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黎巴嫩冲突炮火连天之时，一部有关这个地区的新纪录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就已在业内轰动，吸引外界广泛关注。这部电影的制作人长期关注中东问题，以纪录片方式向人们介绍这个地区被遮掩在幕后的真实细节。这部名为《自杀杀手》（Suicide Killers）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东纪录片。他的名字是皮埃尔·莱霍夫（Pierre Rehov），法国人。

一

皮埃尔·莱霍夫是个法国人，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出生的时候，阿尔及利亚还是法国殖民地。在童年时代，莱霍夫就目睹过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活动。1961年莱霍夫九岁，阿尔及利亚即将在第二年独立，这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面对可能发生的巨变，二十五万生活在那里的普通法国居民，对生活前景和安全满怀忧虑，决定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移居法国。虽然从国籍概念来说，他们是“回国”，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几代人生活在阿尔及利亚，根已经扎在那里。所谓的“回法国”，对他们来说其实是移民。莱霍夫随着父母，被卷入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也许，这样的童年经历使得他比较早熟，看问题也会复杂一些，“多一个角度”。

纪录片制作人皮埃尔·莱霍夫

莱霍夫在法国的氛围中长大，对于中东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和关注。直到2000年，他在电视里看到法国二台播放的有关穆罕默德·阿尔-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过程的报道。

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之死，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真实事件。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是加沙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中东冲突的一次交战中被流弹打死。法国电视二台拍摄了整个过程，并且公开放映了几组镜头，马上被全世界的电视台转播，是当时最震动的新闻。在密集的枪弹射击中，男孩躲在父亲身后，两人一起紧贴墙根坐在地上，万分无助地躲避在墙角边的一个铁桶后面，孩子惊恐万状地大哭，父亲徒劳地试着拉扯他，希望能挡住孩子。镜头切换至最后，静止在孩子身中四弹、倒在重伤的父亲怀里的镜头上。中弹的过程没有播放，记者宣称，整个过程中更血腥的镜头，被他们在剪接编辑时剪去了。在播放中可以听到“不要开枪”的叫声。新闻报道说，当时试图接近的救护车驾驶员也一死一伤。事件中的父亲事后接受采访说：“这是我一生的噩梦……我的儿子吓得向我求救：‘为了上帝的爱，保护我，爸爸！’我将永不能忘记。”

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死亡过程

电视的特殊传播功能，使这一段录像远远超越了新闻的意义，那是活生生在人们眼前演出的真实杀戮。由于它的震撼性和媒体本身追求“新闻性效果”的天生特质，这段录像很自然地被全世界电视台一次次地重复播放。我自己就多次在电视里看到过。

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本来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中国古人曰：兵者，凶器也。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是民间武装，武装组织基地就在难民营里，所谓战场也就是街巷。中东的武装冲突，双方都必然误伤过平民，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电视是具有强有力视觉冲击性的媒体，即便是一个公正的电视媒体，在描述这一事实时也会无形中带有某种宣传和渲染的意味。就这个案例来说，理智地去看：混战之中，子弹来自任何一方都是可能的，这是战争误伤平民的悲剧场面，悲剧的制造者是中东长期冲突带来的战争本身。可是在现实中，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儿童被杀戮的过程，人们自然而然会本能地要求知道：这一枪是谁打的，子弹来自哪一方？

公众舆论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着感情在走：哪一方发出的子弹，他们就是谋杀无辜平民的凶手、就是罪恶。当拍摄这组镜头的法国二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宣布，这对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时候，大家自然把它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这个孩子为主题发行邮票、命名街道，这组录像更是被一再播放，也成为包括本·拉登在内的极端分子对民众展开教育的活教材。对这一类的指控，以色列军方一般都会认下“可能性”，因为在战争中他们不可能对平民的误伤一一调查，自己一方总是有一半的可能。在对这一事件调查之前，以色列官方最初的回答就是：误伤是我方责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录像刚刚公开播放的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有能力质疑报道的真实性。一些有心人综合其他电台拍摄的同时发生的战事录像，开始怀疑法国二台报道的真实性，莱霍夫就是其中之一。从种种蛛丝马迹，他们发现整个过程颇为蹊跷，坚持要求对这名加沙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开调查，终于引出各方介入。录像片的拍摄者是一个名叫塔拉尔·阿布·拉赫玛（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为法国电视二台工作的自由摄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尔·阿布·拉赫玛在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宣誓作证说，他“确认以军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尔-杜拉、打伤其父”。为这段新闻的摄制，他得到一系列的新闻奖、记者奖、电视奖等等，包括来自法国和美国华盛顿市的奖项。

但是，后来的调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这对父子所处的位置，不可能是死于以军的枪弹。而且检查那些没有播放的影片资料，不仅没有摄影记者曾经宣称在编辑中剪去的穆罕默德·阿尔-杜拉被打中时的血腥镜头，而且发现在这段片子几分钟前的片子里，就有明显的伪造新闻的证据。例如巴勒斯坦救护车救助的是没有受伤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镜头前受伤倒地，在拍完后却又站起来跑掉。经过几年的调查，基本上能够确认的是，这个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枪手的子弹打死的。整个调查过程记录在另一个电影人菲利普·本苏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纪录片《解密》（Decryptage）之中。

可是事实是：世界各地看过这段新闻的民众，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纠错的调查，更少有人去看本苏桑的纪录片。“穆罕默德·阿尔-杜拉之死”至今被极端分子利用，作为煽动伊斯兰国家民众仇恨的材料。

这一事件给莱霍夫很大刺激，他觉得自己在法国看到的有关中东的报道，有许多宣传的成分。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报道误伤常常只是一方的责任。而坐在电视机前的民众是被动的，基本都不会去想双方交火打仗，怎么可能只有一方会误伤平民。后来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发现，在那里只有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闻业者，或者至少是宣称自己倾向巴勒斯坦的记者，采访时才比较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在那里发现，媒体的不公正，与那里聚集了许多有预设立场、有倾向性的新闻记者有关，尤其法国媒体更是如此。这使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新闻业者的职业操守以及大众对真相的了解，在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东地区依靠自身来解决冲突的能力十分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介入。假如国际社会没有真实的资讯来源，连事实都不清楚，不理解这场纠葛很深的冲突有其错综复杂的根源，又怎么谈得到拿出正确的应对办法来。国际社会介入解决问题的基础是公正，如果搞不清事实又何来公正。莱霍夫因此决定亲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和真实报道，以抵御出于宣传目的的煽动。

二

从2000年开始，莱霍夫深入巴勒斯坦。他冒着生命危险，大部分时间在巴勒斯坦工作，拍摄了一系列有深度的中东问题纪录片。正如一个观众说的，莱霍夫拍的这些纪录片都具有揭露真相的震撼性效果。例如，莱霍夫的纪录片《沉默的出埃及记》（Silent Exodus）入选2004年巴黎人权电影节，也在同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播放。纪录片重现了被大家忽略的一段历史事实。

今天，人人都知道有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莱霍夫的《沉默的出埃及记》让人们看到了同一场战争的另一后果——数量庞大的犹太人难民。中东难民问题的起因是1948年中东战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联合国决议建国。第二天，5月15日，阿拉伯最强大的四个国家，在几乎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称要消灭这个刚诞生一天、没有援助和像样军队的新生国家。

纪录片《沉默的出埃及记》

当时在以色列的国土范围内有许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很多学者探讨巴勒斯坦难民的形成时认为，难民们有的是因为躲避战火离开，有一些身在战区的是在以色列军队要求下离开，更有几十万人是听从了阿拉伯国家的号召而离开家园，这些国家向他们保证，只需很短时间以色列就会被消灭，他们可以作为胜利者和征服者回去。而留下来没有走的阿拉伯人今天是以色列的国民。

非常意外的是，强大的阿拉伯联军的突袭并没有消灭当时弱小的以色列。这些离开家园的大批阿拉伯民众因此滞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为难民。巴勒斯坦难民是世人皆知的问题。鲜为人知的是，这场战争其实也造成大量犹太人难民。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居住已经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一些犹太人社区延续了已经有两千五百年之久。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法丁人（Sephardim）。“Sephardim”这一称呼来自希伯来语“西班牙”（Sefarad）。他们的祖先生活在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犹太人在西班牙南部成为和阿拉伯人相处得最好的族群，以至于在1492年的“光复”中，基督教西班牙人先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他们离开西班牙进入北非，仍然世世代代习惯居住在阿拉伯国家。他们当时说古西班牙语，现在这种犹太方言叫Ladino。他们的后代就被称为“塞法丁”。就在1948年阿拉伯世界决定消灭以色列的时候，也引发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开始驱逐已经世世代代在阿拉伯国家生活的塞法丁犹太人（也被称为阿拉伯犹太人）。不容辩驳的事实是：直到1948年，在摩洛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突尼斯、黎巴嫩、也门、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有将近九十万塞法丁人在那里生活，今天只剩下不到八千人。这些被驱逐的人流亡至世界上各个国家，其中有六十万难民涌入以色列。

“出埃及记”是《圣经》中犹太人跟着摩西大迁徙、寻求自由的历史。莱霍夫的纪录片以《沉默的出埃及记》为名，提醒人们，这段新的百万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的大迁徙，因为他们的“沉默”而被大家忘记了。他采访了大量犹太人难民，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使得这段尘封的当代历史重见天日。重新讲出这段历史事实，并不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当年一场侵略战争中将近百万的犹太难民受害者，而是对解决今日中东难民问题，引出有价值的思考。

看了这部影片，人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犹太人难民的人数不比当时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可是，今天人们从来没有听说中东和平进程中，有所谓的“犹太人难民问题”需要解决。大家会看到，处理难民问题的方式不同，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当时的以色列政府认为，应该使得这些不幸的犹太难民尽快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因此，以色列尽可能分散安置蜂拥而来的难民，他们一开始都住在难民营，也就是被以色列人称为是“Ma\'abarot”的“帐篷城市”里。以色列社会帮助他们逐渐融入进去，犹太人难民也就没有聚集成巴勒斯坦那样“永久的难民营”。另一方面，犹太难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并不认为自己长期维持难民身份、依靠救济在难民营生活是一个好的选择。他们忍受了煎熬和痛苦，试着忘记过去，再一次开始一个新移民在他乡异土上的艰难生存。1958年，以色列境内的最后一个“帐篷城市”撤销。

将近百万中东战争造成的犹太难民，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消失在犹太人社区里，消失在这个世界能够接受他们的土地上。他们没有依靠联合国难民署生活。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难民从1950年联合国登记的七十一万一千人，到2002年因难民营人口自然增长，依靠联合国救济款生活已经达到四百万人。

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富裕的犹太人在帮助他们。事实上，建国时期的以色列人口只有六十五万，充斥着大量无家可归的“二战”难民，并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以色列国土是弹丸之地，百分之七十是沙漠。以色列刚刚接受大批“二战”难民，紧接着就是战争，就开始接受从阿拉伯国家被驱赶的新一波难民潮，总数相当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口。虽然难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资助，可是当时欧洲犹太人的绝大部分个人财产，几乎都在“二战”中被纳粹掠夺，丧失殆尽，外援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庞大的阿拉伯世界却有很多是富裕的石油国家，分散安置阿拉伯难民的消化能力远比以色列要强得多。他们没有做，只是他们不愿意做。

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中东和谈的一个最大难题。巴勒斯坦一方，坚持要以色列接收今天的全部巴勒斯坦难民，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要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将近六十年过去，巴勒斯坦当年的难民很多已经不在了，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承袭着难民身份住在难民营里，难民营依靠联合国救助资金维持，人数已是当年的六倍。六十年来，被极端思维控制的巴勒斯坦教育自成系统，难民营的孩子从小被灌输仇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有大量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描绘”。课本把恐怖分子塑造为英雄，而愿意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领袖，都被描绘为叛徒。在这样的教育下，难民营长期成为极端分子的基地，一代又一代的难民们是被极端派保留利用的一股“力量”和筹码。正是他们的极端思维，使得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变得不可解决。善良的人们往往忽略一个事实：仇恨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产生的。

莱霍夫用自己的纪录片对中东和平进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难民问题，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莱霍夫的纪录片更多是现实题材。典型的是他的《通向杰宁之路》（Road to Jenin）。该片曾被译成波兰语在华沙国际电影节放映。这是莱霍夫对震动世界的巴勒斯坦一方宣称的“杰宁大屠杀”的实地调查。2002年4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发动攻击。在包括英国记者在内的报道中，以色列在杰宁进行“大屠杀”，报道中的死亡人数从几百到几千人不等。莱霍夫深入现场，对一个个细节进行核实。在他的片中看到，攻击起因是杰宁难民营成为了恐怖主义者的基地。在以色列爆炸的针对平民的炸弹，将近一半出于杰宁难民营。就在杰宁战役之前几天，杰宁恐怖分子的炸弹在一个旅馆前爆炸，杀害了二十九名以色列平民。纪录片记录了对杰宁恐怖分子基地开始攻击之后，巴勒斯坦的高级官员对美国CNN电视台宣布，以色列的攻击中巴勒斯坦一方死亡高达五百人。而在国际工作者决定亲赴现场调查时，巴勒斯坦官员马上改口，把杰宁战役的死亡人数降到与以色列估计相差不多的五十六人。最后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杰宁有战斗，没有屠杀。巴勒斯坦一方死亡至少五十二人，其中二十二人为平民，以色列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士兵是二十三人。

莱霍夫纪录片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告诉善良的人们，他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在被恐怖分子利用，成为平民甚至是阿拉伯平民死亡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所谓恐怖分子的特征就是不择手段，杀害平民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公开手段。假如平民死亡能够带来对他们有利的国际舆论，他们完全不会吝惜以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这样的舆论。因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基地总是在难民营，他们的武器库总是在居民区，他们总是要引发武力冲突，甚至制造、伪造惨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最近的中东冲突中，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工兵营营长告诉中国媒体CCTV，真主党的发射阵地故意放在联合国营地附近。以色列通常由弹道追寻仪导向，五分钟之内向火箭来袭方向自动回击。将导弹发射阵地设在居民区就使得以色列反击时误炸平民的几率大大提高。如果制造血腥新闻能够对自己有利，恐怖分子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他们在给公众“喂”所谓的“新闻”，以引导舆论走向。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常常是成功的。

三

莱霍夫的新纪录片《自杀杀手》推出之际，黎巴嫩和以色列冲突战火正酣。2005年7月15日，莱霍夫接受了美国MSNBC电视台的采访。莱霍夫谈到，他的这部新影片并不是政治性的。他在工作中接触到许多在自杀炸弹袭击中的幸存者，因此他也不断听到不同的受害者对自杀炸弹手的描述，尤其是听不同的人讲到，在引爆的最后一刻炸弹手总是面露微笑。这促使他开始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个性的人，会犯下如此罪行。

纪录片《自杀杀手》

莱霍夫说，他的电影不是“政治正确”的。莱霍夫说的“政治正确”，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在自觉推行的一系列言论原则，例如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某一个特殊文化或者群体的弱点，尤其是对异文化和弱势群体。它的出发点是对他人及他文化的尊重，是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可是这个趋势开始之后很快走向极端，也就阻碍了对一些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文化现象等问题的正常研究和讨论、批评，因为批评者害怕被别人说成是“歧视”、“政治不正确”、“种族主义”等等。最后，对一些领域的探讨成为禁区，也就谈不上着手解决。莱霍夫说，他的影片要触及“现实问题”和当今伊斯兰文化产生极端主义的一些真实面貌。他认为自己的纪录片明确地谴责一种极端主义者的仇恨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一些人以神的名义劝导杀人，这种洗脑使得杀人和自杀成为另一些人的唯一生活目标。

莱霍夫说，他的影片揭示这些自杀炸弹手大多为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一个隔离的状态中，没有恋爱和性生活的机会，性欲旺盛却对性有强烈负罪感，因而产生焦虑，心理行为异常。这些自杀炸弹手接受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们参与“圣战”、以自杀方式杀人之后，将进入有七十二个处女在等待他们的天堂，虽然在这个文化之外的人们，很难想象它的真实性，更难想象对这些青少年来说这成为信仰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心理焦虑仅有的解决出路。青少年存在“自我”被肯定的强烈需求，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年轻人热切地渴望成为英雄，而这个文化使得他们相信“圣战”是成为“英雄”的最好选择。

谈到对自杀炸弹手和他们的家庭的采访，莱霍夫说，那是一种很奇特的经历。这些人看上去很正常，待人和蔼，可是关键是他们相信这一套东西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他们的逻辑中推出的结果就是“可以理解”的。莱霍夫听着一个已经死去的炸弹手的母亲对他说：“感谢神，我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烈士，对她来说“是比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一个医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的价值系统使得一些人对“死”的追求胜过求“生”。采访的时候莱霍夫面对的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唯一的梦想就是完成他们的宿命和目标。死亡对于他们，只是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人生的大门。通过采访莱霍夫还发现，在这些自杀炸弹手眼里不存在什么无辜受害者，只有应该被毁掉的不纯洁的肮脏对象。外部世界和他们的交流是被阻断了的。

这些年轻人以某种方式接受极端主义的宗教，他们常常缺乏人格的完整发展，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莱霍夫看到，这样个性的人在正常的社会中，通常不会是罪犯，不是暴力型的人，甚至会憎恶暴力。只有在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理解善恶之后，他们才成为正常社会意义上的罪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在遵从神的指引。莱霍夫认为，这种文化氛围会轻易把他们的宗教信仰推向极端。

在问到自杀炸弹手家庭所得到的经济援助时，莱霍夫回答说：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时代，自杀炸弹手的家庭可以得到两万五千美元，阿拉法特给的略少一点，现在基本没有了。莱霍夫说，即使在有经济援助的日子里，也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家庭是因为钱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那些很顾家的孩子，为家里挣得这些钱，却可以是成为炸弹手的原因之一。莱霍夫说，最终他们只是为人利用，沦为发射炸弹的一个炮架，以死亡换来的并不代表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只是不知道而已。

那么，怎样才能结束恐怖袭击呢？莱霍夫认为：“人们必须结束所谓‘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不要认为这样极端文化的产生，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只是纳粹的一种新形式而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人尝试为希特勒辩护或者寻找借口。我们曾经为了和德国人民和平相处，也不得不先去打败希特勒。”

稍微具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看到，当年有多少德国年轻人义无反顾地为希特勒的极端主义而送命，有多少日本青年被训练成为所谓“神风队员”，以自杀的方式一个个驾机撞向盟军的战舰。六十年过去，今天的德国和日本青少年，对他们的前辈已经无法理解。而那些神风队员的“理想”、“献身精神”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的是，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教育，使得青少年满怀豪情去充当“神风队员”。

莱霍夫告诉我们，每一个恐怖袭击的成功，都会被伊斯兰极端分子视作接近目标的一个胜利。在世界各地，包括有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国家，有许多没有找到满意的社会认同、处于迷失中的穆斯林青少年，他们都是极端分子洗脑和训练的目标。英国警方曾破获了一个企图炸毁多架民航客机的阴谋，有二十四名未遂的自杀炸弹手被逮捕；同案，在意大利有相关的四十名恐怖分子被逮捕，在巴基斯坦也逮捕了一批同谋者。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别脆弱的航空业是最容易被割断的神经。假如航空业遭到严重的连续打击，瘫痪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国家，而将是整个文明世界。莱霍夫认为，以色列是对这样的前景最有思想准备的一个国家，而其他国家还缺乏准备。人们一厢情愿地怀着良好愿望，相信灾难永远是别人家里的故事。

“悲哀的是，”莱霍夫最后说，“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附：皮埃尔·莱霍夫（Pierre Rehov）简介

莱霍夫〔法〕于1952年出生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1961年，九岁的莱霍夫随父母移居法国。2000年开始，莱霍夫在一些中东问题虚假报道的刺激下，开始深入以巴冲突地区，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成为该领域最著名的纪录片人。莱霍夫至今仍然在继续他的工作。

莱霍夫拍摄的中东纪录片有：

《通向杰宁之路》（Road to Jinin），《特洛伊木马》（The Trojan Horse），《圣地》（Holy Land），《沉默的出埃及记》（Silent Exodus），《被仇恨绑架的人质》（Hostages of Hatred），《画面之战》（The War of Images），《自杀杀手》（Suicide Killers）。