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债云压城 第二章 告急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温州有大大小小45万家民营企业（个体户），这个庞大的群体每年的更新换代的规模和速度也非常庞大，几乎每年都会有近万家新企业诞生，与此同时，还有六七千老企业死亡。如同生态圈一样，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在温州的企业圈中适用，有效的更新换代有利于维持经济体的活力。
不过，随着危机的发生，温州的民营企业倒闭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死亡了。
此事，绝非偶然。
逃之夭夭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放假一天。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假就这样一直放了下去。
很快，“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消息开始在温州中小企业主之间传得沸沸扬扬。江南皮革的员工这才知道，公司董事长黄鹤及其全家在清明节已经神秘“失踪”。
成立于2002年的江南皮革从事高档PU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温州地区的一家知名企业，厂房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工人300多人。
江南皮革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金融危机凶猛来袭的2009年，江南皮革依然逆势上扬，销售额2.82亿元，利税总额达1800万元。因此，不论是在工人心中，还是在外界眼中，江南皮革都是一派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景象，前程似锦。
直到东窗事发前，江南皮革的掌舵者黄鹤都把一切粉饰得非常完好。正因为如此，黄鹤才能凭借江南皮革的雄厚实力与优质信誉获得民间大量融资与银行的巨额贷款。
更为荒唐的传闻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还向黄鹤主动放贷，当时黄鹤在电话里回复，银行转账是来不及了，除非明天把现金送到机场来。第二天，黄鹤在“销声匿迹”之前，还从该担保公司老板手中接过500万元的现金，一同带上了飞机。
很快，由温州龙湾区政府各部门联合成立的清产核资工作组介入江南皮革事件。
一个月不到，江南皮革的“画皮”被全部掀开，风光无限的背后是负债累累：江南皮革所牵涉的银行与担保公司债务约2亿元，民生、中信、农业、建行、兴业等都与之有直接贷款或间接借贷关系；除此之外，截至5月5日，持有关凭证前往工作组登记的债权人已达101家，民间借贷负债金额达1.37亿元。
如此斑斑劣迹，所有人始料未及，也深感疑惑——巨额负债从何而来？
此后，坊间开始议论纷纷，黄鹤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的传言不断：“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在温州中小企业危机中，黄鹤肯定不是第一个“出逃”的企业主，他只是引起媒体集体关注的第一人而已。黄鹤之后，温州企业主“逃之夭夭”者接踵而来。
温州市龙湾区有一家名叫“巨邦”的制鞋厂，曾几何时，这家制鞋厂是让龙湾区倍感骄傲的招牌利税企业，而进入这家制鞋厂工作是很多来到龙湾的打工者的幸运。
“‘巨邦’鞋业的工资总是比其他厂高一些，而且这里的工资总是很准时”，这是所有“巨邦”员工的心声。
但是2011年，“巨邦”的工人们却忽然发现，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老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把工资交到他们手上，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在门口聚集的虎视眈眈的追债人。
聚集在“巨邦”门口的追债人五花八门，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等待返款的进货商，有的是想要回定金的销售商，虽然身份不一，但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却都是相同的：听说“巨邦”的老板跑了。
“巨邦”鞋业的主要业务是制造外贸女鞋，在龙湾区，“巨邦”拥有两个厂房、三条生产流水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巨邦”的表象明显要强上许多。由于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款式设计，“巨邦”的生产成本下降了，订单却增加了。
那时的“巨邦”，与当地的其他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员工福利没有下降，银行贷款按时偿还，原材料商的货款没有拖欠，甚至连上交政府的利税都没有减少。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善的老板按时的还款，这些都让“巨邦”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口碑。甚至，一些和“巨邦”合作的供货商有时还会主动提出货款晚到一两个月。
2011年7月27日，“巨邦”鞋业总经理王和霞召开管理层会议，宣布车间员工放假7天，8月3日照常上班，期间行政人员照常上班；并承诺放假期间，每天补发每位员工生活费20元。员工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厂区，他们觉得这一定又是老板给予他们的福利。
但是7月28日，当行政人员来上班时，却发现总经理和厂长的办公室房门紧锁，高层领导的电话也都处于关机状态，整个厂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老板王和霞的去向。
2011年8月1日，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实被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披露了。当天，他们发给所有会员企业一份《内部通报》，其主要内容是“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欠债外逃。
8月3日，休假结束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上班，在门口，没有了经常热情欢迎他们的老板，更没有早应该发到手上的工资，而是一辆不断巡逻的警车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债主。
工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没有人读到过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更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本能的担心，自己上一个月的血汗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工人们还是幸运的，8月7日，在政府的协调下，王和霞的父亲汇了100万元到公司的账户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资解决了。
与这些工人们相比，“巨邦”鞋业的各种债主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巨邦”鞋业良好的信用基础，在它的这些债主中，有的从几年前就开始接受“巨邦”鞋业的欠款购货了，对于他们来说，王和霞逃跑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实。
随着消息的传开，越来越多的债主开始确信王和霞“跑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惊恐万状的债主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当年“巨邦”鞋业开具的支票，当他们到银行去取现的时候，如同最后尘埃落定一般地发现：这些属于“巨邦”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不过直到这时，还是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老板会就这么跑了呢？
表面上看，“跑路”的企业都源于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各有各的不幸。
4月19日，温州市内的港尚记酒店、波特曼咖啡厅和莱波特快餐店200多名员工收到放长假的通知，因为他们的老板严勤为陈洁夫妇的电话打不通了。
在员工眼里，严勤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老板。和很多温州企业主一样，严勤为的财富积累颇为艰辛。20世纪90年代严勤为以一家小卖部开始起家，之后发展到超市，波特曼咖啡厅是在2002年开始创立的。之后经过三四年的发展，波特曼咖啡厅在温州市内已有5家分店，同时，严勤为开始进行扩张，成立了快餐加工厂并设立数十家快餐店。
事与愿违的是，到2008年，新开的快餐店没受到市场追捧，原来的咖啡厅也因各种原因相继关闭。严勤为再次思变，多管齐下，成立了专卖海鲜的港尚记酒店，并开设了几家橄榄油专卖店。
为维持越来越大的摊子，严勤为开始向银行大笔贷款。2011年，银根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严勤为只得向民间借贷伸手求助。岂料，一伸手便回不了头。
数年来，企图在餐饮领域大展身手的严勤为银行欠款1000多万元，民间高利贷几百万元。眼瞅着不景气的生意和滚雪球般的高息债务，最终，严勤为夫妇不堪重负，选择了一走了之。
让员工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位白手起家辉煌一时而后仓皇逃跑的严老板良知未泯，据说，他还给员工留下60万支付工资，给工程商留下了汽车、房产等抵债。
在严勤为消失的同时，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也不告而别。位于温州乐清的三旗集团，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84年乐清华通线缆厂。从电缆、电线到葡萄酒生产、房地产投资，三旗已是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摊子铺得越大，风险越大，最终，三旗资金链断裂，风雨飘摇。
之后的两个月，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范某、浙江天石电子公司叶建乐效仿陈福财，负债外逃，尽管此时的陈福财又如同从地里冒出来一般，蓦然出现在6月24日的温州经济界帕累托公共政策沙龙上。
还有更加离奇的老板“跑路”情节。2011年的中秋节前夕，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颇感意外，往年的福利只是一箱方便面，今年却接到公司的通知——全体员工包括保安在内假期前往雁荡山度假。在如此惊喜面前，谁也没想到这是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在奥米的员工心满意足地旅游归来时，他们发现：公司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不翼而飞，同时，公司董事长以及高管等集体“人间蒸发”。
从2011年初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老板上演着前赴后继的“跑路潮”。仅在9月份，“跑路”的老板就达20多位。事实上，跑路企业、停工企业的具体数量并没有办法准确统计，除了已经见诸报端的有名有姓的中小企业之外，还有大量小微企业在悄无声息中跑路、停工、倒闭。瑟瑟秋风中，满眼萧瑟，那些本不起眼的叶片的飘落，早已无人在意。
老板“跑路潮”显然也影响到了温州当地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的生意，酒店主管时不时发现，头天晚上还在酒店入住的老板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头条——“跑路了”！
回顾往昔，“跑路”也不是偶然事件。
从2008年开始不断遭受重创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像一头野兽一般疯狂地寻找新的投资对象。在国际经济一片萧条，国内宏观政策收紧的大背景下，温州资本开始觉得实业投资变得愈加渺茫。于是，越来越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寻求投资金融，直接用钱生钱。
早在2005年上半年，由浙江泰力实业有限公司牵头，包括中瑞集团在内的几家温州企业就试图申请成立一家名为“建华银行”的民资银行，但民资进军金融业的这次尝试，由于政策限制而最终以折戟沉沙告终。
正途金融的失败让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金融业的灰色地带，私人借贷开始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急于求成的“投资者”开始进入“高利贷”行业。
相比2011年的“高利贷”，温州地区早期的“高利贷”还处于比较理性的阶段。从一两分利开始，大部分针对实体经济的放贷行为表明，这些至少让温州的“高利贷”还是以一种“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身份出现。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高利贷”渐渐变成了“高”利贷。
浙江涉高利贷老板出逃事件一览表
动辄五六分利的高息，开始让温州的高利贷行为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意义，而变成了“疯狂的人民币”。伴随着越来越离谱的利息，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温州的高利贷债主们就体会到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
最初的高利贷市场上，钱是贷给需要钱的企业主们的，那时的市场是强劲增长的，商品是供不应求的，高利贷是不会有人还不上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靠着“高利贷”发财的时候，这种曾经看上去很美的民间融资形式开始变得没有看上去那么美了。
看着同乡们放贷赚了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钱放贷。“高利贷”的市场利息也由一分两分变成了八分九分。疯狂的“高利贷”如同庞氏骗局的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引发了一场金融大雪崩。而那些刚刚入市的人，都成了没能跑掉的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成了资本灾难下的亡灵。
到2011年年中，温州中小企业主“大逃亡”已成蔚然之势。其中一支非常壮观的分队，则来自温州制鞋厂。
以温州瑞安恒茂鞋业的虞正林为“领跑者”，“巨邦”鞋业的王和霞、耐当劳鞋材的戴志雄、部落之神鞋业的吴伟华、蝶梦儿鞋厂的黄杰、唐风制鞋的黄伯鹤、星际鞋业的董事长、新耐宝鞋业的董事长，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支“出逃”接力赛的队伍中。
究其原因，各有千秋。但根本原因还是融资困难。
现在温州的很多中小企业，利润率能够在5%已经很不错了，高利贷的年利息却高达30%～180%。由于融资太难，不得不借高利贷，这就好比饮鸩止渴，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作为温州经济中的中坚力量，制鞋企业也是积年沉疴最严重的领域：原材料、工业用电价格高涨，劳动力密集人力成本大增，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大增，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微小。
而这一现象，在温州成百上千的制鞋企业中尤为突出。据温州鞋企老板反映，与去年相比，人工成本上涨至少20%，原材料采购价格增长超过8个百分点，而平均每双鞋用电成本也涨了5毛钱。因此，在通货膨胀的大局中，鞋制造业成为了温州危机的“风暴眼”，备受摧残，遍体鳞伤。
曾经为温州经济30年辉煌立下汗马功劳的制造业日益凋零，笼罩在温州头上“制造之都”的光芒渐渐黯淡。一时间，“看好老板，别让他跑了”，成为了温州工厂青年职工间的流行语。谁知，这种戏谑似乎预示着更加凄惨的悲剧将要发生。
悲情故事
尽管出事之前，媒体似乎从未关注过沈奎正，在温州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中，沈奎正领导的温州正得利鞋业属于中等。
正得利鞋业发展有10余年，公司规模厂房面积上万平方米，工人约近1000人，四个自创品牌——正得利、青春秀、柏芝公主、美人鱼并肩发展，势头良好。“光正得利这一个品牌，旺季的订单每月就超过10万双，在全国多数地区级城市都有销售网点。”
2011年下半年，当同城企业跑路潮四起时，温州正得利的员工并无担忧。
公司一切正常：正得利的四个品牌效应都不错，订单充足，客户稳定，生产一直有序进行，“就是公司董事长出事那天，企业账面上的情况还是正常的。”不仅如此，创始人沈奎正在公司口碑极佳，“老板为人好，对员工也好”。出于这样的信任，公司员工都笃信在这场风潮中，正得利必然是屹立不倒的强者。
然而，谁也没想到老板沈奎正的身后却是雾霭重重。
9月27日下午1点多，温州天空暗淡的浮云遮蔽了太阳的光芒，鞋佬沈奎正立在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03房间，目光透过了淡淡的云烟，漂浮在宽阔缓慢东去的瓯江之上。或许是痛苦、无奈、抑郁、恐惧、忧伤纠结在了沈奎正的心里；或许是数以亿计的高利贷无法偿还；或许是无法面对成百上千善良的员工；或许是惧怕楼下这些黑暗的角落躲藏着一些神秘人物黑溜溜的眼睛；或许是想到了电影《追捕》里的台词：“多蓝的天啊，一直往前走你会融化在蓝天里的，高昌不是跳下去了，唐纳也跳下去了，你也跳啊！”沈奎正瞟了这个时代最后一眼，毅然决然从温州望江路顺景大厦22楼跳下。
沈奎正没有融化在蓝天里，而是垂直地落在三楼平台的花园中，当场死亡。沈奎正是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鞋都温州正得利鞋业公司的老板，据说是因为“老高”问题（即高利贷），被逼无奈，选择了跳楼！沈奎正的跳楼，引起了了社会一片哗然，也摧毁了温州鞋业悲催的希望。
沈奎正没有像其他鞋企老板一样“落荒而逃”，而是选择了一条悲情的不归路，这让公司上上下下都心情沉重泪眼婆娑。正得利鞋业旗下的左右鞋业营销部常务副总经理孙玉华说：“我们四个品牌不但品牌效应好、客户固定、生产正常、订单充足，即使在董事长去世以后我们的管理层和工人都想把企业撑下去。直到昨天生产还在继续，但是银行把资金冻结了，我们没法付款给供应商，今天生产被迫停止了。”
事后相关部门公布：“沈奎正利用该公司为‘融资平台’，通过银行贷款、票据贴现和民间吸存筹得资金，涉足高利贷业务。据了解，其所涉银行资金1.5亿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总计7340万元。”
从“跑路”到“跳楼”，温州乌云密布，岌岌可危。
社会各界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这个昔日的“制造之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商议各种拯救与维稳的政策，那些身陷泥潭的企业主则惶惶不可终日，暗自打着各种各样的算盘。
温州下辖的泰顺县，是浙江省最南边的山区。身在温州这个“制造之都”的辖区，泰顺几无工业，因此相对贫困，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1998年，董顺生在泰顺创办育才高级中学，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泰顺县政府官员说：“育才（中学）确实为泰顺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比如初中升高中，以前泰顺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得上温州中学，现在每年有十来个。”
办学只是董顺生的一个起点，2003年，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成立，董顺生开始从事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以及矿业投资等。
“教育家”创业，董顺生在泰顺被视为投资界的“天使”，2006年被浙江省教育基金会授予“绿叶奖”荣誉称号。之后，立人教育集团迅速发展，融资也颇为顺利，在泰顺，“不管出去的还是在家务农的，很多泰顺老百姓有点钱都会贷给立人集团。”
经过四五年的发展，立人集团旗下拥有学校、公司等36家企业。
2011年下半年，立人集团资金链出现状况。在国家大环境影响下，立人集团所投资的煤矿开采受到严重限制，产量远远低于预期，房产项目严重滞销，大笔资金套牢。2011年10月，立人集团“不再承兑之前所借民间借款”的消息一经查出，便在泰顺当地引起哗声一片。多年来立人集团民间集资的雪球已经无法滚动，据说，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已经高达30亿元。
在此期间，董顺生多次发布公告，公布资产重组等方案，却为时已晚无补于事。11月底，泰顺县政府发布《泰顺县处置非法集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3个月后，董顺生被抓。
事发后，公众对这位曾经的“英雄人物”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据立人集团的内部员工反映，年过六旬的董顺生身患尿毒症，“直到被抓之前，董顺生还在日夜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还跟政府领导汇报情况”，同时他也公开表示，将自己一个多亿的家产全部拿出用来还债。事实上，被抓之前，董顺生也曾多次试图自杀，只是未能如愿。
甚至连泰顺县的领导也私下表示：“董顺生有国外护照，想走也不是难事，就冲着他敢留在泰顺共存亡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
2012年2月初，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家年会召开，会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发表演讲，为温州企业家正名。
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温州的企业家。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所以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它跟市场经济，跟企业家精神对立起来，把它妖魔化的话，我认为对温州是不公的，更不利于温州的发展。应该说温州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企业家，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市场改革不彻底，导致跳楼、自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我们温州的企业家用他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他的信用，你还能去指责他什么呢？他已经把命都搭上去了，我觉得用的是最惨烈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可取，但是我认为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开拓市场的精神。
在这一轮金融风暴中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让环境来适应自己，只能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这是我们的本能。所以，温州的企业家需要提升，特别在转型发展中需要提升。
如此动情的即兴演讲，为温州危机添了一份默默的温情。作为温州的领导人，陈德荣道出了沈奎正、董顺生等人无法言说的心声。
转型之殇
尽管“跑路”的消息如同一个个地雷，时不时地在温州炸响，但是“信泰集团的老板胡福林跑了”的消息还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使原本伤痕累累的温州经济再受重创。
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社会各界眼中“有国际影响力的眼镜生产企业”信泰集团，迄今已有18年历史，在温州、上海、深圳、香港等地设有子公司，员工达5000人，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年销售额约5亿人民币，并拥有自主品牌。
人人都眼见其光鲜华丽的“袍子”，却不知早已千疮百孔，爬满密密麻麻的“虱子”。直至9月20日信泰老板胡福林“人间蒸发”，才有网友开始爆料：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月息高达2000多万元；银行贷款8亿元，月息500多万元。
不论从企业规模，还是负债规模来看，胡福林的出走，都成了本年度温州危机中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一直以来以低调示人的胡福林再也无法“大隐于市”了。
跑掉的只是一个老板，而其身后有着20多亿的负债，包括民间高利贷12个亿，其中牵涉到的人员之众不言而喻。在温州这个“人人放贷当老高”的地方，不知又有多少家庭和个人因债主的失踪而陷入绝境。
一个颇有实力的集团企业，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负债？这是温州低端制造业寻求转型而陷入迷途的典型样本。产业调整是中国众多企业在实践的共同路径，但在温州，这显得尤为迫切。事实也证明，在这次中小企业倒闭潮中，打火机、皮鞋、眼镜、服装、塑料制品等利润微薄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成为这场悲剧中的最大主角群体。
“温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低利润的基础上。而今，随着劳动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提升，外加人民币升值、利率不稳定等宏观政策影响，温州企业陷入了“保市场还是保效益”的两难局面。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温州的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被挤至浙江省末位。2010年GDP仅2925.57亿元，这一数值还不足美的和华为两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之和。
尽管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商，但转型的问题同样迫在眉睫。
对于制造厂家来说，眼镜并不是一本万利的行业，而且资料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后，信泰的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信泰的国税缴纳额已经降为946万元，到2010年只有570.92万元。
也正是在2008年下半年，胡福林看准了光伏新能源制造，成立新能源事业部，开始迈向从传统制造业向新能源产业的“大跃进”。
很快，信泰集团斥资组建了一个光伏产业企业群：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一系列光伏产品，包括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
如此一来，信泰的转型开弓没了回头箭，势在必得，预计光伏产品在2011年达成600兆瓦，年产能70亿人民币。
虽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光伏产业的利润也惊人，与劳动力密集的眼镜制造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新能源的发展和扩张，无疑都是以眼镜行业的厂房和积累为抵押，获得大量银行贷款，从而实现可观的杠杆放大效应。
在转型的路上，胡福林一路狂奔。2009年，房价高峰期，信泰集团涉足房地产，在温州平阳、金华浦江等地开发或参股房产。
2010年，金融危机后欧盟对产业进行调整，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光伏产业跌入冰点，冲动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想回头也为时已晚。2010年底，在宏观调控的穷追猛打下，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银根收紧，信泰集团资金链条开始需要东补西凑：“企业信誉被降级是毫无疑问的，信泰集团的贷款今年一直就放不出来，现在银根一紧，现金流就断了。”
转型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盲目与冲动之下，脱离实业，而又转型失控，最终步入生死攸关的迷途，无可挽回。
在胡福林失踪后不久，坊间传言，信泰集团旗下光伏企业——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资人不堪巨额债务之重压，跳楼自杀。
转型，似乎是一条生死线，能走出来，就意味着豁然开朗，走不出，则分崩离析。在信泰之前，还有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在转型迷途中同样不幸阵亡。
温州霸力鞋业的辉煌顶点是在上世纪末。集“中国鞋王”、“中国名牌”等鞋业顶级称号于一身，企业年销售额一度高达2个亿。只有小学文化的王跃进把不起眼的皮鞋厂搞得红红火火，成为温州鞋企中的明星人物。
正如王跃进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冒进主义者，新世纪开始，霸力遭遇发展的“天花板”，企业停滞不前。王跃进开始急不可耐，开始另谋出路，走向“多元化经营”之路。
2005年，温州民营企业界出现矿产投资热。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其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3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
王跃进开始对鞋业撒手不管，一门心思开矿。然而，毫无开矿经验的他听不进建议，矿业经营得一塌糊涂，后又因涉嫌非法开采，被当地有关部门查处整顿。之后他又不断地从鞋厂调派人员去搞矿业，鞋厂的经营管理也开始混乱不堪。
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崩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霸力鞋业一度出现“以货抵债”的情况，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的货款。2009年8月7日，企业日薄西山的王跃进丢下上亿元的银行欠款以及数目不详的民间借贷，一走了之，留下身后一副被掏空的烂摊子。
霸力与信泰的转型之殇，有着惊人的雷同。这恰恰代表了一代温州企业家的迷茫与无奈。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第一批温州企业家已经步入知天命的年纪。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埋头向前，然而当瓶颈和桎梏出现时，他们的奋斗精神依然存在，但“大部分温州人没有目标性，不知该往哪里走”。
温州传统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已经有日薄西山之势，于是有更多的投机者和冒进者出现。踏踏实实只做实业的已经少见，留守实业的也开始三心二意。
但是，企业转型升级需要资金、人才、政策环境、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中小企业缺乏技术人才、企业老板对新兴行业缺乏了解，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企业转型中普遍存在，温州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如信泰、霸力之类的实力企业转型尚且走入迷途，中小企业的转型就更是举步维艰。
转型有风险，但如若不冒险求生，就只能僵守在传统产业中苟延残喘，走向寂灭。这是温州企业家最难以接受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企业关门被笑话的可能越来越小，反而是听说你还在做企业，一想你一年挣的还不如他们的零头多，就得心里笑你傻。”
众生相
面对温州的乱局，更多人担心这倒下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这种惶恐不安的氛围弥漫在整个温州城，一些原本发展健康的企业无辜地也深受牵连，难逃其害。
项碎兰是温州龙湾区工业园内的一家企业主，她创办的腾飞棉纺厂有着16年的历史，一直以来发展稳定，员工近百名，年产值2000万左右。当然，在温州制造业普遍衰落的当下，项碎兰的工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成本上升，贷款利率上涨，利润越来越薄。
当周边的同行开始将资金转移到投资领域时，项碎兰还是坚守阵地，她四处考察市场，希望寻求突破。2011年夏天，她深思熟虑后决定更新产品类型——生产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四五个亿。”
于是9月初，项碎兰订购了新的机器，开始对工厂进行了装修整改，撤掉旧机器，安装摄像头，一切重整待发。
尽管今年夏天开始，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消息不时传出，项碎兰始终不以为然。因为她从未借过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还有一年的期限，一切都让她放心，外界的纷纷扰扰离自己还很远。
两个星期之后，项碎兰听到一个消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老板吴保忠“跑路”了。这才让她感觉到这场温州危机与自己有了直接的关联。项碎兰的腾飞公司与宝康是互为担保的关系：“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提供800万元担保。”
尽管如此，项碎兰宽慰自己，这样一笔担保贷款不足以影响到工厂的正常运行。
世事难料，就在宝康出事后的第4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上门催款，事实上这些贷款还要一年才到期。过度敏感的银行派人在工厂四处查看，在厂里也引起一阵恐慌。3天后，事态更加严重，温州支行的行长亲自上门，把车堵在了工厂的大门口，要求项碎兰立即还款。于是事情闹大，项碎兰叫来了警察。
这时，在工厂对面树脂厂打工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下当时的情景，配上文字，“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1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发到微博上。
通过网络的传播，腾飞很快上了“跑路潮”的名单。这个不知实情的目击者的乌龙信息引发谣言四起，把腾飞直逼绝境：催款的银行陆续登上门来，到最后，平日里关系最好的银行也来催债了。为了不影响工厂11月份的正常投产，项碎兰四处凑钱还贷，甚至把家里的3层小楼也抵押了出去。
项碎兰的办公室里，还挂着几幅银行和信用社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个信誉良好的工厂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成为了无辜的牺牲品。
对于项碎兰而言，遭受如此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9月26日，陈松长发现自己莫名上了“跑路潮”的黑名单，事实上，当时他正在温州瓯海区长虹眼镜厂正常办公。为了辟谣，陈松长立即拍摄了厂区内正常开工的照片，上传到了网络，以正视听，成功进行了公关危机。
陈松长对采访的记者说：“最近确实看到许多企业欠债出逃的消息，但没想到我们企业也会被谣传，现在谣言散布者已经被公安抓获，在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中，企业也要站出来自我保护。”当然，像陈松长和项碎兰等一类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期盼的是希望能有一个可靠的权威机构站出来，发布准确的信息，及时跟进事态的发展，而不是任由谣言横飞，动摇人心。
与温州企业老板跑路潮同步的，还有“贱卖潮”。身处人人自危的混乱大势之中，握在手中的现金才是最真实的。于是，豪车、房产掀起甩卖风潮。
在温州市内，尽管新开的楼盘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房产中介的二手房房源却空前爆满。
温州鹿城广场的一个豪宅群，风光时达到8万元一平方米，2011年国庆长假一过，房价直线下跌：8万—6万—5万，甚至到了4.8万……
甚至还有更低的价——4.2万元，“对方急于出手，但问题是没有产权证。价格确实是便宜，但不知道这套房是不是已经担保给其他人了，所以还在犹豫中。”
急于甩卖的房产，有产权证的一般都有5年以上房龄，但更多的是产权证还没到手，卖家急着套现。对于这样的房子，好心的中介也会劝买家谨慎为好。
尽管房价低得让人动心，但是真正的成交量并不高，“现在的房子动辄1000多万1套，谁有那么多现金在手上？而且看着现在时机不对，谁会愿意接掉下来的石头啊，至少要等它在地上蹦几下再说。”
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更让人心动。
2011年10月中旬，温州豪车大甩卖的新闻登上了国内外各大媒体，“一辆奔驰S600，市场价260万元左右，现在只要40万元”，如此的行情吸引着各地的“投机客”前往温州“趁火打劫”。
已经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抵债；准备跑路的老板，豪车拿来套现。温州市二手车商会秘书长陈侠统计，2011年9月份，温州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交易量同比没有太大的增加，但是交易额却同比增加一倍，达到1亿元左右。
也就是说，温州的二手车市场成为豪车的展示中心。平时难得一见的限量版顶级豪车——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都在甩卖之列。
当然，豪车诱人，但风险也同在。现在温州的二手车大多并不是车主在卖，而是通过第三方——中间人、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虽然这些车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但买家也要再三权衡：“（这些豪车）虽然可能手续齐全，但车主不在，无法过户，而且不少车子本身都有贷款和按揭，搞不好会吃大亏。”
正在温州企业跑路潮沸沸扬扬之时，“50万美元买房送绿卡”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甚至有人说这为温州老板跑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尽管最后乌龙事件真相大白，“任何在美国民用住宅市场现金投资至少50万美元的外国人都可获得在美居留签证”的说法，只是美国参议员提出的一项议案，但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已经让公众草木皆兵。
“跑路潮”之后，温州老板不敢关机，随时随地把充电器带身边，以免被误传为“跑路”失踪。昔日温州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破坏，信誉危机的崩溃最为致命。
2011年8月8日，是温州的第十个“诚信日”。然而，“跑路潮”的出现使温州企业家陷入异常尴尬的局面。
在几个月前，温州的熟人之间借一两千万，往往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现在，即使是200万的额度，也必须立字据、写借条。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以前都是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就会担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之间都怀疑，‘你到底行不行啊’”。
这种变化，无形中给温州人心理造成的打击是不可估量的。温州人最初的良好信用从这样一个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
1936年，温州瑞安姓陈的向姓郑的借了6个银元，之后两家失去联系。姓陈的去世前交代儿子要把6个银元还上。儿子一生都没找到郑家后人，去世前便将还钱的任务交给孙子。后来，孙子终于找到郑家后人，尽管当时双方都不富裕，但是孙子还是还了4000元钱。
温州本土的危机，已经影响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温商的声誉。
一位在合肥的温商感叹不已：“关系好的银行，以前借几千万都很容易。现在几百万都借不到，怎么会这样？”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在温州当地的一个网上论坛上，有一篇来自意大利的新闻最为火热，这则新闻描述的就是：温州危机波及海外，远在意大利以及欧洲等地的温州商人，身受牵连，频频遭到质疑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