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施托伊弗桑特交出曼哈顿殖民地的时候，美利坚起源的神话已经逐渐成形。从17世纪60年代起，一小部分新英格兰牧师便开始吟唱父辈、祖父辈的赞歌：先驱们勇敢地乘风破浪而来，穿越荒野，开始新的生活。从始至终，牧师们创作的故事都充满了《圣经》的特色。在他们谦逊的叙述中，他们的祖先正是上帝的选民，而美利坚（即新英格兰）正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一个世纪之后，到了革命者这代人，故事就成了神话。约翰·亚当斯就是第一批清教徒的后代，他也崇敬清教徒，将他们视为美利坚神话的始祖。

当然，清教徒将许多特点传给了美利坚民族。他们务实、坦率、认真、虔诚。从亚当斯开始，美利坚人就十分推崇并努力效仿所有这些特征。但是许多人都注意到，在近几十年，人们已经不再推崇清教徒精神，他们也是一些妄自尊大的狂热者。他们的政府是神权的。政府根植狭隘的土壤中。用一名杰出的新英格兰牧师（曾为哈佛大学的校长）的话来说，信仰自由是“万恶之首”。也有人说，“这是撒旦骗取无限宽容的诡计”。清教徒对异见的系统化打压十分残酷、不同寻常且致命。人们因是施洗者圣会或者贵格会的信徒，或者其他新教徒教派的成员而被认为是有罪的，经受结绳的抽打（“撕裂他们的肉体，让他们饱受折磨”），带上铁“马锁”，被砍下耳朵。他们被抽打后又被绑在马车上，从厚厚的积雪中拖行而过。“白雪和鲜血”汇成一幅生动的织锦。然后他们被吊死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些人被吊死之后，裸露的尸体被拿到大街上拖行。这些都不是大规模的“滥用私刑”，而是在官方零宽容的政体下法官下达的判决。之后，在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巫术狂热，这正是历史上最生动的因政教结合而产生危险的例子。

清教徒相信旧世界已经向邪恶投降，他们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建立新的社会，在这样的例外论中诞生了美利坚人的信仰，他们认为美利坚社会类似于被傅油圣化了。在1845年，记者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宣称“据吾等昭昭天命之义，尽取并支配神赐之洲，以大行托付于我之自由权利与联邦自治”，他首创的这句话将被用于在整片大陆上传播“天命论”。在20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拓展了“天命论”的内涵，将其传播至整个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宣布美利坚因“其人民的才智和国力的上升”以及“有其他国家没有的远见”，已经不仅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还成了“世界之光”。

直到今天，他们依旧坚信的这一信仰，可以直接追溯到第一批清教徒。当第一批领导者的儿子——特顿·马瑟、托马斯·哈钦森、杰里米·贝尔纳普、汤姆斯·普林斯——将他们的信仰写成文字时，他们的故事马上就有了读者。当然，在这一种美利坚历史起源的版本中，陈述者是英国人，听者也是英国人。后来代代美利坚人都相信美利坚的起源是英国，而其他传统是之后穿插进来的。历史正是这样呈现的，不是吗？刚开始的13个殖民地是英国殖民地，证据确凿：我们说的语言，我们的政治传统，我们的许多风俗，这一切太显而易见了，我们都没有提出过疑问。

但是我们应该提出疑问。刚开始的殖民地并不都是英国殖民地，曼哈顿殖民地的多民族构成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荷兰曾经在北美建立据点。但是在注意到这一点后，国家起源的神话立即将其视为不相关的部分而忽略掉了。它很小，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它并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潜台词如是说，而是别人，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的集合，他们有奇特的风俗和不同的语言，他们短暂地出现之后就消失了，只留下了痕迹。

这是不对的。首先，虽然在人口数量上，殖民地很快被新英格兰超过，但它不是一个小地方。它覆盖了东海岸整个中部地区，并包含一开始13个州中的5个。多亏了现在正在进行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所拥有的历史性证据——书面记录——稳步增加。但是我们如此重视荷兰殖民地，很明显是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藏在某个隐蔽角落、隐蔽山谷的或者在难以到达的峭壁上的殖民地，我们说的是曼哈顿。奇怪的是，为什么曼哈顿作为大陆上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地方，充当欧洲和美洲大门的地方，它的殖民者却没有在未来成立的国家的历史上留下记录？

如果想要故事不仅仅局限在英国人占领了美洲，就需要首先意识到“荷兰人”没有离开。之前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在曼哈顿、长岛、德拉瓦河南岸，被英国人先命名为“阿尔巴尼亚”［原文如此］后叫新泽西的曼哈顿河流那边安家糊口，当地人没有任何理由在施托伊弗桑特交出他的殖民地后离开他们的地盘。实际上，在纽约港口，来自荷兰共和国的载满各种各样欧洲殖民者的船络绎不绝（直到17世纪8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司法人员还是会漫不经心地忽视政权交替，在移民文件上继续使用“新尼德兰”或“新尼德兰的纽约”这种用语）。在接受施托伊弗桑特的投降后，理查德·尼科尔斯成了纽约的第一任地方长官，他和他的继任者实际上鼓励人们与他们长期以来的敌人进行贸易。他们甚至通过任命知名的荷兰商人在他们的经济议会就职来加强联系。那是因为这些第一批英国地方长官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但是也发现这个令人如坐针毡的地方在世界贸易中所处的位置甚至比伦敦还重要。纽约被英国占领后很快就成了全球一个独特的地方：它是唯一直接与世界两大贸易帝国对接的城市。切断和阿姆斯特丹大贸易公司的联系如同断送他们长期以来追求且正在迅速积累的财富。城镇里面的贸易商、面包师、酿酒者、酒吧老板、走私者和骗子与地方长官不谋而合，他们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他们的岛不再是荷兰的殖民地，也不是英国殖民地。它有自己的未来。

英国的接手让人们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将迎接新的开始，旧人的东西被全部清走，房子里又堆满新人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共存状态。荷兰和英国时代之间的延续是在1664年9月6日那个周六早上确立的。我们可以想象干燥的大地上响起马蹄的振动声，12名骑马者飞驰而来，向北到达大路，然后向西沿着鲍威利路，在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农场前面停下马。也许他们停了一下，好呼吸郊区的空气：这里都是耕地，边上是森林，其间有几片盐沼。（今天，同一片地方上有一个阿拉伯书报摊、一间也门以色列餐厅、一个披萨店、一间日本料理店和一间犹太熟食店。）根据这种场合的先例，施托伊弗桑特和尼科尔斯都没有出席之后的会议，但是每一个人都选择了一些特派员去谈殖民地交接的问题。施托伊弗桑特的特派员包括四个荷兰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尼科尔斯的特派员包括他的两个助手和四个新英格兰人，包括约翰·温思罗普。

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谈判的细节，因为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方的一个举动——如果是真的——可能表明他和殖民者，特别是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漫长斗争中的一个逆转。国王亲自给尼科尔斯下达了密旨，授权他告知荷兰殖民者“他们可以继续享受他们所有的财富（除了堡垒），享受他们在和我们进行商品交易时候的自由”。但是施托伊弗桑特似乎指示他的人向对方施压以获得明确的保证，并如愿得到了。谈判的结果被称为投降协定，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其中还包含——后来被《纽约市宪章》拓展——在任何其他英国殖民地都没有的权利保证。“这里的荷兰人应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其中写到。人们可以自由来去。贸易将不受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荷兰的船只可以自由驶到这里”。最了不起的是，只要殖民地的政治领导人发誓对国王效忠，就可以“留任原职”。将来“曼哈顿镇”还选出代表，而这些代表，将在公共事务中拥有自由发言权。它预示了《权利法案》的出台，甚至规定“曼哈顿居民区附近不驻扎军队”。

有可能这种不同寻常的自由是约克公爵亲自授权的，他之前宣称他希望曼哈顿所拥有的“豁免权和特权要超越我其他的领地”。如果詹姆斯确实是这些条款的幕后推手，那么他确实配得上用他的头衔命名这个地方。他的想法是，岛上的居民应该被允许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地的事务可以正常运转。人们必须明白对于17世纪的人来说，纽约这个新城市是多么奇特，它的居民有着各种各样肤色、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以各种方式祈祷的人们也并存。白厅的英国领导者肯定意识到了这个一水之隔的岛屿的独特性，他们可能对它感到疑惑，但同时也明白这是使当地得以正常运转的原因之一。

当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英国将具体的承诺写进了他们签订的投降协定。推测荷兰的代表人根据施托伊弗桑特的命令推动了部分条件的敲定，这是具有合理性的。如果真的是这样，这里就有充满讽刺的转折。保护在殖民地出现的独特社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正是范·德·邓克要争取的也正是施托伊弗桑特在职17年间所反对的。现在，面对着他曾坚决、顽固地支持的西印度公司管理的终结，施托伊弗桑特似乎有了转变。如果他自己的领导风格不能够拯救这个地方，那么范·德·邓克的远见——政府致力于支持自由贸易、宗教自由和地方政治代表形式——在未知的未来为这个地方的居民提供了最好的保护。如果这是施托伊弗桑特在最后时刻思考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答案的一部分可能是，虽然殖民地在他担任领导人的这段时间一直十分混乱，但他关心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他的一些殖民者可能对提案产生了异议，但他显然是有感情的。答案的第二部分是，施托伊弗桑特了解权力。如果他必须放弃殖民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殖民地有多种发展方式，让其中一些地方遵循殖民地人们的意愿，而不是让英国人决定殖民地的发展方式。这个结果既不是他个性的反转，也不是完全的割裂，而是一种妥协，为施托伊弗桑特与殖民者长期以来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句号。

也许施托伊弗桑特离开谈判桌的时候，心中还是得到了某些程度的满足。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价值。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殖民地，而且西印度公司还在他伤口上撒盐，要求他回到阿姆斯特丹面对在投降过程中“玩忽职守”的指控。在船上经历了艰辛的航行后（那艘船充满讽刺意味的名字——“穿心号”——一定让他暗暗地冷笑），施托伊弗桑特发现他的境遇或多或少和范·德·邓克十多年前相似：在国会面前陈诉自己的案件，同时西印度公司对他进行侮辱谩骂（“玩忽职守或者背叛变节……可耻的投降”），不让他返回美利坚，让他一直在荷兰被流放，使他和家人分离。施托伊弗桑特在失去殖民地后经历了转变的另一证据是，一些曾经谴责他专制统治的曼哈顿人为他辩护，现在说他是在竭尽全力保证殖民地的完整。

施托伊弗桑特请求获得同意返回殖民地这个事实不能忽视。和范·德·邓克一样，但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他也成了一名美利坚人。在英国占领几周后，他可能已经将儿子送走，让儿子在加勒比海自己讨生活（到库拉索后，巴尔塔萨·施托伊弗桑特写信回家，询问家事并请求他的堂兄“照顾在曼哈顿的女儿们”并且“代我亲吻、问候她们”）。但是美利坚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家，最终议会同意他回去了。他在剩下的日子里成了快速发展的殖民地的一名居民，一个有身份的农场主，一名祖父，一位被当地人称作“将军”的知名人士，他对于源源不断来到的人来说是一个历史之谜。他人生最大的讽刺就是在交出殖民地后，他终于获得了其他殖民者的欢迎。他终于加入了他们，但不是作为一名新尼德兰的居民。他死于1672年，享年62岁，身份是纽约人。

与此同时，尼科尔斯对于自己敲定的协议感到很高兴。他没有开一枪就获得了眼下具有巨大价值且在未来也拥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的东西。所有英国的领导人似乎都意识到了这项成就的前景。“我看到曼哈顿岛上的城镇居民对我们的国王俯首称臣，”在签署了协定之后，约翰·温思罗普说道，“通过在荒蛮处安置陛下的臣民，陛下的国土得以扩展。”尼科尔斯迅速寄了一封信给公爵，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的成就，宣称纽约是“公爵在美利坚城镇中最好的一个镇子”，并且预测在五年内，它将成为英国和北美贸易流中的一个主要港口。

当占领的消息传到查理国王那里的时候，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法国。他的姐姐亨利埃塔是奥尔良公爵夫人，路易十四的小姨子（有时是情人）是他最亲密的知己。“您将听到我们占领新阿姆斯特丹的消息，新阿姆斯特丹就位于新英格兰附近，”他欢快地写道，“这个地方对于贸易来说十分重要，是一个非常好的镇子。”荷兰人对这个荒凉的小岛进行了不起的改造，国王写道，“但是我们胜过了他们，现在这里叫作纽约”。

但是1664年的投降不是两个帝国在殖民地争夺上的终结。曼哈顿易主点燃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荷兰占领了英国从苏里南的前哨至巴西北部地区（其糖料种植园十分具有价值），还有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岛如恩（Ran），而其他船沿着泰晤士支流麦德威河而上，让英国舰队大吃一惊。他们烧毁了英国一些最好的船，强迫英国白厅求和，通过这些方式，荷兰报复了英国。在条约谈判上，荷兰政府在占领地区上放了英国一马：每一个国家保留自己的战利品，而不是交换回来，如果范·德·邓克知道荷兰政府如此目光短浅，一定会悲伤地摇头。

然而，一些荷兰的领导人，明显认为这是一桩糟糕的交易。在签署和平协议后才过了五年，就爆发了第三次英荷战争，荷兰舰队跨越大西洋开始炮轰英国的地盘。它攻击了英国控制下的加勒比港口，潜入切萨皮克，烧毁即将驶入英格兰的烟草舰队。鲜为人知的是，1673年8月，荷兰的船驶入了纽约的港口，正好是在施托伊弗桑特投降九年之后，夺回了曼哈顿。之后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反转：小型炮艇舰队的荷兰指挥官威胁要消灭城镇，而在堡垒里，一个执掌大权的英国人焦虑地不知所措，因为他的武器和人手都不如荷兰。英国投降了，荷兰领导下的新政权成立了。英国军队排队走出堡垒，就像当初施托伊弗桑特手下的荷兰人一样，那个曾经叫作新阿姆斯特丹后来又叫作纽约的城镇现在获得了第三个名字：新奥兰治。整个殖民地被转手了：之前被荷兰人叫作贝弗维克，后来尼科尔斯就职后更名为奥尔巴尼的上游贸易小镇现在叫作威廉斯塔德。文书工作还没完成，整个事件又发生了反转。重新执掌殖民地15个月后，荷兰签署了另外一份和平协议，将这块地又还回去了。

但即使是这次，也还不是对这个岛和它的贸易城市争夺战争的终结。纽约名字的由来——约克公爵，在他哥哥的阴影下做牛做马了25年，等到1685年查理去世，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终于获得机会真正施行自己对帝国未来的建设蓝图。但是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几乎即刻崩塌。因为他之前转信罗马天主教，英国领导者和大多数人怀疑他是天主教的傀儡；当他将天主教徒安排到重要职位上的时候，反抗爆发了。当传出消息说王后怀孕的时候——这意味着天主教的后代正在孕育中——詹姆斯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英国历史将光荣革命描述成一场“邀请”，在这次事件中，詹姆斯被驱逐，荷兰的总督——奥兰治的威廉和他的妻子取代了他的王位。其中有政治粉饰的因素。实际上，荷兰的领导者——上述威廉的儿子，在范·德·邓克身处海牙的时候尝试发动一场政变的人——通过对英国诸岛发动全面入侵结束了荷兰英国的世纪之争。超过20000人的军队袭击了德文郡海岸的图尔巴伊，一个月后，威廉高歌凯旋进入伦敦。荷兰军队控制了白厅和所有其他权力中心，荷兰总督登上英国王位。当时许多英国人认为所谓的“邀请”是彻头彻尾的丢人，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玛丽（詹姆斯的女儿）是英国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而对于威廉，他们再次得到了一个新教徒的国王，这使得事情变得情有可原了。

当出生在德国的纽约人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30年前，在施托伊弗桑特手下当了西印度公司的士兵）明显认为会得到出生于荷兰的英国国王的同意，于是领导了一小部分加尔文主义激进分子占领了城市时，两个长期对立的国家王室之间的跨政治关系在曼哈顿产生了回响。结果威廉并不感兴趣，莱斯勒的叛乱安静地结束了，据历史记载，莱斯勒和一个伙伴因为叛国受到绞刑并被斩了首。

也许这段非凡历史——30年里，岛屿和周围的殖民地五次易主的主要结果是它迫使它的居民固化了他们的身份。哪一个欧洲势力掌握最终的控制对于曼哈顿居民来说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与贸易者、运货商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亲人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利，无论是谁获得了对这块地方的控制权，他们都要发出声音，坚持获得相应的尊重，这确保了各个小群体得以繁荣起来。

所以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梦想以一种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方式变成了现实。正如他所希望的，他为这个地方争取到的社会结构融入了荷兰的宽容和多样性，而作为回报，岛屿如他预言一般快速发展，来自欧洲的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融入。但他没有预言到的是，英国人很喜欢这个现实并保留了这个社会结构，这为未来产生空前的能量、活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支持。

因此，作为英国北美财富中的明珠，殖民地和纽约沿着历史的轨迹盘旋上升。很自然地，更多的英国殖民者纷至沓来，关于这里多元化的人口构成和具有出人头地机会的消息传遍开来，法国人、德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移民也纷纷到来，以至于到1692年的时候，一个刚到来的英国军官向他在英国的叔叔抱怨说：“我们在这里最不开心的事就是这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太多了，英国人是最小的一部分。”

新到来的人清醒地意识到小岛的荷兰渊源，也注意到它对岛上的一切继续施加的影响——从门前有台阶的三角房子到占优势的荷兰语。但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推移，荷兰人的外在标志成了区域渊源的同义词。按照这个思路，当这些特征随着时间越来越弱化的时候，殖民地的重要性也弱化了。

这个想法存在误区，并且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过去有些人通过测试哈德逊河谷的荷兰亚文化来确定殖民地的持续性。他们发现直到19世纪人们依旧在说荷兰语，荷兰归正会依旧很强大。至今，奥尔巴尼周围区域布满的城镇的名字——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瓦特弗利特、伦勒斯（以之前的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命名，那是范·德·邓克开始工作的地方）、科隆尼（也以伦斯勒斯维克命名，保持荷兰语的拼写方式）——加强了与荷兰的联系。直到18世纪50年代，在那个区域的英国行政人员还需要找到说荷兰语的人帮助他们和印第安人打交道，因为那依旧是部落居民唯一会说的欧洲语言。当然，还有伟大的美利坚殖民地家族——范布伦家族、罗斯福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他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荷兰祖先追溯到新尼德兰时期。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说到关键点上。荷兰殖民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航线上设立了曼哈顿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地区。一种新的精神盘旋在岛屿上空，这是与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完全不相容的精神，可以直接追溯荷兰在16～17世纪进行的宽容辩论以及笛卡尔、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的心智世界。是的，在哈德逊河谷的城镇有人保留着荷兰传统，但那大多是对英国占领的反抗：和任何地方的少数族裔一样，他们巩固根基，产生自我意识，保卫和发扬自己的传统，甚至在19世纪的时候，来自尼德兰的游客到了美国说“低地荷兰语”的地方，却不能理解他们在说什么，那是在两个世纪之前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口语。实际上，荷兰最早殖民者的后代身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就是，他们通过最终融入美利坚文化，向他们的遗产表达了最真诚的敬意。

关于荷兰殖民地对美利坚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个观点早已说过了。E.B.奥卡拉汉和约翰·布罗德黑德这两位19世纪纽约的历史学家，对荷兰渊源十分熟悉，他们看到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观点被无视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利坚当时正沉浸在对清教徒起源的怀念中。布罗德黑德代表纽约州在欧洲待了四年，其间他在荷兰和英格兰收集了成千上万份关于纽约起源的文件（关于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海牙任务就是从中发掘的）。在这之后，布罗德黑德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纽约的上流社会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讲话中他列举了被遗忘的荷兰殖民地传奇。在报刊上，他被严厉地责难，而且他提出国家除了新英格兰清教徒以外还有其他祖先的观点也被嘲笑。在回应布罗德黑德的观点时，一名新闻记者的态度表明美利坚人从17世纪英格兰所继承的反荷兰的偏见在19世纪依旧存在。他认为这实在是荒唐，像美利坚这样一个伟大、强大的国家竟然是通过“学习荷兰省这样一个只有风车、土地贫瘠得只适合当燃料的狭隘的地方的政策……”布罗德黑德写了一篇强硬的回应，但似乎没有被发表。文章开头是这样的：

怀着对清教主义毋庸置疑的尊敬，“当然这是应当的”，以及对清教主义对美利坚命运的影响的估计上，我依旧要冒风险坦率地表达我的不同观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在一切场合都坚称我们社会和政治机构中所有值得称赞的特点都要追溯到“清教徒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身上，甚至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对杰出的英格兰殖民先锋的溢美之词已经成为风尚。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其他美利坚殖民者的历史，发现还有其他人的行为和产生的影响值得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书写一笔，这其实几乎是一种解脱。对弗吉尼亚的“老自治领”，这样一个比新普利茅斯还要早12年的殖民地方只字不提，在我看来，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关于荷兰产生的影响及其特征应该被公正地提出来，他们是最早探索并对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进行殖民的人。

然而，没有人听到布罗德黑德的声音。要使这样的说法成立的部分困难来自记录殖民地的大量文件没有被翻译出来。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件事发生了改变。第一件事是历史学科走下了神坛。人们突然间对社会历史和“多元文化主义”感兴趣。另外一件事是荷兰殖民地的记录开始被翻译。历史学家开始呼吁重新评价美利坚起源这一块内容。此时出现的一些学术论文的题目——“书写与纠正荷兰殖民地历史”、“考虑荷兰因素的早期美利坚历史”——显示了这一变化。这次重新评价涉及的许多历史学家的名字可以在这本书的尾注、参考文献和致谢中看到，他们的作品也给了我许多参考。斯克里布纳（Scribner）1993年出版了重要的三卷本《北美殖民地百科全书》（Encylopedia of the North American），这部著作不仅特别关注了新尼德兰，还特别关注了新瑞典。这标志着学术上关于殖民地和美利坚起源的观点发生了变化。2001年8月，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纽约时报》出版专栏关注荷兰文件翻译项目，其中写到在荷兰殖民地学家“吵了很长一段时间，要求得到学术肯定后”，风水轮流转，现在“被击败的新尼德兰所产生的影响获得空前的关注”。

将殖民地视为美利坚熔炉的诞生地的观点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一直在关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一大块地方，并将这个地方称为“中部殖民地”（The Middle Colonies）。随关注而来的是人们对于这个地区给予国家的一切的感谢，帕特里夏·博诺米（Patricia Bonomi）是美利坚近几十年来顶级的历史学家之一，她写到中殖民地是“美利坚宗教多元主义的诞生地”，“这里的宗教多元主义是西方世界中最复杂的”。宗教多元主义引发了17世纪文化多元主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琢磨出了一些新东西，在新尼德兰消失一个世纪后，它又引发人们的讨论。1782年，法国出生的让·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写了《来自一位美利坚农民的信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这是最早描述美利坚社会和文化的作品，在他发问的时候，他脑海里想的正是这个地区。

什么是美利坚人，这是个新兴的民族？他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的后代，他们血脉中那种奇怪的混杂，你在别的国家是找不到的。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个家庭里，祖父是英国人，祖母是荷兰人，他们的儿子娶了一个法国女人，他们的四个孙子娶的妻子也来自不同的国家。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美利坚人，摒弃了他所有古老的偏见和习惯，并从他所拥抱的新生活模式、他服从的新政府以及他掌握的新等级中获得了新的观念和习惯。他被接纳进我们伟大母亲宽广的怀抱，成了一个美利坚人。在这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的努力和后代将有一天在这个世界引起巨大的改变。

我们在“中殖民地”这个标签下所发现的，以及促使德克雷弗克写下这些话的动力，正是荷兰殖民地。此外，还有其他发挥作用的力量：宾夕法尼亚和罗得岛殖民地也因宗教宽容而出名。但是荷兰殖民地的影响更加广泛，这样的影响不是通过推理证明出来，而是从各个方面用证据来证明的。最简单的一点是，美国最先形成多种族社会的地区正是荷兰殖民地的所在地。

我们可以用在此地区首先生根的传奇来支持这种联系。比如，在理查德·尼科尔斯占领纽约并且熟悉了他允许居民所维持的荷兰风俗后，他发现有一种公务员特别有用。殖民地有一种法律公务员，他的工作是代表政府公诉。英国系统中没有这样的官员，在那个时候，罪案受害者或者其亲戚负责上诉。这种荷兰公务员可以使司法系统运行得更加有效。尼科尔斯也设置了这种职务——最初的英文记载中叫这种法律工作者为schout——而且它很快传播到其他殖民地。这一职业最后被称为地方检察官，成为美利坚地方政府的标配。（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刚好是美利坚第一批“地方检察官”之一，他原来的职位就是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治安官。）1975年，耶鲁法学教授A.J.赖斯（A.J.Reiss）在关于公务员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说道，“美利坚公共起诉人第一次出现是在荷兰建立新尼德兰的时候”，“历史证据十分清楚地显示，1664年，在这片区域被约克公爵占领时……已经稳固确立的荷兰公共起诉系统被保留下来”，“历史纪录显示，‘schout’这一职位在美利坚最初13个殖民地中的5个殖民地确立了下来”。

还有许多如同故事一般的传奇。风俗、传统和惯例伴随着美利坚多元化现象，从原来荷兰的领地传播开来。正是在荷兰的殖民地上，美利坚的工人第一次抱怨“老板”；正是在这里，美利坚儿童第一次期待“圣诞老人”（St.a Claus，18世纪70年代早期，《里温顿的纽约地名词典》上是这样拼写圣诞老人的，上面记录了这个圣人的节日被古代荷兰家庭的后代庆祝，就像庆祝他们平常的节日一样）的到来；正是在这里，美利坚人第一次吃“曲奇”和“卷心菜沙拉”。当然，没有什么比曲奇更没有意义的了，但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它无处不在。从大萧条到艾森豪威尔时期，蓝色碟子上的卷心菜沙拉都是一道特色菜。在数不清的烤肉野餐中，它经常被放在烤豆子旁边，被打包放进小塑料碗里，解除汉堡和薯条快餐的腻味，虽然它经常被忽略或者被默默地吃掉，但它显示了曼哈顿殖民地无处不在的存在感。在考虑曼哈顿的贡献时，我们不应该看隐蔽的角落，而是应该看眼前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在后院埋着的荷兰蒸汽管中找到它，但是可以在任何城市的电话本上，Singh，Singer，Singletm，Sinkiewicz那页找到它。

许多遗产不见踪影，因为经过几个世纪的混杂和喧嚣，他们已经被掩盖、改造、嵌入其他更大的系统了。这是合乎道理的：我们不能期待它们在近三个世纪中依然保持原始的模样。相反，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如果一样东西是有用的、大家需要的，它就会成为融合的一部分。圣诞老人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是一个戴着主教帽子的苗条家伙，荷属曼哈顿的儿童在圣尼古拉斯节的前夜都会期盼他的到来。按照惯例，他在孩子们的鞋子里留下糖果，但是有时候［正像近一个世纪的绘画里，科内利斯·杜萨尔特（Cornelis Dusart）的“圣尼古拉斯庆典”中那样］也将糖果放在挂在壁炉架的袜子里。当非荷兰裔家庭接纳他时，他的影响力变大，其他文化传统也一点点地嵌入庆祝仪式；媒体［在《哈伯斯周刊》汤姆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动画里，圣诞老人变胖了，他的胡子变白了］和公司的广告（白边红衫与可口可乐20世纪30年代标志性的广告宣传相呼应）改造了他的形象，而他最终的模样是复杂的拼接，完全变成美利坚人的样子，他生根于施托伊弗桑特和范·德·邓克的曼哈顿。

殖民地也对政治历史的格局产生了影响。在范·德·邓克的政治改革运动帮助巩固了荷兰殖民地社会的独特特征后，尼科尔斯的投降协定保证了英国将保持居民想要的权利和特权。1686年，签署《纽约市宪章》（一些人认为这是现代城市的开端）的时候，它不仅将权利和特权说清楚了，而且还说清楚了他们的起源，承认了“古老城市的居民……享受……各种权利，自由特权和公民权”，这不仅来自它的英国统治者，还来自“荷兰的政府领导者、将军以及总司令”。

你可以将目光从这个宪章上移开，从它背后粗鲁的、好争斗的，大多数人依旧说荷兰语的社会移开，直接看改革及之后的时期。1787年费城，在制宪会议上，纽约代表团是对给予联邦政府巨大权力的文件最不屑的。之后在奥尔巴尼的会议上，纽约州领导人决定只有将一个关于个人权利的具体法案附在宪法上，他们才会认可这个宪法。26个坚持这一点的人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新成立的州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招惹争议的地方，它多元化的代表团争取个人权利的悠久历史足以说明该州的坚持不懈。

当然，1791年颁布《权利法案》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世纪前占统治地位的荷兰领导的殖民地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时没有任何荷兰时期的书面历史——距离发掘出仔细记录着范·德·邓克为曼哈顿人民的利益发声的文件还有几十年的时间。

殖民地影响传播的路径也部分证明了其深远的意义。从他们在德拉瓦河的定居点开始，“森林芬兰人”清理了到达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道路，芬兰人、瑞典人、荷兰人和其他先驱者沿着这条路旅行，一路上他们将小木屋增添到美利坚的文化传奇中。但是扩张的主要道路是向北的。曼哈顿岛成了一代代移民通向美利坚的大门，正因如此，荷兰殖民地的传奇被放大。走下小船，人群熙熙攘攘，他们从那不勒斯、汉堡、勒阿弗尔或者利物浦到来，每个人呼吸的空气和他们启程前呼吸的完全不一样。空气中的味道正符合他们的希望，有一种复杂的、令人兴奋的香水味，其中还有浓重的、强劲的、新鲜的、席卷了整个大陆的味道，预示着满是富有希望的未来。这种气味被工厂油料和汗水味加重，又因波兰熏肠和意大利面酱以及马粪、锯屑、屠宰场的味道而变得浓重起来。新来的人浸泡其中，这种前途光明的味道，这种将各族人民融合到新世界的味道，他们将其称为美利坚的味道。之后他们四散开来，而这种味道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去了哈德逊河上游，那里于17～18世纪的意义，正如同密西西比河于后来时代的意义：生命线、商业和旅行的大道。

在曾经是奥兰治堡皮草交易站的奥尔巴尼，他们一路向西，进入莫霍克河谷。19世纪早期，在那里，工业时代的政治家们发现了荷兰先驱者两个世纪前就知道的事情：未来和发展就在河谷的西边。1825年，在历时八年的大型工程完成后，一条长360英里的沟渠被开凿了出来，穿越了整个荒原。早在1634年的冬天，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在他首次进入易洛魁地区，进行那场充满危险的探索时，就已经探索过这片荒原。伊利运河对国家的改造是美利坚历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开放了大陆内部，增加了人口，将重心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帮助美利坚成为工业强国。美利坚得到了改造，第一代曼哈顿人从他们岛上看到的未来在一路高歌中成为现实，无数的人和商品如洪水般涌入曼哈顿。来自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地的人集中到这个岛上，然后沿河而上，向西到达运河。随着商业之路扩展到大陆的核心地带，十字路口的居民点变成了城市，在漫无边际的黄昏风景中，城市的灯光一闪一闪，每一处——托莱多、克利夫兰、底特律、布法罗、密尔沃基、芝加哥、格林湾——都聚集着建立这个城市的种族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曼哈顿殖民地起源的故事这么重要。它的影响面是如此之广，对它做过于具体的断言或定义都是具有风险的，所以才有了我在这里的谨慎尝试：在曼哈顿的帮助下，全局才能调动起来。这当然不是显而易见的：施托伊弗桑特统治的小镇子和大都市没有相似之处，更别说现在这个爆发成大国的国家——说他们有相似之处就如同说橡子和橡树有相似之处一样——但是原始的殖民地做出了贡献，并且这些贡献依旧在那，融入了曼哈顿和美国。

曼哈顿岛定居者的传奇在神话和政治的层面之下，这些定居者将人们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固有框架重新修改，创造出一个空间更广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人都有上升的渠道。但是他们并非有意要做这些事情。这里有促成殖民地形成的国家的宽容政策，但也有对它的无视或拒绝。这是一个既偶然又有计划的社会。美利坚并没有一个像清教徒神话的形成那般清晰的框架。同时，神话也有不好的一面：建立“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变成了“天命论”，它很容易就变成廉价的战争口号。第一批曼哈顿人到达这里的时候，并没有崇高的理想。不论是农民、制革工人、妓女、车轮制造人、酒吧女侍、啤酒酿造者或商人，这些人来这里是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创造的地方有一种独特的混乱，但是很真实，从某些方面来说，很现代。

直到1908年，一位犹太移民被国家的可能性、力量、先进性以及他在美利坚大熔炉般的社会中看到的打破旧恨的希望所陶醉，写下了一个剧本，这个被叫作《大熔炉》的剧目连续上演了136周（当然是在百老汇上演）。“大熔炉”这个词在那时才被纳入词典，但剧本的作者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描述的是一些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东西。当然，像“熔炉”和“多元化主义”这样的词语从很久以前就变得名过其实并且广受争议。移民是应该抛弃他们旧的种族划分，还是将这种种族性保留下来，和主流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很快，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美利坚人？”或者就此而言，“什么是英国人？”“什么是德国人？”或者“什么是意大利人、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争论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长时间以来，多元文化观点的力量不可否认。而它的内涵——宽容在如今的重要性更甚之前。2001年9月，恐怖袭击摧毁世贸中心，震惊全世界，它不仅打击了美国的金融中心，而且还影响到了下曼哈顿那数平方英亩，曾经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的地区。一种事物从另一种事物中发展出来，这个事实证明宽容依旧是一种力量。但愿，它依旧是进步社会的基石。让宽容发展，证明宽容可以发挥作用，这是第一批曼哈顿人集体才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