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一天天上年纪，既然我知道莎士比亚和埃蒙斯先生都已作古，那说不定哪天我一命呜呼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想到了我最好是从文坛隐退，安享已经赢得的声誉。不过我切望通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重要的遗赠，使我从文坛王座的退位传为千古佳话，也许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写出一篇我早年文学生涯的自述。其实，我的名字长期以来是那么经常地出现在公众眼前，以致我现在不仅欣然承认它所到之处所引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兴趣，而且乐于满足它所激起的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在走过的成功路上留下这样几座指引他人成名的路碑，这不过是功成名遂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眼下这篇（我曾想命名为《美国文学史备忘》的）自述中，我打算详细地谈谈我文学生涯中那举足轻重但却孱弱无力、磕磕绊绊的最初几步。正是凭着这几步，我最终踏上了通向名望顶峰的康庄大道。

一个人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自己年代久远的祖先。我父亲托马斯·鲍勃先生多年来一直处于他职业的巅峰。他是这座体面城的一名理发商。他的商铺是该地区所有重要人物常去的场所，而去得最经常的是一群编辑，一群令周围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并顶礼膜拜的要人。至于我自己，我把他们奉若神明，并如饥似渴地吸取他们丰富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往往是在被命名为“抹肥皂泡”的那个过程中从他们庄严的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我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灵感肯定是产生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牛虻》报那位才华横溢的编辑趁上述那个重要过程间歇之际，为我们一群悄悄围拢来的学徒高声朗诵了一首无与伦比的诗，诗的主题是歌颂“唯一真正的鲍勃油”（这种生发油因其天才的发明者我父亲而得名），因为这首诗，托马斯·鲍勃商业理发公司以帝王般的慷慨酬谢了《牛虻》报那位编辑。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些献给“鲍勃油”的天才诗行第一次为我注入了那种神圣的灵感。我当即就决定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要从当一名大诗人开始。就在当天晚上，我屈膝跪倒在我父亲跟前。

“父亲，”我说，“请饶恕我！但我有一个高于抹肥皂泡的灵魂。弃商从文是我坚定的意向。我要当一个编辑，我要当一名诗人，我要为‘鲍勃油’写出赞歌，请饶恕我并请帮助我成名！”

“我亲爱的森格姆，”父亲回答（我受洗时依照一位富亲戚的姓被命名为森格姆），“我亲爱的森格姆，”他说着牵住我两只耳朵把我从地上扶起，“森格姆，我的孩子，你是名勇士，和你父亲一样有气魄。你还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边肯定装了不少智慧。这一点我早就看到了，所以我曾想使你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律师这行道已经越来越不体面，而当一名政治家又无利可图。总的来说，你的判断非常明智，做编辑这份营生是份美差，而且如果你能同时又成为诗人，就像大多数编辑都顺便当诗人一样，那你还可以一箭双雕。为了鼓励你肇始开端，我将让你得到一间阁楼，并给你纸笔墨水、音韵词典，外加一份《牛虻》报。我料定你几乎已别无他求。”

“如果我还想多要，那我就是忘恩负义。”我热情洋溢地回答，“你的慷慨汪洋无极。我的报答就是让你成为一名天才的父亲。”

我与那位最好的人的会谈就这样结束，而会谈刚一结束，我就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了诗歌创作；因为我最终登上编辑宝座的希望主要就寄托在我的诗歌创作之上。

在我写诗的最初尝试中，我发现那首《鲍勃油之歌》对我不啻是一种妨碍。它灿烂的光芒更多的是使我眼花缭乱，而不是使我心中亮堂。想想那些诗行的优美，比比自己习作之丑陋，这自然使我感到灰心丧气，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做无谓的努力。最后，一个精巧的原始构思钻进了我的脑袋，这种原始构思时常会渗进天才们的大脑。这构思是这样的，更准确地说这构思是这样被实施的：从位于本城偏僻一隅的一个旧书摊的垃圾堆中，我收集到几本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古老诗集。摊主几乎是把书白送给了我。这些书中有一本号称是位叫但丁的人所写的《地狱篇》的译本，我从中端端正正抄了一大段，该段说的是一位有好几个孩子的名叫乌戈利诺的男人。另一本书的作者我已忘掉，该书有许多古老的诗句，我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小心从中摘录了一大堆诗行，这堆诗行说的是“天使”、“祈祷牧师”、“恶魔”和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三本书的作者好像是个瞎子，记不清他是希腊人还是印第安巢克图人（我不能劳神费力去回忆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从这本书中抽出了50节诗，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到他的“脚踵炎”以及别的一些事情。第四本书我记得又是一个盲人的作品，我从中精选了一两页关于“欢呼”和“圣光”的诗行。虽说盲人没有权利写光，但那些诗行仍然自有其妙处。

我清清爽爽地抄好这些诗，在每一篇前面都署上“奥波德多克”这个名字（一个响亮悦耳的名字），然后规规矩矩地把它们分别装入信封，分别寄给了四家最重要的杂志，同时附上了请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的要求。然而，尽管这一周密计划的成功将省去我今后生活中的许多麻烦，但其结果却足以使我相信有那么些编辑并不轻易上当受骗，他们把慈悲的一击（就像他们在法国所说）施加于我最初的希望（正如他们在超验城所言）。

实际情况是上述四家杂志都分别在其“每月敬告撰稿人”栏目给了奥波德多克先生致命的一击。《无聊话》杂志以下列方式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给本刊寄来一首长诗，讲一个他命名为乌戈利诺的狂人有好几个孩子，而那些孩子居然没吃晚饭就被鞭子赶上床睡觉。这首诗非常单调乏味，即使不说它无聊透顶。“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完全缺乏想象力。依敝刊之愚见，想象力不仅乃诗之灵魂，而且还是诗之心脏。为他这堆愚蠢而无聊的废话，“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本刊“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可凡属此类无聊之作，本刊既不会予以发表，也不会支付稿酬。但毫无疑问，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所能炮制出的全部废话找到销路，那就是在《闹哄哄》《棒棒糖》或《大笨鹅》编辑部。

必须承认，这番评论对奥波德多克来说非常严厉，但最尖刻无情的是把诗这个字眼排成小号字。难道在这个耀眼的字眼中没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艰辛！

然而，奥波德多克在《闹哄哄》杂志上也受到了同样严厉的惩罚，该杂志书说：

我们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而傲慢的来信，寄信人（何许人也）署名为“奥波德多克”，以此亵渎那位有此英名的伟大而杰出的罗马皇帝。在“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的来信之中，我们发现了一堆乱七八糟、令人作呕且索然无味的诗行，胡言乱语什么“天使和祈祷牧师”，除了纳撒尼尔·李或“奥波德多克”之流，连疯子也发不出这般嚎叫。而对于这种糟粕之糟粕，我们还被谦恭地请求“及时付酬”。不，先生。绝不！我们不会为这种垃圾付稿费。去请求《无聊话》《棒棒糖》或是《大笨鹅》吧。那些期刊无疑会接受你能给予他们的任何文学垃圾，正如他们肯定会许诺为那些垃圾付酬一样。

这对可怜的奥波德多克的确太辛辣了一点。但这次挖苦讽刺的主要分量加在了《无聊话》《棒棒糖》和《大笨鹅》的头上，它们被尖酸刻薄地称为 “期刊”，而且是用斜体字排印，这肯定会使他们伤心到极点。

《棒棒糖》在残酷性方面简直一点不亚于同行，它这样评论道：

某位先生自称名叫“奥波德多克”（先辈贤达的英名是多么经常地被用于这种卑鄙的目的！），该先生为本刊寄来了五六十节打油诗，其开篇如下：

阿喀琉斯的愤怒，对希腊灾难不尽的悲惨的春天……

我们敬告这位“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本刊编辑部没有哪位编辑的助手不每天都写出比这更好的诗行。“奥波德多克”的来稿不合韵律，“奥波德多克”应该学会打拍子。但完全不可理喻的是，他为何竟然想到这个念头，认为本刊（不是别的刊物而是本刊！）会用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来玷污我们的版面。当然，这些荒谬绝伦的信口雌黄倒好得简直可以投给《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投给那些正在从事把《鹅妈妈的歌谣》当作原创抒情诗出版的机构。“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甚至还狂妄地要求为他的胡说八道支付稿酬。难道“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不知道，难道他不明白，他这种来稿即便倒给钱本刊也不能刊用？

当我细读这些文字时，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而当我读到那位编辑把那篇精心之作讥讽为“打油诗”时，我觉得自己已小得不足2盎司。至于“奥波德多克”，我开始对那可怜的家伙产生了同情。但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大笨鹅》显得比《棒棒糖》更缺乏怜悯之心。正是《大笨鹅》写出了如下评注：

一个署名为“奥波德多克”的可怜而蹩脚的诗人竟然愚蠢到如此地步，以为本刊会发表他所寄来的一堆语无伦次、文理不通且装腔作势的破烂，而且还会支付稿酬，这堆破烂以下列这行最通俗易懂的字眼开始：

冰雹，圣光！上天的第一幼仔。

我们说“最通俗易懂”。也许我们可以恳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给我说说“冰雹”怎么会是“圣光”。我们历来认为冰雹是结成冰块的雨。另外他是否愿意告诉我们，结成冰块的雨怎么会在同一时刻既是“圣光”（姑且不论圣光为何物）又是“幼仔”？而（如果我们对英语稍稍有点常识的话）后一词的贴切含义只是指那些六个星期左右的婴儿。不过对这种荒谬之辞加以评论，这本身就十分荒谬，尽管“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还厚颜无耻地以为我们不仅会“刊登”他这些愚昧无知的疯话，而且还（绝对会）为此支付稿酬！

真是荒唐！真是可笑！而我们倒真想把他所写的这堆荒谬之辞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以惩罚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蹩脚诗人。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厉的惩罚，而要不是考虑到这样做会倒读者胃口，我们真会把这种惩罚付诸现实。

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今后把诸如此类的诗作寄给《无聊话》《棒棒糖》或者是《闹哄哄》。他们会予以“发表”。他们每个月都“发表”这种废话。请把废话寄给他们。我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蒙受耻辱。

这对我是一场灭顶之灾。而对于《无聊话》《闹哄哄》和《棒棒糖》，我压根儿搞不懂他们怎么能幸免于难。他们被排成小得不能再小的七号铅字（这种很伤感情的挖苦暗示了他们的卑微、他们的渺小），而用大号字排成的“我们”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哦，这太尖刻了！这是痛苦之源，这是烦恼之因。我若是这些刊物中的任何一家，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依法对《大笨鹅》起诉。根据《禁止虐待动物条例》，这场官司说不定能够胜诉。至于奥波德多克（他何许人也），这次我对那家伙完全失去了耐心，对他的同情也荡然无存。他毫无疑问是个白痴（他究竟是谁），他罪有应得，他自作自受。

这次古为今用的实验结果首先使我确信了“诚实乃上策”，其次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假若我不能比但丁先生、那两个盲人以及其他老前辈写得更好，那要想比他们写得更糟至少是一件很难的事。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与艰辛也要坚持“完全独出心裁”（就像他们在杂志封面上说的那样）。我又一次把《牛虻》报编辑那首光辉灿烂的《鲍勃油之歌》作为楷模放到了眼前，决心以同一崇高的主题写一首颂歌，与已经有的这首争奇斗艳。

写第一行时我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困难。这行诗如下：

写一首关于“鲍勃油”的颂歌。

然而，待我小心翼翼地把所有与“歌”字押韵的单词都查过一遍之后，我发现这首诗不可能再写下去。在这进退维谷之时我求助于父亲。经过几小时的冥思苦想，我们父子俩终于完成了这首诗：

写一首关于“鲍勃油”的颂歌

是各种各样工作中的一种工作。

（署名）假绅士

诚然这首诗不算太长，但我“已经懂得”，正如他们在《爱丁堡评论》里所说，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其长短毫不相干。至于该季刊所侈谈的“长期不懈的努力”，我看里边不可能有什么道理。所以，我基本上满足于这篇处女作的成功，而现在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对这篇处女作该如何处置。父亲建议我把它投给《牛虻》报，但有两个原因阻止了我采纳这一建议。首先我担心那位编辑会嫉妒；其次我已经查明，对有独创性的稿件他不付稿酬。因此，经过一番适当的深思熟虑，我把诗稿寄给了更具权威性的《棒棒糖》杂志，然后就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地等待结果。

就在《棒棒糖》的下一期上，我骄傲而高兴地看到我的诗终于被刊出，而且是作为压卷之作，并加上了用斜体字排在括号中的如下意义深远的编者按：

［本刊敬请读者注意此按后所附这首可圈可点的《鲍勃油之歌》。我们无须赘述其庄严与崇高，或悲怆与哀婉，凡仔细吟味者均难免潸然泪下。至于那些对《牛虻》报编辑以此庄严主题写出的那首同名诗一直感到恶心的读者，将不难幸运地看出这两首诗之间的天壤之别。

又按：“假绅士”显而易见是个笔名，我们正心急如焚地探查围绕着这个笔名的秘密。难道我们会没有希望一睹诗人的真颜？］

这一切似乎有失公允，但我承认，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请注意，我承认这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人类万世不易的耻辱。但我仍不失时机地去拜访《棒棒糖》那位编辑，并非常幸运地发现这位绅士正好在家。他招呼我时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其间稍稍混有一点长辈对晚辈那种屈尊俯就的赞佩，这无疑是因为我乳臭未干的外貌所致。请我坐下之后，他马上就切入正题谈起了我的诗，不过谦虚之美德不允许我在此重复他对我的千般称羡，万般恭维。可螃蟹先生（此乃该编辑之大名）的溢美之词绝非那种不讲原则、令人作呕的吹捧。他直言不讳而且精辟透彻地分析了我的作品，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几个小小的瑕疵。此举大大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当然，《牛虻》报也被纳入了这场讨论，而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受到像螃蟹先生对那首不幸的同题诗所进行的那种细致的批评和严厉的斥责。我早已习惯于把《牛虻》报那位编辑视为超凡的天才，可螃蟹先生很快就纠正了我这种观念。他把那只苍蝇（这是螃蟹先生对那位同行冤家讽刺性的称呼）的文章连同道德都一股脑地抖搂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说那只苍蝇是个很不正派的人物。他曾经写过伤风败俗的东西。他是个穷酸文人。他是个文坛小丑。他是个流氓恶棍。他曾经写过一幕令全国公众都捧腹大笑的悲剧，并写过一幕使普天之下泪流成河的喜剧。除此之外，他还不知羞耻地写过一篇针对他（螃蟹先生）个人的讽刺文章，极欠考虑地称他为“一头蠢驴”。螃蟹先生向我保证，任何时候我想发表自己对苍蝇先生的看法，《棒棒糖》杂志对我都不限篇幅。与此同时，由于我明显地会因写了一首挑战性的《鲍勃油之歌》而受到那只苍蝇的非难，他（螃蟹先生）愿意承担起密切注视我个人利益的责任。如果我没有马上被培养成一个人物，那不应该说是他（螃蟹先生）的过失。

螃蟹先生暂时中止了他的高谈阔论（对议论的后半部分，我觉得自己没法理解），我鼓起勇气转弯抹角地提出了稿费问题，因为我从来就被教导我的诗应得到稿酬。我提到了《棒棒糖》杂志封面上的通告，该通告宣布（《棒棒糖》杂志）“历来坚持被允许为所有采用的稿件从优付酬，为一首短小精练的小诗所付之稿酬常常超过《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三家杂志全年稿费开支的总和”。

当我“稿费”这个词一出口，螃蟹先生先是眼睛一瞪，接着嘴巴一张，眼瞪嘴张都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使他的外表看上去活像一只正激动得嘎嘎叫的老鸭子。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不时用他的双手紧紧摁住前额，仿佛处于一种极度为难的境地），直到我差不多把我非说不可的话说完。

我话音刚落，他颓丧地坐回他的椅子，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两条胳膊无力地耷拉在身边，但嘴巴仍然像鸭子叫时那样大张开着。当我正被他这番令人惊恐的举动惊得说不出话时，他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疾步冲向摇铃的绳索。但他的手刚刚触到铃绳，他似乎又改变了他那让我不知究竟的主意，因为他钻到了一张桌子下边，随之又拿着一根短棒钻出。他正把短棒高高举起（我简直想象不出他到底要干什么），突然，他脸上显出了一种慈祥的微笑，然后他回到椅子边平静地坐了下来。

“鲍勃先生，”他开口道（因为我在递上自己之前就递上了我的名片），“鲍勃先生，你是个年轻人，我猜……非常年轻？”

我赞同他的猜测，补充说我还没有过完我生命中的第三个五年。

“啊！”他回答道，“很好！我知道那是多少，请别解释！至于稿费这个问题吗，你所言极是。事实上非常正确。不过……啊……这是第一篇稿子，对第一篇，我是说杂志从来没有付稿酬的先例……你明白，是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是收费者。”（螃蟹先生在强调“收费者”一词时笑得格外和蔼）“对大多数的处女作，我们发表时都要收版面费，尤其是对诗歌。其次，鲍勃先生，这家杂志的规矩是从不支付我们用法语说的argent comptant（现金），我相信你理解。在来稿发表一两个季度之后，或一两年之后，本刊并不反对开出分九个月付清的稿费期票。假若我们能始终安排得当，那我们肯定能‘破例’六个月付清。我衷心地希望，鲍勃先生，这番解释能够使你满意。”螃蟹先生说到这里时两眼已经噙满了泪花。

不管有多么无辜，给这样一位杰出而敏感的人物带来痛苦仍然使我感到痛心，于是我赶紧赔礼道歉，消除他的忧虑，说我与他的见解完全一致，而且充分理解他微妙的处境。我干净利落地说完这番话，然后告辞。

紧随着这次谈话后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了名人。”我的知名度凭当天各报的评价即可得到充分的估量。人们可以看到，这些评价包含在各报对载有我诗作的那期《棒棒糖》的评论之中，各家评论都观点清楚，结论明确，令人完全满意，也许只有一个难解的符号除外，那就是每篇评论末尾都附有“9月15日—It”字样。

《猫头鹰》是一份有远见卓识的报纸，以其文学评论的严谨周密而为人所知。《猫头鹰》如我所言评论如下：

《棒棒糖》！这份有趣的杂志之10月号超过了它以往各期，摆出了与竞争者对抗的架势。在版式的精美和纸张的考究方面，在钢铸凹版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以及在稿件的文学价值方面，将《棒棒糖》与其进展缓慢的对手相比，就犹如将提坦神许珀里翁与林神萨蹄尔相比。不错，《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在吹牛说大话方面占尽优势，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居领先地位！这家著名杂志何以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非本报所能理解。诚然它拥有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上个月又增加了四分之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坚持支付的稿酬金额也高得惊人。据悉巧驴先生那篇举世无双的《猪论》所获稿酬不低于37.5美分。有螃蟹先生作为编辑，有假绅士和巧驴先生这样的作者列入其撰稿人名单，《棒棒糖》不可能有“倒闭”之虞。快去订阅吧。9月15日—It。

我必须声明，对《猫头鹰》这样一份体面报纸所发表的这篇精彩评论我感到相当满意。把我的名字（即我的笔名），置于巧驴先生的大名之前，这是一种我自认为当之无愧的恰当的赞美。

接下来我的注意力被《癞蛤蟆》报上的短评所吸引，该报以其诚实和有主见而著称，并因从不曲意奉承施舍者而闻名。

《棒棒糖》10月号比其所有的同行都进了一步，而且在装帧之华丽以及内容之丰富方面都当然地远远超过了它们。我们承认，《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在自吹自擂方面仍遥遥领先，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独占鳌头。这家著名杂志何以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非本报所能理解。诚然它拥有二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最近半个月又增加了三分之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每月支付的稿酬金额也高得惊人。本报获悉，咕噜拇指先生因他最近的那首《泥潭挽歌》而收到的稿费不下50美分。

在本期非抄袭撰稿人当中，（除该刊著名编辑螃蟹先生之外）我们注意到假绅士、巧驴和咕噜拇指这样一些人。不过本报认为，除编辑部文章之外，本期最有价值的篇章当数“假绅士”以“鲍勃油”为题献给诗坛的一颗明珠，但我们的读者切莫因为这首诗的标题，就认为这块无与伦比的瑰宝与某位其名不堪入耳的卑劣之徒就同一题目的胡言乱语有任何相似之处。眼下的这首《鲍勃油之歌》已经激起了公众普遍的兴趣和好奇，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是谁拥有“假绅士”这个显而易见的化名。幸运的是，本报有能力满足公众的这份好奇心。“假绅士”乃本城森格姆·鲍勃先生所用之笔名，鲍勃先生乃著名的森格姆先生之亲戚（前者之名以后者之姓命之），并与本州大多数名门望族保持着来往。他父亲托马斯·鲍勃是体面城一富商。9月15日—It。

这种慷慨的认可令我大为感动，尤其是当这种认可来自像《癞蛤蟆》报这种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纯正渠道。用“胡言乱语”一词来形容那只苍蝇的《鲍勃油之歌》，我认为用得异常尖锐并恰如其分。但用“明珠”和“瑰宝”来比喻我的诗作，在我看来则多少单薄了一点。我觉得他们尚缺乏力度。我认为它们还不够鲜明（就像我们用法语所说）。

我刚一读完《癞蛤蟆》的评论，一位朋友又给了我一份《鼹鼠》日报。该报因其对总体事态看法敏锐而享有盛名，并因其社论公开、坦诚、正大光明的风格而众望所归。《鼹鼠》日报对本期《棒棒糖》评述如下：

我们刚刚收到《棒棒糖》今年第10期，而我们必须说，我们所读到过的任何刊物之任何一期都不曾有过这般精彩。本报所言经过深思熟虑。《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得好好当心它们的声誉。当然，这几家报刊在自我吹嘘方面均先声夺人，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首屈一指！这家著名杂志何以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非本报所能理解。诚然它拥有三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上个星期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它每个月所支付的稿费之巨也令人瞠目。本报从权威渠道获悉，胖庸先生最近发表的家庭中篇小说《洗碗布》所得稿酬至少达62.5美分。

我们注意到本期撰稿人有螃蟹先生（著名编辑）、假绅士、咕噜拇指和胖庸等等，但是紧随编辑本人那些独步文坛的杰作之后，本报特推荐一位青年诗人创作的钻石般的佳作。这位青年诗人署名为“假绅士”，而我们预言这个笔名有朝一日将使“泰斗”的光芒黯然失色。本报获悉，“假绅士”本名为森格姆·鲍勃，他是本城富商托马斯·鲍勃先生唯一的继承人，是大名鼎鼎的森格姆先生的一位近亲。鲍勃先生这首令人赞佩的诗题为《鲍勃油之歌》。顺便提一下，这个标题不幸同于某位与一家小报有瓜葛的卑鄙流氓就同一主题所写的那堆胡话的标题。不过，这二者并无相互混淆之危险。9月15日—It。

像《鼹鼠》这样英明的报纸之慷慨认可使喜悦浸透了我的灵魂。我觉得文章的唯一缺陷就是“卑鄙流氓”这一提法欠妥，这个提法说不定应该改为“讨厌而且卑鄙的无赖、恶棍加流氓”。我认为这样听起来会更文雅。此外必须承认，“钻石般的”这几个字简直不足以表达《鼹鼠》报所明显想表达的《鲍勃油之歌》的灿烂光辉。

就在我读到《猫头鹰》《癞蛤蟆》和《鼹鼠》诸报评论的当天下午，我碰巧看到了一本《长脚蚊》，这是一家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而闻名遐迩的评论期刊。下面就是《长脚蚊》的评论：

《棒棒糖》！！这本豪华杂志的10月号已奉献在公众眼前。该刊是否杰出的问题就此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从今以后，《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的任何与之竞争的企图都将成为可笑之举。这几家杂志在自卖自夸方面也许略微居前，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独领风骚！这家著名的杂志如何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经超越了本刊的理解能力。诚然它足足拥有五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过去的两天内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但与此同时它每月支付的稿酬之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本刊已探悉这样一个事实：抄一点小姐最近那篇关于独立战争的重要小说所得稿费不低于87.5美分，该小说的标题是《约克镇蝈蝈叫和邦克山蝈蝈不叫》。

本期最优秀的篇章当然还是由该刊编辑（著名的螃蟹先生）操觚，但有不少上乘之作分别署名为假绅士、抄一点小姐、巧驴、撒小谎夫人、咕噜拇指和略诽谤太太，胖庸名列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这个世界很可能由此而产生一群光彩夺目的文豪诗宗。

我们发现，署名“假绅士”的那首诗赢得了公众的交口称赞。而我们不得不说，如果可能的话，这首诗值得更高的褒扬。这首融雄辩和艺术为一体的名诗题为《鲍勃油之歌》，本刊的一两位读者也许会朦朦胧胧但却深恶痛绝地记起一首同名诗（？），那首劣作的炮制者是一个穷文人、叫花子、杀人犯，本刊相信他以洗碗工的资格染指于本城贫民窟附近的一家下流小报。本刊恳请那一两位读者，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把这两首诗混为一谈。我们听说，《鲍勃油之歌》的作者森格姆·鲍勃先生是一位天才的学者、真正的绅士。“假绅士”不过是笔名而已。9月15日—It。

当我细读这段讽刺之结论性部分时，我几乎抑制不住胸中的愤慨。我清楚地看到了《长脚蚊》在提到《牛虻》报那位蠢猪编辑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态度、那种显而易见的克制（姑且不说是彬彬有礼）。如我所言，我清楚地看到，在这种彬彬有礼的措辞中除了对那只苍蝇的偏袒，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东西。《长脚蚊》之意图显然是想在损害我的情况下提高那只苍蝇的声誉。其实任何人只用半只眼睛就可以看出，倘若《长脚蚊》的真实意图真是它所希望表露的那样，那它（《长脚蚊》）的措辞就应该更直截了当，更尖酸刻薄，更一针见血。“穷文人”“叫花子”“洗碗工”以及“杀人犯”都是些故意挑选的称呼，它们是那么笼统含混，模棱两可，以至于用在那位写出了全人类最劣诗篇的作者头上比不用还糟。我们都知道“明贬暗褒”是何含义，反之，谁会看不穿《长脚蚊》另一不可告人的意图——明褒暗贬？

《长脚蚊》爱怎么说那只苍蝇与我无关，可它怎么说我却大有关系。在《猫头鹰》《癞蛤蟆》和《鼹鼠》诸报均以高尚的姿态对我的能力进行了充分评价之后，像《长脚蚊》这样只冷冰冰地说一句“天才的学者，真正的绅士”未免太过分。真正的绅士这倒不假！我当即决定，要么《长脚蚊》向我书面致歉，要么我就与之决斗。

怀着这一目的，我开始四下寻找一个能为我给《长脚蚊》送信的朋友，由于《棒棒糖》那位编辑曾明确表示要关心我的利益，所以我最后决定找他帮忙。

我迄今尚不能满意地解释螃蟹先生在听我阐述计划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奇怪的表情和举止。他又从头到尾地表演了一番抓铃绳、举短棒的动作，而且没有漏掉大张鸭嘴。有一会儿我以为他真要嘎嘎地叫出声，但像上次一样，他这阵发作终于平静下来，他的举止言谈又恢复了常态。但他拒绝为我去送挑战书，而且实际上劝阻我不要进行决斗。不过他十分坦率地承认《长脚蚊》这次是极不体面地大错而特错。尤其是错在把我称为“绅士和学者”。

螃蟹先生对我的利益真正表现出了父亲般的关心，在这次谈话的末尾，他建议我应该用正当的手段挣一点钱，同时可偶尔替《棒棒糖》扮演Thomas Hawk 的角色，以此进一步提高我的声誉。

我请求螃蟹先生告诉我谁是Thomas Hawk，为什么希望我扮演他的角色。

这时螃蟹先生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就像我们用德语所说），但他终于从极度惊讶中恢复过来，并向我解释说他用“Thomas Hawk”这名字是为了避免Tommy 这种低俗的说法。不过他真想说的是Tommy Hawk，或者说是tomahawk，即北美印第安人用的一种战斧，而他所谓的“扮演战斧”，意思就是对那些可憎可恶的作家进行剥头皮、剜眼珠似的严厉批评，或是叫他们彻底完蛋。

我向我的庇护人保证，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他完全可以把扮演战斧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于是螃蟹先生希望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最凶猛的风格，叫《牛虻》报那位编辑立即完蛋，以此作为我能力的一种标志。我雷厉风行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我那篇对原《鲍勃油之歌》的评论占了《棒棒糖》杂志三十六个页码。我发现扮演印第安人战斧远远没有写诗那么麻烦，因为我干得很有章法，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事情做得完全彻底。我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我（廉价）买来拍卖本《布鲁厄姆勋爵演讲集》《科贝特作品全集》《新俚语摘要》《谩骂艺术大全》《下流话入门》（对开本）和《刘易斯·G.克拉克言论集》。我用马梳把这些书完全撕成碎片，把所有碎片放进一个细筛，仔细筛掉所有可能会被认为正派的言词（数量微不足道），然后把剩下的粗话脏话通通装进一个硕大的铁皮胡椒罐，胡椒罐开有纵向孔，以便完整的句子不遭实质性损害就能通过。于是这种混合物便随时可用。每当需要我扮演战斧的角色，我便用一枚公鹅蛋的蛋清涂写一张大页书写纸，再照上述撕书的方法把这页纸撕成可炮制评论的碎片（只是撕得更加小心，以便让每个字都分开），然后我让这些碎片与原来那些装在一起，拧上罐盖，使劲儿一摇，于是那些混合碎末就粘在了蛋清上。这样写出的评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其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我用这种简单方法炮制出来的文章从来都不会千篇一律，而且篇篇都堪称天下奇文。开始由于缺乏经验而不好意思，我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总觉得文章从整体上看显得有那么点自相矛盾，有那么点稀奇古怪（正如我们用法语所说）。所有的字词都不恰当（就像我们用古英语所言）。许多短语离谱错位。甚至有些措辞完全颠倒，而每当这后一种情况发生，文章效果无不多少受到损害。例外的只有刘易斯·克拉克先生的那些段落，这些段落是如此坚强有力，以致任何极端的位置都不会使它们看起来特别尴尬，无论怎样颠来倒去它们都显得同样恰如其分，同样令人满意。

多少有点难以测定，在我对原《鲍勃油之歌》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牛虻》报那位编辑怎么样了。最合理的推论就是他哭泣着死去。总之他突然之间就从地球表面上完全消失，从此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的踪影。

由于这事做得干净利落，由于复仇之神泄了心头之恨，我顿时备受螃蟹先生的青睐。他把我当作知己，给了我《棒棒糖》杂志的战斧这一永久性位置，而由于他暂时还不能给我发工资，他允许我在他的指点下任意挣钱。

“我亲爱的森格姆，”一天晚饭后他对我说，“我尊重你的才能，爱你就像爱儿子。你将是我的继承人。我死的时候会把《棒棒糖》遗赠给你。我会的，只要你始终听从我的忠告。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脱那个讨厌的老家伙。”

“讨厌的？”我不解地问，“猪，是吗？野猪？（就像我们用拉丁语说的）谁是猪？在哪儿？”

“你父亲。”他说。

“正是，”我回答，“猪。”

“你有大钱要挣，森格姆，”螃蟹先生继续道，“可那个老家伙是一块缠在你脖子上的磨石。我们必须马上砍掉他。”（一听这话我就抽出了小刀。）“我们必须砍掉他，”螃蟹先生接着说，“干脆利落地，并且一劳永逸地。他不会有用。他不会。考虑慎重一点儿，你最好是踢他一顿，或是用棍子打他，或是照诸如此类的方式处置。”

我谦虚地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踢他一顿，再用棍子揍他，最后拧他的鼻子？”

螃蟹先生盯着我沉思了好几分钟，然后回答说：

“鲍勃先生，我认为你所说的方法很奏效，实际上总是很成功。这就是说，就过去的情况而论，但理发师是很难摆脱的，而我基本上认为，在完成了你所提议的对托马斯·鲍勃的行动之后，明智的做法是你再用双拳使他两眼一团黑，要做得非常小心并完全彻底，以免他今后再看见你在上等人的行列。做完这之后，我实在看不出你还能做什么。不过，把他推在阴沟里滚两圈也挺不错，然后就把他交给警察。第二天上午你再找个时间去拘留所威胁他一番。”

螃蟹先生这番忠告证明了他本人对我的厚爱，这使我非常感动，而我没有辜负他的厚爱并从中受益。结果是我摆脱了那个讨厌的老家伙，开始感到了一点独立并稍稍像个绅士。然而在好几个星期内，囊中羞涩仍使我感到极不自在，不过凭着小心翼翼地运用我的两只眼睛，仔细地观察发现在我鼻尖前的事件，我终于悟出了这种情况该如何改变。我说“情况”，请注意，因为人们告诉我拉丁语中的rem就是情况。说到拉丁语，我顺便问一声，有谁能告诉我quocunque是何意思，或告诉我modo作何解释？

我的计划非常简单。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廉价买下了《老鳖》日报的十六分之一。这事一完成，我就往包里揣钱。诚然其后还有一些琐细的安排，但它们并非我那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当然的结果，一种效果。例如我买了笔墨纸张，并让它们物尽其用。我就这样为杂志写了篇文章，标题为《胡尔弄尔》，署名为《鲍勃油之歌》的作者，然后把它寄给了《大笨鹅》。可那家杂志在“每月敬告撰稿人”栏中称那篇文章为“胡说八道”。于是我把文章标题改为《嘿，欺骗！欺骗！》，署名为森格姆·鲍勃先生，颂歌体《鲍勃油之歌》的作者兼《老鳖》日报编辑。经过这番修改，我再次把稿子寄给了《大笨鹅》，在等待回音的同时，我每天在《老鳖》上发表六个专栏堪称既富哲理又非常逻辑的文章，钩深致远地分析《大笨鹅》杂志的文学价值以及该刊编辑的个人品格。一个星期之后，《大笨鹅》终于发现，由于某种奇异的差错，它不幸“把一个无名鼠辈的一篇题为《嘿，欺骗！欺骗！》的狗屁文章同著名的《鲍勃油之歌》的作者森格姆·鲍勃先生就同一辉煌题目所写的佳作混为了一谈”。《大笨鹅》“对这一非常自然的意外事故深表遗憾”，并且保证将在该刊的最近一期发表名副其实的《嘿，欺骗！欺骗！》。

实情是我认为，我真的认为，我当时认为，我后来还认为，而且我此刻也没有理由不认为，《大笨鹅》的确是出了一个差错。我从不知道有谁像《大笨鹅》那样，怀着世界上最好的意愿弄出了那么多奇异的差错。从那天起我对《大笨鹅》产生了好感，而结果是我很快就深入地了解到了它的文学价值，并且没有放过任何一个适当的机会在《老鳖》报上对其价值详加评述。而后来发生的事只能被视为一种非常奇妙的巧合，一种让人去进行严肃思考的非凡绝伦的巧合，那就是发生在我与《大笨鹅》之间的那样一种对立观点的彻底改变，相左看法的全面动荡（如我们用法语所说），不同见解的完全颠倒（请允许我使用巢克图族语中这个颇有力度的语汇），居然在其后很短一段时间内又接连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发生在我与《闹哄哄》之间，发生在我与《无聊话》之间。

就这样凭着天才的技巧，我终于通过“把钱揣进腰包”而完善了我的胜利，从而可以说是真正地并完全地开始了那辉煌灿烂并波谲云诡的事业，它最终使我功成名就，使我今天能和夏多布里昂一道宣称：“J\' ai fait l\' histoire.”（“我已经创造了历史。”）

我的确“已经创造了历史”。从我现在所记述的那个光辉年代开始，我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成了人类的财富。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已被人们熟悉。所以我不必在此赘述我在扶摇直上的过程中是如何继承了《棒棒糖》杂志，是如何将这家刊物与《无聊话》合并，是如何买下了《闹哄哄》，并使三家期刊合为一家，最后又是如何成功地与剩下的唯一对手做成交易，从而把这个国家的全部文字统一进了一本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高贵刊物。这就是《闹哄哄、棒棒糖、无聊话及大笨鹅》。

不错，我已经创造了历史。我已为世人所瞩目。我的名声已传至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你展开任何一份普通报纸都不可能不看到言及不朽的森格姆·鲍勃先生的篇章。森格姆·鲍勃先生说了什么什么，森格姆·鲍勃先生写了什么什么，森格姆·鲍勃先生做了什么什么。但我功成不居，虚怀若谷。毕竟，这算得了什么？这种被世人坚持称为“天才”的莫可名状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同意布丰和霍格思的说法：天才说到底不过是勤奋。

请看看我！我如何勤奋！我如何辛劳！我如何写作！天哪，难道我没有写作？我不知道天底下有“悠闲”二字。白天我紧紧地粘在案头，夜晚我脸色苍白地面对孤灯。你们本该看见过我。你们本该。我曾朝右倾。我曾朝左倾。我曾向前坐。我曾向后坐。我曾笔挺而坐。我曾垂头而坐（就像他们用克卡普族语所说），把头低低地俯向雪白的稿纸。因为所有的一切，我写。因为欢乐和悲伤，我写。因为饥饿和干渴，我写。因为喜讯和噩耗，我写。因为阳光和月色，我写。我写些什么无须说明。重要的是我的风格！我从胖庸笔下染上了这种文风，嘘！嘶！而我正在为你们略举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