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说一句，先生，您的事情比您看似理解的样子更加希望渺茫。

——1776年10月4日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汉考克的信

人们也许会认为，无论在哈勒姆高地所取得的只是多么小的胜利，它都成了华盛顿所希望发起的那场行动。在拿下这重要的一役之后，他现在应该可以趁陆军上将豪还没有封锁他的退路，轻轻松松地将大陆军撤出曼哈顿并保住自己的名誉。

但与此相反的是，他预感英军将从南面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于是命令自己的部队开挖更多的战壕。他最终找到了理想的防御位置，这个位置完美体现了他守卫纽约的整个战略计划。他打算利用哈勒姆高地突起的岩石，在英军对撤离行动发起攻击之前，给他们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这是一个大胆而危险的决定，因为他将大陆军置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以求能够以“这项事业”的名义发起一场更为明显的进攻。

9月20日晚上，他向南仰望天空，目光搜寻着不断进逼的豪的军队，此时地平线被烧掉了纽约市1/3的大火照亮。大陆会议曾下达过严格命令，不准在撤离时烧毁城市，理由是有一天它还会被再次夺回——这明显体现了那种仍然影响着费城代表思考的自信。

那一被称为“大火灾”的事件是一群纵火犯的杰作，他们大部分人可能是自诩的爱国者，不过当时在城中只是备受攻讦的少数派。两名嫌疑犯被草草地处决了，其中一名被丢进火中，另一名则被吊死在路灯柱上。华盛顿告诉汉考克，这场大火不是他放的，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但是他私底下向伦德·华盛顿袒露说：“是上天，或者某位好心的人，为我们做了我们无法做的事情。”不管它的起因是什么，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英国占领军都在百老汇大街西面的所有住宅、教堂和建筑物的灰烬中活着。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等待着豪打算对哈勒姆高地发起的那场未能实现的正面进攻时，大陆会议正努力地在理解基普湾溃败所蕴含的所有意义。与整体的美国大众不同，费城的代表们充分理解了这份耻辱。

例如，西泽·罗德尼（Caesar Rodney）在听完他来自特拉华的同事详细讲述过这场溃败之后，十分谨慎地为华盛顿开脱了责任，转而谴责他手下那帮“嘴上无毛的小伙子”。“我一直在写这件事直到我染上了病态的幽默，”罗德尼总结说，“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你读到它的时候，你将会和我一样愤怒。”北卡罗来纳的威廉·胡珀（William Hooper）相信，现在是时候破除爱国主义的障眼法了。“剥离事物的伪装，如其所是地看待它们，这成了我们的责任，”他督促道，“在当前时代以及数百万还未出生的后代都依靠它们的改变时，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去达成如此值得去实现的目标。”实际上，华盛顿几周以来一直试图告诉汉考克，大陆会议似乎还没有完全理解军队的糟糕情况。在基普湾一役之后，代表们最终获知了消息，并投票选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前往哈勒姆高地与华盛顿及其手下会面。他们的会面长达5天，从9月20日持续到9月24日。

关于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双方着重讨论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两周后委员会送交大陆会议的报告中得到了简明的概括。这份报告隐含的结论就是，大陆军实际上已经根本不能被叫作军队了，以至于迅速获胜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要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取得成功，必须依靠一支有能力与英军一决高下的军队，所以必须有一种“新模式”，或者说一次“新的组建”。实际上，该委员会推荐的所有改革，都是大陆会议在一个月之前试图实施但最终未遂的，而这次则带有更多的紧迫性和广泛性。

第一，大陆军需要扩大到至少拥有6万名士兵，而且大多数人要承诺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这将消除对民兵的需求，因为纽约的行动充分展示的一点就是，对于“临时民兵”（Minutemen）的依赖是只会产生不光彩影响的光荣设想之一。一年兵役制被证明是同样有问题的，因为正好就在刚刚开始习惯军队纪律、成为可靠战士的时候，士兵们就服役期满，应该离开这支部队了。

第二，组建一支有效军队的体制基础并不存在。军需组、物资组、医疗组都只是不可靠的临时团队。士兵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一旦受伤或感染疾病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战争，这使得大陆军能够以这种临时的方式运作。既然这种普遍观念发生了改变——很明显这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那么体制的改革就必须沿用英军的模式实现制度化，而这正好是几个月来华盛顿一直所呼吁的。

第三，上层和下层的军官团队都严重不足。一方面，对戈温那斯高地和基普湾纪律崩溃情形的报告责备的都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缺乏有效领导的士兵成了流窜团伙。另一方面，当由斯特林勋爵或是托马斯·诺尔顿这种天生的领袖指挥作战时，士兵们在战斗中就表现很出色。纳瑟内尔·格林甚至认为，要是有正确领导的话，美军就能与英国常规军相提并论。“如果军官能和手下一样出色的话，”格林声称，“美国也许能够傲视全世界。”

来访的委员会认可了华盛顿及其手下所提议的所有改革。纽约的行动成了一段痛苦的教训，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解决那些显著的问题，以使大陆军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有效战斗力量。问题是清楚的，所以解决方案也很明显——实际上，几周以来这些解决方案一直在大陆会议中流传。现在，整个大陆会议怀着更大的决心，接受了在10月的第一周里的“新的组建”。

但是，认可这些推荐意见是一回事，实施它们又是另一回事。再一次变得清楚的是，大陆会议缺乏在各州征兵的权力，所以将大陆军扩充至6万人的提议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后勤上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也进一步意味着，华盛顿在不久的将来还是得依靠民兵的力量。甚至连通过提升待遇来鼓励志愿参军者签约承诺“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的做法也收效甚微。一年兵役制仍然是标准做法。只有颁布强制性的法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那又是不可能的。用于扩充大陆军的人力储备毫无疑问是现成的，而且大陆会议也有动用这些资源的政治意愿，但是那种意愿未能触动各州议会，它们的视野仍然局限于地方而未能放眼全国。

更重要的是，必要的体制改革的实施不可能只靠为军队的不同部门起草几份新的程序性指导文件。规章制度必须层层下达给那些军事经验甚少或者几乎全无的人，然后逐步推行直至常态化。对于大陆军里的那些人而言，这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事实就是，“新的组建”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除非是纸上谈兵。战争将会持续很久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不断尝试和犯错的基础上，军队将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出各种重要的细节规定。大陆军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件永远处于改进之中的作品。更为受限的国家军队的设想是在共和制度下能被认可的一切了。

建立高等军官团队的提议引起了亚当斯的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它证实了纽约发回的报告，部分是因为他为了教育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领导的自己而一直在研读罗马军队的历史。他发现波里比阿（Polybius）曾总结说，罗马的大部分失败都不是士兵的过错，而“始终是军官的过错”。这种相同的领导错误困扰着大陆军，但是亚当斯坚信，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立即得到解决：“这支军队需要优秀军官的真正原因是……在美国无法找到大量这样的军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靠时间、学习和历练，就一定能够培养出足够的军官。”

他的意思是，美国缺乏英国贵族那样的阶层，他们鼓励像豪氏兄弟那样投身戎马生涯的人。大陆军缺乏这样一种传统，它必须依靠共和制的方式来产生军官，也就是通过对战功进行认可和提拔的方式［亨利·诺克斯、纳瑟内尔·格林以及为人们所怀念的托马斯·诺尔顿，都很好地代表了这种缓慢而稳定的晋升过程，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年轻步兵上尉也是一颗即将飞腾的新星］。从长远来看，美国需要一所军事院校，以提供合格的军官，而亚当斯也准备在战争胜利之后提议建立这样一所院校。然而就目前而言，对军官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因为没有迅速有效的解决办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只会暴露出大陆军的先天缺陷。“隐藏它才是治愈它的方式，”亚当斯总结道，“而暴露它就不行。”这意味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应当被适当地淡化。

随着夏季转入秋季，有两个结论显而易见：第一，在所有致力于战争的事情上，大陆会议都继续充当着临时国家政府的角色，随时准备给予华盛顿他所要求的一切；第二，人们在拥有意愿的时候，却找不到任何方法将这种口头上的支持转化为现实，部分原因是大陆会议缺乏领导各州议会的权力，还有就是解决许多困扰着大陆军的顽疾没有迅速有效的政治手段。

华盛顿充分理解了这种令人不快又难以应付的现实。在10月4日写给汉考克的一封长信中，他表达了对于来访的委员会认可他所有提议的感激之情，但是又补充道：“选组军队和人民起义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带领一支由不称职的军官、靠不住的民兵以及短期服役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正如他最近任命的副官坦奇·蒂尔曼（Tench Tilghman）所说，华盛顿指挥的是“一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支军队”，而“豪先生带领的是美国土地上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精良的军队，如果要阻止他”，这只能指望奇迹发生了。

在信的末尾，华盛顿总结说，在军事上必要的东西在政治上无法实现。只有依靠英军模式的永久常规军才能赢得战争，但是人们“对于军队力量怀着如此的不信任和嫉妒，以至于总司令都没有机会……能够对成功做出哪怕一点点的保证”。准确地说，“这项事业”是光荣的，但是如此组建的大陆军天生就是问题丛生的临时部队。

的确，对于他自己的军队来说，可悲的处境一目了然：一些逃兵已经开始投奔英军了。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麦肯齐（Frederick MacKenzie）的英军军官宣称，逃兵以每天80人的速度不断到来。一如华盛顿所预言的那样，长岛和下曼哈顿的亲英派们正整连整连地加入豪的军队。与此同时，在整个新泽西，一场内斗正在酝酿之中，有近300位公民（包括一名《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接受了豪的赦免，并宣誓效忠乔治三世。

这样的变节投敌行为似乎可以被看作是美国独立事业这座大厦最早出现的裂缝。这因此也意味着，豪的策略开始产生效果了。当豪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对哈勒姆高地发起任何进攻时，几名英军军官对此表示困惑。他们的设想正如麦肯齐上尉所言：“目前的重点肯定是让这支主要的部队解散，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剩下也就基本没什么要做的了。”但实际上豪却不认可这样的设想。在对大陆军发起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一直等待着这些行动产生效果。他觉得没有必要摧毁大陆军，因为他相信这支军队会不攻自破。没有一个见证者会像华盛顿那样害怕，正如他对汉考克所说，他的部队“正处于在政治上被解散的前夜”。

就像是为了让豪的策略成功一样，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传出了纽约和新泽西。整个美国的新闻报道都限制了这种情绪的传染，但是华盛顿担心逃兵会将这种病传回他们各自的州。令人厌恶的现实就要来到眼前，也就是说，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如此组建的大陆军还远不够格来打这场仗。

大陆会议的领导已经表示了对华盛顿由衷的支持，并且在美国独立不容谈判这一点上结成了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不能履行他们“重新组建一支军队”的承诺，但是在这个脆弱的时刻，这种政治姿态本身和发表承诺声明是一样重要的。费城的代表们必须展现的是，他们对于这种情绪的传染具有免疫力。

例如，亚当斯就利用自己战争与军需委员会领导的身份，来让那些对大陆军士气低落状态抱有疑虑的军官们恢复信心。“我十分遗憾地了解到，军队士气不振，”他在给一名军官的信中写道，“但是这种精神状态的萎靡是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撤离行动所造成的自然结果”。在经历了长岛和基普湾的败北之后，亚当斯评论说：“在同样的情况下，连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恐慌的影响。但是你们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你们的士气。”

富兰克林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方针，更多地是以他一贯灵活变通的方式，利用大陆军的糟糕情形作为筹码从法国获取经费和物资的支援。在他下达给新的美国驻法大使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的指示中，他叮嘱在军队的不利状况方面要完全的坦率：“总的说来，我们在纽约附近的军队无力在开阔地带对付陆军上将豪。……和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或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比起来，他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武器、更好的帐篷以及更多的衣物，这样一来，我们也无法靠这种没有吸引力的条件征募新兵或扩充军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援助更有助于挽回局势的了。

从另一层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几位代表之间，让他们自己不抱怀疑态度的需要催生了许多智慧而且常常是反直觉的点子，所有这些点子都成了支撑他们的革命信心这座建筑内壁的飞扶壁（flying buttress）。就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有五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一样，这些人也做出了一些理性的尝试，来证明一条最终要归于信仰的信念，那就是，纽约的军事失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美国的事业是命运之子（destiny\'s child）。

后来被奉为美国精神病学奠基者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告诉他的妻子，英军最近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实际上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我们现在只需要上天皱一皱眉，”他写道，“如你所知，要经历重重艰难考验，各州以及每个个体才能被引向荣耀和幸福。现在我的信念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确，拉什宣称，“很长时间以来，我不仅期待着，而且希望陆军上将豪能够占领纽约”。现在，所有临近各州的亲英派都涌入纽约，“在这里他们将变得羽翼丰满，就像波士顿的托利党人那样，然后展开驱逐和毁灭行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方随后将“清理掉那些无赖，他们的懒惰和不忠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美国所有的臭鸡蛋现在都将被放到一个篮子里了。

来自康涅狄格的代表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采用一种更为神学的方式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所采用的阐释基础是清教徒式的控诉，这种方法将英军在长岛和基普湾取得的胜利解释为对于罪孽深重的美国民族的神圣惩罚行为。“上帝让我们作战的武器变得迟钝，”威廉斯郑重其事地说道，“让我们在敌人面前逃窜，并且还让他们占领我们的大本营。”在威廉斯的道德世界里，这与大陆军的相对弱势无关，而是涉及整个美国民众的堕落：“彻底的忏悔和改变……可以平息神圣而公正的上帝的愤怒，避免这些惊人的灾难，保证千秋万世的自由和太平，以及所有子民永远的幸福和荣誉。”明显的解决办法不是提供更好的军官、更好的装备或是从法国获取的援助。只要美国的爱国者们能够斋戒、忏悔并且祈祷上帝的救赎，所有这些东西自然就会到来。

亚当斯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中找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中学到的经验。当亨利·诺克斯对接连数次战败给大陆军士气所造成的影响表示忧虑时，亚当斯告诉他不要担心了，“一场愚蠢的恐慌的确从你的军队里传开，并一路传到了费城”，但是，汉尼拔也给罗马军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然而他从未能有效地利用它，最终输掉了战争。豪很可能就将成为美国革命中的汉尼拔。

因为就像汉尼拔一样，豪将发现，战斗的取胜并不意味着赢得战争：“征服很容易就能实现，因为我们用尽全力就能实现征服——长久的征服却很难，因为我们只能用一部分力量去守护征服的成果。”对于豪来说，占领长岛和曼哈顿将会把他的战线补给拖长到崩溃的边缘。“在他的军队被如此分割散布以后，”亚当斯预言道，“我觉得他今年差不多快走到头了。”豪获得的胜利越大，他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豪注定要一路胜利地走向失败。

更重要的是，亚当斯解释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底比斯（Thebes）人给美国人指明了方向。底比斯人在经历过数次美军在纽约那样的失败之后，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以传统方式战胜斯巴达，采取防守战略会让底比斯军队“轻率地与希腊最强大的军队展开决战”。相反的，他们选择“不断地骚扰斯巴达，与之发生频繁的摩擦……通过持续的接触来获取经验、信心和勇气”。在纽约所受的羞辱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学习经历，它让美国人吸取了底比斯人两千年前的经验教训。因为像斯巴达那样的英国人必须赢得战争，而底比斯般的美国人要做的只是不输掉它。这种初步的认识通过纽约的艰难作战才被认识到，但是现在它将指引美国赢得最终的胜利。

随着战争不断推进，人们将看到亚当斯的分析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尽管对于华盛顿而言采取防御性（或者叫作底比斯式的）战略相当困难。之所以困难，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热衷于主动出击，部分是因为他担心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军最终将凭借雄厚的财力资源胜出。但是在此时的严峻考验中，最具效力的东西，还是大陆会议的领袖们为消除纽约军事败北的影响而提出的各种观点。无论其观点是根据地缘政治、神学还是历史而来，他们都将美国独立的命运视为天定。即使个别观点有点似是而非，但是它们所基于的信仰却毫不动摇。豪氏兄弟严重低估了这种信仰的深厚基础。

到10月上旬的时候，华盛顿已经意识到，陆军上将豪不会借邀请之机将他逮捕，并对哈勒姆高地的堡垒发起进攻。大约就在同一时间，豪也开始意识到，军事行动的阶段即将告一段落，他必须再对英国的军事优势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展现——实际上就是说，对迷茫而规模日减的大陆军发起又一次打击。

豪所选择的战术几乎总是两翼进攻的模式，因此在向他的哥哥打听过伊斯特河上航行路线选择及阻碍之后，他选择在斯洛格内格［Throg\'s Neck，也被叫作“蛙颈半岛”（Frog\'s Neck）］发起进攻，该地在哈勒姆高地东北9英里处，靠近今天布鲁克林的斯凯勒堡（Fort Schuyler）。

为了实施精心计划的战略，豪设定的目标并非阻断华盛顿从曼哈顿逃离的路线，而是正好相反，他打算以包围战术迫使大陆军撤离该岛，然后在开阔地带与之展开较量，这样可以再一次证明英军的军事优势是多么具有决定作用。正如他随后告诉杰曼的那样，他的目标不是将华盛顿围困在曼哈顿，而是将他引出哈勒姆高地的防御堡垒，“如果可能的话，是要争取让他有所行动”。

英国的船只和人员在伊斯特河的活动迅速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我有理由相信，”他在10月11日写给汉考克的信中说，“他们的军队最大的那一部分已经沿河而上，或者正准备这么做，这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原计划，也就是绕到我们身后，然后切断我们与自己国家的联系。”华盛顿似乎已经认定，豪想要将这个包围圈封好，但实际上，豪打算做的却是打开一个缺口。

华盛顿亲自对曼哈顿东北面包括斯洛格内格在内的河岸线做了一番侦察。结果发现，这个地峡实际上在涨潮时只是一座岛，它是由一条堤道和一座桥与大陆相连。他下令让宾夕法尼亚大陆军的一个小规模兵团封锁这个可能的登陆地点。在爱德华·汉德（Edward Hand）上校的指挥下，这个岛的出口被毁掉了。当亨利·克林顿率领的4000名英军先遣部队在10月12日到达时，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满是蚊蝇的沼泽中。斯洛格内格成了最不适合发起进攻的地点。

双方随后的一系列行动以闪电般的速度在进行。华盛顿在10月16日召开了战时会议，通过几乎一致同意的投票决定——只有一人持反对意见——撤离曼哈顿，并让部队转移至18英里以外的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高地上。此地提供了一处和哈勒姆高地差不多的天然掩体。而行动的目标是在豪封锁出路之前到达该处。

战时会议还通过投票决定在华盛顿堡留下2000名士兵。这一举动毫无战略意义，留下“一座城堡在身后”的做法违背了所有传统的战争原则。因为已经很清楚的是，英军的战舰可以沿哈德逊河一路前行，毫发无损地经过华盛顿堡，这让守军无法实施他们的核心任务。但是作为对美军守卫纽约决心的一种展现，这一举动从心理上来说有着相当大的意义，哪怕是在华盛顿下令撤离的时候也是如此。它是一项无法实现的军事决定，一次由衷的荣誉之举，同时也是华盛顿在整场战争中最糟糕的战略失误。

出席战时会议的不是别人，正是最近才从南卡罗来纳获胜归来的查尔斯·李。尽管放诞无礼、喜怒无常，尽管长着鹰钩鼻，外貌邋遢，尽管随时随地都带着一群狗，李在指挥层中可是仅次于华盛顿的人物。他的登场增加了数名军官的信心，包括约瑟夫·里德，他自长岛那次高明的逃离行动以来就一直对华盛顿明显的茫然失措和优柔寡断絮絮不休。

人们能够察觉到两位指挥者之间矛盾的早期征兆，这在李建议华盛顿就最近在战场上的失败向大陆会议提出辞职时尤为明显，虽然他声称这一举动是为了在政府上级那里赢得支持。华盛顿没有理会这个建议，而他也没有将李的意见视为敌对行为。的确，他将哈德逊河靠新泽西这边的宪法堡（Fort Constitution）重新命名为李氏堡（Fort Lee），以此来纪念李的回归。而且撤离曼哈顿的决定是对李的判断的含蓄认可，因为他始终认为纽约是难以防守的。

10月18日，也就是大陆军开始撤离行动的那天，豪氏兄弟将克林顿的部队运离了斯洛格内格，并加派了两个新近加入进攻部队的黑森佣兵团前去增援。他们在佩尔角（Pell\'s Point）登陆，该地位于沿长岛海峡上溯数英里［现为佩勒姆（Pelham）］的地方。复杂的海陆军队行动像机械一样精确地进行着，登陆地点位于大陆而不是在半岛屿的地方，登陆行动在一开始也未遭受任何抵抗。

但是对豪氏兄弟来说不幸的是，他们选择的地点是由约翰·格洛弗（John Glover）和他的马布尔黑德军团（Marblehead regiment）守卫的，这也许是大陆军中最为训练有素的部队。格洛弗后来回忆起他透过望远镜看见200艘英军战舰向自己逼近的情形：“哦！当时我的脑子一直为那天的形势而焦虑……我是多么希望陆军上将李能够……现场督阵指挥，或者至少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

格洛弗主动出击，将他手下的750名士兵派到一堆石墙的后面。尽管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他们还是主动诱使英军进攻。当英军开到近处时，格洛弗部队中的一排士兵起身开火，随后又立即躲回墙后面；当英军一边前行一边亮出刺刀时，下一排士兵站起身来，又是一阵开枪痛击；他们就这样一堵墙一堵墙地轮番发起攻击。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英军在佩尔角损失的兵力就超过了他们在整个长岛战役中损失的人数（格洛弗后来声称，他的部下一直保持着冷静沉着，这场战斗“就像是在打鸭子一样”）。有人统计，英军死伤人数超过了300人，而美军则只有20人。

豪未曾料到美军会有这样的战斗力，他深感震惊，于是下令让英军停止前行。第二天，他十分谨慎地撤回到处于内陆的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决定在那里等待新到的8000名黑森佣兵从长岛赶来。格洛弗的军队实际上已经撤退并与华盛顿的部队会合了，所以只有少数民兵留下阻击豪的军队向怀特普莱恩斯挺进。但是豪并没有采取行动。

大陆军倒是有所行动，尽管十分缓慢，一天行军连3英里都不到。13000人的军队中有整整四分之一非病即伤；他们也没有足够的马来拖运货车和大炮，以至于这些东西不得不靠人力搬运；食物供给也严重缺乏，一路上士兵们被迫饥不择食地四处搜寻可吃的东西。约瑟夫·普拉姆·马丁略感讽刺地回忆起，当时他被要求拿一口铁制的锅，这口锅几乎没有被使用，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煮了。士兵们已经没有战斗的状态了，不过这种状态也没有用了，因为豪并未试图阻断他们的去路。好像他几乎是希望他们可以逃走。

无论豪怀着怎样的动机，大陆军最后一批落伍的士兵在10月24日到达了怀特普莱恩斯群山之间的安全地带，最终逃出了包围圈。守卫纽约的战略决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本质上的错误，它给美国造成了一场潜在的大灾难；而现在，多亏了豪氏兄弟外交优先的考虑，这场灾难得以避免。和以往一样，威廉·豪在怀特普莱恩斯足足等了4天多才发起进攻，这给了华盛顿足够的时间为他的防守做准备。

对美国来说，这是战争初期的结束。这意味着它的军队已经成功挨过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的时期。华盛顿从纽约一役吸取了教训，他再也不会将大陆军置于生死存亡的险境了。尽管这与他本人的意愿相左，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了，他的目标不是赢得这场战争，而是不要输掉。

而对英国一方来说，这是战争末期的开始。这意味着，尽管豪氏兄弟在战术上十分高明，但他们却未能发动致命一击，将叛乱扼杀在襁褓之中。的确，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情况可能会变成什么样？这将永远是美国历史中最令人感兴趣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

但实际上，其他几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的革命之夏中已经得到了回答，这些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后战争的特征。它们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方，一方认为从长远看英军最终将会胜利，另一方则同样不现实地期待着美军在军事上的获胜。它们一起确定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的界限，它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持续上演，并最终在约克镇（Yorktown）战役结束后以英国承认无法取胜而告终。

一方面，现在很清楚的是，大陆会议已经对英国任何的和谈提议都具有免疫力了。对于“这项事业”的承诺在本质上是一种信念，它不为长岛和曼哈顿的溃败所动，这两次失利均被视为暂时的挫折，随后就成了上帝为美国独立事业所做的安排。这不是一种全然理性的心态，因为它将所有挑战其核心观念的证据都判定为不可容忍的。结果，杰斐逊对革命承诺所做的抒情展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神圣的荣誉”——并不仅仅是口头姿态。它准确地反映了大陆会议的承诺的深厚根基，它所受的考验到了极限仍毫不动摇。豪氏兄弟的军事策略的中心设想，也就是那种认为北美叛乱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肤浅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无论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剧场中，“这项事业”将会遭遇怎样的挫折和灾难，它的中心始终能够屹立不倒。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对于独立的一致同意并未转变为对于建立邦联的一致同意。因为地方性的、各州之间的以及地区性的联盟仍然是首要形式，所有建立一支完全由大陆会议单独授权的大陆军的期待都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政府和合法授权的大陆军都体现了统一的政治军事权力，这与美国革命宣称要为之而战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陆军将永远处于一种尴尬的初生状态，并非必需但身份可疑，始终面临着被解散的命运。很明显它的坚强是重要的，但是它的边缘地位却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对于为萌芽中的北美共和国建立一支常规军这种想法的敌视。这样一支军队是没有办法赢得战争的。

综上所述，革命之夏的这两份产物实际上造成了后来一场持久的冲突，即英国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获胜，而美国则因为军事原因无法获胜。许多致命的决策和挑战还等候在前方——华盛顿在特伦顿（Trenton）心血来潮的冒进行为，豪做出的攻占费城而非封锁哈德逊走廊这一不合常理的决定，在福吉谷（Valley Forge）的耐力考验，以及法国十分关键的参战——但是它们的发展还是都停留在1776年夏天所形成的战略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