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美国人心目中的东亚突然扩大到将越南也包括在其中。仿佛是又一次的珍珠港事件。形势在我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1960年，当我们乘飞机旅行越过河渠纵横的湄公河三角洲前往西贡时，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受到惩罚。越南如此明显地是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在缅甸停留数周时间呢？在这片土地上，越南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化和儒家的文化思想体系，而其刚刚灭亡的王朝统治就是效仿中国清王朝而建立的。越南古都顺化（Hué）王宫的布局与北京的紫禁城简直如出一辙。法国殖民主义在此统治不足一个世纪，给这里涂了一层殖民主义文化的色彩。就像在韩国、日本一样，这里也到处渗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如同美国的商人一样，新教传教士也被热衷于效仿大英帝国的法国殖民者排斥在外。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大量藏书中找不到一本越南出版的书籍。简言之，殖民主义已经给美国的东亚研究定下了基调。

尽管多年来我在演讲和著作中提到过越南，但如今我对越南的文化和政体的特殊性的具体现实在感情上仍缺乏了解，这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哈佛大学和美国公众一样，在越南问题上总的来说毫无思想准备。我认为，造成这一局面不能归咎于学术研究领导上的重大失策，正像不能归咎于我一样。这不只是因为我“有失必有得，人不可能做一切事”的态度，而是认为应该把这看作一个研究宏观问题的专家对东亚问题作宏观研究造成的失误。由此可知，我们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别人一样也有文化局限性，由于没有相关的越南书籍作指引，也没有个人旅行或是在那里居住过的美国人进行介绍，导致我们对近在眼前的情况弄不清楚。30年来，我们反复灌输必须在思想上重视东亚研究并作好准备，如今出现的危机却让我们都措手不及。随着越南战争局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开始提出将越南加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建立图书馆，开始语言培训，聘请越南历史文化方面的教授。这位教授必须起到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60年代初期，我将一位年轻有为的加拿大研究生亚历山大·巴顿·伍德塞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他的父亲为多伦多大学的校长，我曾以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本部见到过他父亲本人）招募到哈佛大学，从事近代越南历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语言和比较风俗制度方面研究的奇才。他的开创性著作《越南与中国模式》（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1971年出版）讲述了19世纪早期的越南统治者是如何通过一些有意思的调整来效仿位于北京的清政府的。他在哈佛大学讲授越南历史的课程。

1964年，我再次走访了西贡，当时美国正准备军事介入越南战争。3月3日，在结束在西贡的讨论时，显而易见的是：

南越军队并不愿意与他们的同胞打仗。军官们更喜欢待在城市里面，而士兵则是来自下层社会的农村青壮年，根本没有作战的积极性可言。再多的先进武器和激励，也始终抹不去当地社会的等级思想，也无法培养出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可能最终被人们自古以来对中国统治的厌恶所激发出来，但仍然无济于事。北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持有一种相当灵活的态度，利用美国人率直和注重行动的心理特征，将我们推到了排外主义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希尔斯曼（Hilsman）是威廉·邦迪（W.Bundy）替代一般被看作美国主张采取实际行动的人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一个标志。这种解决方式是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的，但是其结果引起了一场在心理上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战争。我们拥有物质方面的巨大潜力，并明白如何对其加以利用，但我们将发现我们对于文化心理上的力量因素无法充分了解，无法掌控，正是这些因素将导致我们失败。毫无疑问，我们在此负有历史使命，即在其民族主义发展足够强大时退出这一地区。

我们访问了顺化新建的大学，但用餐是在美军顺化顾问团食堂。我们和那里的美国军官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人告诉我：“佛教信仰是南越军队的主要问题。他们不赞成杀生。自己活着，别人也要能活。”他们经常跟美国顾问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那里，那里有越共，非常危险。”

因此，在他们穿过峡谷时，如果得知越共在山上，他们就不会去爬山，因为“危险”，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幸存下来。战争继续下去，美国的援助也没有间断。但是，他说这里的战争消耗还不如国内实弹演习用得多，只是更具有实践性，训练也相对自由一些。

毫无疑问，这几个月来，美国的领导人从未穿越过有越共出没的高山峡谷，更不会研究中越之间仇恨的历史渊源。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是阻止“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从中国向越南进军。这显是然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想当然，而我们在认识上却无法指出和防止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恐怕还有习惯和制度上的问题，即美国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正确看待越南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永存在我们心中的不是怀俄明州那小小的比格霍恩河，而是卡斯特（Custer）将军英勇无畏且过于自信的精神。

从1936年到1965年的30年间，哈佛大学一直在从事中国和东亚的相关问题研究，但我们并没有将越南纳入我们的视野，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的学术上的空白。在英语文学中，越南是一个还未充分开发的主题，因此想要指导国家对这一地区的政策，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虽然我能够也必定会加入到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行列中，但我对这个地区并无太多专业知识，也无法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

1966年，我们开始筹措资金以为越南历史的教学研究谋求一个教席。尽管哈佛图书馆还没有收藏越南文的书籍和资料，但我们自己收集了一些越南文的书籍，专门放在研究中心的一个房间里。在威德纳图书馆的书架上，越南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类别。到1975年，在东亚访问委员会（East Asian Visiting Committee）的帮助下，尤其是其监察理事会的两位成员奥斯本·艾略特（Osborn Elliott）和白修德的倾力支持下，在我们国家深陷对越南研究的空白10年之后，我们终于为哈佛大学研究越南历史的教授岗位筹到一笔基金。我们以肯尼斯·扬（Kenneth T.Young）的名字命名了这笔资金，他是我们早期的一位研究生，曾担任过肯尼迪总统驻泰国的大使。经过一番推推搡搡，伍德赛德被任命为越南历史研究的教授，是美国在这方面唯一一位教授。然而，他骨子里仍然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加拿大爱国者，美国最终卷入越南战争，使其对美国不再抱有幻想。很快他离开哈佛大学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于是哈佛大学越南历史研究教授的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我坚信，哈佛大学对于诸如越南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应当加以关注，但并非是大众认为的那样，属于危机发生后下意识的反应。越南对其自身以及作为中国文化区域的一部分有着内在的兴趣。这就出现了与中国、韩国甚至日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哈佛拥有对这些毗连区域研究的能力，因此对越南的研究自然也是其职责所在。历时8年的战争最终使得越南有必要成为美国——东亚领域研究的关注焦点。

越南研究的这种成败未知的状态，对力图起学术带头作用的哈佛来讲确实是种失败，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其机构发展的失败。然而，目前越南研究的团队还没有组建起来，与从事东亚历史研究并享有终身职位的教授队伍增长速度不相匹配。历史系本身凝聚力的衰退就是机构建设的一个大问题，其成员的团体意识从各个角度开始碎裂。随着概论课程在各个学院深入展开，其在大学中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追求专业化开始在老师中成为普遍现象，之后在学生中也开始出现。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方向。正如我的同事伯纳德·巴林（Bernard Bailyn，1981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所言：“每个人看来都愿意成为名家，抛开自己的日常工作从事更为专业的研究。”

部门缺少凝聚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多样化。许多人承担大学以外的项目，甚至是只在系里挂个职而已。那些从二战战场重新回归教职的教员更倾向于依靠秘书和录音电话，自揽项目和独立预算。于是，系里很多人员很快开始自立门户，独立于部门之外。

此外，我认为凝聚力的衰退也是一种典型的“哈佛症状”——由于人们对哈佛的固有印象往往是其无与伦比的辉煌，这里的人不可避免地出现骄傲自大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集体的过度骄傲。而对于一些新任命的人员，即使是那些个性谦虚的人也会固执地显露出“他们不够资格”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勉强够资格、有此殊荣，那他也会捍卫自己的事业，维持这种评判标准，防止出现平庸之才，即使这意味着教学工作要被中止。于是，吸收优秀人才加入这个令人神往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意识到，学术团体的起起落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我试图解释这一发生在我们这些历史学家身上的现象，但很不走运，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备。但我相当清楚自己在这一分裂过程中所应作的贡献。我甚至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一直在唤起人们的注意。

东亚历史研究不仅对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同时会汉语和日语），同时还需要一些特别的资金支持，两者的结合促成了此研究领域新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最终，我们顺应需求，把握机会，建立了由教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东亚研究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课程、东亚区域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以及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的联合博士学位课程的教学工作。此外，为了加强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委员会、东亚语言和区域中心（Asian Language and Area Center，有年度基金）以及东亚研究中心的合作交流，使之组成一个整体，最终我们在历史系组建了一个由所有活跃于东亚问题研究领域的教员组成的东亚研究理事会，作为协调工作和筹措基金的机构。另外，由监察理事会授权，该理事会拥有自己的东亚访问学者委员会，主要参与教员间交流的年度会议，讨论这个领域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各种需求等。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特定的发展取得的成果都应归功于一小群执着的人，主要是我本人和赖绍华，正是由于我们的不懈努力，东亚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从此以后在哈佛大学得以享受特别待遇，完全不受历史系的管束，可以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工作。1958年后，研究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有来自受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约束的联邦政府的资助，也有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或是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些间接渠道获得的资助。而管理完善、资金充足的东亚历史研究团体不仅拥有了自己召开会议的场所，能够自行组织研讨会，还拥有自己的发言人，能够进行各种社交活动，甚至还建立了图书收藏库和阅览室。

同样，苏联、中东地区以及国际事务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显而易见的类似的发展趋势。历史系已经不再是所有这些新的发展的中心。但是，所有教员的终身任职权依然由历史系而非某个委员会决定。这意味着新领域的历史学家必须由历史系评估和推选，他们的研究方向取决于其是否有写出一部优秀著作的能力，对各种小语种的掌握并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具有出众的书面英语能力是我们对于新人的共同要求。此外，在既定惯例的约束下，历史系已有大量的教学工作要做。就连希腊语和罗马语课程能够保留在课程表中已经是实属不易，为什么又加了一个越南语？

这种学术限制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用理性和知识引导人们关注诸如东亚这种神秘但分散的地区呢？在英国炮舰的保护之下，我们与中国的友谊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最终却被驱赶，随后又经历了更加痛苦的朝鲜战争，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到1965年，这种政策意味着防止北越在国内战争中战胜南越。

如果我们把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作一个比较，看到这两个国家如何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的，我们也许会感到一种自嘲的满足。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多少社会弊病！“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又增添了多少痛苦！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发生第一次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外交政策的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使得中国教育和技术大倒退，同时也导致了中国进一步贫穷落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战争（1965—1973）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几乎同时发生，这两场灾难从其发生的基本原因看，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美国的冷战使我们难以接受被我们感情用事地称之为把中国“丢失”给共产主义阵营这样一个现实，它使我们轻率地刺激中国介入1950年的朝鲜战争。于是在朝鲜发生的这场战争最终促使我们与中国台湾结盟，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我希望你完蛋”的“遏制”政策，整整20年的时间对其采取不予承认和封锁的政策。

而在中国国内，自1960年苏联的技术援助终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取代美国技术的帮助了。毛泽东的那种依靠人力和纯粹爱国主义，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的农民式蛮干热情于是占了上风。他们关闭大学，批斗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人，最终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0亿人民更加缺乏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称职的领导。

事情本来不必走向如此极端的地步。与大多数历史灾难一样，这些灾难原本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首先，我们不需要以如此自诩为公正的、激烈的、全力以赴的方式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如果我们能够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对我们自身的恐惧认识更客观一点，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更好地应对局势，并进行相关的调整。对待越南也是同样的道理。

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试图赶上这个形势，极力修复华盛顿和各大学在东亚问题上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像我这样的一些早期属于研究与分析分会（隶属于情报协调局和战略情报局）的专业学者，已经重返大学工作；而像伯顿·法斯这些人则继续留在政府部门工作。伯顿一直担任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东亚处的处长，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去职，主管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门的工作。这里体现了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基金会三者之间紧密的联系，较之于英国或日本，美国人能够在不同的领域进退自如。华盛顿政府迫切需要有经验的研究人员的指导，以至于1947年我担任情报研究办公室的一名顾问时，就有人建议我在哈佛大学教学的同时，兼职从事政府工作。

然而，随着麦卡锡时代的到来，所有联系最终被摧毁。1965年，美国在约翰逊总统领导下介入越南战争时，将学界精英聚集起来、充分发挥其专长的想法再次受到了重视。1966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组织的一次对华政策听证会上，参议员富布莱特（Fulbright）竭尽全力使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应邀前来出席听证会，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能够自己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富布莱特想要我指出越南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在越南问题上我们的政策同样是有失明智和考虑欠周的。然而，由于我不想成为国会反对行政部门的工具，也不愿意将问题的中心从中国转向越南，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后来，在开车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富布莱特以温和的态度责备我没有对越南问题表现出应有的态度。事实上，他是对的，我本应该那么做。

1966年参议院举行的对华问题听证会历时9天，台北的各大媒体对此争相报道。尤其是我和鲍大可（Doak Barnett），因为提出与北京进行接触的背叛主张而受到强烈谴责。在几百位学者和一些台湾各界领导人的联名谴责信上，我们的老朋友李济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个。后来，我们在富兰克林见面，他说他是在谴责信发表之后才看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是对此持有异议。

1967年，在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由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领导的中国问题顾问小组。从1967年2月到1968年11月，顾问小组召开了5次为期两天的会议，每次会议都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安排，有一定的议程并要给出结论和有关的论证材料。该小组成员共10人，其中2人为前大使［菲利普·斯普劳斯和朱利叶斯·霍尔姆斯（Julius Holmes）］，其余8人都是特别挑选出的教授。我们都获得了查看最高机密文献的特权。（我被告知是最后获得许可的一位，他们都为此等待着。）我们听助理国务卿比尔·邦迪（Bill Bundy）和其他人作简短的介绍，急切地展开广泛的讨论。例如，我们一致认为首先应保证美国军队不能从陆地上入侵北越，以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战争进行干预。

我发现，由于实行了一套对应的审核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中国顾问小组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潜在的有害影响。小组的意见最终汇集到东亚和太平洋问题研究小组进行审核和讨论，该讨论小组成员包括诸如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等坚定的保守派分子，周以德博士1977年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像在1947年时一样坚决。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依次听到各种意见的表达。我怀疑是约翰逊总统想出的这种并不公正的方式。由此可见，中国与台湾地区对立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多么强烈。

仅凭一个错误假设就派遣50万军队远赴海外，对于这样一个政府你又能说什么呢？关于越南战争，中国问题顾问小组里没有人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只能以个人名义来提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主张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以逐步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在1967年至1968年中国国内处于混乱之际。1967年我曾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在越南的军事扩大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5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专栏版），有助于采取减缓孤立中国的积极外交政策。“在第三方向中国转售我们的产品时，我们的反华贸易禁运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不废除这毫无益处的贸易禁运规定呢？为什么要阻止北京加入联合国？”

虽然助理国务卿邦迪以及远东事务参谋人员的思想开放和坦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此期间我们只见过国务卿拉斯克一次。大约1939年，我在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中国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迪安·拉斯克国务卿，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的院长，同时还是一位获得罗德奖学金的教育工作者，比我稍微年轻一些。然而，1941年8月，他在五角大楼从事制订作战计划的工作，参与发起了后来成为中缅印战区的具体工作和行动，并升任为此战区的副指挥官。我认为肯·加尔布雷斯（Ken Galbraith）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朝鲜战争期间，拉斯克作为远东地区的助理国务卿承担着“永恒使命的责任，极力采取军事力量来对付所谓共产主义企图统治世界的设想”。他成为一位典型的冷战分子，仿佛是另一个阿拉莫（Alamo）或是与站在小巨角（Little Big Horn）的青山上与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背靠背一同作战的勇士。换句话说，我认为，作为国务卿的迪安·拉斯克思想上有些僵化，似乎在道义上拘泥于一贯保持的反共立场而不愿意思考——简言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远东事务部门有许多建设性的想法都被他束之高阁。艾里克斯·埃克斯坦像往常一样直言不讳，他写信给迪安·拉斯克，反对其“以核武器武装起来的10亿中国人”的概念。这种说法以毫无根据的设想视中国人为威胁，对我们来说，在宣传上只能起适得其反的作用。

1967和1968年之交的冬天，我和其他人都普遍感到在我们的研究生中出现了强烈的幻灭感和反抗意识，这种意识需要通过组织和讨论找到一个发泄口。于是我鼓励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和其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创建一个大学校际学术团体。他们其实已经在同全国各个机构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进行交流。这一活动的结果是1968年春天在费城召开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年会的时候，又召开了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的成立大会。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一直秉承一条原则，即除了自由的学术专业辩论外，对当前的政治问题概不争论。因此，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礼堂成立。它是独立于亚洲问题研究协会以外的一个组织。当时，我应邀主持会议，并亲历了整个会议过程。我很高兴接到邀请，同时我也热衷于创建组织，而且我觉得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建立尤为必要。

礼堂挤满了参会人员，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多次出现争抢话筒的情况，导致会议被迫暂停。于是，我安排设备管理人员准备两个话筒，一个置于讲台供讲话者使用，另一个则单独供会议主持人使用。我的话筒裹着一个项圈，声音被调得很大，如果我大喊一声，恐怕礼堂的椽子都会晃动，其他的话筒声音也会被淹没其中。在会议开始之前，一位老朋友从观众席上走了上来。他是一位30年前从纳粹手中逃出来的难民，他一直惧怕法西斯分子会占领美国。他含泪对我说道：“约翰，不要这么做，不要让我们这些学者卷入政治中去。”

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只有一位妄自尊大的越南专家对我们猛烈抨击后高视阔步地离开了。整个会议议程由来自20多个研究机构的年轻的东亚研究专家制定，并最终通过审查，自此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刊物《亚洲问题学者简报》中，关于哈佛，特别是我本人不久便受到好几篇文章的批评，包括：“华而不实的根源：美国的中国观察者的专业意识形态”（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哈佛的中国研究：帝国主义的辩护者”（Harvard on China: the Apologetics of Imperialism）等文章。我作出了回应，其他人也参与进来讨论。我们相互交换意见，情景非常热烈。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我们对华遏制政策的破产。冷战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进行核储备。我赞同学生们的抗议。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的公开指责，使人耳目一新。可此后应怎么办呢？我们如何才能挣脱要求我们为其战斗的国家——文化忠诚的枷锁呢？面对人类基本的两难困境，如何才能有效避免战争，我找不到答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问题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一部分。而至于帝国主义的邪恶，如果你曾亲历发生在越南的一切，就不会将其看得那么简单了。确切来说，其罪恶的根源在于，精神层面和战略层面的考虑多过物质和经济层面。在我看来，如今该是我们认真仔细地审查视美国人极其狂妄自大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了，既然东亚研究中心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尤其应该进行自我反省。

1968年12月，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我在协会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尝试。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意欲改变该组织机构的本质属性，使得它更加注重于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为教师的教学工作以及年轻博士生的就业发展提供帮助。就个人而言，我能够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一职，是按部就班、符合该协会1884年以来依据自命清高的专业学术团体的规定和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组织程序的。1956年我应邀发表了论文“现代欧洲历史中的东亚观点”（East Asian Views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该文算是麦卡锡时代之后为我恢复名誉的一类文章。我在哈佛大学早期的支持者吉姆·巴克斯特也来到会场，他特意坐在前排听了我的发言。与此同时，1964年，我被提名并当选为任期三年的委员会理事，这显然为后来的晋升作好了准备。

作为历史协会主席，除去充满活力地加速召开委员会会议之外，我还需要下达指令。1968年在民主党政党会议期间，电视播出了在芝加哥发生的警察镇压学生反战示威游行的行动，这激起了民众广泛的怨恨。举个例子，芮玛丽从耶鲁大学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她斩钉截铁地表示她已经收集了200名年老的或年轻的历史学家的签名，他们表示，如果圣诞节后美国历史协会还照常没有任何行动的话，将会对其实施联合抵制行动。我想她一定会召集到更多的支持者加入其中。此后，我以执行秘书的身份与保罗·沃德（Paul Ward）进行了商洽，酒店公司同意让我们使用位于纽约的斯塔特勒·希尔顿（Statler Hilton）酒店组织相关会议活动。于是8月份我承担起12月份地点转移的工作。在我看来，对于我们管理人员来说，在没有牵涉大的原则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年度会议的顺利召开最为重要。如果芮玛丽真的预备开始行动的话，我已习惯于受她支配。

后来被证明，真实的隐情是，位于纽约市的享有盛名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不过是以前的宾夕法尼亚酒店，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正准备拆除。这里只有三部电梯，却要为多达6000名客人服务。纽约客酒店（The Hotel New Yorker）也被我们租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过是享受着上个世纪的服务。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尽力做好了接待工作，使我们的东亚问题专家融入主流当中。会议上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取消会议议程或是修改章程。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的继任者威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在华盛顿召开的一直进行到午夜的美国历史协会商务会议上承受着来自学生反抗的主要冲击。我给威恩推荐了一名议会法规专家，事实证明，未经证实的推荐是极不明智的。我要求他对上一届的委员会会议进行调查，但他没有去做这项工作。于是会议在复杂的议会式掌控下开始了，此时威恩发觉我推荐的这位议会法规专家不仅心不在焉，而且头脑迟钝，总是时不时地犯错误。这如同让一名斜视的人担任棒球锦标赛的裁判，对这种情况我确实感到沮丧。

我们中的一些与会者竭力避免在越南问题上采用政策决议，这样的行为使美国历史协会此时简直沦为非专业的协会，陷入吵吵嚷嚷的比赛当中。我发现自己也曾一度与我的朋友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争论起来，并声称自己拥有优先发言权。总而言之，整个会场乱成了一锅粥。

1968年我作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题为“70年代的任务”，我认为这一任务就是开展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研究。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以追溯到1842年，而美国历史协会则成立于1884年。汉学研究和历史学同时都在发展壮大。区域研究使得两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这方面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建议，以越南作为示范——

假如我们的国会和行政部门的领导能够意识到北越是一个比法国还要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1000年来不断向南扩张的历史。它通过游击战驱逐外来入侵者，积极维护其独立性。例如，它分别在13世纪、15世纪以及18世纪末三次击退中国的入侵，更不要提20世纪50年代反抗法国的那一次了。有了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我们还会在1965年如此轻率地出兵越南吗？

高举这样一面旗帜只是重大战略目标中的一个小策略而已。没有一个理智的教员会指望学生在掌握东亚文化、精通东亚语言的同时，还能够通过文件材料去全面了解美国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东西方关系，并获得博士学位。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确实是三者合一的研究领域，只有一些才华出众甚至超越其老师的天才（幸运的是，一直有这样的人才出现）才能够从事此类研究工作。为什么要开展如此难以完成的一个工作呢？答案就是，为了面对事实并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放任自流，那么东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只会专注于东亚的语言和文化研究，而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也只是关注于美国的文献资料研究，两者之间将永远不会出现交集。这样的情况早已见怪不怪了。因此，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同时着手，打破这种狭隘的学科界限。我们的战略就是使国际关系的组织方式能够站得住脚，它们必须在理论上正视美国和东亚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

在哈佛大学，在历史系美国远东政策研究委员会（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Studies）的组织下，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对这样的交叉课题进行研究。在获得一定的资助后，历史系主任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给40个院校的历史系负责人写信，希望他们能够推荐美国历史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同时也愿意学习汉语或日语，以便将其培养为精通美国和东亚关系史的综合性人才。在奥斯卡的号召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招到大概8名这样的学生，并为其提供了奖学金以支持他们接受新的综合性的培养和训练。

在8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名才华出众的日本青年入江昭（Akira Iriye）了。他从东京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就来到海佛福特（Haverford）学习英国历史。我曾见过他的父亲入江启四郎（Iriye Keishiro），他是日本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先驱人物。如今入江昭已成为芝加哥大学美国和东亚关系史研究的权威人士。他取得的卓越成绩说明他对美国和东亚文化确有非常深的了解。

几年来，我们不定期地召开有关美国和东亚关系研究的会议，会议地点通常位于拉德克里夫学院对面花园街巷（Garden Terrace）范宣德的住所。1952年，麦卡伦委员会以他们惯用的伎俩将“失去中国”的责任推到了范宣德身上，之后安迪·艾奇逊卸任，由福特斯·杜勒斯继任其国务卿一职，而此人是一位披着长老会外衣的阴险之人，范宣德最终被迫离开外交部。自此他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过起了普通市民的新生活。他和贝蒂都是职业外交家，因此很快吸引和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非正式会员，他撰写了有关中国的治外法权内容的书籍。同样住在坎布里奇的还有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博士，1964年她出版了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书的第二卷，入选哈佛东亚问题丛书系列。鉴于身边有着如此经验丰富的同事，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因此我们能够集中讨论政策的制定过程，尤其是舆论制造者和新闻记者对这些政策制定的设想。

在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期间，我促成设立了一个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全国委员会。像其他委员会一样，它不断地得到发展，在美国历史学会每年的年度会议期间，都要自行组织由美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和东亚问题的研究专家共同参加的会议，并及时发布时事通讯，讨论美国和东亚关系（AEAR）领域的主要问题，同时寻找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和帮助。此外，我们开始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的研究著作，首先出版的是来自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会议编成的有关论著的总目提要，该会议不仅对已完成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哪些地方能作进一步新的研究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1968年，我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讲话中提到这样一个看法，国外的传教士成为美国历史的“隐形人”。除了其他的一些传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对国外传教士进行过研究。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对中国的贸易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关注，然而，这一贸易曾在我们修建西部铁路时提供了经费。美国的宗教历史学家忽视了传教士。然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同时就已经踏上了中国福州的土地，这是事实。很不幸的是，似乎东亚对于美国发展的重要性早已被人们忽略。

到1976年，卢斯基金会（Luce Foundation）对这一新领域产生了兴趣，并建立了开展研究讨论会和学术会议的专项基金。亨利·卢斯（Henry Luce）曾把我和犹大（出卖了耶稣）相提并论，在1961年我和亨利·卢斯均在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举行的胡适追悼会上发言，我已经觉察到他对我的这一看法。但我确信，如果他还健在，他也一定会由衷地赞赏将自己的基金会用于研究和发展我们同中国关系的那种富有创建性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