原来他既是贵族的后裔，也是为人所不齿的私生子。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劳伦斯接到中东地区传来的震惊消息。1920年4月举行的圣雷莫会议确立了地中海以东地区未来的统治秩序，而叙利亚王国的命运也就此注定。它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所谓的“委任统治”，由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赋予其合法性。最终，在威尔逊所提出（并引起世界许多民族共鸣）的民族自决主张和殖民强权的势力扩张之间，与会者们达成了一种妥协：一方面，战败国的殖民地得以避免被胜利者用简单残暴的方式瓜分；另一方面，殖民地也没有获得独立。更确切地说，它们将在国际联盟的保护下，慢慢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独立体。国际联盟将其交由个别国家进行“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划归法国，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即后来的伊拉克）则交给大不列颠帝国接管。法国毫不掩饰地力图扩大它在被委任地的统治权力。圣雷莫会议做出决定后没多久，法国便干涉叙利亚内政，并出兵攻打这个新生的阿拉伯国家，其政权在国际社会看来是不合法的。法军在麦塞隆一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加冕没多久的费萨尔一世被罢免，流亡英国。对中东地区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它奠定了那里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冲突局势。即使劳伦斯对实现阿拉伯独立本来还存有些许幻想，这时它们也都灰飞烟灭。

与此同时，韦林根岛入夏了。普鲁士的威廉依旧是岛上的囚犯，住在小木屋里的遁世者。在热得让人提不起劲的日子里，从波茨坦又传来一条更叫人难受的消息：威廉的弟弟，约阿希姆王子，在波茨坦无忧宫内的利格尼茨别墅自杀身亡。卡普政变失败后，原本在战后就陷入抑郁的约阿希姆王子更是失去了对恢复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一切希望，他感到生无可恋。1920年6月18日，王子拿起他的左轮手枪朝自己射击，伤势严重，不久便去世了。然而，面对这一可怕的消息，威廉却感到自己想要继续活下去。即使在新时代里苟且偷生，也好过扔下一切、赶赴黄泉。何况虽然帝国成了共和国，霍亨索伦王朝也没有失去昔日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保住了大部分皇家财产，内心深处依然埋伏着对江山再起的期望。或许1918年的革命并不是最后一场革命呢？

1920年8月，特伦斯·麦克史威尼身边的人发现，这位新上任的科克市长快要累垮了。他既要为爱尔兰议会奔走，同时又得分神处理家乡的事务，还总是担心被捕或遇刺，所有这一切让他疲惫不堪。好几个月以来，麦克史威尼没有一天晚上是在自己的床上入睡的。爱尔兰共和军在他的办公室派驻了防卫部队。而对女儿玛丽来说，父亲就是电话里的声音；每次电话一响，小女孩都高兴地抓起听筒。然而，威胁步步进逼。最后，关于他去世的谣言甚至传到麦克史威尼自己耳中。他的医生建议他去度个假，好好放松一下。

然而，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了。1920年8月12日，军队出动数百名士兵包围了科克市政厅，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办公室就在里头。他试图从后门逃走，但一出大楼就遭到逮捕，被带到维多利亚兵营。他身上的私人物品被搜走，据说当地警方在其中发现了一份密码表，它被看作他进行非法活动的证据。之后没多久，穆丽尔·麦克史威尼便目睹丈夫被一辆军用卡车载走，送往军事法庭接受审判。被释放的爱尔兰共和军战士告诉穆丽尔，麦克史威尼在被捕后立即发起了绝食，并呼吁狱友一起参与。她很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开始绝食后，不管别人是否响应，他自己会贯彻到底，拒绝任何食物。穆丽尔无法忍受自己看到他憔悴的面孔，却无能为力。就算她亲手给他递过一块面包，他也不会吃的。“从我听说我的丈夫在绝食的那天起，我就相信他不会活着出来了。”

1920年8月16日，对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审判开庭，爱尔兰和英国的媒体都对这位此时变得家喻户晓的人物非常关注。庭审间隙，穆丽尔得以和丈夫用爱尔兰语进行短暂交谈。尽管5天来的绝食让他的脸明显消瘦，但他的意志仍显得坚强无比。为了回应庭上对他的指控，麦克史威尼站起身来，面无惧色地走向他的审判者。他明确指出，这一切针对他的审判都是非法的。“爱尔兰共和国已经诞生了”，他如此宣布道，因此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已是过去式，它不应该妄自代表共和国对他进行审判。

当法庭判他最少2年徒刑时，麦克史威尼再度提高了声音：“不管你们的政府如何判决，我都会在1个月内获得自由。”他说，通过5天前开始的绝食，他把囹圄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样，他也会用这一手段自己争取获释。

1920年8月18日，莫伊娜·迈克尔看到《亚特兰大宪政报》（The Atlanta Constitution）上的一条简讯，它将改变她的人生。自她离开纽约和开始推广虞美人花，已经18个月过去了。只是，虽然她不眠不休地努力，设计师李·基迪克也花了不少钱在全美做宣传，虞美人花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莫伊娜·迈克尔快支持不住了，她眼看就要放弃对复员军人的关注，退回到自己的教书事业中去。

这时，报纸上的简讯让她重新燃起希望。此前她并不知道，1919年3月，一些美国远征军士兵在法国的土地上筹建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The American Legion）。报上说，退伍军人协会的佐治亚分部将召开会议，地点就在离她家乡阿森斯100多公里的奥古斯塔——这真是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她没有半点迟疑，立刻拿上1箱人工制作的虞美人花，以及那本刊载约翰·麦克雷的诗并配有插图的杂志——当时就是它给了她启发——驱车赶往亚特兰大，那里，3名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代表正准备动身前往奥古斯塔。她说服其中1位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她精心准备的方案。

之后几天，莫伊娜·迈克尔可说是坐立难安，度日如年。终于，从奥古斯塔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佐治亚分部采纳虞美人花作为它们纪念一战牺牲士兵的象征，并且还决定，要在接下来退伍军人协会的年会上提议，让虞美人花成为全国所有分部纪念活动的代表。与此同时，虞美人花还走向了世界。因为法国人安娜·介朗（Anna Guérin）也参与了会议，她是美法儿童协会的创始人。自战争结束以来，她便在美国各地为受到战火波及的法国儿童募款。安娜·介朗看出虞美人花的潜力。她安排法国的战争遗孤制作红色的虞美人花别针，然后销售到美国，所得收入用来救济法国的战争灾民。

安娜·介朗让虞美人花的宣传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成功：1921年，她派出法国妇女前往伦敦参加一次虞美人花的销售活动。她还说服了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The Royal British Legion）的主席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请他向英国人大力宣扬虞美人花。最后，通过派遣代表，她还成功在英联邦地区——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起捐款活动。很快，至少在自1921年起每年11月举行的国殇纪念日上，绝大多数的英语国家都统一使用虞美人花作为纪念象征。莫伊娜·迈克尔实现了她1918年11月的理念，国殇虞美人花取得了属于它的胜利。

途经威尔士和伦敦，特伦斯·麦克史威尼被押送到布里克斯顿监狱，作为编号6794号囚犯安置在医院。对绝食整整一周、只喝了点水的他来说，这趟旅程可谓十分难熬。他刚抵达布里克斯顿，一份报纸就评论说，不确定麦克史威尼是否能活到隔天晚上。狱方工作人员不断送些可口的食物到他床边，但麦克史威尼碰也没碰一下。为了节省体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床上。他想尽可能久地坚持下去。一来英国政府可能为此让步，另一方面，他希望这能让媒体和公众持续关注他的案子。

然而，饥饿开始让他付出代价。麦克史威尼皮肤过敏，并且好几处开了口子。他肿胀的关节疼痛不堪，而他的身体为了获取营养，分解了肌肉。一名神父被招来，准备进行临终祈祷，为他虚弱不堪的身体涂油。

然而，这名爱尔兰汉子比医生认为的还要坚强。他在被捕的4周后仍然活着，每天都成为爱尔兰、英国和北美报纸的头条新闻。迈克尔·柯林斯已带着爱尔兰共和军战士从都柏林出发，渡过爱尔兰海，准备进行一场解救行动。这时，目击者带来消息，说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身体已经完全动不了了。他为了省力，只在最必要时才说话，每一天都是垂死挣扎。一份请愿书送到了国王乔治五世手里，它的起草人请求国王行使他的特赦权力。然而英国政府对此充耳不闻。这不是爱尔兰解放人士的第一次绝食抗争，如果做出让步，那大不列颠就是在告诉世人谁都可以勒索它。因为麦克史威尼已经清楚地表示，他绝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立刻将他从监狱释放。不过，与其说英国政府担心这个男人的健康，怕他在和帝国的斗争中死去，还不如说它更担心爱尔兰的局势。麦克史威尼的死会导致爱尔兰南部的公开叛乱，也会让这位科克市长成为烈士。9月初，已经有4000名都柏林工人组织起来，准备参加为科克市长举行的祈福弥撒。反过来说，如果放了麦克史威尼，那些亲英的爱尔兰统治阶层恐怕会失去为陛下和帝国效劳的信心，甚至引发他们的强烈抗议。到了9月中旬，特伦斯·麦克史威尼的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终于再也撑不下去了。为了保住他的性命，他被强行灌食，就像之前人们对其他绝食抗议者所做的那样。

1920年10月11日，经过双方律师数月以来的谈判，多年来形同陌路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阿尔玛·马勒终于正式办了离婚。为了让法庭有清楚的判决依据、尽快走完程序，他们捏造了一起和现实生活恰好相反的婚外情事件。一名特意雇来的私人侦探作证说，他当场逮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情人在开房。法庭信以为真，结束了两人这段缔结于战时、大多数时候形同空文的婚约。

对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来说，离婚除了意味着他从此失去对女儿曼农的抚养权，还在他心里留下了烙印。尽管后来他与一位已婚的年轻女艺术家开始了异地恋，但格罗皮乌斯仍感到孤独，并为自己剧烈的情绪波动所苦。在信里，他反复把自己比作“流星”：“我又绕了宇宙一大圈，好几亿万年过去了。我拿我的生命做赌注，它总是孤注一掷，熬过了这次爆炸就继续。我已经爆炸过10次了，但灵魂的碎片还活着，是的，它们的力量实际还在增长。这期间我和我深爱的妻子离了婚……现在的我，更加是宇宙中的流浪之星，没有异性的港湾让我停靠。”

与此同时，包豪斯需要格罗皮乌斯全身心的投入。他在魏玛共和国内四处奔走，为建校筹措款项。然而，这所新成立的工艺美术学校还在创始阶段就有严重的内部矛盾。包豪斯的教授之一、瑞士画家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在身边聚集起一小群追随者。伊顿是一位富含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他将琐罗亚斯德的理念引入艺术创作，要求他的学生过一种严格律己的生活，包括多吃大蒜、冥想和优律司美。他们剃光头发，穿伊顿所设计的一种长罩袍。凭借年轻人的支持，伊顿试图让其他教授的威望扫地，成为包豪斯的偶像级人物。这引发了冲突，格罗皮乌斯不得不介入：“辛格—阿德勒这一犹太智识圈子太活跃了，遗憾的是连伊顿也牵扯进去。他们想利用他掌握整个包豪斯。于是雅利安人提出抗议，这可以理解。”“雅利安人”对抗“犹太人”——还是在前卫的包豪斯！这一次，格罗皮乌斯成功化解了纠纷。

1920年10月初，绝食抗议6周的特伦斯·麦克史威尼依然活着，他的支持者开始相信这是一个奇迹，而他的政治对手怀疑有人暗中给他塞食物。但他的便盆就像医生所记录的那样，总是空空如也。尽管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还保持着生命迹象，可以稍微动一下身子，而且神志清醒。因此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是如何和这个世界告别的。他的背部出现水肿，心跳也越来越微弱。他抱怨他的双臂刺痛和发痒；此外，医生还诊断出肺结核。

1920年10月17日，绝食66天后，人们告诉特伦斯·麦克史威尼，一位和他同时被捕且共同发动绝食抗争的人死去了。在爱尔兰，共和军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多，双方的死亡人数都在增长。

特伦斯·麦克史威尼频繁出现谵妄症状，狱医便趁他不省人事时给他喂食肉汤。1920年10月24日，绝食抗议第73天，当晚麦克史威尼的哥哥肖恩和神父被允许留在狱中过夜。隔天一早，他们来到麦克史威尼床前，发现他睁着眼睛，却动也不动，毫无意识。神父在他耳边轻声祈祷，而医生们试图用一剂士的宁注射来挽回这个垂死之人。但他虚弱的身体毫无反应，几分钟后，微弱的呼吸便永远停息了。根据记录，麦克史威尼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必须作证，我是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战士死去的。上帝保佑爱尔兰！”

这位科克市长的死震动了全世界。北美许多城市，还有巴黎和贝尔法斯特都为他举行了纪念游行。1920年11月1日，麦克史威尼在科克的圣芬巴尔公墓（Saint Finbarr\'s Cemetery）下葬，有大批支持者为他送行。他在科克的伙伴继续发起绝食抗争。

阮爱国也为科克市长的死感到震惊，同时也十分钦佩他坚定的信念。同样是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而奋斗，这时的阮爱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自凡尔赛的努力付诸流水，他越来越寄希望于他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宣称——这时他还是法国社会党的成员——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形式。他在巴黎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因为法国情报机构持续对他进行跟踪。他的护照被拿走，这样他就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此外，越南反抗人士的圈子里也混进不少密探。凡是出现了阮爱国及其同志姓名的革命出版物，有不少都被情报机构买去了。受到这样的监控，再加上孤立无援，为之奋斗的家乡又远在千里之外，阮爱国便把他全部的希望都寄托于一场世界革命。当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起来反抗，他相信，越南也会为了它的解放而战斗。

1920年12月初，索格门·特赫里瑞安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经日内瓦来到柏林。正如日后他在法庭上所说，当时他寄宿于一个住在奥古斯堡大街51号的同乡那里，且有向当地警察局报备，说自己准备在柏林学习力学。

1921年2月，特赫里瑞安刚从柏林动物园那边过来，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用土耳其语交谈。“帕夏”这个词传入他的耳朵。特赫里瑞安转过身，认出其中一人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前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Talât Pascha），他便是那个要为亚美尼亚大屠杀负责的家伙。特赫里瑞安跟踪这伙人到了一家电影院。当他走进电影院时，身体突然不太对劲，脑海中又浮现大屠杀的景象。他不得不离开。幸好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全身痉挛不已，他还站得住。几星期前他曾在大街上晕倒，之后他在卡西尔教授那里接受治疗。

1921年3月的第一天，特赫里瑞安带着某种不明所以的焦虑回忆起过去。他感觉自己的状况比之前还要糟糕：“眼前总是浮现屠杀的景象。我看到我母亲的尸体，她站起来，走近我并说道：你看到塔拉特在这儿了，你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你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了！”特赫里瑞安后来在法庭上说，就在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杀死塔拉特·帕夏，是这个男人害得他家破人亡。他搬进哈登贝格大街37号的一个房间，对面就是塔拉特·帕夏的住处。现在，他的目标对象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然而他却迟疑起来：“我不确定；我问我自己：你凭什么夺去一个人的性命？……我跟我自己说：你没有能力杀人。”他打消行刺的念头，重新忙于日常事务：在贝伦森小姐那里上语言课，时不时上剧院和电影院，或读读报纸。

抵达布拉格后，路易丝·韦斯在一位犹太旧书商那里找到住处。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她派来一位军官，充当她的保护人和向导。他是来自美好年代的绅士，懂得行吻手礼，带这位从巴黎来的女士亲近他家乡的自然风光。然而，在森林和狩猎行宫里一连待了好几个星期后，路易丝·韦斯终于受够了这位家长制作风的绅士。她决定拾起她此行来布拉格的目的：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崛起。

作为此前捷克临时政府支持者兼米兰·什特凡尼克——他死后再也不碍着谁——的爱人，这位从巴黎来的通讯记者毫不费力地就敲开了新政府的大门。总统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在他的官邸、曾经的科洛杰耶宫接待她，官邸的墙是新粉刷的，除去了原有的哈布斯堡王朝装饰。在路易丝·韦斯眼里，这座昔日的宫殿现在就像一座“民主修道院”。而坐镇其中、俨然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崛起之化身的马萨里克，看上去依然还是1916年那位在巴黎出没的流亡教授。不过，治理一个新生国家完全不同于学术研究，马萨里克以前从来没想过那会是怎样的规模。“他对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只有理论上的认识。”因此，现在是尽快从数据和事实上整体把握这个国家的时候了。要设立新的公务员队伍，要编制国家预算，要知道，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不同的部分所组成，包括受德国影响很深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斯拉夫人的斯洛伐克，还有以前属于匈牙利的罗塞尼亚。特别是在罗塞尼亚地区，那里住着贫农、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他们要融入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尤其不易。马萨里克告诉路易丝·韦斯，停战时期罗塞尼亚爆发了饥荒。他曾调拨火车载着补给前往救济，里头有来自美国的可可粉。那里的农民不知道可可粉是什么，把这些棕色粉末拿去粉刷他们的木屋。此外，他处处都遭到那些旧官僚的掣肘，他们简直就像是来自中世纪。这和路易丝·韦斯所设想的民族觉醒完全不同。

她从布拉格发回的文章在巴黎成为热门话题。费洛兹希望她无论如何都要回到《新欧洲》，他准备把过去的矛盾冲突都抛诸脑后。路易丝·韦斯也做出让步，但是要有条件：费洛兹要把当初许诺她的薪资付清，在理事会里她要拥有一票，她要使用“主编”的头衔，并掌握《新欧洲》的订阅和财务情况。此外，必须让她的父亲出任杂志社的总顾问。费洛兹一开始脸色变得惨白，听到最后一个条件后又振奋起来。她的父亲保罗·路易斯·韦斯（Paul Louis Weiss）很富有，他的资金能够帮助这本销售疲软的周刊摆脱困境。自从凡尔赛和谈结束以来，《新欧洲》的读者数量就明显下降。

于是路易丝·韦斯又搬回她饰有蓝色墙纸的办公室，她决定再也不让任何人凌驾于她。她给编辑部来了场大整顿，把铺天盖地的零散文件归类，她努力弄清楚《新欧洲》糟糕的财务情况，并规范财务人员，让那些习惯懒散、不好好坐班的编辑守纪律。不久后她便发现，编辑部的资金去向不明。费洛兹在背后仍然试图操纵一切。但这一次，路易丝·韦斯下定决心，绝不让自己被他的小把戏扳倒。当两人之间的摩擦再次升级，她失去了耐心。她完全明白，《新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投资人，这主要是她父亲，费洛兹过去作为创始人一直压制着她，可现在她是有办法对付他的。这一次，她占了上风，便戏剧化地把费洛兹扫地出门。

不久，路易丝再度前往布拉格，并从那儿去了布达佩斯。之后她还走访维也纳和布加勒斯特。然而它们给她的印象都是一样的：在巴黎时，她以为民族觉醒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现在走近一看，只觉荒唐，有的甚至是悲剧。这些新兴国家的诞生过程一点也不光彩，反倒是危机四伏，脆弱无比。路易丝·韦斯的文章在刚停战时还通篇激情洋溢，自1919年秋天之后就变得务实，不无苦涩，有时几乎是愤世嫉俗。

索格门·特赫里瑞安心里有两种声音在撕扯：母亲的责问和自己的良知。1921年3月15日这天，读着书的他在房间里踱步，看见昔日的奥斯曼帝国内政部长在对街走出家门。那一瞬间，曾经发生的一切再次涌现：队伍，处决，姐妹，斧头，还有母亲和她的警告，或说是威胁。1919年在第比利斯时，特赫里瑞安曾以防止土耳其人再次袭击为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来到柏林时，他把它取出来，藏在行李箱的衣服堆里。现在，枪就在他的口袋里。特赫里瑞安冲到街上，看到塔拉特·帕夏朝动物园的方向走远了。于是他沿着哈登贝格大街在后面追着，刚经过克内泽贝克街，他便赶上了他的目标。他穿过马路，从背后接近塔拉特·帕夏。他将枪口对准他的后脑勺，并扣了扳机。

射出的子弹掀开了这个被袭者的脑壳，他向前扑倒在地，满脸鲜血。路人围了过来，这时特赫里瑞安扔掉枪，恍恍惚惚地走开。但他没能走远。一个目击者在法萨恩大街截住了他。他随即被人群包围并制服。其中有人拿钥匙打他的头，还有人搜他的口袋看有没有其他武器。人们让他解释。他只说：“我（是）亚美尼亚人，那个（是）土耳其人，德国没有损失！”稍后，人们把他扭送动物园的派出所时，他点起一根烟。这下他恢复了理智。他记起自己刚刚做了什么，感到“内心一阵满足”。他曾经渴望着复仇，现在他做到了。

1921年6月，阿诺德·勋伯格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马特塞消夏。虽说作曲家偶尔会出门散步，在附近转转，但他主要还是想在此不受干扰地工作，毕竟这在维也纳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他的客人所说的，勋伯格非常享受他的避暑时光。

然而这时候，勋伯格似乎还不知道，马特塞是奥地利那些大肆宣传不欢迎犹太人的度假胜地之一。在1920年的旅游旺季，它首次发布了招待限令，声明当地今后只接待“德国雅利安”游客。1921年7月的《萨尔兹堡编年报》（Die Salzburger Chronik）指出，这一规定让马特塞能够保持“无犹”（judenrein），“尽管由于犹太人出了名的难缠，让他们滚远点得花不少工夫”。或许勋伯格也听说了这一限令，但相信它不会牵扯到自己身上，因为他很早之前就改宗基督教了。再说，帮他租住处的是他弟媳，她父亲曾短暂担任过萨尔茨堡的市长。

对一些马特塞当地的绅士名流来说，勋伯格的避暑小屋和里头的客人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自然，他们缺乏合法的手段把这些来自维也纳的不速之客赶走。因此他们便诉诸舆论压力，张贴了一张告示，提及当地召开了一次以犹太游客为主题的会议：“因此，已结束的地方代表会议向马特塞全体居民提出这一迫切的请求和决定……（请各位）自愿遵守，好让我们美丽的马特塞避免可能发生的犹太化，避免给德国雅利安房东或租客带来种种不便。”

阿诺德·勋伯格看到这一告示时非常震惊。他决定立刻离开此地。马特塞当地寄来一张书面要求，要求他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这更是让他坚定了去意。勋伯格想要尽快动身，但他不想引起太多注意。不应让舆论介入这一事故。作曲家之所以没有立即走人，是因为他弟媳父亲的介入暂时平息了这一风波。看起来，勋伯格似乎可以在这里住到他原计划离开的时间。然而，一份维也纳的日报随即就此事发表了文章，文中还说勋伯格很快就要离开。《新自由报》（Die Neue Freie Presse）则站在勋伯格这边，它问区区一个度假胜地如何能破坏奥地利的法律。接着，右翼媒体也对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萨尔茨堡的《民声》（Volksruf）刊载了一篇题为《马特塞的犹太殖民》的文章，对此地的犹太游客毫不掩饰地施以暴力威胁。其他出版刊物纷纷以类似的语调跟进。7月5日，勋伯格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收信人是“著名作曲家A. 勋伯格，目前很不幸待在马特塞”。

在这种形势下，阿诺德·勋伯格及其亲属自然没法再在马特塞这个他曾暂避尘嚣的地方待下去了。他们原本计划在这里要停留好几个月，因此有不少行李要收拾。7月14日，勋伯格一家和他的学生去了特劳恩克申。作曲家在那里一直住到了秋天，努力从被马特塞驱逐的震撼中恢复。

1921年的这个夏天，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也带着妻子和女儿嘉贝莉出游。在重返政坛之前，他想再好好放松一下。自他与赫尔弗里奇打了官司、不得不暂时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以来，他竭尽全力恢复自己的名誉。之后法院一系列的判决澄清了不少针对他的指控。现在，他相信自己有能力重新为德国政治事务担负起重任。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想和家人过上几周清净的日子。

在位于黑森林的巴特格里斯巴赫小镇，埃茨贝格尔一家租住在一所天主教疗养中心。他们经常从那里出发，在周边地区作长途散步。1921年8月26日，康斯坦茨的一位党内友人卡尔·迪茨（Carl Diez）来访。他进门时，埃茨贝格尔一家刚刚坐下来吃早餐。明天，这一家子就要离开了，埃茨贝格尔夫人开始打包行李，埃茨贝格尔和迪茨则决定出门散个步，尽管天气不太好。来到镇上通往克尼比斯的公路上时，迪茨发现他们身后有两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尾随。这两人赶上来，也不打招呼，便径直走到他们前面去了。

两位政治家没有料到，这对分别叫做海因里希·蒂勒森和海因里希·舒尔茨的年轻人是右翼地下组织“政务官团”（Organisation Consul）的成员，他们立志于“打倒一切反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打倒犹太人、社会民族党和左翼激进党派”，以及“打倒反民族的魏玛宪法”。卡普政变后，他俩所属的自由军团解散了。像许多老兵一样，两人转入右翼地下组织。此后，他们成为慕尼黑一家子虚乌有的“木材回收公司”的雇员。他们相信埃茨贝格尔不仅是“令人作呕的叛国者”和“履行政治家”的代表，而且还为“犹太人所领导的共济会”和“犹太金主”服务。一天，他们的长官、一位退伍的上尉交给他们一封信。据蒂勒森后来的回忆，信中原文是：“根据上级抽签结果，你们……被指定去除掉前财政部长埃茨贝格尔。处决的方式由你们选择。无需汇报任务执行结果……兄弟们，万一事情败露，组织自然会支援你们。”

埃茨贝格尔和迪茨准备回去，正掉头往回走时，那两个年轻人又跟了上来，并再次经过他们身边。接着，两人猛地转过身来，与两位政治家面对面。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照着埃茨贝格尔的额头就是一枪。第二发子弹则打进他的前胸。身材高大的埃茨贝格尔缩成一团，倒在地上。迪茨用他的雨伞攻击刺客，好让他们手中的枪无法瞄准。但很快他也中枪倒地。躺在地上的迪茨听见枪手继续开枪，枪声微弱，就像是枪口抵着衣服射击。之后，周围安静下来了。迪茨上臂受伤，折断了一根骨头，还有一颗子弹卡在他脊椎附近的肺里。他好不容易抬起头，却看不见埃茨贝格尔。他使劲撑起身子，这才看到一道长长的血迹，约有30米，沿着公路侧面向下直到一棵松树前。埃茨贝格尔满脸是血地躺在那里。他已经永远停止了呼吸。

迪茨顺着公路爬回村子。途中他遇见一个女人，他和她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并向她求助。但她拒绝了：“您怎么能和埃茨贝格尔单独散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总算回到巴特格里斯巴赫。他先去找埃茨贝格尔家的一位朋友，让后者委婉地通知死者妻子这一坏消息，然后才去医生那里接受治疗。

埃茨贝格尔的葬礼在他的家乡比伯拉赫举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发起活动，数以千计的人表示他们的哀悼，并谴责这一政治恐怖行为。尽管埃茨贝格尔饱受批评，还是有许多人承认，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正直的政治家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埃茨贝格尔确实努力在国际上为德国争取利益。不过，比支持者的哀悼更响亮的，是埃茨贝格尔政治对手的叫嚣，即使他是遇害身亡，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奥莱茨科报》（Oletzkoer Zeitung）上说：“埃茨贝格尔，这个把凡尔赛的耻辱和约加诸德国的家伙，受到了他作为卖国贼应有的报应。”

开张几个月后，哈里·S. 杜鲁门的男装生意盈利颇为可观。有人想收购他生意兴隆的小店，被他谢绝了。然而，到了1920年1月，战后短暂繁荣的美国经济已露出颓势。现在，派往欧洲战场的壮劳力大规模回流却找不到工作，对战时生产的需求量也急转直下，其影响相当显著。在长达一年半的混乱中，美利坚合众国承受了猛烈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急遽萎缩。当欧洲各国在高通货膨胀中挣扎时，美国则苦于货币持续升值，物价总水平下降了30%。对杜鲁门这样的零售商来说，这意味着他必须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他的货物。昔日的战友依然来他店里闲聊，但没有人买得起一件丝质衬衫或一条领带。纵使他们买了，对杜鲁门来说也是赔本。

杜鲁门试图凭借自己的关系和广告留住顾客。此外，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创立上，他也做出巨大贡献。1921年11月，他协助在堪萨斯城组织了一次战争纪念碑落成的大型仪式。在出席的名人中，甚至有当时正在进行环美之旅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费迪南·福煦。数十万人来到堪萨斯城观看退伍军人的游行活动。而杜鲁门则有幸给莅临现场的联军总司令献旗。

经济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杜鲁门和雅各布森”仍然在1922年9月结束营业。现在杜鲁门成了一个背负1.2万美元债务的战争英雄。他拒绝申请破产，而是月复一月地努力工作，给多位债主支付高额利息。如此持续了10年，直到偿清债务。他的个人幸福，以及他组建家庭、开着自己的福特车四处旅行的梦想，目前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对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造访，让路易丝·韦斯从一厢情愿中清醒过来。她曾经如此坚信民族革命的未来，支持昔日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现在，她不得不认清举步维艰的现实。而在她1921年所走访的地方里，莫斯科尤其使她幻灭。在这座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感可言的“苦难城市”，她最终抛弃了她对革命曾有的坚定信念。从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那里，这位来自巴黎的女记者试图弄清楚这座城市的现况。尽管人们警告她，但她仍然相信那些秘密警察——也就是契卡（Tscheka）——不会对她感兴趣。

一天晚上，她去拜访一位叫薇拉·B的女士，她们是在从里加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认识的。薇拉住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有一道帘子从中隔开。帘子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抽泣声。“可怜的小东西，”薇拉解释道，“他不习惯莫斯科的食物。您瞧！”薇拉举起一瓶尚有余温的液体，它闻起来像是白菜。

她们在茶壶旁坐下，薇拉说她在等朋友。已经很晚了，但薇拉确定他们会来；因为他们知道薇拉从拉脱维亚带来了食物。很快，房间挤满了人。“他们都是同志，”薇拉解释道，他们都是好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位女士是路易丝在巴黎就认识的朋友。

不知从何时起，气氛突然变了。他们的对话不再围绕着普通的话题，而是追问路易丝在莫斯科的停留。她突然有种受审的感觉，而且她发现，无论是她还是其他人，都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空气中有某种火药味，这是路易丝来到莫斯科后首次感觉到威胁，她有可能失去自由。

“同志！”那位她在巴黎就认识的女人喊她。“我可不是您的同志，女士！”路易丝·韦斯尖刻地回答道，“请您像在巴黎那样和我说话吧。”然后，路易丝转向一位叫莫吉勒维斯基的先生，她在里加的俄罗斯领事馆就认识他了：“请您告诉他们吧。您在里加看过我的护照。我们还争论过我的工作。您知道我是谁。”莫吉勒维斯基先生请她自己作自我介绍。“既然您这么说，好吧。女士们，先生们，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资产阶级人士，她还是一份著名资产阶级报纸《小巴黎人报》的代表。你们既然都懂法语，肯定都听说过这份报纸。”“那么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女人严厉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对你们的意识形态和俄罗斯的苦难充满敬意，所以才说谎。”路易丝·韦斯站起身来，像是示威似的，从她手提包里拿出一支鲜红的口红，往嘴唇上搽了起来。“说谎，女士，”路易丝再次转向她认得的那位女士，“就像您一样。”她说，这位女士刚刚才从巴黎回来，就在莫斯科这里制造一种假象，仿佛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就要发生革命。为何她不提事实上资产阶级在法国赢得了世界大战，而且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他们会拱手让出这一胜利？在莫斯科做扭曲的宣传，给人一种半个世界很快就要追随俄罗斯的希望，这是危险的。

恰恰就在她被怀疑是间谍的时候，路易丝·韦斯戳中了这些共产主义者的要害。在场人士躁动起来，互相交换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便展开了争论：俄罗斯能否推动一场世界革命？如果能，那又以何种方式推动革命？因为按照列宁的理论，只有无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成功夺权，俄罗斯革命才能成功。路易丝·韦斯的先发制人虽说显得无礼，但非常管用。她从被质问者变成了提问者，成功转移了人们对她的注意力。最后，一位“同志”提出载她回家。回去路上，又发生一件让她胆战心惊的事：司机在一栋建筑物前停下，对它，路易丝·韦斯可是熟得不能再熟了，那是契卡的总部。“我们的目的地到了。”司机冷笑着说，在充分享受吓唬她的乐趣后，他才再次踩下油门离开。

回到巴黎后，路易丝·韦斯和一位同事约在了拉丁维莱，那是圣奥古斯丁教堂附近一家非常有名的甜品店。她坐在她的热巧克力前，回忆这一趟漫长的东欧之旅。它似乎是太沉重了，让路易丝·韦斯哭了起来。其他客人以为有人伤了她的心，这其实也没有错：“我看到那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与巨大的困境做斗争，这个令人赞叹的民族，我爱它的勇气和它的伟大，这一主义的理想引出了人类永远无法治愈的怀古愁绪……”路易丝·韦斯为之流泪的，是她对革命的梦想，是她憧憬的新欧洲以及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拥有现实中已所剩无几已的和平与自由。埃利·约瑟夫·博伊斯每天都把她寄来的文章放在《小巴黎人报》的头版上，对她来说，这或许勉强算是个安慰吧。

1922年2月8日，待在巴尔多利的甘地收到让他身心俱碎的消息。在查理查拉，不合作运动的支持者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对活动人士的拘捕。大批群众先是聚集在监狱门口，要求释放政治犯，然后他们游行穿过市中心，唱着歌表达对政府的抗议。失去冷静的地方警察朝人群开枪。但游行队伍没有退缩，他们迎着子弹继续前进，把人数不多的警察逼回了警察局。这栋建筑物随即被纵火，23名警察葬身火窟。他的不合作策略引起如此灾难性的后果，让甘地非常失望。他再次怀疑印度人民究竟是否足够成熟，可以运用这一有严格限制的反抗形式。对此，甘地绝食6天来惩罚自己。没过多久，印度国民大会党便宣布中止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宣布在查理查拉实行戒严，1个月后，甘地以煽动罪被捕，判处6年徒刑。他以和平方式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梦想，转眼已不可企及。

1922年5月1日，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为卡普政变牺牲者所设计的“三月死难者纪念碑”（Denkmal für die »Märzgefallenen«）在魏玛历史公墓落成。它是为了纪念在魏玛对抗自由军团的战斗中死去的10位工人。“三月死难者”的概念让人想起1848年革命，当时的3月起义者遭到国王军队的射杀。锯齿状的纪念碑让不少观众联想到闪电。但格罗皮乌斯解释说，这一雄伟雕塑所指引的方向并非从上至下，而是由地面至天空。它是人类力争向上的象征。左翼人士想把它解读为社会主义力量的代表，均被格罗皮乌斯否定。他希望它是作为人的纪念，而非意识形态的纪念。在1918年冬天时，格罗皮乌斯还曾为政治、社会、建筑和艺术各领域的革命而热血沸腾，但在个人感情、事业和政治方面均遭遇挫折后，他还留有希望的，仅在于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及为新社会寻求新的表达形式。

1922年夏天，乔治·格罗茨陪同丹麦作家马丁·安德森·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ø）前往苏俄。尼克索要写一本讴歌苏维埃俄国的书，而以革命精神闻名的格罗茨自然是这本书插画作者的不二人选。在西方世界和苏俄最早的针锋相对中，双方的艺术领域并没有置身事外。此前，美国上映了电影《新月》（The New Moon）。它以对俄罗斯的谣言为蓝本，讲述女大公玛利亚·包洛夫娜（Maria Pavlovna）的故事。在一片混乱的革命中，玛利亚为她的自由和成千上万被注册为“国家财产”、沦为党内权贵阶层玩物的俄罗斯妇女而战。

身负讴歌革命使命的两位艺术家在丹麦碰面，从那里前往挪威远北城市瓦尔德。本来尼克索和苏俄政府约好了，有一艘机动船会来载他们去俄罗斯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然而两个人在这块旮旯之地等了好几个礼拜，一艘俄罗斯船的影子也没见着。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决定自己设法前往俄罗斯。两人付钱给一位准备向东去的渔夫，他不仅答应带上他们，还愿意专程绕路把他们送到目的地。包里装上了巧克力、玉米面包和烧酒，他们便出发了。

夜里渔船到了科拉湾。它在摩尔曼斯克渔港下碇，一开始，那里完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到来。天亮时，两人发现自己来到的是一座幽灵城市。新港口的建设刚完成一半便成了烂尾工程。“小船半沉在水里，或干脆船底朝天，半完工的防波堤非常醒目，四处散落着硬得和石头一样的水泥袋以及变形生锈的铸铁零件。一座警钟浮标倾倒着，连同那本来应该立于水中的水上起重机。再往后，我们看到一艘完全翻过来的深海潜艇，像一条大鱼，全身覆满贝类和海草，色彩剥落。平放着石块的木船半沉在污浊的水里；堆积如山的空石油桶；一整列的火车车厢，大部分没有轮子，里头却住着人。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型垃圾堆。”

它犹如一座缺乏真实感的舞台造景，为一出同样缺乏真实感的戏剧而设，每逢太阳升起便开演。突然之间，一群人把两位艺术家乘坐的渔船包围起来。人群中走出两个穿着全新皮夹克和高筒靴、戴有锤子与镰刀标志军帽的男人。他们由一个目光凶狠的水兵陪同，后者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对准了两位新来的客人。

两位干部盘问渔夫一番后便离去了，留下水兵看守这两个可疑的外国人。他们的入境许可被干部拿走，只得等着，在“俄罗斯，人们办什么事总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才来了一个女翻译，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她说审核可能会持续好几天。不过事实上，没过几小时就有人带来消息，说当地苏维埃组织要接见他们。

“我承认，”格罗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候很难对俄罗斯有好的印象。1922年这个国家才刚刚结束一场漫长的内战。凡是我们去到的地方，以西欧的标准来看都形同废墟。”他们乘火车穿过一片长满云杉、冷杉和松树的森林。

格罗茨在圣彼得堡受到较为热情的接待。他准备加入一支由各国艺术家组成的团队，这些人正打算创办一份杂志，向整个欧洲宣扬苏俄艺术的优越性。在一次宴会上，格罗茨看到政府官员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和他一路以来碰到的普通俄罗斯百姓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圣彼得堡，格罗茨还结识了苏俄构成主义艺术的重要人物之一，弗拉基米尔·塔特林（Wladimir Tatlin）。塔特林给格罗茨展示他5米高的设计模型——《第三国际纪念塔》。它落成后的高度将与埃菲尔铁塔相媲美，超过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纽约伍尔沃斯大楼。而且作为革命的纪念，它还能自我旋转，表达出变革的活力。唯独托洛茨基，这位最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没有为这一纪念塔的设计所折服。观看模型时，他不仅不为所动，反倒提出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转？它又为何总是在同一位置绕着自己转圈？”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这样一座建筑如何能象征继续发展的革命？于是，这一宏伟的设计，连同塔特林对苏俄艺术的美好愿景，都一并消失了。

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搞砸了格罗茨对新生苏俄的印象，那便是他作为外国客人在克里姆林宫受到的接待。当时列宁本人来了，向所有在场人士致以非正式的问候。他用德语发言，格罗茨注意到列宁身边的人不断在他耳边低声说话。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有位记者向他解释说，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在年轻时身体不太好，有点健忘。因此他身边的人习惯在他说话忘词时给他提示。

“我的苏俄之行失败了。”格罗茨如此总结。他不只是指尼克索和他计划共同创作的那本书没能完成。令他挫折更深的是他在苏俄的经历，说到底，是苏俄自身的失败。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1921年来到苏俄时，曾兴奋地报道说：“我看到了未来，这行得通。”格罗茨也看到了未来，但组成它的是废弃的码头，是让人害怕的干部，是供富有的党政干部享用的餐厅，是没有意义的自夸建筑，以及一个病恹恹的独裁者。对他来说，苏俄的未来是行不通的；不只是苏俄的未来，更宽泛地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未来。但作为一个达达主义者，人们还能盼望他怎么说？他曾几何时真的相信过革命？

1922年10月，《雅各的房间》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经营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出版。女作家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第一批读者反响：“我对《雅各的房间》销量的预期是多少？我相信我们能卖出500本：然后它会继续慢慢卖着，到6月时能达到800本。有些地方的读者会充满热情地称赞它的‘美’；而那些想看到人性的则会贬低它……让人看到我公开受辱，这我无法忍受……但当我说没什么能改变我坚持下去的决心或打击我的兴致时，我是认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外表遭受打击，我的内心仍屹立不摇。”她低估了书的销量，报纸评论却比她所想的还要一边倒：批判声如雨点般落下，尽管文学圈的朋友全是一片好评。先锋派人士赞扬她凭借《雅各的房间》取得了突破，她也成了伦敦社交圈的香饽饽。

伴随着她在文学上的成功，不久之后，一次相识也改变了她的人生。“精神奕奕，粘着胡子，鹦鹉般五颜六色，贵族装扮，非常随意，却没有艺术家的机智风趣”，她如此形容自己在一次晚餐认识的女作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后者让她“十分困惑”，“无法理解”。维塔就像“一个士兵；意志坚定；很英俊，男孩子气；有点双下巴”，相较之下，伍尔夫觉得自己“忸怩，腼腆，一股子女学生气”。和维塔的相遇是另一种觉醒，伍尔夫来到了一个新天地，一种和她对伦纳德的感觉完全不同的激情。两个女人的关系将经历持续多年的大起大落，通过它，伍尔夫最终摆脱了社会认可给她的压力，走出那间到那时为止仍封闭她生活的“房间”。

1923年6月，阮爱国抵达苏俄。摆脱法国秘密警察的监视可不是件容易事。多亏左翼人士密布全球的网络，他才成功地潜逃出巴黎，搭上火车穿过德国，然后乘船横渡波罗的海。他给巴黎的同志和朋友留了告别信，信中清楚表示他不打算再回来了。对一位朋友的孩子，他的“侄女”和“侄子”，他的心肝宝贝，他写道：“你们会很久都见不到阮叔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爬上我的膝盖和背上，要过好久好久，我才会再次见到我的爱丽丝和我的保罗。等我们再聚时，我大概老了，而你们已经和你们的父母一般高了……等你们长大了，你们会像你们的父母，像阮叔叔和其他叔叔那样，为你们的国家奋斗。”

入境时的情况却和这位自由斗士想象的不一样。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他，花了好几个星期核实他的身份。直到获得信任后，他才得以前往莫斯科。他以为自己只会在革命之都待短短几个月，然而实际上超过了一年。这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在共产党经常有致命威胁的冷酷斗争中生存，并巩固了他的意识形态立场。他逐渐打入核心圈，对列宁有了更多的认识。阮爱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党内同志，越南人民遭受着双重压迫：首先，作为劳动者，它就像世界其他劳动者那样受苦；其次，他们还是白人眼里的低等民族。对他来说，越南人民以及其他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后者必然导致诸民族的革命。1924年，阮爱国终于成功说服党将他派往中国执行任务。带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车票和一些钱，他出发前往广东。

1923年4月，阿诺德·勋伯格收到瓦西里·康定斯基的邀请，让他申请魏玛音乐学院即将空出的校长一职。但勋伯格已听说——大概是从阿尔玛·马勒和他的学生厄尔温·拉茨那里——在那所实验学校里存在着反犹情绪，甚至连康定斯基本人也表现出对犹太人的蔑视。自马特塞事件以来，勋伯格从未把这段反犹主义的经历付诸文字，现在他一股脑发泄出来了。1923年4月20日，他给康定斯基写信说：“去年我被迫学到的，现在我终于明白并再也忘不了。那就是，我不是德国人，不是欧洲人，也许连人都算不上（欧洲人对他们种族里最差的人都比对我好），那我是什么？我是犹太人……我听说，连像康定斯基这样的人，对犹太人的举止也只看坏的一面，他们所有的缺点都是所谓的犹太劣根性。于是我放弃了理解的希望，这曾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绝对的！”

康定斯基很快回了信，对勋伯格的说法表示“震惊”并试图安抚他。但这封回信却证实了勋伯格并没有错怪他。因为康定斯基在字里行间提到了“犹太问题”，并把犹太人称作被魔鬼“附身的民族”。“这是一种病，它也是可以治愈的。得了这病的人会慢慢露出两种可怕的特征：负面（毁灭性的）力量和同样带来毁灭性影响的谎言。”关于这方面，康定斯基说，他很愿意和勋伯格谈谈。如果魏玛有什么“闲言闲语”传到他耳中，他应该立刻写信给他。除此之外，人们对犹太人的普遍看法并不适用于这位非凡的维也纳作曲家，他的朋友阿诺德·勋伯格。

勋伯格又回了信，更尖锐地指责这位艺术家同事：“一个像康定斯基这样的人如何能……停止与以圣巴托罗缪之夜为目标的世界观做斗争！”康定斯基怎么敢提出这样一个最蹩脚的理由，即，他拒绝把勋伯格视作犹太人，只是因为勋伯格是杰出的艺术家。“反犹主义如果不导致暴行，还能通向什么？要想象这点有这么难吗？对您来说，也许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就足够了。然而接着爱因斯坦、马勒、我和许多其他人都会被解雇。”勋伯格不会去魏玛。战时和战后的遭遇让他重拾信仰，现在却作为犹太人——一个他早就脱离了的宗教团体的假想成员——被排斥了。

同年，就在他拒绝了来自魏玛的邀请后，勋伯格出版了他划时代的“用十二个彼此……相关音调组成的作曲法”。他创建了十二音技法，它在《雅各的天梯》里已初露苗头，并在《五首钢琴曲》（Fünf Klavierstücken）里使用得更为明显。它是使无调音乐摆脱对其随意性指责的尝试。十二音序列和它在演奏中有规则的变化，通过每一个节拍都能分析和解释的作曲理念，令勋伯格这一向耳朵提出挑战的音乐得以确立。勋伯格相信，他完成了某种类似革命的举措，给作曲奠定了新的基础。早在1921年时，他便在给学生约瑟夫·鲁费尔的信里提到十二音技法：“今天我有了新发现，它能在接下来数百年里确保德国音乐所向披靡。”

1921年5月31日那天晚上，鲁道夫·赫斯正与同伴前往德国北部梅克伦堡的帕尔希姆。这些“罗斯巴赫小组”的人喝得醉醺醺的，满怀怒气。几天前，他们的一个同伴，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被莱茵兰的法国占领军处死了，此人被控对占领军进行破坏活动，尤其是爆炸袭击。而自由军团的人相信，他们找到了那个把施拉格特出卖给法国人的家伙：“小组”成员瓦尔特·卡多。他为人不受欢迎，才被认为是奸细。这些老战士鄙视魏玛共和国和它的军队，他们相信对法国人亦步亦趋的新政府不会对施拉格特事件的内幕感兴趣。因此，他们将“按照德国惯例，动用私刑”。

那时，卡多和几个好友正在帕尔希姆一家饭馆里喝酒。赫斯和他的同伴认为，这是送这个不忠同志上西天的绝佳机会。当他们到达饭馆时，卡多已经醉倒在沙发上。赫斯带了一把左轮手枪，其他人则戴着指节铜套，拿着橡皮棍。他们抓住这个醉鬼，把他扔上他们的车。车子开过乡间公路，进入丛林，卡多被推下车。他想跑，但赫斯开了一枪让他站住。然后他们开始痛揍他。赫斯甚至折断了一棵小树，用它打卡多的头。

现在，拿这个浑身是血、半死不活的家伙怎么办？要把他弄醒、送他去医院吗？赫斯另有主意，他指示大家把卡多埋在森林里。卡多被装在后车厢上，罩着他的披风，车子往林中深处开去。到了合适的地方，他的身体被放到地上，几个人拿刀割断了他的颈动脉。卡多仍在挣扎时，鲁道夫·赫斯往他头上开了一枪。他们胡乱盖住尸体，清理车子。隔天早上他们返回作案地点，把尸体埋到森林底下，把晚上的作案痕迹抹去。在1945年后于拘押期间所写的回忆录中，赫斯仍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他解释他的理由：“那时我——直到今天也还是——确信，这个叛徒死有应得。既然德国法庭不可能审判他，我们就按照一种由我们这些生于患难年代的人自我赋予的未成文法律来审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