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末秋初

1976年7月6日，苏丹南部，埃尔贡山西北五百英里，中部非洲热带雨林的指状边缘处，一个以后将被埃博拉猎人牢牢记住的男人进入休克状态，死时身体的每一个孔窍都在流淌鲜血。大家提到他的时候只用他的姓名缩写：YuG。YuG先生是这次未知病毒爆发中的指示病例，也就是第一起确诊的病例。

YuG先生是恩扎拉镇上一家棉花加工厂的仓库管理员。恩扎拉的人口近年来增长迅速，这个小镇也经历了全球赤道地区共通的人口爆发。苏丹南部这个地区的居民是赞德人，他们是一个大部落。赞德人的家园很美丽，是夹杂着河畔森林的大草原，金合欢树丛生于季节性的河流两岸。非洲鸽栖息在树枝上，发出悠长的叫声。河流之间是象草的海洋，它们能长到十英尺高。向南朝着扎伊尔走，地势越来越高，平原变成丘陵，森林从河畔向外延伸，变得越来越浓密，在头顶上搭成树冠，你就进入了雨林地带。恩扎拉镇周围是肥沃的种植园，种着柚木、果树和棉花。人们很贫穷，但努力工作，供养大家庭，恪守部落传统。

YuG先生靠薪水吃饭。加工厂里有个堆满布匹的房间，他的办公桌就在那儿。蝙蝠栖息在离办公桌不远的天花板上。谁也没法证明那些蝙蝠有没有携带埃博拉病毒。病毒也许是通过某种未知途径进入加工厂的，比方说困在棉絮里的昆虫，又比方说加工厂里的老鼠。甚至有可能病毒和加工厂根本没关系，YuG先生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感染的。他没有去医院，最后死在自家院子里的一张吊床上。家里人给他举办了赞德人的传统葬礼，把尸体抬到象草丛的一片空地里，放在堆起来的石块底下。许多欧美医生拜访过他的坟墓，他们想亲自看一眼这个地方，思考它的含义，向苏丹埃博拉的指示病例聊表敬意。

后来人们记忆中的他是个“安静、不起眼的男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拍过照，似乎也没有人记得他的长相。哪怕在故乡，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据说他的兄弟高大瘦削，那么他大概也差不多。除了家人和少数几名同事，没有人知道他悄然离世。假如他不是这种病毒的宿主，他恐怕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印象。

他的病情开始自我复制。他死后没几天，办公室的另外两名职员也突然出血和休克，死时从全身的所有孔窍淌出鲜血。其中一名死者喜欢交际，姓名缩写PG。他和安静的YuG先生不同，社交圈很宽，有好几个情人。他在镇上广泛传播这种病毒。病毒很容易就完成了人际传播，显然是通过身体接触和性行为传播的。它蔓延得非常迅速，很容易就能在一个人身上扎根。它在苏丹爆发时，经历了多达十六代的传染，同时杀死了许多宿主。尽管这个结果并不符合病毒的最大利益，但假如一种病毒的传染能力足够强，能够足够迅速地从一名宿主传播到另一名身上，那么前一名宿主的命运也就无所谓了，因为病毒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我增殖，直到杀死宿主群体的大量人口为止。苏丹埃博拉的绝大多数致命病例都可以沿着传染链条追溯到那位安静的YuG先生。这个高危毒株从他身上辐射出来，几乎摧毁了苏丹南部的全部人口。这个毒株犹如野火，从恩扎拉镇出来一路向东来到马里迪镇，这个镇有一所医院。

病毒像炸弹似的击中医院，在患者之中肆虐，又从医院向外，像链状闪电似的打穿患者的家庭。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时显然没有给针头消毒，病毒通过针头很快传遍整个医院，随后扑向医护人员。高致病性、高致命性且无药可救的病毒有个特征，那就是它会迅速传入医护人员群体内。在某些案例中，医疗体系还可能进一步激发爆发的强度，就好比放大镜将阳光聚集在一堆易燃物上。

病毒把马里迪的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在病床之间传播，杀死左右并排的患者，医生注意到发狂、精神错乱、人格解体、类似僵尸的行为。有些垂死者脱光衣物，冲出医院，赤裸裸地浑身淌血，徘徊于马里迪镇的街道上，寻找自己的住处，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毫无疑问，埃博拉病毒损伤了大脑，导致智力衰退。不过另一方面，你很难分清脑损伤和恐惧效应。假如你被困在医院里，看着人们在病床上化作血水，只怕也会想逃出去，假如你在流血，吓得心惊胆战，只怕也会脱掉衣服，而人们肯定会认为你发疯了。

苏丹毒株比马尔堡病毒致命一倍，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感染者有一半会迅速死去。这可以和中世纪黑死病的致死率相提并论。假如苏丹埃博拉病毒扩散到非洲中部，几周内就会到达喀土穆，再过几周将攻破开罗，紧接着抵达雅典、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它有可能传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这种事终究没有发生，苏丹的危机很快结束，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毫不知情。苏丹发生的事情相当于秘密引爆了一颗原子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类离一次重大生物灾难有多近。

出于尚不清楚的某些原因，爆发渐渐平息，病毒随之消失。马里迪的医院是这场灾难的震中。病毒肆虐医院的时候，侥幸逃生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树林。这很可能是最明智的举措，也是能够想象的最佳结果，因为这么做停止了污染针头的使用，并且清空了整个医院，有助于打断传染的链条。

苏丹埃博拉病毒的消失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它的致死率太高了。杀人的速度太快，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患者在死前去传染其他人。另外一点，这种病毒无法通过空气传播。它的感染能力不够强，无法引发全面规模的灾难。它靠血液传播，但流血的患者在死前接触不了太多人，因此病毒没有太多机会被传给新宿主。假如病人能通过咳嗽让病毒进入空气……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总而言之，苏丹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杀死了几百人，势头就像火焰吞噬一堆干草，火焰最后从中央熄灭，留下一团灰烬；它不像艾滋病，艾滋病在全世界闷烧，仿佛煤矿里的大火，永远不可能被扑灭。埃博拉病毒的苏丹化身退回了丛林深处，毫无疑问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存活，它在某种未知宿主身上循环复制，能够改变自己的形状，能够突变成另一种新病毒，伺机以新的形态进入人类这个物种。

苏丹危机爆发两个月后，时间来到了1976年9月初，一种更加致命的丝状病毒出现在向西五百英里扎伊尔北部的邦巴区，那儿的热带雨林里分布着村庄，埃博拉河为人们提供水源。扎伊尔埃博拉毒株比苏丹埃博拉还要致命近一倍。似乎有某种对人类怀着深仇大恨的力量，出于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意图创造了这个怪物，让它无声无息地涌现世间。直到今天，科学家还没能确证扎伊尔埃博拉的第一起人类感染病例。

大概在9月的头几天，居住在埃博拉河南岸某处的某个无名氏触碰了什么带血的东西。或许是猴子肉——这个地区的居民捕猎猴子为食物；或许是另外某种动物，比方说大象或蝙蝠。也可能这个人摸了一只被碾死的昆虫，或是一只蜘蛛咬了他/她。无论病毒的原始宿主是什么，肯定是在雨林的血液间接触让它进入了人类世界。人类世界的大门多半就是这个无名氏手上的一道小伤口。

病毒在扬布库教区医院浮出水面，这家由比利时修女开办的医院开在扎伊尔内陆，有着波纹铁皮屋顶和石灰刷白的水泥墙，坐落于森林里的一座教堂旁边。每当教堂敲响钟声，你就会听见人们合唱赞美诗，用班图语念诵大弥撒。教堂隔壁，疟疾病人打着摆子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修女给他们打针，让他们感觉稍微好点。

扬布库教区还开设有儿童学校。8月底，一名老师和几个朋友去扎伊尔北部度假。他们找教会借了辆路虎向北走，一路考察这个国家。他们循着别人的车辙走得很慢，时不时陷进烂泥，驱车穿越扎伊尔就会遇到这种事。这条路基本上是树冠下的一条步行小径，永远被树荫笼罩，感觉就像在隧道里开车。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埃博拉河畔，搭渡轮过河后继续向北。来到乌邦贵河附近，他们在路边市场停下，那位老师买了些新鲜羚羊肉。他的一个朋友买了只刚宰杀的猴子，放在路虎的后车厢里。他们开着路虎一路颠簸，几个人里谁都有可能摸过死猴子或羚羊肉。

他们掉头返回，老师到家后，妻子炖了羚羊肉，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些。第二天早晨，他感觉不舒服，所以在上班前去了趟教堂另一侧的扬布库医院，请护士给他打针。

每天清晨，扬布库医院的修女都会把五支注射器摆在桌上，一整天就用这些注射器给患者打针。她们每天用五个针头给门诊和妇产科数以百计的患者注射药物。修女和医护人员偶尔在一次注射后用一盆热水洗掉针头上的血液，但大多数时候不清洗就直接给下一个人注射了，针头从一条胳膊转移到另一条胳膊，混合了越来越多人的血液。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很强，血液里的五到十个病毒粒子就足以在下一个宿主身上引发极度增殖，因此这种行为给病原体传播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老师接受注射后没几天，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发作了。他是扎伊尔埃博拉已知的第一起病例，但他有可能是在医院里通过脏针头染上病毒的，所以在他之前看病的某个人或许也感染了病毒，修女给他注射用的针头后来用在了老师身上。这个无名氏多半就站在老师前面排队等待打针。正是这个人引发了扎伊尔的埃博拉爆发。和苏丹那次一样，这种从理论上说有可能传遍全世界的生命体，它的涌现完全起始于一名感染者。

病毒同时在医院周围的五十五个村落爆发。首先杀死了接受注射的那些人，然后在家庭内传遍，杀死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在非洲为葬礼包裹死者的是女人。病毒扫荡了扬布库医院的护理人员，杀死绝大多数护士，然后扑向比利时修女们。第一个发作埃博拉的修女是一名助产士，她接生了一个死婴。母亲因为埃博拉而奄奄一息，将病毒传给了尚未出生的孩子。胎儿显然在子宫内崩溃并流血至死，因此母亲自然流产，接生死胎的修女在操作时双手沾上了鲜血。母亲和胎儿的血液都有极强的传染性，修女的皮肤上肯定有小破口或伤口。五天后，她死于爆发性感染。

扬布库医院有个现在被称为M.E.修女的护士。她染上l\'pìdmìe（法语，“流行病”，人们刚开始就是这么称呼这种病的），病得很厉害。扬布库的一名神父决定带她去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让她得到更好的医治。他和一位E.R.修女开路虎带着M.E.修女来到邦巴镇，镇子位于刚果河畔，煤渣砖和木头简易房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他们去邦巴机场雇了一架小型飞机去金沙萨，降落后送M.E.修女进恩加利埃马医院，这是瑞典修女开办的一家私立医院，她得到了一个独立病房。她在这里忍受临终前的痛苦，最后将灵魂托付给上帝。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袭击人体内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组织。这是一种完美的寄生生物，因为它几乎将整个人体变成了饱含病毒粒子的黏液。构成埃博拉病毒粒子的七种神秘蛋白质就像不知疲倦的机器、分子尺寸的鲨鱼，吞噬人类的身体，供病毒自我复制。血液中出现细小的凝块，血液越来越黏稠，流得越来越慢，凝块附着在血管壁上。这就是所谓的“铺壁”，因为凝块会像瓷砖似的拼接在一起。瓷砖越铺越厚，继续产生更多的凝块，凝块随着血液流进毛细血管，堵塞血流，切断人体各个部位的供血，导致大脑、肝脏、肾脏、肺部、大小肠、睾丸、乳腺组织（无论男女）和全身皮肤出现坏死点。皮肤上出现名为“瘀点”的红色斑点，那实际上是皮下出血。埃博拉病毒攻击结缔组织尤其凶狠；它在胶原内增殖，胶原是维系器官的结缔组织的主要构成蛋白质，而埃博拉那七种蛋白质能够吞噬支撑人体的蛋白质。就这样，人类体内的胶原变成稀泥，皮肤从底层开始坏死和液化。皮肤上会冒出无数白色小水疱，和名为“斑丘疹”的红色皮疹混在一起。这种皮疹看上去像是木薯布丁。皮肤上会自发出现裂口，裂口涌出血液。皮肤上的红斑会增长、扩散和合并，变成自发产生的大块瘀伤，皮肤变得柔软和脆弱，稍微有点压力就会破裂。你的口腔会出血，牙龈会出血，连唾液腺都会出血——身体的每一个孔窍，无论多么细小，都会开始出血。舌头表面变得鲜红，随后腐烂剥落，死肉被吞下去或吐出来。据说失去舌头表皮的疼痛超乎想象。舌头的皮肤会在黑色呕吐物涌出时被撕掉。喉咙底部和气管外壁也会腐烂脱落，坏死组织顺着气管滑入肺部，或者随着痰液被咳出来。心脏内会出血，心肌变软，出血流入心室；心脏每一次跳动，血液都会被挤出心肌，涌入胸腔。坏死的血液细胞堵塞大脑，这是所谓的脑内血球沉积。埃博拉会攻击眼球内壁，血液会充满眼球，你也许会丧失视力。眼睑淌出血滴，你也许会流下血泪。血液从眼睛顺着面颊流淌，而且无法凝结。你会半身中风，一侧身体瘫痪，这在埃博拉病例中永远是致命打击。哪怕凝血在渐渐充满你的内脏器官，流出身体的血液却无法凝结，情形就像是从凝乳里挤出的液体。血液内的凝血因子已被消耗一空。你把流动的埃博拉血液放进试管观察，会发现血液本身已被摧毁。红细胞破损死亡。血液像是在电动搅拌器里打过似的。

埃博拉在宿主还活着的时候就能杀死大量组织。它能造成斑状坏死，逐渐扩散到所有内脏器官内。肝脏膨胀变黄，开始液化，最后崩裂。裂口贯穿整个肝脏，深入其内部，肝脏彻底坏死和腐烂。凝血和死细胞堵塞肾脏，肾脏停止工作。肾脏衰竭之后，尿液毒素进入血液。脾脏变成一整个棒球大小的坚硬血凝块。血液会充满肠子。肠壁组织死亡后脱落进入肠内，与大量血液一同排出。对男人来说，睾丸会肿胀，变成青紫色，精液会充满埃博拉病毒，乳头会流血。对女人来说，阴唇会变成青紫色，向外突出，阴道会严重出血。病毒对孕妇来说是个灾难：胎儿会自然流产，通常会被病毒感染，生下来就眼球通红，鼻孔流血。

埃博拉比马尔堡病毒更加彻底地摧毁大脑，埃博拉患者在临终时往往会进入癫痫般的痉挛：犹如大发作型癫痫——整个身体抽搐震颤，双臂和双腿胡乱踢打，流血的眼睛翻白眼。震颤和抽搐会让血液飞溅。癫痫溅血很可能也是埃博拉的求生策略：通过污染创造传播机会——在患者濒死时引发全身抽搐，将血液洒得到处都是，给病毒传播给下一个宿主的机会。

埃博拉和马尔堡的增长迅速而猛烈，人体内被感染的细胞塞满了病毒粒子的结晶体。这些结晶体是细胞内尚未破壁而出的病毒幼体，俗称“砖块”。砖块首先出现在细胞中心附近，继而向表面移动。晶体抵达细胞壁后，会分解成数以百计的病毒粒子，幼体像发丝似的穿透细胞壁，进入宿主血液。新生的埃博拉病毒粒子附着在身体各处的细胞上，钻进去继续增殖。它就这么不断增殖，直到身体各处的组织内都塞满了结晶体，成熟后就有更多的病毒粒子进入血液，扩大增殖冷酷无情地继续着，最后宿主的一滴血液里就有上亿个病毒粒子。

宿主死后，尸体会突然瓦解：内脏器官已经坏死或部分坏死好几天，早已渐渐解体，崩溃过程与患者的休克有所联系。尸体的结缔组织、皮肤和内脏器官布满了坏死斑块，经过高烧的加温，因为休克而损毁，此刻开始液化，尸体泄漏出的液体充斥着埃博拉病毒粒子。

M.E.修女死后，病房的地板、椅子和墙壁都沾满血迹。见过那个房间的人告诉我，医护人员用许多被单包裹尸体后送去埋葬，但谁都不肯进房间清理。医生和护士不肯碰墙上的血液，甚至害怕呼吸房间里的空气。房间关闭上锁，一放就是好几天。这位修女死后的病房或许会让人怀疑上帝的本性，也会让不信者看清大自然的本性。

没有人知道这位修女的死因，凶手无疑是某种有复制能力的病原体，但这种疾病的病征和症状让你很难冷静思考。同样让人很难冷静思考的还有从森林地区来的传闻：据说这种病原体在上游的刚果荡平了几个村庄——这些传闻其实是谣言。病毒有选择地攻击一个个家庭，但谁也不明白原因，因为从上游来的消息已被阻断。金沙萨的医生研究修女的病例，开始怀疑她死于马尔堡病毒或类似马尔堡的某种病原体。

这时，E.R.修女（她陪同M.E.修女乘车到邦巴，然后又飞到金沙萨）也发作了那种“流行病”。医护人员将她安置进独立病房，她表现出同样的病征和症状，渐渐死去。

恩加利埃马医院有个名叫玛英嘉·N的年轻护士（名叫玛英嘉，姓氏缩写为N），M.E.修女在染血病房死去时，她负责照顾修女。她很可能接触了修女的血液或黑色呕吐物，开始感觉头痛和疲倦。她知道她病了，但不想承认那是什么病。她出身穷苦，但志向不小，她得到了奖学金，可以去欧洲念书。她害怕生病会被禁止出国。头痛愈发剧烈，她扔下工作消失了，一连两天不见踪影。在这两天内，她去了城里，想在明显生病前搞定出国许可证。失踪的第一天，1976年10月12日，她在扎伊尔外交部排了一天的队，希望能办好她的文件。

第二天，10月13日，她的感觉更加不好了，但她没有去上班，而是再次进城。这次她乘出租车去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耶莫妈妈医院。她的头痛得眼前发黑，胃痛也在加剧，她肯定是吓坏了。她为什么不去自己工作的恩加利埃马医院就诊呢，那里的医生肯定会照顾她。这是个“心理否认”的案例。她不想承认她被传染了，哪怕是向自己承认。她希望自己只是疟疾发作而已。她去了耶莫妈妈医院，这里是全城穷人的最后希望，她在挤满了贫民和儿童的临时病房里等了几个小时。

我能在脑海里看见她——玛英嘉护士，美国陆军冷库里那一株病毒的来源。她是个安静而美丽的非洲姑娘，讨人喜欢，二十来岁，鲜花般的年纪，怀着未来和梦想，希望自己身上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据说她的父母很爱她，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此刻她坐在耶莫妈妈的临时病房里，挤在疟疾患者、裹着破布的大腹孩童中间，谁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因为她只是头痛和眼球发红而已。人们会猜她也许哭过，所以眼睛才那么红。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抗疟疾药，说她的病情需要隔离。但耶莫妈妈医院的隔离病房没有床位了，所以她离开医院，又叫了辆出租车，请司机送她去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儿的医生也许能帮她。但来到大学医院，医生在她身上找不出什么异样，只觉得有些病征像是疟疾。头痛越来越严重。她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我试着想象那时的她，几乎可以肯定她在哭泣。最后，她别无选择，只好返回恩加利埃马医院，以患者身份就诊。医生给她一个独立病房，她变得没精打采，面容像是僵硬的面具。

病毒和病毒如何残害人类的消息已经渐渐传出森林地区，这会儿又有传闻说一名生病的护士在金沙萨活动了两天，在拥挤的房间和公共场所与许多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全城顿时陷入恐慌。消息首先在教会内不胫而走，然后是政府雇员和鸡尾酒会上的外交人员，最后抵达欧洲大陆。消息传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日内瓦总部，他们进入全面戒备。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说你能感觉到走廊里飘着恐惧，看得出总干事心神不定。在一个两百万人口的第三世界拥挤城市里，玛英嘉护士似乎是爆发性致命传染链上的关键携带者。世卫组织的官员害怕玛英嘉护士会引发一场世界级大瘟疫。欧洲国家的政府考虑封锁来自金沙萨的航班。一名应该在医院接受隔离的感染者进城活动了两天，这件事开始像是能威胁全人类的生存了。

扎伊尔的最高领导人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派遣军队开始行动。他在恩加利埃马医院周围布下岗哨，禁止除医生外的任何人出入。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在医院里接受隔离，而士兵负责保证隔离得滴水不漏。蒙博托总统下令军队用路障封锁邦巴地区，射杀所有企图闯关者。邦巴与外界主要通过刚果河联系。船长们到此时已经听说了病毒的威力，无论人们在岸上如何苦苦哀求，他们也不肯在邦巴地区靠岸。接下来，与邦巴的无线电联络也中断了。没有人知道上游在发生什么，谁在死去，病毒如何肆虐。邦巴从地图上消失，落入沉寂的黑暗深渊。

恩加利埃马医院第一名患者M.E.修女临死前，医生决定给她做所谓的“濒死活检”，也就是在接近死亡时快速采集组织样本，而不是等死后做全面尸检。尽管医生很想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在她体内繁殖，但她所属的教会禁止尸检。临终休克和抽搐开始时，医生将长针插入她的上腹部，吸出一定量的肝脏组织。肝脏已经开始液化，针头很大。足量的肝脏组织通过针头进入活检注射器。很可能就是在濒死活检的时候，她的血液喷在了墙上。医生还在她的手臂上采了血样，装进玻璃试管。这位修女的血液非常珍贵，因为它含有这种未知的高危病原体。

血样被空运送往比利时的国家级实验室，还有英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位于威尔特郡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所。两个实验室争分夺秒开始鉴定这种病原体。另一方面，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的科学家感觉受到了排斥，他们想方设法希望能拿到修女的血液，打电话到非洲和欧洲恳求样本。

CDC有个分部专门研究新出现的未知病毒，名叫“特殊病原体部”。1976年扎伊尔爆发疫情时，部门主管是卡尔·M·约翰逊医生，这位病毒猎手的活跃区域是中南美洲。（他与平民病毒猎手吉恩·约翰逊和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均无血缘关系。）卡尔·约翰逊和CDC的同事们对扎伊尔河流上游区域的疫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扎伊尔有人因为“一般症状”的“热病”而死，森林地区和修女死去的医院都还没有传出消息。但他们觉得事情听起来很严重。约翰逊打给他在波顿唐实验室的朋友，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分一点修女血样的残渣给我就行，我们实在很想研究一下。”英国人答应下来，他收到的也确实就是一点残渣。

送达CDC的修女血样装在玻璃试管里，玻璃试管放在盛满干冰的保温箱里。试管在运输过程中破碎了，腐败的原始样本流遍了整个保温箱。CDC的病毒学家帕特里夏·韦伯（她当时和约翰逊是夫妻）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被血糊满了。血样黑色而黏稠，看起来像是焦油或土耳其咖啡。她戴上橡胶手套处理血样，但除此之外没有特别做其他预防措施。她用棉球蘸了些黑色物质，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挤棉球，采集了刚够检验病毒的几滴血样。

帕特里夏·韦伯将黑色血样加入盛着猴子细胞的三角瓶，细胞很快染病和死亡，而且是爆裂而死。这种未知病原体能感染猴子细胞，并且撑爆它们。

另一位研究这种未知病毒的CDC医生是弗雷德里克·A·墨菲，这位病毒学家曾经出力鉴别马尔堡病毒。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专门拍摄病毒，作品曾在多家艺术博物馆展出。墨菲想瞅一眼这些垂死的细胞，看能不能拍摄到里面的病毒。10月13日，也就是玛英嘉护士在金沙萨的候诊室里等着看病那一天，他采集了细胞里的液体，滴了一滴在载玻片上晾干，然后放进电子显微镜，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里挤满了病毒粒子。某种状如长索的东西贯穿了冻干液体。一时间他都不敢呼吸。他心想：马尔堡。他认为出现在眼前的还是马尔堡病毒。

墨菲突然起身，感觉很怪异。他刚才制备样本的实验室：那间实验室已是高危区域，危险得堪比地狱。他走出显微镜室，随手锁好门，匆忙跑向他操作原始材料的那间实验室。他取出一瓶次氯酸钠消毒液，从上到下擦洗整个房间，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试验台和水槽。他一丝不苟地给整个房间消了毒，然后打电话给帕特里夏·韦伯，报告他在显微镜里看见了什么。帕特里夏打给丈夫：“卡尔，你快来实验室。弗雷德看了个样本，他见到了‘蠕虫’。”

他们望着那些“蠕虫”，尝试分辨形状。他们看见了长蛇、辫子、树枝、像是字母Y的分叉、像是小写g的蜿蜒曲线、像是字母U的弯曲形状、像是数字6的圈环。他们还看见了一个典型形状，命名为“牧羊人的曲杖”。其他埃博拉研究者称之为“有眼螺栓”，你在五金店里很容易见到这个形状的这种螺栓。还有人形容它是带长尾巴的玉米圈。

一个埃博拉病毒粒子，拥有显著的“牧羊人的曲杖”结构，不过在这张照片里是个缠结的双曲杖。这是埃博拉病毒最早的照片之一，拍摄于1976年10月13日，拍摄者是当时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弗雷德里克·A·墨菲。神秘的结构性蛋白质像绳索般缠在一起，围绕着含有遗传密码的RNA单链。放大倍率：112000。

第二天，帕特里夏·韦伯对病毒做了一些测试，发现它对能辨认马尔堡和其他病毒的测试没有反应，因此这是一种未知病原体，一种新病毒。她和同事分离出毒株，确定这种病毒前所未见。他们赢得了为其命名的权利。卡尔·约翰逊将它命名为“埃博拉”。

卡尔·约翰逊后来离开了疾控中心，如今大多数时间都在蒙大拿飞钓鲑鱼。他为各种事务提供顾问服务，包括设计负压的高危工作区。我得知可以通过蒙大拿大天空（Big Sky）的一个传真号码联系他，于是发了份传真给他。我在信里说埃博拉病毒让我很着迷。对方收到了我的传真，但没有回音。我等了一天，再发一份传真。依然石沉大海。他肯定忙着钓鱼没时间搭理我。但就在我放弃希望之后，我的传真机突然吐出了他的回信：

普雷斯顿先生：

假如一条眼镜蛇对着你摆动头部，而你盯着它的眼睛，你会认为这种感觉叫“着迷”吗？但这就是我对埃博拉的感觉，说是吓得屁滚尿流还差不多。

卡尔·约翰逊和同事们首先分离出埃博拉病毒后的第三天，他与疾控中心的另外两名医生前往非洲，同时还带去了十七箱器材，希望能阻止病毒在扎伊尔和苏丹的蔓延（苏丹那次爆发还在继续）。他们先飞到日内瓦，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世卫组织也不怎么清楚爆发的具体情况。于是疾控中心的医生们调配设备，装上更多的箱子，准备去日内瓦机场赶往非洲。但就在最后一刻，疾控中心的一名医生畏缩了。据说他被指派前往苏丹，但一步都不肯向前走了。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卡尔·约翰逊向我解释说：“我见过能引发大出血的病毒吓得年轻医生落荒而逃——绝对不夸张。他们无法在爆发期间继续工作，甚至不愿意下飞机。”

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喜欢一边飞钓一边回顾往事。（“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嘛，”他对我解释说。）于是我飞到蒙大拿，和他一起钓了几天大角河的鳟鱼。10月份的天气晴朗而温暖，河畔棉白杨的树叶已经变黄，在南风中沙沙作响。约翰逊戴着眼镜，站在齐腰深的多变河水里，嘴角叼着香烟，手持钓竿，从水里提出钓线，投向水流上游。他身材瘦削，留着大胡子，声音柔和，你在风中得竖着耳朵听。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生命体。“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望着水面，向下游走了一步，再次投下钓线，“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邦巴地区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没有无线电通信。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是安德洛墨达毒株——高致死率，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而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呢。”

一声尖啸撕破天空，听起来不像是人类发出的。

他从水面转开视线，环顾四周。“听见那只雉鸡了吗？我喜欢大角河就是因为这个，”他说。

“你觉得病毒很美丽？”

“噢，对，”他用柔和的声音说，“盯着眼镜蛇的眼睛看，恐惧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你说是不是？你渐渐看见美的本质，恐惧越来越少。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埃博拉病毒，就像欣赏完美的冰雕城堡。这东西那么冰冷。纯粹得那么彻底。”他漂亮地抛出钓线，水流吞没了钓饵。

世卫组织在金沙萨召集了一个国际团队，努力阻止这场埃博拉爆发，卡尔·约翰逊担任领队。

和约翰逊飞到扎伊尔的另一位疾控中心医生乔尔·布雷曼加入现场勘察小组，乘飞机去内陆，探查邦巴的局势。那是一架C-130水牛运输机，美国制造，属于扎伊尔空军，其实就是蒙博托总统的私人飞机，有猎豹皮的座椅、折叠床和酒吧，就像总统阁下的空中宫殿，平时负责运送总统和家人去瑞士度假，今天却载着世卫组织的工作组，沿着刚果河飞往东北部的高危地区。他们坐在猎豹皮的座椅上，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雨林和棕色河流，偶尔有U字形河湾打破单调的风景，依稀可见的小路将圆形茅草屋连成珠串。布雷曼趴在窗口，望着脚下慢慢变成非洲的心脏地带，他开始害怕着陆。在空中他很安全，离深不可测的森林还远着呢，但底下……他开始想到，去邦巴就像自寻死路。他最近刚以州政府的传染病学家身份调往密歇根州，此刻临时被召集来到非洲。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密歇根州的家里，这会儿突然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带了过夜包和牙刷，花了点时间把纸质外科手术口罩、手术服和橡胶手套塞进行李。他没有处理高危病原体的合适装备。水牛运输机开始下降，邦巴镇这个沿着刚果河蔓生的没落港口出现在眼前。

水牛运输机在镇外的跑道降临。扎伊尔籍的机组人员很害怕，不肯呼吸机舱外的空气，没有停下螺旋桨就把医生赶出舱门，将行李搬下飞机。水牛飞机加速起飞，留下医生们站在机尾的气浪里。

进了镇子，他们找到邦巴地区的总督。他是本地出身的政治家，正心烦意乱。他深陷困境，倒霉事已经淹过头顶。“我们处境艰难，”他对医生说，“我们得不到食盐和糖。”他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又说：“我们甚至搞不到啤酒。”

小组里的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他夸张地把一个黑色航空包扔在桌上，把包翻过来，几沓现金稀里哗啦地掉出来，在桌上垒成令人赞叹的一堆。“总督阁下，这个也许能帮你改善局面，”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布雷曼问比利时人。

比利时人耸耸肩，低声说：“你看着，这儿就是这么办事的。”

总督捧起钞票，保证用他能动用的一切政府资源全力配合他们开展工作，还借给他们两辆路虎越野车。

他们向北边的埃博拉河推进。

时值雨季，所谓的“道路”是被溪流切断的一连串烂泥坑。引擎嚎叫，车轮空转，他们在连绵不断的大雨和窒息的闷热中以步行速度穿过森林。他们偶尔遇到村庄，在每个村庄都看见了伐倒大树垒成的路障。和天花病毒打了几个世纪的交道之后，村庄里的智慧长者已经有了控制病毒的土办法：切断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保护村民不受瘟疫肆虐的侵害。这是反向隔离，非洲的古老传统，村庄在疾病流行期间禁止陌生人入内，赶走胆敢出现的外来者。

“你们是谁？你们干什么？”他们隔着路障对路虎喊话。

“我们是医生！我们来帮忙！”

村民终于清开树木，小组继续深入森林。经过漫长而艰苦的一天跋涉，他们从刚果河向内陆走了五十英里。最后临近傍晚的时候，一排圆顶茅草屋出现在眼前。茅草屋另一侧的森林中央是一座白色教堂。教堂旁边有两个足球场，他们看见其中一个足球场上有一堆焚烧过的床垫。再过去两百码，他们来到了扬布库教区医院，低矮的水泥建筑物外墙用石灰刷白，屋顶是波纹铁皮。

医院安静得像是坟墓，似乎已经荒弃。铸铁或木质床架上没有床垫，染血的床垫已经在足球场上被付之一炬，地面经过擦洗，干净得一尘不染。小组找到了三位幸免于难的修女和一位神父，还有几位忠实于职责的非洲护士。病毒杀死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之后，他们将医院打扫干净，这会儿正在用杀虫喷雾熏蒸病房，希望这么做就能驱散病毒。有一个病房尚未打扫，那是连修女都没有勇气进去的产科病房。乔尔·布雷曼和小组成员推开门，看见几盆污水，沾着血的注射器扔得到处都是。垂死的母亲在这里产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胎儿，病房在她们分娩的过程中被放弃了。小组在世界尽头找到了病毒女王的红色房间，这种生命体在这里通过母亲和死产的胎儿增殖扩张。

大雨没日没夜地下着。医院和教堂周围是肆意生长的美丽树木，樟树和柚木彼此纠缠，树冠盘绕交错，在雨中沙沙作响；猴群发出难以解释的呼号，像风一样在树冠之间跳跃，树枝随之摇曳摆动。第二天，医生们驱车继续深入森林腹地，接触到受到感染的村庄，看见人们在茅草屋里等死。有些患者被送进村庄边缘的孤立茅草屋，这是非洲人对付天花的老办法。有些死过人的茅草屋被付之一炬。病毒的潮头似乎已经渐渐过去，病毒在邦巴迅猛地来回扫荡，绝大多数会被夺去生命的人已经死去。乔尔·布雷曼胸中一阵翻腾，医生的清醒头脑突然帮他看清了事情本质：患者是在医院被感染的。病毒在修女身上扎根，然后吞噬了向修女寻求帮助的人们。在一个村庄里，他给一名垂死的埃博拉感染者做检查。这个人坐在椅子上，抱着腹部，身体痛苦地前倾，牙齿缝里涌出血液。

他们尝试用无线电联系金沙萨，想报告卡尔·约翰逊等人说疫情已经过了最高峰。一周后，他们还在努力建立无线电联系，但信号就是不通。他们回到邦巴镇，在河畔等候。一天，一架飞机嗡嗡飞过，绕着镇子盘旋一圈后降落，他们跑向飞机。

金沙萨的恩加利埃马医院，医生将玛英嘉护士送进独立病房，需要经过准备室才能进去，这算是个灰色区域，护士和医生要在进病房前穿上生物防护服。照顾玛英嘉的是一位南非医生，名叫玛格丽莎·伊萨克森，她刚开始戴着军用的防毒面具，但在热带的高温下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她心想：我受不住了，戴着这鬼东西，我要是能活下来才叫奇怪呢。她随即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她心想：我的孩子已经成年，我不需要再为他们负责了。于是她摘掉防毒面具，面对面地照顾垂死的玛英嘉。

伊萨克森医生尽其所能救助玛英嘉，但面对这种病原体，她和面对黑死病的中世纪医生一样无能为力。（“这东西不像艾滋病，”她后来向我回忆道，“和它相比，艾滋病就像儿童玩具。”）她让玛英嘉护士含住冰块，缓解喉咙的剧痛；让她服用安定，尽量帮她忘记前方的大恐惧。

“我知道我快死了，”玛英嘉对她说。

“胡说什么呢。你才不会死，”伊萨克森医生答道。

玛英嘉开始流血，血从口腔和鼻孔淌出，没有血流成河，只是不停滴落，无论如何都止不住，也不会凝结。这是出血性的鼻衄，在心脏停止跳动前是不会停止的。伊萨克森医生给她输了三次全血，以弥补鼻衄失去的血液。玛英嘉一直到临终都清醒而沮丧。到了最后阶段，她的心脏狂跳不止。埃博拉病毒进入了心脏。玛英嘉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内逐渐肿大，她的惊恐难以用语言形容。当晚她死于心肌梗死。

她的病房被血液污染，那两位修女的病房也面临同样问题，血迹斑斑的房间一直锁着。伊萨克森医生对医护人员说：“现在我对你们没什么用处了。”她找到水桶和拖把，开始清扫病房。

玛英嘉在金沙萨活动的那段时间内，曾经与三十七个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医疗小组开始分头寻找这些人的下落。他们在医院设立了两个生物隔离大棚，将这些人隔离了两周时间。他们用浸泡过化学药剂的被单层层包裹两名修女和玛英嘉护士的尸体，套上两层塑料裹尸袋，放进用螺钉固定顶盖的气密棺材，在医生们的注视下，在医院内举行了葬礼。

调查组赶往上游邦巴地区之后，卡尔·约翰逊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他害怕他们已经死了，担心病毒即将席卷整个城市。他组织起一艘医疗船，停在刚果河上。这是供医生使用的隔离船。金沙萨市也许会变成高危地区，这艘船将成为灰色区域，医生们的避难所。当时约有一千名美国人生活在扎伊尔。在美国本土，陆军的八十二空降师进入紧急状态，一旦金沙萨市出现埃博拉病例，他们就会开始疏散美国公民。但事情的发展让扎伊尔和全世界都又是吃惊又是松了一口气：病毒始终没有蔓延进入城区。它在埃博拉河上游渐渐消退，返回了它在森林里的藏匿地。埃博拉病毒似乎不会通过面对面接触传播，似乎不会通过空气传播。玛英嘉护士与至少三十七个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没有传染其他人。她甚至和某人分享了一瓶汽水，连这个人都没有得病。危机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