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带盖普去欧洲的时候，比起其他大部分18岁的年轻人，盖普对孤独封闭的作家生活更有心理准备。他已经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活得很好：毕竟，养大他的女人，认为孤独封闭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方式。过了很多年，盖普才会意识到自己一个朋友也没有，珍妮·菲尔兹从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厄尼·霍尔姆因为懂得理解懂得保持距离，才成了珍妮·菲尔兹第一个朋友。

在珍妮和盖普找到公寓之前，他们住过十几处维也纳的民宿。这是廷池老师出的主意，他觉得要想找到城市里最爱的地方，这是一种理想方式：先在每个地区都住一下再作定夺。在民宿的短暂逗留，对1913年夏天来到维也纳的廷池来说一定更惬意。珍妮和盖普到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1961年，他们很快就烦透了拖着打字机在民宿之间搬来搬去。然而正是这份经验，成了盖普第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格里尔帕策民宿》的素材。盖普到维也纳之前，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民宿，但他很快发现民宿不如旅馆：都比较小，不雅致，有时提供早餐，有时不。有时候民宿省钱，有时候更贵。珍妮和盖普找到过干净舒适友好的民宿，不过通常都很破烂。

珍妮和盖普没费多少工夫就决定住在环城大道内或大道附近。这条大道环绕着这座古城中心，城市里的主要活动都在这里。这里，也是不说德语的珍妮稍微应付得来的地区，因为是维也纳最都市化的地方，如果维也纳有称得上都市化的地方的话。

盖普很高兴能指挥母亲，在史第林学的三年德语让他成了一家之主，他很明显享受领导珍妮的滋味。

“点维也纳炸肉排，妈妈。”他对她说。

“我觉得Kalbsnieren听着挺有趣。”珍妮说。

“那是小牛腰子，妈妈，”盖普说，“你喜欢腰子吗？”

“我不知道，”珍妮承认，“应该不喜欢。”

他们终于搬进自己的住处之后，盖普担下了购物大任。珍妮18年来都在史第林食堂吃饭，她从来没学过煮饭，而现在她又看不懂菜谱。盖普是在维也纳发现自己有多爱煮饭的，但他声称最喜欢欧洲的第一样东西是“厕所”，字面意思就是水箱。住民宿的时候，盖普发现所谓水箱是一间小房间，里面除了一个坐便什么都没有，这是让盖普觉得合理的第一件欧洲东西。他写信告诉海伦，这“是最有智慧的系统，在一个地方尿尿大便，在另一个地方刷牙”。厕所在盖普的故事《格里尔帕策民宿》里当然也被重点描写，但盖普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写不成这故事，也写不出其他东西。

尽管和其他18岁的同龄人相比，盖普具有罕见的自控力，但初来乍到实在有太多东西可看了，再加上他马上必须负责干的活。几个月来盖普都太忙了，唯一让他满意的写作就是给海伦写的信。他太过兴奋于探索新世界，还没空建立起必要的日常写作习惯，尽管他也尝试过。

他想写个一家人的故事，他只知道开头是这一家的生活很有趣，家人很亲密。光是这样还不够。

珍妮和盖普搬进一间奶油色的、天花板很高的公寓，在一栋老房子的二楼，房子位于第四区一条叫施温德路的小路上。从他们的住处，拐个弯就是欧根王子大道、黑山广场和上下美景宫。盖普终于把全城的美术馆都跑了个遍，但珍妮除了上美景宫哪儿都没去。盖普跟她解释了，去美景宫只有19和20世纪的绘画，但珍妮说19和20世纪对她来说就够了。盖普解释说她至少可以经花园走到下美景宫去看看巴洛克时期的收藏，但珍妮摇了摇头，她在史第林上过几门艺术史的课，受的教育够多了，她说。

“还有勃鲁盖尔，妈妈！”盖普说，“你只要搭环城大道方向的有轨电车在玛利亚·希尔费大道下车。车站对面的大博物馆，就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了。”

“但是我可以走去美景宫，”珍妮说，“为什么要乘街车？”

她也可以走去卡尔教堂，而且只要在阿根廷大道上走上一小段，就能看见一些外观有趣的领事馆房子，比利时领事馆就在他们施温德路的公寓马路对面。珍妮说她喜欢在自家附近待着。她有时会去离家一个路口的一家咖啡馆读英语报纸。她从来不自己出去吃饭，除非盖普带她去；除非他在公寓里煮饭，不然她在家就什么都不吃。她全心全意在琢磨要写些什么，写作的欲望胜过那段时间的盖普。

“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没工夫做个游客，”她对儿子说，“不过你自便，尽情吸收这里的文化。这才是你该做的。”

“吸收，吸……吸……吸收。”廷池对他们说过。似乎珍妮觉得这就是盖普该做的，至于她自己，她觉得已经吸收够了，有很多话要说。珍妮·菲尔兹当时41岁。她想象着自己人生精彩的时光已经过去，现在想做的只是写下来。

盖普给她一张纸随身带着。上面写着公寓地址，以防她迷路：施温德路，15/2，维也纳，第四区。盖普不得不教她怎样用德文念自己的地址，教了很久。珍妮吐出一句：“施温德路十物豪半维。”

“再说一遍，”盖普说，“你想在迷路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路吗？”

盖普白天在城里调查好晚上要带珍妮吃晚饭的地方，等傍晚珍妮写完了就带她去，他们会喝罐啤酒或一杯葡萄酒，盖普向她讲述一整天的见闻。珍妮礼貌地听着。葡萄酒和啤酒让她想睡。通常他们在某个好馆子吃完饭，盖普陪珍妮坐有轨电车回家，他很骄傲从来用不着出租车，因为他已经将电车系统摸得门儿清。有时他早上去露天市场买菜早早回家煮饭。珍妮从来不抱怨，在家吃或出去吃她都无所谓。

“这是奥地利白葡萄酒，”盖普给她讲解这种葡萄酒。“配脆皮烤猪吃很好。”

“多有趣的词语。”珍妮评论道。

盖普后来在对珍妮文风的评价中写道：“我母亲英语都不怎样，难怪从来没打算学德语。”

尽管珍妮·菲尔兹每天坐在打字机前，但她并不知道怎么写。尽管她的确在埋头苦写，但她不爱读自己写的东西。没过多久，她就开始努力回忆自己读过的好文章，以及为什么它们和自己的初次尝试不同。她就事论事地从起初写起：“我出生了”，等等。“我父母想让我待在卫斯理，但是……”当然还有：“我决定生个自己的孩子，终于用以下的方法生下来了……”但是珍妮读过足够多的好故事，她知道自己写的读起来不像她记忆里的好故事。她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她经常派盖普去仅有的几家卖英文书的书店。她想更仔细地研究书的开头是怎么写的——她虽然已经洋洋洒洒打了300多页，还是感到自己的书没有开好头。

尽管珍妮一个人默默地受困于写作瓶颈，但和盖普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笑盈盈的，即便她极少在认真听。珍妮·菲尔兹一生都觉得，所有事，都是一开始就结束了。比如盖普的学习生涯，比如她自己的学生时代，比如盖普上士。她还爱着儿子，但是感到她养育他的人生阶段结束了，她觉得已经把盖普养到那么大，现在应该让他自己找事做了。她不可能再从各种人生选择中给他报名学摔跤，或报名做别的事了。珍妮喜欢和儿子住在一起，其实，她从没想过他们会分开住。但珍妮希望盖普在维也纳每天自己找乐子，盖普也真的这么做了。

他那个关于亲密又有趣的一家人的故事毫无进展，除了给这一家找到了件有趣的事做。这一家的爸爸是一种调查人员，家人跟着他去工作。工作的内容是调查奥地利所有的餐馆、旅馆和民宿，按照A、B、C三等给它们评分。这是盖普幻想自己肯做的工作。像奥地利这种如此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对游客吃饭睡觉的场所进行分类和再分类应该极其重要，但盖普想象不出重要在哪里，或对谁来说重要。目前为止关于这一家他只知道这个故事：他们做着好玩的工作。他们曝光错漏，评出等级。那又如何？对海伦来说这很容易写。

夏末初秋的时候，盖普靠双脚和电车逛遍了维也纳，一个人也没认识。他写信给海伦说，“觉得没有像自己一样的人理解自己，是青春期的一部分。”盖普写道，他相信维也纳加强了他心里的这个感觉，“因为在维也纳，真的一个像我的人都没有。”

他的感受从数量上说至少是对的。在维也纳，连像盖普一样大的人都很少。没有多少维也纳人生于1943年，说起这个，应该说从纳粹1938年开始占领维也纳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其间没有多少维也纳人出生。尽管因强暴出生的婴儿数量惊人，但在1955年苏军占领结束之前，想要孩子的维也纳人很少。维也纳在17年间都被外国人占领。可以理解，对大多数维也纳人来说，那17年不是个要孩子的好时候。盖普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经验，让他对18岁这个年纪感到奇怪。这一定让他长大得更快，也一定让他越来越觉得维也纳更像“一座死城的博物馆”，而不是一座还活着的城市，正如他在给海伦的信中写的那样。

盖普的观察并非批评。盖普喜欢在这座博物馆晃来晃去。“一座更真实的城市，也许并不适合我，”他后来写道，“但维也纳已经死了，一动不动地随便我看，我随便思考它，反复观察。在一座活着的城市，我永远不会注意到那么多事物。活着的城市，不会一动不动。”

因此T. S. 盖普花了这暖和的几个月，到处留心看维也纳，并给海伦·霍尔姆写信，料理母亲的生活琐事。他母亲选择的冷清人生，因为写作更与世隔绝了。“我的作家母亲。”盖普在无数封给海伦的信里这么开玩笑地提起她。但他羡慕珍妮，好歹可以写作。他自己的故事停滞不前。他意识到可以给他那个虚构的家庭安排一次又一次冒险，但是他们上哪儿去呢？去另一家甜品不够好永远拿不到A的B级餐厅，去另一家评分从B滑到C的旅馆，因为大厅里的霉味挥之不去。也许让调查员的某个家人在一家A级餐厅中毒，但这样写的意思是？可以写一些疯子，甚至罪犯，藏在某家民宿里，但是他们和情节布局有什么关系？

盖普知道，他还没有整体情节布局。

他在火车站看到过从匈牙利或南斯拉夫来的四名成员的马戏团表演。他想把他们编进故事里。马戏团里有一头在停车场一圈圈骑摩托的熊。一小群人聚集过来，一个用双手走路的男子，在熊表演的时候用一个罐子收钱，罐子搁在他脚底板上，他偶尔会摔倒，熊也会。

终于，摩托车发动不了了。没人知道马戏团的另两个人在干吗，只知道他们应该是要随时准备好替代熊和用手走路的男子的，警察过来，让他们填一大堆表。表演并不好看，人群散去，如果这几个人算人群的话。盖普看得最久，不是因为他想看这个老弱的马戏团接下来还会表演什么，而是因为他很想把他们写进故事里。他想象不出怎么写进去。盖普离开火车站的时候，他可以听见那头熊在呕吐。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盖普唯一的进展，只有故事的标题：“奥地利旅游局。”他不喜欢。于是他便继续旅游，不再写作。

但是天冷了之后，盖普就厌倦了旅游，他开始和海伦争吵，说她回信不够多，这说明他给她写了太多。她比他忙多了，她以二年级生的水准被大学录取，修了比平均课量多一倍不止的课。如果说海伦和盖普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好像急着赶路一样。“放过可怜的海伦吧，”珍妮对他说，“我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点儿别的呢。”但盖普不喜欢和他母亲在同一间房里竞争。她的打字声从来不断，从来不停下来思考。盖普知道，这稳定的敲击键盘声，在他好好开始写之前，就会毁了他的作家之路。“我母亲，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改稿时的安宁。”盖普有一次评论道。

到了11月，珍妮已经写了600页草稿，但她还是感到没有真正开始。没有一个主题，能让盖普像珍妮这样毫不间断地写。他发现，想象远比回忆难多了。

他的“突破”，如他后来写信告诉海伦时说的，出现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在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那是一个离施温德路几步之遥的博物馆，不知为何他以前没去参观过，因为想着随时可以走过去。是珍妮告诉他这个地方的。那是她真正参观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只是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就在她所说的自家附近。

她提到这间博物馆里有一间作家的房间，她忘了是谁的了。她觉得，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间作家的房间这个点子很有趣。

“作家的房间，妈妈？”盖普问。

“对，一整个房间，”珍妮说，“他们搬来那个作家的全部家具，也许还有墙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盖普说，“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

“对，我觉得那是间卧室，”珍妮说，“不过那个作家，也真的在那个房间里写作。”

盖普翻了个白眼。听上去很下流。那作家的牙刷也在吗？夜壶？

那是间特别普通的房间，不过床看上去太小了，好像儿童床。写字桌也太小了。不是个开朗健谈的作家的床和桌子，盖普想。木头是黑的，每件东西都好像很容易断裂，盖普觉得他母亲写作的房间比这好。这位房间被供在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里的作家，名叫法兰兹·格里尔帕策，盖普从没听说过他。

法兰兹·格里尔帕策死于1872年，他是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很少有外国人听说过他。他是那些没有在后世留名的19世纪作家的一员。盖普后来说格里尔帕策并不值得流芳百世。盖普对戏剧和诗歌不感兴趣，但他去图书馆读了被认为是格里尔帕策著作的非韵文：一个较长的短篇小说《可怜的提琴手》。盖普想，也许在史第林学的三年德语不足以让他欣赏这篇故事，读了德语版，他很讨厌。然后他在哈布斯堡大道的二手书店，找到了这个故事的英语版。还是讨厌。

盖普觉得，格里尔帕策这个著名的故事，是篇可笑的通俗剧。而且他觉得讲的方式也不好，明显感伤。隐约让他想起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里面的人物总是无法作决定，爱拖延，现实生活样样都失败。但是在盖普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硬是让读者对一个可怜虫感兴趣，而格里尔帕策却用催泪的枝节闷死人。

在同一家二手书店，盖普买到了英译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史第林的拉丁文课上他被要求读过马可·奥勒留，但他从没读过英语版。他买下这本书，是因为书店老板告诉他马可·奥勒留死在维也纳。

“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实体处在流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灵魂是一涡流，命运之谜不可解，名声并非根据明智的判断。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

盖普想，马可·奥勒留凄楚的观察，无疑是大多数严肃文学的写作主题，格里尔帕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并非差在主题。盖普总结出，他们的区别在于智慧和优雅，差在艺术性。不知为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发现让他很高兴。多年之后，盖普读到一篇格里尔帕策作品引介批评，说格里尔帕策“精神敏感、饱受折磨，间歇性偏执狂，时常抑郁，脾气乖戾，因感伤气喘，简而言之，是一个复杂的现代人”。

“也许是这样没错，”盖普写道，“但他也是个特别蹩脚的作家。”

盖普认定，法兰兹·格里尔帕策是个差劲的作家，这似乎第一次真正给了这年轻人身为艺术家的自信，即便他什么都还没写。也许在每个作家的人生中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时刻，攻击其他某个作家不够格。盖普对可怜的格里尔帕策表现出的杀戮本性，几乎就是摔跤的秘密，就好像盖普在和另一个摔跤手的比赛中观察对手，发现弱点，盖普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他甚至非要珍妮去读《可怜的提琴手》。他很少向她征求文学上的评判。

“垃圾，”珍妮宣判，“头脑简单，婆妈感伤，奶油泡芙一样的东西。”

他们都乐不可支。

“我不喜欢他的房间，真的，”珍妮对盖普说，“那不是一间作家该有的房间。”

“这个嘛，我觉得这不重要，妈妈。”盖普说。

“但那间房间太挤了，”珍妮抱怨道，“太黑，看着东西太多不利索。”

盖普看看他母亲的房间。床和化妆台上方墙上的镜子上，贴着长得不可置信的潦草手稿，几乎要挡住她的脸。盖普觉得母亲的房间，也不像个作家的房间，但他没说出来。

他给海伦写了封狂妄的长信，引用了马可·奥勒留的话，并且攻击了法兰兹·格里尔帕策。在盖普看来，“法兰兹·格里尔帕策在1872年永远死了，就好像便宜的当地产的葡萄酒运不出维也纳，不然就会变味。”这封信有如一种秀肌肉的举动，也许海伦也清楚。这封信就像不用器材的健身操，盖普存了一份这信的复印件，他太喜欢自己写的了，决定留下原稿把复印件寄给海伦。“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图书馆，”海伦写信给他说，“好像你存心把我当成个文件柜。”

海伦真的在抱怨吗？盖普并没有敏感到能察觉海伦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于是问也没问。他只是回信说他“准备好要写了”。他很自信能写出海伦喜欢的东西来。海伦也许感到有点儿被他吓退，但她并没有流露出不安。她在大学里，以大约三倍于平均速度的效率吞吐课程。第一个学期将近尾声的时候，她就要升入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了。一个年轻作家的自恋和自负，吓不到她海伦·霍尔姆，她按照自己惊人的步伐走着，也欣赏有决心的人。而且她喜欢盖普给她的信：她也很自负，她反复告诉他，他的信写得太棒了。

珍妮和盖普在维也纳尽情拿格里尔帕策开玩笑。他们开始发现，死去的格里尔帕策留下的小小印迹遍布全城。有格里尔帕策路，有格里尔帕策咖啡馆，有一天他们惊讶地在糕饼店发现一种以他命名的多层蛋糕：格里尔帕策挞！这种挞甜得过分。从此，当盖普为母亲做菜的时候会问：你要吃嫩的煮鸡蛋，还是格里尔帕策式的蛋。有一天在美泉宫动物园，他们看到一头特别瘦高的羚羊，肋腹细长还沾了屎，这只羚羊难过地站在又窄又臭的冬季营房里。盖普认出了它：格里尔帕策羚羊。

珍妮有一天对盖普提到自己的写作，说很是懊恼“写成了格里尔帕策”。她解释说，这指的是她介绍一个场景或人物出场写得“好像拉警报”。她想到的场景，是在那家波士顿的电影院那个士兵靠近他的事。“在电影院，”珍妮·菲尔兹是这么写的，“一个被欲望吞噬的兵靠近了我。”

“好糟糕，妈妈。”盖普也同意。“被欲望吞噬”这个词组就是珍妮所说的“写成了格里尔帕策”。

“可这就是实情。”珍妮说，“就是欲望没错。”

“说他浑身是欲望好听些。”盖普建议道。

“好恶心。”珍妮说。另一个格里尔帕策式的写法。总的来说是因为她不喜欢欲望这个词。他们尽力而为，讨论了一下欲望。盖普坦白了自己对库西·珀西的欲望，轻描淡写地描述了结合的场面。珍妮不喜欢。“还有海伦？”珍妮问，“你对海伦也有一样的感觉吗？”

盖普承认有。

“多可怕。”珍妮说。她无法理解这种感觉，也不懂盖普怎么能把这和快乐扯上关系，更别说和感情联系在一起了。

“‘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盖普引用马可·奥勒留的话毫无说服力地说，他母亲只是摇了摇头。他们在布鲁特小巷附近一家大红色的饭馆吃了晚饭。“血街。”盖普高兴地翻译给她听。

“不要样样东西都翻译，”珍妮说，“我不想知道每样东西叫什么。”她觉得这饭馆的装潢太红了，菜太贵。服务速度很慢，他们很晚才动身回家。天很冷，卡特纳大街明亮的灯火无法温暖他们。

“我们叫辆出租车。”珍妮说。但盖普坚持再走五个路口很容易就能乘上电车。“你和你天杀的有轨电车。”珍妮说。

很明显是“欲望”这个话题，毁了他们的夜晚。

第一个街区闪烁着俗艳的圣诞装饰，在圣史蒂芬斯大教堂的高耸塔尖和庞大的歌剧厅之间的七个街区，店铺、酒吧和旅馆林立，在这七个街区内，他们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人们冬天会去的室内场所。“哪天晚上，我们一定得去一趟歌剧院，妈妈。”盖普建议。他们已经在维也纳住了六个月，还没有去过歌剧院，但珍妮不喜欢晚睡。

“你自己去。”珍妮说，她看见前方站着三个穿着长皮草大衣的女人：其中一个戴着配套的毛皮手笼，她把手笼抬起到面前对着里面吹气来温暖双手。她非常优雅，不过站在她旁边的两个女人，却带着圣诞的俗丽气息。珍妮羡慕这个女人的手笼。“我想要的就是那个，”珍妮宣布，“哪里可以弄一个来？”她指着他们前面的女人们，但盖普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这些女人，他知道，是妓女。

看见珍妮和盖普走来时，妓女们对他们的关系很疑惑。他们看见一个帅小伙和一个相貌平平但清俊的女人，老得足够当他妈，但珍妮勾着盖普手臂走路的姿势很正式，而且盖普和珍妮之间的对话，似乎带着紧张和混乱，这让妓女们觉得珍妮不会是盖普的妈妈。然后珍妮用手指着她们，让她们很生气。她们以为珍妮也是个在同一区工作的妓女，抢了一个看起来有钱单纯的男孩儿，一个真有可能付钱给她们的漂亮男孩儿。

在维也纳，嫖妓合法，由复杂的法规制约。有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有健康许可证，定期体检，颁发身份证。只有标致的妓女，被允许在第一区的时髦马路上班。偏僻马路上站的妓女，丑一些或老一些，要么又老又丑，她们当然也比较便宜。每个地区的价格应该是固定的。妓女们看见珍妮，就走下人行道挡住了珍妮和盖普的路。她们很快认定，珍妮并没有达到第一区妓女的水准，而且她一定是个体户，这是非法的，要不然她就是走出了她该待的地区想要捞点儿外快，这样其他妓女会要她好看。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会把珍妮错认成妓女，但也很难说清她究竟看起来像做什么的。她之前很多年都穿护士服，现在不知道在维也纳应该怎么穿，她和盖普出门总想要穿得体面些，也许为了弥补她写作时常穿旧睡袍。她对给自己买衣服毫无经验，她觉得外国城市里所有衣服都有点儿两样。因为没有特别的品位，她只是买下比较贵的衣服：好歹她有钱，也没耐心和兴趣货比三家。结果，她的新衣闪亮，在盖普旁边看着不像一家人。盖普在史第林常穿的衣服是外套领带和舒服的长裤，这套懒散的城市标准着装，让他在哪里都几乎消失在人群里。

“你去问问那女人那手笼哪里买的好吗？”珍妮对盖普说。让她吃惊的是这些女人在人行道上拦住了他们。

“她们是妓女，妈妈。”盖普悄声对她说。

珍妮·菲尔兹呆住了。那个戴着手笼的女人尖锐地对她说话。珍妮当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她看着盖普等他翻译。这女人对珍妮说了一长串，一眼也没看她儿子。

“我母亲想问你这漂亮的手笼哪里买的。”盖普用他的慢速德语说。

“哦，他们是外国人。”一个说。

“天哪，是他母亲。”另一个说。

有手笼的女人盯着珍妮，珍妮正盯着手笼。一个妓女是年轻姑娘，头发盘得十分高，撒着小金银星星，她一边脸颊有一只绿色的星星文身和一个疤，把她的上唇微微扯歪了些，一开始你看不出她的脸哪里不对，只知道有些不对。她的身体倒是无可挑剔：又高又瘦，让人不忍心多看，尽管珍妮这会儿发现自己正盯着人家看。

“问问她几岁了。”珍妮对盖普说。

“18岁，”这姑娘说，“我会一点儿英语。”

“我儿子也是18岁。”珍妮说，用手肘捅了捅盖普。她不知道她们把她错认成她们中的一员，盖普后来告诉她的时候，她气炸了，不过只是对自己生气。“是我穿的衣服！”她叫道，“我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打扮！”从那一刻开始，珍妮再也不作护士之外的打扮了，她又走到哪里都穿着护士服，好像永远在上班，尽管她再也没重新做过护士。

“能让我看看你的手笼吗？”珍妮问有手笼的女人。珍妮以为她们都讲英语，但只有那个年轻女孩儿会讲。盖普翻译给那个女人听，她老大不愿意地脱掉手笼，一股香味从她两只手刚握在一起的温暖巢穴飘来，她纤长的双手戴着闪烁的戒指。

第三个妓女的额头有一个麻子坑，像桃子核弄出来的。除了这个缺陷，还有像小胖子那样的小而丰满的嘴之外，她有着二十几岁女人的标准成熟度。盖普猜她应该是二十几岁，她的胸部一定很大，但在她的黑色皮草大衣下面难以看清。

盖普觉得这戴手笼的女人很漂亮。她有一张可能随时悲伤起来的长脸。盖普想象她的身体应该很安宁。她的嘴唇很冷静。只有她的眼睛和露出的手让盖普看出她起码和他母亲差不多大。也许还要更老些。“这是礼物，”她告诉盖普，指这个手笼，“和大衣一起。”都是银黄色的皮草，非常光滑。

“是真货。”那个说英语的年轻妓女说，她显然非常仰慕年纪大的妓女的方方面面。

“当然了，几乎在哪里都可以用比较少的钱买到某样东西。”有着麻子坑的女人对盖普说。“滚去斯特福。”她说着奇怪的黑话，盖普几乎听不懂，她指着卡特纳大街。但珍妮没有看她，盖普只是点了点头，继续盯着比较年长女人露出来的闪着戒指光的长手指看。

“我的手很冷。”她轻柔地对盖普说，盖普把手笼从珍妮那里拿过来还给了这个妓女。珍妮似乎在发呆。

“我们来和她谈谈，”珍妮对盖普说，“我想问问她关于那个的事。”

“关于什么，妈妈？”盖普说，“老天。”

“那个我们刚才在聊的话题，”珍妮说，“我想问问她关于欲望的事。”

两个比较大的妓女看着会英语的那个，但她的英语还没流利到可以跟上珍妮的语速。

“天很冷，妈妈，”盖普抱怨道，“而且很晚了。我们就回家吧。”

“对她说我们想去暖和些的地方，坐下聊聊天，”珍妮说，“她会肯让我们请她干这个的，是吗？”

“应该是的，”盖普嘟囔着，“妈，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关于欲望的事。她们应该不是很不喜欢那个。”

“我想知道男性的欲望，”珍妮说，“关于你的欲望。她肯定多少知道些那个。”

“我的老天，妈妈！”盖普说。

“Was macht\' s？”那个可爱的妓女问他。“什么事？”她问，“发生了什么？她想买这个手笼吗？”

“不，不，”盖普说，“她想买你。”

年纪较长的妓女吓了一跳，那个长着麻子坑的妓女笑了起来。

“不，不，”盖普解释说，“只是聊聊天。我母亲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天很冷。”这个妓女狐疑地对他说。

“找个室内的地方？”盖普提议，“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问她收多少。”珍妮说。

“怎么收费？”盖普用德语含糊地说。

“那得要500奥地利先令。”这妓女说，“这是行情。”盖普得给珍妮解释说这相当于20美金。珍妮·菲尔兹后来在奥地利住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搞不清德语的数字和货币系统。

“20美金，纯聊天？”珍妮说。

“不，不，妈妈，”盖普说，“那是一般的价格。”珍妮想，一般情况要价20美金算多吗？她不清楚。

“跟她说我们给10块。”珍妮说，但那妓女看着一脸疑惑，好像聊天对她来说就比“一般”服务还难。然而她的迟疑并不完全因为价格，她不信任盖普和珍妮。她问会说英语的年轻妓女他们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美国人，她被告知，这让她看起来有一丁点儿放心。

“英国人多数变态。”她简略地告诉盖普，“美国人多数普通。”

“我们只是想和你聊天。”盖普坚持说，但他看得出，这个妓女坚信这对母子之间有可怕的癖好。

“250先令，”有貂皮手笼的女人最终同意，“而且你们要给我买咖啡。”

于是他们去了所有妓女都会去取暖的一个摆着小桌子的小酒吧，电话铃声一直不断，不过只有几个男人忧郁地躲在衣架旁边，远远看着女人们。这酒吧有某条不能勾搭女人的规矩，这酒吧类似老巢，是女人们休息的地方。

“问问她几岁了。”珍妮对盖普说，但他问她之后，这女人温柔地闭上眼摇了摇头。“好吧，”珍妮说，“问问她为什么觉得男人喜欢她。”盖普翻了个白眼。“那个，你是喜欢她的吧？”珍妮问他。盖普说是的。“那么，她身上的什么让你想要她？”珍妮问他，“我不是单指她的性器官，我是说还有什么地方让你满意的？什么地方让你想象，让你想着她，某种光环吗？”

“你怎么不付给我250先令，不要再问她问题了好吗，妈妈。”盖普疲倦地说。

“不许放肆，”珍妮说，“我想知道她感到被人想要，然后被人得到，会不会觉得自己被贬低，还是她只是觉得这是男人在贬低他们自己？”盖普很困难地翻译了这句话。这个女人看起来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要不就是没懂这个问题，或没听明白盖普的德语。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了。

“我还有别的问题。”珍妮说。

问答持续了一个小时。这妓女说她得回去工作了，珍妮似乎对这个访谈没问出实质结果既不满意也不失望，她只是还满怀好奇。盖普想要这个女人，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想要一个人。

“你想要她吗？”珍妮问他，这问题太突然让他无法抵赖，“我说，经过了这些，看着她，和她聊过，你真的还想要和她上床？”

“当然了，妈妈。”盖普可怜地说。珍妮看起来还和晚饭前一样对欲望一无所知。她对儿子充满惊讶不解。

“好吧。”她说。她递给他欠那个女人的250奥地利先令，和另外500先令。“你想干吗就干吗吧，”她对他说，“我猜应该是非得干吗就干吗。不过请先把我送回家。”

那个妓女眼看着钱财易手，她看一眼就能认出准确的金额。“听着，”她对盖普说，和戒指一样冰冷的手指触碰着他的手，“你妈妈要帮你买我，我是无所谓的，但她可不能跟着来。我不要她看着我们，绝对不行。我还是个天主教徒，无论你信不信，”她说，“如果你要玩这一套，你得去问蒂娜。”

盖普不知道蒂娜是谁，一想到蒂娜什么都可以玩，他就打了个寒噤。“我要送我母亲回家，”盖普对这美丽的女人说，“而且我不会再回来找你了。”但她冲他微微一笑，他想他勃起的阴茎一定撑起了装了零碎先令和一分不值的格罗申（德国小银币，100格罗申=1先令）的口袋。她只有一颗完美牙齿是全金的，不过是很大的上门牙。

在出租车里（盖普到底同意坐出租车回家了），盖普向他母亲解释维也纳的娼妓系统。珍妮对召妓合法并不意外：她对这在很多地方不合法倒是很奇怪。“为什么不让她们合法？”她问，“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随便使用她的身体？要是有人肯付钱，不过是又一桩寒碜的买卖罢了。20美金算多的吗？”

“不多，是个好价，”盖普说，“起码以那种姿色来说，是很低的价格了。”

珍妮扇了他一记耳光。“你全都懂！”她说。然后道了歉，她从来没打过他，她只是不理解这他妈的欲望，欲望！完全不懂。

回到施温德路的公寓，盖普说什么也不出去了——事实上他在自己床上比珍妮还早睡着，珍妮在自己乱糟糟的房间奋笔疾书。一个句子在她脑中沸腾，但她还无法将之看清。

盖普梦到其他几个妓女，他在维也纳光顾过两三个，但他还从没买过第一区的女人。第二天晚上，在施温德路早早吃过晚饭后，盖普就去见了那个戴着滑可见光的貂皮手笼的女人。

她的花名是夏洛特。她见到他并不惊讶。夏洛特年资够长，知道谁被她成功钓上，尽管她从没告诉盖普她究竟几岁了。她保养得很好，只有褪尽衣装，身体各处才看得出年纪。除了她的长手上的血管纹路，她的肚子和胸部都有妊娠纹。她告诉盖普那个孩子很久以前就死了。她并不介意盖普触碰那个剖腹产留的疤痕。

他按固定的第一区价码付账给夏洛特，他们会面四次之后，他偶然在一个周六上午在纳旭市场遇见她。她正在买水果。她的头发应该有点儿脏，她像年轻女孩儿那样用头巾裹住头发，留出刘海和两条短辫。前额上的刘海有点儿油，额头在日光下看更苍白了。她脂粉未施，穿着美国牛仔裤和网球鞋，还有一件圆翻领长毛线大衣。要不是看到她抓着水果的手盖普根本认不出她来，她的手上戴着全部戒指。

一开始他对她说话时她没有回答，但他已经告诉过她自己负责买菜煮饭，她觉得这很有趣。工余遇见客人的一阵气恼过去之后，她看起来心情不错。很久之后盖普才清楚夏洛特的孩子如果还在，就和他一样大。因此，夏洛特对盖普和他母亲的生活产生了间接体验般的兴趣。

“你母亲的写作进行得怎样了？”夏洛特问他。

“她还在千锤百炼，”盖普说，“我觉得她还没能解决欲望的问题。”

但夏洛特不允许盖普乱开他母亲的玩笑。

盖普在夏洛特面前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从没告诉过她自己也在尝试写作，他知道她觉得自己还太小。有时他也这么想。他还不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任何人。他所做的最多就是改了标题。他现在给故事取名“格里尔帕策民宿”，这个标题是第一件让他确实满意的东西。它让他集中精神。现在他脑中有了个地点，就在这一个地点几乎所有重要的事即将发生。这也让他更能集中精神构想人物。关于一家子分类检查员，关于某地这家又小又可怜的民宿里的其他住客（民宿必须又小又可怜，必须在维也纳，必须以法兰兹·格里尔帕策命名）。那群“其他住客”包括某个马戏团，也不是很厉害的那种，他想象着，而是没别的去处的马戏团。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收容他们。

在打分评级界，这家民宿的一切会得个C等。这种想象让盖普觉得缓慢地开始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他是对的，但这一切才刚成形，无法写下来，或者说都无从谈论。总之，他给海伦的信写得越多，其他重要的东西就写得越少，而且他也无法和他母亲谈论写作：想象并非她的强项。当然了，他不会傻到和夏洛特谈论任何与写作有关的事。

盖普经常周六在纳旭市场和夏洛特见面。他们买菜，有时一起在离城市公园不远的一家塞尔维亚餐厅吃午饭。这种时候夏洛特总是自己付账。有一次午饭时盖普对她坦白第一区的价格太高，他无法经常花这么多钱而不对珍妮交代钱的去处。夏洛特对他在她不上班的时候提起这个很恼火。要是把真相告诉她的话，她可能会更恼火。他越来越少光顾她，是因为他能在卡尔·施维赫夫大街和玛利亚希尔夫大街的街角，以第六区的价码找到别人，比较容易瞒得住珍妮。

夏洛特瞧不起第一区以外的同行。有一次她告诉盖普她打算一旦在第一区吸引不到什么人就退休。她永远不会在外区工作。她存下了很多钱，她告诉他，而且她打算搬去慕尼黑（那里没人知道她是妓女），无论如何要嫁给一个能在各方面照顾她的年轻医生，直到她离开人世：她用不着向盖普说明自己总是能吸引年轻男人，她觉得长远看来医生是理想对象。但盖普彻底憎恶这个想法。可能就是年轻时对医生魅力的察觉，让盖普在其后的文学生涯中总是在长短篇小说里大写特写不大符合现实的医疗人员。就算如此，盖普也要到后来才发现：在《格里尔帕策民宿》里没有医生。小说开头也很少谈到死，尽管这是这个故事最终的主题。一开始盖普只写到一个关于死的梦，但那是个美梦，他给了故事里一个最老的人——外祖母。盖普猜这说明她会头一个死。

《格里尔帕策民宿》

我父亲在奥地利旅游局上班。我母亲决定我们全家都跟着他以旅游局间谍的身份出差。我母亲、弟弟和我会陪着他秘密访查无礼的态度、肮脏的环境、难吃的食物，奥地利餐馆酒店和民宿走的各种捷径。我们被要求随时制造麻烦，从不完全按照菜单点菜，模仿外国人的奇怪要求，我们想洗澡的时间啦，要求提供阿司匹林和去动物园的路线啦。我们被要求表现文明但又难搞，探访一结束，我们就在轿车里对父亲报告。

我母亲会报告：“理发厅早上总是关门。但他们给我推荐了外面不错的理发师。我想这没什么，而且他们也没说自己酒店里有理发师。”

“哎，他们说有的。”我父亲说。他会在一本大本子里记下来。

我总是开车的那个。我说：“这车给停在了街边，但在我们把车交给门童和从酒店停车场取走车之间，里程计多了14公里。”

“这类事情要直接向经理投诉。”我父亲说，并写了下来。

“厕所漏水。”我说。

“我打不开厕所的门。”我弟弟罗伯说。“罗伯，”母亲说，“你总是开不了门。”

“是不是该评C等？”我问。

“恐怕不行，”父亲说，“还是得归入B等。”我们安静地开了一会儿车，更改一家酒店或民宿的等级是我们最谨慎的评判。我们不建议大幅变动等级。

“我想应该给经理写封信，”母亲建议道，“不用写得很客气，但也不要骂得太凶。陈述事实就好。”

“好，我挺喜欢他的。”父亲说。他总是坚持要和经理见面。

“不要忘了他们开了我们的车，”我说，“这真的不能原谅。”

“而且鸡蛋很难吃。”罗伯说，他还不满十岁，没人对他的意见认真。

我外祖父死后，我们继承了外祖母，我母亲的母亲，她和我们一起旅行，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更严苛的打分员。乔安娜是皇族贵妇，习惯了A等的旅行，而我父亲职责所在，时常要视察B等和C等的住处。B等和C等的酒店（和民宿）才是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我们访查的餐馆好一点儿。住不起高级酒店的人还是想去最好的馆子。

“我不会试吃来路不明的食物，”乔安娜对我们说，“这个奇怪的职业，也许让你们很高兴能免费旅行，但我可看得出代价有多大：因为不知道晚上会住哪儿而焦虑。美国人看到我们这里还有房间不带私人浴室和厕所，也许会觉得有趣，我可是个老年妇女，要走到公共走廊找沐浴和如厕的地方，我可不会觉得好玩。焦虑还只是代价的一部分。真有可能染上病，还不仅仅是通过食物传染的。如果床有问题，我坚决不会躺上去。而且孩子还都小，容易受人影响，你应该想想有些这种旅馆里有什么客人，好好问问你自己他们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母亲和父亲点着头，什么也没说。“开慢点儿！”外祖母大声对我说，“你就是个爱显摆的小男孩儿。”我慢了下来。“维也纳，”外祖母叹了口气道，“在维也纳我总是住国宾酒店。”

“乔安娜，国宾酒店不需要访查。”父亲说。

“我觉得也不需要，”乔安娜说，“我猜我们根本不是要去一个A等的地方吧？”

“嗯，这一趟是访查B等，”我父亲承认道，“大部分。”

“我肯定，”外祖母说，“你的意思是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总有一家是A等吧？”

“没有，”父亲坦白道，“有一家C等。”

“没事，”罗伯说，“C等都争着想做好点儿。”

“我想他们也会这样。”乔安娜说。

“是一家C等民宿，非常小。”父亲说，好像小就能被原谅。

“而且他们在申请B等。”母亲说。

“但是他们收到一些投诉。”我补充道。

“我知道一定有的。”乔安娜说。

“还有动物。”我又说。我母亲瞪了我一眼。

“有动物？”乔安娜说。

“有动物。”我肯定地说。

“怀疑可能有动物。”我母亲纠正我。“是的，公平点儿来说。”父亲说。

“哦，这下好了！”外祖母说，“怀疑可能有动物。地毯上看见它们的毛了？角落里它们留下恶心的粪了？你们知道吗？我一进猫刚待过的房间就喘得厉害？”

“投诉的不是猫。”我说。我母亲用手肘大力推我。“狗？”乔安娜说，“疯狗在人去浴室的路上咬人。”

“不是，”我说，“不是狗。”

“是熊！”罗伯叫道。

但我母亲说：“我们不能肯定有熊，罗伯。”

“这没什么大碍。”乔安娜说。

“当然没大碍！”父亲说，“民宿里怎么可能有熊？”

“有一封信上这么说的，”我说，“当然旅游局认为肯定是恶作剧。但之后又有人看见了，寄来第二封信说有熊。”

我父亲在后视镜里冲我皱眉，但我想既然我们应该齐心合力一起调查，最好应该提醒外祖母留心。

“没准儿不是真熊。”罗伯显然很失望。

“是穿着熊装的男人！”乔安娜叫道，“那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怪癖？扮成野兽东躲西藏的男人！他打的什么主意？肯定是个穿熊装的男人，我就知道。”她说，“我想先去那家。如果这趟旅行一定要去一家C等的体验一下的话，那么让我们尽快把它了结。”

“但我们还没订今晚的房间。”母亲说。

“是的，我们该给他们个机会拿出最好的表现。”父亲说。尽管他从来没有对受查对象公开自己旅游局工作人员的身份，但父亲相信提前预订就是个通知工作人员尽量有所准备的合理方式。

“我肯定，这种常常有扮成动物的人出入的地方不需要预订，”乔安娜说，“我肯定那里总是有空房间。我肯定经常有客人死在他们的床上，吓死的，要不就是因为穿假熊装的疯子对他们造成什么说不清楚的伤害。”

“没准儿是一头真熊。”罗伯心怀希望地说，因为按照谈话的走向，罗伯明白外祖母想象出的食尸鬼一定更喜欢一头真熊。我想，罗伯并不怕真熊。

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把车开到阴暗低矮的普兰肯路和塞勒路的路口。我们找寻着那家想跻身B等的C等民宿。

“没地方停车。”我对父亲说，他已经开始在记事本上写了起来。

我在路边并排停了车，我们坐在车里偷看格里尔帕策民宿，这栋只有四层高的瘦窄楼房夹在一家糕饼店和一家烟草店之间。

“瞧见没？”父亲说，“没有熊。”

“没有人，我希望。”外祖母说。

“它们天黑了来。”罗伯说，小心地观察街两边。

我们进入民宿见到了经理西奥巴德先生，乔安娜马上对他警觉起来。“三代同堂一起旅行啊！”他嚷道，“就像过去一样，”他又特别对外祖母说，“在离婚潮和年轻人想住自己的公寓之前。我们这是间家庭民宿！你们要是有预订就好了，我就能把你们安排得更近。”

“我们不习惯睡同一间房。”外祖母对他说。

“当然不是同一间房！”西奥巴德嚷嚷着，“我的意思不过是，我本来会把你们的房间安排得更近。”这很明显让外祖母担心。

“我们的房间离得多远？”她问。

“那个，我只有两间房空着，”他说，“只有其中一间够让两个男孩儿和父母睡。”

“那么我的房间离他们的多远？”乔安娜冷酷地问。

“你的房间就在厕所对面！”西奥巴德对她说，好像是种优惠。

但我们被领去我们的房间时，外祖母和父亲待在一块儿，鄙夷地拖在我们这一行人后面，我听到她嘟囔：“这可不是我想象的退休生活。住在厕所对面，听着所有住客进进出出。”

“这里没有一间房间是重样的，”西奥巴德对我们说，“家具都是从我家族各处拿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我和罗伯要和父母住的大房间像半个摆着各种小摆设的博物馆，每个橱柜都有风格迥异的把手。另一边，水槽装有铜质水龙头，床板有刻纹。我可以想见之后父亲在那本大记事本里权衡利弊。

“你可以过会儿再介绍，”乔安娜提醒他，“我住哪儿？”

身为一家人，我们尽责地跟着西奥巴德和我外祖母走过蜿蜒狭长的走道，我父亲数着走到厕所的步数。过道地毯很薄，颜色暗淡。墙面挂着速滑队的老照片，他们脚上穿着奇怪的冰刀鞋，脚尖处勾起好像宫廷小丑的鞋子或古代的雪橇赛跑者。

罗伯跑在最前面，宣布找到了厕所。

外祖母的房间堆满了瓷器、打磨过的木器，和发霉的迹象。窗帘湿漉漉。床中央有块令人不安的隆起，好像狗脊梁上突起的皮毛，好像有具极瘦的尸体在床单下面伸展着四肢。

外祖母什么也没说，然后，等西奥巴德好似一个被告知会活下去的伤者那样转出门之后，外祖母问我父亲：“这家格里尔帕策民宿凭什么想得B？”

“十分肯定是C等。”父亲说。

“生来C等，死亦C等。”我说。

“要我说，”外祖母对我们说，“应该评E等或F等。”

昏暗的茶室里一个没系领带的男子唱着匈牙利歌曲。“并不代表他就是匈牙利人。”父亲肯定地对乔安娜说，但她表示怀疑。

“我觉得机会不小。”她说。她不肯喝茶或咖啡，罗伯吃了块小蛋糕，说挺好吃的。我母亲和我抽了根烟，她想戒而我则试着开始抽。因此，我们合抽了一根烟，其实，我们都保证过永远不会独自抽完一整根。

“他是个好客人，”西奥巴德先生悄声对我父亲说，他指那个歌手，“各地的歌他都会唱。”

一个小个子男子对我外祖母说了什么，他的胡子剃得干净，但是瘦削的脸上永远留着枪蓝色的胡须青印。他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不过因为穿得久反复洗而泛了黄）、西装裤和不相配的外套。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外祖母说。

“我说我能说梦。”这个男子告诉她。

“你会说梦，”外祖母说，“意思是，你做梦？”

“做梦而且说梦。”他神秘地说。那个歌手不唱了。

“任何你想知道的梦，”歌手说，“他都说得出。”

“我很肯定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外祖母说。她怀着厌恶看着歌手敞开的衬衫领子那里冒出了一丛好像宽领巾一样的黑毛。她瞧都不想瞧那个“说”梦的男人一眼。

“我看得出您是位贵夫人，”梦男对外祖母说，“不是每个梦你都有兴趣。”

“当然了。”外祖母说。她甩给父亲一个表情，好像指责怎么能让她碰上这种事。

“但我知道一个。”梦男说，他闭起眼睛。那个歌手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我们忽然意识到他坐得离我们非常近。罗伯尽管已经不小了，但还是坐在父亲腿上。“在一座大城堡里，”梦男开始了，“一个女人躺在她丈夫身边。半夜她忽然完全清醒过来。她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把她弄醒的，而且她清醒得好像已经起床几个小时一样。并且她也清楚地知道她的丈夫也完全醒了，醒得同样突然，她不需要看一眼他、对他说什么或碰一下他就知道。”

“我希望这个故事不会儿童不宜，哈哈。”西奥巴德先生说，但大家看都没看他一眼。我外祖母双手交叠在腿上瞪着他们，她的膝盖并拢，脚跟伸进直背椅下面。我母亲抓着我父亲的手。

我坐在梦男旁边，他的外套有股动物园的味道。他说：“这个女人和她丈夫睁眼躺着留神听城堡里传来的声响，他们只是租住在此，对这里并不特别熟悉。他们注意听着庭院里的声音，他们从来都懒得上锁。村里的人总是在城堡周围散步，村里的孩子可以挂在庭院大门上荡来荡去。是什么弄醒了他们？”

“是熊？”罗伯说，但父亲用手指按住了罗伯的嘴。

“他们听到了马匹的声音。”梦男说。老乔安娜闭着眼睛，头向下低着，看来正在硬座椅上发抖。“他们听到了马匹的呼吸声和为了保持在原地发出的跺脚声，”梦男说，“这个丈夫伸出手碰了一下妻子。‘马？’他说。这个女人下床走到庭院的窗口。她可以发誓庭院里满是骑着马的士兵，但是他们是什么兵？他们穿着铠甲！他们的面甲紧闭，他们的轻声细语小得听不清，好像声音渐稀的无线电台。他们的铠甲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马匹在他们身下不停地动着。

“城堡庭院有一口古老干涸的喷泉，但那女人看见喷泉有水冒出，水从残旧的池边涌出，马喝着水。骑士们很谨慎，他们没有下马，他们抬头张望城堡漆黑的窗户，好像这水槽不是给他们准备的，这是他们向某地进发途中的休息站。

“月光中那女人看见他们的盾牌闪着光。她爬回床上一动不动地靠着她丈夫躺着。

“‘看见什么了？’他问她。

“‘马。’她告诉他。

“‘我就知道，’他说，‘它们会把花给吃了！’

“‘这城堡是谁建的？’她问他。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城堡，他们都知道。

“‘查理大帝。’他告诉她，然后继续睡觉。

“但那女人睁着眼躺着，听着水声，仿佛这会儿水流遍了整座城堡，所有下水道里都汩汩流着水。仿佛老喷泉在从各处汲水。还传来骑士们扭曲的低语，查理大帝的士兵们讲着他们死去的语言！对那女人来说，士兵们的声音就和八世纪以及法兰克人一样病态。马匹一直在喝水。

“女人睁着眼躺了很久，等着士兵离开，她不怕他们真的来袭，她很肯定他们是去某地的途中来这处他们以前知道的地方歇脚而已。但是只要水还在流，她就觉得还不能打破城堡的宁静和黑暗。她睡着以后，也觉得查理大帝的部下仍旧在那里。

“天亮以后她丈夫问她：‘你也听见了流水声吗？’是的，她听到了，当然。但喷泉当然是干的，从窗口看出去他们可以看见花没有被吃掉，人人都知道马会吃花。

“‘看，’她丈夫说，他和她一起走进了庭院，‘没有蹄印，没有马粪。我们一定是梦到我们听见马了！’她没有告诉他还有士兵，也没有说她觉得两个人不可能做同样一个梦。她没有提醒他，他这个老烟枪从来闻不出炖汤的味道，马在清新空气中的气息对他来说太微弱了。

“在他们待在城堡的日子里，她又两次看见了士兵，或者梦到了他们，但她的丈夫再也没有和她一起醒来。总是发生得很突然。有一次她醒来觉得舌头上有股金属味，好像嘴上碰到了年久生锈的铁器、剑、护胸、锁甲、大腿罩。天更冷了，他们又出现在外面。一团从喷泉水升起的浓雾包围了他们，马身上结了白霜。下一次他们出现时没这么多人了，似乎由于冬天来了或由于战斗他们的人数在减少。最后一次她觉得马显得很憔悴，男子则好像没有身体的铠甲躯壳，颤颤巍巍杵在马鞍上。马的口套上戴着结了冰的长面罩。它们（或男子的）呼吸不畅。”

“她的丈夫，”梦男说，“将会死于呼吸道感染。但那正在做梦的女人并不知道。”

我外祖母抬起头，一巴掌扇在梦男留着灰色胡子的脸上。罗伯在我父亲的腿上吓傻了，我母亲抓住了她母亲的手。那个歌手把他的椅子往回撤，吓得一跃而起，或准备对谁出手，但梦男只是对着外祖母鞠了一躬，离开了这间阴沉的茶室。就好像他对乔安娜说定了，就这么结束吧，但这让两个人都不快活。我父亲在大本子里写下了什么。

“那个，这真是个好故事不是吗？”西奥巴德先生说，“哈，哈。”他捋了下罗伯的头发，罗伯讨厌别人这样。

“西奥巴德先生，”我母亲仍旧抓着乔安娜的手，“我父亲死于呼吸道感染。”

“哦，他妈的，”西奥巴德先生说，“对不起，meine Frau。”他对外祖母说，但老乔安娜什么都没说。

我们带外祖母去一家A等餐厅吃饭，但她一口都没动她的食物。“那人是个吉卜赛人，”她对我们说，“魔鬼，而且是匈牙利人。”

“别这样，母亲，”我母亲说，“他不可能知道父亲的事。”

“他知道得比你多！”外祖母发火了。“炸肉排味道很不错，”父亲说，在记事本上写着，“配奥地利白葡萄酒正合适。”

“小牛腰很好。”我说。

“蛋不赖。”罗伯说。

外祖母什么都没说，直到回到民宿后我们发现厕所的门离地一英尺多，看起来好像美国厕所隔间的下半截，或是西部片里酒馆的弹簧门。“还好我在餐厅去过厕所了，”外祖母说，“多么恶心！我会尽量整晚都不出来，以防路人尿上我的脚踝！”

回到我们的房间，父亲说：“乔安娜在城堡住过吗？很久以前，我知道她和外祖父租过某座城堡？”

“是的，在我出生前，”母亲说，“他们租下过卡策尔斯多夫宫。我见过照片。”

“哦，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匈牙利人的梦会惹她生气了。”父亲说。

“有人在走廊里骑车，”罗伯说，“我看到轮子滚过去，从门缝下面。”

“罗伯，去睡觉。”母亲说。

“它发出‘吱吱’的声音。”罗伯说。

“晚安，孩子。”父亲说。

“如果你们可以谈话，我们也可以。”我说。

“那你们俩就谈吧，”父亲说，“我在和你母亲说话。”

“我想睡了，”母亲说，“我希望大家都别说话了。”

我们试着闭嘴。或许我们也睡着了。然后罗伯悄声对我说他得去厕所。

“你知道在哪里。”我说。

罗伯出了门，门微微开着，我听到他走过走廊，沿途用一只手刷过墙壁。他很快就回来了。

“有人在厕所里。”他说。

“等他们先用完。”我说。

“没开灯，”罗伯说，“但我可以从门下面看见。有人在里面，黑灯瞎火的。”

“我也喜欢黑灯瞎火。”我说。

但罗伯非要告诉我他究竟看见了什么。他说门下面是一双手。

“手？”我说。

“是的，应该是脚的地方。”罗伯说，他说厕座两边各有一只手，而不是脚。

“别胡说，罗伯！”我说。

“来看嘛，”他恳求道。我和他来到走廊上，但没人在厕所里。“他们走了。”他说。

“不用说是用手走的了，”我说，“去撒尿。我等你。”

他进了厕所，沮丧地在黑暗中撒尿。当我们快要一起回到房间时，一个小个子黝黑的男子，有着和惹恼外祖母的梦男一样的皮肤和衣着。他朝我们眨眼，还微笑。我不得不注意到他用手走路。

“瞧见了吗？”罗伯小声对我说。我们进了房间关上门。

“什么事？”母亲问。

“一个用手走路的男人。”我说。

“一个用手站着尿尿的男人。”罗伯说。

“C等。”父亲在睡梦中咕囔着，父亲经常梦到在大本子上记笔记。

“早上再说。”母亲说。

“他应该只是个练杂技的，向你炫耀，因为你是个小孩儿。”我对罗伯说。

“他在厕所里怎么知道我是个小孩儿？”罗伯问我。

“快睡。”母亲轻声说。

然后我们听到走廊传来外祖母的尖叫。

母亲穿上她那件漂亮的绿色睡袍，父亲穿上睡袍戴起眼镜，我在睡衣外面套上一条裤子。罗伯第一个跑到走廊上。我们看见厕所的灯亮着。外祖母在里面有节奏地尖叫。

“我们来了！”我对她喊。

“母亲，出什么事了？”我母亲问。

我们都来到大块灯光下。从门下方我们可以看见外祖母淡紫色的拖鞋和她瓷白色的脚踝。她不再尖叫了。“我在床上听到低声讲话的声音。”她说。

“是罗伯和我。”我告诉她。

“然后，厕所好像没人了之后，我就进来了。”乔安娜说，“我没开灯。动作很轻，然后我看见也听见了有轮子滚。”

“轮子？”父亲问。

“一个轮子滚过门口好几回。”外祖母说，“它滚过去滚回来又滚过去。”

父亲的手指在脑袋旁边像轮子那样转着，对母亲挤眉弄眼。“有人需要换一副新轮子。”他小声说。但母亲生气地看着他。

“我开了灯，”外祖母说，“轮子就滚走了。”

“我说过走廊里有一辆自行车。”罗伯说。

“闭嘴，罗伯。”父亲说。

“不，不是自行车，”外祖母说，“只有一个轮子。”

父亲的手在脑袋边乱动。“她脑袋少了一个或两个轮子。”他对我母亲嘘道，但她轻轻拍了他一下，把他的眼镜打歪了。

“然后有人过来从门下面往里看，”外祖母说，“就是那时候我大叫了起来。”

“有人？”父亲问。

“我看到他的手，男人的手，指关节还有毛，”外祖母说，“他的手就在门外面的地毯上。他肯定在往上看我。”

“不是，外祖母，”我说，“我想他只是用手站在外面。”

“别胡说！”我母亲说。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用手走路的男人。”罗伯说。

“你看错了。”父亲说。

“我们真的看见了。”我说。

“我们要把大家都吵醒了。”母亲提醒我们。

外祖母冲了马桶，拖着步子走出来，她先前的高傲所剩无几。她穿了严严实实的睡袍，她的脖子很长，脸色和奶油一样白。外祖母像只受困的鹅。“他又邪恶又卑鄙，”她对我们说，“他懂可怕的法术。”

“偷看你的男人吗？”母亲问。

“讲我梦的那个男人。”外祖母说。这会儿一滴泪在她的涂满了脸霜的脸上形成沟渠。“那是我的梦，”她说，“他讲给所有人听。不敢想象他竟然会知道这个梦，我的梦，关于查理大帝的马和士兵，我是唯一知道的人。你出生以前我就做了那个梦。”她对母亲说，“那个卑鄙邪恶的会法术的男人却把我的梦讲给我听，好像是新闻一样。”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父亲这个梦的全部。我一直不确定那真是梦。而且现在这里还有用手站立的男人，他们的指关节长满毛，还有神奇的轮子。我要男孩儿们陪我睡。”

于是罗伯和我就这样和外祖母一起睡在远离厕所的这间大屋里，外祖母躺在母亲和父亲的枕头上，她涂满面霜的脸闪着光，好像潮湿的鬼脸。罗伯睁着眼躺着观察她。我觉得乔安娜没睡好，我想象她再一次做了死亡的梦，重新想起最后那个冬天查理大帝寒冷的士兵，他们挂满了霜的奇怪金属衣和他们冰封的铠甲。

我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罗伯睁着又圆又亮的眼睛看着我走到门口。

有人在厕所里。门下无光，但一辆独轮车靠墙停在外面。是那个骑车人在黑暗的厕所里，抽水马桶响了一次又一次，独轮车手好像个孩子那样不给水箱充满的机会。

我靠近厕所门下的缝看，但那人并没有用手站着。我清楚地看见了脚，正常向下，不过脚没有碰到地上，脚板斜向上，我看见黑乎乎、瘀青色的肉垫。那双巨脚上面是毛茸茸的短小腿。是熊的脚，只是没有爪子。熊的爪子是不能拔出来的，就像猫的爪子，如果熊有爪子，就看得见。出现在此时此地的是穿着熊装的人，或一头被拔了爪子的熊。也许是家养的熊。至少从它在厕所里出现这点来看，是一头经过卫生训练的熊。从气味上我肯定那不是有人穿了熊装。是真的熊。

我退进外祖母之前那间房的门洞，门后躲着我父亲，准备好迎接更多骚扰。他忽然开了门，我摔倒在内，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母亲在床上坐起，用羽毛被蒙住头。“抓住它了！”父亲叫道，坐在了我身上。地板颤抖了，熊的独轮车从墙上滑下倒进了厕所的门里，熊忽然蹒跚着走出来，脚绊在独轮车上身体向前一冲，但保持了平衡。它慌张地看着走廊，看到了打开的门里坐在我胸口的父亲。它用前爪拾起独轮车。“瓜夫？”熊说。父亲猛地把门关上。

走廊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你在哪里，杜纳？”

“哈夫！”熊说。

父亲和我听到那个女人走近。她说：“哦，杜纳，又在练车了？总在练！但还是白天练比较好。”熊什么都没说。父亲开了门。

“别让任何人进来。”母亲说，头还在羽毛被下面。

走廊里一个上了些年纪的漂亮女人站在熊身旁，熊在独轮车上保持着平衡，一只巨爪搭在女人肩上。她头戴鲜红的头巾，穿着一条好像窗帘一样的长裹裙。高耸的胸部上是被熊爪按住的项链，她的耳环直垂到穿着裹裙的肩上，另一边肩膀裸着，我父亲和我盯着上面一颗迷人的痣看。“晚上好，”她对父亲说。“抱歉打扰到你们。我们不准杜纳晚上练车，但它爱它的工作。”

熊咕哝了几声，离开女人骑走了。熊平衡感很好但是很不小心，它一路擦着走廊墙壁，爪子碰到了速滑队的照片。那女人向父亲鞠了一躬就走了，跟在熊后面喊：“杜纳，杜纳。”一路跟着把照片弄直。

“杜纳在匈牙利语里是多瑙河的意思，”父亲告诉我，“这熊给命名为我们热爱的多瑙河。”匈牙利人也会爱一条河，这件事有时会让我的家人感到惊讶。

“那熊是真的吗？”母亲问，她的头还埋在羽毛被子下面，但我觉得父亲会向她解释一切。我知道第二天一早西奥巴德先生有太多事需要解释了，到时会听到每件事的复述。

我穿过走廊去了厕所。因为熊遗留的气味我很快方便完，而且我还怀疑到处都是熊毛，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熊待过的地方很干净，或者起码以熊的标准来看很干净。

“我看见了熊。”回到房间我悄声对罗伯说，但罗伯爬上了外祖母的床在她身边半梦半醒。然而老乔安娜却醒了。

“我看到士兵越来越少，”她说，“最后一次只有九个人在那里。每个人都看起来很饿，他们一定吃了多余的马。天太冷了。我当然想帮他们！但我们不是活在同一个年代的，我还没出生要怎么帮他们？我当然知道他们会死！但这花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最后一次来，喷泉结了冰。他们用剑和长矛把冰凿成小块。他们生了火把冰化在一个锅里。他们从鞍囊里拿出骨头，各种各样的骨头，扔进那锅汤里。汤一定很稀，因为骨头早就被啃干净了。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骨头。兔子，我猜，或许是鹿或野猪，或许是多余的马骨头。我不愿意去想，”外祖母说，“那是烧掉的士兵的骨头。”

“睡吧，外婆。”我说。

“别担心那熊。”她说。

那么然后呢？盖普不知道。接下来该发生什么？他也不能十分肯定之前发生了什么，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盖普天生会讲故事，他可以编故事，一个接一个，而且听着都挺合理。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梦和那群走投无路的表演者，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每件事必须有所关联。什么解释会显得自然呢？什么结尾会让他们归属于同一个世界？盖普明白他还知道得不够。他信赖自己的直觉，直觉让《格里尔帕策民宿》的情节发展至此，现在他必须信赖直觉让他等到知道得够多的时候再写。

让盖普比其他19岁少年成熟睿智的，并非他的经历或课堂学习。他有直觉，有决心，和多于常人的耐心，他热爱努力写作。种种这些，再加上廷池教的语法规则，就是全部了。只有两件事打动盖普：他母亲真的相信她可以写出一本书；他目前人生最有意义的关系是和一个妓女发生的。这些事对这个年轻人幽默感的发展至关重要。

他把《格里尔帕策民宿》像人们说的那样束之高阁。灵感会来的，盖普想。他知道他还得了解得更透彻，他能做的就是观察维也纳，了解它。这座城市为他静止不动。生活似乎为了他静止不动供他观察。他也大量观察着夏洛特，而且他注意着他母亲做的每一件事，但他还太年轻。他需要的是眼力，他知道。对事物的全盘设计，属于他自己的眼力。会来的，他重复对自己说，好像在为下一个摔跤赛季作准备，跳绳、在小跑道上跑圈、举重，某种不用动脑却必须做的训练。

他想，就连夏洛特也有眼力，他母亲肯定也有眼力。盖普无力确凿地了解珍妮·菲尔兹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他知道假以时日他也能想象出自己的世界，再从真实世界得到一些小小帮助。真实世界很快就会同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