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我的教名是瓦季姆；那也是我父亲的教名。最近签发给我的美国护照——一本精致的小册子，绿色封面上饰有金色图案，打着一组数字00678638——没有提及我的家族姓氏，它却一直出现在我几个版本的英国护照上。青年、成年、老年，直到最后一本被友善的伪造者——其实心底里极爱开玩笑——毁损而难以辨认。一天夜里，我把它们全都重新收集起来，就像某些脑细胞，原先被冷冻的，现在再次绽放。然而，其他那些却仍然缩拢着，仿佛花蕾迟迟不肯开放，尽管我已能够自如地在床单下捻弄（大病以来第一次）脚趾，但就是无法在脑海深处的黑暗角落里找到我的俄国姓氏。我觉得首字母应该是N，就像那个词汇，意思是词句会在灵感降临之际自然流出，仿佛显微镜下新鲜血液里的红血球——这个词我曾在《见到真相》中用过，但记不起来了，似乎与一套硬币有关，和资本主义有关的比喻，呃，马克思？是的，我感觉我的姓氏肯定以字母N开始，与一个也许是臭名昭著的（诺托罗夫？不是）作家的姓氏或笔名有某种令人作呕的相似之处，他是保加利亚人，或是巴比伦，或者，也许是猎户座，我经常将他和其他星系的心志不定的流亡作家混为一谈；但我就是不知道它究竟是内贝斯尼亚、纳贝德林，还是纳布里德泽（纳布里德泽？滑稽）。我不希望让自己的意志力负担过重（滚开，纳博克罗夫特），所以就此放弃——但也许它的第一个字母是B，n只是依附在后面，就像什么走投无路的寄生虫？（波尼德泽？布隆斯基？——不，那都是宾特的事。）我是否拥有高加索皇家血统？为什么我收到的关于伦敦版《海滨王国》（这书名真够轻快）的剪报中会突然出现一个英国政治家纳巴罗先生的名字？为什么艾弗会叫我“麦克纳博”？

我没有名字，尽管已经恢复意识，但我这个人仍然显得那么不真实。可怜的维维安，可怜的瓦季姆·瓦季莫维奇，不过是出于某个人的想象——甚至都不是我本人的想象。一个可怕的细节：当俄语说得飞快时，姓和名的冗长组合经常会变得含糊不清：所以“帕维尔·帕维洛维奇”，保罗，保罗之子，说得随便的话，听上去就像“帕尔帕尔里奇”，而拗口的、绦虫般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说出来就会像是“瓦季姆·瓦季米奇”。

我放弃。而正当我放弃的时候，那响亮的姓氏却悄悄从后面爬上来，就像一个小调皮突然大喝一声，把正在瞌睡的老佣人吓得跳起来。

还有其他问题。我在哪里？那束微光是怎么回事？黑暗中如何凭触觉区分灯的按钮和钟的按钮？除了我自己的身份，那另外一个人，向我许诺的，究竟什么是属于我的？我能确定两扇窗上蓝色窗帘的位置。为什么不把它打开？

Tak, vdol\' naklónnogo luchá

Ya výshel iz paralichá

沿着倾斜的光线，像这样

我悄悄地走出瘫痪。

——如果“瘫痪”一词不是过于强烈地表达出模仿它的那种情形（暗中得到病人的帮助）：一种古怪但不算太严重的精神错乱——或至少是看来如此，要是以轻松的心情来回忆的话。

我根据某些指数来准备应对头晕和呕吐的发作，但是，在康复的第一天夜里，当我——带子已被解开，没有别人在场——兴高采烈地走下床，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双腿这样不听使唤。可恶的地心引力立刻使我蒙羞：双腿一曲便被压在身下。夜班护士应声赶来，扶我回到床上。之后我很快入睡。此前此后我从来没有睡得如此香甜。

醒来时我发现一扇窗子洞开。我的头脑和眼睛这时已经能敏锐辨认出床边桌子上的药物。我注意到有几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旅客被困在那些可怜的物品中：一枚透明的信封，一方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洗净的非男用手帕；一支可塞入化妆包圆孔的小巧的金色铅笔；一副小丑太阳镜，不知怎么看上去不是用来遮挡强光，而是用来遮挡哭肿的眼皮的。这组物件引燃了感觉的灿烂烟火；紧接着（巧合仍在我这边）我房间的门动了：悄无声息的细微移动，悄无声息的短暂停顿，然后是缓慢、绝对缓慢的继续移动，仿佛一串钻石般的省略号。我发出快乐的呼喊，“现实”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