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良雄

1

我于1920年生于崎玉县太田村，家里是开米店的。从1926年到1934年，我在小学读书。那是个和平的年代，家里大人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常常爬上房顶，眺望村里的莲花池和一块块的菜花地，还有那呜着汽笛飞快奔驰的汽车。

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后，在村子里，军人开始受欢迎，每当他们进行军事演习时，孩子们都欢天喜地地跟在他们后面跑来跑去。

当时的小学校，开始以“精神教育”为重点了。我们上的“修身”道德课，第一讲忠君，第二讲孝亲，这就是所谓以“忠孝一体”为教育的中心。

每到节日，都要举行《教育勃语》的奉读式。由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的校长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诵读：“一旦有危急之事，义勇男儿应该以奉公之心维护无穷无尽之皇道……”虽然诵读的内容我们听不懂几句，但从那种严肃的气氛，学生们都感觉到天皇是个“伟大的、可敬的”人物。

国史课上，也是向我们灌输崇拜夭皇的思想。说什么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日本国家神圣的元首，日本国民都要团结在神圣天皇的周围，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和民族”。还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忠于天皇的模范。

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到楠木神社、乃木神社、靖国神社去参拜。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

2

1935年我小学毕业。那正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侵占了满洲的日军，已经把战火推进到上海。当时，小学毕业生一律进“青年学校”，并规定，学生在20岁之前，必须接受250小时的军事训练。

“青年学校”里建立了“青年团”，其活动由老师领导。学校提倡学习剑道、柔道和枪法。青年们的言论受到限制，到处都使用“非常时期”、“国民总动员”等词汇。

在这种环境中，我怎样呢？我在小学时代就是个非常认真的孩子，8年中没缺过一天课，成绩又好，便当上了模范生。进了青年学校，我仍然存在着模范生的使命感。军事训练，我从不缺席，还向担任青年学校指导官的哥哥学习枪法和剑术，背诵《军人勅谕》，特别喜欢学习《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另外，我的叔叔是日俄战争中金鵄勋章的获得者，堂兄又是近卫军的现役军官。这样的环境，使我的头脑中一直憧憬着当一个出色的军人。

日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37岁的哥哥在村里第一批应征入伍。后来，出征的人愈来愈多。村子里经常举行欢送新兵入伍的仪式和追悼战亡者英灵的葬礼。本来是个很安静的村庄，现在完全沉浸在战争的气氛中了。

当时，我头脑中充满了反动思想。我认为，应征入伍是响应天皇的号召，是日本国民三大义务之一；还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还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征服世界、日本天皇成为世界天皇的日子一定会来临的。我高唱着“为了东洋的和平，不借牺牲生命”的歌，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3

1940年我服现役入伍到中国山东省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一入伍就当了下士。下面，就是我当新兵时所犯下的罪行。

这是1941年9月步兵第43独立营在山东省莱芜县进行扫荡时的事情。茶叶口村是个周围环山、如园林一般漂亮的村庄。早晨的炊烟袅袅升起，人们正在村外的菜地里挥锄劳动。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唱个不停。各家的主妇准备好早饭，正在招呼孩子们口家吃饭。这美妙的交响曲，在附近的山谷里回荡着。

突然，“扫荡村庄，放火！”营长山内静雄中佐的命令传了下来。原来抱着步枪趴在田地里、道边上的日本兵，一下子都站起身来。他们好像忘记了昨夜长途跋涉的疲劳，拔出带血的军刀，拔出闪光的枪刺，争先恐后地向村庄里冲去。

几分钟前还很和平、宁静的村庄，顿时响起了一片日本兵的斥骂声、鸡鸣狗叫声、破门拆墙声。村民们慌忙背起大包小篓，向山上跑去村庄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这时，从村庄中心的房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接着，又是第二家、第三家烈焰和浓烟像龙卷风一样，一下子传遍了每家的房子，全村立刻变成一片火海。僻啪僻啪，响起了木头和高粱秸着火的声音。听！杀人的枪声！听！妇女、儿童的求救声！这哭天唤地的声音使周围的山林都颤抖起来，这美丽、静温的村庄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100多户人家的村庄，烧得连一间房子也不剩。没来得及跑的妇女、儿童、老人、病人，有数十人被烈火烧死或被日本兵刺死。

房屋被烧毁，一切可燃的东西都烧尽了，只剩下土墙、石壁没烧掉。从那仍然在地上爬行着的火焰里，散发出人肉被烧焦的难闻的气味。村子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看到村子已经化为一片废墟，营长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似地、趾高气扬地下令继续前进。身强力壮的士兵走在前面，腿脚不利落的跟在后面，排成一字长蛇的队伍，沿着山间小路，又向南继续扫荡了。

大约走了半里路，来到一个小山岗上，我们看到，离这里大约500米的山腰上，座落着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营长马上下令道：“你们这些新兵，去几个人把那个村子烧掉！”我想，这正是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抢着说：“派我去吧！”

说完，我就从队伍中站了出来。饭田班长挑了我们三个新兵。我们是第一次执行任务，高高兴兴地跑步出发了。村头第一家，用篱笆墙围着的院子里，有几问很朴素的正房，是茅草房，房檐下挂着的一串串干玉米迎着阳光显得金黄耀眼。院子里有一盘石磨，看来刚刚有人在那里磨过高粱米面。

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见我们突然闯进去，吓了一跳。她用我们听不懂的中国话不知说些什么。

房门口有一个头上扎着红绞结的5—6岁的女孩，正在那儿高高兴兴地喂鸡……

这样一幅和平、幸福、劳动的画面，竟成为我们所不希望存在的景象。老太太还想说什么，可我并不想听，便到院子里的草垛上拿了一把谷草，用火柴点着了。惊慌的老太太走到我身旁，一个劲儿向我作揖，看样子是哀求我不要烧她家房子。而我的头脑中只有“烧掉”两个字。

在另外两个新兵也点着一把谷草时，那老太太站到我的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她一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指着小女孩，像是在恳求什么。可是，已经冲昏了头脑的我，说了一句“讨厌的老太婆”，便用枪托往老太太胸部砸去。

“啊”地一声，老太太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了。“奶奶！”那小女孩跑过来依偎在老太太身上，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的脸，好像在说：“哼！可恨的恶魔！”我们三个新兵，顺着房檐点了一圈火，房子马上就僻啪僻啪烧起来不一会儿，从屋子里又跑出两个50岁左右的老太太，一边喊着什么，一边爬上梯子去扑打房檐上的火。这时，又从屋子里跑出来几个小孩子，用水罐装着水爬上梯子递给老太太。老幼几个人一起拚命地救火，可是，那干燥的草房一烧起来，烈火呼呼响着，火势愈烧愈旺，怎能救得住呢！我们三个日本兵看到这情景，竟大笑起来：“哈哈哈真是几个笨蛋！”

烧完这家，我又到了第二家。一进院，我首先被这栋三间房的最里面一间吸引住了。那间房子是新盖出来的，房门上贴着两张菱形的大红喜字，门的两侧还贴着一副对联。

看到这么好的房子，我马上跑进门去，想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捞一把。“啊！？”我吃惊地停下了脚步。在山东，常常能看到这种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新婚房间：天棚上糊着白纸，四面墙上糊着带花纹图案的色纸，还贴着一张画有笑得非常开心的胖娃娃的年画。在这个又敞亮又干净的屋子里，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正盖着床花被躺在炕上。

“是中国女人也没关系”我为突然引起的兽欲而感到快活，紧着向前走了两步。可是，我突然又迟疑地停下了脚步。

“哇……哇……”我的耳鼓里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再看看那个面色苍白的妇女，是个刚生了小孩的产妇啊！

在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我姐姐生小孩时的情景。我想起母亲因为姐姐生了个男孩而高兴的样子。我姐姐常年过着辛劳的贫困生活，只有在产后她才能休息一下。

我转身走出门去，心里犯了踌躇：怎么办呢？我抬头一看，另外两个同伴已经把其余几家房子都点着了火。“哎，没关系！反正我没杀那个妇女嘛！她还可以逃命嘛！”这样想着，举起火把就要烧房檐。

这时，不知从哪儿又跑来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者太太。她两手颤抖着，几次鞠躬，满脸泪水。可我心里想：“我只要放完火就走！”

当我又举起火把时，那老太太扑过来抱住了我。失掉了人性的我，用力踹了老太太一脚，还骂道：“讨厌！老糊涂！”对于踉踉跄跄跌倒的老太太，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房檐点着了火。

这时，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去救人。屋子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不一会儿，头发乱蓬蓬的者太太又出现在门口，她老泪纵横，愤怒地瞪着我，嘴里好像在骂：“畜生！不是人的东西！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我不顾一切地又推了她一把。扑通一声，她仰面朝天向后倒下，倒下时，嘴里还在骂着：“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我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凉水，心里直感到害怕。但又一想，好歹干完得了。我将火把从门口扔到屋里的柴垛上，不一会儿，滚液的被烟从门口冒了出来。老太太的叫骂声渐渐听不到了，那年轻妇女和婴儿的哭声也听不到了。“活该！”我把那厚厚的木门用力关上，眼看着整个房子被恶魔一般的火焰吞没。

这位老太太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不辞辛苦地长年累月劳动了一辈子，终于给儿子娶上了媳妇，现在又抱上了孙子，心里该多高兴啊！可是，今天，我却把这幸福的家庭毁灭了！把祖孙三代人活活地烧死了！我不是个杀人的魔鬼又是什么！

这样的事情，在日军到过的地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丧失了人性，在整个山东省的范围内犯下了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种种罪行。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些严重罪行时，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由于日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中国国土上有1000多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有500亿美元的财富被掠夺。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按国际法的规定，把我们这些战争罪犯判处死刑都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1945年8月，我是在北朝鲜迎来战争结束的。作为战俘，我在苏联关押了5年，后作为战犯而被引渡到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6年。

我住的是一间可容纳15个人的大牢房，虽然门上挂着锁，可是房间里却意外地清洁、明亮，还装有暖气。这比日军的兵营还要舒服。没有劳动，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饭，而负责看守和教育我们的中国工作人员每天却只能吃一顿大米饭。

衣服、被褥、枕头、毛毯、毛巾、肥皂、牙粉、卫生纸、日用品、香烟、钢笔、墨水等都是统一新发的，洗澡和理发也很方便。特别是中国工作人员，不但没打过我们，连骂也没骂过我们。这和日本军队给予中国俘虏的待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最初，我们这些人对称我们为“战犯”有反感，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想，中国人对我们这样好，大概是为了把我们集体处死更方便，于是，心里普遍有一种不满情绪。虽然《监狱守则》上规定，每天都要有学习时间，可是我们却沉溺于打麻将、下象棋、用日语谈天，就是不肯学习。

可是整天地无所事事，也有烦的时候。我们向管理人员要书报看，他们发给我们中国报纸和在华日本人发行的报纸杂志看。刚开始不太习惯，可是久而久之对学习也就有了兴趣。我们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当时，管理所每天给我们用日语播送《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还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这些书籍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接触过的，学习给我们带来了探求未知世界的喜悦。通过学习，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受到的天皇制教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特别是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在管理所里仍然受到了不敢想象的优厚待遇，使我们非常受感动。我们认识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政策，也开始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朝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仿佛用铁锤砸碎了我们幻想美军打进中国来拯救我们的“美梦”。无情的事实，使我们感到绝望。同时，也促使我们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开始有了积极性。

5

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掀起了彻底但白自己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高潮，开展了一场“坦白运动”。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这些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可是，如果把一切罪恶都暴露出来，会怎么样给我们量刑呢？是坦白好还是隐瞒好呢？形势逼迫我们做出选择。

这时，宫崎弘元大尉在全所大会上把自己所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全部坦白了出来。在但白的最后，他泣不成声他说：“请给我严重的处分吧！”他仿佛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坦白的。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我虽然很受感动，可是心里仍然很矛盾。我开始只把那些杀鸡宰羊之类的事情一件一件写出来，而对另一些严重罪行则不敢写出。不眠之夜在继续着。

正在这时，我得了病，腰痛得直不起来，自以为是坐骨神经痛，可是治了好久也不见效。有一天，我接受了全面身体检查，才知道是患了性病。中国医生给我用了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每天打4支，连续打了4个月。治病期间，医生、护士给我以精心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把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禁不住流出了兴奋和感动的泪水。

后来，我才得知，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同日军打过仗交过手的士官以上的人员，其中一些人还与日军有杀父之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予了我们温暖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世界上哪里找这么人道的监狱！我逐渐明白了，中国的监狱，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把罪犯改造成为真正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了。

我在医务室治病期间，就下了决心：我应当知恩报恩。如果在这些人面前，我还不肯把自己的全部罪行交待出来，我还算是个人吗？于是，我把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都写进了坦白书，不管怎么惩处我，我都甘心情愿地接受！这样，我终于在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战胜了自己，从残无人道的军国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了。

1956年8月，我们上千名战犯被免予起诉，回到日本。回国后，我们受到了居心险恶的中伤和冷遇。有人说“他们是被中共洗过脑了”，使我们连职业也很难找到。我在一家袜子厂里当了很长时间勤杂工，还给牛奶厂当过送奶员现在，我自己开了一个小汽车修配厂。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我正在为和平与日中友好而奋斗。我们要更广泛、更深刻地推进和平与日中友好运动，要为把这一运动世世代代地推进下去而奋斗终生。

作者简历：

1920年出生于崎玉县；1935年小学毕业后进“青年学校”读书；1940年12月入伍，参加侵略中国，进入独立混成第10旅步兵第43独立营，任下士，在山东省内侵华日军服役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