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有着教师的天赋，还是需要做很多努力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讲课、辅导以及举行研讨会都需要向前辈学习。同样的，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者很快就会意识到不仅他本人需要具有语言技能和书本知识，而且研究所需要的辅助设备和学生需要的教科书也要具备。刚在哈佛大学安顿下来，我就发现各个方面的需求也随之而来。有一些是来自日常环境，更多的是来自个人设想中的工作。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必须先开发自身潜能，这当然也是大学开办的目的所在。我加入的历史系很快成为我职业的领航员、友谊的源泉和抱负的引领者。

当我1936年来到历史系成为一名讲师的时候，历史系的发展正处于鼎盛时期。哈佛大学已经培养了一代博士，而这一代博士再培养出来的博士最终会如潮水般涌向全国。但是，在图书馆的等级评定中，威德纳图书馆仍然是级别最高的图书馆，由美国历史学会的历任会长们评定，这是我们认为很好的规则，哈佛历史系的等级也高居榜首。其中福开森（Ferguson）、麦基尔维恩（McIlwain）、莫里森（Morison）、老施莱辛格（Schlesinger，Sr.）、费伊（Fay）、兰格（Langer）、布林顿（Brinton）都在过去或后来担任过历史协会会长。他们可能都会出席在教授俱乐部楼上一号房间举行的周四午宴（屋内有一盏枝形吊灯）。莫里森例外，他觉得集会是浪费时间，不过他还是会偶尔穿着马裤来到现场。而教授当中诸如吉姆·巴克斯特（Jim Baxter）、保罗·巴克（Paul Buck）、弗雷德·默克（Fred Merk）、C.H.哈林（C.H.Haring）、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迈克尔·卡波维奇（Michael Karpovich）、戴维·欧文（David Owen）、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亚瑟·达比·诺克（Arthur Darby Nock）、凯奇·乔丹（Kitch Jordan）、斯特林·陶（Sterling Dow）、唐·麦凯（Don Mckay）、艾略特·珀金斯（Elliott Perkins）等人都曾献身于历史系，作出了卓越贡献，将其当作对哈佛奉献忠诚的中心。

在此幸福的时期，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也在浮士德球运动中逐渐形成，这是一种与排球截然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的活动地点在萨金特学院（Sargent School）女生上体育课的幽暗回旋的体育馆中，如今那里是法学院的停车场。体育馆有着环形的跑道，四周围绕着圆柱，很适合这种运动。回球时，队员可以越网触球三次（只能用一只手或一只前臂），垫球，准备回球，然后打回去。这与排球不同，我们每次发球，回球都将球拍在地面上，还会运用将球连续两次撞到柱子上的技巧。比赛节奏很快，这需要队员的合作以及对千变万化的情况进行灵活处理，当然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要高于激烈的比赛。活动的参与者包括奥斯丁·斯科特（Austin Scott）、法学院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院长总是容易在比赛中争论不休）、物理系的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球还没过网就已经半空中鱼跃扑向球了）、哲学系的拉斐尔·迪莫斯（Raphael Demos）以及经济学家西摩·哈里斯（Seymont Harrris）。但是主要参与者还是历史学家，经常由查尔斯·泰勒和迪克·利奥波德（Dick Leopold）进行组织。

历史系每周四的例行午宴会的主题通常与历史无关，更多的是讨论行政管理、制度实施以及一些不涉及个人行为的领域。主席每隔几年轮换一次，且没有委任权。机构的宗旨就是为我们大家服务。他们会花很长时间来讨论拉德克里夫学院的一位埃及女生能否用阿拉伯语代替德语完成博士论文。科学史可以被视为中世纪领域的一门课程吗？新西班牙能够替代殖民时期的美洲到什么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将有历史根据的材料排除在外。这种正式的行政会议是一种友好的惯例。我们都加入到关于希腊罗马的文明，中世纪与现代欧洲以及它在全球的扩张，甚至扩张到日本与中国的讨论中。

一年之后，我有了一位新同事赖绍华。他是叶理绥教授的得意弟子，是叶教授从东京女子学院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的子嗣中找到的一位杰出的学生，已经会讲日语。1931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之后，他受到了系统性的基础汉学培训，并得到资助在哈佛、巴黎、东京以及京都等地从事研究工作。1938年秋天当赖绍华在北京完成为一期一年的培训回来后我们见了面。他的论文翻译了9世纪一位日本僧人访问中国的游记，当时比马可·波罗到中国还要早400年，论文中多达1550个注脚，这是汉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赖绍华的时候，他表现得极像东方人，没有表情却若有所思的样子，似乎在想：“费正清是谁，他想要干什么？”毫无疑问，我也是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看着他，在这方面我有点经验。具有代表性的是，赖绍华将其论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书名为《圆仁大师大唐中国纪》（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内容很吸引人，将整个故事展现在现代读者面前。我们很快发现彼此共同的纽带就是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如果没有赖绍华做同事的话，那么我的生活也许会大不相同。赖绍华随后也加入了浮士德球的队伍中，他打球很棒，并最后成为历史系里具有表决权的成员，这是一种真正的荣誉，至少对于历史系来说是一种荣耀。作为相同领域的年轻学者，我们属于一种友好竞争的关系，但我总觉得他处于有利的地位，而我却在更边缘的位置。按照某些理论，区域研究专家往往具有所研究区域当地人的特征，这或许能够解释赖绍华为什么拥护现成国家体制了。当时的日本人民非常精明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人民却在为国家统一而努力。

当我开始在哈佛大学讲课时，我考虑到我只准备好一半的工作。牛津大学的博学学位并没有设置有关历史科目的预备考试，而在美国则完全不同。如果你想要来美国大学作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那么你首先需要在大脑里塞满有关中国古代史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相关内容，而这些正是我的课程所欠缺的。我曾自作聪明地向许多申请者解释，他们不知道我走的是条捷径，这需要主动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来触类旁通。我曾在清华大学讲授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课程，并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少。所以，在哈佛大学，我旁听了福开森教授有关希腊的课程。

牛津大学没有教过我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举办研讨会。而我计划在哈佛大学组织一个有关清代文献的研讨班，先观察一下其他教授是如何举办研讨班是一个明智之举。所以在兰格教授的许可下我加入了他的现代外交史的研讨班。

我们小组一共12人，每周都会去一次兰格教授在坎布里奇的家里，大家爬上楼到他的书房，围坐在书架前进行讨论。而他坐在桌子旁系统有效的指挥过程让人印象深刻。其中还有一名学生坐在灯下的书桌前朗读他的论文。然后房间的每个人开始评论，包括概念和主题意义、文章的组织、资料来源、写作风格、晦涩不明以及缺陷遗漏的地方，总之我们尽力剔除论文中的缺陷，提高论文质量。随后兰格教授提出自己的意见，作出权威的总结，最后，作者进行答辩和解释。每个人在批评指正中受益。

我很喜爱这样严格而又很有分析性的讨论，与很多混乱的研讨会截然不同，例如，老师会问：“还有什么问题吗？”第一个学生会说：“您的某某说法是什么意思呢？”另一个又会说：“我对您说的某某很感兴趣。”第三个学生说：“虽然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论文很有意思。”研讨会上所有人都只是吹牛说大话浪费时间，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我把关于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为什么日本没有干涉中国的论文拿给兰格先生进行指导。为了完成论文，我先收集了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德国的文献资料，然后又看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资料。我的很多学生，甚至包括选修我的课的学生，都帮助我做了资料的收集工作。然而，兰格教授建议我，既然论述的中心是关于日本的，那么我最好从日本的文献资料入手。一语中的！

有一天，在一次接待会之后，威尔玛带了我家的常客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还有她的其他一些女性朋友——一群快乐的人——来家里吃晚饭。到了晚上7点50分，我解释说：“我要去兰格教授家参加研讨会。”这些人问道：“他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我觉得这是相当令人无法容忍的自以为是，于是我只能说：“这是日程计划的一部分。”我仍试图去取得一流的资格。

在1937年春天我开始授课，在得到一位研究生的响应之后，我开始打算设立研讨会。为了检验自己的翻译能力，我和远东语言系的魏鲁南（James R.Ware）教授进行了非正式的合作。他曾经是一名拉丁语老师，工作方式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到了1940年，我有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可以使用，一位名叫约翰·莫顿·布卢姆（John Morton Blum）的研究生作为历史系助理来帮助我复制资料。他是用印蓝纸复写的方式来复制资料的，这种方法是复印机的前身，会在复印件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紫色印记。我确信，这些有关早期中国的经历不仅给布卢姆留下了印记，而且通过神秘莫测的天意使他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杰出的美国问题学者，同时还是70年代哈佛理事会的成员。在繁荣发展的1952年、1959年、1965年和1970年里，我多次印刷了这部清代文献课程提要。

阅读和翻译这些文献资料，是在中国政体表面挖了一个洞，人们可以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体制内运作的各个机构窥一斑而知全豹。例如分布很广的邮政体系、盐税体系、通过大运河向北京供应粮食的漕运体系、为了保护大运河不受洪水侵犯而修筑的黄河水利工程、绿营兵和满族八旗子弟、土地税收网络以及海关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在京城六部统御的华丽框架下运行着。这样就导致了文献中充斥着令人迷惑的各种专业术语。

新近出版的文献引发了人们无法满足的追求。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文献在当时是如何产生、如何处理以及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来传递它们。1935年我结识了燕京大学经验丰富的年轻目录学专家邓嗣禹。他和我同龄，但手头上有无数的中文参考著作。比我早去北京两年的毕乃德与邓嗣禹合作完成了一部当代不朽名著《中国参考书选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36年出版）。当邓嗣禹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们在1939年至1941年间合作过三篇系列文章，分别论述清代公文的传递、清代公文的不同类型和用途以及清代朝贡体制规则与施行办法。［所有文章都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之后合订成论文集《清代行政研究》（Studies in Ch\'ing Administation）。］

有关中国的研究题材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了吴香林（Silas H.L.Wu）的《清廷的通讯系统和清帝的统治》（Communications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其他的新发现成果在台北、北京以及耶鲁大学等一些地方也陆续出版。我们一直努力想要获得一项根据，以便了解中国人是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

我已对清代文献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了概述。事实证明，在哈佛的近40年时间里我一直拥有开采这块宝地的特权，并据此发表了大约60部相关的专题著作。

与此同时，我的很多非学习外国语言的经验，同样也完美地适用于日语的学习。其中最容易而最无效的学习方式就是与一个当地人互相上课。我曾在北京向南满铁路公司的留着小平头的翻译官学习日语。起初他先讲日语然后用英语来解释，随后我们都讲英语。日语与英语的比例是1:3，我觉得就像后来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

1935年炎热的夏天，在日本基督教女青年会，我开始第二次学习日语。因为我的老师是一位女士，所以我学了很多女性化的表达方式，对男性来说过于斯文。第三次学习日语的机会是，我参加了美国大使馆开办的长沼日语教学课程。亲切和蔼的长沼先生有一位美国妻子。他编写的教科书通过必要的结构而更加系统化。学校的一名老师和我们一起去了外交官避暑胜地轻井泽，在此期间我逐渐弄明白了日语有两种语音表，即假名，以及两种主要的中国读音（汉字读音）与相同汉字的多种日文发音。

回到哈佛大学之后，我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基础日语课程的学习。为了将日语作为外语来教，使用的是朝鲜小学生的教科书，书中主要内容是关于鸟、花、放风筝以及日本的节日。而我在苏福尔斯学到的英语会话开篇就是“跟我一起跑到树那儿”，“雨啊，雨啊，快走开，过几天你再来”，诸如此类的表达就相当于“Saita！ Saita！ Sakura ga saita！”它的意思是：“开花啦！开花啦！樱花正在盛开啦！”显然，对于初学对话的人来说，这些句子更适合3到4月份来说，而不适合在11到12月份使用。

最终叶理绥与赖绍华合著的教材草稿完成了，书中着重列出了一些难点，如动词的语气、时态以及其他方面。于是我开始了第五次的日语学习，并收获良多。尽管如此，叶理绥教授对于让我这个同事作为他的学生感到有点尴尬，所以他尽量不向我提问，以免我万一答不上来而觉得难堪。

就这样，1952年1月，我来到京都学习日语时，已经是一名比较不错的初学者了。果然，京都语言学校也使用了长沼的教科书，同时我前两年的快速成长也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的18年里，我的日语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能够很流利地提出很棒的问题，但是听不太懂对方的回答。

1960年在我准备去日本待一段时间之前，我与一位哈佛大学留学生有马辰雄（Tatsuo Arima）交谈过。他是亚当斯宿舍楼的学生部主席，也曾是圣保罗学校有着两种文化背景的一名出色的学生（如今是一名日本高级外交官）。他问道：“教授，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日语的？”我说：“1933年。”随后他惊讶道：“天哪，正是我出生的那年。”

1964年我使用英语和中式日语结合的方式为日本的观众作演讲，所谓的中式日语就是将中文的词语串联起来用日语表达出来。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现代化，当时一些美国人正兜售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不管怎样，观众似乎可以听懂我讲的英语。

我学习日语的目的是想知道日本历史学家写了哪些关于中国的作品，所以我决定通过描述性书目来收集有关中国的研究课题。1952年，我找到了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教授做我的合作者，他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一名很有活力的专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坂野正高出生在纽约。由于他是专职教师，所以我起草每个条目并综述其内容纲要，而他负责校正并添加作者的观点以及一些解释说明，这为最终的手稿增添了价值。

我们住在品川区一家茶艺馆里，紧邻原氏家族（Hara family）的花园池塘。这个茶室里配备有煤气加热器，可供我们取暖，还有冰箱可以存储食物。每天早上，我会乘坐快速而又拥挤的城区地铁穿过半个城市来到东京大学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在这里我有一间书房，同时还可以使用图书馆。1952年日本的战后恢复只完成了一半，暖气属于奢侈品，就像我在牛津读书时一样。通常情况我会穿着外套，戴着围巾，甚至还戴着帽子和手套。午餐是花生、黄油以及加了果酱的三明治。6个月的时间，我们编写完成了1000个条目，学术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195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书名为《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这本手稿的完成有几个启发角度，因为在编书过程中被迫将日本名字用英语字母来拼写，所以必须知道这些名字的准确发音。而日本字在翻译时很难确定标准含义，因为有很多种读法，无法确定选择哪个。于是坂野正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用电话询问作者本人以核实名字的准确表达方式。我们的朋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小竹文夫（Otake Fumio）说他自己经常被称作Odake，甚至他自己有时也会这么称呼自己，但事实上应该是Otake，而不是Odake或者Kotake。日本史学家加藤繁（Kato Shigeshi）也经常被错误地称为Shigeru。还有史学家和田清（Wada Sei）也被称作Wada Kiyosh等。

起初我认为，在日本书面语中，有着各种模棱两可的发音，而且采用字形不变、紧接着该词的动词词尾有各种变化的表达方式，我原以为这种复杂的表达方式会成为障碍，让日本倒退，然而这种事并没有发生，人们只能归结于这种结构上的复杂反而为日本人超越我们预先作了精神准备。

我们的书稿中有很长的索引，包括作者名字的索引。我们很高兴可以说服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山本澄子教授（Sumiko Yamamoto）为我们做这些索引，这项工作非常耗时，却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支柱，所以1967年在第二次印刷时我们将山本澄子加入到合著者当中。

我还主编了另外1000个条目的补充卷，即《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作者是蒲池典子（Noriko Kamachi），增补至1969年，1975年出版。我们主要使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书目，并且得到了我们的朋友兼老师市古宙三（Ichiko Chūzō）的指导，他是东京东洋文库（Toyo Bunko）近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我们体会到了当初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精神，整个过程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坚持下去。

在允许的时间内，我对自己是否获得全面的训练感到怀疑。1958年我开始和一位亲切但有些忧郁气质的女士学习俄语，并且在1960年和1972年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用到实践中了。但是俄语有很多生僻的词根，并且与欧洲语系没有任何联系，这对于一个51岁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记住。但这仍然给了我另一种能力，能用带有外国口音的俄语提出一些问题，只是仍然听不懂回答。

叙述类似学习语言这种总是充满了希望、却从未坚持到底的事业中的小枝节，意思并不是想要用失败的例子来警示年轻人。我始终认为，假如有6个月的集中训练，我可以精通任何语言。可惜我永远抽不出这6个月的时间，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在坎布里奇任教的前几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哈佛大学是最好的选择。它就像一座体育馆，运动员为了夺得冠军在这里不停地练习杠铃和吊环。哈佛为著书立说、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些专家讲得多，写得少，往往成为富有影响力的教师；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讲得少，写得多，往往成为一流的教授。如果想要跨过最后一个障碍成为终身制教授，有著作面世肯定要比讲课更有分量。当然，关于著作与讲课哪个更重要仍然存有争议。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写作显然持久性更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读过你的作品，影响力也更大。当然如果你所写的内容只是不断重复课堂上的讲课内容，那么恐怕也难以出版。这对我个人很合适，因为在我的新领域中，有大量基础的资料和新的理解可兹利用。这样的著作是读者所期盼的。

尽管如此，我知道与新的学科领域相比，在发展成熟的领域内出版书籍要更加不易。当新手们的学术造诣追赶上罗斯托夫采夫（Rostovzeff）、哈斯金斯（Haskins）、布克哈特（Burckhardt）、麦基尔韦恩这些大师之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每个人应该相信一个事实，即每一代人都必须回头重新审读历史，但是审读的历史往往漫无目的。许多比较大的主题可能被丢弃到垃圾箱中，无人问津，包括你自己的论题。

我的问题与此迥然不同。我早就充满了信心，如果我能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历史系就会给我终身教职。

尽管如此，职务委任制度也并非完全可信。1936年，刚刚上任的校长柯南特（Conant）任命一位数学家为院长，这位数学家明显更适合与数字打交道，并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当经济学院一致推荐两名教师——雷·沃尔什（Ray Walsh）和我在埃克塞特的室友兼好友艾伦·斯威奇——续任他们为期三年的讲师合同时，校方以预算为由否决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哈佛教工工会中表现得过于活跃，而且，他们还积极参与了旨在团结广大劳动者的“新政”（New Deal）运动。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校方的这项决议背后恐怕有不少歧视和偏见。1937年5月，141名未取得终身岗位的哈佛教员在经过一系列充满愤怒的商议和决议后，向9名正教授递交了一份15页的备忘录，要求他们调查这一事件。柯南特有很强的判断力，他任命这个小组作为自己的评审委员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举行例会，在收集了大量口头与书面证词后，1938年5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向校方建议重新任命沃尔什和斯威奇二人，委员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校方之前并没有充分审查此二人的优秀之处——之所以用这个理由，是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校方之前的决策过程中存在偏见。世界上很难再有比这个委员会更富有能力的群众组织了，因此，当哈佛理事会再次打回了这份86页的推荐报告时，它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不公正的印象，就像10年前洛厄尔校长在萨科－万泽蒂（Sacco-Vanzetti）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这一事件还给哈佛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损失，艾伦·斯威奇曾是一名出色的年级领袖人物（1929级），同时还是哈佛校报《深红》的主编和年级秘书，他的身上具备那种只有校友协会会长和理事会理事才会有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正是哈佛理事会所倚重的。成为公众争议的焦点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像我后来在50年代的感受一样。事实上，虽然在一年之后根据事实得到平反，但是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岗位，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痛苦并且压抑的经历。当然，艾伦·斯威奇仍然是一位能干的经济学家，他后来在威廉姆斯学院任教，还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过，在加州理工大学培养了大批的专家。八人委员会在哈佛大学又工作了一年，审查哈佛大学全部校务。他们提出了详细的任免推荐书，并且得到了柯南特的认可，这也为哈佛在后来保持一支优秀的教工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始终认为，通过这次事件发展出来的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应该被视作“以此人事任命章程纪念艾伦·斯威奇”。

1937年2月我在哈佛大学开始教学当时，我属于学校里的新人，教的却是内容生动但经常被人忽略的课题。战争让中国持续成为报道的焦点，也引起全国的兴趣，人们将了解东亚局势作为不可抗拒的认可。我曾对1929级的学生作过报告：“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好好学习东亚历史。”我当时考虑得过于简单，认为我的工作只是需要将事实真相提出来，而答案会自己出现。

来听我这门课的研究生改变了我这种缺少思考的授课方式。听课的人中有三位加拿大人——E.H.诺曼（E.H.Norman）、拉尔夫·科林斯（Ralph Collins）以及明明德（Arthur Menzies），他们日后均成为外交官（后两位后来成为驻北京的大使）。他们哪怕是随便提出的问题都很有深度。我很快意识到所提出的任何“真相”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假设的知识框架体系中。真相陈述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先了解这个知识框架体系。通常来说，这些真相都是该领域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已经由前辈们将它们提出来了。所以，首先，你必须从中选择究竟采用哪种思路。其次，你要努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想想自己可以提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每次你面对一个论题的时候，必须尽力从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讲座的标题和表达方式。

历史83所讲授的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由A.C.柯立芝（A.C.Coolidge）与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开设的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主要讲述中国和日本“开放通商”以来的历史事件。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作为英国的第一位大使来到北京，意图使中国对英开放通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认为东亚近代史的开端是从这一年开始，而中国却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这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16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往来中耶稣会士一章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那只涉及宗教哲学，而与贸易和军事无关。

日本也位于远东地区，并且到1937年时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除此之外，我发现朝鲜、亚洲内陆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是人口众多、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相互都产生影响。简直就是一个大杂烩！似乎没有任何人对这些国家有足够的了解。

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在地图上标注这些地方。在叶理绥教授的资助下，我找到了极有天赋的制图师埃尔文（Erwin Raisz），请他绘制了一系列体现地貌风格的地图。于是在埃尔文富有创造性的地图上呈现出了山脉高地、沙漠、三角洲以及其他的地势特征，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标注地名。例如，你能在伊犁和喀什噶尔之间找到木扎尔特山口，它直到1871年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我们一起制作了9张地图。埃尔文建议在他名字下加上我的名字，作为地图的编者，但是我觉得谦逊才是上策，毕竟地图是由他绘制的。

如今我把地名索引发给了每位同学；而样本地图标注了准确的地名，放置于图书馆玻璃柜中保存。因此，我们的考试当然也包括有关地图的问题。

当然教师讲课的声音高低不同。罗杰·比奇洛·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被称为“活蹦乱跳”（Frisky），我想是因为他看起来有些像猫科动物吧。他在历史课1就对着我们扯着嗓子喊，当然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新讲堂（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匿名捐赠，如今命名为洛厄尔讲堂）除去座椅很硬之外，在没有扩音器的时代，这里的音响效果也非常差。因此如何让500名不安分的新生能够被讲课内容吸引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曾有一次，在讲堂上课之前，与我们在一起的查尔斯·韦伯斯特就抱怨道，这是他见过的最艰难的工作。

最佳的男低音是威廉·斯科特·福开森。我去听他讲授的希腊史课来学希腊语。课堂上没有人出一点声音，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简洁优美的课程。至于我自己，虽然我对我的听力很有自信，但是我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有些讲课人员，比如说弗雷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他讲课时的语速很精确地是听写的速度。我在清华大学上课时就已经养成用释意来概述每一个要点的习惯，这种方式仿佛会让人更快地理解要点。有一种授课方式很让人称赞，主讲人并不需要讲稿，完全脱稿。詹姆斯·巴克斯特三世就是这样的人，讲课的同时还会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而我在课上通常会发给学生一张单页，作为课程纲要的一部分，上面列有名字和术语，同时还附加一份参考书目。它替代了黑板，对我来说不必弄脏自己书写板书，对他们来说不必盯着黑板抄写下来，我给学生发一张纸，一切都准确无误。

讲课作为一门戏剧表演的艺术需要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至少需要由语境、主题、发展、高潮等几部分组成。即使是指定的阅读也无法替代它，因为教师讲出来的内容经常会比书中内容传达更多的观点、更多的相关知识以及某些可能的推论。归根到底，听讲者应该在听课的过程中与主讲人产生“心灵的共鸣”。无论他过去是否有真正产生过共鸣的经历，思考“事物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都是一种理想中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拉德克里夫学院还只是附属于哈佛大学，就像是一个傻姐妹一样，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每次在哈佛大学为三四十名学生讲完课后，我通常会穿过草地来到拉德克里夫学院，为6到12名女学生将刚才的课堂内容重复一遍，以此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我因为无法忍受机械式的简单重复，加之坐在这里的一个大桌子上，而不是讲台上，没有讲台，课堂慢慢蜕化，变得就像家庭教师的独角戏。在这里甚至连挂图都找不到，无论什么表演都被用到站立的讲课中。有些拉德克里夫的学生觉得受到了欺骗，而有些则为能够分享哈佛大学的教育资源而感到高兴。后来教务长普罗沃斯特·保罗·巴克（Provost Paul Buck）申请战时财政拨款打开了男女同校的大门，这实在是做好事。从那时起，我的至友中才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

此外，我认为历史学应该充满心理形象，包括地图、遗址、风景和人物，而不只是一张阶梯状的年代列表。因此埃德温·赖绍华和我在1941年共同开设“东亚文明的历史”课程时，我们开始采用幻灯片辅助授课，后来将这门课的讲稿编成一套系列教材。当时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和美术系已经有大量用玻璃制作的4×3.5英寸的关于遗迹和绘画等内容的文献材料。于是我开始将我看过的书页插图制作成幻灯片，由于是在哈佛大学作私下的展示，并不对外销售，所以并没有考虑版权问题。幻灯片不仅可以生动体现故事的真实性，同时还可以使得一些论题更加形象化。例如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或是清朝一代代的皇帝在世袭的过程中性格发生的转变，从17、18世纪开国者的正直、不屈不挠发展到19世纪初道光皇帝的暴躁吝啬，以及随后两位继承者的柔弱不堪，最后终于被心胸狭窄且残忍无情的慈禧太后葬送了整个江山。

1973年，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一丝不苟的美术设计师萨姆纳·格里姆彻（Sumner Glimcher），他帮助我将15套幻灯片配上我的评论解说，并且最终编辑成书《新旧中国》（China Old and New），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从那时起，制作精良、记录稀有题材的相册数量激增。

洛厄尔校长梦想的教育方式就是将欧洲各国最好的教育模式综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其中包括法国细致入微的授课、德国的研究生研讨会和牛津剑桥模式的个别辅导制，辅导是其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已经有了这一切，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保证其正常运作。尽管辅导并不能使你获得终身制职位，但是每个人都应技能熟练。我在柯克兰大楼我的书房进行辅导时，摸索出一套极佳的辅导方法，即辅导的学生人数保持在3到4个人，最多5个人，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评论彼此的论文，而不必要求每位学生每周完成一篇论文。总之我会避免费力的一对一的辅导，这种做法曾经使得牛津大学的导师们筋疲力尽，不过白修德（Theodore H.White）似乎是一个例外。

我最欣赏的学生也是我的第一个学生，真是命运的巧合。白修德是1938级的学生，与小亚瑟·施莱辛格同班，但他并不认识很多同学，对哈佛的很多事也知之甚少，因为他总在忙于为生计奔波。他的回忆录《寻找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是一部充满胆识与才智的传奇。书中很客气地提到了威尔玛和我。然而，书中唯一无法言表的是我第一次见到白修德时的激动兴奋之情。他看起来并不是很有精神，但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一流的口才。在他成为我辅导的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且获得了最高奖学金。泰迪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来到全盛时期的哈佛大学，熟悉古典文学，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人学希伯来语。他有着受过训练的头脑，也深知现实世界的残酷，而唯一欠缺的是社交经验——如何端茶、递交介绍信、熟悉当下的电影和书籍、游览欧洲各国首都以及做好一些表面文章。但只要时机成熟，其实这些小问题都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的。

泰迪获奖的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这是目前在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背景，而他的最优学业成绩使他的学位答辩获得了保证，以下是答辩中的一段对话：

魏鲁南教授：“BEFEO是什么？”

白修德：“那一定是一个出版物——难道这不是在河内出版的《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 Extrème Orient）吗？”

威尔：“那么BMFEA呢？”

白修德：“先生，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是（需要我说吗？）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远东文物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不过其他的考官认为这个问题属于故意刁难人。

给泰迪讲课的感觉就像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烟花，你只需要点燃一个念头，他的思路就会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孔子、柏拉图、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怎么会成为同一代人呢？分属不同体系的文明真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有机体吗？就和你我一样，都要经历出生、生长、发展以及衰老这些过程？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说，罗马帝国由于“宗教和蛮族入侵”而衰亡。中国也曾受到佛教和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中国却再次统一为伟大的大唐帝国？是因为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以民族形式发展，而中国由于缺少半岛，根据河流走向只能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吗？

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分处欧亚两端的两个岛屿帝国——日本与英国，他们早期就开始发展民族主义并依靠贸易成为海上强国。同时为了适应陆地文化，他们会时不时地侵略大陆国家，依靠贸易和海军力量得以生存。英日两国之间的同盟（1902—1922）是为了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再延长20年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好事吗？

事实上，泰迪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取得成功。（他的弟弟成为国家气象局的局长，该机构后来发展为重要的监测机构。）但是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记者。就像中国的政治家一样，他很善于将自身的缺陷变为优势，比如他身材矮小，但这在采访大人物时，反而会凸显出他用低姿态表现出对大人物的尊敬。与泰迪交谈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也会表现得比平时更有思想。他们交谈甚欢，泰迪有自己的一套夸张手法。

聪明的学生其实也会充实老师的生活。曾给我和威尔玛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事情是一座黄颜色的木板房，位于文思罗普街41号（41 Winthrop Street），在猫头鹰俱乐部、洛厄尔宿舍和室内体育馆（Indoor Athletic Building）的正对面。这里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为此捐赠了一些中式家具和雕塑。但是与其说我们改变了它，不如说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栋小房子始建于19世纪初期，基座由粗石打磨后砌成。最初，进门口是一个前厅，左右是两间对称的房间，进入前厅有狭窄的环形楼梯可以到达二楼和三楼。一层和二层各有两个房间，均配有壁炉。这栋房子右边远离街道的一侧还有一栋二层楼，配备的后楼梯又陡又窄，上面两层的两个房间也都配了壁炉，总共6个壁炉。

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入口处通往二楼的楼梯被移走了，一层的两个房间也被合并为一个14米×30米的大房间。后楼梯则成为唯一通往二楼的楼梯，而从二楼通往三楼的环形楼梯依然在那里，只是缺少下面的那部分来支撑。当我们在1936年找到这座经过改造的房子时，里面已经没有前厅了，一楼变成了一个大厅，带有一间厨房；二楼有三个房间，三楼则有两个阁楼。浴室由缝纫室改造而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浴盆。此外，厕所的水箱位于三楼，有人曾在天花板上凿了个洞垂下一个拉绳，可惜不见了。三楼的住户会突然听到洪流一般的水声。

总体而言，这处住宅缺少某种宏伟的气势，在大厅只适合举办鸡尾酒会，并不适合举办宴会；适合招待普通百姓，不适合宴请社会名流。我们就像是住在游艇上（我想象得到），衣柜和存储空间相当有限，东西摆放必须规划得井井有条，否则就装不下。

尽管如此，从威德纳图书馆到文思罗普街41号仅隔着奥本街（Mt.Auburn Street）和马萨诸塞大道，距离大概只有200码。早饭后，上午8点钟，不管什么时间，我都可以在4分钟内到达我的办公地点。40多年来，我为此节省的通勤时间，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来算，大概有半年时间。

由于我们的住处离校园很近，所以很方便与学生接触。于是我们在每周四下午5点举办茶话会。除去战争时期有5年外出以及2次公休假，我们的周四茶话会一直持续了整整33年。

周四茶话会的作用非常广泛。外国留学生来这里练习口语，男女生可以在此约会，甚至来访的社会名流也会到此一游，尽管他们有时只是很想知道这群唧唧喳喳的学生会如何款待他们。来自苏福尔斯的堂兄弟们也不会觉得被忽视。此外最主要的是，茶话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彼此形成自己的朋友圈，而其中一些人最终甚至迈入了婚姻的殿堂。芮沃寿（Arthur Wright）就在这里结识了芮玛丽（Mary Clabaugh）。我的同学比尔·扬曼（Bill Youngman）见到了我们从前北京的室友埃尔西·珀金斯（Elsie Perkins），还有我的同事麦伦·吉尔莫（Myron Gilmore）在此结识了希拉·德恩（Sheila Dehn）。此外，1940年白修德从中国第一次返回的那个夏天里，他几乎一直独自一人待在这里，他说他学到了很多他想知道的东西。在性解放时期，这里对于年轻的情侣来说也是绝佳的选择，当我们周末外出期间他们可以临时居住并代为照看房屋，享受着美妙的二人世界。这座房子完全可以适应这种情况。

文思罗普街41号也可以表明我们与哈佛的脐带关系。1936年时，成本核算还不是美国崇尚的方式。詹姆斯·比加（James Biggar）是哈佛大学的商务经理，性格和蔼，当时在莱曼宿舍楼办公，负责哈佛大学保障和不动产部门，他带我们看了这座刚空闲下来的房屋，并且表示可以为我们翻新，还能替我们保留到秋季返校时。2月11日，我们签了租房合同，租金是每个月50美元，从7月1日开始算起。我们同意如果接到通知，我们会在一个月内搬出，不过好在这类事情至今（1981）尚未发生。

这是一座宽15英尺的三层砖砌的楼房，地处霍利约克街（Holyoke）与文斯罗普街（Winthrop）拐角处一块21英尺宽的空地上，夹在一座大型公寓和美林馆（Merrill Hall）之间。我们打算在狭小的院子里种上苹果树和丁香花，但是当我们试图挖土时，挖出来的却是煤渣、玩具汽车和其他一些填充物。房子最初属于斯特拉斯俱乐部（Stylus Club），托马斯·沃夫（Thomas Wolfe）公司的编辑麦克斯维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以及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新英格兰的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的作者］都曾在此居住。它的历史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林馆被拆除，变成了一小片草地。之后距西边2英尺远的女房东抱怨家里的地窖有飞蚁。经过调查是白蚁，一个星期内大型的铁锤破碎机将这所大公寓夷为平地，于是这里又多出了一片草地。后来我雇用了一位专业驱虫师仔细除虫，从此这里再也没有发现白蚁。

暖气是从街对面的室内体育馆地下管道接过来并输送到其他各个地方的。如果我们将地下管道的开关方向旋转错了，位于文斯罗普和邓斯特楼拐角处的人员安置与职业咨询办公室（Office of Placement and Career Counseling）就会被停止供暖。过了好些年直到成本核算流行起来后，先前在美林馆地下的蒸汽管道才再次启用，成为冬季雪天里的绿色通道。

每隔7年，大学里的建筑都会被重新粉刷，就像大学教授的公休假一样，当护墙板变干泛黄时，外表看起来就像木头被刷过多遍漆一样。苹果树上的松鼠们开始在屋檐内寻找过冬的地方。在冬天时每隔几周的时间，通过管道连入各个房间的暖气片就会堵塞并发出像手提钻工作时的响声。暖气片有类似早期蒸汽阀的装置，可以冷却热水，使其从释放蒸汽的阀门流出。供暖工会控制阀门打开或者关闭，但是有一些住户不需要太高温度的话，他就会稍微将阀门只打开一部分。而响声意味着暖气片里充满了水，你可以通过打开放气阀将热水排到外面的水桶里。除此之外，每年漏水都会将天花板弄潮，甚至会直接从上面滴水。因此天花板必须重新修整粉刷。到了1977年我退休时，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了，房客和房子究竟谁的寿命更长呢？这还真是一个问题。不过学校会负责将其彻底维修一遍，包括安装新的护墙板、密封窗户和新的天花板，比照顾居住在这里的住户还要好。

让人高兴的是坎布里奇离新罕布什尔州很近，那是人们通过勤劳战胜自然而形成早期美国人性格的地方，后来却发现用机器来耕种中西部平原，人们会变得更加多产。新罕布什尔州本质上是一块露出地面的花岗岩石，有些部分被郁郁葱葱的树木遮盖着，冬天到处都是积雪。不过这里的夏天比西伯利亚要长，一年有9个月时间可以成为避开波士顿尘嚣、享受周末及度假之地。

1910年威尔玛一家人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富兰克林市郊区的一个农场避暑，这里是1842年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迎接铁路的地方。很快福特汽车取代了火车，成了前往那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后来随着务农人数的持续减少，州际公路出现后，坎布里奇到富兰克林市的路程已经不足2个小时。新波士顿公路是一条1英里长的盘山公路，距离93号公路只有2.5英里，但是是一条死路，仅能在市政维修下勉强维持存在。这条公路如今已经被威尔玛的弟弟和三个姐妹，以及他们数量众多的后代接管了。

大约在1914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艾达·坎农（Ida Cannon）小姐正在开创医院公益服务。她购买了一块树木很少的牧场，一端的花岗岩是新波士顿公路沿线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20英里外佩米奇瓦塞特山谷（Pemigewasset Valley）上的卡迪根山脉（Mt.Cardigan）。艾达·坎农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为40英尺见方的夏季别墅，后来威尔玛继承了这座别墅。这里的洗漱用水来自屋顶汇集的雨水，通过手动泵从水箱中抽取，而饮用水则由山中的泉水引来。

1929年我第一次来到富兰克林时，山顶几乎全部被松树覆盖了。由于坎农一家人来自圣保罗，在那里树木是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们对此毫无办法。好在上帝帮忙，1938年的飓风让环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当时，我们从环绕的森林中开辟了一条长达5英里的马路，还垒了水坝拦截一条小溪用来游泳。从山上到山下，沿途两边绵延数英里的石墙将未被开发的区域隔离开，然而大自然再次取得了胜利，于是我们在夏天有了新的消遣活动——砍树。砍断直径4英寸粗的白杨树，是一件让城市居民印象深刻的事情。关于使用斧头，有两大诀窍：其一，在斧头落下前，运用手腕发力加快斧头前端的速度；其二，要丝毫不差地击中位置，即闪电般连续两次砍到同一位置。斧头的长柄也很有帮助。

在富兰克林时，我对我的岳父也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既做花匠又会木工。他在《人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中提到人体内尚未明了的自我恢复机能让我们保持稳定状态，当时我们讨论了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影响。我还曾为贝利奥尔辩论俱乐部写过一篇名为“社会：超级动物”（Society the Superbeast）的文章，文中对古代人类和社会机制进行了类比。我饶有兴趣地领悟到坎农博士的科学思想是如何把这个题目的重要性缩小到合适的程度，还它本来面目，而另一方面则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

在富兰克林市度过的几个夏天，是我在哈佛大学5年见习期中不可或缺的经历。这几个夏天允许我扩展博士论文的主题，结合了中国与英国不同的观察角度。于是我从中国的外部边缘问题开始入手，最终写到从北京角度看外部问题，从边缘逐渐发展到核心。《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到1953年才完成并出版。这完成了我为培训他人而进行的自我训练，让我恰好赶上了战后中国问题研究蓬勃发展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