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我认为这场针对我们的战争是不义的，也是不明智的，我深信，冷静客观的后人们将强烈谴责战争的发动者；我也深信，对于那些自愿参与实施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即使获得胜利也无法让他们免于某种程度的不光彩。

——本杰明·富兰克林1776年7月20日写给理查德·豪勋爵的信

那些离船登上斯塔滕岛的人刚刚才在海上忍受了长达一个月的悲惨折磨，这段经历最终被证明比他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陆上战斗都要危险。狭窄的居所、粗劣的饮食以及糟糕的卫生状况使得疟疾横行，伴随而来的是高死亡率。大约有一千多名士兵和水手葬身茫茫大海，随他们一起死去的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马匹和牲口。在大部分军事史中，“杀戮地带”（killing zone）这一术语指的是战场上死亡率最高的地点，在这一地带，冲锋的先头部队被暴露于由最先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发射的金属射弹的攻击波范围内。但是在18世纪后期以及随后的一百年里，最致命的“杀戮地带”是船上的住所以及封闭空间，这些地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细菌、微生物以及各种病毒变种，当时的医学还没有找到任何针对它们的预防或治疗措施。离开这些疾病肆虐的船只来到风景如画、空气清新的斯塔滕岛，这对英军来说意味着在北美的行动的最危险时刻已经过去。

海军上将豪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Ambrose Serle）留下了他对斯塔滕岛最完整的印象：“岛上的人民，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稀疏而又贫瘠；他们的声音模糊不清，他们形容憔悴、懒散无力。”塞尔如是评论，并继续说道：“土地极其贫瘠，土地的耕种和大英帝国的情形相比也显得粗放得多。”塞尔带着傲慢的英国贵族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刻意的俯就态度，公然评论着自己未曾见过的北美风土人情。这些想法都是他从伦敦宫廷和政府白厅中带来的成规陋见的一部分，北美的叛乱在英国当局看来是对得到庄重认可的政治秩序的荒谬违背，而乔治·华盛顿则被视为（用塞尔的话来说）“一个微不足道的、领导着一群叛乱匪帮的民兵上尉”。

如果塞尔的政治偏见可以被预见——它们也是不可忍受的，那么实际上，它们也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能够窥知北美独立不可阻挡的一个原因——普通的英军士兵有着种种各自的先入之见。有的人惊奇于殖民地人民穿衣服的事实，他们原来都以为这群人的着装会像印第安人一样。还有一些人期待着看到像非洲丛林里那样的成群游荡的野生动物。而当一位亲英派来到某艘船上帮助他们将船停进港口时，英国的船员和士兵被弄得目瞪口呆。“所有人都还抱着这样的看法，”他们惊呼道，“他们认为北美的居民是黑人。”

但是英军人士对此地的主要印象还是显得更为理智，更多是从战略角度出发。斯塔滕岛遍地都是物产丰富的农场，以及大群大群的牛羊牲畜——然而塞尔的评论与此相反——它们能够确保英军士兵伙食水平的迅速提高。的确，鉴于他们最近横跨大西洋时所经历的种种，英军的确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来到了天堂。

除此之外，当地居民也把英军当作他们等待已久的解救者——而不是敌对的侵略者——来欢迎。在之前数月里，所有对于评估长岛以及斯塔滕岛农民的政治倾向所做的努力只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猜测，不过这也准确地反映出当地民众多层次的政治态度。标准亲英派与爱国者在数量上都远远不及普通的农民，这些农民只希望两支军队能去别的地方相互厮杀。但是随着豪将军率领大军压境，民众的观点在一夜之间突然转变。在长岛南面海岸用望远镜侦察的哨兵报告说，斯塔滕岛的居民与其说是投降了，倒不如说是归顺了，他们满怀热情地加入了敌方阵营。不久那些各种各样的“加入”形式也包括了在岛上各处山丘和果园里发生性爱结合。“这座岛上的仙女们陷入了一种美妙的痛苦中，”一位英军军官说，“那些走进树丛采摘玫瑰的女孩，没有任何一个能够逃脱被糟蹋的命运。”各种涉及强奸指控的军事法案件在英军总部已屡见不鲜。

驻扎在斯塔滕岛上的英军士兵，与他们在长岛和曼哈顿的对手们令人惊奇地相似。与大英帝国在下个世纪的鼎盛时期里出现的负面形象不一样的是，此时的英军并不是由从伦敦牢狱里抓来或是从英格兰乡镇征来服役的流浪汉、犯人和精神病患者组成的乌合之众。正好相反，他们都是英国劳工阶级——从前的临时工、农民、木匠和鞋匠——他们不幸成为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他们的工作都被机器所取代，因此只能将接受军队雇佣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基本上都是志愿者。

英军和北美军征募的人员之间很大的区别在于年龄和经历。典型的英军士兵年龄都在28岁左右，而北美军士兵相比之下几乎年轻8岁。最重要的是，英军士兵平均有着长达7年的从军经历，而北美军士兵的从军经历则不满6个月，大陆军有几支部队的士兵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从军经历。

这样的区别也体现在战争实践的检验中，18世纪的战争强调面对难以表达的恐怖血腥场面时要保持冷静。“在死人堆里行军，听见伤者呻吟也不为所动，”纳瑟内尔·格林曾经沉思道，“我敢说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受住这些场面，除非他已经习惯成自然或是为军人的骄傲所支撑。”许多英军士兵，甚至更多的黑森佣兵（Hessian），都表明了他们能够经受住考验。而北美军士兵还不曾经历过这些事情。

为了鼓舞自己部队的士气，华盛顿曾多次质问那些英国正规军的参战动机。华盛顿认为，英军只是为金钱而战斗的雇佣军，而北美的士兵是为了独立这一崇高目标而战斗的爱国者。这种半宗教的信息自有它的意义，但是它也误解了英军普通士兵的参战动机。他们对各自的团队和战斗中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英军士兵认为自己是一个兄弟团队，大家都已准备好共同面对一段最艰难的人生经历。部队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它的荣誉。

在7月9日，华盛顿收到了发自汉考克的一包文件，以及以下附言（cover letter）：

大陆会议认为有必要断绝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并且宣布自己为自由独立的各州；从包裹内的《独立宣言》你可以知道这一点。我受命将这份包裹带给你，并要求你以任何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军队宣读这一文件。

独立已经被宣布的消息在两天之前已经传到了华盛顿耳中，但这是从政府高层向军队首领发出的正式通信，随信还有《独立宣言》这份文件。华盛顿并没有就《独立宣言》的语言做出任何评论，他更倾向于将这些话看作是人们等待已久的、最终使大陆会议与大陆军同仇敌忾的一份政治承诺。他下令，当天晚上的晚餐之后，在纽约市各公共场所和各部队的阅兵场地高声宣读这份文件。

公共场所上的宣读得到了“来自部队的三声高呼”，这些士兵随后加入了一大群游行的市民，他们沿着百老汇大街涌向鲍灵格林（Bowling Green）去拆掉一座乔治三世的塑像。这座塑像由铅镀金的工艺铸成，它将国王描绘得像是一位马背上的罗马皇帝。人们手执铁锹和绳索，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搬动了这座雕像。在人们斩获了这座前任统治者的象征之后，这些铅被拖去制作成了42000发枪弹。一位见证者津津乐道于未来的前景：“英国军队将收到发射给他们的‘熔化的陛下’。”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严厉责备了他的部队，理由是他们参与了针对王室权威最后象征的荒谬的破坏活动。没有人对这通批评太过重视，包括华盛顿本人，他并没有下令对这些参与冒犯活动的人进行调查或给予惩罚。

在7月的最后数周里，华盛顿继续实施着他的防御体系的修建，不仅是长岛上的防御体系，也包括他自己灵魂的防线。英军开始在斯塔滕岛登陆扎营是一个不祥的预兆，随后不久就从英军逃兵以及岛上仍持观望态度的亲英派那里传来了可靠情报。格林获得了关于即将到来的海军上将理查德·豪的舰队的规模和抵达时间的消息，以及威廉·豪将军打算对长岛发起主攻的战略计划。

这些珍贵的消息片断让华盛顿能够更多地靠着自信而不是猜测来完成他的防御计划的空白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到7月中旬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关于杰曼实施全面战争的战略计划的准确情报。“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是，”华盛顿告诉汉考克，“敌人意欲展开他们针对北美殖民地的行动，并且试图联合起他们的两支军队，一支是由［来自加拿大的］伯戈因将军率领，而另一支已经到达此地。”日益逼近的对纽约的入侵，就成了英国的统一战略的南线部分，而这一战略的目标则是占领哈德逊河走廊，孤立新英格兰。

这也有助于解释华盛顿为何如此令人难以理解地关注着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将军指挥下的美国军队在纽约北部进行的不幸而显然无望的军事努力。此事一度充斥于他的通信内容达数日之久，以至于他甚至没能对六英里外更急迫的英军的威胁予以足够重视。对杰曼整体战略的了解迫使华盛顿将自己的视野放宽，以对抗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以北集结的英军军事力量。事后看来，如果他能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眼前的敌人身上的话，也许他会更加顺利。

在7月12日那天，他继续做着那样的事情。尽管知道海军上将豪的舰队稍后就将到来，华盛顿还是在7月12日这一天召集了一个战事委员会，商讨在斯塔滕岛上的英国守军得到增援之前对它发动一次进攻。华盛顿提议，与其坐观英国海陆两军的精锐部队顺利集结，任由他们筹备并发动致命打击，不如大陆军先发制人，在海军上将豪的舰队安全登陆之前发起自己的进攻。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它恰好反映出了华盛顿富有进攻性的军事本能。斯特林勋爵制订了一个计划，建议派遣一支3300人的美国军队分别从6个登陆地点对斯塔滕岛发起联合袭击。它计划的时间安排精确到秒，而它设想的各队联合水平也到了完全脱离现实的程度，对世界上任何久经沙场的专业部队来说都充满挑战。鉴于大陆军普遍的不成熟和明显混乱，这个计划为“如何精心策划一场惨败”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范例。这也是华盛顿那些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进攻性战略规划的首次登场，这些规划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令大陆军吃尽苦头。留给战事委员会的问题简单而明了：军队是否应该对斯塔滕岛发起进攻？而得到的回答也同样简洁：“大家一致认为不应该。”精细复杂的战略袭击并非大陆军所能掌握的战术。对此华盛顿选择了让步。

甚至在这个决定被接受之前，人们已经看到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雄鹰号”（the Eagle）出现在海面，这标志着英军主力舰队即将到来。几个小时后，两艘英军战舰“凤凰号”（the Phoenix）和“玫瑰号”（the Rose）在三艘补给舰的陪伴下，借助顺风顺水的优势，越过了红钩镇（Red Hook）和统治者岛（Governors Island），沿哈德逊河一路挺进，在驶过曼哈顿西面时沿途不断开火发起进攻。飞来的炮弹击毁了房屋，街上满是受到严重惊吓的居民，而沿岸的大陆军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这一切，英国皇家海军展现出的强大火力令他们望尘莫及。在这些船只经过的时候，美国炮兵发射了接近两百发炮弹，但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船飞快驶过了位于华盛顿堡的主炮台，沿河而上溯游30英里后于当天晚上停泊在塔本吉（Tappan Zee）。

一位年仅15岁的康涅狄格新兵约瑟夫·普拉姆·马丁（Joseph Plumb Martin）记录道，他刚刚见证了他的第一次行动，这场行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混乱，让他震惊不已。他之前从未见过炮火，但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去证实一下“其声如音乐，或者至少开阔洪亮”的效果。结果他惊得目瞪口呆。

在第二天的总动员令中，华盛顿重点讲到了将士们（例如大兵马丁）茫然无措的反应，他们没有各归各位遵照命令行动，而是站在原地，呆若木鸡。“这种丝毫没有军人风范的行为必然会让每个军官感到心寒。”华盛顿如是说道。并且他还提到，一旦真正开战，这样的做法将对“这项事业”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那天的行动中最令人感到不祥的是英军舰只驶过所有美军炮台时表现出的轻松自如。在对这些专门为了牵制英国海军机动性而在曼哈顿建起的堡垒和炮兵阵地的首次考验中，美军的防御一败涂地。这意味着英国舰队可以毫发无伤地通过纽约群岛，将士兵和炮火送到任何想攻击的地方，这对华盛顿的战略防御是巨大的讽刺。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如果曼哈顿是一个酒瓶，那么英军可以随时将它的入口塞住，可以派遣部队在该岛北端登陆，将华盛顿的整支军队团团围住，不留下任何逃跑的路线。这意味着李将军最初的估计是正确的：英国海军的优势让纽约变得毫无守备可言。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些认识本可以让人们对美军战略形成新的认识，促使他们放弃纽约，将大陆军撤退到新泽西或康涅狄格这样的美国大陆本土。但是华盛顿无法知晓后来的历史，他被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正如他的军队被困在两座岛上一样。很清楚的是，大陆会议希望他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纽约。同样很清楚的是，他在费城的行政领导并不了解“不惜一切代价”可能意味着什么。

整个7月，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几个作战计划的评估中，这些计划意欲在哈德逊河与伊斯特河上牵制英国皇家海军的机动性。他对宾夕法尼亚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提议做出了热情的回复，因为它计划建造6艘“火船”（fire ships），这些船可以四散冲入英军舰队，将其护卫舰只撞沉，这算是海战中的一种“孤注一掷”的（或者说自杀式的）战术。他对用一种名为“防栅”（chevaux-de-frise）的废弃物障碍在哈德逊河道中阻挡船只的做法非常看好，因为这样可以形成水中的屏障，使英军船只不得不放缓行进速度，并且在经过华盛顿堡这类军事据点时也会进入美军的火力范围。他甚至听取了一个通过富兰克林传达给他的提议，这个提议建议部署一种叫作潜水艇（submarine）的新型船只，它可以潜到水下，然后向毫无防备的英军舰只发起攻击。很明显，他只是在寻找抵消英军舰队战略优势的方法，以图能够抓住什么救命稻草，缓解自己的劣势。

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请求文件使华盛顿根本不可能集中精力去考虑更宏观的局势。后来人们发现长岛上有数量达15000的牛羊以及马匹，它们都属于当地的农民。他的军队应该将这些牲畜没收充公以防止它们落入英军之手吗？这样的没收方式会对他们与这些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产生什么影响？在前思后想许久以后，长岛上所有的牲畜都被集中起来屠宰了，这说明华盛顿已意识到长岛很可能会落入英军之手。

接下来是如何处理当地亲英派这一紧迫而尴尬的问题。说它紧迫，是因为根据格林的估计，长岛已有数百名居民躲进各处树林和沼泽，等英军一上岸就加入其中。说它尴尬，则是因为纽约市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最杰出的市民，都拒绝承认由《独立宣言》带来的新的现实，坚持作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对分离行为采取观望态度，拒绝做出选择。最终做出的决定是，所有持观望态度的人都应该被当作亲英派并投入监狱，而其中最可疑的人应该被送到康涅狄格，以防止英军占领纽约这座城市后他们又得到解放。格林下令对长岛所有的家庭进行彻底清洗，而行动过程还是要保持文明，以避免给人留下他们对真正的中间派也很残酷的印象。负责逮捕行动的军官应该“着装得体”，避免给人留下任何“对人不尊重或者暴虐”的印象。因为一些明显的军事原因，绵羊和山羊应该被分开。但是格林希望的是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同时又不会成为让他所希望拯救的民众疏远的美国恶棍。

在日常需求的管理和安排方面，华盛顿的首席助手是约翰·里德，一位参与过波士顿围城的老兵。华盛顿之所以将他从军队中提拔出来做自己的随从，是因为他突出的才能和他的教育背景［里德曾经在伦敦中殿律师学院（London\'s Middle Temple）学习过法律］。当里德决定在4月回家并重拾他在费城的法律事务时，华盛顿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已经将这位年轻人当作自己的行政“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他的判断力和写作才能已经成为无价的财富。在6月华盛顿又劝说他回到了岗位上，答应给予他更高的职位，让他担任副官长，这是大陆军中的首席行政职位。但才没过多久里德又意识到自己完全无法应付这个职位的工作。“我所处的这个职位，”他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说，“真是完全不适合我，我在这个岗位并没有感到有多轻松。”

除了他经验不足以外——和格林还有诺克斯一样，里德也是华盛顿手下那群有天分的业余人才中的一个——他所负责的这支军队也缺乏久经检验的行动程序，以及常规化的规章制度，所以每个军事决定都成为权宜之计。军官队伍内部对于职位这类东西的强烈关注反映出了不断发展的升迁标准，这也导致了持续不断的争吵、堆积如山的资料文件，以及众多自尊心受伤的人员。坚持要带上自己的马匹随行的康涅狄格民兵被遣送了回去，因为大陆军不可能接待一个骑兵团。里德试图将制服布料的缺乏转换为一种优势。他下令让士兵们制作自己的“猎衫”（Hunting Shirts），这也许能够吓住英国人，“因为他们会认为每个如此着装的人都是神枪手”。诺克斯的炮兵团有的更多的是炮弹，而不是能够安全地填装并发射它们的人。大陆军所使用的标准毛瑟枪弹药和燧石对几个民兵团带来的毛瑟枪并不适用。部队医院的医生要求拥有不经高层军官同意接纳或拒绝伤病员的权力，但最终也毫无作用。

里德的主要工作就是阻止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成为华盛顿的案头公务。他的确尽了全力，但是鉴于这支军队正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英国军官也会为管理纷至沓来的公务而倍感压力。除了这些不需要书面处理的管理负担之外，实际上大陆军本身就是作为长期过渡性的临时军队而被建立起来的，它根据一场场不同的战斗而得到相应的扩充和缩减，其常规军的核心兵力由附近各州的民兵部队所补充。

这意味着这支军队的总兵力有一半以上都由新近到来的志愿者组成，他们都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才开始接触各种军事计划和组织规章。这种后勤补给的噩梦使得任何需要连贯性的解决方案都难以实施，它只会给这个各种人员与装备混杂、名为大陆军的群体蒙上最后一层混乱而亟须整顿的色彩。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理解这一切，更别说掌控它了。华盛顿每天深陷在从无数岗位传来的这些令人头疼的要求之中，他学会了在自己头脑里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掩体中寻求庇护，以躲避这些不间断地轰炸着大脑的杂事。在他的头脑中，所有的选项都一如既往的清晰明白，令人喜悦的强大。“如果他们能够站在我这边，要想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这个地方是不可能的，”他在信中这样告诉他的哥哥，并补充说明，“尽管我们还没有进入我所希望的防御状态。”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事件的发生顺序：7月12日，豪勋爵的舰队载着2万名英军士兵来到长岛海峡；同一天，英国国王的凤凰号和玫瑰号挺进哈德逊河，沿途一路开火，展现出了英国海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地位，以及美军防御计划一如既往的脆弱；第二天，豪勋爵通过信使给华盛顿送去一封信，向他宣告了“我有幸被授予的这项任务”，也就是指他被任命为两名和平谈判使者之一——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声称是带着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的提议前来进行外交谈判，这种说辞使得所有的船只和士兵都显得多余。“我相信国王带着仁慈的念头进行了公正的考虑，这也许是为了阻止将来进一步的流血牺牲，”理查德勋爵真心地期待着，“它将带来和平，并使大英帝国和北美的结合永世留存。”在古今所有国家历史中，要找到比这更戏剧化的铁腕与温柔的手段结合——或者也可以说是利剑与橄榄枝的结合——的例子，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但是这封信没能被送达。豪的信使与约瑟夫·里德在斯塔滕岛和统治者岛之间的一艘小船上相遇。在伴随着风浪声客套一番之后，里德拒绝接收这封信，因为它写的是寄给“乔治·华盛顿先生，或诸如此类的头衔”（George Washington Esq.&c，&c，&c）。大陆军里没有这样的人，里德如是宣称，还补充道，“全世界在上个夏天进行的仪式之后都知道华盛顿将军”，这可能指的是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的事。里德所受的法律训练在这次外交对话中对他着实帮助很大，使他有底气敢于拒绝任何没能承认他的上级的法律地位的请求。

于是这位信使将没有送出的信件带了回去，这件事令豪勋爵的秘书安布罗斯·塞尔勃然大怒。“这些人的虚荣和傲慢是如此之甚，”塞尔在他的日记里记道，“他们竟敢反驳豪勋爵，勋爵的英勇与光荣可是为大家所公认的……［而且］他们还假装（或者说一直假装）是在寻求和平，实际上却在背离它。”第二天华盛顿写信给汉考克，力挺里德在这次交谈中的表现。他解释说，拒绝豪的来信这一决定涉及的不仅仅是礼仪问题。“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拘泥于礼节而牺牲本质的利益，”华盛顿这样评论道，“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坚持要求这种尊重是我对国民和职位所应有的责任，而在其他任何公众场合我都可以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这种尊重的要求。”

实际上，豪勋爵未能按照职位等级称呼华盛顿尽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但它准确反映了这次外交困局的本质。因为杰曼的指示显然是在禁止豪将北美人民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或者说根本就禁止他进行和谈，除非是在所有叛乱者都缴枪投降以后。豪氏兄弟都希望能得到相对宽松的指示，但他们还是不得不遵循杰曼的苛刻限制。他们很不情愿地总结说，只有在对华盛顿的军队造成毁灭性打击之后，才有和谈的可能。

很明显，豪勋爵决定在战斗之前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他认为，入侵部队的庞大规模也许会削弱华盛顿的决心。情况也有可能是（尽管只是单纯的推测），豪派遣两艘战舰溯哈德逊河而上，只是为了让华盛顿清楚他自己在军事上的无望。不管豪的动机是什么，它们都未能影响华盛顿坚定的反抗态度，也未能影响他长久以来的一个看法，即所有这些派遣和谈使者的把戏，都不过是为了给那些坚定的和谈主义者错误希望的政治策略。“豪勋爵已经来了，”华盛顿告知霍拉肖·盖茨将军，他现在试图赋予大陆军北方支队某种纪律，“他和他的将军弟弟被任命为和谈使者，前来对我们这些忏悔的罪人施以宽恕。”

豪勋爵明显被激怒了，一方面是因为杰曼给他的有限权力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华盛顿公然的轻视——他拒绝了这个能够避免一场很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军事溃败的机会。一周后他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尝试，这次他派出了自己的将军副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去送同一封信，以及一份关于俘虏交换的简要提议。里德认为俘虏交换的事情提供了一个与华盛顿当面交谈的借口，于是帕特森被蒙着眼睛带到了华盛顿在曼哈顿的总部。豪勋爵指示帕特森要称呼华盛顿为“阁下”（His Excellency），给予他最高的尊重，让他确信豪氏兄弟已经被授予相当的权力，能够对和谈事宜施加影响。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就像华盛顿很快就指出的那样。他评论说，乔治三世所吹嘘的慷慨是以北美投降为条件，所以豪氏兄弟所能做的也就只是给予宽恕，“而且从未犯过错的人不需要宽恕”。帕特森传达了豪勋爵深深的失望，说勋爵觉得事情还是卡在了这个最初的症结，并再一次传达了豪氏兄弟的后悔之意——他们未能承认这个“他们深深敬佩着其人格和风范的”人的职位等级。然后，他鞠躬礼毕，走出门外，“一路上左右逢源，谈笑风生”。

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鸿沟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显了。对这次对立中的英国一方来说，他们所有的设想都还保留着浓厚的帝国色彩。尽管在长达10年的政治冲突中，北美殖民地对英国议会的统治主权发起了挑战，要求在大英帝国内部实现北美某种形式的半自治地位，随后15个月的血腥厮杀又加重了双方的赌注，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仍然坚持认为，北美殖民地的民众是臣民（subjects）而不是公民（citizens），英国议会的统治主权不容谈判。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任何妥协也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公然稳驻斯塔滕岛的英国海陆两军是不可战胜的。

只有在这种帝国的语境下，乔治三世才准备显露仁慈，不是因为他被要求这么做，而是因为——豪氏兄弟如是总结道——他自己对北美的臣民还保留着一种充满仁慈的好感，他希望将他们再一次收归在自己的恩泽保护之中。这意味着他准备将一道无差别的宽恕给予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民众，只要他们能撤销他们不当的独立决策，解散他们的军队，拒绝承认那些会议和大陆军中的激进头领——这些人最近挑起了不少事端。这些人是真正的罪人，他们一定会被抓捕，因叛国接受审判，并承受相应的后果。从前的秩序得到恢复之后，乔治三世才会准备聆听关于某种合理的政治改革框架的提议，以令他的臣民满意。

而对立双方中的美国这一方的观点则在本杰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他认识理查德·豪，曾在伦敦和他来往过一段时间，当时两人都徒劳地寻求着某种能够避免公开决裂的政治妥协。在7月20日写于费城的信中，富兰克林对理查德勋爵的困境表示了同情，悲叹他受到他人阻碍，无法提供任何和谈条款，除了“在投降基础上给予的宽恕；我很遗憾地发现，这必将让你的国王痛苦不已，他迄今为止送出的这些宽恕都被浪费在如此无望的一件事上”。

没有任何其他的代表——的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美国人——能够写下这样的文字，它们巧妙地对调了英国和美国的角色，同时对理查德勋爵所处位置的无望表示了同情。这种文风为富兰克林自然练就，他已经练习使用它近五十年的时间了。他最初——作为朴实的“可怜的理查德”（Poor Richard）——用这种风格来写作他的智慧格言宝典（例如，“让所有人都认识你，也不会有人完全了解你”），而最近则是用它来写作一本对英国内政外交的绝妙讽刺作品，即《能让伟大帝国变小的那些规则》（Rules by Which a Great Empire May Be Reduced to a Small One，1773）。

实际上，富兰克林是后来才加入北美独立事业中来的。在此前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伦敦，为宾夕法尼亚四处游说以争取特别的皇家特许状，并且因为他在电学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而获得英国皇家学会的嘉奖。此外，他还广泛结识了英国社会的各种领袖人物，包括理查德勋爵。他曾认为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性的泛英美帝国，因为相互的认同与共同的利益而被联系在一起。当新近加冕的乔治三世以及英国政府的换届开始使得对殖民地贸易的限制日益紧张之时，富兰克林认为这些变化只是一种暂时的反常现象。只有一群傻瓜才会寻求摧毁这样一种帝国的关系，它运作得如此顺利，对于作为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国的成员的双方而言，它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

到1773年的时候，他开始总结性地认识到英国政府不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冲突最终到来的时刻是1774年1月，当时他被要求安静地坐在英国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里接受人们对他的公开攻击和个人侮辱，原因是他宣扬自己的“大英帝国建立于相互认同原则之上”的观点。这段伤心的经历促使他转而支持北美独立的目标。他于1775年回到北美，随后立即被选入大陆会议，并且决意不再回头。如果说约翰·亚当斯是大陆会议中独立运动实际上的设计师，那么富兰克林就是公认的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比其他代表要高出一两个辈分。他凭借一个新加入者的决心、自己的显赫名声，甚至是作为名人的地位，在大陆会议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华盛顿是新出现的美国英雄，那么富兰克林就是该世纪最广为人知、最著名的美国人。

他给理查德·豪勋爵的信激起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共鸣，即使它让理查德勋爵所希望的一切化为泡影。他所提到的英国政府准备宽恕反抗的殖民地人民一事只是不合逻辑的假设，富兰克林评论道。因为这个政府“已经表现出了最肆无忌惮的野蛮和残忍，它在寒冬里烧毁了我们毫无防备的村庄，纵容那些虎狼之师屠杀我们的农人……现在它甚至带来了外国雇佣军，打算血洗我们的家园”。在道德的天平中宽恕的施与权力已经属于美国这一方了，“因为你（我指的是英国）根本无法奢谈原谅那些被你深深伤害过的人”。

如果理查德勋爵在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传送和谈提议，富兰克林继续说道，那么谈判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我已经深信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他评论道。因为英国不可能承认它从前的殖民地自主独立存在，不可能将这些殖民地当作平等对象而放弃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威。如果英国进而采取了战争的形式，就像它现在所做的那样，那么这只会暴露出英国方面所有慷慨的说辞是多么虚伪。好心的勋爵既是和谈使者又是侵略的领导者之一，这种状况对他正在做的事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无论纽约目前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富兰克林预言道，历史将会证明英国针对美国的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它将对人力和财力都造成极大的消耗，对于英国而言，它最终将被证明是有害的，就像之前的十字军东征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言一样”。和他之前所有的预言一样，这一个预言——富兰克林意识到——也不会有人相信，“直到最后事实证明了它”。英军并非战无不胜，相反它将会暴露出自己能力上的不足。

富兰克林在信的结尾主动给豪提出了一条建议。令他深感痛心的是，他发现昔日的友人如今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注定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触礁，注定会被认为是不必要、不明智、不正义的。“后人将强烈谴责战争的发动者，”他警告说，“对于那些自愿参与实施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即使获得胜利也无法让他们免于某种程度的不光彩。”富兰克林倾向于认为，豪“来到这里的巨大动机是希望能够为和解贡献力量”。而在理查德勋爵所被准许提供的条件下，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既然这一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他应该“放弃如此可憎的指挥角色，恢复更受人尊敬的个人身份”。

当然，理查德勋爵几乎不可能听得进富兰克林的意见，更别说采纳它了。几周之后他写信给杰曼说道：“［与华盛顿］的交谈更多只是礼节，远非有趣；然而它却促使我改变我所预定达成的理想结局。”他是在以委婉的方式承认，和平是不可能了，除非美国人得到痛苦的血的教训，而这样一次教训将成为他的主要任务。

在富兰克林的建议下，大陆会议将理查德勋爵的和谈提议转交给了几家主流报纸，这是为了暴露出他有限的权力，以及粉碎任何还在数量日减的温和派脑中徘徊的错误幻想。如果说曾经有过这么一种中间位置，有过这么一道跨越双方鸿沟的桥梁，那么现在它也已经消失了。

8月初，风暴还在进一步集结。8月1日，格林报告说有30艘船到达了桑迪胡克（Sandy Hook），他本以为这些船是德国的雇佣军，结果却发现是从南卡罗来纳一路而上的克林顿将军和康沃利斯将军。几周后另一支小规模的舰队也到了，船上载着第一批黑森佣兵，以及几个苏格兰高地军团。黑森佣兵的8000名主力精锐则在8月12日到达。加起来，豪氏兄弟现在指挥着的是一支共有42000名步兵、水兵和船员的进攻部队，甚至是整个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而此时在费城，亚当斯总结说，豪勋爵的和谈想法一直以来都只是一种拖延的计策：“他把猫放出了袋子……掏出自己的排箫来安抚巨兽，以等待他的援军到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理查德勋爵所做的外交努力直到最后一刻都可谓是满怀诚意的，尽管同样也是毫无希望的。而实际情况更令人觉得乏味：威廉·豪充分意识到，杰曼也是有所花费才得到这些黑森佣兵，他认为没有理由在他们到来之前发起进攻。鉴于他所拥有的战略和人力优势，他可以毫无压力地根据自己而非他人的计划行动。

就华盛顿本人而言，他将每一批新的英军与黑森佣兵的到来都视为事态的进一步加剧，对此也许他应该得到谅解。他曾用怀旧的口吻给一位法印战争早期几场战役中的老战友写信，追忆当时他们在“［必然堡（Fort Necessity）］的大草场以及莫农格希拉河（the Monongahela）岸边”及时的逃跑行为。由于这两场战役最终都以大溃败收场，所以这些都是在即将来临的大战前夕浮现在脑海中的奇特回忆。看着英军不断集结，他的恐惧日渐加深，他担心自己指挥的军队人数将被英军大幅赶超。他承认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就会忧心忡忡，满怀恐惧”。

出现这样的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指挥的部队到底有多少士兵。根据不言而喻的“气球理论”（balloon theory），如果当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的民兵部队到来，使他的军队人数上升到25000人时，大陆军的规模将差不多增加一倍多。但是如今正值收获时节，所以许多农民出身的士兵都拖到很晚才来，或者根本没有现身。华盛顿赶紧给各地政府和民兵军官发出临时通告，催促他们让部队整装出发，如果有必要的话，让庄稼腐烂在田里都行。他强调目前的危机具有历史紧迫性。“大陆军兵力严重匮乏……已经远远辜负了人们对它的赞许，”他警告道，“自从这些殖民地建立以来，还从未出现过如此紧急的情况，也从未出现过这样分海陆两路前来进犯的敌人。”

更严重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士兵中到底有多少已经准备好了承担自己的职责。被污染的水源在曼哈顿导致痢疾的肆虐，在7月下旬格林又报告说长岛爆发了天花疫情。仅仅一周之内，华盛顿估计自己的军队就有20%的士兵因病无法参战。

当亚当斯听到天花传播开来的消息时，他立刻变得狂躁不安：“天花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英国军队，超过那些加拿大人、法国人、黑人、汉诺威人和黑森佣兵，超过其他任何一切人。”这种疾病令他日夜担忧，也有一些他个人的原因，因为阿比盖尔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正好于同一时间在波士顿接种疫苗。他在作为政治家的责任和作为丈夫的义务之间来回奔忙。他曾写信表示，在家人处于危险之中时还相隔遥远，他深感歉疚；随后就在同一封信里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的军队在纽约也饱受疾病之苦”。

总部发出的总动员令继续散发着乐观情绪，尽管英军在人数上已经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敌人将继续试图以各种表演和表面功夫来对我们进行恐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许多次，他们是怎样被几个勇敢的人所击退。”8月13日的动员令如是说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坏的，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能够坚定而冷静地与之对抗……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华盛顿其实并不相信这些话，尽管他相信，无论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责任感，他都有义务去写这些话。在关于兵力和疾病的问题上，他对汉考克要坦诚得多，他承认要阻止豪氏兄弟占领纽约似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在邦克山战役的先例中找到了安慰，实际上那是另一场给英军带来巨大损失的胜利：“这些思考让我想起，尽管我们的诉求未必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以对我方有利的方式愉快结束，但是他们也无法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他们所谓的胜利。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优势，都将让他们损失惨重。”华盛顿未能说出的是，要像英军那样以巨大损失赢得一场胜利，他又有多少人能够损失得起。

尽管亚当斯并不清楚他的家人是怎样熬过疫苗接种过程的，但他向恢复中的阿比盖尔担保说，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和她在一起。此外，他至少有一只眼睛是望着北方的：“我们每天都期待着对纽约的决定性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