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热的夏日把一个颀长身影投映在柏油路上。

这是个十分清瘦的老人，长长的影子在路面上蹒跚地移动着。他手里拎着只半新的铁饭盒，里面是空空的，只有汤勺与铁盒碰撞的响声。他就是刚从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探望妻子病情的作家巴金。

这一年巴金68岁了！

刚才，他又一次前往距家有几站地的中山医院，给刚做过手术的妻子萧珊送去了早点。巴金现在必须回家，因为他吃过午饭以后，还要再赶回医院，他发现妻子今天的气色不好。一种难言的恐慌悄悄爬上了巴金的心头。

这一天是1972年8月13日。

对于早年留学法国的巴金来说，他始终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今天上午他给萧珊送了早饭后，就迟迟不想离去，心里有种难舍难分之感。每当他看到妻子那瘦削萎黄的面庞，巴金心里就如同沉入冰冷的水中。显而易见现在的萧珊，再不是1936年他第一次在上海“新雅”饭店见面的宁波姑娘了。

时至今日巴金依然清晰记起，那是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正在上海福州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里当总编。一天，巴金从许多读者写给自己的信中，发现了一封署名“陈蕴珍”的女学生来信。信封上的地址好象是上海爱国女中。这位女学生在信中说，她是读了巴金的小说《家》之后，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备感担忧，于是才产生了渴望了解小说之外背景故事的想法，于是她就冒昧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巴金对陈蕴珍的信很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这姑娘提出的问题特殊，而是陈蕴珍的文笔优美，且在字里行间都透出她对《家》中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尤其是她对“觉惠”这一人物日后境况所寄予的种种忧虑，不禁让巴金心中一动。所以，他很快就给这素昧平生的读者复了一封短信。给读者复信对于巴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不久他就淡忘了。可是巴金没有想到，此后不久，陈蕴珍居然又接连寄来几封信。那时，巴金因创作小说《家》，在上海滩上已经小有名气。不过，巴金是个不看重名气的人，他仍然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中抽出一定时间，尽量对每位读者的来信都做到有信必复，自然陈蕴珍每次来信也会得到巴金的复函。这样，正在爱国女中就读的陈蕴珍，便开始走进了这位在上海独身居住的青年作家生活中来。

“李先生，我们能见一面吗？我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很想向别人倾吐。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心里话最好是对您谈，不知先生是不是同意和我见上一面？……”当1936年早春的光霞透过缕花窗口投进巴金暂住的亭子间时，他和陈蕴珍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这位女学生在通信中已经知道以一本小说《家》而扬名四海的作家巴金，本名李尧棠。所以，她在信里开始把“巴先生”改作了“李先生”。与此同时她也把自己与一位大作家的关系悄悄拉近了一步。

春日照亮了桌上女读者的来信，巴金记得昨晚他已经读过。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他对这位爱国中学的女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印象，然而巴金没想到对方居然会主动提出见面。在一般情况下，巴金是不想随便与陌生读者见面的，何况对方还是位正值妙龄的女孩子。然而，当他看到陈蕴珍在信中流露出的真诚，巴金就觉得对方的盛情是无法回绝的了，于是巴金决计给她复信，对她的要求表示首恳。

两天后，陈蕴珍的信又摆在他的桌上。姑娘告诉巴金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让巴金心里好笑的是，这个天真又大胆的女孩，竟会把他们首次会面的地点选在“新雅饭店”的二楼。而且，她为防止巴金在赴约的时候认错了人，还在信中附上她本人的一幅玉照。巴金这才发现，和他已有一年多通信联系的女学生，原来竟生得如此端庄清丽，秀色可餐。她那圆圆的面庞上，有一双妩媚秀气的大眼睛，她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笑意无疑是真诚而热情的。

陈蕴珍的眼神让初次见她芳容的巴金心头一亮，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不不，巴金认真地回想起来，又觉得从来就不曾见过。23岁那年他从四川成都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不久他又飘洋过海去了欧洲，所以，这些年里巴金接触异性的机会甚少。相加要想一下自己并不复杂的经历，他可以肯定与照片上的陈蕴珍从没有过一面之缘。而刚才他心中蓦然泛起的似曾相识之感，也许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不过，巴金当时确实是从这张照片上开始认识了一个叫陈蕴珍的女孩子。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和这位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的少女，产生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缘。

陈蕴珍，就是后来巴金的妻子萧珊。

“李先生，您来得很早呀，真没想到您会这样尊守时间！”时光倒流，巴金尽量不看眼前的严酷现实。巴金的意识流顽强而执着地在脑际中涌动，他好象又回到上海北四川路上那有名的“新雅”饭店二楼上去。旧时的景况虽经几十年的岁月冲涮，然而却依然十分清晰。

迄今巴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他准时赶到陈蕴珍选定的约会地点，然后就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雅座的桌边，独自慢慢的喝茶。忽然，他面前现出了一片明亮的色彩，巴金抬头一看，发现雅座门前不知何飘过来一位娴静少女的倩影！

他定神一看，发现那姑娘的衣饰并不时髦，是当时上海最为普通的学生装。白色上衣，下着一袭黑色百褶裙。青灰色女式布鞋，白皙的面庞，好看的大眸子。特别是她脸上也不施粉黛，在这当时的上海女性中也极为少见。不过，姑娘越是这样衣饰打扮，越给巴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漂亮而单纯，娴静却又不失大方。

站在他面前的女学生，似乎比前天随信寄来的照片还要清纯，还要靓丽。巴金凭着阅历断定，面前的陈蕴珍决非上海滩到处可见的高雅女子，她的朴素与俏丽恰好形成了完美的统一。而睿智与热情则体现在姑娘的那双幽幽的眸子里。这双美丽的眼睛在数十年后仍在巴金心底刻下了无法淡忘的烙印。

“你也很早嘛！”这是巴金与一位女中学生罗曼史的序曲。他和她对坐在小小圆桌前，慢慢的品着江南绿茶的滋味。尽量把持生活抵调的作家巴金，并没有为初次见面的萧珊叫上一杯时髦的咖啡，也不想在女学生面前摆大作家的阔气。他希望营造一个淡淡的谈话氛围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难忘的春天上午，对于陈蕴珍和巴金来说都是相当温馨的。陈蕴珍把她急于向巴金请教的问题，以急迫的语气说清之后，巴金就俨然一位老诚持重的兄长，为他的读者出点子，想办法，尽量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刚才来时还两眼充满迷惘的陈蕴珍，在经过巴金循循善诱的开导以后，马上就变得心境朗然了。宁波姑娘的圆圆脸上重又露出让人欣慰的笑容。这时，她的绿茶才喝出了一点滋味。

“新雅饭店”气魄恢宏。当时这是上海滩一处既豪华又幽雅的高档饭店。巴金和陈蕴珍的谈话到后来，索性就转移到他那本正在江南大地上走红的小说《家》上来。巴金告诉陈蕴珍：“《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陈蕴珍坐在巴金的面前，静静地倾听着。在巴金娓娓而谈的时候，陈蕴珍不说话，她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灼着欣喜的光采。姑娘完全没有想到巴金是一位没有架子的人，这与自己想象中的青年作家有些大相径庭。陈蕴珍更没有想到巴金居然对自己的《家》倾注了那么深的感情：“李先生，这么说，《家》就是你自己的真实生活写照？”

“我有生活，但并不是写我自己。”巴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写这部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现在再去读这部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似乎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有多么的幼稚，有多么的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陈小姐，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三个字。我也是为着这三个字才决定写一本《家》的！……”

“是吗？”姑娘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憾。雅座里很安谧。侍者把绿茶再次送进来以后，就很识趣地避开了。接下来，陈蕴珍又向巴金倾吐了自己心中的苦楚。巴金在事过多年以后仍然记得，那天，他和她谈得相当融洽。在谈话中，巴金发现她原来是位有志气，又很有主见的姑娘。是因为她自己的家庭，才让她与巴金的小说产生了共鸣与联想，所以陈蕴珍才决定和《家》的作者主动联系的。那次会面的时间不长，可是彼此都感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谈完。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巴金听着她叙说自己的家庭与身世。他这才知道坐在面前的娴静少女，竟也有着复杂的生活经历。姑娘的家庭小康，其父还曾经在上海开过一家有名气的食品公司，只是因为思想守旧，始终和思想进步的女儿格格不入。陈蕴珍多年来一直希望从这种生活的困境中求得解脱，然而又无力挣脱苦难的现实。在她看来现实和家庭就是一个无力挣脱的罗网。所以陈蕴珍才在思想苦闷的时候，想找一位智者恳谈对话，而巴金则以偶像的地位照亮了她的心，陈蕴珍多么希望巴金能帮助自己早一天求得一个自立的光明前途。

当初，陈蕴珍之所以看过巴金的《家》就主动写信来，是因为她从《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姑娘正因为这本书才受到了深深的启发，从而把巴金当做她可以倾吐心里话的知音。

巴金和她娓娓地倾谈着。他在肯定陈蕴珍希望做自令其力的人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她千万不要象自己小说中的觉惠那样，走一条离经叛道之路，因为她毕竟是女孩子，而且她父亲也不是书中的高老太爷。

“李先生，你的话说得太好了。”他记得，那天陈蕴珍非常兴奋。刚来时脸上泛起的淡淡忧郁经过他们的交谈倏然不见了。巴金还在初次见面中她谈到对话剧的喜爱，谈到她在学校里排演话剧的时候，如何力排众议地扮演一个悲剧角色的经过，听得巴金不时为这姑娘的拼搏勇气所折服。陈蕴珍当时对巴金说：“我在没遇见先生以前，心中老是充满无边的苦闷，今天听了您一席话，我心里就象洞开了一扇窗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你这里得到的勇气。”

“没什么，陈蕴珍，我比你大几岁，经历也比你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人生就是不断和苦难做斗争。如果你身边没有了苦难和麻烦，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了压力，没有压力的人是不能够成材的。”巴金在事过三十多年以后，还记得与陈蕴珍在上海新雅见面的情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他与这位宁波小妹妹早在前一辈子就有着某种特殊的缘份。自这次会面以后她开始不断接近巴金，两颗陌生的心开始彼此倾吐心曲，交流着欢乐与悲愁。

……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巴金忽然感到从前大胆闯进自己寂寞生活中的少女，似乎正在悄悄离他而去。刚才在中山医院病房里和陈蕴珍坐了几个小时，觉得他与她仍然还有许多话想谈。可是，巴金心里清楚，萧珊刚刚做了肠癌手术才五天，身体还相当孱弱。她脸上几乎不见一丝血色，失血过多的口唇也发生了干裂，把当年的美丽与如今的憔悴进行对照，萧珊的现状让他心中万分痛楚。

在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之前，巴金曾经在松江县辰山公社接受批判和“再教育”。这期间他几乎与妻子断绝了联系。那些年他全然不清楚萧珊在上海武康路13号家里，一个人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直到1972年6月的一天，巴金在五七干校忽然收到女儿寄给来的一封信，才知道萧珊的病情已经相当沉重了。当时巴金多么想马上从奉贤回上海，看望患病在床的萧珊啊！然而，他的请假着实费了好一番周折。最后总算得到了干校“工宣队”的开恩，他才顶着炎热太阳从郊区回到上海。再次走进那熟悉的小院，巴金忽有一种隔世之感。他发现从前那幢三层英式小楼，如今早已失去往日的光彩，大铁门和墙壁上还留有贴大字报的痕迹。院里杂草丛生，花草早已稀疏，只有两棵玉兰树依然枝繁叶茂，在夏天的烈日下绿色叶片仍在风中顽强的婆娑舞动着。

巴金没想到前次离家时身体还算健康的萧珊，仅仅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就整整瘦了一圈。她再也不能手拿扫帚顶着凌晨的寒风，一人悄悄到门外清扫大街了。美丽的萧珊如今沉疴在体，她削瘦得脉若游丝，只能长卧病榻了。

那时，巴金心中愁肠百结，他不知萧珊究竟患了什么病，只知她每天都会出现经久不退的高烧。在他休假那几天，巴金几乎每天都陪她出入附近的卫生所和大小医院。在门诊求医的时候，医生们始终对萧珊为什么经常发烧感到难以理解，血常规化验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巴金本想把萧珊送到像华山和华东那样医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医院去求诊，然而萧珊却百般不肯。他知道妻子比自己还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势，一个正在奉贤接受“再教育”的“反动权威”家属，到那类大医院去看病究竟会遭遇怎样难堪的场面？所以，萧珊始终不肯依从他的建议，直到巴金的假期已满，萧珊仍在家里勉强以口服药维持着。

“蕴珍，不然，我还是续假吧？我说什么也要等你的病情转轻再走呀！”临行的前一天，巴金心里万分痛苦。他无法面对妻子那张越来越无血色的面庞，看到她每天在不明原因的高烧中辗转床榻，巴金就痛心疾首，他对妻子的病感到爱莫能助。想到自己无法尽一点丈夫的责任就回奉贤干校，他心里更是无法安宁。

“别、别别，我这里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不料萧珊见他为难，就急忙劝止。她显然理解丈夫此时的处境，也知道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对批准巴金的假期究竟持何等冷冰的态度。

巴金站在萧珊的面前想了又想，他心里真如一把刀子在剜。想离开却又不忍心，想留下继续帮助妻子到处求诊问医，又感到在上海滞留的时间过久，回去以后难以面对“工宣队”和“军宣队”那些冷漠无情的脸。看到萧珊的病容，巴金的心几乎快碎了，但是他在妻子面前尽量克制内心的痛苦，脸上也每每露出淡淡的笑纹。分手前他俯在她的床榻前，关切地说：“蕴珍，好吧，我就先回去。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病搞清楚。你要知道，高烧不是什么好事儿，靠吃一般消炎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依我看，你最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我听说吊针的效果比口服药要好一些，而且见效也快。”

萧珊凝视着巴金那双充满忧戚的眼睛，心里也感到几分依依难舍。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后果是什么，于是她从容地点了点头，脸上尽量露出笑意，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放着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说，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医院看一下，打几个吊针，烧也许就退了。”

巴金就这样离开了爱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家门。

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

不知为什么“工宣队”对他的看管稍稍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还允许巴金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当然更多的时间仍是对他的批判，不过调子已经变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学界的“黑老K”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渐渐意识到对他的批斗高峰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开始悄悄的重温历史，并千方百计寻找文艺类书刊去读。可是，那种年月到何处去找想看的书呀？

后来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协机关搬东西的时候，无意间从地上拣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巴金如获至宝，一有时间就悄悄的背读，后来他为不让自己经常不拿笔的手不至于不会写字，就开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写这本书，在凄苦无奈的年代里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乐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开始从巨鹿路转移到松江县的辰山公社劳动。春节后他又被押往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贤县五七干校。这时的巴金已是66岁、头发开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编进了上海文化系统的某团第四连，在干校里专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等。当然，如果在这里只是让他劳动，倒也是巴金能够接受的；这几年他在这里已经把干重活当成了一种苦闷中的解脱，让巴金无法承受的还是不间断地被人押回上海批斗和游斗。因为每一次让他作“喷气式”和脖子上挂大牌子游街的时候，巴金都感到体力有些不了，有时他甚至一场批斗下来，满头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现在当巴金又出现在奉贤干校门前，他心里反射般地狂跳起来。但是，巴金必须要走进去。回到奉贤干校不久，巴金就壮着胆子提笔给干校的“工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报告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高烧到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

但自今还没有检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她一面继续服中药，同时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急需医药费较多，多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疗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巴金好不容易把这封信递了上去，谁知却无人理睬。

巴金在这里劳动也不安心，只要想起萧珊，他脑子里就会出现她那双含着忧郁的眼睛。就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有一天，巴金忽然接到小儿子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巴金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妈妈患的是肠癌！

巴金眼前一黑，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那封信还没有读完，就一头裁倒在田地里了。没有什么比萧珊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对他打击更大的事了。自从1966年夏天以来，巴金好象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从前他那平静安适的写作环境蓦然被无法阻止的红色恐怖冲激得荡然无存。他的家多次被小将们查抄，保存在楼上书房里的大量手稿也接连丢失在“打砸抢抄抓”的狂热激流中。巴金多次被人戴上“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牌子，押上众目睽睽的批斗台。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摧残，在巴金看来都是可以克服与忍耐的，对他来说惟一不能忍耐的就是妻子萧珊突患重疾的打击。

运动开始以来，巴金有些事情始终不敢告诉妻子——他担心萧珊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巴金被当成“牛鬼蛇神”关进巨鹿路市作协二楼那间资料室里单独看管后，他几乎每天都被押出去批斗，特别让巴金难以忍受的是，每当外地造反派来到作协的大楼下，隔着窗户大声叫道：“巴金给我们滚下楼来！”这时，他就看到几个机关内的造反者会一拥而入，像老鹰揪小鸡一样地把他揪出了大楼。然后巴金便成为一群又一群红卫兵中被人左推右搡的对象。后来，为让外地来沪的造反者们更便于揪斗巴金，造反派索性就把他押到一楼的冷屋子里，随叫随到。巴金对这种处境已经渐渐适应了，但是他习惯于遇事泰然面对，尽量做到不反抗，只要有人揪他，巴金就会随时训顺地随人下楼。

巴金最不能容忍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有一次，他正奉命在食堂里做苦工，不料有个造反派忽然提出：“像巴金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帮工呢？该不会给大家的饭里下毒吧？”于是，有人就把他揪住，一把推出门去。尽管如此，巴金仍然忍着眼里的泪不肯掉下来。

“不能告诉她！如果告诉她，一定会受不了的。”他知道萧珊善良而柔弱。在巴金多次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萧珊始终咬紧牙关与他心爱的夫君站在一起。从前巴金在中国文坛上万事顺遂的年月，萧珊始终不曾露出因夫自傲的骄容，而当巴金忽然有一天从众人仰视的作家神坛上跌进人生的低谷时，萧珊竟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处之泰然。巴金在重重精神打击面前之所以顽强地坚持活了下来，他心中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萧珊。

而今，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妻子，竟然罹患了这样危重的癌症。这让巴金如何面对和忍受呢？从田地回到干校的宿舍后，巴金就一个人坐在床铺上偷偷落泪。他不敢把自己心中苦楚公开向大家说，只是一人默默想着心事。在冥冥中他眼前似又出现了那双让他在困境中感到希望的女性目光。

“蕴珍，莫非你真就这样离我而去吗？要知道我比你年长许多，我现在还是好好的，可是你却……”巴金想起萧珊现在竟得了无法医治的肠癌，心中的苦楚不觉顿时泛起。他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他知道萧珊是因为心有难言悲哀才患上了这种不冶之症的。

此前巴金好象从一本小册子里读到这样的知识：患癌症的病人多数都由于心情忧郁才在肉体中积下了癌肿。如果真像那小册子说的那样，萧珊肯定是因他在上海作协遭受的非人折磨，才造成了心灵的创痛。不然她一个开朗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在人生的盛年会忽然病魔缠身，甚至卧床不起呢？

巴金想大哭一场。这几年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忧郁状态。但他不能哭，因为在奉贤的五七干校里，四周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耳目。如果他真因妻子的病而失态，那么肯定会招来诸多非议，甚至有人会把他的表现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无端地联系在一起，招来更大的灾难。如果那样的话，自己非但救不了萧珊，反而连请假回上海也不可能了。巴金就这样坚持着，忍耐着。好不容易经过他的努力和身边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伴们出面要求，干校“工宣队”的领导们在经过认真讨论后，才不得不批准巴金马上回上海照料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