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历从2009年翻到2010年，美国仍然深陷在经济萧条的困境之中。在过去两年中，大约有900万人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失业。还有数百万人遭受取消抵押物赎回权的打击。但在旧金山以南，那片构成硅谷疆界的1500平方英里地域内，动物精神正在再次骚动。

在沙丘道上，新开了一家叫作玫瑰森林（Rosewood）的奢华酒店，尽管房间的价格已经达到1000美元一晚，但总是满房。它拥有进口的棕榈树，毗邻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快就成为风险投资家、小企业创始人、外来投资者的首选地点。他们成群结队，拥挤在它的餐厅、湖畔酒吧里，谈论交易，还有就是让人看到自己。宾利、玛萨拉蒂和迈克拉伦车子一排排停在石头铺就的停车场上。

美国的其他地方还在舔舐自己在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中所受的伤，在这里，一波新的科技热潮却已经蠢蠢欲动，驱动因素包括几个方面。其中之一是脸书公司异乎寻常的成功。2010年6月，这家社交网络的私人估值升至230亿美元，六个月后，跃升至500亿美元。硅谷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每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想在下一艘暴富的火箭飞船上占据一席之地。六个月后，跃升至500亿美元。硅谷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每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想在下一艘暴富的火箭飞船上占据一席之地。 Billion Valuation），Tech Crunch网站，2009年9月16日。\">推特（Twitter）公司横空出世，到2009年下半年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给这热潮又加上了一把火。

同时，随着移动网络速度越来越快，拥有了处理大容量数据的能力，iPhone和它的智能手机竞争对手（以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为代表），开辟了向移动计算转变的道路。像《愤怒的小鸟》这样广受欢迎的手机游戏，有数以百万的iPhone用户支付1美元来下载它，由此催生出可以围绕一个智能手机App打造一门生意的理念。2010年春天，一家寂寂无名的创业公司优步打车（UberCab）在旧金山试验性地启动了其黑车呼叫服务。

不过，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要素的话，所有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引燃新的热潮，那就是跌到谷底的利率。为了拯救经济，美联储将利率削减到近乎零的水平，使得像债券一类的传统投资毫无吸引力，迫使投资者到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转向的地方之一，就是硅谷。

于是突然之间，东海岸那些平常只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来到西海岸朝圣，在全新的创业公司世界寻找有前景的新机会。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来自从前已经成熟的公司的高管们，他们想利用硅谷的创新，让遭受衰退冲击的生意恢复生机。后面这个群体中有一个65岁的人，来自费城，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喜欢用击掌代替握手，得到了一个绰号：“J博士”。

J博士的真名叫杰·罗山（Jay Rosan），他本是一个医生，但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为大公司工作。他是沃尔格林（Walgreens）创新团队的成员，该团队的职责是鉴别新的想法和技术，帮助这家109岁的连锁药店重启增长之路。J博士在费城郊区的康舍霍肯（Conshohocken）办公，沃尔格林2007年收购关爱健康体系（Take Care Health Systems）时，从对方手中获得了这个地方。关爱健康是一家店内诊所运营商，J博士此前受雇于该公司。

2010年1月，希拉洛斯通过一封电子邮件找到沃尔格林，声称它开发了能够利用指尖针刺取得的少量血液当场进行血液检测的设备，成本比传统实验室的一半还少。两个月后，伊丽莎白和桑尼来到沃尔格林公司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迪尔菲尔德（Deerfield）的总部，向一堆沃尔格林的高管做了一次展示。J博士从宾夕法尼亚飞过来，参加这次会议，他立刻意识到希拉洛斯技术的潜力。J博士相信，将这家创业公司的设备放到沃尔格林的药店里，可以为这家零售商开辟新的规模庞大的收入来源，并成为它正力图寻找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吸引J博士的不只是商业提案。他是一个注重养生的人，对自己的饮食非常小心，很少喝酒，热情地坚持每天去游泳，因而他对于推动人们过更健康的生活充满激情。伊丽莎白在会上介绍的图景——让血液检测更少痛苦，更普遍便捷，从而可以成为一种对抗疾病的早期警报系统——深深地令他产生了共鸣。那天晚上，在一家酒吧与两位不知道希拉洛斯秘密会谈的同事吃晚饭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在要求他们对将要告知的事情保守秘密之后，他以故作镇静的语调宣布，他发现了一家相信将会改变医药行业面貌的公司。

“想想看，我们不需要做乳房X光，就能检验出乳腺癌。”他告诉已经入迷的同事，为了营造效果，故意停顿了一下。

2010年8月24日早晨，还不到8点，一队租来的轿车停在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3200号门前。一个戴眼镜的健壮男子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宽宽的鼻梁上有几个斑点。此人名叫凯文·亨特（Kevin Hunter），经营一家名为“合作”（Colaborate）的小型实验室顾问公司。J博士率领沃尔格林代表团飞到加利福尼亚与希拉洛斯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亨特是代表团中的一员。这家连锁药店企业几个星期以前雇用了他，目的是帮助沃尔格林评估并建立与希拉洛斯正在洽谈中的伙伴关系。

亨特与沃尔格林所在的行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药剂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曾经在暑假帮助父亲操作计数器、管理药房的药架。父亲运营的药房分布在纽约、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空军基地。不过，虽然他对药店如此熟悉，亨特真正的专长却是在临床实验室方面。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在实验室设备提供商巨头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头八年时光。随后他创建了合作公司，提供实验室咨询服务，客户范围包括从医院到私人股权公司。

亨特关上所租轿车的门，往希拉洛斯办公楼的入口走去，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门口的右侧停着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兰博基尼。他想，看来有人准备给我们留下点深刻印象。

伊丽莎白和桑尼在台阶的最上面迎接他和沃尔格林团队的其他人，带领他们来到两人办公室之间的玻璃会议室。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丹尼尔·杨，他已接替赛斯·迈克尔森领导希拉洛斯的生物数学团队。在沃尔格林这一方，除了亨特和J博士以外，还有其他三个人参加此次行程：一位名叫雷纳特·范登霍夫（Renaat Van den Hooff）的比利时高管、财务高管丹·多伊尔（Dan Doyle），以及亨特在合作公司的同事吉姆·桑德伯格（Jim Sundberg）。

J博士与桑尼和伊丽莎白击掌致意，然后坐下来，以他一贯用来介绍自己的话开始这次会谈：“嗨，我是J博士，过去我是打篮球的。”在一起工作的这几个星期里，亨特已经听他这样说过很多次，不再觉得它好笑，但对于J博士，那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笑话。它引发了一阵尴尬的轻笑。

随后J博士开始欢呼：“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非常激动！”他说的是一项公司已经同意的试点计划。该计划包括不迟于2011年中期，在沃尔格林的30-90家门店放置希拉洛斯的阅读器。药店的顾客只需要刺破手指，就可以检测自己的血液，并在一小时内得到检测结果。它们已经签好了一份预备合同，在合同中，沃尔格林承诺预购价值达5000万美元的希拉洛斯检测盒，并另外贷款2500万美元给这家创业公司。如果试点运作一切顺利，两家公司力争将他们的伙伴关系扩展到全国范围。

如此快速的行动在沃尔格林是不多见的。创新团队所发现的机会常常被内审委员会耽搁，被这家零售巨头的官僚主义拖延。这一次，J博士成功地进入快速通道，直接找到沃尔格林的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Wade Miquelon），争取到他支持这个项目。米克隆计划那天晚上飞过来，参加他们第二天的议程。

围绕试点计划讨论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亨特问洗手间在哪里。伊丽莎白和桑尼明显僵了一下。他们说，保密至关重要，所以任何人离开会议室都需要有人护送。桑尼陪着亨特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门外等他，然后与他一道回会议室。在亨特看来，这样做毫无必要，是过于多疑了。

在从洗手间返回会议室的路上，他扫了一眼办公室，想找到实验室，但没有看到任何类似实验室的地方。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实验室在楼下。亨特说他希望在这次访问的某个时候看看实验室，伊丽莎白回答说：“没问题，只要我们有时间。”

希拉洛斯告诉沃尔格林，它拥有一个已经具备商业化条件的实验室，并且提供了一个有192项不同类型血液检测的清单，说其专属设备可以处理这些检测。现实情况是，尽管在楼下确实有一间实验室，但那只是加里·弗伦泽尔和他的生物化学家团队开展研究的研发实验室。而且，清单上有半数的检测无法按照化学发光免疫测定方法开展，而爱迪生系统必须依赖该检测技术。那些检测需要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超出了爱迪生设备的范围。

会议重新进行，一直开到下午3点左右，此时伊丽莎白建议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吃个早点的晚餐。当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时，亨特再次要求看看实验室。伊丽莎白拍了拍J博士的肩膀，示意他跟着她一起到会议室外面去。他过了一会儿回来，告诉亨特不行。伊丽莎白还不愿意给他们看实验室。作为替代，桑尼带着沃尔格林团队参观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桌子后面，有一个睡袋放在地上，他的洗手间里有一个淋浴头，在旁边准备有换洗衣服。他扬扬自得地告诉参观者，有很多个夜晚他工作时间太长，以至于在办公室搞得筋疲力尽。

出去吃饭的时候，桑尼和伊丽莎白让他们错开时间离开。他们不想让每个人都同时到达饭店，担心会有引人注意的风险。他们还要求亨特和他的同事不要使用自己的姓名。亨特来到饭店，那是一家坐落于埃尔卡米诺路（El Camino Real）上的小寿司店，名叫富贵寿司（Fuki Sushi），女招待领着他进入后面一间带移门的私人包厢，伊丽莎白在那里等着。

这种神神秘秘、遮遮掩掩的把戏让亨特深觉愚蠢。那是下午4点，饭店里空无一人，不需要对什么人掩饰他们的存在。而且，要说有什么可能引人注意的话，那就是桑尼停在车位上的兰博基尼了。

亨特开始产生怀疑。黑色的翻领毛衣、深沉的声音，还有整天都在小口啜饮的绿甘蓝汁，这些说明伊丽莎白在努力模仿乔布斯，但她似乎分不清楚血液检测的不同类型。希拉洛斯也没有能满足他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让他看看实验室，以及在其设备上现场展示一次维生素D的检测。亨特的计划是让希拉洛斯检测他和J博士的血液，然后晚上去斯坦福的医院重新检测，比较结果。他甚至安排了一名病理学家在医院待命，准备开处方单检测和抽取他们的血液。然而，尽管他在两周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但伊丽莎白声称自己并没有得到通知。

还有其他事情困扰着亨特：桑尼的态度。他的行为既傲慢又殷勤。当沃尔格林方面提出让它的IT部门参与试点的准备时，桑尼立即否定了这个主意，说：“IT的人跟律师一样，尽量避免跟他们打交道。”在亨特听起来，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问题。

但是，J博士似乎并没有跟他一样的怀疑。他仿佛被伊丽莎白的光环迷住，陶醉在硅谷的氛围之中。亨特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追星族，飞越整个国家，就是为了参加所热爱的乐队的演唱会。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希拉洛斯的会议室继续开会，沃尔格林的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加入进来。韦德已经与伊丽莎白直接签署了试点协议。他似乎也成了她的忠实粉丝。那天的会议开到一半，伊丽莎白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节目，送给米克隆一面美国国旗，她说这面旗子曾经飘扬在阿富汗的战场上。她在国旗上写下赠予沃尔格林的字样。

亨特觉得整件事情都很古怪。沃尔格林带他来这里，是为了审查希拉洛斯的技术，但他们却没有让他去做该做的事情。对于这次访问，他们秀出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那面签名的国旗。然而，J博士和米克隆好像完全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

一个月后，2010年9月，一群沃尔格林的管理层在迪尔菲尔德总部的会议室会见了伊丽莎白和桑尼。气氛相当喜庆。带有沃尔格林商标的红色气球飘浮在桌子上空，桌上放满了小零食。韦德·米克隆和J博士正在为沃尔格林的管理层揭幕“贝塔计划”，那是希拉洛斯试点项目的代号。

大屏幕上的投影题为“搅局实验室行业”，沃尔格林的一位高管站在投影前面，独自演唱《想象》（Imagine）。为了庆祝结盟，创新团队想出了个主意，改写了约翰·列侬这首歌的歌词，作为伙伴关系的颂歌。当不伦不类的卡拉OK表演结束后，伊丽莎白和桑尼鼓动沃尔格林的高管人员检测自己的血液。他们带了几个黑白色的机器一起来参加会见。沃尔格林的高管们列队，排在公司总裁克米特·克劳福德（Kermit Crawford）和创新团队的头头科林·瓦茨（Colin Watts）身后，去刺破手指进行检测。

亨特现在全天在沃尔格林工作，为创新团队担任驻场顾问，他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但他听说几个沃尔格林的高管给自己做了血液检测，发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看看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告诉自己，下次会谈的时候，要向伊丽莎白探究这次检测的结果。帕洛阿尔托的访问结束后，他汇总了一份报告，在其中他警告说希拉洛斯有可能“过分吹嘘或者夸大……检测盒/设备的科学程度”。他还建议沃尔格林在希拉洛斯安排人员，参与整个试点计划，并且推荐他在合作公司的一位名叫琼·斯马特（June Smart）的同事担当这项任务，这位娇小的英国女子最近完成了一个经费管理严格的斯坦福实验室。希拉洛斯拒绝了这项提议。

几天后，亨特在每周定期的电话视频会议——两家公司用这种方式作为他们主要的沟通方式——上问及血液检测结果。伊丽莎白回应称，希拉洛斯只能将结果向医生公布。从康舍霍肯接入视频会议的J博士提醒大家，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医生，那么为什么希拉洛斯不直接把结果发送给他呢？他们同意桑尼会后单独与他跟进处理。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

亨特的耐心逐渐磨尽。在那一周的电话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希拉洛斯突然对它的监管策略做出的一项改变。希拉洛斯最初表示，根据1988年颁布的联邦实验室监管法律《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the 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mendments，CLIA），它的血液检测有资格“豁免”审查。CLIA豁免的检测通常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署清楚表明视为家庭用途的简单实验室程序。

现在，希拉洛斯的调子变了，说它正在沃尔格林提供的检测是“实验室开发检测”。这里存在巨大的差异：实验室开发检测处于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另一家联邦医疗健康监管机构，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the 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CMS）之间的灰色地带。后者一般被人们称为CMS，它依据CLIA法案对临床实验室进行监管，而FDA监管实验室为检测而购买和使用的诊断设备。但没有一家对实验室按照自己的方法开展的检测进行严密监管。对于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亨特与伊丽莎白和桑尼的意见交换并不愉快。他们坚持认为，大型实验室公司大多使用实验室开发检测，但亨特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亨特认为，这一转变使得检查希拉洛斯检测的准确性变得更为重要。他建议做一项50名病人的研究，他们将把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和斯坦福医院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他已经在斯坦福那边做了工作，认识那里的人；这事儿很容易安排。亨特注意到，电脑屏幕上伊丽莎白的身体语言立即发生了变化。她明显地变得警惕和防备起来。

“不，我觉得我们这次不必那样做。”她说，迅速将主题转到电话会议议程上的其他项目。

结束会议之后，亨特把雷纳特·范登霍夫叫到一边，他是沃尔格林一方负责试点项目的人。亨特告诉他，刚刚的事情不太对劲。警报正在不断累积。首先，伊丽莎白拒绝让他进入实验室。然后，她拒绝了把沃尔格林的人放在帕洛阿尔托的提议。而现在，她又拒绝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研究。最最重要的是，希拉洛斯已经从沃尔格林药业连锁公司总裁——公司最重要的人——身上取得了血液，但竟然没能给他一个测试结果！

范登霍夫听他说着，一脸苦涩的表情。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他说，“我们不能冒风险让CVS与他们在六个月内达成交易，那是真有可能的。”

沃尔格林的竞争对手CVS的总部位于罗德岛，按收入来说比沃尔格林的规模高出三分之一，两者之间的竞争确实令连锁药店行业的一切变得多姿多彩。亨特作为一位外来者，一个不是沃尔格林公司一员的人，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希拉洛斯聪明地利用了这种不安感。结果，沃尔格林患上了严重的错失恐惧症（FoMO）——怕会错过的恐惧。

亨特请求范登霍夫，至少让他看一看那个黑白两色阅读器的内部，那是希拉洛斯在贝塔计划启动的派对上留下的。他非常想撕下那个盒子的封条，把它打开。希拉洛斯发送了一些检测试剂给他们，但都是用于像“流感的易感性”这样含糊不清的血液检测，他知道没有其他任何实验室提供此类检测。所以不可能拿他们的结果去做什么比较。亨特想，多么投机取巧。而且，那些试剂已经过期了。

范登霍夫说不行。他们已经签了保密协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到严厉警告，不得乱动阅读器。两家公司签署的协议注明，沃尔格林同意“不得拆解或反向还原设备以及其中的任何部件”。

为了克制自己的沮丧，亨特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希拉洛斯总是提及两件事情，作为其技术已经得到认可的证明。第一个是它为制药公司所做的临床试验工作。它给沃尔格林的文件中声明，希拉洛斯的系统“在过去的七年中经过十五家最大制药企业中十家的综合验证”。第二个是一份对它的技术评估报告，据说是J博士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拿到的。

亨特给那些制药公司打过电话，电话那头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希拉洛斯公司的说法，当然，这很难证明什么。现在，他要求范登霍夫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评估报告拿给他看。一番犹豫之后，范登霍夫不情不愿地递给他一份两页纸的文件。

读完文件之后，亨特忍不住想笑。那是一封信，日期是2010年4月27日，记录了伊丽莎白、桑尼和J博士一起，与五位霍普金斯大学代表的一次会议，地点在霍普金斯位于巴尔的摩的校园内。信件声明，他们向霍普金斯大学的团队展示了“基于测试表现的专有数据”，霍普金斯认为该技术“创新且合理”。但它也清楚表明，霍普金斯大学自身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事实上，该函件在第二页底部加入了一项声明：“所提供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认可。”

亨特告诉范登霍夫，这封函件毫无意义。从比利时人的表情来判断，他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开始产生作用。范登霍夫的信心似乎动摇了。亨特知道负责创新团队财务的丹·多伊尔也有一部分疑虑。如果他能够让范登霍夫转而支持他的观点，他们也许能够让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幡然醒悟，从而避免潜在的危机。

沃尔格林并不是希拉洛斯在巴结的唯一大型零售合作伙伴。就在同一时期，希拉洛斯的员工注意到一位老先生多次来访他们在山景大道的办公室，他戴无框眼镜，穿西服，系领带，看上去一本正经。此人乃西夫韦公司（Safeway）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Steve Burd）。

西夫韦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伯德执掌该公司已达十七年。他一路走来，专注于百货行业本身，在担任CEO的第一个十年赢得了华尔街的赞誉，现在却转而对医疗保健行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之所以转向这个领域，是因为意识到西夫韦的医保成本逐年攀升，如果他不想想办法来改变的话，总有一天会导致公司破产。他为自己的员工开辟创新型健康和预防性医疗项目，并且成为全民医保的倡导者，这使他成为共和党人CEO中唯一欢迎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的人。与J博士一样，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每天早晨5点，他就在跑步机上锻炼；晚上吃完晚饭后做举重运动。

应伯德的邀请，伊丽莎白来到这家连锁超市位于旧金山海湾另一边普莱森顿（Pleasanton）的总部。她描述了对针头的恐惧如何引导她开发出突破性的技术，让血液检测不仅更为方便，也更快速和便宜，西夫韦的CEO和一群他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听得入迷。她随身带了一台黑白色的设备，来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展示对西夫韦的执行副总裁拉瑞·伦达（Larree Renda）产生了强烈冲击。伦达的丈夫正在与癌症搏斗。他必须经常进行血液检测，让医生可以调整他的用药。每一次抽血都是一次折磨，因为他的静脉越来越脆弱。她觉得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系统将是他的福音。

伦达16岁开始就在西夫韦做兼职的装袋工，沿着公司的晋升体系一路爬升，直到成为伯德最信任的管理层，她发现自己的老板也很受触动。希拉洛斯的提案完全吻合他的健康哲学，并且提供了一条途径去改善连锁超市停滞不前的收入和愈加微薄的利润空间。

没过多久，西夫韦也和希拉洛斯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协议，它向这家创业公司借款3000万美元，并承诺对其连锁店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以便为全新光鲜的诊所留出空间，在诊所里顾客可以在希拉洛斯的设备上做血液检测。

伯德为伙伴关系而欣喜若狂。他将伊丽莎白看作早熟的天才，待她少有地尊重。他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办公室，除非绝对必要，但对她是例外，常常开车越过海湾来帕洛阿尔托。有一次，他来的时候带了一盆硕大的白色兰花。另外一次，他买了一个私人飞机的模型送给伊丽莎白。他预测说，对她来说，下一个将是架真正的飞机。伯德知道希拉洛斯同时在与沃尔格林会谈。伊丽莎白告诉他，他的公司将是独家提供希拉洛斯血液检测的超市，而沃尔格林则将在药店方面获得专属使用权。两家公司对这一安排都不满意，但双方都觉得至少好过错失一个巨大的、全新的商业机会。

回到芝加哥，亨特努力让范登霍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怀疑，但在2010年12月中旬，他的努力遭遇挫折。范登霍夫通知自己的同事，他将在年底离职。他获得了新泽西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职位，该公司为制药公司制造温度指示器。这是一个他不能错过的事业机遇。

沃尔格林从内部任命了一位替代者，一个叫作翠西·利平斯基（Trish Lipinski）的女性高管，她在实验室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来沃尔格林之前，她在美国病理学家学会（the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工作，该学会是代表实验室科学家的医疗学会。亨特毫不迟疑，立即让她知道自己对希拉洛斯项目的看法。他告诉她：“我得阻止这个事情，要不然哪天它将成为某人的耻辱。”

他也将怀疑直接告知J博士，但收效甚微。J博士是希拉洛斯坚定而不遗余力的鼓吹者。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觉得沃尔格林的动作太慢了。了解到史蒂夫·伯德送伊丽莎白模型飞机的事情之后，他向翠西抱怨，沃尔格林需要向伊丽莎白表露更多的爱慕。令亨特惊讶的是，他甚至不再问伊丽莎白和桑尼关于启动派对检测的结果的事情。他显然愿意纵容希拉洛斯不给出结果的行为。

J博士有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即韦德·米克隆。韦德衣着时髦，喜欢昂贵的服装和设计师专款眼镜，他喜欢交际，在沃尔格林很受欢迎。然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他那年秋天因为一年多来第二次酒后开车而被捕，之后许多同事开始质疑他的判断力。他本来完全不应出现在方向盘后面：他的驾照仍因上次的被捕而处于吊销状态。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他拒绝接受酒精检测，没有通过现场的清醒测试。这次事件为他在沃尔格林总部的办公室中赢得了一个新绰号：米凯罗（Michelob）。

韦德的酒后开车，以及J博士为希拉洛斯的盲目叫好，让人很难相信贝塔计划是由最好的人执掌。但那不是亨特的权限范围。他关注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继续在每周的视频会议上提出尖锐问题。直到2011年初的一天，利平斯基告诉他，伊丽莎白和桑尼不想在视频会议或是两家公司之间的会议上再看到他。她说，他们觉得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干扰了工作的进行。她接着说，沃尔格林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否则希拉洛斯公司就会走人。

亨特试图说服她拒绝那要求。沃尔格林每个月付给他的公司25000美元，是为了守护公司的最佳利益，如果要让他保持距离，要为他的工作设置障碍，何苦如此呢？这样毫无意义。他的抗议被礼貌地扔在一边，伊丽莎白和桑尼得逞了。亨特继续与创新团队一起工作，在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但被排除在后续的视频会议和会谈之外，他被边缘化了，这限制了他的作用。

同时，沃尔格林继续推动项目。作为试点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亨特与创新团队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前往距迪尔菲尔德几英里远的一个工业园区，在那里有一座无名仓库。公司在仓库里建造了一个完全尺寸的药店复制品。它设置了一个血液检测实验室，其中安装有特别设计的架子，大小可以放得下希拉洛斯那黑白两色的阅读器。

亨特看着模拟药店和其中的小小实验室，恍然之间发现它是那么真实。他不安地想，很快，真正的病人就会在这些小实验室中做抽血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