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就写了，为凑这本书（即所谓“游记”），我一点点写了类似速写的片断性文章，但在1988年这类速写一页也没写，没心情写。一来年初为写《舞！舞！舞！》忙得焦头烂额，二来写完后好长一段时间陷入虚脱状态。回日本后，虚脱感不久又过渡到一言难尽的乏力感。结果，直到临近年底都什么也没写成，可以说是空白年。

但是，这本书是随同我这个人的行动按部就班展开的，所以最好还是把1988年4月至10月间发生的事简明扼要地提一下。4月我回到日本，校对印刷厂送来的《舞！舞！舞！》清样，然后把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和译文收集在一起，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读本》作为书名交给TBS不列颠出版了。又拿了驾驶执照。过去没有什么驾驶执照也没感到不方便，但秋天计划开车周游土耳其，为此发奋一搏。再说在欧洲没车去哪里都相当不便。每天坐山手线电车去驾驶技术培训所，一个月好歹过关。这些事处理完毕，如释重负地去了夏威夷，在那里发呆一个月，放松身体，百分之百是一次“暖身”旅行——罗马冬季的寒冷便是那般沁入骨髓。那期间我一直租本田雅阁练习开车，后退时撞在停车场柱子上，把右侧尾灯撞得粉碎。

可是，无论怎样给身体加温，某种冷气还是挥之不去。

回头看去，这一年对我们夫妇似乎算不上多美妙。回到日本，《挪威的森林》成了超级畅销书。也是因为一直身在国外不大了解情况，过了许久回国一看，原来自己已成为名人，为之瞠目结舌。看报纸上的畅销书排行榜，《挪威的森林》的销量在任何书店都名列第一。讲谈社的办公大楼堂而皇之地垂下红绿两色幕布。我有事必须不时沿江户川桥至护国寺的大街通过，看了实在不好意思，总是佯装不见。秋天出版的《舞！舞！舞！》也顺利地成了畅销书。

可是——这么说自知冒昧和傲慢——我无论如何未能从某种苦闷中解脱出来。苦闷什么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苦闷得不行，觉得去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觉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许许多多。书卖到五十万册时，自己当然是高兴的。自己写的东西被大范围接受，对于作家来说没理由不高兴，不过坦率地说，较之高兴，我感到的更是吃惊。我想像不好五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作为读者想像不出，作为单纯的“人数”也想像不出。十万人我好歹可以想像，而五十万已无能为力。后来更加不得了，一百万、一百五十万、二百万，这些对我来说无非是不具实体的“庞大数字”罢了。对于传媒界人士，处理这个程度的数字或许是家常便饭，而我则受不了。越想脑袋越乱，所以也曾尝试不去多想——十年来我基本上是作为小说家混饭吃的，数字与我没什么关系，畅销不畅销不外乎时运，问题是那里边出现了类似无法置之不理的空气那样的东西。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合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那一时期我心力交瘁，老婆病了一场。我没心思写文章。从夏威夷回来，整个夏天一直在搞翻译。自己的文章写不出，但翻译还是可以做的。一字一句翻译别人的小说，对于自己不妨说一种治疗行为，这也是我搞翻译的一个缘由。

8月，我把老婆留在日本，重返罗马。从罗马去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目的是为新潮社采访阿索斯山和土耳其。这次旅行一共花了一个半月。我和摄影师松村君、编辑O君冒雨在阿索斯半岛的崇山峻岭中爬来爬去，接下去同松村君两人驾驶三菱帕杰罗去土耳其腹地转了一个月。有各种各样的遭遇，肉体也大受考验，但心情反倒由于体力的极度消耗而变得十分畅快。多余的脂肪去掉了，脸也变得漆黑。完了返回罗马，第二天去机场接老婆。10月间的事。

这样，在罗马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不过恢复——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真正得以恢复——恐怕是在翻译完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原子时代》（The Nuclear Age）之后。上面说了，翻译对于我是一种治疗行为。进一步说，这本《原子时代》的翻译对于我纯属精神再生（rehabilitation）。翻译过程中我一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这部小说中蕴藏的热能从最底层温暖了我的身体，骨髓里的冷气也因之排放出来。假如不译这部作品，说不定自己已随波逐流漂去另一个方向。

译罢这部作品，我有了再写一本小说的心情。我想，人的存在证明大概是在长久存活并持续写作这一行为之中。纵使那意味着持续失去什么、持续为世界所憎恶，我也只能那样活下去。那便是我这个人，那便是我的场所。

以上就是1988年4月到10月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概括。1988年10月，再有三个月即是我四十岁生日。我必须重振旗鼓。

这样，我又一点点写起了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